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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抗争是民国当归的复国革命/陈永苗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07日 来稿)
    
    作者:陈永苗
    

    “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韩愈《与崔群书》
      
    从2003年开始为维权运动理论准备和背书以来,我一直致力于将底层反抗,与知识分子的抵抗区分开来,将其独立,并且塑造为主导力量,也就是塑造一种以民生和社会革命为主导的革命路径,新辛亥革命,它反过来吞噬知识分子的抵抗,迫使其作为附属物出现。
      
    到底是以生存伦理为根基的民众反抗或的民间主体性,还是仅仅作为知识分子反抗的帮手和推动力出现,没有民间主体性,这决定了是否以民国当归的面目出现。民国当归是否成为反抗的指导思潮,也就拷问了这一悬疑:到底是以知识分子的改良,还是农民工和蚁族的革命为历史的引擎。
      
    民国当归也就是民国奠基于当下的要求,就是要求当下行动的手段符合目的,是一种宪政化的自我限制的革命,返本也就是返回民国奠基之原初原则,开出不同于二十世纪国共党国体制的新路径,让当下的行动成为民国奠基的生成,和将来复归于民国宪政的预备。
      
    底层反抗天然需要民国的正当性。如孙中山在清末起义时,就给黑社会头目一个少将军装,就让他们愿意献身革命。把抵抗运动纳入民国当中,就会获得神圣的宗教含义,让抵抗运动同时成为一种宗教运动。民族国家的内在规定性中,有一种将解放问题放到民族国家层面,例如英国的资产阶级、工人的解放问题。当德国工人阶级崛起的时候,同样诉诸于民族国家的原教旨,这是德国国家持续性奠基的一次机会。1848年革命之后整个欧洲的统治阶级都在寻求通过吸收劳工阶层进入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使他们成为国民的一部分。民族国家通过民族观念的强化,来溶解劳工阶层,以民族神话代替阶级神话,让劳工阶层跟随民族。中华民国的复国,需要依赖于底层反抗,而底层反抗需要上升到复国运动这一高度,二者互相融合为一体。
      
    新浪微博“疯狂的哔将哔刺伤成诗”说:民国必须要有能把底层民生维权纳入其中的能力,如此才能壮大,才能民国当归。对于底层的民生,以及大多数对现实政治绝望的年轻人,必须向他们展示出一条真实的普遍的路径,民国才能回归。只有上升到民国当归捍卫民族国家利益这个层面,才能看清底层生存斗争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只有上升到民族国家存亡这个层面,才能看清打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在这个层面,也就是中国底层人如何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农民工蚁族将自己的政治对抗隐藏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中,从而能判定专制者乃是国贼。
      
    民国当归并不是专制及其延伸框架下知识分子抵抗的道德立场或者思潮,而是底层民众抵抗的政治立场,也就是他不是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而是党外性与重建公民社会,党国体制的狼奶吐得干干净净。
      
    民国当归是我们大陆沦陷区人民自己的抵抗,打着民国的旗帜,因此是一种复国的群众运动,它丝毫不把自己当做国共两党附属附庸,也就是并不是支持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运动。在民间和国共之间区分出,我敌友三者的关系。国民党或许是民国当归的敌人,或者是民国当归的朋友,其暧昧不明出于摇摆之中,还不如民进党可以明明白白说成是朋友。
      
    就像海潮涌上陆地,注定要退去烟消云散,极权主义和动荡注定无法摧毁公民社会。柏拉图说过,社会从来不会被完全摧毁。它有着自足的根基。1949之后中国将民国极度排斥为社会因素,在政治中民国因素摧毁,如废六法全书,如屠杀留在大陆民国官员,精英和军人,但仍在南方诸省强大地存在,南方诸省注重生活,轻权力。民国当归将从南到北,且严格守护权力与公民社会分界。
      
    别以为民族与土地是古代女人,被强奸一回,就用永远属于强奸犯的。并不是被强奸过的女人,就永远属于强奸犯的,固然民众被专制云山雾罩过,但土地还是土地,本身不会被专制改变属性,过去如何现在也如何将来还如何。党内改革派的视角,觉得社会不外乎党体制的延伸,这无疑是对体制吞并体制再次重复和无形的扩散性。民间有着主体性,会被风刮歪了,但还是一棵树。
      
    所以站在农民以外,也就是国内殖民的被殖民地人民之外的立场。如中国农民,就在党国之外,作为党国的殖民地。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奴役性,需要利益作为灵魂的通道,就像阴道是通往女人灵魂的。没有利益分赃的地方,就是党外性所在。不靠党国发工资,自我保存在自己手中,就在党国之外。
      
    我们家是农民,可不是市民。在我们看来以市民为标准的评价尺度,要被我们推翻。所以是过去三十年,还是现在三十年,都在我们全盘否定的范围之内。以农民的角度来看六十年,才是彻底的,否则都是特权意识的发作。大陆地区作为国内殖民地,与作为中华民国的沦陷区,站在“民国当归”的高度上来看,是一致的。
      
    底层民众可“移民”中华民国
      
    我在《“先富移民”破坏了改革共识》中说,大部分国人关于美好社会的想象物,也是仅仅在于国外,例如美国的美好,之于贪官和中产阶级。而底层民众处于生存底线上挣扎的,无法移居国外,国内翻身的概率很低,其自由的出路,就是放弃维持生存的沉重,放弃生命存在的重负,自杀或者奔赴死亡。“人上人”的自由,在于外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他们的祖国。“人下人”的自由在于死亡,在于解脱。还有一部分人,不上不下“人中人”,他们的自由在于做梦,内心移民,做一个在私人领域有限放荡的“动物”。能否外逃,这个已经成为各个阶层考虑自己政治方案的的决定因素,国人因此可以区分为“动物人”和“植物人”。“动物人”看到危险,立即奔跑外逃。“植物人”扎根于土地,逃无可逃。
      
    大陆沦陷区大多数人注定无法移民,与这个土地共存亡。两德统一的强大根基在于东德人想成为西德人。当将来民主化之后选举,某一政党只要讲,你想不想成为台湾人那样,一定能获胜。只要通过推动民国护照申领制度,民国护照对大陆人民开放,大陆人也成为民国移民,成为人上人。民国热也是内心移民。民国当归的革命抗争,包含着解决底层生存民生问题的许诺。
      
    为什么要民国作为我们内心移民的国度,为什么有民国热。我们被抛出宪政长达六十余年,苦得久矣。立宪制度本身技术活,设立不难,难的是我们跳不过去,因此愁苦万分,哀伤极度,这是打倒专制的难度。这种痛苦度可以由,也必须由民国当归来吸纳。
      
    作为投射,并不是社会政治矛盾得分解决,还是一种文化政治。美化也是一种投射,把美好的东西投射在一个勉强可以吸收,甚至不可以吸收的政治历史力量之上。底层的神秘主义,如弥赛亚主义,如施特劳斯说的,可以要以律法来承载,那么民国当归的法律性国家宗教足以承担这一些功能。
      
    底层抵抗为民国奠基的革命权根基补课
      
    最多数人的生存状况永远是最大的政治,最核心的主题。民族国家的人民主权,逼近了人类政治的原初本质。政治问题是首要的问题,但是民众的生存问题,如果不是到最后,以暴力或者广场形式逼近,不会成为首要的。1949年之后中共也这么说,但是做的相反,所以人们怀念毛。美国的政权通过制度规定革命权根基,故能较好地体现这个原则。
      
    人民在政治中在场,就是革命。有一个谚语很好:解药总是在毒蛇出没的地方生长。政治技艺总是直面恶的,而不是回避恶的。民主宪政只有奠基于革命权之上,才是稳固的。没有革命,没有暴力的可能性,例如美国的持枪自由,就没有民主宪政。无政府主义从来是秩序的动机。要民主实现的话,就要多批评,一概批评,都不满意,永远不满意。赞美政客,包括改革派政客是奴才的体现。拿起碗来吃饭放下碗来骂娘,才是国家的主人公民。美国式的人民主权,作为美国政治的源头和总体性,在于树立一个永远不满足的民众,永远抗争,永远批评政府的民众,也就是批评和革命,并且把革命权写入历史。
      
    炸药一来,法律并不亡。法律包括战争,道德,文化,宗教在内,形成一个总体性。炸药一来,自然法就复兴,没有司法审查和选举,在自然法支配之下的革命就复兴。司法审查和选举,是革命的替代物。没有暴力,也就没有法律。
      
    民国以降,由于没有为人民主权找到美国宪政那样合适的政体形式,通过联邦制,三权分立普选司法独立等一系列政治科学手段,造成制度设计不遮蔽人民主权,反而使人民主权最不坏地在场,也就是以革命权的方式。革命中才有人民,只有把政权建立在革命权之上的政体,才是人民共和政体。
      
    民国奠基为什么不像美国那样持枪权入宪,明白规定作为政权基础的革命权根据,转而去政治化,把公民抵抗的勇气阉割成公民素质,并不总体得担保公民进入宪政,而是把重担全部压在国民教育上,兴办教育以提高公民诉诸,作为宪政的维护。这个不够完满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弥补。
      
    我在《民国派立场如何看待毛泽东:与中共切割开来》中说民国通过毛泽东的文革最强烈地逼近美国宪政的革命权根基。一种赝品对真品的模仿。民国奠基隐含着暗示着是赋予人民革命权利,而不像共党官僚集团那样,施加革命意识形态和不得革命的义务。基督教的产生也有解放的含义。抵抗革命作为世界精神,或者基督教政治精神的承载体出现在政治中。
      
    我们必须为被改良妖魔化的革命权复仇:改良在人类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过(其实是美国革命替代性路径的渴望),是一个放屁的身体语言,浪费了解决矛盾问题的时机。
      
    越在政治上强调革命的,甚至把政权的根基建立在革命权之上的,就越能改良,例如美国在议会和法庭就革命了。越在政治上去革命,去人民化,越强调保守改良秩序维稳的,就越会血腥革命,例如当代中国和法国大革命中的法国。这是倒着来的,越讲革命的国家越优良,前者例如美,越讲改良的国家死得越快,后者例如法国德国俄国中国。
      
    革命必须常在,革命权作为政权的根基,而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永恒大背景之下,要形成秩序,需有革命的替代物,例如选举,司法审查,和政治自由。现代性就是革命,这是注定的,也是必然的。除非成功地提供革命的替代品,例如美国宪政中的选举,加上司法审查等。时时刻刻地革命,解决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不会爆发革命。中国改革时代试图避免革命,却不解决而且加重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努力的结果是种下龙种收获跳蚤。
      
    告别革命,对革命的道德批判,实际上是遵照替罪羊的巫术。如对同伴立场的道德批判,不是思考如何获得胜利,而是忙着清算失败中战友的责任。不要把专制的罪过转化为同一战壕战友的道德错误,让战友去承担不应该承担的责任。
      
    反革命必须是革命的。麦斯特说我们提供的并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的反方案。没有恒在的革命性,政府本身就无法承担革命需要解决的社会政治危机,那么政权也就无法存在。改革时代中国反革命的秩序追求,仅仅是一种焦虑和恐惧,并不是一种达到秩序的政治技艺,而且就像往煤里面泼水,会带来更大的火势。并不是通过道德上抹杀革命,而是通过革命的替代物,通过人民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在政治中在场,迫使政权本身不会成为癌症,这样保守秩序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没有革命就没有保守。
      
    革命的英文,就是复归。请问英国光荣革命或者美国独立革命,辛亥革命,是不是暴力革命,在中国没有暴力革命必然没有民主化,当然有了暴力革命并不一定有民主,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什么样的暴力革命是我们需要的:新的辛亥革命。
      
    根据阿伦特的《论革命》中的诊断,政治革命与民生革命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才是血腥的扭曲的革命。既然民主无法推进,那么推进民生,虽然不彻底,至少可以部分避免纠缠在一起的困境。不是我的思路,而是历史的必然性,我反对革命也告别不了革命,我推崇革命也带来不了革命。个体于历史必然性中,等于虚无。
      
    例如暴力革命很容易带来专制,但是也不是一定带来。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用恐惧和回避来解决历史的或然与偶然性,一定用处都没有。改良是一种政治努力的结果,力量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个体的道德立场或者做梦就能实现的。英国的民主化,一样是通过革命获得的。光荣革命一样是流血革命,少流血或者尽量不流血而已。19世纪普选,没有英国工人的宪章式,也是不可能的。从来没有改良出来的民主。
      
    所谓的改良在于无时无刻不革命,也就是把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法庭和议会中解决,也就是在法律之下的革命。中国的特殊性应该是是与外敌有关,甚至国内社会改造也服务于对外战争。卢梭说,要建成共和,需在立国之后有一段和平。统治者没有敌人找敌人,是障碍所在。
      
    妥协是对革命之妥协。对最激烈抗争手段之妥协。也就是说对罪恶需要尽可能无害的血腥暴力。只有血或者律法,才能清洗罪恶。古今往来都是如此。末法时代中,只有忍受,铺垫。命运之必然性,只有与之合作,才能将来损失最小。
      
    所有的暴力革命都是被迫的,不仅是消极的。美化革命,还是没法摆脱被迫的局面,至少从动机来看,革命美学的提出,底层民众手段之劣势之反抗。处于弱者的恐惧,而大规模血腥,同样是一种被迫。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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