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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唯有改旗易帜,方能统一中国(下)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06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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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产物。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注入中国体内的异体蛋白。
    
    唯有废除这样依附他人的两个附庸国,才能建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
    
    唯有这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才能成就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
    
    是所至盼:废除两国论,建第三中国。
    
    唯有改旗易帜,方能统一中国!
    
    
    《第三中国论》全书十二篇
    
    
    1980──2010年
    
    
    
    共产党专政是第三中国崛起的魔鬼训练。
    
    共产党专政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了魔鬼训练营。
    
    (谢选骏:《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南北朝原理》)
    
    
    
    
    目录
    
    前言
    
    第一篇
    “第三中国”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一、衰世与盛世
    二、野蛮的中国与文明的中国
    三、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
    
    第二篇
    “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一、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
    二、新王国精神的形态
    三、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
    四、中国的一体化
    五、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第三篇
    对“第三中国”两点思考
    
    一、无君时代的黑暗
    二、黄金时代的信息
    
    第四篇
    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
    
    一、“两个中国”与“第三中国”
    二、“第三中国”的预告
    三、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
    
    第五篇
    共和与独裁
    ──第三中国不是欺世盗名的“共和国”
    
    一、“共和”并非“民主”、“自由”
    二、八九民运与联俄容共
    三、君主权力优于僭主专政
    四、王国制度优于帝国制度
    五、无道时代的血红太阳
    六、结束无道
    
    第六篇
    “第三中国”与民族国家
    
    一、中国民族的改造
    二、什么是中国的良知
    三、一束思想
    四、一个民族
    五、中国民族的定义
    
    第七篇
    “第三中国”的组建运动
    
    一、“自新”是中国近代史主轴
    二、“运动”的恐怖
    三、运动驱赶历史之车
    四、华工贩卖与中国革命
    五、近代中国的瓦解和改组
    六、第三中国的组建
    七、展望未来世界
    
    第八篇
    “第三中国”与青年中国
    
    一、野蛮与文明的轮替
    二、近代思想走投无路
    三、老年与青年的对立
    四、建筑和音乐的民族命运
    五、应付危机是青年的任务
    六、革命是“青年反抗老年”
    七、中国需要“立体的复兴”
    
    
    第九篇
    “第三中国”非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
    二、中国与苏联的病态原因
    三、如何制造文化压力
    四、反逐鹿的哲学
    五、社会主义的厄运
    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杂交
    七、读康有为《大同书》
    八、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
    九、社会主义的异常胜利
    十、王朝更迭是唯一的出路
    
    
    第十篇
    “第三中国”与复古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
    三、一劳永逸
    四、现代文明的批判
    五、超越现代
    六、中国与欧洲的对话
    七、传统与反传统的对话
    
    
    第十一篇
    “第三中国”的内外之别
    
    一、心理救国
    二、勐海旅店夜记
    三、双重标准、双重道德
    四、“理解”的要义
    五、超越传统的锁国政策
    七、超越传统的贵族社会
    八、中国民族的一体化
    
    
    
    第十二篇
    “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一、古代成就导致现代挫败
    二、中国主义影响世界进程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六、“王道”不是“神权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后记
    
    附录
    辛亥革命百年纪──“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第十篇
    “第三中国”与复古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
    三、一劳永逸
    四、现代文明的批判
    五、超越现代
    六、中国与欧洲的对话
    七、传统与反传统的对话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
    
    1、现代中国,像是“一块发了霉的蛋糕”,弃之可惜,食之有毒,不食饥饿,奈何奈何?
    
    2、现代华人最少公益心,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他们甚至把贪污盗窃、行贿受贿当作“和气生财”。他们早已失去了汉人(第一期中国文明)和唐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规矩,在这样的人群中推行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无疑会造成典型的“欧洲错觉”。结果很清楚:不论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南辕北辙、事倍功半。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资本主义也救不了中国。
    
    3、现代中国之“改造”与明清中国之“教化”,同为政权对人性的抑制:一为激进攻击的暴力、一为渐进压制的暴力;“改造”以“矫枉过正”为方针,“教化”以“长治久安”为目的,都是要限制民间的活力、巩固中央集权的贪心。
    
    4、谁说民族没有古老与年轻之分呢?谁又说一切民族的起源都能够追溯到渺远的远古呢?许多民族是最近一千年内组建的,但中国民族却已经衰老了。而且就在最近几百年间,它丧失了年轻民族具有的许多活力,这是千年以来的“高压帝国”及其愚民政策、“弱民政治”的苦果。数也数不尽、理也理不清的“历史因素”──像一座座无边无际的坟地似的,压在中国的身上,压在我们的心上!而我们竟然能够忍受!由此可见,中国民族的衰老,不仅是社会结构上和文化上的衰老,而且是生物构成和种族上的衰老。于是,我们不得不指望一种彻底的革命,一种带有摧毁意味的变化──来挽救我们衰疲的社会文化和积弱的民族生命:使中原恢复生气、使中国民族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但命运却让万千声的注血呼号付诸无言。
    
    5、也许种族有着“无尽”的源头;即使民族不是这样。我们确实知道:民族的命运有兴衰,民族的寿限有定数。许多民族在历史洪流中消失了;许多民族在历史风暴中兴起了。消失者并未在种族上完全消灭,只在文化与社会上遭到抹杀。兴起者也并非从虚无中制造了一个种族──它,只是创造了一种文化模式与一个社会形态。
    
    6、种族生活与民族生活的差异显示:社会主义其实一种复古主义,但中国去古已远,人心早已“不古”,因此社会主义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只有傻瓜和别有用心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再如二十世纪的“人民公社”,很大程度上是激进运动中涌起的一种选择性产物,是一种复古情绪的强制措施。譬如中国,有如先秦哲人面对绝世的礼崩乐坏之际,所产生的那种有关“井田”的理想,也有如王莽在汉代体制无以为继的劣势中,复活《周礼》及井田制的冲动。“人民公社”其实就是“人民井田制”,就是“人民政府的井田制度”,就是“苏联卫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井田制”。
    
    7、但在现实中,实的复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除非那是依托某种“虚的复古主义”即“宣传上的复古”。而在实践领域,却必须吸取新式的适应,方能有效地“继绝世”。继绝世,也就是“复兴”。尽管所兴者和被兴者,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东西。这是一种“披着复古外衣的未来主义”!而未来主义的本性不仅是专断的,而且它那种目空一切的试验狂,最易招致社会文化的大紊乱。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
    
    1、有人说,中国的科举制很好,欧洲的文官制度据说就是参照中国的科举制发展而来的。科举制是选贤与能,比贵族的世袭制更现代化。比方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它学了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一千条、一万条,就是不学科举制。为什么?因为贵族主义的日本是不能选择平民做官的,只能是选贵族子弟来继承爵位与统治权,所以它学不了中国的建立在平民政治上的科举制。但是,吸取了科举制度的欧美文官制度却也没有贴上“中国皇帝恩赐”或“中国官僚主义”的标签。同时,这也并没有阻止西方向中国不断发起战争,反而使得这种战争规模更大、更有效率。
    
    2、科举制的选贤与能,是为欧洲文官考核制度提供了原型,但它也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因为科举制说到底是为大一统的集权帝国服务的,而大一统迟早会导致社会僵化。例如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成为民主国家之后,文官制与官僚主义很快就兴起了。尤其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私人的进取精神即因此而衰退了。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开始时是私人企业经营殖民地,后来却被英国政府接管,非洲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十九世纪英国官僚体制的稳固与大英帝国的成熟和停滞几乎同步,这时它就自然地把中国的科举制“学”过去了。事实上科举制只是一种技术系统,作为社会操纵系统,是任何一个大一统的官僚政府都可能创造来的。但无疑,中国在这方面最为成功。
    
    中国科举制的长处在于,采取了一种重视人文精神的立场,因为中国精神向来反对武人专政,是重文治而轻武功的。而在较为黩武的社会中,也有某种类似科举制的“武官制度”运用着,比如说土耳其的禁卫军制度即是这样。它的能力标准是选择骁勇善战、武功超群的人做官,而不是选文官。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埃及的马姆留克奴隶王朝,统治阶级全由奴隶组成,在近代以前的人类史上实属罕见。它早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预言和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八百年,就奉行真正的“无产阶级统治”、“奴隶掌权的政治”了。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政治实体规定,它的统治阶级成员不能结婚,不能有后裔;即使隐蔽地组织了家庭,有了私生子,也不被社会所承认,更不能获得继承权。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要补充自己的有生力量,就到市场上购买幼年奴隶,进行训练,培养成为战士和政治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王朝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十三世纪时抵抗住了当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蒙古铁骑的大举进攻,使埃及人免遭北方蛮族铁蹄的蹂躏。从此以后,这个制度就仿佛获得了历史必然性的证明,一直保留了五百多年,直到十九世纪才被一个名叫阿里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给摧毁了。他的办法非常残忍,就是把所有的马姆留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大概只有百人苟且偷生,逃出埃及。这个前现代的“无产阶级政权”就这样消灭了。
    
    从阿里铲除无产阶级专政所使用的手段之暴烈残酷,也可以证明这个古代无产阶级政权的顽强性,所以,非此不足以克服它,而阿里之前一切想推翻它、但方式比较温和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个军事的、奴隶的“科举制”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即在于它非常遵守制度,决不假公济私,决不把政权交给高干子弟去把持玩弄,这就有效防止了腐败势力的渗透。正是这种“大公无私、胸怀全球”的风格,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获得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生命力。
    
    3、 “党天下的举孝廉”如“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彻底失败,是整个旧中国也就是“帝国时代及其尾声的僭主时代”,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漫漫长夜之后,新王国其兴乎!此时,我们看到:“非世袭的等级制度”与“社会民主”并不矛盾,而且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择优而仕的社会等级制度,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民主!而中国在帝国时代之所以能推行非世袭而以资历取胜的科举等级制度,就是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平民社会:平民可以当皇帝,也可以当宰相和任何高级官员、饱学硕士。
    
    4、社会民主不是一种空洞的理想,也不是一种一时利用而事后反悔的战斗口号,如列宁主义的平等学说。社会民主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兴盛的唯一基础。它是切实可行又有发展前途的“科举等级制度”、“资历等级制度”。也许“等级制度”这个词容易激起不好的历史联想吧,那么我们可以改称之“社会择优制度”。“学而优则仕”与现代文官制度、资格考试制度,非常接近的。社会主义不够精确,社会择优才够精确。只有社会择优了,社会才能兴盛。否则,“社会民主”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是堕落为廉价的、低效率的宣传。
    
    5、为什么,现代中国的国际交流,竟形成了“向欧洲寻求真理”的可悲深渊?为什么,中国人的“学习”非得沦为一种宗法式的膜拜?并打上了“马列主义”的宗派印记、甚至“毛牌救主”的个人印记?这个是因为,中国文化已经沦为一种弱磁文化;这还因为,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已经陷入亡国状态。未来中国,一定要在现代化的同时祛除自卑,未来中国,一定要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坚持中国本位──这倒是我们该从欧洲人的历史所学到的第一要义。
    
    
    三、一劳永逸
    
    1、“一劳永逸”、“长治久安”曾经作为一个高明的战略而受到我们民族心理的赞赏。在这里,“劳”被目为不得已的苦差;而“逸”才是生活的可爱目的。这里透溢着一种虚胖的荡妇哲学的余韵。这种可怕的风骚甚至可以把“肥”与“美”生拉硬扯到一处,组合一个“肥美”的永逸世界。但是,中国人要使自己的文化充满活力,并使自己变得矫健,就得首先拒绝这些粘满了惰性的格言。
    
    其实用一种冷静的眼光看一看自己的好古与复古主义的热忱,就会发现,我的此种倾向都是某种社会病症之表现。何谓也?由于民族之没落,人们都堕落了,我就像盲瞽一般看不见光明,我寻求又寻求不到,更无法看见欧洲文明的光芒。虽然欧洲自己已经没落,但它的光芒还将影响后世,甚至数十百年,乃至于更长。于是我只能转向远古的想象,那是被我理想化了的。否则,我们当代的黑暗生活就是令人不能忍受的。
    
    2、说穿了,不是我们“被古人束缚”,而是“要古人为我们作证”。从经学家而非史学家看来,近人顾颉刚一类的“疑古派”,甚至走得比清人章学诚更远。在他们的眼中,《六经》甚至连史料也不是──只是一篇篇神话、一堆堆层积物。他们甚至认为,这些经典多是出自政治考虑的创造,科学意义的“伪造”──古代生活被他们充分“现代化”了。
    
    1960年代,有一个政治上的庞然大物和一个精神上的可怜侏儒毛泽东,作为“疑古派”的精神私生子──竟把这一“民族自贱心理”推向了极致:他说,中国文化除了一部《红楼梦》,什么也没有。他还发狂地推销那部私人小说《金瓶梅》,发给高级干部阅读,他的手下陈云说他“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衣冠禽兽”。与此同时,毛却把中国的圣典打入“唯心主义”、“剥削阶级”的地狱,从而打开了中国文明的黑夜。伴随着“雄鸡一唱”的嚎叫,精神沉沦了……“疑古派”的后继者,就是这些所谓“批判继承派”。他们哪里懂得什么“继承”──连“批判”还没学会。
    
    中国人的良知告诫我们:中国尚未死去,它,无须劫夺者们打着“继承遗产”的旗号──前来剽掠烧杀。中国文化将死而复生,中国精神的财富至今仍是生动有力的、鲜艳润泽的、活脱脱的──它哪里会有什么“遗产”来让俄国训练出来的国共两党们来“继承”的呢?
    
    3、我们,是超越于国共两党两个中国的第三中国。我们,是经过文革恶火焚烧的一代火眼金睛者,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品攻心,因此具有了史无前例的免疫力。我们和那些打着欧洲或半欧洲旗号盘踞中国的第一第二们──本不属于一个世界。他们是以“强制解放”的名义前来奴役我们的外国代理人。他们和我们“不是同一民族”,和我们第三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目标、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完全不同的心理素质──所以我们藐视他们那些居心叵测的“强词批判”,我们拒绝那些一厢情愿的“夺理继承”!第一中国掠夺性的“批判继承”;第二中国未经认可的“强制征税”……必须停止。第三中国即将崛起!
    
    4、中国二十世纪变风大盛,形成了两个中国。1980年代开始,变风重来,力图把漫长的近现代史在一夜之间重演一遍,这一“演习”必将诞生第三中国。康、梁当年断言,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多年(1789—1870年),中国比法国复杂得多,如果中国发生革命,非得大乱百年不可。这似乎不够深刻。在我看来,不是大乱百年,而是大乱几百年,直到新的文明成熟起来。康梁的错误,在于他们只有“政治史观”,缺乏“文明史观”。狭隘的视野使得他们无法洞悉事情的全貌、未来的走向。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中国在近代遇到的危机深重,是用传统的、“化”的方式解决不了的,所以它才像一个溺水者那样,手忙脚乱地、一个接一个地“变”。其幅度之大足以令欧洲国家眼花缭乱、瞠目结舌。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搞”了三百年,最后才搞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中国从康梁变法才半个世纪,就开始仿效,速度是俄国的六倍。比西欧的变化频率更是大得许多。西欧社会还保留着文化传统,从建筑到各种仪式,远比中国丰富得多,但这并未破坏它们的现代化事业。至于日本,在现代化方面虽然“进展神速”,明治维新不过七十多年就可以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向欧美各国宣战;但在社会结构上,其变化可能还不如现代中国。
    
    上面这几项“中俄”、“中欧”、“中日”对比,很值得中国当代的反传统主义者思考。现代中国对传统的破坏无与伦比地大,但并未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立地成佛”。如再增加一个“中美”对比就更能说明问题:美国虽然“最年轻的国家”,却有“最古老的宪法”。美国宪法已有二百年之久了,美国人还保持他们的法治传统,可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哪有二十年寿命的传统?连两年不变的规矩都没有。可怜的中国,哪里有什么“超稳定结构”,连“不稳定的结构”都没有,完全是一穷二白的荒漠!
    
    
    四、现代文明的批判
    
    1、我们看到中国的时风,不禁为之震惊。中国固有的道德崩坏了,不但新的道德建立不起来,就连“欧洲虾夷人”的道德标准对“现代支那人”都成为高不可攀的灯塔(马列主义是中共的灯塔)。虾夷们,干了一些在我们看起来相当恶劣的事情,但他们可能并不会因此完全“堕落”,因为他们的种族特性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干了,就会完全堕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东西。
    
    2、虾夷人的喜欢裸体,并不说明他们开化与文明,而只标志他们愚昧和野蛮。古代的芬兰、爱沙尼亚、日本人都是喜欢裸体与男女混合洗澡的,但他们原来并不文明开化。这种习俗是某些原始部落的特殊习俗造成的。而我们中国民族由于数千年的礼制文明,已经很难适应这种野蛮的习俗。尽管不少中国艺人也随波逐流玩弄裸体,但他们内心对此还是充满罪恶感,无法像白人、黑人甚至日本人那样“彻底放开”。至于多数民众,对裸体文化就更难适应了。
    
    3、考虑到这一种族特性,将来为中国立法时,要注意订立“礼法”。古代的“法”,实际只是刑法,古代的“礼”才是民法。我们要复兴中国,不但应改革刑法、订立民法,还应损益礼法,使之成文,以立教中国,泽被世界。
    
    4、我们的理想,在于缔造一种注重社会治理、具有政治重心,而且精神支柱与文明重心互相合一的,或至少是相辅相成的国家体系。“用新的精神在新的基础上复兴汉唐帝国”,并冠之以周礼的“制度精神”。
    
    5、“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精神贯彻新的手段──以复兴一个更大规模的汉唐帝国。“这是我们的计划。不过我们要清醒,严格说来──“复兴”只是煽动群众本能情绪的一个有力口实,“开创”才是它的真相。可以说,这才是中国近代史日益接近的那个目标。“汉唐帝国”──这是一个现象还是一个本体?答案无疑曰:一个现象而已。那么,在中国近代史的全部挣扎中──有个支配一切、塑造一切的本体吗?答曰:有的。这个本体就是:建立新王国也就是第三中国的努力。近代中国的一切事变、革命、破坏、建设──都是围绕这个本体旋转的:要么是直捷建立它的尝试;要么是出于无奈与绝望而拚命去清除它命中注定的拦路虎……尽管,这些努力都流产了,但是,朝向它的历史运动依然无法逆转。这本体在它实现之前,是不会消失的。最后它很可能集中体现在一个人格的身上。这个人格将被我们尊为非凡……为了这样的奇迹,历史可勾销、传统可毁弃:一切都可作为牺牲。有些是太牢,有些算少牢,有些只是微不足道的祭祀。
    
    6、但我们还如此真诚地希望:保护传统资源、尊重那曾经留存过的一切!我们热忱地祈祷:宽恕并尽量利用历史的纪念品。愿我们巧妙借用传统的顽固力量,以完成中国革命,而不是通过摧毁传统来进行革命。愿我们能够巧用世界历史的趋向,来建立至少是开创一个“世界秩序”。否则,知道中国的动荡不会止息。换言之,除非世界范围内的新秩序已昂然确立,否则新王国也就是第三中国是无法全然成功的。而这,至少还得一百年!
    
    
    五、超越现代
    
    1、我的理想是:借助于中国传统的力量来完成第三中国的秩序建立。这样无疑就改变了百年革命以来的习惯与走向,也必将改变了几十年以来的社会结构。几十年来人们形成了一种成见,似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毁灭传统及其文化的“革命努力”之上,于是一场愈演愈烈的毁灭与破坏便开始日益深入了。可是到头来,这场愈演愈烈的毁灭与破坏,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都是失败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它破而不立。破而不立的厄运,隐藏了中国的独特命运。难怪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这表明我们需要于“革命”相反的努力,才能符合中国的实际。
    
    2、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唯一结果,只是“改造了中国民族”──使之从“天下世界的臣民”变为“民族国家的公民”。当然这一公民化过程迄今远未最后完成。但百年来的历程也说明这一公民化过程,实际上是所有“改造”的前提。中国百年来,在其他方面的建树实在太可怜。可以断言,在二十一世纪某个十年,中国在物质及文化建设上的成就,将会远胜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全部成就。然而在倒霉的二十世纪,我们毕竟成就了一番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心理革命”,而心理革命将是一切物质建设可能成功的前提保证。这一改造与这一心理革命的结果,就是一种新理想及新哲学的诞生……我们就是这种理想与哲学的宣诰者。
    
    3、我们将怎样使中国的传统来为第三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建成而服务?第三中国怎样使传统的力量化为革新的动力?尤其是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即建设性的议礼、制度、考文阶段──第三中国如何建立新的秩序与新的文化?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达成一种认识、一种变化不断认识,一种相对环境的认识。这种认识会把中国伟大而独特、曲折而离奇的命运讲给人们听。于是我们终于能够理解:我们这一代愈来愈“离谱”的人,正是中国传统的“相反相成”意义上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是中国之道不折不扣的体现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些反传统者,甚至可算是中国传统的发扬者。第三中国的革命,决不是辱没古代圣贤:古代圣贤的精神与光荣,不断召唤第三中国前进,激励第三中国在新的基础与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意识与新的技术,复兴古代圣贤的精神与光荣!
    
    4、也许我们将为父辈的罪孽而偿还沉重而惨痛的债务;也许我们将为子孙的幸运而预支鲜血淋漓的牺牲……历史对我们有所微词,俗人对我们横加指责,不过这些又算什么呢?只要我们自己问心无愧、不辜负自己的道德良知,就可以了。
    
    5、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人,他不喜与众人交际,他的喜好也与众人大相经庭,他不能理解寻常的幸福,他视之为幸福的东西也被人们视为痛苦……那么,他的道德良知就不再是习惯与惰性的产物了,而是发自灵魂的一种分泌物。他之所以不为众人所理解,是因为他们太缺乏理解力与想象力了。蠡不能测海、管不能窥天,但是他却知道众人,正如他知道并理解自己的童年时代一样──但愿他不要高估了众人的存在。他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他的心与天相通,他的性命与天命相连。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多么奇特,他的命运多么神奇,他的精神何其旺盛,他的思想何其飞扬!可是他却心若死灰而形如槁木,好像他的生命力已完成了。其实他的生命力不过转移到一个个更高的运动场所。他要使生命垂于不朽──他珍视的生命的力。这样一个人!他是生物学上的突变类型、易学上的卦主,他预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人类进化的需要。他是一枝火柴,毁灭了自己却点燃了圣坛之火……
    
    6、不错,许多国人憎恨“欧洲带来的腐败与堕落”;但就第三中国的灵魂而言,那早已不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了。你看这满腔热忱就会相信,欧洲的,尤其是日耳曼精神,那才是现代世界的出发点。第三中国爱自由,爱大海,爱太空,爱幻想,好冒险,想过动荡的生活,想过驰骋奔放的生活。然而我们生为一个中国人,看到民族现状,自由的天性却激起了一种反响:拒绝自由。于是想象中的往古,金色的赤县神州……开始浮现。这很矛盾?但这可能就是我们毕生的矛盾。然而,矛盾归矛盾,我们必须干下去,为了第三中国的意志与理想,或是说“为了历史”,“为了文明”!第三中国喜爱欧洲却恨其堕落,第三中国喜爱古代却恨其奴性:这不是可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语带过的!
    
    
    六、中国与欧洲的对话
    
    1、现代欧洲的世界性扩张,不但根本改变了其余各大文明的发展线索,也已深刻改变了西欧文明自己发展的线索。例如严格说来,没有“美洲的发现”,就不会有近代的欧洲文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若无美洲的荒野和沃壤作为欧洲的园地,西欧文化决不至于如此飞黄腾达的。这个相互作用运用到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同样的:如果没有中国作为日本的拳击对象,日本也是无从兽性大发、迅速发达的。从长久来看,日本是中国的一个危险邻居,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能把“伦理”与“技术”协调得这么好。西欧文明呢,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已经进入末期,现在看起来,欧洲的命脉是要靠他的两大块殖民地俄国与美国来延续的。若把世界作“一揽子观察”,则施宾格勒所谓“西方的衰落”确实是其夫子自道。
    
    2、尽管与此同时,内在的“衰落”也许还能经历一个历时数百年的“第二期民主时代”呢,如苟延残喘的宋代那样,一个世界性的专制时代还可望而不可即,在它来临之前,文明还将持续繁荣一段时间。若要使这个“后期民主时代”、“后工业时代”、“后现代社会”成为事实,切不可照现代工业社会的模式而采取“放任竞争的丛林主义”,而须代之以唐宋时代式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识贵族制”……
    
    3、正是所谓的“欧洲化”的特殊功能(相当于历史上的“希腊化”时代),使得“后期民主时代”成为可能。纳粹主义是被欧洲之外的英语国家联盟给击破的──这难道不是富于启示性的吗?等到“现代世界文化”的潜能被消磨殆尽之后,世界性的君主时代就要来临了。这就是我所预言的“礼制的天下统治”──我们为这“第三中国的扩大时代”立法:如孔子为汉帝国立法然。
    
    4、一个要“顺守天下”的政治学说决不应当是轻视妇人之用的。它与“逆取天下”的政治学说不同,因为一种善良的“妇道”、“妇德”是稳定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这文明礼貌全然崩溃的现代,却最容易产生一种偏激的哲学,他们挑动性别战争,来达到分化社会的阴险目的。这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如果欲以此“人道主义”或“新新人道主义”来统治一个繁荣的社会,则不啻张冠李戴矣。须知“妇道”、“妇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结果,它是社会成熟的深入体现。例如,许多民族都有“处女情结”,它是制约人的动物性的,它是对人性的一种胜利、一种征服、一种攫取。所以类似的自我控制,必定要通过教化来实现,而不是“自然过程”的结果。
    
    5、中国要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必须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入手。这种“观念”,既非欧洲式的自由主义或专政主义,亦非传统中国式的──它要根据第三中国在国际间的处境逐步形成的。但愿它不是预先订做出来的,否则它就像“毛语录”那样,很难成活。如果采用最为简化的表述,可以这样说:“以一元专制化之名,行多元自由化之实;以中国复兴之名,行现代化之实;以乌托邦之名,行扩张国势之实。”
    
    
    七、传统与反传统的对话
    
    现代中国人常在传统主义与的反传统主义之间徘徊不已、痛苦万分。这是因为,他们始终未能听到这个神秘而有感染力的声音:“能复兴中国伟大传统的人,必须是个勇于反抗中国习俗的人。”
    
    这个声音费解吗?并不。须知,要使中国再有荣耀,必先扬弃中国的俗气:“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中国的古代智慧如是说。而在寻求中国复兴的方案中,难道我们不需要从正反两个角度,来听从这智慧吗?相反或许相成,相反者带来的刺激量,有时会在相同者之上。
    
    1977年11月10日──1988年10月5日
    
    (与《联想与印证──对中国思想的重新理解》[1994年,东方出版社]同时写作、修订)
    
    
    第十一篇
    “第三中国”的内外之别
    
    一、心理救国
    二、勐海旅店夜记
    三、双重标准、双重道德
    四、“理解”的要义
    五、超越传统的锁国政策
    七、超越传统的贵族社会
    八、中国民族的一体化
    
    
    一、心理救国
    
    心理救国、树立民族精神,是“建设一个民族国家的必要基础”。
    
    心理建设,也是人类社会与动物庄园的重大区别之一,心理建设的成败,因此也就决定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兴衰。
    
    中国近代命运之所以坎坷,首先是因为国人心理建设的落伍,心理建设的落伍对我们构成的挑战迄今犹在。这一落伍,使得冠冕堂皇的“中国革命”,一一沦为“自觉不自觉的逃亡路线──为躲避心理建设的失败而采行的逃亡路线”。
    
    在我们看来,心理建设的历程并非“勿走极端”,而是“尝试各种极端,最后回归于中庸”。这种意义的心理建设,乃是“心理救国”的唯一胜算。
    
    “心理救国”如此理解中国事务:
    
    1、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中兴”的前例。朝代也像是一个生命个体,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
    
    2、而一切被人称道的“中兴”其实都是刻舟求剑,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实质意义。如太平天国以后的清朝中兴,其实借满人之尸还汉人之魂;名为复辟,其实维新──封疆大吏主导的洋务运动成为社会主轴。
    
    3、中兴的力量决非已往的统治势力:如东汉的中兴、蜀汉的中兴,东晋、南宋的中兴,诸如此类,皆非已往势力,虽然他们在名义上还顶着前一个朝代的“血统”。甚至唐朝在武媚篡权立周以后的中兴,多少也是个假相──开元、天宝的盛世,不旋踵而冰泮瓦解、藩镇割据正式形成。不用讳言,其实武媚老娘早已摧毁了唐朝,她是朱温的开路先锋,正如毛泽东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但也葬送了马列主义。
    
    4、近代中国的劫难是“党国”。近代中国的“党”,不仅是秘密会社,而且是八旗那样的军事组织。满清的内核是“八旗”,党国的内核是“党军”,二者的功能都是“军阀决定论”:孙中山的军政府、陈独秀的造国论、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5、中国革命的诸大“阶段”,其实并无多少实际内容。它的各自理想、口号、方针、旗帜、目标等等,不过是些诱惑群众、刺激领袖的借口。尽管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阶段”及其“运动”,也是为中国民族恢复生命所作的一种努力。也可以说,这是中国民族正在恢复其生活节奏和生存节律的一种表现。这样,中国革命的远景无非是导致一个新的民族应运而生,一种新的文化将作为本能的体现破土而出……
    
    6、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由于中国民族原有的生活状态与欧洲人的生活状态在很多领域中正好相反,所以它们互相补充,便可以解救现代世界之弊。所谓现代世界,无非是“欧美化的世界”──尤如地中海区域公元前后多之百年的“希腊化的时代”……
    
    7、当前中国局势之鸟瞰。我们如何因势利导地面对上述局势?不是心理战,而是脱胎换骨;不为统治权,而为文明化;不要复辟之名,而要法统之实。
    
    8、重新组合中国社会……对这一远景的展望如下所记。
    
    (1980年1月13日)
    
    
    二、勐海旅店夜记
    
    ──坚持就是胜利,因为绝对的胜利是没有的。生命的原理就是如此,正如不朽的生命其实虚无一样。所以,多活一天都是好的。所以,一种思想、一个事业,能多维持一天的优势──就算得胜利一分;正如一个病人能多存活一天──也就算得胜利一分。
    
    人们常说时间能毁灭一切;在时间面前,一切存在都等量齐观地脆弱。正因为如此──能拖延时间的,就是胜利者。一个城寨虽然注定要被攻陷──但坚守的时间的短长,肯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造就不同的命运。
    
    对个人、对城寨的命运而言是如此;对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命运亦复如是。抵抗是持久的,抵抗具有永恒的价值。对任何存在物、尤其对生命体而言:抵抗乃是最高的、最终的、最根本的命运。文化、民族也属于生命范畴的延伸:抵抗还是一切生命的最终源头,是文明的起源。
    
    英勇地、顽固地抵抗──也许不能挽救最终覆灭的结局,因为最终覆灭毕竟是一切存在物及生命体的归宿:但抵抗覆灭的活动本身,就足以创出一个新局,这种抵抗的本身,就含有莫大的力度、莫大的价值……一种事物抵抗的力度愈大、抵抗性愈强、抵抗时间愈久、涉及的范围愈广──这种事物对未来的影响也就愈伟大。它的抵抗不是失败的标志;而是新事物的种子;它的抵抗不是过去的坟墓;而是未来的摇篮。所以:中国民族及中国文化对外抵抗的时间愈久──其价值也就随之而高:不是作为“过去光荣”的化石;而是作为“未来文明”的先声。
    
    要“现代化”还是要“新文化”?按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品格──我们的抉择无疑是后者。如果没有新文化,所谓“现代化”无非是一道毫无生命的拼盘、一堆充满噪音及污染的杂烩:这是与中国文化的精魂格格不入的。更何况“现代化”之于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一种精神上创造的产物;而是一种文化入侵的病毒感染,是苦痛的民族性溃疡及其生拉硬扯的植皮──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文明疗法”,使得中国大乱却无法达到天下大治……
    
    现代化的鼓吹者为了蛊惑人心,常常把“现代化”与“富足的生活”画上了等号。富足的生活使人羡慕……富足的生活也使人软弱还使人堕落。如果不是为了新文化,现代化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绝不健康。新文化则有双重功能:一,它包含着“现代化”的种种要素;二,它能解救“现代化”带来的危机,不论精神危机、社会危机,还是文化危机、经济危机。远见告诉我们:为了新文化的实现,我们宁肯“推迟”现代化的种种好处、甚至“牺牲”现代化的种种好处。而在新文化的光芒下──“现代化”的来临终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还谈不上会有富足的生活。富足生活的灿烂阴影,还没有笼罩在中国的头上。这也许是“不幸其表、大幸其里”,因为中国并不需要这种富足生活;中国不能要这种生活;中国要抵制这种生活;中国甚至要反抗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并对趋向这种生活的倾向,展开残酷的斗争。
    
    这就是百年之内中国历史仍要铺展的基调。
    
    对人民来说──富足的生活是唯一的“理想”,即欲望的乔饰。但对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中坚而言──富足的生活并不是必须的,它仅仅是实现高级战略目标的一个手段。但愿新兴的统治集团不要屈从人民的欲望这一压力;尽管这压力显得很强大,毕竟是可以“引导”的、即可以“移情”的。但愿新兴的统治集团──更不要使自己陷于富足生活的泥淖之中。不让人民富足,但更不能让自己富足:这是真正的强国健身之策。否则,腐化日深,不旋踵而灭亡。要想不使富足的生活腐化人民,首先不能让富足的生活软化自己。这里的“更”与“首先”──当然需要远大的眼光、伟大的魄力、巨大的勇气、强大的耐力……等等。
    
    等到中国有效完成了“自我更新的运动”;等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代新文明的真正发源地;等到中国已是新世界的凝聚剂时──再让人们忘掉我的这些“病态时代的呓语”吧!
    
    (1981年5月13日)
    
    
    三、双重标准、双重道德
    
    变革中国社会的人们将这样促进一个事业:使中国的欧美化程度达到一个“最适点”:这一最适点既能保证中国充分适应现代世界及其文明;又能不失中国的国本、不让中国自己融在欧化的浪潮中,就像古代埃及融在希腊化的浪潮中,最后走向亡国灭种。
    
    这一“历史性的坚持”十分困难,但值得去尝试。毕竟,中国的体积大于埃及的十倍,多些胜算的可能。更进一步看,未来的中国还有可能使得自己的国本得以复兴,并作为“平定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利器,出现在全球舞台。
    
    为此中国不妨实行:
    
    1、锁国与开放的双重政策。
    
    2、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行的双重制度。社会主义的本意是约束统治阶级,但后来却便成了放纵统治阶级去危害人民。
    
    3、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封建等级为基础的伦常忠忱观念,而对待非统治阶级则实行法律至上为基础的机会均等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互相兼容的“双重道德系统”。
    
    4、中国必须坚持内外之分。坚持不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与欧洲文化妥协、订立可耻的“和约”。我的意思是,欧洲文化的势力有一天不衰退到疲弱而难以自保的地步,中国就应当有一天不与它真正和解。一直要抵抗下去。一直要坚忍下去。决不被欧洲表面的荣华与富足所诱惑,正如不被它的武力与恫吓所屈服一样,而步其后尘,成为它的精神仆役。譬如围城,即使终将陷落,但由于时局的不断演变,多坚持一天,就意味着最后的待遇可能有所改观。文天祥终于死亡,可是他的牺牲尤其是他的坚持,他的冥顽不灵、他的忍而耐精神,不是在历史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注定将对无数英雄施行有力的催眠、从而延续了中国文明甚至促成了汉人复国吗?
    
    5、考虑实行一种新的、积极的锁国政策。对外鼓动骚乱,促使欧洲文明及其世界秩序(现存的世界格局是由欧洲文明酝酿而成的)不断地、更深刻地走向颓唐与瓦解;对内厉行礼制,重新唤醒中国精神,即“文化创造者”的观念。这样,中国对外就可形成一种强大的反压抑力量,对内就可形成强大的压抑力量。这是被我称作“内外之分”的两面政策。
    
    6、有一天,中国人的子孙们发展了他们祖宗的优势,弥补了或是克制了自己的劣势的时候,他们就可能成为天下秩序的奠基者,因为他们的祖先具备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而他们自己也习惯于世界统治而超越民族的政治。“中国人的子孙们”,或是种族上的子孙,或是文化上的子孙,后者的可能性及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了前者。
    
    7、在世界统治而非民族政治的两千年训练之下:
    
    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伪善。
    
    中国人最大的能力是──忍耐。
    
    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残忍。
    
    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阋墙。
    
    中国人最大的理想是──一统天下、八纮一宇。
    
    中国人最渺小的理想──身家性命,生儿育女。
    
    他们最光荣的野心──上等华人应该具有统治种族的高尚品质;他们将放弃亡国时代最卑劣的野心──委曲求全、见缝插针。
    
    (《淮南子·坠形》:“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纮。”高诱注:“纮,维也。维落天地而为之表,故曰纮也。」《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遍览八纮而观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
    
    8、为一统天下、八纮一宇,必先贯彻一种积极的锁国政策。只有等到力量对比,已由这种忍耐、等待及两面战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只有等到欧洲文化的世界秩序格局已从根本上被淘空、而中国新文化的内在结构已卓然确立并意气风发之际,新中国才能结束新锁国政策,才能开始与世界真正混同。不过,那时的混同已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被动混同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那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不是被同化,而是去同化。
    
    9、中国人万万不可忘记一统天下、八纮一宇这个瑰灿的国宝,它必能赐福给中国与世界。新锁国政策的推行,需要一个信念明确、意志坚定、道德高尚、手段严酷并具有最高的纪律性的统治集团,需要它根据具体情况的制定并调整战略方针。其目的,就是避免在不利的情况下被欧洲腐蚀,且要选择、等待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来同化整个天下万国。为此,不必顾虑中国在物质上的贫乏及科学上的幼稚。这些都是鸡毛蒜皮,总有一天,世界会为中国提供这些技艺与装备的。看看罗马人的历史,这一点就不喻自明。当然,中国为了加强及巩固“两面战略”,也必须适当发展这些皮毛,但切切不可为这些皮毛而损害甚或放弃至高无上的“两面战略”。否则中国的血就白流了!世界性的危机就无以挽救了!
    
    10、“内外之分”的两面战略──这是中国走上世界舞台的“罗马法”。在这方面,满洲王朝曾有突出的表现,和西周王朝同样成功,尽管汉人因此而怀恨他们。这种两面战略的精神内核不仅是罗马法意义的“公民精神”,而且是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天子精神”。这两者听起来互相矛盾,但如果成功结合为一体两面,就将震惊世界。
    
    ……
    
    四、“理解”的要义
    
    1、想要创造外物,必先创造观念;想要创造观念,必先创造自己;想要创造自己,必先创造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向上爬”是一种创造,“改变环境”也是一种创造。
    
    2、永远不要忽略:真正的理解、透彻的理解是在浴血奋战中完成的……理解,从来都不是消极的、刻板的、苍白的;理解,应该是而且永远是积极的、生动的、鲜红的!理解,就意味着行动。
    
    3、思想之间的伟大搏战往往体现为思想本睡呢的淡忘、思想原则被弃置一旁……这时,占上风的只是行动至上的原则、效率第一的精神。但是,思想并未消亡;是思想在支配这些残酷、顽强、充满韧性的角逐。斗争的结局,决定着未来的人们将生活在哪一种思想神髓的风靡之下。这,就是“理解”的历史。
    
    4、汉武帝使中国人得以“理解了”孔夫子……若是没了他,孔子是什么?那不过一束发黄的竹简而已,也许还化成了灰烬。阿育王使释迦牟尼成为佛祖。要是没有众多殉道者的鲜血和君士坦丁大帝的翻案,耶稣基督还被看作死在十字架上的刑徒。
    
    5、《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来世不可待;往事不可追”:前句否定了一切神学和宗教的真实性,后句否定了一切现实甚至现象的真实性。二十世纪所谓的社会理想和理想社会在其洞彻之下,都露出了虚假和伪善的面目;尽管二十世纪用虚幻的未来取代了虚幻的来世。楚狂接舆《凤兮歌》的后句,还否定了一切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真实性,对所谓的“历史科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讽刺。
    
    6、生命的意义,其实就在于“无常”。生命的意义,也就是不可重复性。可以重复的,就是缺乏价值的?但是现代中国的暴发户们,却在“集体主义”的幌子下重复发泄自己的兽欲、摧残中国民族的天理,杀害天理的使者……使者们的鲜血,渗透了已无生气的中国大地,也使这垂暮的大地呜咽不已。使者们的尸体,乱掷在荒郊,精神界的万人坑!这可不是什么日本侵略者的罪过;而是文化汉奸们的“精卫填海”、意识形态汉奸们的“愚公移山”等惊人杰作。但是对于他们的“改造中国”,暴尸荒野是一种深刻的幸福!那是与天地同在,以天为被、以地为褥……
    
    7、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但不幸也是汉奸卖国贼比例最高的民族。民族败类执政掌权、丧权辱国,使得国耻日深一日,民族良心唯有在社会的底层痛心疾首。但愿中国不被任何异族灭亡。中国几千年的连续传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如此看来,精神倾向很重要。武士也有陶醉于声色醇酒之时,逃兵也有慷慨激昂之日,但由于二者根本精神不同,其结果亦不一样。誓死不回的迟钝,和临危而惧、望阵而逃的聪明,不可同日而语;和认贼作父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更是南辕北辙。
    
    8、我怀着一种深深的悲观──注视、思想这一切“阴阳颠倒”对未来中国文化的毒害将是多么深刻!未来的中国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背上这一段僭主政治的孽障;并以此潜移默化自己的文化特征!但愿中国人“健忘”的劣根性能减轻二十世纪的流毒。如果真能这样,这似乎又证明“中国人的劣根性具有何等的优点”!
    
    9、百年之内,中国还没有走向世界霸权的资本;而中国的居民更缺乏一个“统治民族”所必备的优秀品质。所以在此之前,妄谈世界霸权者,该斩。命运最终是否将这种资本与这种品质赐给中国?必须承认:还是一个未知数,虽然,有些希望的征兆。百年之内,中国不应在“对外斗争”中消耗它的有限力量;而应在“对内斗争”中加强它的薄弱力量,这两个方向决定着中国新型的文化君王、一个不要“身家性命”的精神主宰──为在中国重建“文化创造”而不是“市民娱乐”的秩序,他将无情地厮杀、流血、舍命……文化的命运,将在无文化或反文化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决定──这似乎费解,但却是令人悲哀的历史常态。
    
    10、中国人的“三分钟热度”是举世闻名的。你可以争辩说,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无法给予并不稳定的人性以稳定的支持。你也可以争辩说,这是由于中国人久久看不到可靠的希望,包括看不到一个有权威的人格。总之,子民们对这个被官阶窒息了一切生机的社会,只有报以沉默与消沉。偶尔,报之以沉默与消沉的另一面相:怒吼与暴力。中国社会,这是一个“人的语言无法发挥高级功能的地方”。所以,动物式的圆滑和沉默,以及同样是动物式的暴力与怒吼,就成了交替出现的社会痉挛。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造成了“一盘散沙”,而中国人的“三分钟热度”,就是“一盘散沙”的典型特征。“一盘散沙”、“三分钟热度”,其另一面相就是高压的专制。
    
    11、自然力量对文明力量的这种显而易见的支配,培养了一种顺民兼暴民的双重人格。他们的驯服不是基于自律以及“高贵的效忠”,他们的反抗不是基于人格的独立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小人德草”迄今仍是我们的国民性,因此“风潮”成了决定一切的社会机制,其破坏性也因此发挥到极致。
    
    12、在这片人类草原上,要长起一颗参天大树来是那样困难: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要来一场破坏性的“星火燎原”,却又是那样容易。结果中国经常是十年树树,百年树人,仍然不免于毁于一旦。中国的“薛尔曼将军”不断革命,前来布置这一血肉纷飞的大会演。薛尔曼将军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方军的著名屠户,但却是作为“正面人物”载入了联邦历史的教科书的。但在中国,这种角色却数不胜数,而且远超薛尔曼将军。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连坐法、族灭法的历史复兴……这里将上演中国革命戏剧中最后的壮烈画面,最后高潮的惊人涌现。
    
    (1983年4月7日)
    
    
    五、超越传统的锁国政策
    
    美国的“分期付款制度”和中国的“大办红白喜事”──具有同等的社会功效,这就是从物质上把群众牢牢束缚,在事实上使他们沦为负债累累的可怜虫、一天到晚为了还债而委曲求全地生活着,被迫从心理上和身体上沦为依附者。
    
    上述制度的控制者们,永远胜券在握,他们用舆论迫使人们“消费”:使信贷制度得以实现的,是成功激起一种对物质的渴望;使红白喜事得以实现的,是一种宗教上的胁迫和心理上的攀比。信贷制度是积极的扩张,红白喜事是消极的应付,但同样都使得群众变成债务奴隶。只有这样,社会的控制才更为简易。
    
    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1585—1642年),曾任路易十三的宰相,他说牧民就像养狗,不能让人民吃得过饱,也不能让他们太饿。人和狗吃得过饱都会缺乏生活动力,太饿则会缺乏捕猎的能力。黎塞留不是等闲之辈,他首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思想之先河,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他的饥饿理论,像光辉的灯塔一样照亮了历史的方向。
    
    为了国家利益,必须使群众负债累累──但不要逼债过急;也不要让他们失去还债的希望。否则会逼使人民铤而走险、举行暴动。如果群众一旦武装起来,就会导致改朝换代的闹剧重演了。对于这个真理,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寡头国家,同样精通。
    
    与此同时,千万不要使人民因欠债而失去对生活的依恋与热情,要使人民对生活充满兴味。为此,文化创造者和他的模仿者们应该过一种够得上“苦行僧标准”的日子。他们摒弃生活的一切诱惑;他们在生活之外建立自己的快乐源泉……但对人民群众却要实行另一重标准──务必使他们充分享受生活,以致变成生活本身的附庸。而人民群众的生活节拍,则完全操在“拒绝享受的苦行僧”手中。这样一来,社会、文明、民族的主宰,才可能较为持久地“通过操纵生活而操纵了人民”,但是他们本身却逃避了腐败的命运。
    
    为了保证这样一个新文明的诞生,需要某种程度的新锁国政策。……新锁国政策──不是要把中国带回满八旗及共产党的老过去;而是要把中国带到新未来:世界舞台的中央。于是,“中国”的传统地位得以恢复。
    
    中国若欲作为现代文明的闪亮登场:势必经过百年闭门的苦修。对于中国:这是隐退;对于世界:这意味着更好地复出。
    
    新锁国政策意欲建设一个保护机关、实行某种程度的文化隔离政策。其目的在于保护新型贵族社会,不受世界无政府状态的污染。
    
    一切新兴的、年轻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来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它要求“内外有别”;它渴望一定程度的“文化隔离”;它追求本质上的“不同于人”、与众不同甚至标新立异。它还没有汲汲于追求“同化别人”这一优越感──“输出革命的传教士精神”,因为它还没有自满,也不在乎异己势力的致命威胁……它还有余暇,在养精蓄锐中孤芳自赏、玩味自相愉悦的美感。
    
    只有走向衰落中的社会才是“开放”的。开放的社会吐故纳新,吸收一切病毒,满带一切走向没落的症兆。它已否决了严谨的自我约束力,而这自我约束才是强劲生命力的表现。从此,开放社会也就失去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威慑性和吸引性──极为内在的神秘魅力,因为伟大的生命从来都是“含苞待发”、内敛而不露的!
    
    尽管“文化创造者”和他的仆从们如此这般地蔑视生活、嘲笑生活──但他们确有必要使人民热爱生活。要使人民深深地陷入生活的罗网──不但在情感上和理智上;而且也在事实上和概念上。要使人民陷入欲望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要使他们因此处于一种依附状态。不但在事实上与概念上处于一种依附状态,而且从此在情感上和理智上也愈陷愈深。
    
    这固然需要世间头等的大手笔和一种超级的艺术能力来推动、营造;但更需要“文化创造者”作为“民之父母”的仁爱胸怀。他知道人民群众一旦陷入了生活、像没头苍蝇一样义无返顾──他们就无法再度构成破坏性的力量,而只能在偿还债务的希望中,心甘情愿地默默劳作。
    
    “文化创造者”及其仆从有必要克己复礼,切记“双重标准”、“双重道德”的有效性。
    
    “内外之分”──不仅适用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也适用于“文化创造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1983年9月17日)
    
    
    七、超越传统的贵族社会
    
    为了保证一个新文化的诞生,某种“贵族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而一个贵族社会的健康发展,才能有效防卫由它而兴起的新文化不遭毒化;为了凝聚新的世界秩序,第三中国还要超越传统的贵族社会。
    
    历史上的三大类型的贵族制度;从时间上讲:既是相继而起的;又是相互渗透的:
    
    (一)独身的贵族制度
    
    1、由独身者、“不顾家庭的人们”统率的社会。
    
    2、两种独身贵族:劫贼、海盗、冒险家;先知、圣人、僧侣。
    
    3、独身状态为常人所难,没有特殊禀赋者很难做到──因此独身者生来就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尤其当他以宗教的名义这样做……
    
    (二)非世袭的贵族制度
    
    这种制度实在构不成一种“制度”──因为它常存在一切人类社会组织中。强有力者、有统治能力与胆魄的人,常居上风。
    
    (三)世袭的贵族制度
    
    这是一种深刻衰落的表现。真正贵族制度的精髓是与这种“大人世及以为礼”的风尚背道而驰的。
    
    上述对“三类贵族制度”的描述也许失之于“宰割历史”,但却可以提示我们,“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可能被人为地任意胡说。
    
    我之所以如此提法,是因为我有一种历史的预感:未来的中国也会经历这三个阶段。
    
    社会的最大活力其实来自第一种贵族及其强有力的表现,“独身贵族”将成为“文化创造者”的有力臂膀。
    
    第二种贵族仍然能够成为新文明的有力开拓者与宣化者,但他们的表现形式在自己生命的末期已有衰落之兆。
    
    至于第三种贵族──历史一贯对他们嗤之以鼻,称之为“蠹”。甚至今日中国已被无数之“蠹”叮满,尽管他们不叫贵族,而叫“公仆”。
    
    “新锁国政策”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辅之以“社会隔离政策”。如此双管齐下,一个新的文化民族的曙光,才会冒出地平线上。
    
    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第三中国的自新运动,在各个领域,共同奉行这一金玉良言的座右铭。
    
    按照同样的逻辑,在中国境内要实行民族平等;在中国境外要实行种族平等。一切人类在“文化创造”面前平等。承认文化创造者的,就是新中国人;不承认文化创造者的,就不是新中国人。不论他们原来的种族背景如何、文化背景如何。而这一“承认”,决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还是一个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甚至是一个“生命的决定”。承认文化创造者──就意味着全盘接受“创造的文化”。这是毫不含糊的。
    
    不应排斥“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创造的文化;不应排斥“外国人”积极参与创造的文化。否则,一个崭新的中国民族就难以形成。新中国民族决不是现存中国居民的花色翻新或改头换面,而具有全新的形态、全新的功能、全新的质地、全新的心灵。全新的心灵要求全新的质地──否则,仅从“现存的中国居民”这堆原始混杂的材料中,很难锻炼出足量的上等货色来。
    
    
    八、中国民族的一体化
    
    中国的一体化:中国民族的同一化;中国文化的重新振兴;中国版图的再度复原……以及一个新民族的诞生等等──可能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但却是道德的象征、法律的体现。这就是第三中国的曙光。
    
    政治之作为艺术与道德的交汇点,是建立在二者互相调和的基础之上。但其表现形式──在特定的时与地,只能有一个占居上风:艺术或道德,而不是“鱼与熊掌兼得”。对现代中国而言:道德比艺术更重要。艺术往往只是个人的独占品,道德却是民族兴起的必要前提。人人努力去促成并恪守新的道德,社会就能通过合力,实现新的生活及新的文明。
    
    中国民族的自新运动,说到底是一种新道德规范、新行为方式的体系诞生。其最终结果是“第三中国的出现”。
    
    这一诞生:使得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文明创造的营垒,在文明史上具有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那样的位置。罗马共和国类似秦国,罗马帝国则类似汉朝,其中,元首制(Principate)时代二百多年,相当于西汉,君主制(Dominus)时代二百多年,相当于东汉。罗马与汉朝的例子表明,军事并不与文化格格不入:二者虽然有时相克;但也常常相生。许多文化上的创造活动,甚至还是迫于军事需要而兴起的。例如哥特式教堂的样式,就来自于突厥人的营垒样式;而突厥人的营垒样式,我觉得很像是来自于中国的烽火台。
    
    (阿诺德·汤因比在其《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六十六章《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中写道:“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这种建筑式样实际是从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那里传入的。今天,人们有幸仍能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所有国家看到的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遗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理想。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这些建筑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
    
    而缺乏文化的武力,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像蒙古人那样,给自己的后代带来的不过是“反弹力量的灭顶之灾”。
    
    在未来中国这个庞大的营垒中──道德、品格、效率、秩序……以及对于天子的崇拜:理应成为文明教养的标志,甚至化为普遍的风尚。这个“文明的营垒、创造的营垒”,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而只是一个工具:它的目的在于推进世界的礼制化,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它给予飘摇动荡的现代世界一个稳定的压舱石,使它在文明史的风暴中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1983年9月17日)
    
    
    第十二篇
    “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一、古代成就导致现代挫败
    二、中国主义影响世界进程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六、论“王道”与“神权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一、古代的成就导致现代的挫败
    
    我发现,“成功是失败之父”,一如“失败是成功之母”。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巨大成就,导致它在近代的严重挫折,以往的经验阻碍了新的探险。
    
    如此看来,中国民族两百年来走过的道路并非“错路”。进一步说,甚至连“黑路”也不是;虽然这条道路上没有灯光,没有掌声;甚至很少星辰,只有嘘声。这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暗淡的状态。但是既然这条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就不能再被叫作“黑路”了。
    
    有谁,先我而发现了这个至理?有谁,不是纠缠于斤斤两两的政治是非而喋喋不休?
    
    据我所知:还没有过一个人,不因中国的近代史而羞耻。同样,还没有过一个人,在这羞耻中看到重大的启示。
    
    有谁,敢于肯定这部中国受难史?有谁,不试图在这部受难史中谴责别人?又有谁,不以谴责某些势力、某些党派、某些个人为乐事?又有谁,不企图把中国的灾难归给某些人──视他们为罪恶与不幸的肇因?
    
    什么人都只能说:没有谁。还没有这样一个人。
    
    然而我来了。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发明了一件空前强大的心理武器。我得知中国两百年来没有走过一点“错路”、甚至没有走过一点“弯路”。换言之,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必须的”、不可逃避的甚而是“必要的”、“良好的”、“至善的”。
    
    这样断言是不是过于动心忍性了?
    
    《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所以上天将要降落重大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一定要道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一切表现到脸色上,抒发到言语中,然后才被人了解。在一个国内如果没有坚持法度的世臣和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患,便经常导致灭亡。这就可以说明,忧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
    
    “成功是失败之父”这样的断言,实在合乎历史的启示并可验合于切凿的事实。
    
    可以说,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向这个民族的灵魂所提出的真正难题是:怎样既不扼杀民族的内在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很遗憾,不仅宋元明清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现代中国甚至忘了来回答这个传统的悬而未决的中国难题了!结果鼓励了外来侵略的威胁。元明清的武夫们只是以扼杀民族社会的方法来维持秩序,所以一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它们就陷入软弱的地位、劣败的局势,岂不哀哉。现代中国的理想家和蓝图画家们则企图把这个关乎民族命脉的大文化问题简化为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政治制度”的问题。以此思想之网去接合万有之实,徒令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始,以形形色色的败局宣告结束了。联邦制的鼓吹者也不能逃此厄运。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但没有消失,它还融和了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了。有谁能并此二难于一役?
    
    由于中国的伟大成就和奇异的命运(成功),它在近代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严重失调(失败),就成为“无法逃避的报应”。正所谓,“祖宗造的孽,要由子孙来偿还。”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沮丧、绝望。要知道,想从一种坚固的传统、强大的惯性中挣脱出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更何况这种传统与习惯曾经取得伟大辉煌的持久成就。我在这里指的成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历史连续性所体现的富有生命的发展潜力。且中国社会拥有一种奇特的凝聚力,难被异族所消灭、瓜分、蚕食,但这一特性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中国人特别地泥古不化,很不善于吸收新的知识。中国虽然内部动乱层出,而不彻底分裂,也是由于这一泥古不化的特点起了作用。这使中国在对抗异族压迫的时候,自然也体现为持久的抵抗力,所以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像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甚至半个印度文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那样,遭到回教的融化。
    
    不。中国没有走“错路”,甚至没有走“弯路”。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这个“死不认错”,中国还将经历许多牺牲与困苦,那也同样必要;因为这都是中国走向“世界命运争霸之战”这个决定性战场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的事后聪明,不过是失败者的无奈叹息。据此我宣布──中国进程的“弯路”正是所谓的“曲线发展”,就像生命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出错”中演化发展的。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
    
    历史的目的正在“弯路”中显现!
    
    (1987年12月29日)
    
    
    二、中国主义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1、文化的扩张遵循三个途径:辐射式(传教式)、渗透式(殖民式)、凝聚式(中国式)。中国文明的历史进展采取了凝聚式,而且凝聚式也比较合乎黄种人的保守特性,较为和平亦较为耐久!凝聚式的特点是所谓“处乎中庸”:既无辐射式之羸弱及容易蜕变,亦不似渗透式之横暴及易招反击。但凝聚式容易造成泥古不化,而凝聚式的进展则缓慢,无法实施西方殖民者那样的“跳岛作战”。
    
    2、毕竟,中国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史官文明,在公元前千年就采取人文主义的思想,用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政治概念的力量来代替神秘的宗教,取代了一般的宗教即对神的崇拜,其结果是造成了中国的悠久政治传统。我把基于古代“史官文明”的政治称为“真政治”,因为它的着力点在“治理社会”;我把基于现代“政治挂帅”的政治称为“假政治”,因为它的着力点在“夺取政权”。前者是天命精神的王者在人间的实现,后者是唯物主义的军阀在争夺食物。
    
    3、史官文明的真政治,其基本倾向可用十六个字概括:“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见《唐会要》第四十九卷。)这既有功利务实的用意,又不乏对永恒者的观照。这里,显然包含着对异教的宽容在内。甚至,含有对“本教”的消解。这种倾向与犹太系宗教的强烈排他性,可以说是毫无共同之处。在这里,宗教是一个教育,而不是一个真理。我们不妨把这种精神的兴起,归结为“对黄河斗争的副产品”。黄河凶猛、善变、难以预测,比海洋更为危险,因为人们无法躲避。在这种条件下生存的人民必须同心同德,否则无法应付洪水的挑战。
    
    4、中国近代重新适应世界潮流,把中国从大一统的文化世界、自成体系的天下变成一个区域性国家,变成一个更大的社会格局(如“地球村”)的一部分,从此,中国不再是孤立的、自成一体的世界;而是成了更大世界之一部,这就需要同其他国家重新调整关系。在中国过去的传统下生活,中国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尽管一些少数民族也控制过局面……但文化还是以中国为主。在文化冲击方面,也遇到几次比较大的挑战……如公元前后开始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八世纪时阿拉伯人和中国冲突,随之而来的回教对中国的入侵。这一切虽然改变了中国的格局与命运,但还不足以融化中国,因此中国国民性还可以“依然故我”,仿佛化石一样泥古不化。但近代以来的欧洲压力,却迫使中国的态度发生根本逆转。
    
    5、中国人从前是自我中心的世界主义者,现在欧洲的压力下,被迫重做一个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即“现代人”。这在文明史上是一个退化,但在政治意义上则是一种再生:从老的天下主义者重新变形为新的国家主义者。我认为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革命”的根本方向。同时,也是鲁迅等人恶毒攻击“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动因。他们所批判的,恰是在大一统的父辈传统社会中有系统地培植起来的那种社会适应性与文化适应性。但在世界竞争的新格局下,这种社会适应性与文化适应性,变成了文化的不适应性与社会的不适应性。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来改造中国国民性、推动文化革命的基本工具,是从欧洲舶来的,即所谓“向西方寻求真理,。实际上是借外力来“改造”中国人的千年惰性。但现在百年革命过去了,他们所借用的外力本身也已经走到了尽头。从洋务运动的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到了维新时代的政治决定论,再到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社会革命万灵论,再到共产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无休止运动……不断用越来越激烈的方法以寻求解脱。越来越多,越来越眼花缭乱,直到最近的大量“新方法”、“新观念”的引进,似乎是新一轮的西学高峰,但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反倒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大量的向外取经活动并没有达到“复兴中国”的预期目的。
    
    6、中国中心主义与中国一统主义始终都是中国人心理的一大要素。这种要素予中国历史的进展以巨大影响,所以中国的国家意识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没有发展得像近代这样充分。尽管在政治学的其余方面,“中国”的概念那时已相当完备。从源头而言,中国中心主义及中国一统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不断发扬光大,全在乎中国的地理要素具有以华北平原为核心的合抱之势,还有相对隔离于世界主要文明中心的地理位置。也在于中国的种族与文明的某些特殊要质,例如单音语言、汉字系统的存在及发展,以及它对于中国人种的凝聚作用。
    
    如此形成的“中国中心主义”势必将给世界历史的进程,以深刻影响。
    
    汉唐帝国不但刑政略宽而不猛,破坏法纪现象也相对较少。而位于它们前面的那两个短命的秦隋帝国则不然;从最高统治者开始就“不按牌理出牌”。这是因为,长期纷乱与礼崩乐坏,使得人们无所措手足,临时性的措施,不顾前途的“干了再说”、不顾后果的“先斩后奏”,占了上风,“急用先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左右狂摆哲学”居然占据了统治地位,连自订的法纪废弃不顾了。
    
    (1987年12月15日)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对于历史的思索,使我们想到,历史不可能永远在我们一边,即使我们是历史运动的推助者,是天命的忠实仆人。历史超越善恶:不像恶人所说的那样是恶推动了历史,但也不像善人所说的那样是善推动了历史,历史只有“易化”,无形的易化,易化于无形。
    
    在人类思想的原始时代,“万物有灵”论曾流行一时,这在今天看来多么可笑;在人类思想的未来时代,“历史善恶”论也会变得可笑:把历史人物视为“有灵魂的人”岂不也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现代翻版?我们努力祛除这种可笑的迷信──可爱的人或可憎的人,并不能瓜分历史。
    
    一个观世者。一个仅仅如此也甘于如此的观世者。他从世界观察中吸取灵气、酿成救世的良方。不论这良方能否“行得通”,反正它提供了一剂精神的补药!风水、利禄、宗教、裙带关系、审美情趣……作为人民生活的种种“不谐和状态”──经常会使精神形式感到侮辱。人民生活应该充满愚蠢的快乐和琐屑的平和;伟大的战争和痛苦的智慧──应由创造者们承担起来。可现在一切都颠乱了:人民在冒充精神,精神却遭到放逐。
    
    其实事情应该反过来:“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沉沦命运的主宰者饿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献上我们的筋肉;如果那个能够挽救中国破落命运的主宰者渴了──我们责无旁贷地献上我们的鲜血”……只有这样,历史荒原中的“中国民族”才会突然醒来、并且“物质化”,虚空的虚空才会变得货真价实:
    
    1、中国民族的定义:接受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的居民。
    
    2、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东亚大陆上作凝聚状地扩散,自黄河中游地区向四面八方作大体等距离的扩散。扩张的“中原文化”,其最后表现形式即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即使“专制皇帝”也是以这一文化秩序的最高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
    
    3、中国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在受尽耻辱(多少次的“唾面自干”)和丧尽边陲之后,勉强保住了地理意义上的部分遗产。但“文化遗产”则失去了。“现代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份产业的天生主人,但这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笔资产。
    
    4、“改造中国”是迫于“适应现代世界”这一空前的压力。甚至是迫于“苏联的亡国奴”这一卑贱的身份。
    
    5、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民族“自戕自害”、“自我改造”的历史。表面上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乱及革命的一切目标,全都落空了,而且还导致幻灭情绪的逐年深化;但事实上,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既非改变社会结构、亦非改造文化结构,而是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而为中国人唤回全盛时期的那种精神;重塑一个新的生存目标、培植一个新的方向感。
    
    6、中国全民的情趣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将使中国人的精力拥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宣泄空间,并为这一宣泄提供某种极富魅力的文化形式。历史终将证明:由于中国人的精力有了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去处,这就等于大大刺激了这一精力,从而使它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并铺张开去。如此,则中国民族的生命将因“精力的有效新陈代谢”,变得日益健康和饱满,一扫千余年来横遭压抑造成的萎靡不振、结束民族生活史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牛马状态。食草动物只会自相残杀而不会攻击肉食野兽,即使它体形巨大如牛也不会主动进攻。而食肉动物则全然不同,连杂食的小老鼠都敢于咬人。中国人要从“改造食谱”入手,去强化自己的生命力量。
    
    7、黄河的不肖子孙们,已经丧失了祖辈的可贵品德,只在父辈的因循守旧中苟延残喘,并在西方真理所带来的毒害中、在马列主义的专政下奄奄一息了。“圣人出而黄河清”,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圣人能够保护自然环境,因为天生圣人、为民作则。中国文明的每一个进展,都体现为对于黄河的一个超越;中国的未来只有消除了黄河的弊害,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复兴、民族复兴。如果不能根除黄河之弊,我们就不能称为中国圣人的继承者。在这种意义上,南水北调之类的“工程”,只会火上浇油,加剧中国的衰落,而无助于中国的复兴。
    
    8、古代中国并不比近代日本更少自我调节能力与对外应战能力,黄河并不比日本的小溪更为逊色。中国文明是在黄河流域的艰苦环境中,在抵抗严酷气候和糟糕地理的条件下诞生的!正是在困难的包围中,它产生了礼制文明。礼制文明照亮了黄河,也照亮了中国,也许还能照亮整个世界……但为了礼制文明的复兴,我们需要回到民族的原点、重新出发。如果我们不能回到黄河流域、解决那里的生态问题,我们就没有能力用礼制的秩序解决世界问题。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一)定于一尊
    
    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愈来愈强烈地呼吁我们:中国唯有定于一尊方能得救。
    
    不是汉武帝那样一元化的定于一尊,而是西周和盛唐那样多元化的定于一尊,多元与一尊的有机结合,能够开创新的中国文明。不是偶象崇拜;不是人体崇拜;不是权势崇拜;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折服与心理上的归顺。
    
    中国唯有在精神上定于一尊;世界唯有在心理上定于一尊──才能走出它们在二十世纪共同囹圄其中的血腥杀戮与无边沙漠。当然,这个沙漠对于生态业已全面破坏的中国已是更为致命的陷阱,因此目前的中国比世界更为亟需救助者:中国需要首先得到自己的救助者,然后才能救助世界。
    
    中国革命的一切空前破坏──实际上在为这个至宝来到扫清障碍。中国革命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宰──剥尽人皮、烧光书籍、彻底掠夺生产资料与生活必需品的全面专政……把人们误解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皮毛”与“文化时装”也一同剥除了:从而为“一尊”的真相大白,无意之间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正是在一穷二白的现代中国,文明的创造者才来到了我们中间。
    
    那些被不肖子孙误解为“文化”的东西──只是一些人民生活的风俗和知识阶层的习惯。这是些没有灵魂的浮游物,它们粘附于某个本体,并非具有自身的生命。可惜国人对此知道得太慢也太晚了。为这迟钝付出的代价是亿万人民的枉死!不肖子孙先是误解了祖辈的意图,然后遗忘了黄金时代的精神,最后失去了自己的创造能力。现在让我们反过来:活动一下自己的创造力,然后就会想起黄金时代的精神,最后就能理解“祖辈的意图”了。
    
    “救世主受难的时代,就是他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这决非夸夸其谈,司马迁不是说过了吗:“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绝境中的创造”,这体现了“生生不已”的“周易原理”。能使中国文明死灰复燃、焕发史无前例的光芒、照亮世界人心的,就是“德音”。
    
    (二)天子
    
    两千年来的中国,皇帝及夷酋、土匪与流寇都自称为“天子”,他们完全篡改了“天子”这一“文化创造者”的“文化英雄品质”,而让政治控制取代了文化创造,正是中国文明趋于僵化硬化的关键所在。现代中国因此遭了报应与天谴,专制政治和异族奴役这个压倒一切的双头恐龙,使得中国社会丧失了抵抗欧洲文明的内在创造能力。
    
    堕落的人们把小脚、辫子、八股、伪善及一切繁文缛节称作“中国文化”,不那么堕落的人们也把庙宇、宫殿、服饰、仪节以至诗文、书法、图画、生活用具、古董摆设、花苑台榭……称作“中国文化”;而最具智慧的人们也只把四书五经、百家诸子(包括宋明诸子)、文物典章、各类“国粹”,等同于“中国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外延、附庸、皮毛血肉而已,决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因为它们都是“文化创造的产物”,而不是“文化创造的源泉”。在我看来,所谓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文化创造的可能性,而决不是因此杜绝了文化创造的一切可能。
    
    至于更为根本天子崇拜,就更是如此了。天子源出“文化创造的信念”,天子观念应该继续成为这一虔诚敬意的表达。有关天子的其余说法,不是“政治的滥用”、“科学的胡言”,就是“理性的亵渎”、“神秘的欺骗”!至于天子带来的“文物典章”及“汉官威仪”,不过是一些文化创造能力的一些外在证明罢了。
    
    中国传统最重要的“历史”,也是我们一切思考系统的出发点和一切行为系统的核心。“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感应”,曾被董仲舒神秘化地说成是“天人感应”,但这显然只是为了投合西汉人的风尚和口味。
    
    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定向发展中,基本方向被简化为“归本于治”,但在我们来看,这就造成了单调与贫瘠,造成了开发过度和板结的土壤!在溯本追源的探索中──我们才赫赫发见了“天子”本是“文化创造者”!例如赫赫有名的黄帝,一个著名的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创造者。黄帝名为“轩辕氏”,顾名思义,他是造车的。他的妻子嫘祖则是蚕桑的发明者。黄帝还是医学的鼻祖,著名的《黄帝内经》说明了这一传统的纪念。黄帝手下有很多名臣和能人,他们每人都有发明创造。黄帝的阵营就是一个典型的天子集团。
    
    在“创造者”的概念里,我们发见了中国文化的精魂,而非区区的方向。后来的方向,是从这创造的精魂中得出的……但我们不该让方向扼杀了创造,因此在必要的时刻不该拒绝调整自己的方向。为了生命的创造,不该拒绝调整自己的具体目标。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中国”的意识形态,后来形成了“国家宗教”的主要基础:
    
    1、坚信中国是“天下”的“中心”。
    
    2,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自然生出了最为杰出的生灵,给中国带来了秩序与活力、从而也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与福祉。
    
    3、这个最为杰出的生灵就是“文化创造者──天子”,他和他领导的创新集团,必能起来主宰中国的命运。
    
    4、中国人民的幸福终究要通过与替天行道的“大能者”的互动,来实现。
    
    5、溯本追源,中国的一切:它的国土、它的人民、它的财富、它的资源、它的精神、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光荣……还是从这个“大能者”的圣德中派生出来;并受到这一圣德之消长的左右而不断运行于盛衰兴亡的大道。
    
    6、上天给中国最大的惩罚就是令这“大能者”从中国隐退;上天给中国的最大恩赏,就是令这“大能者”重归于中国民族。
    
    7、新的“文化创造者──天子”将从民族的原始土壤中兴起,而不是来自统治阶级衰弱猥琐的小圈子中。
    
    8、“文化创造者──天子”是新文化的最高象征;天子的新文化及其创造过程,是人类生活得以忘我超我的出发点。
    
    9、“文化创造者──天子”是“智慧海”,是智慧的活泉。“文化创造者──天子”应当成为新民族的凝聚剂!一切现在意义上的“中国人”或“非中国人”──都可以在同一标准的测度下重新确认:他们对“文化创造者──天子及其文化”的态度是朝向还是悖逆。
    
    10、中国人民对“真命天子”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的永恒期待,是不会落空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真挚的、孩童般的赤子之心中涌现出这种情感──能够改变天地!他是中国文化活的灵魂。只要这一期待继续存在──即使晦暗不明、柔弱无力、不绝如缕、奄奄一息──中国民族的生命力量还没有衰竭。
    
    11、“真命天子”也就是“真正的文化创造者”!他是强有力的精神凝聚剂:一种不可毁损、难以抑制的生命引力。他凝聚五光十色、参差不齐的人类物质──他分泌一代振聋发聩的新文化,造就一个空前未有的新王国。
    
    12、“文化创造者──天子”一旦从人间退隐,他的文化系统就趋衰退和分解。苦难深重的人民!他们等待什么?──“等待真命天子”也就是“等待真正的文化创造者”。他们希望什么?──希望这惊动世界的横空出世会创造超越理性的奇迹!人民永远在真诚等待,具有“真正中国”的百折不挠与耐心十足,永远都怀着最动人的希望,特别是在这暗无天日的无君世纪,这个让中国备尝屈辱、不幸、兵荒马乱、流离颠沛的世纪!中国人民的期待若不落空,真命天子就要降临──把真正的天命兑现出来给世界看!
    
    天命的仆人兴起发光,天命之子只听天命的呼唤!效率至高的工具,摒弃一切囿于自我的错觉、幻想,只看天命的图腾!
    
    
    六、论“王道”与“神权国家”
    
    从欧洲本位的论点看问题:当代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因为世界迄今为止仍被欧洲及其俄、美两翼的影响力所操纵,从而被迫卷入了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欧洲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是从拿破仑到希特勒,于是全世界各个角落逐次进入了“欧洲的战国时代”。冷战开始,尽管战事在欧洲已经大体平息,但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却是刚刚开幕。全球情况非常复杂,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和欧洲相差一个阶段,相比之下,日本倒与欧洲比较接近,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甚至也比中国现代一些。
    
    要使现代化之前的国家主动投入战国旋涡,真比登天还难。而只有等到这些国家全都自觉地投入了战国的怀抱,世界的统一才会开始。
    
    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前景,还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统一帝国如秦汉、罗马、元明清、奥斯曼帝国那样;我们所面临的不过是一个“纽带”色彩更重的、西周或唐朝式的“世界共主联盟”。不错,这是一种真正的国际秩序,但它既不像统一帝国那么残暴,又不像真正的“世界文化”那么丰富多彩。是的,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衰颓沉沦,但这只是风靡世界的欧洲文化的衰颓──世界文化还没有真正地诞生!既未诞生,又怎么谈得上衰颓与沉沦呢!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文化”(第一期中国文明)或盛唐时代的“中国文化”(第二期中国文明),作为当时的“世界文化”,具有“共主地位”。我希望未来的第三中国,也能形成这样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格局。
    
    我用这种崭新的历史观,送给世界两百年的和平。像西汉或是元首制罗马那样,把世界从战国时代的恐怖中打救出来!
    
    这个“中国本位”历史观也许使得现代世界的欧洲中心论者们觉得很不中听,可是它却可能是真实的,它可为世界带来一个黄金时代,就像奥古斯都或文景之治。但其前提,未来的世界要承认第三中国为共主,而不只是仅仅承认欧洲及其美俄。
    
    新的“天下”将不再是黄河中游的“中原”,也不再是唐盛时代的“中国”,而是当今意义上的“地球”。
    
    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说,要实现“统一全球”的希望还渺茫得很。仁德的西周,耀眼的盛唐,会在中国重现;但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它不会重演一次,因为世界需要的是实质的统一。需要实现一个“等视天下万民的王道”。
    
    “王道”是什么?尽管千百年来对于它的解释纷纭无比,层出不穷;但是集合了许多解释之晶,我在《王道论》中已经把它阐明了──“王道”就是“间接统治”。王道的一切良政、一切善举,都不是出于善意的“仁慈”,而是发自“间接统治”的内在逻辑。所以,要想达到“王道”的理想,必先施行间接统治;要想保持“王道”的光荣,必先保全间接统治。
    
    “王道──间接统治”,这是一种绝顶的艺术,也是一种危险的艺术;既是巨大赌注的艺术,也是重大收获的艺术!一种“柏拉图式+孔子”的艺术!
    
    间接统治并非一付万灵仙方,间接统治时刻面临着直接统治的贪欲、威胁及挑战。在历史途程中,间接统治只是一站,是一条长链的一个片断,所以西周会没落,盛唐会瓦解,教会的统治终于结束。
    
    “王道──间接统治”,也不能逃避万物的共同归宿:灭亡。“王道──间接统治”这种统治艺术乃是一种益寿延年的艺术,但无法永葆青春;“王道──间接统治”这种统治艺术乃是一种走钢丝的艺术,但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他们的手就伸得太长了。
    
    但王道毕竟有其伟大的收获,那就是文明的涌现!王道的奇特艺术是“文化创造者──天子”的独家技艺,其艺术的结晶与表现形式就是“神权国家”,而不是“神职人员的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1、各个时代、各种国家的“国家宗教”──它们的形态及色彩;宗教仪式及艺术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致力于创造一套关于这个国家及其必要性的种种神话,以便形成“具有活力的神权国家”。
    
    2、尽管中国先秦的国家宗教具有“天地崇拜”的性质,但在汉朝以后却被儒家的“历史崇拜”等“非宗教的宗教”削弱了。对于“文化创造者──天子”的崇拜,却巧妙地把“天地崇拜”和“历史崇拜”组合了起来,从而糅合了神秘感与历史感,达到了人文主义与神灵崇拜的双重效果。
    
    3、中国文化的这一精髓很可能为未来世纪──提供一种类似于“罗马法”的稳定要素和心理上的凝聚剂……中国色彩和中国样式的新型宿命论──很可能由一个“远东的斐罗(Philo,前20年—后50年)”传布于整个地球……
    
    4、“中国文化的精髓”推崇“文化创造者──天子”;而不是“罗马法”框架内的“保民官”或“凯撒”。中国文化的精髓奉“历史教”为国家宗教,同时兼有保护自然的天地崇拜退居其次,这是因为,随着文明的进展,社会对人的影响已经日益超过了自然对人的影响。这是一种类似历史上儒教那样的双重教化;而不是罗马人的原始多神教或宗教无政府状态。相关的一个证据是:即使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东西,之所以能在中国猖獗一时,也是因为它投合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化的胃口。
    
    5、考察一下历史:罗马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罗马法这一罗马权力的根基逐渐失去了高级宗教的精神支持,由于不能提供一种适当的神格,由于不能提供一个普遍的神。最后,这种空白只能由基督教来填补;而基督教的教理却是反对罗马这个杀害耶稣基督的帝国存在的。
    
    6、中国新型宿命论──历史教──的精神内核,则将不会枯竭,因为那就是“文化创造者──天子”!它有能力逐渐脱掉古来宗教的残破时装;而使新的教义符合这个科学时代的特征: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将比其他民族的“神秘教”,较能与科学合拍。同时,历史教也有神秘教的部分功能,无论历史教与神秘教的形式和表象有多大差异,它们内心深处毕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多少都能满足人们超越自我的灵魂需要、在崇拜中获得自我意识的净化。人人都可以通过“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的由衷崇拜,使自己在这一崇拜里分享超级权能,从而达到内心的安宁和精神的秩序”。这一安宁和这一秩序有助于建立人的内、外平衡,即使人与环境的相对和解成为可能。
    
    7、任何宗教的时装总会破旧雕敝、陈腐过时,因此需要产生新的宗教,用新的理性时装加以包装──为那颗不朽的灵魂提供一个新的居所,并得到新风俗的认可、新习惯的支持……在文化创造者──天子来到世界之后,中国的宿命论将这样逐渐麻醉全球文明。
    
    8、以核武器的出现的标志,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它意味战争的政治化,有限战争成为主流,穷兵黩武的全面战争愈来愈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中国近千年来最擅长的正是这种游戏,所以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势必将进一步抵消中国文化的承受者们的“文弱”特点而使他们的“智谋”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机诈传统的文化集体,由它来主持“科学的世界秩序”也许不会窒息人类的创造精神。中国人具有协和自然的生物本能,而较为容易避免唯物主义的世界悲剧。
    
    9、我多么欣慰于拯救了中国的两次世界大战!要不是有这两次“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同室操戈”,中国的前途将危殆矣。命运及时拯救了中国,尽管这种拯救现在看来只做了一半,还没有帮助中国从苏联的残余影响下完全解脱出来。但毕竟把中国从最危险的悬崖边挽救了过来……与此同时,也为“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甚至是“历史的需要”。这一发展对中国也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天下统治传统”及“适者生存文化”的社会,由这个民族前来“主持这种世界秩序”,是顺理成章的。众所周知,中国人在“斗力”方面是远不如“斗智”方面的。所以,科学技术的惊人进展将为中国这一老朽民族提供一股巨大的复兴动力。世界历史、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既给中国的复兴提出了动力,又给它登上世界舞台铺平了道路:让我们抓住这一机会,施展这一用武之地,发挥“自己的文化素质”和“传统的历史因素”。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愿我们都不要违抗自己的主要价值。
    
    10、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创造了这一强大的心理武器:
    
    中国的命运已被证明为不可选择的宿命,众多的尝试业已失败,但命运演变的线索却日益现出它的宿命轮廓──中国走向世界政治那个巨大的背影。这个背影必将笼罩全球,把世界历史驱入一片新的荒野,为人类文明开辟一块充满原始气氛的处女地。这个背影──乃是中国此前两三百年的牺牲、动乱、神经衰弱、精神崩溃……的历史报应。这个背影所笼罩的世界将是安宁的乐土,这是中国的牺牲所换来的千年至福。
    
    (1980年6月19日)
    
    2010年8月整理修订
    
    
    
    后记
    
    经过三十五年的思考(1975年—2010年),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惟有“铲除两国”,方能“实现一中”──是所至盼!
    
    所谓“两国”就是“现代南朝、中华民国在台湾”和“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所谓“一中”就是并吞了现代南北朝的“一个中华”、“第三中国”。第三中国,才能让中国在几百年的衰败、内乱、分裂、外敌入侵、残暴专政之后,重新登上文明历史的舞台中央。
    
    随着冷战的结束,一极平衡很快建立起来──中国的现代南北朝似乎不同于周前与唐前的分裂状况;因为古代中国孤立于世界文明中心,现代中国则是现代世界的有机部分。现代世界的分裂、国际无政府状态,多少和周以前、唐以前的中国本身的分裂一样,是作为一个互相交往的整体世界的分裂,而不是不同世界之间的互不往来。联合国、世界政府的雏形,迟早会像一个“周天子”或“天可汗”那样君临文化多元的统一世界。尽管这交往意义的“统一”只是新的政治实体的前奏而不是其本身。只有等到这个前奏完毕,政治的统一才会出现。
    
    而只有等到政治的统一实现已久,文化的黄金时代才会像春秋战国、南北二宋那样降临。
    
    
    2010年7月1日
    
    
    
    附录
    辛亥革命百年纪──“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谢选骏
    
    人们普遍认为,是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国。但种种迹象显示,辛亥革命之后,最先称帝的其实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他祭祀专制暴君朱元璋的文告,就是这一司马昭之心的表露。
    
    为什么孙文的继承人尽管换了两个国号,“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无法走出袁世凯的阴影,无法走出僭主时代?因为孙文先生一开始的路就走歪了,从共和制滑向了暴君制。他不仅效法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权宜之计、提出“军政府”的概念,而且效法慈禧妖婆的垂帘训政、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口号,结果是只有永远的军政、间断的训政,而没有真正的宪政。这是因为,从军政和训政里,只能培养小人,培养不了君子。
    
    一、名为祭祖,实为登基
    
    孙文是如何从共和制偷偷摸摸地滑向暴君制的?孙文是如何在事实上率先称帝,从而为袁世凯的直接称帝的叛国罪作出了最为恶劣的示范?
    
    回顾一下历史,对于继续前进似乎是必要的。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在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这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从内容看,两件事情却是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这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白痴行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战士看来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如果一定要比喻其荒唐程度,就好像乔治·华盛顿因为美国革命的成功而向法国国王俯首称臣──因为没有法国国王的援助就没有美国的独立,何况美国还有许多法国后裔的居民呢。
    
    我可以肯定说,如果华盛顿干了这样的事,一定会身败名裂。但是孙文在中国却没有身败名裂,还变成了两个中国的共同偶像。何其怪哉!
    
    不过,孙中山的这次灵魂大暴露,对于他后来的“转变”,变成军政的鼓吹者和独裁的推行者,倒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孙文其人根本不是中国的华盛顿,根本不是天下为公、功成身退的典范;而是现代的朱元璋,是党同伐异、杀害异己的先行者。这也说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都是奉行独裁制度的。
    
    《祭明太祖文》是这样向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暴君朱元璋俯首称臣的: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大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
    
    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孙中山名为祭祖,实为登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孙文不仅祭祀大杀同党的暴君朱元璋,而且他的祭祀还模仿了另一个大杀同党的暴君洪秀全的方式,发布《祭明太祖文》,从而把自己打扮成了洪秀全、朱元璋的法理继承人!孙文从小就崇拜其同乡、“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一心在作帝王梦想。孙文后来没有大杀同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孙文只能偷偷摸摸杀害陶成章和新闻记者。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就做到了这一点,学习朱元璋、洪秀全,大开杀戒。如果说,孙文“祭明太祖”是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那么,孙文为什么要用日本人姓氏的“中山”来给自己命名,从此改名为“孙中山”?据统计,“中山”是日本的第五十七大姓氏,总人数在二十七万二千左右。孙文在日本苟且偷生,化名“中山樵”,情有可原,但他当上了中国总统却改名“孙中山”,确实是认贼作父的行为,为日本侵华打开了精神通道,羞辱中华,不可原谅。而且,尽管众所周知,但孙文还要瞒天过海──他的所谓“中山装”就是日本的学生服,这岂不是他连名带服完全臣服于日本的印记?
    
    中国古制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推翻满清后,国家正朔成了“民国纪年”,孙文的名字却成了日本的姓氏、孙文的服色却成了日本学生服,孙文这样,哪里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作为呢?孙文晚期勾结苏联,与孙文早期勾结日本,可以互相参照来解读。从这种意义说,汪精卫后来追随日本,岂不正是仿照了孙文的“日本姓氏加学生服”的路线吗?恰巧,汪精卫早期也是一个亲苏派。
    
    
    二、孙中山效法洪秀全
    
    我们只要拿出洪秀全的《祭明太祖文》,和上面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其神似之处不少,都充满了专制帝王的家天下意识:
    
    “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迎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沉、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踞,灵秀之胄,杂以膻腥,种族沦亡,二百年也。不肖秀全,自维良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借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群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不肖秀全,何敢居功?自以体吾皇之用心与天下托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满洲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从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敢告。”
    
    但是洪秀全后来都干了一些什么?其所作所为并不比满洲妖孽更为光明,也不较少血腥。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孙文则以肉麻的口吻继续吹捧朱元璋,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功归于一个暴君的亡灵:“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这里哪还有一丝一毫的“基督徒”的影子?完全是一个祖先崇拜的病患者。在政治上,孙文的这个动作更是和“民国”毫无干系,完全是一个专制魔王的鼓吹手,并顺便把自己打扮成“我太祖”的法定接班人。这无疑对袁世凯后来自称“中华帝国皇帝”的逆举,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然,从其内心深处看,孙文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逃亡海外,没有参加辛亥革命,而故意贬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但是,这次祭祀明孝陵的活动虽然丑恶,却是一次“集体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娱乐和个人认识,而是中国国民党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对后来民国时代的政治发展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那么,孙文等“共和主义者”是否为了“革命需要”而利用朱元璋、洪秀全等专制魔王呢?不是的。因为,孙中山连自己的坟墓都要效法明朝皇帝予以安排:他不仅要把自己葬在朱元璋附近,而且还要号称“中山陵”──比肩于“明孝陵”。这体现了孙中山的终极追求,一个广东赤脚医生的帝王梦,这和后来的民办教师毛泽东“挥手登上天安门”的帝王登基梦,可以说是别无二致,充分暴露了“中山陵体制”的实质所在。
    
    现在百年之后的反思,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孙中山与毛泽东,都是拖着满洲人的猪尾巴长大的,他们从小就向满清的酋长牌位低头下拜,心里只能充满了奴性意识,最多不过是也想当一回奴隶主的冲动,所以孙中山的幼名就叫做“帝象”,毛泽东晚年要住进中南海、一直霸占到死。但是理解归理解,我们决不会认同他们,更不会继承他们。我们必须清算他们的腐朽,以便整个民族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继续前进。
    
    
    三、“中山陵体制”溯源
    
    据《文汇报》“孙中山遗体改殓易棺之谜揭秘”(2009年6月4日)承认: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遵照孙中山生前归葬南京东郊钟山的遗愿,治丧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用死人来压活人。1929年春,陵墓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日举行了“奉安大典”。从北平到南京的“奉安”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死人压活人”的闹剧:曾有六次大规模的鸣炮,比半个世纪以后的毛泽东葬礼,还要唬人。根据统一要求,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静默三分钟志哀──这预告了1925年孙中山死到1976年毛泽东死,将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惨的五十年。突然爆发的惊天炮声,不仅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也明示万众:国家权力强迫大家去崇拜一个死掉的匹夫,个人独裁的时代已经降临中国,“中山陵体制”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
    
    “中山陵体制”这一闹剧不仅体现了帝王思想,而且还有充当“东施效颦”的嫌疑。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棺木。这具棺木用美国上等沉香木制做,上面有玻璃隔层,可以瞻仰孙中山遗容。这是“第一殓”、“第一棺”。
    
    3月下旬,苏联共产党用火车将“水晶棺”运来中国,但最终未能使用。曾有传言说“水晶棺”在运输中产生破损,以致不能使用。也有人说,“水晶棺”的尺寸对于孙中山遗体而言显得短小了一些,所以没能使用。其实,“水晶棺”最终未用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专家认为它仅适用于气候寒冷干燥的北方,而若在炎热潮湿的中国南方,遗体最多只能保存二十年。其二,此时已经发现,由于初期的防腐处理不够理想,孙中山遗体的皮肤开始变黑,不可能按照所希望的那样长期保存原先的状态了,使用“水晶棺”已无意义,只能改为土葬。这一事件也象征了:苏联的事物必难在中国成活。
    
    中山陵是“中山陵体制”的象征,但“中山陵体制”决不是一个人的葬式问题,而是独裁制度的宗教化,是一种真正“邪教”即活人崇拜的本质体现。这一邪教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死人压制活人,全面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活力。“中山陵体制”的实质就是列宁式的个人崇拜,人而神化之,在此之下,当然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
    
    
    四、中山陵体制背叛辛亥革命
    
    历史研究表明,早在孙中山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登上“临时大总统”这个通向帝制的宝座之前,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署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反倒体现了更为彻底的民主精神与共和主义:“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说得多好,足以为中国未来的几百年发展,指出航向。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中山陵体制”,在辛亥革命面前,不仅没有丝毫进步作用,而且完全是一种倒退和反动。这种倒退和反动,最后通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全面专政。可以说,中山陵体制背叛了辛亥革命,为独夫民贼登上天安门城楼,消灭了一切社会良知上的阻力。
    
    这一倒退并非必然的,而完全是悲剧性的──因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所体现的就不是“家天下”思想,不是“党天下”思想,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之思想,值得我们在一百年之后予以重温:
    
    粤维我祖轩辕,肇开疆土,奄有中夏,经历代圣哲贤豪之缔造,兹成文明古国。凡吾族今日所依止之河山,所背服之礼教,所享受之文物,何一非我先人心血颈血之所留遗,故睹城邑宫室,则思古人开土殖民之惠;睹干戈戎马,则思古人保种敌忾之勤;睹典章法制,则思古人贻谋教诫之殷。骏誉华声,世世相承,如一家然,父传之子,祖衍之孙,断不容他族干其职姓。
    
    何物胡清,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胡清者非他,黑水之旧部,女真之鞑种,犬羊成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虏,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耽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姐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若扬州,若江阴,若嘉定,屠戮之惨,纪载可稽。又复变法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传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乃又焚毁书籍,改窜典册,兴文字狱,罗织无辜,秽词妖言,尊曰圣谕,戴仇养贼,谬曰正经,务使人人数典而忘其祖。是其害乃中于人心风俗,不但诛杀已也。
    
    呜呼同胞,谁无心肝?即不忆父老之遗闻,且请观夫各省驻防之谁属,重要之职权谁掌,其用意可揣知矣。二百六十年奸淫苛忍之术,言之已不胜言,至今日则发之愈迟,而出之愈刻也。今日者,海陆交通,外侮日急,我有家室,无以图存。彼以利害相反,不惜倒行逆施。故开智识,则为破其法律,尚技术,则谓扰其治安。于是百术欺愚,一意压制。假立宪之美名,行中央集权之势,借举新政之虚说,以为搜刮聚敛之端。而乃日修园陵,治宫寝,赉嬖佞,赏民贼,何一非吾民之膏血。饥民遍野,呼吁不灵,哀鸿嗷嗷,是谁夺其生产而置之死地。且矜其“宁送友邦弗与汉族”之谬见,今日献一地,明日割一城,今日卖矿,明日卖路。吾民或争持,则曰干预政权,曰格杀勿论。甚且将吾民自办之路,自集之款,一网而归之官。呜呼!谁无生命,谁无财产,而日托诸危疑之地,其谁堪之!夫政府本以保民,而反得其害,则奚此政府为!况乃淫德丑类,有玷华声耶?
    
    本军政府用是首举义旗,万众一心,天人共愤,白麾所指,天裂山颓。故一二日闻湘、鄂、赣、粤,同时并举,皖、宁、豫、陕,亦一律响应。而西则巴蜀,已先克复,东南半壁,指顾告成。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又非但宏我汉京而已。将推此赤心,振扶同病。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
    
    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想我神明贵族,不乏英杰挺生之士,曷勿执竿起义,共建鸿勋,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世之荣光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孙中山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这篇革命文告,不去祭祀“我祖轩辕”而去祭祀“我太祖”?显然,“我祖轩辕”是遥远的上古传说人物,不是历历在目的皇帝陛下,继承轩辕远远不及继承太祖来得实惠。但是孔子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第二十四节)”孙中山不是朱元璋的后人,为什么要去祭朱元璋的鬼?难道他只是在玩弄“反清复明”的帮会把戏?非也。因为满清已经推翻,根本无须再动员明朝的记忆。可见孙中山的“昭告”另有所图──那就是觊觎明太祖的实权,而不要轩辕氏的虚名。这正好暴露了孙中山不是“中国的华盛顿”,而是“袁世凯的同类项”────后来的蒋、汪、毛开创的“新三国演义”各霸一方,完全是继承了孙中山的“太祖遗风”。
    
    与孙中山的太祖情结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军发布的另一篇同样振聋发聩的《奉天讨满檄文》,不仅有旗帜鲜明的宪政思想,更有人权、平等、自由之表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
    
    可以说,《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才是宪政中国的纲领性文献,其价值远在孙文对朱元璋的阿谀之上,请大家花点时间也重温一下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绝非孙中山思想的体现,更是其《祭明太祖文》望尘莫及的。
    
    《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全文如下:
    
    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1911年)八月(10月),中华民国军政府檄曰:
    
    夫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况以神明华胄,匍匐犬羊之下,盗憎主人,横逆交逼,此诚不可一朝居也。惟我皇汉遗裔,弈叶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海。降及有明,遭家不造,蕞尔东胡,曾不介意。
    
    遂因缘祸乱,盗我神器,奴我种人者,二百六十有八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庙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叹。群兽嘻嘻,羌无远虑。慢藏诲盗,遂开门揖让,裂弃土疆,以苟延旦夕之命,久假不归,重以破弃。是非特逆胡之罪,亦汉族之奇羞也。幕府奉兹大义,顾瞻山河,秣马厉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势未集,忍辱至今。天夺其魄,牝鸡司晨,块然胡雏,冒昧居摄,遂使群小俱进,黩乱朝纲,斗聚金璧,以官为市,强敌见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额。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则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在民。愤毒之气,郁为云雷。由鄂而湘而粤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兴之会也。
    
    幕府总摄机宜,恭行天罚,惧义帅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遇事惶惑,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用先以独立之义,布告我国人曰:
    
    在昔虏运方盛,则以野人生活,弯弓而斗,睒目舚舌,习为豺狼,是以索伦凶声,播越远近。入关之初,即择其强梁,遍据要津,而令吾民输粟转金,豢其丑类,以制我诸夏。传且九叶,则放诞淫侈,夤缘苟偷,以袭取高位。枯骨盈廷,人为行尸,故太平之战,功在汉贼,甲午之役,九庙俱震。
    
    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于俄,南夺于日,庙堂阒寂,卿相嘻嘻,近贵以善贾为能,大臣以卖国相长,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虏之必败者一。
    
    昔三桂启关,汉家始覆,福酋定鼎,益因缘汉贼,为之佐命。稍浴汉风,遂事羁縻,维时中邦,大势已去,义士窜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迫胁,反颜事仇,渐化腥膻,遂忘大义,合熏于莸,以逆为正,孑孑贪夫,时效小忠。虏遂奄然高踞,骄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汉族义师,屡蹶不起,爰及洪王,几复汉土,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彦,倒行逆施,遂使虏危而复安,久留不去,此实孝孙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长也。方今大义日明,人心思汉,觥觥硕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爱祖,高其节义。虽有缙绅,已污伪命,以彼官邪,皆舆金辇璧,因货就利,鄙薄骄虚,毋任艰巨。虏实不竞,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是虏之必败者二。
    
    邦国迁移,动在英豪,成于众志,故杰士奋臂,风云异气,人心解体,变乱则起。十稔以还,吾族巨子,断脰决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习其常,毋能大起,虏遂起持其间,因以苟容,迁延至今,乃以立宪改官,诈为无信,借款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风燎原。川湘鄂粤之间,编户齐民,奔走呼号,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是虏之必败者三。
    
    昔我皇祖黄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继世,三王奋迹,则文化彬彬,独步宇内,煌煌史册,逾四千年。博大宽仁,民德久着,衡之西欧,则逊其条理已耳。先觉之民,神圣之胄,智慧优渥,宜高踞土疆,折冲宇宙,乃锐降其种,低首下心,以为人役,背先不孝,丧国无勇,失身不义,潜德幽光,望古遥集。瞻我生身,吊景惭魂。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则汉族之当兴者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平等自由,乐天归命。以生为体,以法为界,以和为德,以众为量。一人横行,谥曰独夫,凉彼武王,遂有典刑。满虏僭窃,更益骄恣,分道驻防,坐食齐民,厚禄高官,皆分子姓。胁肩谄笑,武断朝堂,国土国权,断送唯意。束我言论,遏我大群,扰我闾阎,诬我善良,锄我秀士,夺我民业,囚我代表,杀我议员,天地晦盲,民声销沉。牧野洋洋,檀车煌煌,复我自由,还我家邦,则汉族之当兴者二。
    
    海水飞腾,雄强参会,弱国孱种,夷为犬豕。民有群德,朝有英彦,威能达旁,乃竞争而存耳。惟我中华,厄于逆虏,根本参差,国力遂糜。虏更无状,鱼馁肉败,腥闻四布,遂引群敌,乘间抵隙,边境要区,割削尽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庙,卧榻之间,鼾声四起,耳目蔀覆,手足絷维,遂使我汉土堂奥尽失,民气痿痹,将破碎颠连,转餍封豕,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廓而清之,骏雄良材,握手俱见,万几肃穆,群敌销声,则汉族之当兴者三。
    
    维我四方猛烈,天下豪雄,既审斯义,宜各率子弟,乘时跃起,云集响应。无小无大,尽去其害,执讯获丑,以奏肤功。维我伯叔兄弟,诸姑姊妹,既审斯义,宜矢其决心,合其大群,坚忍其德,绵系其力,进战退守,与猛士俱。维尔失节士夫,被逼军人,尔有生身,尔亦汉族,既审斯义,宜有反悔,宜速迁善,宜常怀本根,思其远祖,宜倒尔戈矛,毋逆义师,毋作奸细。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幕府则与四方俊杰,为兹要约曰:“自州县以下,其各击杀虏吏,易以选民,保境为治。又每州县,兴师一旅,会其同仇,以专征伐,击杀虏吏。肃清省会,共和为政,幕府则大选将士,亲率六师,犁庭扫穴,以复我中夏,建立民国。”幕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在汉胡苟被逼胁,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问。其在俘囚,若变形革面,愿归农牧,亦大赦勿有所问。其有挟众称戈,稍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拿孙中山的《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与《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和《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檄文》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背叛是多么彻底──从轩辕倒退为朱元璋,从文明创造者倒退为专制暴君:孙中山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为一个迷恋旧式皇权的专制主义者了。
    
    五、如何补救辛亥革命的失误
    
    当然,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运动,不可能十全十美。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完全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因而,辛亥革命在废除君主权力的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部分,只有百分之五十合法;因而在总体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合法性。正因为辛亥革命本身具有这样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的漏洞,也就给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等层出不穷的窃国大盗,留下了一个畅通无阻的鼠道。
    
    回顾一下,尽管中国的皇帝权力本身也是建立在超越习惯法之上的外来征服,但毕竟还有一半是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例如秦国君主就是从周王那样获得这种文明的合法性的。这种权力的沿袭使得由秦国扩张而成的皇权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这个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就是来自于皇权对先秦礼制即华人习惯法的沿袭。这一沿袭部分部分,既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就有一半的合法性。所以用暴力推翻皇权、替换皇权,是可以的;却不可用暴力铲除君主权力、废除君主权力,否则就会在社会权力方面造成极大的真空,不仅导致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蔓延,而且造成严重的文化脱序和文化休克。实际上,现在将近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辛亥革命中断君主权利所造成的“文化休克”中苏醒过来。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果在父母没有违背习惯、没有像英国国王那样非法扩张王权的时候,人民就贸然使用暴力废除君主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像中国二十世纪开始而迄今仍无尽头的这样,暴力循环造成了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枪杆子的“实践”成为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从此陷入野蛮化的陷阱:沦为无理无德最终无能的禽兽国度。因为古书上早就预言了:“今人而无礼, 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除了“排满”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废除帝制”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之外,其余的就是“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不仅毫无合法性可言,而且还以非法活动自豪。这样的社会,如何走上正常的轨道呢?
    
    在我看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现在的台湾,表面上已经走上了民主轨道,但公共权力却同步萎缩了。这是因为台湾虽然“民主”了,但并未脱离“中山陵体制”:政府机关到处都挂着孙文遗像,这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完全没有的一大怪现象!这说明,现在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根本不是人民的国家,而依然是孙文的国家──甚至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代(2001—2008年)也是如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依然是不伦不类的“五权”的,而非国际通用的三权分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制”,更是直接承袭了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父子的独裁路线,完全不合中国统治权分离的古制。“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五权宪法下的总统制”,徒然造成政党恶斗、政出多门。最后“中华民国在台湾”为了争当总统不惜开枪、贪污、内斗、挑动省籍情结、甚至策划发动军事政变。至于2009年国民党复辟之后,更是对孙文的僵尸敬礼有加,每到节庆就不失时机地顶礼膜拜──仿佛国民党复辟不是台湾选民的作用,而是“总理引魂的庇护”。
    
    若说今日台湾的局面是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的结果,那如何解释日本今日的局面呢?是僭号“天皇”的倭王开恩所致吗?不是的。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及其综合压力所造成的。我相信,只要美军退出西太平洋,日本和台湾等“岛国”的政治制度就会改变,南韩、马来西亚、泰国等“半岛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六、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朱元璋在驱逐蒙古人之后,没有回归唐宋的开明,而是继承甚至发展了辽金元的黑暗,登上了中国历史的野蛮顶峰?其理由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宪政道路,而是在迄今为止将近百年的军阀专政、僭主坐庄的“中山陵体制”的鬼影憧憧黑暗中,摸爬滚打。
    
    孙中山以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历尽坎坷,因为这两个“国”迄今都还供奉着孙文遗像,迄今都还在“中山陵体制”里,缺乏真正意义的制度创新。不说别的,中华民国的首领蒋介石父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领毛泽东,死了以后还都是按照“中山陵体制”的方式,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尤其是毛泽东更为明显。这种暴尸在外而不入土为安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传统,在这种恶劣示范下,中国社会无法走上正轨。
    
    “自古道盖棺事定,入土为安。”(明·冯惟敏《耍孩儿·骷髅诉冤》)这是因为,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家属方觉心安。“入土为安”的反义词“弃尸荒野”,文革期间,许多死刑执行后,就把受害者的尸体弃之荒野,不准家属收葬。这种做法十分野蛮,但毕竟还是符合中国传统中比较恶劣的一面的。惟有中山陵体制下的孙尸体与毛尸体的处理,却完全不合中国习俗,是苏联征服中国的可耻象征。孙僵尸与毛僵尸若不能入土为安,则中国的海峡两岸还将继续陷于长期动乱之中,中国社会还将不得安宁。不论这些僵尸是白毛僵尸、红毛僵尸还是绿毛僵尸。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左传·闵公元年》);孙毛不葬,中国如何崛起──难道要中国带着这些僵尸一同崛起,一起登上历史舞台吗?现在还有人企图打着“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幌子,准备明年要把孙文僵尸与毛泽东僵尸一同抬出来欺世盗名、示众吓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2010年3月19日
    
    
    评论问答
    
    1
    
    A.阿妞不牛的评论:
    
    谢教授此文很令人深思。
    
    孙洪两人的《祭明太祖文》以及祭明太祖之举,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当时提出打倒满清时,也没有亮出“复明”。现在满清倒台,国家继承,也没有再说满人是外国人,而是要“五族共和”。这时候高调祭奠明祖,联系到水晶棺与中山陵,孙中山及其紧密追随者的以“解从百姓倒悬之急”为名,“借吾皇在天之灵”“成兹鸿业”行帝王之实,不说昭然若揭,也是呼之欲出。
    
    不过,孙中山以辞掉“临时大总统”来圆皇帝梦,还是有些费解。他也没有指令或指望有太子接位。
    俺是历史的外行,就这么一点推理而已。
    
    
    B.谢选骏回应:
    
    首先多谢深思。
    
    其次关于“孙中山以辞掉‘临时大总统’来圆皇帝梦”,这也并不令人费解──是孙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为之策。……后来的“二次革命”、“宣誓效忠”、“广东军政府”、“联俄容共”,在在说明孙的“中山陵心志”不死。孙之所以没有指令或指望有太子接位,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当上元首。孙后来的继承人蒋,不就传与儿子;同有“中山陵心志”的毛没有儿子可传,不就发动文革,整死有儿可传的潜在接班人?大家对刘少奇和林彪的死亡,为什么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毛为什么一边反对“干部特权”,一边自己大搞特权?就是这个“中山陵体制”在发酵呢。
    
    
    
    2
    
    A.hukan的评论:
    
    下面几段写得不错。中国人当奴隶当得太久,似乎已经把秦制当初天经地义的事情。
    
    周厉王时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走(三年,乃流王于彘),之后有段西周共和,最后政权又还回其子周宣王之手。充分表明先秦的性质。中国历史上多有暴动,但正统史家认可的恐怕也只有这次“暴动”。
    
    这种事情秦朝后绝对不可想象。
    
    中国农民造反和西欧农民造反的根本区别是西欧农民造反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中国农民造反为了活命,性质完全不同。
    
    (以下谢选骏原文)
    
    这里的皇权,特指秦朝以后的“皇帝权力”而不是先秦的“君主权力”。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先秦的君主权力,远比秦两汉尤其是元明清的皇帝权力更加接近英国、至少也是接近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权力,基本上是来自部落习惯法也就是“原始礼制”,多少是经得本族人民同意的,是类似于秦国人民对秦朝的同意,而不类似六国人民对秦国的屈从;是类似满人对清朝的同意,而不类似汉人对清朝的屈从。
    
    君主权利基于部落习惯的礼制,其顶端就是王权,是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和担保。这种意义的王权,和家庭关系、部落关系一样,不完全是依仗暴力建立的,所以不可用暴力推翻。如果嫌它落伍了,应该用合法的方式予以改造,如英国式的赎买和权利让度,商品交易,也类似于子女从父母那样获得继承权。但这需要作出某种担保和赎买,来获得这一权利让度。如….
    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独立,也是源于英国国会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殖民地人民,结果违背了自己的“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准则而触发的。虽然美国独立被美国人自己称为“美国革命”,但其性质却不同于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因为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本质上不是“撕毁协议”,而是“维护协议”。
    
    B.匿名者评论:
    
    中国较之西方,最可怜就在社会体系中太少形而上的概念,没有上帝,人权,自由,这些神圣不可侵凌的术语。
    
    中国文人总是图口舌之快肆无忌惮地当街悍骂摧毁中国人的形而上的部分,实在可恶。实际上这样做,侵蚀的是文人自己的话语基础。没了基础的文人,当然只有抱着西方术语卖身为奴一条路了。
    
    孙中山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包含着汉正统的回归和家天下完结共和开始两重含义。
    
    晚清时候,汉正统回归是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诉求,是凝聚政治力量的最主要的手段,其作用远超共和。洪秀全孙中山的祭文作用也在于此,以此来向天下宣示正统,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当时政治家都不可不为的当下之选。
    
    中国的共和开始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中山先生象征的是共和的正统,谁继承了中山先生的事业,谁就拥有了中国当下的正统。如此就够了,文人们不妨打住。
    
    
    C.谢选骏回应:
    
    一个人的坟墓竟然成了“形而上的概念”,这就是“中山陵体制”必须铲除之后中国才能崛起的理由──否则,中国永远无法成长得“比坟墓更加高大”。
    
    现在,孙中山其人在上述匿名者的评论中竟然和“上帝,人权,自由,这些神圣不可侵凌的术语”相提并论了,这就充分显示了“中山陵体制”长期压制所造成的灵魂扭曲与人性堕落。
    
    洪秀全虽然冒充基督教,但他祭祀朱元璋毕竟还用了一个“天王”的名份。孙中山既然声称共和,为什么不去祭祀抗元起兵的元末诸雄,而而单单祭祀一个暴君朱元璋?更进一步看,中山陵、毛纪念堂所展示的僵尸崇拜,并根本不是所谓的“汉正统”,而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国耻:
    
    孙中山临死前交代,自己死后,希望能像苏联独裁者列宁那样,保留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在他病故的第二天,当时还未能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就与苏联共产党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时使用的那种“水晶棺”。
    
    
    3
    
    A.励施浙宁的评论:
    
    本人对历史不熟悉,对合下评论孙中山不想表示异见。
    
    现行皇朝的历史,是由现行皇朝之引领人物及统治集团创建的。读一读皇朝创立前所作出之诺言,看看皇朝建立后之所作所为,就像二股道上跑的车,完全是二回事。该集团之引领人物称孙中山只是民主革命者,而自称是共产党人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把自身与孙中山区别开来。结果怎么样,纯属骗人之谎言。
    
    体制是人创造的,亦是可以更改的,关键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之分配。阁下把中山体制视作现代中国万恶之源,请问该如何界定“现代”,其理何在?
    
    B.谢选骏回应:
    
    “现代”中国,依照一般史学概念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这就是中国人追求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辛亥革命的本意,在于建立满清无法建立的宪政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满清拖延立宪,最后导致立宪派转向革命的根据所在。
    
    现在,在百年大乱之后,许多人批评辛亥革命在路线上的失误与方法上的不足,这是力图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帮助中国朝向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可以说是立意良好。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辛亥革命力图建立宪政的努力,除非这些人希望中国永远不能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地位。
    
    在我们看来,孙中山集团的错误在于:背叛了辛亥革命的立宪努力,反而转向个人崇拜的泥潭,并且投靠那个奉行个人崇拜邪教(列宁主义)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帮助斯大林分裂了中国,而且为日本的进一步入侵准备了“松土”的工作。
    
    孙中山因此成为现代中国的罪人,他在中国开创的“中山陵体制”是从苏联引进的,但在毛泽东手里得到了恶性发展。“毛主席纪念堂”比“中山陵”虽小,但毒性更大,并且盘踞在首都的心脏,毒化了环境,造成令人痛心的流血事件。
    
    中山陵体制不除,国无宁日也。
    
    4
    
    A.励施浙宁的评论:
    
    历史学家如何划分历史,那是历史学家之事。
    
    现行皇朝之引领人物称孙中山只是民主革命者,而自称是共产党人要搞社会主义革命,把自身与孙中山区别开来。结果怎么样,纯属骗人之谎言,而且比封建皇朝更糟。
    
    体制是人创造的,亦是可以更改的,关键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之分配。阁下把中山体制视作现代中国万恶之源,请问有什么理由把中山体制跟现行皇朝放在一起?现行皇朝之创建者的鬼蜮伎俩可多得很,且是依靠武装暴力取得政权。
    
    B.施化的评论:
    
    我理解谢教授的“中山陵体制”指的是一种象征,象征“朕天下”,“家天下”以至于“党天下”,与此相对立的是“共和”与“联邦”。从孙中山一生的实践来看,他更倾向于前者,不论生前死后,都致力于揽权和揽天下。当然,美其名曰“革命”。
    谢先生对台湾现状的描述,我也是认同的。
    
    C.谢选骏回应:
    
    谢谢施化先生的理解并答复励施浙宁的评论:
    
    我用了一个新词“中山陵体制”,指的是现在的海峡两岸共通的“僵尸崇拜”、“亡灵主义”、“死人压制活人”等“陵墓系列现象”。这一现象含有一种有毒的邪教成分。
    
    我没有用“中山体制”,因为台湾的政治制度虽然并不理想,但还是可变的,没有完全僵化。如果把台湾的这种现状叫做“中山体制”的话,那么确实与大陆的“毛邓体制”在政治制度方面具有很大不同。但是从古今中外的较大视野来观察,海峡两岸的这一政治差别,是“中山陵体制”的内部差别。除非台湾埋葬孙中山的遗体、拿掉孙中山的遗像、废除孙中山的遗教、告别苏联式的中山陵体制──消除个人崇拜、去掉孙中山的宗教性质。
    
    5
    
    A.阿妞不牛的评论:
    
    谢谢楼主的回复。俺尤其欣赏楼主在9楼10楼13楼的回复。
    
    同时,俺还觉得Goon博的留言很有道理。国民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一直到马英九,都不能跟共产党等同。哪怕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在理念本质上以及党员的成分上,都是泾渭分明的。如今的台湾,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甚至快速成长的民主政体,在政治社会结构与公民组织和素质上,大陆都不可同日而语,哪怕大陆的“国力”强大多少倍。
    
    简单来说,俺支持对孙中山其人其事根据历史史料来进行客观评价,尤其是着重于研究他的真正思想与对中国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行为。俺对孙中山以及民国历史知之甚少。在大陆从小受到的灌输不能不说没有先入为主的影响,尽管俺这方面有限的知识还是出国后恶补的。因为知识浅薄,所以比较开放,不会太顽固。
    
    现在根据俺已知的信息,进行一下逻辑推导,有这么几个看法与疑问,希望楼主与行家指教。
    
    1)在孙中山的时代,不但是中国,世界上许多被欧洲新型资本主义抛到后面的传统大帝国,都在挣扎求变。德国走向法西斯,俄国走向共产主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共同的特征是全民动员做“强国”,但是德国苏俄是标新立异,日本是仿照英国,并且以内部和平改革成功再向外扩张。土耳其和中国就是另外的内外挣扎的突出代表。象凯末尔以世俗主义取代奥斯曼帝国的政教合一一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至少在形式与法统上废除了王朝帝制。同时,也象凯末尔一样,孙中山以民族主义为号召,革命为手段,集权甚至独裁。但是他们都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也没有用西方的基督教来改造本国的传统信仰,当然也没有旗帜鲜明地向这些主义或信仰挑战。不同的是,孙中山实质上得到了苏联的援助或扶助,而且不是主权政府之间平等条约的互助,确实是苏俄共产势力渗透打进中国的楔子。宋庆龄是确实的苏共间谍。因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主观上是孙中山个人或者国民党要统一中国而同苏联的利益结盟,客观上是引狼入室,使得中国成为共产国家的起因。
    
    2)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真正的个人抱负与政治理想是什么。前面俺讲了,他没有接受法西斯主义,也没有接受共产主义,也没有以基督教来感召国人。他的著作文章,确实宣扬了民主共和。也确实拜祭推崇了朱元璋。死后也确实引进了列宁式的水晶棺并享有了一个近乎皇帝的陵墓。但是,这个水晶棺与帝王陵是不是真正他自己的意愿和遗嘱?哪怕是他自己的意愿,可是他从来没有权倾天下,不像列宁毛泽东和蒋介石,独揽掌控国家政权社稷。他死后的尊荣,恐怕也就不能简单以孙中山自己的意愿来解释。
    
    3)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与旗帜,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塑造的,中共并没有举起来。中共对孙中山的供奉,从口头到实际都是因为不能否认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而国民党一直扛下来的东西,除了国民党这个政党之外,确实还有同共产党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瞎子都知道“蒋管区”同“解放区”真正的区别;一个是有各种问题的正统社会,另外一个是土匪窝;一边是有政治高压控制但是经济相对自由,一直发展到同自由世界经济紧密相连的发达区域到政治民主化,一边是三十年血腥镇压荒谬空前民不聊生,到庆父归西才迷途知返厚颜无耻学国民党一星半点。。。
    
    总结起来,俺觉得楼主和施化去探讨研究孙中山其人其思想主张的历史局限甚至象“中山陵”那样的负面象征,都是应该的,但是完全否定或者砍掉孙中山这竿历史坐标与旗帜,是不适合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是中国历史顺应世界潮流的壮举,不容否定。这跟毛泽东的1949年坐龙庭完全性质不同。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不但是以极为暴虐野蛮的暴乱血腥得手的,而且掌权之后建立的是极为反动专制非人道的制度,推行的极为荒谬的运动与政策,制造的是人间浩劫。如果这也要跟孙中山的人品思想挂上勾的话,未免太牵强了。
    
    B.谢选骏回应:
    
    基本赞同,但有几点还可以进一步明确:
    
    1)日本不是仿照英国,而是由明治倭王模仿普鲁士国王先统一各邦、然后对外扩张(1870年普法战争还算收复失地,但1914年一次大战就性质不同了)──所以日本虽和意大利一样是一战的胜利国,却会在二战之前就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2)孙中山虽然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却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正如毛泽东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孙、毛都是唯权是图的机会主义者,虽然他们在斗争中不屈不挠,但那不是为了主义,而是为了自己要不择手段地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只有这样看待孙毛二人,才能理解孙中山“排满”与“勾结日本”的矛盾、“反帝”与“联俄容共”的冲突;也才能理解毛泽东“反美、一边倒入苏联怀抱”与“反苏、搁置台湾与美建交”,也才能理解毛的继承人何以会有“化公为私”的政策逆转。
    
    3—1)根据我的历史研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差别、台湾与大陆的异同,基本上类似于中国在汉朝瓦解以后、印度—西域化(相当于清朝瓦解后、欧洲—苏俄化)的南北朝的差别异同,所以我把中国现代史叫作“新南北朝”。这是由地缘政治和文明改组之间的巨大张力所造成的演变,意识形态的外衣不是根本的动力。
    
    3—2)台湾的民主化,和南韩的民主化相似,都是美国压力的产物,甚至连日本的民主化也是如此。没有原子弹的投射,日本的议会民主不过是像德皇威廉和俾斯麦(伊藤博文就是学他的)控制下的议会民主,随时可以翻盘的,和英美的民主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想想毛泽东晚年向美国屈膝投降、邓小平六四以后对美国节节退让,就明白台湾为什么不得不“民主化”的原因了。但中国的体积较之台湾毕竟大了许多,所以毛、邓无论如何对美妥协,都还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避免民主化这一“下策”──这和俄国当局在苏联瓦解后仍与西方对抗、不像东欧小国那样归化“国际社会”,异曲同工。
    
    3—3)其实东欧小国的民主化也是极为表面与脆弱的,随时可能转向的。不仅东欧如此,西欧也有同样问题:西班牙、葡萄牙刚刚脱离法西斯阵营不过一代人时间,而法国和意大利经常摇摆在共产党与法西斯之间,德国就不用说了,是英美占领制造出来的民主国家,内心依然包藏着新纳粹主义的蠢蠢欲动。至于北欧那几个小国,不过比东欧国家先走了一步。世界上真正稳定的“民主国家”,其实就是南非以外的那么几个“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因为“民主”是它们自己发展出来的生活方式,不是迫于国际竞争的需要而模仿出来的工具。
    
    总结起来,所以你也赞同研究孙中山其人其思想主张的历史局限和“中山陵”那样的负面象征。尤其历史已经表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这一“中国历史顺应世界潮流的壮举”,是中国“欧化”的体现,就像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印度化、西域化、胡化一样……这当然不是孙中山个人的功劳,所以不能被用来为一家一姓的陵墓作基础。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山陵的奢华,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纪念堂,恰恰为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坐龙庭”的僭主行为,作出了恶劣的示范。如果从毛派的观点看,是否可以说“从中山陵的奢华到毛堂的‘俭朴’”,还可以算是一个“从资产阶级革命家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进步”呢?当然,孙、毛二人,都算不上什么阶级的革命家,它们都只是“中山陵体制”的代表。不是“三个代表”或五个代表(五星红旗),而是自己的代表──用斯大林的话说,是自己代表自己、自己任命自己、自己授权自己。用毛语录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中共扩大的第六届全体会议上的结论》),用孙语录说是“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孙文:《建国大纲》)。这里有什么“本质差别”呢?难怪毛说孙是“先行者”。在我们看来,是“中山陵体制的先行者”。当然,如果从孙派的观点看来,中山陵毕竟比“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要好一点,是从皇帝制度向独裁制度的“革命转化”,是“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说:“中山陵体制”是“帝制”向“宪政”的过渡,而不是宪政;中国要像英、美那样崛起,而不是像德、日、苏那样崛起然后扑倒在地,必先终结中山陵体制。
    
    而且在葬仪以外的意义上,中山陵、毛纪念堂要比“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更多“邪教”性质,中山陵、毛纪念堂不是“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那样的“家族墓地”,而是全民崇拜的对象,不破此“邪教”,中国的崛起如何期待?
    
    6
    
    A.风声雨声读书声的评论:
    
    如果用中华文化的“正统”性或“合法”性来看中国国家政权的历史变迁,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比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正统的多,合法的多。当然这两者都是杀人革命的造反派。
    
    从变革的角度看,也是孙中山和他的的国民党的变革比较合乎正道,也就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主流。
    
    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那套是乱世妖魔。这点用KAN博的历史事实排列一下就明白了:“中国造反用的都是‘邪教’意识形态。 方腊和明末用波斯的拜火教,太平天国用变种基督教,共产党用变种马列教,中间还有数不清的佛教,道教变种,如白莲教,弥陀教。”
    
    孙中山和他的的国民党用的起码不是“邪教”意识形态。当然用中国传统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有中国传统的帝王专制风范。可是老毛那套是上不了台面也入不了流的乱世妖魔。
    
    要是刨坟,我看把老毛的刨了就好。孙中山的就不必了。毛坟太难看,放在闹市广场上,什么样子?也太不合乎中华文化习俗(正统)了吧?再说它那个建筑太难看,不中不西,象个破棚子。一点美学价值都没有。孙的那个起码就选地来看,还是比较近乎中华文华的正统。从建筑上看,民国建筑确实是东方建筑艺术和西方建筑艺术的美妙结合。不能毁。
    
    B.谢选骏回应:
    
    谢谢关注,请允许我摘录一些以前的文字以资说明──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治;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治;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个时代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犬牙交错。
    
    2006年4月30日台湾TVBS电视报道说,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将在党部展出一系列五四文物,其中最特别的,是毛泽东还是国民党员时期的书信手稿,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毛泽东是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他。报道说,“老式的十行纸印着红色的国民党字样,看起来真的很有历史,上头的毛笔字迹,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还是国民党员时,写给党部的一封信。除了亲笔信,还有毛泽东当年以笔名“二十八画生”投稿新青年刊物的文章。”显示图书管理员毛泽东企图挤入大学生们推动的五四运动不遗余力。毛泽东的亲笔手稿,5月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展出。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说,毛泽东也曾是那个时代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毛泽东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当选了后补执行委员,在宣传部得到了一份工作。
    
    而2006年4月12日《凤凰周刊》2006年第10期也曾报道,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而其中收藏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信件首次公诸于世。其中包括作为“国民党干部”的毛泽东所写下的信函。报道指出,2005年秋天马英九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在历史论述上颇为用心。为了配合,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不仅举办相关历史展览,也主动规划开放珍贵史料。
    
    这些秘密资料显示,共产党员如何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很多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陈公博以及毛泽东等人的亲笔文稿,都能在国民党中央找到。其中毛泽东写的书信有三封,都是他担任国民党职员时,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书。
    
    第一封报告是1924年5月毛在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写的,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所(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简称)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日会议日程,届时将提出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
    
    第三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这三报告都是毛担任国民党职务时写给党中央的,可见他当时掌管的都是请假、提干、加工资等鸡毛蒜皮的“人事工作”。作为小职员面对诸多上级长官书写报告,其毛笔字的风格就有所收敛,字体清晰可辨,大体上都写在行内,比较他日后夺取政权后放肆挥洒的字迹要工整得多。尽管如此,毛的霸道依然可见,信中流露对于小职员日常工作的不耐,向上级请假用“特此奉告”,信封上“报告中央”四字压在红线上,毫无敬意。据心理学分析者认为,这是潜意识里强盗性格的表现。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可能与缺乏适当的教养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的两封信都提到自己“脑病增剧”,似乎有头痛的问题,可是过去公开的有关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相关文献,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如果未来继续公开的毛泽东信函还有类似内容,说不定就能引出重要的历史线索,因为身体的病痛对于解释人的特定行为始终是重要依据。
    
    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这封广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现新的史料,不过却生动地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领袖的某种行动和精神风貌,十分传神。李大钊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收容毛泽东为图书馆管理员。1920年共产国际派人到北大见了李大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次年7月,各省共产主义小组即派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一大”,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中共“一大”到广州“三大”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中共的发展实际上很慢,李大钊的信显示其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大学里的演讲,以召唤知识青年为主,对“党员超过百人”也称之为超过“增加率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跟孙中山联俄后,毛泽东在农村随便一拉就是成千上万的队伍,实不可同日而语。这多少解释了,共产国际何以最终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求迅速壮大,因为李大钊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实在很难迅速壮大队伍。从这个角度看,国共合作确实双方互蒙其利,国民党获得大量武器,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势力一日千里;共产党则摆脱了原来“马克思主义学术联谊社”的阶段,开始操作苏联控制的政治──军事机器,学者型党领袖逐渐由暴力革命实践者取代。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1921年“南湖会”上诞生的,不如说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诞生的。
    
    但是无论犬牙如何交错,国共两党都是师法苏俄的,都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所以整个国──共党时代,不仅是外来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而且是外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
    
    从这样的事实看问题,中国文化实体所面临的第一次外来挑战与第二次外来挑战,具有不同的性质。
    
    两个挑战的可比性主要在于:都由于外来压力造成了内部瓦解。但即使瓦解的方式也还是有所不同:造成五胡乱华的八王之乱是内生的危机;造成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是外来入侵刺激起来的。印度──西域的挑战和欧美──日俄的挑战,具有相似又有相异,虽然并不等量其观,但仍然可以“在比较其相似中体味其相异”──并从中托出“预后”。据我所知,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界还算得上一个“创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以之作为重新集合那个业已崩溃了的文化与社会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欧洲文化给强行带入的。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西化”,这十分滑稽;他们殊不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西化?共产主义就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性,正是西方的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政下,“党魁”的“全民政治运动”取代了“皇帝”的“全民佛教运动”,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注入“理想蓝图”的绝命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是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世界大同”,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舶来的样板。
    
    从中国历史的分析着手,可以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一千八百年前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行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南北朗时代就是文明社会倒退野蛮的时代”这一命题。从而对众说纷坛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做出别具一格的说明。
    
    所谓“国──共党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党国对立争战的时代”,它构成了“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主轴。在它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南北分裂:太平天国与清朝,南方军阀与清朝,革命军与清朝和袁世凯,广州政府和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与日本帝国……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入侵中国与其说是“国际战争”,还不如说是“代替满洲政府的东亚争霸”。凡此种种,不仅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的延伸,也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较量。例如我们在本书结束时将要谈到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是在国际势力的操纵下展开的。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不过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9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第一北京政权是“北洋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治;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治。
    
    (四)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治,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五)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六)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七)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治、海洋中国一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王朝和党国,是区分古代的古代南北朝与现代的现代南北朝之关键。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具有以下具体差别:
    
    (一)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王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朝之一)的武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党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欧洲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现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
    
    (三)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1279至1911年的六百三十二年间,竟有三百五十六年处于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州人的关系,要比与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州“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例如,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自己手里。
    
    (四)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何尝不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不会败得如此轻松。看一看,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双重性的甚至是混乱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是满是汉不知其然,故满人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毫不犹豫。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场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五)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治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一)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蕃镇──辽金宋”;
    
    (二)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
    
    (四)西汉与明;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六)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袁绍与曾国蕃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一)在分治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1)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蕃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蕃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蕃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蕃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蕃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蕃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六)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八国联军、日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分治。这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治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欧洲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治时代的产物呢?
    
    (摘自《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第二章“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之第二节“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第三节“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7
    
    A.施化的评论:
    
    在“定见”之内还是之外做文章,差别很大。我感到了谢教授研究的那种锐利之气。
    
    B.hukan的评论
    
    我对谢先生上一贴的兴趣很大。
    
    谢先生试图重新解读中国历史。我觉得极为重要。
    
    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架构其实是秦后郡县制王朝眼里的历史架构。谢先生眼里的历史则大不一样。从谢先生眼里看,秦后历史可以分成三段,秦到第一次南北朝这800年为第一阶段。唐宋为一段,元到今天新南北朝为第三段。
    
    我眼里的历史和谢先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对先秦和秦朝后区别,比如对秦和元的看法。
    
    区别也有。我眼里对秦和元对之前社会的摧毁看得更重。在我看来,因为秦元和被征服六国性质大不一样,最后完全摧毁了之前的社会上层和文化,所以才有刘邦和朱元璋的机会。
    
    在历史上刘朱都面临一个重建中国文化的任务。汉代不那么成功,明更不成功。很多事情朱比刘更强势,统治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八股文就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从这点看,孙中山要继承明太祖衣钵的确是大倒退。所谓驱除鞑虏不过是宣传而已。
    
    从明史看很难说明太祖心里有多少汉族意识。明太祖父子对文人折辱,喜欢把“罪臣”妻孥送到妓院,似乎比元朝有过之而不及,至少非汉族主流。
    
    ──────────
    
    明史引文 (太祖本记一,二)
    
    二十四年……乃即吴王位。建百官。以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谕之曰:“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
    
    洪武元年…谕达等曰:“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
    
    三年……李文忠捷奏至,命仕元者勿贺。谥元主曰顺帝。癸酉,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尝行之对。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孙,恐不尔也。”遂不许。又以捷奏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C.励施浙宁的评论:
    
    阁下是历史学家,本人零零星星从网上阅读过一些历史,有些问题使本人一直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国帝王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想杀谁就杀谁,无人能阻?满朝的文武大臣只是帝王之奴隶、走狗和打手。
    
    本人将类似问题问过施化博,“你又如何判断你所找之理由是正确的?你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帝王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想杀谁就杀谁?满朝的文武大臣只是帝王之奴隶、走狗和打手。” 施化博之答案是:正因为人的认识有限,所以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好过追求正确。
    
    未悉合下是否能从历史之研究中能给出一个合理之注释?
    
    历史学家用成败论英雄,在本人看来不仅是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且是在怂恿恶魔。希特勒曾狂妄地宣称:只要他能打羸战争,他就是英雄。
    
    虽然此问题与本文主题无关,但本人很想听到对此评论有何反应?
    
    
    D.hukan的评论:
    
    我想谢先生文内已经提到。
    
    欧洲下对上的抵抗权来自传统。一旦传统瓦解,臣民对君主就缺少抵抗之力。同理,臣民对贵族的“抵抗权”也起源远古。
    
    拿英国说,1215年贵族可以强迫君主签订大宪章,但玫瑰战争后新封的贵族就多对都铎君主“百依百顺”。
    
    人一旦失去权利,再想重得就难了。这是最重要的教训。因为臣下的权利代表一种历史演化出来的共识。既云共识,就涉及一大批人,人越多,就越难形成共识。何况这种共识还得为君主承认?
    
    所以在我眼里秦统一以及秦朝崩溃对中国影响极大。
    
    E.励施浙宁的评论:
    
    谢谢hukan博之评论,施化博之答案是:正因为人的认识有限,所以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好过追求正确。该回复本人是无法认同,既然未知正确方向何在,所谓多做一些查找误差只能是无的放矢。
    
    在评论文革时,有人说:“文革全民之罪”;亦有人说:“文革全体成人之罪”。有人说:“ 一般说,在反抗面前,专制政府都会有所收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极端残忍贪婪的政府也是它的百姓娇惯出来的,有怎样的百姓,就有怎样的政府。”这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六四责任”如出一辙。其目的就是为中共所犯下之罪行推卸罪责,变成错误人人有份。笔者在网上读到过阿妞不牛《强权,主权,民权,人权:政权根基与法理源泉──答马力安明博及诸网友》一文,“欧洲的蛮夷们在一口气互相杀戮讨伐了三十年之后,弄出了个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整出个国家主权概念。管你是番邦蛮夷还是姑表亲家,你在你的地盘立国,我在我的领土称王,井水不犯河水。俺是卢森堡蓝血大公,在境内至高无上。你们一伙尼德兰烂人,互相共和称兄道弟,只要能推出个首领来,洒家也尊你至尊无上。这一招挺灵。欧洲人虽然并未因此罢弃干戈,但尼德兰那些烂人兴起的一些怪招,比如什么主权在民,共和民主等等,乘势传播泛滥。其他国王大公看着很不爽,但也必须尊重人家的《主权》。实在看不下去了,交起战来还真文明许多,以至1864年整出个日内瓦公约。1907年海牙公约,居然规定打仗还要有五花八门的规矩,例如不得屠杀平民与妇孺,不得故意伤害红十字救护人员,不得屠杀虐待俘虏等等,叫做人道法,还出了个名称叫国际公法。
    
    主权实际上是强权与神授皇权同民权平权势力平衡要求的妥协。在主权的大旗下,强权仍然大兴其道。但是,民主共和民权人权这些毒素也不断蔓延。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等,用主权在民,来偷梁换柱,把好端端的王国一个接一个地改造成民主共和宪政国家。主权是国家的,国家是民众的,民众和贵族和国王都是人格一律平等的人。元首不能世袭不能终身,要公民们(当然,母民还不算)投票选举,这样才算合法。拼上身家性命几千万人头打下江山夺来鸟位居然不算数,不合法!”
    
    体制是人创造的,亦是可以更改的,关键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之分配。而现实世界奉行的是丛林原则:强存弱亡,弱肉强食,体现的是瞬时效应:强权就是真理。所以现时中国的万恶之源就在中共统治集团及其头子妖魔猫(毛)。一个声称要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竟然搞成现在这个鬼样。中国之民众真是何其不幸。
    
    
    F.谢选骏回应:
    
    多谢各位。让我们一起澄清历史的迷雾。
    
    我同意hukan先生的评论:“秦统一以及秦朝崩溃对中国影响极大”,所以我主张:“回归祖辈的文化”,复兴夏商周三代的区域自治传统。以下是《光明日报》1988年10月6日的采访记录《回归祖辈的文化──访谢选骏》:
    
    [
    
    问: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它们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很多人把这些腐败现象和陈腐观念说成反封建不彻底的结果。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我对这种看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国传统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而我们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却是实际做法和意识形态相矛盾的表现。比如,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高度民主,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搞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我们在思想理论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制度中却又给以权谋私留下不少可乘之机;传统中国社会搞乡绅自治,追求稳定,而我们是运动接连不断。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人人斗争,人人自危,父子分裂,夫妻反目。西方有的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许多极左做法,归结为清教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我则认为这是人欲的恶性膨胀和“反文化综合症”,它们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并不密切。
    
    问: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这场传统文化反思运动,其主流是批判传统文化,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反封建。您说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不导源于封建主义,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总体态度也应有所改革?
    
    答:从五四前后开始,对传统文化的不满其实是以不满现状为前提的;批判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批判现实,脱离现实的“传统”是无法存在的。因此,目前对传统文化反思,得出的结论只是功能性的,而非真理性的。当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文化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此种功能性批判也是应运而生。但反过来说,实践也已证明,从洋务派企图用西式的经济和技术拯救中国,到康有为、孙中山企图用西式的政治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和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企图以西式的文化改造中国人,先驱们向西方寻求真理以使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大胆地预测如果把十九世纪末叶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两大阶段的话,第一阶段的主流形式是“吸收西方文化” 第二阶段则应是“回归祖辈的文化”!
    
    问:传统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内容上可以分若干部分,时间上也可分为几段。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能不能具体化?
    
    答:我说回归祖辈的文化,中国是回归到秦以前的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社会心态是年轻的、文化精神是朝气蓬勃的。这种文化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日新其德”。战国时七雄并列,社会是多元化的,机会是均等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大家都想统一中国,谁能招揽人材,谁能给新的文化因子以丰润的土壤,谁就有强大的竞争力;人们的主体意识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义务与权力之间,都是双向交换的,“士为知己者死”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此地无法施展的才能,可以发挥到别处去;每个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相伴生的就是“献身精神”。先秦文化的这种特征与秦至清“长城一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祖辈文化。而秦至清的长城一统文化则相当于“父辈的文化”,近代反传统主义的矛头所向即是父辈文化的僵化。代表先秦文化精神的《周易》上的那些精粹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奋不已,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问: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似乎已成了贬义词。您说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秦以后的“天下意识”以及现在人们常挂在口头上的“世界公民意识、球籍意识”有何区别和联系。
    
    答:“天下意识”是秦实行长城大一统的产物。做“天下之民”,在国家强盛时唯我独尊,不思进取;而在国家衰弱时,便流于“阿Q心理”,它的核心是荣辱不惊、反应迟钝,缺乏日新精神。而民族主义和做“国家之民”,则是锱铢必计,争强好胜。当前,我们要当好世界公民,保持球籍,要在国际交往和国家事务中有地位,必须先具备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通过竞争和献身,使国家富强起来。不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起飞时,这种狂热和非理性却常常是需要的。鸦片战争惊破了中国人作为“天下之民”的好梦,现在我们要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课。举个很小的例子,如果每个人都有“国家一民族意识” 那么目前在和外商谈判时的许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就可以杜绝了。
    
    问:那么,回归先秦文化后,对秦以后的传统文化又要采取什么态度?
    
    答: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在反传统的70年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截流”,它实际批判的是清末的那种社会风尚与制度。这样,就为新一轮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过滤机制。这过滤机制就体现为反父辈的文化;而回归祖辈的文化则是对这一反叛的升华。实际上,文化继承上这种“远交近攻”的曲线战略,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欧洲人的文艺复兴运动即是。另方面,即便对秦以后的整个父辈文化,也不能采取绝对化态度。天皇是封建制度吧?但日本人却利用天皇使传统为现代服务; 家族忠诚是典型的封建意识吧?但日本人稍加转化,使家族忠诚变成企业忠诚,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可见传统和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激活传统。中国这几十年“变风”大盛,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演变之后,我倒醉心于传统哲学中的“化”。化也是一种变,但它是个时间概念,是不割断并大力弘扬和传统的内在联系。它既有所依托,又有所损益,所以能事半功倍、扬长避短,这样看来,从截流到回归,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一次内部升华。
    
    问:中国人是个好“正名”的民族,您说的“回归祖辈的文化”大概和这种好“正名”不无联系吧?
    
    答:有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一个民族如果老是以外国为宗,难免有不自主和不自然的感觉。我们谈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外国人常不以为然,但我们谈孔子、老子,他们却只能洗耳恭听。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重要,但对重建健康自尊的民族心理以便有效发扬我们的生命潜能却极重要。西方文化给我们的养份只是物,不经过“祖辈文化”的胎盘,我们就无法消化西方文化,甚至会得消化不良症。事实上,中国近百年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祖辈传统,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对以西方为宗的一种补充、矫正和发展。
    
    问:显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您说的回归祖辈传统绝对不是抽象意义的复古主义,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同样,回归祖辈传统也不等于排斥西方文化。那么,在当前,如何把回归传统文化和吸入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呢?
    
    答: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我们都是作材料性的吸入,而不是作结构性的模仿。我们回归祖辈文化,是作为“现代人”的回归;我们吸入西方文化,是作为“中国人”在吸入。材料可以利用,但结构却要我们自己创造。我们既独立于西方文化,又独立于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有极大的自由。我提出回归祖辈的文化,只是想为重建现代中国文化找一个“胎盘”,一个自由度和依托力结合得较适中的文化洞窟;至于“婴儿”的成长,各种养份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回归传统只是一种工具和形式,目的和内容是让中国一百五十年以来的复兴之梦成为现实,其结果是传统文化这株老树在现代长出新枝、开出新花!以向世界其他社会提供某种他们所需要的但又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
    
    ]
    
    限于当时的官媒语境,无法把话讲透,但是这个题目,确实使我从1975年以来一直思考的。现在凭借网络时代的闪电,竟能以文会友,真乃人生的一大幸事奇缘也。
    
    
    8
    
    A.阿妞不牛评论:
    
    难得谢先生在明镜这里能够主导这样一次深入严肃理性的大思考。
    
    俺反复看了几遍博文与跟贴评论,觉得这个“中山陵体制”的提出,加上“南北朝”的中国历史观,跟当年“河殇”提出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一样,很有创见性,而且概念更加明确深入。联系到谢先生多年前提出回归“祖辈文化”,从先秦文化中再次寻找出中国人的能够与世界其他主流文明融合会合的基本价值观,这是非常启迪思想的。
    
    说真的,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灿烂,就是在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而这个百家争鸣,就是在于先秦的各国互相竞争与自主发展,也就是楼主提出的“小国时代”的环境下,即在没有出现秦始皇一统天下专制之前。其实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繁荣,也是在对中世纪天主教大一统的分裂与反思之后的自由自治解放而出现的。期待谢教授继续开拓探索,将其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大众化。
    
    B.hukan评论
    
    26楼谢先生提到回归祖辈文化。 我个人看法,这也是儒家思想家(不是儒家官僚)一千多年的梦想。某种意义也是我的梦想。
    
    但我个人比较悲观。在中国历史上,祖辈父辈文化基本也就是分封和郡县制度的争论。一派等要回归封建,一派则强调大势不可逆转。
    
    用白话讲,所谓郡县制度的大势本来就是秦统一的产物。我觉得秦已经摧毁了“祖辈文化”的基础。
    
    历史上不少征服毁灭了不少文化。不要说亚述,蒙古的征服,就是汉人在南方的扩张也有类似的效果。古代楚国和现代苗族之间多少就可以看到征服的效果。离开汉人文化圈的壮族可以在东南亚创造泰国,但留在汉人圈内的傣壮族则处于两难,没有融入汉族,也无法走自己的路。
    
    秦和六国文化差异相当大。秦社会结构极其简单,基本是个军国,人才极其单一。不要说文人几乎全靠进口,就是武人也不能全部自产(蒙骜来自齐国)。第二点,秦人(至少商殃变法后)唯利是图。按贾谊的说法“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崇拜始皇的人常常看到商鞅变法产生的激励,但没有看到其长远的危害。我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特别是北方)转入物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社会远比西欧为早。所谓礼仪之邦仁义之国不过是后来儒家的理想。
    
    很难设想氏族社会或英雄时代普通人会有“将相宁有种”这类的感慨。所以陈胜可以算是第一个平民个人野心家。
    
    贾谊说“以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这是后果。这恐怕是”父辈文化“的社会基础。
    
    汉初也许有一个回归“祖辈文化”的机会,但没有成功。
    
    C.谢选骏回应:
    
    秦始皇与忽必烈其实都不是中原人,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像是罗马人和希腊各国的关系、闪族人和苏美尔各国的关系、波斯人和闪族各国的关系。事实上,类似秦的转辙,各个文明的历史上都有,像是罗马人和希腊各国的关系、闪族人和苏美尔各国的关系、波斯人和闪族各国的关系……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既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也不是“千古一帝”。毛崇拜秦始皇,说明他无知:不知有罗马恺撒,无论巴比伦汉穆拉比、波斯居鲁士。后来在中国,忽必烈也重演了秦始皇的故事。而毛还不如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毛分裂中国;秦始皇北击匈奴、南扩闽、粤,毛对北部苏联称儿称臣、对南部越南搜刮民脂民膏予取予求──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无能,而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还不到那一步。所以毛泽东只能做北齐高欢那样的事情,无法做隋炀帝、唐玄宗,更无法比肩他所崇仰的一代天骄。由于毛只懂中国帝制时代的“儿臣关系”,不懂先秦战国的纵横术,更不懂现代国际战略,因此只会“一边倒”,白白向斯大林投怀送抱,断送了中国三十年(1949──1979年)发展的黄金时代,没有好好利用美国与苏联的对立来开拓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结果让日本捡了便宜,受到美国栽培,成为经济强权。
    
    而中国的封建制比西欧早了两千年,使得中国进入现代举步维艰,不像日本,可以从封建制直接现代化──因为西欧就是这样发展的。一直到今天,西方文明还没有产生过自己的秦始皇与忽必烈,拿破仑与希特勒都夭折了──因为西方文明的征服者,一定不会是法国人、德国人这些西方人。
    
    汉初虽然失去了“回归祖辈文化”的机会,但是唐朝却实现了这一盛世。根据文明史的对比研究,唐朝类似西周,五代与宋朝类似春秋战国,而在唐宋之前的南北朝分裂,则类似我们现代中国的“两个党国”分裂。所以我们的艰巨任务,就是开辟唐宋那样的首屈一指的文明。为此我会写一本书,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阿妞不牛说,中国文化与思想的灿烂,就是在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而这个百家争鸣,就是在于先秦的各国互相竞争与自主发展,也就是“小国时代”的环境下,即在没有出现秦始皇一统天下专制之前。……可谓一语中的。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实不是绝后的,中国有过一个“第二次百家争鸣”,那就是唐宋诸子,因为中唐以后到南宋末年是中国文明历史上第二次春秋战国,就像中国现代史像是第二次南北朝一样。相比之下,明清就相当逊色了。明清只是相当于“第二次两汉”,同样的大一统板块,但是死气却多于活力。
    
    我们在南北朝的荒凉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北朝几乎是文化沙漠,南朝则是靡靡之音……我们正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黎明前,在深不可测的矿坑中,用我们的骨头打基础……
    
    2010年清明节
    
    [转贴]中山陵的风水如同一条死掉的干瘪的长虫
    文章提交者:小杨乖乖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清明节出差到聊城,正在拜谒傅斯年先生陈列馆和祖茔,有个媒体朋友打电话,让我谈一谈陵墓风水问题。我感到一时无从谈起,就一问一答地简单说了一下中国历史上的陵墓建造与规矩等等问题。其间,朋友对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建造的失败与连带的一系列问题,似乎没有听明白,也不太理解。回京后,我较详细地又向她说了几句,现把大意写出,以就教于方家。
    
     孙中山陵的源起是国民党内部一帮拍马屁的糊涂政客所一手促成。同历代皇帝在年轻时就想到或者就正式建造陵墓一样,这位孙大炮早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曾与手下一位叫胡汉民的帮闲者等一干人马到南京郊外打猎,眼望山区景色,不禁满心欢喜。便道:“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抷土,以安置躯壳尔。”后来入京师谈判议和,病危,又对汪精卫等人重述:“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云云。于是乎,孙中山撒手归天,生前围在身边拍马溜须的一帮政客在争权夺利之余,又怀揣不同的阴谋与阳谋,就“国父入葬”问题忙碌起来。
    
     结果如下:由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紫金山修建中山陵,并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最后由青年设计师吕彦直的方案入选。经过为期四年的建造,耗银一百多万两,终于将一座堪比历代帝王的陵墓建成。其靡费之巨,规模之大,在20世纪世界现代造陵史上实属罕见。
    
     但是,这样一座造价奢侈,建筑浩大的陵墓工程,却是一个失败的创作。整个陵墓看上去,就如同一条死掉的干瘪的长虫,混担在紫金山上,有一种“龙死金山”的感觉。这个布局排列,正是刀劈紫金/破坏风水的典型范例,或许,正由于这龙死金山,使得国民党政府寿命短乍,很快就在大陆地区烟消云散,成为一具僵尸供人凭吊了。──当然,这个失败和不祥的建筑要细说起来需要至少几万字的长文,才能说得稍清楚,此处不赘。只要记住,中山陵是一个失败/糟糕加暗含不祥之兆,用易经上的卦相解,就是“主大凶”的建筑物就行了。
    
     那么,要排除“主大凶”,搞一个“主大吉”的陵墓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成例?回答是:“有!”从汉唐以下至明清,只要现在还能看到的陵墓,只要稍加注意就心领神会了。中山陵应该是什么样子?回答是:不要刀劈紫金,也不要像一根长长的木棍或僵尸混担在山腰,而是借助山势,如龙一样顺势而行,呈龙腾虎跃状。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把陵墓往横向的宽/竖向的短方面建,不要往窄而长的路线上走。其成例除了可观的明清两朝陵墓,还可由布达拉宫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看到。
    
     相同的说法还可见胡适日记。1934年2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作了这样记载:
    
     饭后与叔永/莎菲同出城,上孙中山的墓,此为我第一次游此墓的全部,前此皆到墓门而已。
    
     墓的建筑太费,实不美观。若修路直到墓前,除去那四百级石筑,即便游观,也可少不少的费。
    
     此墓修的太早。若留待五十年或百年后人追思而重建,岂不更好?今乃倾一时的财力,作此无谓之奢侈,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而已。
    
     胡适之言,就陵墓建筑的批评在乎情理,但要说待五十年/一百年再重建,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了。要说这个建筑令中山先生蒙受恶名却是真的。
    
     在当时国力衰微的情形下,仅盛殓孙中山遗体的美国造铜馆,价值就达1。5万两白银。造陵更是需要大量征地,据杨杏佛/孙科会同有关方面人员最初圈定的范围,陵墓占有山地包括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平地北至山脚,南至钟汤路,东西以距墓基中心左右各1。5华里之直线为界,估计约6500多亩,其中需占民地超过千亩,而实际上占民地超过了两千亩。这一强占民地的作法,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1925年9月,坐落于紫金山南麓的江宁县钟灵乡孝陵卫各村村长联合向江苏省省长呈文,列陈建造孙陵将迁其祖坟/占其祖产/夺其衣食来源等等罪状,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文曰:
    
     ……伏思民等先人既于洪杨乱时死于非命,而百年以后复将有移尸之惨。谁无父母,谁非人子,言念及此,心胆欲裂。……况中山生前事事以民义为依归,为埋一人之骨,用墟万人之坟,在天有灵,当亦弗取。至测量界线内之田地,为民等七村千数百口衣食之所需。生死以之,更义难听人圈买。(南京市档案馆文档)
    
     尽管这些百姓痛哭涌涕,嗟号悲天,结果仍是被当作一堆挡道的垃圾被扫入圈外,一根呈死蛇状的中山陵就此在紫金山麓横亘而出。中华民国政府的大厦就此向东向倾斜,直至倒入台湾孤岛。
    
     1928年,在孙中山去世三年之后的12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孙中山先生说政府是诸葛亮,国民是阿斗。政治诸公诚然都是诸葛亮,但在这以党治国的时期,我们老百姓却不配自命阿斗。可是我们乡下人有句古话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尽管胡适如此说,但臭皮匠就是臭皮匠,即是三千个甚至三万个臭皮匠,也不会成为诸葛亮,至少在自家的土地被官府强占之时是这样的。君不见,发生于2010年春天的四川成都强拆自焚案,这个事件始作俑者──当时现场主要指挥者之一、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地说道:“唐福珍自焚是法盲的悲剧”,并表示,对唐福珍之死“不存在歉意”吗?
    
     从中山陵到成都拆迁,似是一脉相承。关于陵墓风水与附带的的故事大体如此。
    
    
    (参见《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Google)
    
    2010-4-13 2: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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