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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蒙古人为什么征服不了欧洲和日本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2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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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蒙古骑兵像他们的先行者阿拉伯骑兵一样,始终无法征服欧洲,这里面的因素很多,但其中的精神因素是无法忽略不计的。
    
    正如谢选骏在《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里写过的,这和欧洲的小国林立有关,其原因有地理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
    
    具体说来,基督教这个精神因素,不仅在外来入侵面前把小国林立的欧洲凝为一体,而且把增强了欧洲人的抵抗能力,使得他们很能在不利条件下战至一兵一卒。
    
    奥古斯丁在其双城记也就是《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四卷15章里说提出了一个问题:“好人希望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是否合适”?他指出:
    
    那么请他们考虑,好人乐意扩张帝国可能是不适宜的。因为,帝国得以扩张的战争是邪恶的。如果能够对邻国保持和平与公正,那就绝对不会在任何挑唆下对邻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国家都保持着较小的规模,人类会比较幸福。这个世界会有许许多多的!各个民族的国家,就好像城市里有许许多多公民的房子。因此,战争和征服能使不受约束的恶人感到快乐,而在受到约束的好人看来,则必然是一种可悲。然而,恶人统治义人是一种更大的不幸,所以这种必然性也可以被义人恰当地视为幸运。元疑,与好邻居和平共处比用战争手段征服恶邻更幸福。
    
    如果你希望能够征服你仇恨或害怕的人,那么你的愿望是恶的。如果罗马人能够建立这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罪恶的战争,而是靠公义的战争,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把外族的不义之神当作女神来崇拜。因为我们看到,这种事与帝国的扩展有很大关联,因为这些神灵把外族人变得如此不义,使得对他们进行正义之战成为必需,从而使帝国得以扩张。如果恐惧(Fear) 、害怕(Dread) 、症疾(Ague) 也可以作为罗马的神灵,那么不义,至少外国民族的不义,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位女神呢?因此,靠着这两位神,亦即外国的不义和胜利女神( Victoria) ,尽管朱庇特什么事也不做,罗马帝国也能得到扩张,不义女神使战争有了理由,而胜利女神使这些战争有了一个幸福的终结。当这些事情都被当作朱庇特的恩赐,而又由那些神灵来完成的时候,朱庇特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呢?这些神灵本身也是神,或者被称作神,被当作神来崇拜。如果朱庇特本身被称作帝国,就像帝国被称作"胜利"(Victoη)一样,那么朱庇特在这里也许还有些用处。或者说,如果帝国是朱庇特的恩赐,为什么不把"胜利"也当作他的恩赐呢?如果朱庇特不是一块在卡皮托利山上受人崇拜的石头,而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确实应该如此。
    
    ……
    
    这既是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也是让蒙古人征服不了欧洲的精神壁垒。
    
    大家都知道,蒙古人的征服之所以残暴,不仅因为他们野兽一般的性格,也因为生活方式的差异。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欧亚大陆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生活方式:在沿海地区崛起了一连串以农业、工业和贸易为基础的富裕而人口众多的帝国——西部有两河、埃及,希腊、波斯,迦太基、罗马等对头,南部有印度河文明,东部有大中国世界。而在辽阔的内陆沙漠,人类必须同极端的温度、靠不住的降雨量等等作斗争,因而顽强得多的社会成长起来;这些游牧部落依赖牲畜群生活,跟随它们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
    
    沿海帝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持久定居:人们居住在村庄和城市中,年年岁岁耕种同一片土地。而在欧亚大陆内地,社会情况截然相反:随着季节变迁,人们举家赶着畜群迁移,他们居住在可在一小时内拆除并运走的毡包或其它临时性建筑之中。
    
    在欧亚大陆内地的所有地方,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是,这里最富饶的部分是一片大草原;它从50度纬线两边起,延伸4000英里,从西部较为茂密的乌克兰平原到东部气候恶劣、婉延起伏的蒙古丘陵。在这个大草原地带的南面,有个半干旱地带:它在一些地方与地球上的一些最荒凉、最令人望而却步的沙漠相毗连:里海和威海之间的乌斯秋尔特、伊朗东北部科佩特山脉以北的卡拉库姆、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克孜勒库姆、群山环绕的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和中蒙两国之间的唯一天然屏障戈壁沙漠。
    
    由于上述因素,这里许多牧场比其它牧场贫瘠,而且干旱或严冬影响牧草的生长,为此,亚洲内陆的各部落总是相互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以争夺或保护决定着其牲畜和自身生死的草原。游牧生活内在的危险和为争夺或保卫草原而进行的战斗,使强悍、好斗和有纪律性的、能够克服千难万苦的民族应运而生。
    
    这些仅能拥有便于携带财产的部落总是向往沿海地区的财富、安逸和奢侈的生活。他们的这种贪婪欲望由来已久,它造成了野蛮的游牧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
    
    倘若这些草原部落的纪律性能够得以发挥,它们可能会对沿海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在许多世纪中,这些游牧民族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因为距离太远,而且缺乏从其广袤的内地出击的机动灵活的能力。它们只能在彼此之间争夺牧场,忍受着比较艰苦的生活。后来在黑海北面的草原上,一些部落成员学会了骑马。这一发展使草原上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并且改变了世界。
    
    这场巨变发生了,尽管起初这些游牧民所骑的马既没有马镫,也没有马鞍。虽然某些天才发明的嚼子和马笼头曾使制造带轮子的战车成为可能,但是另外一些天才又用了几个世纪时间才创造了带前鞍桥和鞍后拱起部分的皮马鞍,以便骑得安稳。再过了几百年,某些天才发明的马镫才传遍大草原。
    
    尽管如此,驯服马匹是大草原上的人民的最大一项成就;它使这些野人成为潜在的世界征服者。从那以后,这些游牧民便在马背上度过一生中的很多时间,他们几乎把马当作自己身体的延伸。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成了天然的骑兵,马使他们能够在整个大陆上驰骋。
    
    另外一种武器与马匹的结合,使游牧民族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凶恶的武士。这种武器就是组合式弓,通常由其后背上的一条动物筋、弓肚上的一层角质物和中间的一个木架组成。这种弓的拉力远远超过百磅,而且短小,便于骑兵运用自如。这种弓射出的箭杀伤范围可达 三百码;这种箭装备上锐利的金属箭头,便能穿透最厚的盔甲。
    
    这些骑马的弓箭手创造了空前的战术,其精髓是速度和突然性。马上弓箭手令步兵瞠目的是,他们能够迅速冲到敌军队伍面前,如同暴风骤雨地一阵放箭,从四面八方,袭击敌人,然后遁去,自始至终都不同敌人步兵的剑或矛交锋。他们所喜欢采用的一招是佯攻,即把马的快速奔驰同巧妙的控制和择时相结合,发动猛烈的攻击,然后诈败而后撤,假装惊恐,有时消遁到地平线下面去。只有最精明的和控制力极强的敌军才能抑制住冲动,不去追击佯装溃败的骑兵;在这一追击过程中,敌军超出自己的后援所能顾及的范围,丧失严密的防守队形,任凭部队和个人纷纷离散。这时,这些骑兵弓箭手突然重新组织起来,掉头迎击挺进中的敌人,逐个部队或逐个士兵地歼灭分散开的敌军。这一战术一次又一次地、一个又一个世纪地在与不熟悉它的敌人的战斗中,得到成功的运用。
    
    来自大草原的骑兵弓箭手们冲出荒芜的内地,袭击沿海的文明。这种袭击有时来自生活在草原边上的、一心想劫掠的部落。另外一些时候,部落间战争在欧亚大陆上的广袤地区造成的影响,使得一个个民族全体迁移,迫使生活在边缘地带的部落逃亡到定居文明的所在地区。在亚历山大大帝(前356—323年)之前的几世纪中,正是这些因素或这些因素的结合,造成了伊朗血统的锡西厄人向欧洲、波斯帝国和希腊的大规模迁移。在他们之后,来了另外一支伊朗血统的、更加好斗的民族——萨尔马希亚人;希腊人称之为马萨盖蒂人。他们不但派其男子作战,而且还把其年轻女子送上战场;有关亚马逊人的神话可能就是由此产生的。
    
    萨尔马希亚人还研制了一种新式武器,即用一把原始长矛武装着的重骑兵,以抵抗骑兵弓箭手的快速和放矢威力,并使骑兵得以同敌人的密集兵力较量。
    
    萨尔马希亚人培育了一种比草原弓箭手的坐骑高大和有劲的高头大马。他们把这种马和长矛同由皮革或装甲保护着的骑手相结合,创造了一种突击武器,它有时能经受住雨点般的箭的袭击,并提供了在近战中对装备着较短的剑和矛的敌人的决定性优势。
    
    其他一些游牧民族借鉴了萨尔马希亚人重骑兵和传统骑射者的结合。他们频频发动攻势,以摧毁和掠夺沿海各帝国和较为虚弱的部落;这慢慢地使被他们打败的敌人学会仿效这些使他们获胜的技术。
    
    然而,尽管西庇阿树立了骑兵战斗力的榜样,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重新依赖步兵。因此,从未对地中海沿岸世界产生充分影响的这种组合式弓,便成为一种重要武器。其结果是,罗马未能向东扩张。占领了伊朗和两河流域的草原民族安息人以其骑射手和挥舞着长矛的骑兵有效地阻止了罗马军团的前进。最使罗马屈辱的事情之一是著名的“安息人射箭法”——骑射者一边逃走,一边向后方射箭。罗马人无法同这些难以捉摸的骑兵交手,而且无力抵御他们射来的箭。
    
    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庭帝国,最终采用了包括骑射手在内的骑兵,作为其主要防御力量;类似的骑兵出现在整个中东。这些发展缩小了,但并没有消除大草原和沿海定居国度之间战争能力的差别。
    
    萨尔马希亚人的身穿皮衣、挥舞长矛、骑着高头大马的武士是欧洲身穿昂贵盔甲和骑着高大战马的骑士的前辈。骑士是中世纪的主要武士。但是,西方没有采纳草原民族对骑兵作战的另外一项重大贡献——身穿轻盔甲或根本不穿盔甲的、骑着跑得很快的小马的弓箭手。
    
    未能采纳这项贡献在西方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盔甲、剑、长矛和战马十分昂贵;因此,国王们把土地和农奴分给武士们,以使之获得收入来购买这些东西。这使武士们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的、富裕的贵族阶级,使其余的社会成员变为一个奴仆阶级,只有与贵族联合的一个占少数的神职阶级例外。欧洲对单一一种骑士——重骑兵——的依赖,和由此造成的费用低廉的轻骑兵(和步兵)的贬值,在欧洲的骑士们同大草原上有史以来崛起的最伟大的军队交锋时,产生了同样严重的后果。
    
    这支军队就是在十二世纪末,在铁木真“成吉思汗”率领下崛起的蒙古军。成吉思汗同其主要干将速布台一起,培养了蒙古人及盟友们以前从未获得的效率和纪律性,使草原战争的快速和诡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取得了对任何民族或帝国来说都是空前绝后的胜利。
    
    1241年1月,蒙古军集结在喀尔巴阡山以北的伦贝格(利沃夫)和普热梅希尔附近,离当今的波兰和乌克兰接壤的边境不远。蒙古军的速布台的意图是强攻喀尔巴肝山的关隘,向多瑙河畔布达和佩斯西北25空英里处的匈牙利首都格兰(埃斯泰尔戈姆)进军。但鉴于波兰人和日耳曼人可能会袭击速布台右翼,所以直接挺进匈牙利是危险的。速布台必须粉碎这些威胁、并且防备奥地利公爵和波希米亚国王从西面进攻的可能性。因此,速布台将其军队分为四部分。他将三部分用于执行主要任务,即夺取匈牙利;第四部分用于消除来自右翼的危险。
    
    这最后一支军队由拜达尔和合丹两位亲王率领,包括两个万人师。他们于1241年3月第一个开始行动,在以强力攻克的桑多米尔渡过维斯图拉河。波兰人尚未集结起自己的军队,拜达尔和合丹的任务是吸引波兰人和日耳曼人,使之无暇顾及匈牙利。因此,他们必须刺激敌人动员起来。他俩将部队分开,合丹向西北移动,以便在波兰尽可能广泛的地区散播恐惧,并威胁奥德河以西的日耳曼诸国;而拜达尔则继续向西南挺进,直接威胁波兰首都克拉科夫,一路上烧杀劫掠,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拜达尔的军队在即将抵达克拉科夫时停下来并开始撤退,好像他们是一伙返回老巢的匪徒。像几世纪以来众多与草原民族遭遇的敌军一样,波兰的骑士们没有识别出其中有诈。确信自己即将大胜的他们完全丧失警惕性,放弃克拉科夫的城墙,骑着高头大马追击蒙古人。
    
    拜达尔的兵士们四散逃避,放走了战俘。波兰人猛追穷寇。在离克拉科夫十一英里的赫梅尔尼克,一支蒙军部队设下埋伏:聚集在一起的弓箭手们射出了雨点般的锥头箭,这种箭很容易地穿透了波兰人的盔甲。波军大多数阵亡。克拉科夫的居民们遗弃了这座城市,蒙古人将它付之一炬。
    
    拜达尔和合丹计划在西里西亚首都布雷斯劳会师。但拜达尔先合丹而抵达,发现该城居民焚毁了自己的城市,躲藏到城堡里去了。拜达尔获悉,西里西亚国王亨利在西面四十英里处的利格尼茨(莱格尼察)集结了一支两万五千人的军队。其中许多人是身穿盔甲、挥舞长矛的骑士,特别是亨利的西里西亚人、法兰西骑士、条顿骑士和波兰的残存骑兵。但是,其中大多数是波兰和摩拉维亚的封建士兵和在进攻性战斗中几乎毫无用处的、大多装备着长枪的步兵。
    
    拜达尔获悉,波希米亚国王文西斯劳斯正在向亨利靠拢。拜达尔一面派人给速布台和合丹送信,一面出发,全速前进,以便赶在文西斯劳斯之前抵达利格尼茨。合丹在半路上与他会合;他俩于4月8日一起抵达利格尼茨。翌日,亨利出来迎战蒙古人;他不知道,文西斯劳斯率5万大军,离他只差一天路程。
    
    亨利将其军队集结在城外的一个平原上。当蒙古军队的前锋以密集队形接近时,其人数显得很少,因此亨利只派一个骑兵分队应战。当这支小部队在蒙军弓箭的屠杀下溃退时,他命令其余的骑兵进攻。蒙军诈败并逃走,再次吸引欧洲骑士穷追不舍。欧洲人的冲锋很快就变成一场分散、混乱的奔跑。隐蔽在烟雾弹屏障后面的是埋伏好的蒙古弓箭手。当骑士们进入射程之内时,弓箭手们的射击使之纷纷落马,并使冲锋停止。然后,蒙古重骑兵攻击了混乱中的骑士们,杀死剩下骑士中的大多数。这时,弓箭手们骑马穿过烟雾屏障,射杀了步兵;同时,骑兵追上并杀死了西里西亚国王亨利。蒙古人把从敌军死者身上割下的右耳装满九个袋子向拔都邀功。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这支蒙古小分队奔驰四百英里,进行了两次决定性的战斗。波兰举国震惊,一蹶不振;奥德河西面的日耳曼人退守自己的国土。蒙古人的这支部队基本上大功告成。剩下的唯一隐患是文西斯劳斯。获悉在利格尼茨发生的灾难后,他撤退并且从图林根和萨克森征集增援部队。蒙古人发现,他的军队集结在格拉茨峡道中的克沃兹科;那里位于利格尼茨东南六十英里。文西斯劳斯指望在这条峡道中设下陷阱来消灭蒙军。但是,侦察部队已经告诫拜达尔和合丹提防这一危险,因而他们没有中圈套。此外,他们在利格尼茨之战中严重损兵折将,因而对在硬拚中打败文西斯劳斯的强大军队没有把握。
    
    然而,文西斯劳斯已经撤退到距离在多瑙河西岸上进行动员的匈牙利人两百五十英里处。因此,文西斯劳斯的军队在战略上鞭长莫及,无法影响匈牙利战争的胜负。
    
    为了确保长期地把文西斯劳斯牵制在北面,这两位蒙古王子佯攻西面,做出计划向德国进军的姿态。文西斯劳斯尾随而来。蒙古人此时化整为零,组成一支支小部队,迂回到波希米亚军队的后方,像拉网一样扫荡摩拉维亚,焚毁村庄和商店,以保卫蒙古人的侧翼。一俟荡平摩拉维亚,王子们重新集合起部队,掉头向东南进发,去同速布台会师,准备一旦奥地利人前去援助匈牙利,便同他们决战。在这场出色的旋风式战役中,一支不起眼的蒙古军队彻底消除了比它强大许多倍的波兰、德国、捷克和奥地利军队进行干预的可能性,然后还能及时返回到主力部队之中,以备不时之需。
    
    速布台期待着这场侧面战役提供保护;但是,他并没有完全依靠它。调兵遣将的司令官的主要任务是使敌人误解他的目的,以防自己在路上遇到有效的抵抗。因此,速布台把主力分为三个纵队,沿着各不相同的路线进入匈牙利。由于同时在三个方向上受到威胁,匈牙利人无法集中力量对付蒙古人的任何单一威胁,因为他们担心,另外两支部队会降临在他们的后方,抑或夺取他们不可或缺的重要城市。因此,速布台确信,敌人不会有效地抵抗三个纵队当中的任何一个,这三支部队都能够安然无恙地抵达多瑙河畔,在那里重新合为一支部队。
    
    速布台依靠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惊呆的匈牙利人作出反应之前,在多瑙河畔部署了蒙古军队。 右侧即北方的纵队于3月初从普热梅希尔西进,其北侧受到维斯图拉河和王子们的侧翼小分队的保护;这支小分队早几天出发。该纵队此时掉头南进,穿过亚布洛尼察和喀尔巴阡山脉中的邻近关隘,分成两支部队,绕了一大圈,于3月17日出现在多瑙河畔,夺取了河东岸上位于布达和格兰之间的瓦茨,屠杀了当地百姓。
    
    与此同时,左侧即南方纵队绕了一个大弧,向东南挺进,经过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突破关隘进入特兰西瓦尼亚;部分兵力阻止特兰西瓦尼亚贵族和神职阶层向布达派兵,另一部分兵力在速布台率领下沿着蒂萨河下游河谷疾驰;于4月3日到达佩斯。最后出发的是中间的纵队,其中包括拔都和近卫军。该纵队于3月12日攻克鲁斯克关隘,沿蒂萨河上游河谷挺进。前锋于3月15日到达多瑶河畔,主力两天后抵达。这支前锋部队的行动是历史上最迅速的行动之一:在三天中经过敌国领土,而且是在很深的积雪中行军一百八十英里。
    
    4月3日,速布台在多瑙河畔的布达和佩斯城外集结了他的三个纵队。贝拉已将其十万大军集中在那里。虽然蒙古人现已控制了多瑙河以东的匈牙利领土,速布台的战略也已防止欧洲各国集结重兵迎战他,但是他对局势将如何发展仍然没有把握。他的兵力仍旧处于劣势,只有七万人,因为一个万人师仍在特兰西瓦尼亚,呆在西里西亚的侧翼小分队没有参加利格尼茨之战。如果在匈牙利大军眼皮底下强渡多瑙河,那将是很危险的。此外,他在河畔逗留越久,欧洲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们出兵援助贝拉的可能性越大。因此,速布台在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规模上实施了蒙古人惯用的战术诡计:他向东撤退了。匈牙利人立即断定,蒙古人是被他们的兵力优势吓住了;于是,他们纷纷要求追击他们以为正在逃窜的蒙古人。他们转忧为喜,从担心蒙古人袭击的情绪,变成了跃跃欲试,要分享战利品和荣耀。贝拉国王命令其军队追击蒙古人。
    
    匈牙利人没有认识到,速布台是在引诱他们远离多瑙河这一屏障,并失去获得增援机会。速布台以缓慢速度实施撤退,用六天时间才抵达布达佩斯东北一百英里左右的撒岳河。在绍约河西面不远、离它汇入蒂萨河处很近的莫希荒原上,拔都和速布台决定袭击追来的敌军。
    
    4月9日,蒙古军队越过荒原,经过用石头筑成的唯一桥梁过河,继续行进十英里,进入了托考伊的丘陵和葡萄园西面不远处的灌木丛。在那里,蒙古军队找到了藏身之处。一支匈牙利分遣队于那天晚上越过石桥,进入灌木丛,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匈牙利人在荒原上安营扎寨;他们把马车围成一圈,用链条和绳子系在一起,在圈内设置帐篷。在匈牙利人的右面,是蒂萨河的沼泽地,在他们的正面,荒原对面,是绍约河,左面是丘陵和森林。
    
    4月10日黎明前,战斗开始了。拔都率四万人向石桥发动袭击。匈牙利人顽强固守,蒙古人久攻不下,便动用了弩炮,用燃烧弹轰击,迫使匈牙利人撤退;蒙古人方才得以过河,来到西岸。尽管如此,蒙古人仍很吃紧;欧洲人人数众多,二对一还绰绰有余,频频向蒙古骑兵发动进攻。只有弓箭的射击使蒙古人免于被密集敌军的冲锋所压倒。在令人发疯的两小时激战中,拔都和将士们经受住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攻;他们虽然兵力损失惨重,但是却完全吸引了匈军的注意力。
    
    最后,速布台和另外三万蒙古军队终于出现在匈牙利人的后方。在拔都从正面牵制住全部敌军的同时,在匈牙利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速布台在绍约河下游结筏潜渡 ,率部队袭击敌人。
    
    这使匈牙利人震惊,但久经沙场的他们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有秩序地撤回营地。但是,蒙古人包围了营寨,用弩炮猛轰,用燃烧箭给马车和帐篷放火,摧毁了匈牙利人的信心。这时,蒙古人集合起来进行一次攻击,但却在通往两军一天前进入荒原所经过的大峡谷的方向上留出一个很大的空隙。虽然最勇敢的骑士们组成一个楔形迎战,但是更多得多的匈牙利骑兵冲向这个峡谷逃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扔掉武器和盔甲,以使马跑得更快。蒙古人用射箭和重骑兵的攻击摧毁了匈牙利人的阵势。
    
    匈牙利人自以为逃脱了蒙古人的追击,但实际上却坠入一个陷阱。蒙古轻骑兵的马一般比欧洲笨重的大战马跑得快;他们在两侧追击匈牙利人,像击中无奈的猎物一样将其击落马下。在返回佩斯的三十英里路上,匈牙利人尸横遍野。起码有7万人死在战场上或西逃的路上。
    
    这场战斗的观察者们对蒙古人的快速、默契和步调一致印象深刻。蒙古士兵们一丝不苟地按照黑白旗帜所发出的信号行事。观察者们还对蒙军弓箭手们的箭无虚发印象深刻。据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普莱诺卡尔皮尼的约翰所说,欧洲骑士们几乎完全依靠强攻战术,而蒙古人则“杀伤大量人马;只有当弓箭已将人马消灭殆尽的时候,他们才与敌军短兵相接。”
    
    在绍约河畔的这场灾难发生后,匈牙利人的抵抗力量崩溃了。蒙古人挺进到多瑙河畔,将佩斯付之一炬,但却没有渡过河去。拔都和速布台养精蓄锐,巩固了他们对匈牙利东部的控制。教皇宣布了对蒙古人的一场三心二意的讨伐,但它没有产生结果。
    
    1241年12月,多瑙河结了厚厚的冰;蒙古人于圣诞节这一天越过河去,攻占了格兰;格兰是匈牙利最富裕的城市和天主教大主教所在的地方。蒙古人将大多数财宝运走了。他们还洗劫了布达,并对奥地利进行侦察;与此同时,他们的另外一支部队掉头向南面的萨格勒布前进,并越过该市,以搜寻在绍约河之战中逃脱的贝拉,却没有找到。
    
    欧洲似乎袒露在入侵者面前,没有任何屏障。速布台企图逐个摧毁欧洲国家,但是他完全不懂,这是一个被宗教信仰牢牢凝聚在一起的地区,完全不同于精神上四分五裂的亚洲。
    
    蒙古人的梦还没有醒来,1241年12月11日,一名信使从蒙古首都和林带来了消息:窝阔台病逝,其妻担任摄政,直到一位新的汗王选出为止。蒙古的王子们渴望着回去竞争王位的继承权,因而决定率近卫军返回东方。拔都知道,没有这支部队,他便无法控制匈牙利;但他认为,他利用征募的土库曼军,能够保持其余绝大部分领土。于是,他决定撤出匈牙利;蒙军有条不紊地撤退了,没有受到任何干涉。蒙军在撤退的路上摧毁了一切障碍,不论是房屋建筑,还是当地人民。拔都回到他的大本营、阿斯特拉罕北面六十英里处伏尔加河畔的萨莱,在那里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一个蒙古帝国金帐汗国的首都。
    
    蒙古人再也没有机会入侵欧洲了。对欧洲人来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像是一场恶梦和暂时的反常现象;他们打败和赶走了“鞑靼人”——他们是这样称呼蒙古人的。蒙古汗王的去世使得没有信仰、只知道抢劫的蒙军战士成为一堆废物,尽管在战术上,他们和欧洲最出色的武士相比都处于优势。
    
    “蒙古人征服不了欧洲”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比欧洲人更有信仰的国家,才有可能征服欧洲;所以比蒙古人更有信仰的伊斯兰教徒,曾经两度兵临欧洲的城下:一度是732年阿拉伯人在法国中部的图尔战役中失败;二度是1683年土耳其人在中欧名城维也纳城下兵败——辉煌千年的伊斯兰教终于一败涂地。
    
    但是,伊斯兰教的失败也证明了:回教徒的信仰却是比不上基督教徒。
    
    在远东,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信仰、只会抢劫的蒙古人没有能够征服的日本列岛,也被更有信仰的美国人征服了;这说明基督教优于神道教——而不仅仅是因为美国人比日本人更能掌握海洋及其天气变化。
    
    中国要想成功地登陆日本、征服日本,一定要锻炼出“比日本人的信仰更加强大的信仰力量”。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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