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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唯有改旗易帜,方能统一中国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06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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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的产物。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苏联注入中国体内的异体蛋白。
    
    唯有废除这样依附他人的两个附庸国,才能建立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
    
    唯有这样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三中国,才能成就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
    
    是所至盼:废除两国论,建第三中国。
    
    唯有改旗易帜,方能统一中国!
    
    《第三中国论》全书十二篇
    
    
    1980──2010年
    
    
    
    共产党专政是第三中国崛起的魔鬼训练。
    
    共产党专政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了魔鬼训练营。
    
    (谢选骏:《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南北朝原理》)
    
    
    
    
    目录
    
    前言
    
    第一篇
    “第三中国”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一、衰世与盛世
    二、野蛮的中国与文明的中国
    三、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
    
    第二篇
    “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一、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
    二、新王国精神的形态
    三、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
    四、中国的一体化
    五、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第三篇
    对“第三中国”两点思考
    
    一、无君时代的黑暗
    二、黄金时代的信息
    
    第四篇
    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
    
    一、“两个中国”与“第三中国”
    二、“第三中国”的预告
    三、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
    
    第五篇
    共和与独裁
    ──第三中国不是欺世盗名的“共和国”
    
    一、“共和”并非“民主”、“自由”
    二、八九民运与联俄容共
    三、君主权力优于僭主专政
    四、王国制度优于帝国制度
    五、无道时代的血红太阳
    六、结束无道
    
    第六篇
    “第三中国”与民族国家
    
    一、中国民族的改造
    二、什么是中国的良知
    三、一束思想
    四、一个民族
    五、中国民族的定义
    
    第七篇
    “第三中国”的组建运动
    
    一、“自新”是中国近代史主轴
    二、“运动”的恐怖
    三、运动驱赶历史之车
    四、华工贩卖与中国革命
    五、近代中国的瓦解和改组
    六、第三中国的组建
    七、展望未来世界
    
    第八篇
    “第三中国”与青年中国
    
    一、野蛮与文明的轮替
    二、近代思想走投无路
    三、老年与青年的对立
    四、建筑和音乐的民族命运
    五、应付危机是青年的任务
    六、革命是“青年反抗老年”
    七、中国需要“立体的复兴”
    
    
    第九篇
    “第三中国”非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
    二、中国与苏联的病态原因
    三、如何制造文化压力
    四、反逐鹿的哲学
    五、社会主义的厄运
    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杂交
    七、读康有为《大同书》
    八、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
    九、社会主义的异常胜利
    十、王朝更迭是唯一的出路
    
    
    第十篇
    “第三中国”与复古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
    三、一劳永逸
    四、现代文明的批判
    五、超越现代
    六、中国与欧洲的对话
    七、传统与反传统的对话
    
    
    第十一篇
    “第三中国”的内外之别
    
    一、心理救国
    二、勐海旅店夜记
    三、双重标准、双重道德
    四、“理解”的要义
    五、超越传统的锁国政策
    七、超越传统的贵族社会
    八、中国民族的一体化
    
    
    
    第十二篇
    “第三中国”的世界命运
    
    一、古代成就导致现代挫败
    二、中国主义影响世界进程
    三、回到民族原点,重新出发
    四、定于一尊的天子
    五、中国的文化创造者
    六、“王道”不是“神权国家”
    七、中国的罗马法
    
    后记
    
    附录
    辛亥革命百年纪──“中山陵体制”是现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前言
    
    所谓“第三中国”,是就“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言的,是继“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起的,是在并吞“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残迹之后而形成的──犹如并吞了南北朝的隋唐帝国。
    
    所谓“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就是“现代南北朝”──现代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1912年诞生;现代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1949年诞生。
    
    可以说,中国两千年来的难题是:怎样才可以既不扼杀民族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处理不好,将鼓励其他民族侵略我们。很遗憾,宋、明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结果让元、清的武夫们乘虚而入,盘踞中国。但即使满清,在面对欧洲的进逼时也同样陷入了这一陷阱,只能以扼杀社会生机的手段来维持其集团的权力。所以,一旦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些拖着猪尾巴的“满大人”们,就陷于软弱的地位和劣败的局势,这岂不哀哉!
    
    时至今日,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止没有消失,它还融合了一个新的“现代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决了──有哪位大英雄能并此二难于一役?目前看来,还没有。这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但我期待:那位英雄能够恢复中国的自信与骄傲,同时能够驱逐支那的顽冥与浮夸!
    
    他,走向荒漠。
    
    他走向没有甘泉的荒漠,无涯际的荒漠。
    
    他孤独地走了。在他身后,扬起了一阵漫天的尘暴……从此我们不再看见他。罪恶的人们!这都是我们罪恶的证据!历历在目、抹煞不净──是我们驱逐了他,他为我们而死。
    
    他愿意自己被后人背弃:“这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也不过是历史力量的化身,人不过是一个‘幻影’,只有历史之流才是真实的。一点泡沫怎能反抗甚至违背一个海洋呢?”
    
    “不过也许连历史之流也不是真实的,而是转瞬即逝的泡影。”哲学家与宗教家如是说。
    
    
    
    第一篇
    “第三中国”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一、衰世与盛世
    二、野蛮的中国与文明的中国
    三、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
    
    
    一、衰世与盛世
    
    从西周到西晋──第一期中国文明绵延了一千二三百年之久:那儿有着周公的谋略和成康的盛世、诸子的天才和战国的财富、秦汉的威仪和魏晋的玄谈……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社会的活动期和休息期,以百年为一个单位,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这一“盛衰节奏”的耗时太长,我们只应抱怨自己的生命太短促了。“社会休息期”中的先知先觉,能体察“社会活动期”的繁荣,在对比了自身所处的衰落状态和前人经历的兴盛状态之后,他感到真正的痛苦!他既对当前的文明衰落有鲜血淋漓的痛感,又记得历史上黄金时代的伟大故事。相比之下,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对此则完全没有知觉。先知的痛苦是芸芸众生无从体会的。
    
    文明衰落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也可以有他们独特之快乐的。特别当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处境时。他们实际上是“一座伟大桥梁的落成典礼中的纯洁牺牲品”,没有他们,这座大桥就无法真正完工。
    
    文明衰落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从一个文明盛世通往另一个文明盛世的伟大的桥。例如,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座桥。而周、汉之间的春秋战国就是这样一座桥。这座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间歇,一个长途跋涉过程的休息站──尽管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休息之可言,而只有可怕的骚乱及残酷的奴役。但是,从文明耕作的角度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个确定的休息呢?野蛮化是文明过程的休息: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文明衰落的、野蛮化的“休息时代”。中国社会,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野蛮化的动力是社会分裂和军事冲突。例如,中华民国兴起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因此也亡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国民大会在北洋军和北伐军等军事专政的铁拳下无疾而终。而《六法全书》在中国工农红军(后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下荡然无存。军事专政的铁拳,后来又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吸盘──因为据我们研究,无产阶级专政远比军事铁拳更加无孔不入,而像海星或乌贼的吸盘那样,游刃有余却能窒息所有人的生命的。而且无产阶级专政一到危急时刻,马上就会诉诸于赤裸裸的军事管制。
    
    ……
    
    二、野蛮的中国与文明的中国
    
    “第三中国”将摆脱社会分裂和军事专政,实现“去无产阶级专政化”、“去野蛮化”。
    
    “第三中国”将与野蛮的中国告别,“第三中国”将是文明的中国。
    
    “第三中国”是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继承者。
    
    “第三中国”是超越了野蛮时代的中国。
    
    “第三中国”是在第一中国(中华民国)和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野蛮化过程的政治基础上,创建新文明、回馈全世界的中央之国。
    
    第三中国、文明的中国将宣告:“分裂中国的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中国”,这一对难兄难弟只是一个走向“统一中国的第三中国”的中继站。
    
    就此而言,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罪恶可以得到第三中国也就是文明中国的宽囿。虽然在此之前,必要的总结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仅是人间的社会清算,而且是历史的文明总结;这不仅仅是悲剧式的清算,而且是喜剧式的总结。
    
    第三中国的出现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两个中国尤其是第二中国──事实上只是“中国传统”在与“现代世界”互相作用时,所产生的一些临时性质的变态反应及过渡时期的千奇百怪……
    
    回顾1911年的辛亥革命,由于满洲人对中国的入主,导致中国社会中坚的彻底崩溃,在中国,因此无法遂行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等级式的君主权威被舞会式的党派暴乱给取代了。但是党派比朝廷更不灵光。君主可以是空灵的,除了满洲这样的外族入主以外,君主制度只需要满足一个皇室的贪欲。党派却是一个团伙,麕集了大大小小的暴发户与食尸者。未来的中国,需要从狂乱的党派专政退出,回归正常的国家生活。
    
    
    三、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
    
    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是作为第一期中国文明(殷周至秦两汉)和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北朝至元明清)的继承者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形成,正如第二期中国文明受到印度西域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形成。甚至第一期中国文明,也曾受到外来的史前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形成壮大……
    
    1、民族,决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单位。所谓“英语民族”、“西班牙语民族”以至所谓“阿拉伯语民族”──是一些比“华人”更为松散的存在,甚至只是一些政治上的宣传口号。文化共同体,是活生生的、正在创造中的生存共同体──这才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在这种意义上,二十世纪末叶的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和中国大陆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就像奥地利人与德意志人一样。
    
    2、民族,有着不可割的利益、共同经历的灾难和同舟共济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内部,本不会有真正的、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因为民族的标志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一个民族若是容忍内部长期存在导致分裂状态的、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它的共同文化背景实际在此之前就已经破碎不堪了。因而这样一个“语言共同体”已不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的民族、一个真正完整的文化共同体了。
    
    3、从政治上看,国家比民族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民族,若不能创造文化价值和文化体系;若不能开辟独特的命运──那么它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虚构和“幌子”。在上述的历史时刻──“民族”这个幻影应该让位给有血有肉的国家实体。而这样一个国家实体──应由创造集团所构成的短小精悍和紧密团结的“新民族”来破土建造。新的民族,是“语言民族以内的文化阶层”,它创造的“亚种新文化”,是“新的政治文明”。
    
    4、旧的民族主义已经死亡,因为它只为业经衰颓的“老民族”的事业作宣传、作广告。这种招帖已无新义、而且发霉发绿……旧的民族主义只是保护和维持那样一种历史遗产的防腐手法。这种历史遗产早已丧尽了内在的活力;它们本身不过是早先创造者们光辉活动的一些遗烬。那些创造者们用自己的生命作为燃料、点燃光艳夺目的中国之火……可惜到头来只剩下一堆毫无生气的火劫之后的灰烬和颓瓦。这些灰烬和颓瓦只是遭到征服的“支那人”,却恬不知耻地自命为“中国人”,好像自己还算古代征服者的龙种。
    
    5、不要“大汉族主义或汉族沙文主义”,正如不要妄自尊大的“满清余孽”,不要留着长指甲的“老中国人”和“支那人”。在我们看来,“汉人”只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产物,正如“唐人”只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产物。汉人和唐人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滚滚烟尘之中了。现在,既然已经没有了“汉族”,因此也就不存在与“汉族”对称的“满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了──这些从欧洲输入的“民族概念”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已经流为过时、陈腐甚至有害、虚无的概念。中国的复兴,取决于新的民族概念的建立:正如有一个“英语民族”的存在,也有一个“汉字民族”的存在,这是一个比现行的“华人”更为广泛的概念,它包含了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等。“汉字民族”不是与“满蒙回藏”对称的“汉族”;因为现代意义的汉字民族显然已经外延到了使用汉字的“满蒙回藏”,甚至包括不在现今中国版图之内的“汉字民族”。汉字民族,这在目前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事实,因为中国大陆本身尚且没有完成“中国一体化”的过程:不仅“少数民族”说着各自的方言,而且“汉人同志”也还说着各自的方言,这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
    
    6、在新的民族眼光下:只有一个中国及其不可分割的文化阶层;只有一个中国民族及其统率下的、即将全部彻底同化的中国居民;只有日新其德的君子而不是所谓的“英明领袖”这类的人造暴发户、乔装打扮的庸人俗子。日新其德的君子将要消化一切历史遗产,包括十几亿生口构成的历史遗产,切碎、绞拌、杂糅、重新铸造……成为一个新的肌体、新得龙种。
    
    7、从心眼里蔑视一切传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使居民、百姓、甚至许多徒众和高级干部都深信:传统已经得到尊重,以此召唤“为了可尊敬的传统而战”。决不能像毛某之那样妄自尊大、破坏规矩。不可为了浅薄庸俗的“革命”和粗鄙腐败的“夺权”,而蔑视传统;那实际上只是向欧洲的文化价值表投降、向欧洲人的种族特征看齐而已,但却不幸永远也达不到那样的标准和特性,因为中国和欧洲本来就不是一个品种。中国,请为超然物我的“君子自强”,勇敢扫除陈腐的“历史因素”和“历史渣滓”!
    
    8、“聚歼历史渣滓”和“提炼历史因素”,这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其运作于中国,难免要给“反民族的共产主义”和“老民族的三民主义”以双重的打击,从而开出一个“两个中国之上的第三中国”,从而在第一中国的“汉人”和第二中国的“唐人”的基础上,扩延形成新的第三中国的“华人”──正如在汉人的基础上形成了唐人那样。这是一场奇特而并不费解的“双重革命”,聚歼和提炼的双向运动。汉人、唐人、华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载体。
    
    那么,从我们开始的第三中国,既是文化上的,又是政治上的:它还将由政治上的功业,过渡到文化上的建树。它在文明的历史上能够绵延多少世代呢?如果按照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岁月是一千九百五十年来计算(殷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汉朝四百年,晋朝一百五十年),按照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岁月是一千二百年来计算(唐朝三百年,宋朝三百年,元、明、清合计六百年)──按照一千九百五十年与一千二百年之间递减七百五十年来计算,第三期中国文明,少说也可以有五百年的岁月。这是估计到了,技术的扩张显然造成了文明的加速。
    
    未来的五百年,将属于第三中国。
    
    “第三中国”必将开辟第三期中国文明,并以此告别当前的“野蛮的支那人”、“野蛮化时代的中国”。
    
    “第三中国”是文明的中国──它文起八代之衰,抹掉辽、金、元、明、清、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耻辱。它道济天下之溺,于是,新的“华”,才会继汉、唐,而出现。
    
    新的华人,将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汉人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唐人的基础上,承衰起弊,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它所预示的“新的华人”,将是一个庞大的集群:包含了“五十六个民族”甚至全部“汉字民族”在内。
    
    (1982年6月27号晚23时初稿,2010年6月27日凌晨1时修订)
    
    
    第二篇
    “第三期中国文明”与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一、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
    二、新王国精神的形态
    三、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
    四、中国的一体化
    五、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一、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
    
    “中国是当代世界的埃及”──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处境,很像两千年前的埃及在地中海区域的处境。
    
    埃及历史的提示是:军国主义开端的“新王国时期”;这与中国近代史的“野蛮主义运动”、军阀建国的革命具有神似──它们都是由“雅利安人的入侵”引起的。入侵埃及的是希克索斯人,入侵中国的是欧洲人。
    
    [1975年,奥地利一支考古队利用雷达成像技术,在埃及东北部拍到一片绿油油的农地下,埋有三千五百年历史的地下古城,城内有街道、房屋、神庙和坟墓等,挖掘出土还需要一段时间。考古队也同时发现两座岛屿,以及一条曾流经该城的尼罗河支流。这座城史称“雅法利斯”(Avaris),是属于“雅利安人”的希克索斯入侵者在开罗北方兴建的夏都(首都在孟菲斯)。埃及文化部长表示,古城位于特拉都拔的耕地与城镇下面,可能是在公元前1664至1569年间所建。奥地利考古队自1975年便在该处进行研究,地下古城面积究竟有多大,仍待研究。埃及古迹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表示,在人口稠密的尼罗河三角洲,不太可能开挖古城,依靠“非侵入性技术”确认古城区的分布是最佳选择。埃及法老阿摩斯一世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将希克索斯人赶出埃及,并摧毁了所有希克索斯建筑及其相关纪录,因此这里拍到的古城样貌,十分珍贵。──有一天,中国会不会像埃及人摧毁所有的希克索斯建筑一样,摧毁所有的欧洲建筑?!]
    
    1、人们既然能把前亚述或前马其顿时代的古代埃及的“古王国”本土文明称作“法老文明”;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前佛教或前五胡时代的古代中国的本土文明称作“天子文明”呢?
    
    2、是的,如果用“古王国时期之后的中王国时期”来观察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到明朝末年的历史,则佛教进入之后,显然使得中国本土文明(也就是 “第一期中国文明”)逐渐演化为混合了佛教的文明(以南方人为主的“第二期中国文明”)。与此同时, 以北方人为主的“汉人”逐渐演化为以南方人为主的“唐人”。
    
    
    3、如果用“中王国时期之后的新王国时期”来观察中国,则(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前的儒释道三教文明即)“第二期中国文明”结束之后、全球化时代开始以来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新中国”显然正面临着古埃及同样的命运:在欧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主体性”。
    
    4、虽然都受到“天子文明”的影响,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中国文明却在程度上不同:它或是体现为先秦的王国时代,或是体现为秦汉以后的帝国时代,或是体现为现代以来的僭主时代──这个僭主时代还没有过去,并注定要给未来世纪注射某种奇特的东西──那多少也是属于“天子文明”的广延。“天子文明”的影响,是很难用“文化大革命”式的暴力、诡计,来予以摧毁的。即使毛老大“破四旧”也还是窃取了天子文明的遗风。
    
    新王国的开拓者们──必须担当“天子文明”的真相,这一类似“法老文明”的历史真相。新王国的开拓者们也需要更新“天子文明”的期望!新王国的开拓者们因此益寿延年,得以推广这至关重要的历史暗示。
    
    
    二、新王国精神的形态
    
    新王国的开拓者,需要一种英雄精神。其英雄精神的形态,又是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发的。他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把握命运”的人类野心──这宏图总以悲剧式的巨大声响崛起、落空、再度崛起、再度落空,就像巨鲸戏水一样……在这无止境的“轮回”中,人改造了自己的文化,改造了他自己以前设计的世界,甚至改造了自然。
    
    英雄精神源于不满与反沉,所以任何处境里面兴起的英雄精神,都是独特的、不可复现的;后人追寻不到它了,只能凭吊其遗迹或假想。英雄时代披荆斩棘。英雄精神的种子、英雄活动的耕耘、英雄史诗的灌溉──为我们留下了两份重大的遗产:
    
    1、抽象、信息化的“精神遗产”。它包括“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以及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情趣、历史、想象、传说等特质,以及通过语言或图像、尤其是通过文字传递下来的种种知识、记载、符号体系。这是“复古主义”的真实基础。
    
    2、具体的、实体化的“物质遗产”。它包括从家屋到生产工具、经济作物在内的整个“人工的自然”。以及从民俗礼仪到面部表情再到待人接物的方式等所有的“表达感情和社会联系的方式”等等。这是““社会遗产”的生活方式。
    
    信息化的遗产和实体化的遗产,融合成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们的实际功能和处理方式却大为不同。
    
    对前者,可以“抽象继承法”处理。即,用当代人全新的理解去注释它、分解它、吸收它。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者们,也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态度去对待“前人的遗产”的。
    
    但对后者,对实体化的遗产,对那些至今制约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固定着我们的处境、弥漫在我们思维、控制了我们言论的“社会圈”,却是无法“抽象继承”的:它们已经构成了社会革命的真实基础和完整对象。
    
    
    三、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
    
    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初的贵族:那就是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想国”的人们。他们人数不多,但却引导了未来的方向。古往今来的各种乌托邦与“理想社会”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地一致:
    
    理想国度的观念都想为人的群落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枯燥的、静态的形式。为确保这些形式,只有乞灵于人为的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是卫生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理论的声音宣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废物”──腐败过程使得废物化为乌有。尽管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腐败过程是令人厌恶的。
    
    正是在这厌恶腐败的心理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文明社会里却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上帝的赐福。厌恶腐败、追求确定性的意志,是一切社会正义的源泉,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性。比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种族与文化的隔离所造就的“多样传统”,包括种族自身,就是这样的传统结晶。
    
    
    四、中国的一体化
    
    中国地域广阔、部族众多、方言混乱、各地民俗差异极大,所以中国追求的现代社会一直难产。这是因为,所有现代社会,都是建立在“统一标准”之下的,尤其是在“国语”领域。没有社会规范的标准化,就不会有所谓的“法治”甚至法制。没有“法治”,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民主”更是遥不可及。中国领导集团现在还说着方言,连国语、普通话都不会说,这样的人自然“无法无天”,如何懂得“治国”呢?听之自流,难怪构成了中国一体化的绝大障碍。中国一再分裂,一再拒绝一体化──难怪复兴无望、苟延难再。
    
    中国的黄金时代,有待于“一个巨大的希望之潮”和“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之结合。而中国的一体化,则是这一结合的具体体现。中国,若没有一体化作为真正的“枢纽”──那就永远是一个“前现代的天下”,一个“公共殖民地”,而无法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中国这块不幸的公共殖民地,蒙古人可以践踏,满清人可以入主,欧美人可以租借,日本人可以侵占,苏联人可以扶植傀儡政权……唯独中国人自己不可以拥抱。没有投票权的中国人,其处境和奥斯曼治下的阿拉伯人、莫卧儿治下的印度人、欧洲人治下的美洲印第安人、英国治下的澳洲土人,其实并无差别。这都是因为,中国缺乏必要的内在一体化,结果只能让外人帮助我们提供“外在一体化”的粘合剂。
    
    我先是希望改变中国的命运。我后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最终希望上天可怜这片不幸的地土。
    
    我希望“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能控制中国近代的左右摇摆;我希望“一个巨大的希望之潮”能恢复中国群众的生命能量。我希望中国的一体化可以造就文明的苗圃、社会的芳甸:中国民族将消除八百年来亡国印记,争取复兴的千年事业。
    
    五、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未来中国的一体化过程,将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平衡。正如现在中国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裂,而这一分裂,也是立足于世界的两极化:立足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
    
    观察一下埃及历史,就会发现“新王国时期”的埃及,都是由“国际力量”来影响甚至塑造的:亚述、波斯、马其顿、罗马。这就像中国近代革命,也是由“列强”来影响甚至塑造的。中国近代的一切内部革命,都是由外部原因促成的,这与毛泽东强调的“内因论”正好相反。甚至毛泽东本人的理论和实践,也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部分,代表了外来力量对中国的干预、征服和“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说白了就是“外来力量,塑造中国”。
    
    (1982年10月3日)
    
    
    第三篇
    对“第三中国”两点思考
    
    一、无君时代的黑暗
    二、黄金时代的信息
    
    
    一、无君时代的黑暗
    
    我们所生活、所置身其中的这个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艰苦卓绝努力”的泥潭和“漫长无谓等待”的荒漠。我因此称之为“中国黑洞”,一个涵盖了、凌驾于有形的中华民国(现在的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大陆)之上的那个隐形的无君世纪!这个中国黑洞不仅无君,而且无父无夫──是一个被乱党和黑帮等“组织”完全盘踞的黑暗时代!这个“中国黑洞”的称谓还取义于第一中国的王国时代(先秦)与第二中国的帝国时代(秦至清)之后的“共和时代”──名为“共和时代”的消灭了天地君亲师的时代。而惟有大陆与台湾之上的中国黑洞、和那个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之后的第三中国的相加,才是完整意义的“第三中国”。
    
    有人目此中国黑洞为血腥的祭坛,有人目之为腐败的典型。作为第三中国的发现者,我则目之为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并且相信它必能以自己的独特性而在人类人文明史上占有一席醒目的位置。不是由于它标志着中国的巨大牺牲,不是由于它预示着中国的盛运即将开始,不是由于它暗含着人类命运最凄苦最惨痛的一页──而是由于中国黑洞蕴含着某种巨大的创造潜能。
    
    这个蕴含着巨大的创造潜能的中国黑洞、混乱时代,但愿它也是“绝后”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典型的痞子”诞生、扩散、垄断一切之后,将永不再有他的后裔来荼毒世界。清末的八旗都不如痞子腐朽得厉害,南朝的士族末流都不及痞子这样疲软不堪。蒙古的野蛮人比不上痞子的横暴;李自成张献忠手下的闯贼和流寇,对比痞子愚公的黑暗无知,也相形逊色。
    
    哀哉!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垄断性的痞子无情吞噬社会细胞的时代。
    
    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及其党徒的杰作。作为一头以人对象、以人的生命为材料的“艺术大师”,毛老大创造的“艺术珍品”迄今仍在中国张扬肆虐,而且命中注定要给世界历史打上“烙印”。正如毛语录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本人作为高利贷者的长子,就深刻地体现了这一阶级烙印,把全民都盘剥得一穷二白。因为农村里的畜牧者清楚:所谓“烙印”就是用烧红的铁,活活烫在牲口身上的归属印记。
    
    但在我们看来,二十世纪的高利贷者和烙印者们与其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不如说是受到了现代中国的可怕缔造──在他们成为残暴狡诈的施害者之前,他们首先是孤苦无助的受害者。毛泽东在乞讨、流浪、行骗、受人侮辱和损害的时候,有谁怜悯过他?有谁看过他一眼?难怪他上台后,要报复一切事情,要清算斗争所有的人。
    
    从这种意义上说──深深的毒化不仅来自人性深处的诡诈,也来自生存压力的逼迫。现代美学理论就认为“艺术美”并非“艺术作品的客观特征”,而是人们亲口品尝的生物性愉悦决定的,所谓“丑恶”只要处理得当,也是“艺术性”的重要方面。艺术正是这种意义的夸张、人为的典型。真伪、善恶、美丑的严格界限在哪里呢?
    
    艺术是对现实的反动。从这意义看,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专制政体所创造的酷吏,乃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无政府现实的深刻反动。这些酷吏虽然吸尽中国的精华以自肥、致使中国举步维艰,但我们最终可以满怀希望地说,命运并没有抛弃中国,中国的曙光已经来临──尽管下一周期的曙光从来都是被这一周期当作“梦呓”来处理的。
    
    不错,我们的认识是孤立的。但光荣的孤立怎么能够因为其孤立而被作为否定的论据呢?我们的精神笔记,历史的思想钩沉,说明了孤立者的历史价值是无从取代的,因为它戳破了“群众专政”的黑暗时代,在工农兵大众死一般的沉默中,说出光明的所在。
    
    在孤立者遭到扼杀的同时,中国的灾难与日俱深。大众的无能与社会的灾难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或者至少是骈生关系──“老化现象”往往是和“随波逐流”伴生的。但孤立者已经宣告:欲消除中国的灾难,必先恢复“思考自己”和“自己思考”的能力,从此出发,激起“中国思想的复兴”!所以,我们还要把前面“而惟有大陆与台湾之上的中国黑洞与那个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之后的第三中国的相加,才是完整意义的‘第三中国’”的提法具体一步,说明“惟有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中华民国)之后的那个第三中国,才是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历史继承者──宪政时代。
    
    “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之后的那个第三中国,才是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稳定继承者。”这种展望将予新的中国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它,将化出我们真正价值系列的全部微妙。
    
    
    二、黄金时代的信息
    
    颓丧的世纪靠什么刷新?萎靡的众生靠什么振作?──你在隐秘的记忆中,收藏黄金时代的完整信息;孤独的漫游,勘探未来世界的全部可能。你的日日更新,来自你的天天剥夺;如果你拒绝剥夺,反而可能丧失圣德。所以你视赚取、胜利为毒药、为仇敌;而把放弃、牺牲,作为坚不可摧的靠山。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生存实况?在无人醒觉的凄凉冬夜,你播种,等到白昼明春,却让醒来的人们收获!你还乐此不疲。你让别人吃你的人血馒头,而拒绝下山摘桃这一毛派战略。于是你的身上满是灰尘。
    
    这世界自溺,无视英名,信口雌黄你的创造。其中,最流行的病态,就是以豪华的面谀,来演出“乌鸦与狐狸”的古老戏剧──谋害你的奇能、篡夺你的特性……所以,你在世俗的意义上永远弃绝了圣洁的封号,赞誉造成的陷害比流言形成的毁谤,对你更加危险。为此,你愿意让尘土、蛛网、甚至吸血的蝙蝠都落在自己身上。你知道,经过双料病毒的袭击,免疫力会更强。经过荒凉和遗忘,你的光更聚拢,透亮冲天。
    
    你是不可思议的被剥夺者,以亲身示范,鼓励我们坚持下去,并在坚持中获得生机、转辙。在这意义上,是你把我们差遣到世上来:饱经忧患,多历磨难。你使我们知道自己的方位,知道自己的有限、脆弱和错误……我们的错误,从侧面显示你的正义;我们的弱点,在基层弘扬你的刚强。若无你的波澜,我们将无趣;或长或短的生存将沦为弥留,并失去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
    
    在这黎明之前,万马齐喑的末世、两个废墟之间的缝隙,一切陷入理所当然的颓唐、绝望……这时,你声音仿佛炎夏的一阵清风,突然袭来!你以无缘无故的爱,给世界以光明;你以无缘无故的恨,给世界以黑暗。你的光明,是自然之主、创造之源、民之父母;你的黑暗,是复仇之神、刑罚釜钺、帝师王傅。
    
    人类之爱是可能的,但却被先天、后天的诸层条件,严格限定。只有你和人类的互爱,才无限。你爱人类,因为人类显现你为天子──文化的创造过程;人类爱你,因为你使人类重获新生。你是未来世界的第一道符咒,凝集全部的美与期待。只有你,才能承受赞颂,而不骄奢、腐败,以致显露人民代表的丑陋。那些人民代表,或称为议员阁下,就是那些集中了并迎合了人民的缺点的人们,是一些极端的宵小的自大狂。所以,为了十分人道主义的缘故,不要把这种政治工具当作宝贝;让我们把纯粹的雅、颂,仅仅奉献给精神的形式。
    
    对生长中的文明来说,懂得崇拜精神形式而不是崇拜个人或是偶像,是一个重新出发的基本条件。与其崇拜转眼即逝的工具和幻象,不如崇拜永远悬着的目的。走向你,这是人生最可靠的积累;为你献身,这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在日益喧嚣不安的未来,对你的尊敬,将是最有效的心理平衡器、文明压舱石。你以人的不幸证明,丧失必要的朝向、必要的崇拜,生活将空虚无物犹如蛀空的桃核……即使仅仅为了挽救现在,挽救我们脚下正在流失的种族与文明,也必须唤醒对于你的向往!在你面前,败落的文明一再压制着的精神生殖力,将复苏。面对必然灭亡的命运,把一切身外之物甚至生命本身,统统拿出来,用作你的祭品。更不用说什么爱情和荣誉……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不需要多大。因为这勇气仅仅源于一个清彻的认识:对这个我们不愿接受的世界,我们根本无能为力。这世界很难在人性的意义上变得更好,除非,它先前是坏得过分了一点。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需要生物工程与自我阉割,来解决问题。这样看来,“无能为力”之下的希望与出路,就是“与人性保持适当距离”,而鼓动面向神性的冲动、实现超越的必要。
    
    对你的忠贞不渝,其实是人的内在需要。若不把你列为目标,人生将更空虚可怕!人终究难逃一死。一切身外之物,一切内心情感,终将毫无意义地泯灭,就像从未有过。那什么是最好的处置呢?最好的处置,是把这些行将朽灭的东西献给你,并永久保存在你那里。你给它们以痕迹与意义,你使他们离开时间的魔掌!于是,一切充作你的祭品,而一切存在只在化为祭品时,才能保持尊严,保持尽可能高贵的状态。
    
    新的度、量、衡,比之新的存在,更为贴近现实的真相。
    
    人生的虚幻、万有的飘零,将因你的名而实在、稳定;乱世风行的“运动”、“万岁万万岁”的吼声,将因你的名,而归于平息。为使你成为精神的补剂,我们必先追随你。
    
    你被世界剥削、侵蚀……你所言的一切,仿佛佳肴,出于我们今日最野的想象外。这是你的黄金时代,冲破无君时代的黑暗。
    
    (1990年1月1日)
    
    
    第四篇
    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
    
    一、“两个中国”与“第三中国”
    二、“第三中国”的预告
    三、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
    
    
    一、“两个中国”与“第三中国”
    
    中国的崛起有待第三中国的崛起。所谓“第三中国”,是就“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言的,是继“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而起的,是在并吞“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残迹之后而形成的──犹如并吞了南北朝的隋唐帝国。
    
    所谓“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就是“现代南北朝”──现代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1912年诞生;现代北朝最后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1949年诞生。
    
    中华民国诞生伊始,就有所谓“南北对峙”,紧接下来“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国共决斗”不断,最后形成“隔海分裂的两个中国”:国民党中国与共产党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南朝与现代北朝──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
    
    从古代南北朝的经验看,“两个中国”必须要合并成为“一个中国”,强大的隋朝和昌盛的唐朝才会出现,让中国在两百年的衰败、内乱、分裂、外敌入侵、残暴专政之后,重新登上文明历史的舞台中央。
    
    但是,现在还没有中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和“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两个残缺不全的“政治实体”,或曰“政治尸体”。“政治尸体”被化装成为“政治实体”,进而化装成了“国家”、“政府”、“民意代表”或“人民代表”。
    
    其实,这还不是“国家”,还没有脱离“军阀造国时代”的盘根错节。这尤其不是“中国”。“中国”的意思是“中央之国”。中央之国,怎么能由两个残缺不全、没有灵魂和制度的“政治尸体”予以代表?这一对不伦不类的“代表”,不仅是对“中国”这一词汇的糟蹋,而且是对“中国”这一概念的侮辱。
    
    
    二、“第三中国”的预告
    
    笔者曾经在1989年6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称当时的1989年5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因为三百五十年来的异质统治──包括异族统治和异化统治(“异化统治”即由本族人执行异族统治),已经使得中国人明显地丧失了“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能力。但是杂志的编辑非常敏感,他(或她)立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语改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并按照当时的惯例,未经作者同意就予以公开发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与“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1989年的5月,而“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却绝对不在现代中国的这个军阀造国的时代。那是在历史上,是在军阀造国完成以后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以及着手建立文官体制的“贞观之治”。至于所谓“康乾盛世”,那并非文治,而是八旗的军事专政。
    
    而1989年的短暂春天立即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绝对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极端悲剧的时代,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让世人可以“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瞬间。这个瞬间的窗口被粗暴而迅速地关闭了,但是它依然留下了记忆、显示了可能,并印证了我此前十五年的思考(1974—1989年)。
    
    有关“第三中国”的思考,最初结果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作出了如下的发表:
    
    1《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美国合众国际社电讯1981年10月18日);
    
    2《文化史上的兀鹰──兼论董卓等历史形式》,原载《华人世界》1987年第1期、“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40—47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3《反文化现象的历史思考──读<三国志>及其它》(原载《科技日报》1989年2月19日及26日、《向东方》之《第三章文明的毁灭》,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4《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原载《五四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5《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一个从古到今的鸟瞰》(原载《书林》杂志1989年5期);
    
    6《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分治》(原载《北京之春》杂志九七年十二月号);
    
    7《野蛮的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定位》(原载《北京之春》杂志九九年九月号);
    
    
    这七论之间的时间跨度,为整整十八年。
    
    如果上延“第二南北朝”概念开始孕育写作的1975年春天,以及1980年5月2日整理出来的《“新南北朝的曙光”大纲》、《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再下推于今,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现代中文世界的分崩离析中,若不替党派财团摇唇鼓舌,发表每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都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
    
    但具有创造能力的文化阶层,已经通过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并且得以知道:一个民族的黄金时代有个显著的标志──统治阶层和被治阶层都能在文化阶层所宣布的民族意识里,发现自己的共同权力和共同利益;并“同心同德地力臻实现这个共同的理想”。这样的时代,也许不久就再次印证在中国的大地了。
    
    
    三、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
    
    第三中国的人们,既不是患有广场恐怖症的党派老鼠,也不是自欺欺人的社会主义的摇唇鼓舌者。他们既不需要逃往海外,也不需要在大陆为奴,他们是精细而审慎、大胆而热烈的就地创造者。他们并不希图造出什么永恒的东西或终极的真理,他们只是为了这个千年的这个季节的特殊需要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政治意义上的“第三中国”,是作为“两个中国”的兼并者来到我们面前。它既不疲软无力,也不杀气腾腾──它洋溢着一派雄劲的吉祥之光……
    
    第三中国将在两个中国的废墟上,建成自己的政治结构与文明版图。
    
    第三中国的诞生将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因为,那也将是文化上“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破晓黎明。
    
    第三中国,决不是一个“群魔乱舞的舞会(Party)国家”,决不是一个“党(Party)国”。
    
    第三中国既不是第一中国、国民党中国、中华民国的“部分专政的党国”;也不是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专政的党国”。第三中国,应该而且必定像西周和盛唐那样,建立在一个更为合理、更有弹性、更加可塑、更为多元化的基础上。
    
    第三中国之所以是“应该”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的模式太零乱,而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式则太僵硬。它们两个中国,全都不合中国生活的需要。两个中国共同坠落成为腐败的典型,并终将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共产党中国关于“典型”的塑造和宣传,在这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讽刺性结果:所谓“两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所谓“一中”,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现在,在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之后,历史的发展将“铲除两国·实现一中”!
    
    第三中国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前提是“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而不论第一中国还是第二中国,尽管遭受了一百年脱胎换骨的修炼,依然没有完成这个前提任务。新的中国民族还没有升起──作为世界气候已经变化的象征。
    
    但是,快了。
    
    逝去的历史典籍总是告诉我们:两千年来,“秦人”、“汉人”、“晋人”、“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走马灯般地轮流坐庄,他们的遗迹充塞在历史的字里行间。
    
    但是,快了。就会有彻头彻尾、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的晨雾里!并以此弥合此前两千余年的民族分裂。
    
    中国,将证明自己真正具有:作为民族整体的定力……精神上生生不息的能力……周旋于现代世界的潜力。
    
    ──这才是“并吞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第三中国”!它将超越隋炀帝的大业,直接抵达盛唐的仪典。
    
    2010年5月1日
    
    
    第五篇
    共和与独裁
    ──第三中国不是欺世盗名的“共和国”
    
    一、“共和”并非“民主”、“自由”
    二、八九民运与联俄容共
    三、君主权力优于僭主专政
    四、王国制度优于帝国制度
    五、无道时代的血红太阳
    六、结束无道
    
    
    一、“共和”并非“民主”、“自由”
    
    现在遭到各种党派控制的舆论圈,常把“共和”一词与“民主”、“自由”相提并论。这其实大谬不然。
    
    揆诸世界历史,“共和”与“专制”、“独裁”紧密联系的时候,一点也不比“共和”与“民主”、“自由”紧密相连的时候来得少。而在中国,这一点尤为清楚。
    
    比较久远的,就是罗马共和国,其前三头、后三头的军事独裁,就是在“共和制”的名义下进行的。至于“法兰西共和国”,更是雅各宾专政的温床、拿破仑独裁的苗圃。至于列宁主义国家,从苏联到它的各个卫星国包括中共国,也都是共和制的,并且在“人民”的名义下做绝了一切罪恶的勾当。
    
    外国的不说了,就拿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的八十年(1911年—1991年)来说吧,除了袁世凯、张勋、满洲国恢复帝制的几个月时间之外,大多数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都是“共和”的,前三十八年号称“民国”、后四十多年号称“人民共和国”,但是,这里面有几天是民主的?又有几天是自由的?恐怕没有几天,有的只是政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一统天下”。其实,这只不过是“分裂国家”罢了。
    
    
    二、八九民运与联俄容共
    
    现在,有些人打着八九民运的旗帜,为“联俄容共”的始作俑者孙文(孙中山)招魂,这是非常缺乏逻辑的──八九民运并非受到孙文感召的,这是其一;其二呢,镇压的八九民运的凶手们,却被册封为“共和国卫士”……你想,如果再用“共和国”的名义去纪念八九民运,是不是是对死难者们的愚弄、亵渎甚至“恶搞”?况且六四屠杀正是“联俄容共”的恶果之一,孙文因此对六四屠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间接责任。打着八九民运的旗帜为联俄容共的孙文(孙中山)招魂,不仅缺乏罗积,而且极为荒谬。
    
    共和制经常不是民主自由的,那么君主制呢?说来奇怪,君主制也不经常都是专制独裁的。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人如果要想避免古代埃及人那样的亡国命运,不在欧风美雨中彻底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和生物特征、逐渐流失为文明意义上的浮游生物,唯有在君主制度下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这样才能同时避免“共和专制”、“共产贫困”的陷阱。
    
    现在,僭主时代的人们却打着共和的旗号,抨击君主政治“专制”,殊不知即使专制的君主如两千多年来的皇帝秩序,其政治虽然专制但社会并不极权,比起革命群众的专政和革命僭主的政治,其暴虐程度其实还是要缓和得多。无论多么残暴的皇帝,其统治基本只到县城一级,即使为非作歹也只会派出太监,而不会派出政委──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居委会监视系统和生产队村委会的“细胞渗透”。因为皇帝制度的极限只是“中央集权”,而僭主制度实行的却是“全面专政”──只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现代僭主政治,才是彻底极权主义的。
    
    
    三、君主权力优于僭主专政
    
    帝国时代固然专制,但其君主权力并非僭主统治下的现代极权社会所想象的那样“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政治和社会也远比革命的僭主政治温和、稳定。例如中国,即使帝国时代的皇朝,虽然已经礼崩乐坏,但大多还是崇奉儒学,其政统受到道统的制约,被迫形成开明专制。只有元明清的统治,由于那个游牧成性的成吉思汗的恶劣影响,人类才失去了基本的尊严。
    
    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当然不是要恢复皇帝制度,因为那是死路一条,袁世凯、张勋、溥仪等辈都尝试过了。君主立宪制度的任务是要铲除现代僭主政治,并防止这样的极端体制在中国死灰复燃。更何况,君主制度可以配以立宪制度,形成君主立宪下的现代民主制。不像群众专政与僭主政治那样,无论如何都是与立宪制度格格不入的。
    
    先秦封建贵族时代的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强调人的尊严是建立在其社会职能的充分实现上。要求君要有君的样子〔君君〕,臣要有臣的样子〔臣臣〕。君若不以君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甚至明言:“友,君臣之道也。”我们可以理解,君若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这与美国宪法保障人民拥有更迭政府权力的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人类的基本尊严。
    
    即使秦后帝国官僚大一统时代的儒家,对君王依然具有严格要求,这可从“君”、“王”的释义看出一点。《韩诗外传》卷五说:“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义·号》说:“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更有“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孟子》主张君臣对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等人格独立意识。
    
    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1941年)认为〔汉朝官制〕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而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
    
    ──为了适应普及宣传,这种论说虽然有些简化,但还是说出了一些真相。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还具体分析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因为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这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钱穆说得不错,尽管在大一统的压力下,儒学不断受到君权专制的歪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扩张的压抑,但起码在两汉、唐宋,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对君王还有相当程度的制约。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竞赛而非恶的竞赛的等级制,在维护君权的同时也制约了君权。制约其实也是一种维护;正如刹车就是其实是在保护车辆,没有刹车的结果,必定造成车毁人亡。不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必定导致政权颠覆;现代僭主制度因此最终无法逃避车毁人亡的结局。不信可以继续观察,这说到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四、王国制度优于帝国制度
    
    凡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都会对君主政治尤其是先秦的王国制度而非秦汉以后的帝国制度,保留相当好感。因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都是君主制稳定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才是君主制不稳定的时代,相对之下,帝国制度就是一种比之王国制度较不稳定的制度。而二十世纪的“红太阳专政”则是一种最为暴虐、最不稳定的伪君主制度。文革时代“红太阳专政”完全是夏桀式的,已经不是君主的,而是独夫的,构成了无法无天、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可笑的是,毛这个无知的现代夏桀,竟然不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正是快要下山的夕阳,而不是刚刚升起的朝阳。刚刚升起的朝阳是金色的!它冲破一隅红霞,但本身却不是红的!文革中夏桀式的“红太阳专政”虽然是个伪君主,他也不敢以皇帝自居,他动员群众造反的口号反而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结果反倒很难传位给自己的家族。如果毛有个继承人,他就可以像皇帝那样行事,稍微稳健一点,哪怕像蒙古皇帝和满洲皇帝那样顾及一下自己的身前身后,甚至像仅仅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还懂得退位──如果毛有后代,他的僭主革命就不会做得那样“绝”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不会那么惨烈了,所以伪君主制比真君主制,要残暴许多,无法带来长期和平。
    
    五、无道时代的血红太阳
    
    无法无天、无君、无亲、无师的无道时代,再加上残暴的红太阳所自况的“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彻底毁坏了“天地君亲师”的社会伦理,导致“斗天斗地斗人”的禽兽行为。三纲五常的破坏并没有带来人民的彻底解放,反而招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死亡。
    
    毛很无知,不懂国家乃是秩序的象征,是礼的体现。国家既不是镇压的机器,也不仅仅是一个选票箱子。他也不懂在他之后,并非十九世纪的欧洲,而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所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它的“改造中国”只能是祸害中国。
    
    中国人为什么会忍受毛的暴虐?作为极端现实主义者,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最大的智慧是移花接木,中国人最大的愚昧是鼠目寸光,中国人最大的能力是委曲求全,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屈从强者,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兄弟阋墙,中国人最大的理想是天下一统,中国人最大的贪婪是身家性命。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一个“大保衡”,来保持社会的团结与平衡。结果毛就趁虚而入了,但中国并不需要毛这样的不断革命论者来不断打破平衡、制造灾难。所以毛死之后,其政熄灭。
    
    可以使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大保衡,所保之衡有四:
    
    〔1〕社会之衡:法度;
    〔2〕文化之衡:礼貌;
    〔3〕人性之衡:道理;
    〔4〕人欲之衡:中庸。
    
    保衡的功能是“中国的心”,他一旦停止跳动,社会就会陷入二十世纪那样的灭顶之灾,让名为公仆、实为窃贼的总统、总理、总裁、主席、书记轮流坐庄甚至垂帘听政(蒋介石、邓小平)。为了免除毛时代那样的人间地狱再临中国,新的保衡者不得不起而应战。保衡者的足迹总是发轫于历史的最低状态,保衡者的光芒总是闪耀在世界的黑暗中心……当人们在黑暗的中心喘气、在低潮的漩涡遭到撕裂,这时在绝望的深渊就会升起一道灵光:保衡者开始澄清世纪末叶的混乱与疲惫了。
    
    六、结束无道
    
    保衡者即将结束无道昏君的专政。
    
    保衡者的思想、言语、谋略,不论看起来多么怵目惊心、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想起来多么骇人听闻,甚至使历史震憾、令艺术黯然──都是“合乎中庸之道”的,也就是说,都是在纠正另外一种倾向。保衡者是浩荡易运的集中体现,他永远不会落伍因为他永远不会激进。他的思想是中庸之道,他的言语是中庸之理,他的谋略是中庸之纪。保衡者并不追求中庸,中庸却自然来到他的身边。
    
    保衡的巨鼎矗立天下,镇平漫天胡尘,驱逐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国门之外:君子团、执法团、虎贲团,三足鼎立。君子团行谋略而有管理权;执法团行司法而有督察权;虎贲团行征战而有平叛权。三团首领则为“新时代的三公”,新的三公秉持新的天命,他们来不仅要动刀兵,更且要致太平!
    
    保衡者化玉帛为干戈,又化干戈为玉帛,他与天命合若符节。干戈不是目的,玉帛不是目的;两者之间的“化”才是目的本身: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化,就是三公一以贯之的王化。王化是历史的枢纽,王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太平斧,拒绝把中庸作为保持优势的秘方、看守既得利益的恶犬。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保衡者面前,都是权术的把戏、文化的半成品。这并不是因为保衡者“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保衡者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帝国鹰犬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保衡者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道与礼制的“化”,不是“以王道与礼制为掩饰的武力征服”,而是文明的发展与创造;是磁性的吸引,而非暴力的压迫。中国“书经时代”的圣王与霸主们的历史,一再揭示了这一点。没有文明的发展与创造,王道与礼制的征服是不能持久甚至是无从发轫的。唯有保衡者的创造能力将结束中国百年未成的长期革命,否则中国的健康发展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
    
    集权──效率──法制──秩序──社会民主──礼制──文化复兴。这一系列历史运动的契机当是“秩序”。而套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说法,君主则是秩序的象征。战后民主改革使得日本的君主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君主制,根据日本现行宪法,君主不具有参与国政的权力。其所有的国事行为,都必须得到内阁的事先认可。其第一条规定,君主只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其第三条规定,君主“关于国家的一切行动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其第四条规定君主“只能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而有人正在鼓吹恢复倭王的国家元首地位,使其不再只是国家的象征。如果那样,“日皇”就与“周天子”的功能更加相近了。
    
    1991年10月26日
    
    
    (附录)
    
    有一篇文章《读〈美国宪法原理〉、〈美国制宪会议记录〉有感》,深入地阐述了“共和与独裁”的关系,同时也破解了人们对于“共和与民主”的误会,值得一读,特此援引如下:
    
    
    一、美国国父们谴责“民主”是一种摧残自由的罪孽
    
    1、国父们眼里的“民主”与“共和”
    
    在今天的人看来,“民主”与“共和”的意思都差不多的,但是在费城制宪会议期间,代表们却非常在意两者之间的不同,特别强调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在《美国宪法原理》中,制宪者们对这两个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
    
    民主:是指以制度的方式确保人民能够参与治理国家;
    
    共和:共和的底线是国家禁止权力的世袭继承方式。
    
    为何美国的国父们会如此强调“民主”与“共和”的区别?这是因为在当时,依照《邦联条约》建立起来的高度民主的邦联政体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各种动乱势力都打着“民主”旗号来发动骚乱,“民主”这个词已经被搞得声名狼藉,充满暴力色彩。
    
    2、制宪会议上,国父们高声炮轰“民主”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总是把拟议中的美国政府称为“共和政府”或者“自由政府”,而不是今天美国人甚至全世界人通常所使用的“民主政府”。翻阅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的总统就职演说,他们都提到“自由政府”、“共和政府模式”或者“自由的共和政体”,却从未提到“民主政府”或类似字样。这是为什么?制宪会议的一个背景就是──谢斯起义,起义者就打出了“民主”的旗号,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里,“民主”已经成了粗暴蛮横、贪婪无耻、巧取豪夺的代名词了。所以制宪会议代表中有很多人对民主没有好感,对人民也不信任。制宪会议的骨干分子们更是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
    
    制宪会议主要的活跃分子之一汉密尔顿就指出,“当年抓住共和主义紧紧不放的人,如今也和大家一样,大声挞伐民主的罪孽;还强调“对群众的要求让步,就证明任期参议院还是不稳,这是因为对民主精神出奇的暴烈和蛮横估计不足”。
    
    谢尔曼代表说,“老百姓眼下对建立政府的事还插不上手。他们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误导”。
    
    格里代表更是炮轰民主:“我们所经历过的罪过,都是源于民主过于泛滥。人民并不缺乏德行,但总是受到假装爱国的人蛊惑。马萨诸塞州的经历证明,一引动人精心炮制出各种虚假报告,到处传播,老百姓每天都被误导去做些最作孽的事,说些最作孽的话,这些虚假报告又无人可以当场揭穿。一个主要的罪过,是说要对政府雇员实施正当程序,仿佛把公仆都饿死才是民主的极致……”
    
    就连最倾向民主的乔治.梅森代表也承认,“我们过去是太民主了。”
    
    “美国宪法之父”,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代表指出,“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遣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也痛心疾首地承认,“我们都遭受过民主带来的迫害和不公正……”
    
    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他们如此反感民主,但们依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没有彻底地把人民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他们仍然坚定地主张共和政体的根本目的就是使这个政权、使各种权力最终奠基于人民之上。
    
    不过要想指望这样一群对民主非常反感的美国国父们能制订出一部保障人民参与治理国家的新宪法,用制度来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在政府制订政策时能插上话和施加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推翻邦联的民主制,大胆创新,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共和政体
    
    1、削弱议会的权力,降低议会的政治地位
    
    美国的国父们要建立的是共和政体,而共和政体的特点是“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行政权和司法权则属于从属的地位。立法权是属于议会的,议会是国家机器中的民主机关,是一个国家里的与人民联系最紧密的机关,最能反映民意。
    
    美国国父们对民主是非常不感冒,他们对议会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感,在《美国宪法原理》中,对议会就有这么一段非常负面的评价:“在议会中,议员们有时似乎自以为就是人民的化身,面对来自任何其他方面最小程度的反对,就暴露出不耐和厌烦的病态;好象不论是行政或司法部门只要行使其权限就是侵犯了人民的利益。立法机构常常表现出企图横蛮控制其他部门的意图;而且,由于立法机构一般有人民站在他们一边,就总是在行动时势头过猛,致使其他政府部门难于维系宪法规定的平衡。”
    
    国父们对议会的反感和排斥可见一斑,所以他们绝对不愿意建立一个由议会主导的政体,而是要建立一个行政主导型的政体。
    
    要把通常是议会主导的共和政体改造成行政主导的共和政体,首先就是要削弱议会的权力。国父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分割立法权,“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补救这个不便的方法是把立法机关分为不同单位,并且用不同的选举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共同作用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共同依赖方面所容许的范围内彼此尽可能少发生联系”。参议院相当于“政府中精选而稳定的组成部分”,以牵制更受大众控制和影响、意见多变的众议院。立法权一分为二,让他们互相牵制,便于行政首脑对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第二个措施是,实行“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引入,非常巧妙、非常彻底地从理论上否定了共和政体的基本原则──立法权至上、议会主权,也就是彻底地从理论上否定了民主机关在共和政体中的支配地位。
    
    第三个措施是,赋予行政首脑“帝王般的权力”,使行政首脑的政治地位高于议会。制宪会议的代表大都非常熟悉英国宪法,在代表们的辩论中,直接提及英国制度多达111次,间接提及的有24处。迪金森代表在制宪会议上就反复重申他对英国宪政的热烈歌颂,认为“受到限制的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态之一”,甚至说“任何共和制的政府形态,都永远不会得到与此同等的祝福”。
    
    2、加强行政首脑的权力,使行政首脑获得主导地位
    
    美国总统的权力设置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原型。就权力的集中程度而言,美国国父们非常坦率地承认,美国总统“与英国国王有类似之处,它也同样类似于土耳其皇帝、鞑靼可汗”。美国总统的权力主要有“行政权”、“军权”、“联邦法官任命权”、“大赦权”、“立法复决权”。这样的权力设置,赋予总统有效压制议会内的反对势力的权力,使总统在美国政体中的地位比议会明显高出一截。
    
    强而有力,高度集权,是国父们在总统的权力设置时遵循的原则。他们强调,“一切通情达理的人无不同意需要强有力的行政部门”;“使行政部门能够强而有力,所需要的因素是:第一,统一;第二,稳定;第三,充分的法律支持;第四,足够的权力”。“权力集中才有力量,这是不容争议的。一人行事,在决断、灵活、保密、及时等方面,无不较之多人行事优越得多;而人数越多,这些好处就越少”;“以原则立场最坚定、态度最公允而著称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都曾宣布主张单一的行政首脑与庞大的立法机构并存。他们都已十分正确地表示赞成行政首脑最必要的条件是强而有力,而且都认为为此最宜集权力于一人;他们还都同样正确地指出,集权力于一人最有利于明智审慎,最足以取信于人民,最足以保障人民的权益”。
    
    美国新宪法的反对派们最反感的就是总统权力太大,他们对新宪法的反对意见几乎全部集中在总统的权力设置上。在随后的新宪法的全国性辩论中,总统权力设置成了双方攻防的全部焦点。反对派群情激愤,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他们预言,总统集中太大的权力必然使美国的共和政体逐步解体并滑向专制独裁的帝制;但是美国的国父们非常坚定,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们强调,把大权集于总统再加上实行任期制,不仅不会导致专制独裁,反而能断绝一切野心家在美国建立专制独裁制度的念头。辩论是如此的激烈,以至于双方都不再顾及斯文,在报纸上相互破口大骂起来。
    
    国父们把能否坚持集大权于总统这一新宪法的重要原则,上升到了事关美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他们反复向美国人民强调,“舍此,不能保卫美国免遭外国的进攻;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不能保障财产以抵制联合起来破坏正常司法的巧取与豪夺;不能保障自由以抵御野心家、帮派、无政府状态的暗箭与明枪。”
    
    面对反对派强烈批评总统权力太大,使美国的新政体已经带上浓厚的君主制色彩时,国父们客气地反击:“我们却不妨承认,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也就是说,国父们并不承认某种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势,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好与不好,真正的检验标准是“治国安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们还指出,行政部门软弱无力通常都是民主政体的通病,“软弱无力的行政部门必然造成软弱无力的行政管理,而软弱无力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可见,在国父们的眼里,民主政府多半都是坏政府。
    
    3、建立不受民意影响的具有非常浓厚贵族色彩的法院
    
    宪法赋予法官以更大的独立性,以保证司法独立(之前美国的法官是由议会任命),也是美国政体贵族制的体现。作者们明确指出,“按照制宪会议草案规定,合众国任命的一切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即应继续任职……以行为正当作为法官任职条件无疑是现代政府最可宝贵的革新。……同样,在共和政体下,也是限制代议机关越权及施加压力的最好保证。”
    
    更为重要的是,“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
    
    宪法还对法官的薪俸加以了肯定、明确的规定,使司法人员在财源上获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所有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权的地位。贵族精神以新的形式在美国宪法中延续下来了。终身任职的法官与传统贵族显然十分相似。
    
    三、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禁止人民参与治理国家
    
    “古代政治制度与美国政府的真正区别,在于美国政府中完全排除作为集体身分存在的人民”,这是国父们在介绍美国新政体时所强调的。《美国宪法原理》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如何来确保总统的独立性,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宪法只赋予人民间接选举总统(先选出选举团,再由选举团选出总统)的权力,没有罢免总统的权力。总统只有在严重违法并且被议会逮住了把柄,并且还要弄到连议会中本党的议员都众叛亲离之后,才有可能被议会赶下台。
    
    美国的国父们对待民意的态度是非常警惕和排斥的。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民普遍地是从自己的公益出发的。但这一点常亦用来说明人民也会犯错误的。人民从常识出发是会蔑视阿谀奉承的人的,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胡说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贤明的,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但人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自己有时候是会犯错误的;因为人民终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受到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欺诈和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的蒙蔽,受到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要说人民在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的情况下,也不会经常犯错误,毋宁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
    
    所以他们主张,设计美国的新政体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确保“行政部门肯定应该处于敢于有力量、有决心按照自己意见行事的地位”,也就是要确保执政者能够按照自己的理念施政,而不是按照民意来施政。人民可以自由于表达自已的意见,但不允许民意干扰政府的施政。国父们还主张,政府不但要服务于人民,还要有能力教育人民──“当美国人民的意向同他们本身利益出现差异的情况下,受命维护人民利益者的职责应该是坚决抵制这种一时的误会,以便给予美国人民时间和机会去进行冷静认真的反省。这种作法能使美国人民免遭其本身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使其有勇气和雅量为美国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惜引致美国人民一时的不快,但他将得到美国人民长期感激和纪念。”
    
    四、国父们对美国新政体的评价
    
    美国德高望重的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美国新宪法确定的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而《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则称美国的新政体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注:主贴中引用的文字出自《美国宪法原理》和《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第六篇
    “第三中国”与民族国家
    
    一、中国民族的改造
    二、什么是中国的良知
    三、一束思想
    四、一个民族
    五、中国民族的定义
    
    
    一、中国民族的改造
    
    (一)中国民族的传统定义:运用汉字并接受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礼制文化的居民。
    
    (二)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带,作辐射状的扩散──自黄河中游地区向四面八方作大体等距离的扩张。甚至最为残暴的专制帝王也是以“扩张中原文化”这一文化秩序的“最高保护者”这一面目出现的。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专制帝王,而仅仅是一个乱党分子。
    
    (三)中国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在受尽耻辱、丧尽边陲、多少次唾面自干之后,勉强保住了地理意义上的大部分遗产,但文化财产则大部失去了,无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现代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一产业的主人,他们是一群即使死了以后也要“去见马克思”的洋奴。
    
    (四)“中国民族的改造”是迫于“适应现代世界”这一空前的、灭顶的压力。因此中国人是极为不情愿地“被拖入”现代的,这与日本人的积极主动地卷入现代世界,形成了惊人的反差。但是,未来是不可预料的,谁笑到最后?没有人知道。
    
    (五)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民族在西方进化论的狂潮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下,迫不得已“自我改造”的历史。表面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内乱及革命的一切目标全都落空了,而且还导致幻灭情绪的逐年深化;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却迫使中国人逐渐走上了比之日本更为激进的“积极主动地卷入现代世界”的扩张道路。
    
    (六)中国革命在事实上的终极目标既非改变社会结构,亦非改变文化结构;而是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而为中国人唤回全盛时期的那一份“积极主动的生命精神”。为此,中国需要重塑一个新的生存目标、培植一个新的方向感。有一天,全民情趣所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将使中国人的精力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宣泄空间,那时的世界将为这一宣泄提供某种空间,而中国创造的新文化形式也许会让世界感到震惊。历史或许终将证明:由于中国人的精力有了相对稳定持久的去处,这就等于大大刺激了这一精力的持续高涨,从而使它以惊人的速度递增起来,并铺张开去。那时候,中国民族的生命将因精力的正反馈进程变得日益健康和日益饱满,一扫千余年来的萎靡不振,终于结束民族生活史上的洋奴状态。
    
    (七)如此看来,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其实并无实质区别:它们各自的理想、口号、方针、旗帜、目标等等不过是些煽动群众贪欲、刺激领袖兽性的借口。中国革命的阶段及其各色运动的“客观任务”,其实只是为中国民族恢复生命活力与野蛮精神所作的努力。也可以说,残酷的革命是中国民族正在恢复其生命活力的不自觉的表现。这种意义的“中国革命”,其远景是导致一批具有野蛮精神的人应运而生,无文化状态将作为他们“新鲜本能”即恢复了生命节律的本能的“人文形式”,破土而出……
    
    (八)中国革命的世界性意义:由于中国民族原有(很大程度上也是现有的)生活习惯和状态,与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和状态,在很多领域中正好相反,所以中国被迫进入现代世界,就不得不将这二者杂交、互相补充起来。在中国被迫欧化的同时,世界也将被迫汉化。这能否“救现代世界之弊”倒不好说,但现代世界将被中国改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所谓现代世界,原来发端于“欧化的世界”,尤如地中海区域公元前三百年开始的“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代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开始毁灭波斯宗教到狄奥多西禁止希腊罗马宗教为止,延续了差不多六百年。而现代世界的欧洲化。从哥伦布发现美洲航线(1492年)到现在,也已经五百年了。
    
    (九)中国革命将促进这一事业:使中国的欧化程度达到一个“最适点”,既能保证中国充分适应现代世界及现代文明;又不至于失去中国的国本。只有这样,这一国本作为平定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利器,才有可能帮助世界度过分裂状态。为此必须:
    
    1、锁国与开放的双重政策。
    
    2、社会主义(对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对非统治阶级)并行的双重制度。
    
    3、以封建等级(对统治阶级)为基础的伦常忠忱观念和以法律至上为基础的机会均等观念(对非统治阶级)互相兼容的双重道德系统。
    
    (1978年10月31日)
    
    二、什么是中国的良知
    
    中国的良知告诫我们:中国尚未死去,它,无须马克思主义的劫夺者们打着“继承遗产”的旗号前来烧杀掳掠。中国文化尚未死去,它的精神财富至今活在我们身上──至今仍是生动有力的,鲜艳润泽的,活脱脱的……它哪里有什么“遗产”来让强盗们继承?中国和那些打着欧洲或半欧洲旗号的俄国、倭国强盗们,本不属于一个世界: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欧洲思想的“中国化”,永远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和欧洲,有着不同的生活目标、不同的精神状态、不同的身心素质。中国藐视那些二鬼子居心叵测的强词批判,中国拒绝那些马列主义者一厢情愿的夺理继承!
    
    掠夺性的继承,犹如未经认可的征税……必须废除。
    
    1、“中国的良知”近乎宗教情感。但它却基于理性主义,是成熟的智慧之光。犹太人斯宾诺莎曾经将这类难以名状之物,总结为“对神的理智爱”。
    
    2、“中国的良知”比“责任感”更强有力也更原始,而带有强烈的本能色彩,但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意志。所以古人们将“良知”与“良能”相提并论,并用社会伦常、自然天道来掩护它的存在。
    
    3、用我们的话说,“中国良知”是业已升华的“道德情操”,它是“权力意志”的更富于人性的表现,是一种经过文化熏陶的而非赤身裸体的权力欲。正如生存欲和繁殖欲是一切生命形成类型及健全个体所必须持有的;也正如权力欲是动物特有的一样:良知之欲也是人所共有的。这是一种“生理现象”。而“中国人的良知”是经过“中国色彩”和“中国味道”烹调过的“人性”。
    
    4、“中国的良知”是中国精神的核心、中国民族的源头、中国历史的起点。而文天祥曾在绝境中醒悟到,这就是所谓的“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在当代的亡国黑暗中,这已是中国人的最大财产了。我希望,在未来它会成为世界能力──帮助世界达成一种更合乎人性的普遍秩序,假如后代的中国人明智地保留了它……
    
    5、伟大而深沉的复苏能否传遍中国的肢体?能否使世界充满德音的宣诰?这有待于中国人的子孙们去解答。即使不是种族意义上的子孙;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子孙:一如居住在日本的人们。
    
    6、新时代将告诉我们:凡是具有这种良知者──将被视为中国人。否则,就不算。而不必问其血统及种族来源。新中国人应是天下砥柱的公民,他们是中国良知的拥有者。
    
    (1978年10月31日)
    
    
    三、一束思想
    
    1、每一个民族都是某一种文化的产物,物质的与精神的。
    
    2、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与生俱来的倾向性、方向感,就像个人的爱好与口味。
    
    3、这种命定的倾向性、顽固的方向感,乃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脉:执之者生,弃之者死;扬之者长,避之者短。要想减缓或削弱这一倾向性、方向感,几乎就是在摧残与扼杀这一文化的携带者的生命本身。例如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在他们的文化被摧毁以后,也就进入了一种萎靡不振的甚至慢性死亡的状态。因为民族的生命本身,原来就是激发这一倾向性、方向感的那个载体,民族生命本身的一切功能,都是照准了这个倾向性与方向感而发育成熟的。
    
    4、一个大民族也正像一个大文化一样:要实现自我表现和自我完成,就要反抗那些阻碍这一表现、破坏这一完成的异己势力。作为民族与文化的子民,要么成全它、丰富它、使它得到充分的“纵欲”;要么拒绝它、诋毁它、追随那些异己的入侵者占领自己的祖国──“这里根本不存在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
    
    5、一种至死不渝的倾向、一个锲而不舍的方向,是一个文化、一种民族的基本要素,任何个人都无法逃离这天罗地网般的宿命!任何个人──任何生存于文化系统、活动于民族实体中的个人──他们的价值、意义、影响,都以他与这个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而定。无价值的人、琐屑的人、过眼烟云的人──就因为他们与这种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疏离了。谁与这种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密切,谁就愈能影响乃至左右这个倾向、方向,他就因此愈是“变得伟大”。……而不论这个倾向与方向本身到底是什么!
    
    6、有两种可以影响乃至左右这一倾向与方向的人物:顺势者被历史判定为好人、志士、正义之士,逆势者被历史目为坏蛋、奸邪、反动人物等等,用“历史数学”的术语来说,前者是“正值人物”;后者是“负值人物”。也许伟大的自然只承认“绝对值”,但文化、民族、历史却不会向自然看齐,他们一定要树立假想敌、对立物,否则他们的生命压力就告枯竭了。
    
    7、对于一个文化系统、一个民族实体而言,有两种伟大的个人:一是伟大的精华,一是伟大的渣滓。或叫伟大的栋梁与伟大的败类。
    
    (A)就古代希伯莱民族及其文化而言,前者是士师、先知。尽管士师们与先知们在现世中的世俗生活状态可谓天壤之别;前者是握有统治权柄的人,后者则为了活命而四散逃奔……但是在精神的文化国度中──他们都是志同道合、一脉相承的。他们都作为文化倾向性赞助者与顺动者而出现。反之,耶稣则是另一类,他要离开犹太人的主流社会也就是渣滓与败类。他反对犹太文化的基本倾向,他力图扭转犹太文化的根本方向。所以,他被弃于犹太人,他的门徒也终于被革出教门。
    
    (B)就古代中原民族而言,前者是明君圣贤,后者则是秦皇、隋炀之流。由于古代中原文化“人文神话”的独特性质,伟大的统治者经常被塑造为文化英雄,是文明睿智的代表与象征。古人向来爱好按着某类标准而区别统治者,分别冠以“明主”与“昏君”、“贤主”与“暴君”的名号。这并不是按照“私德”来处理的(因为君王们的处境也许都是相去无几的),而是看他们的统治原则是否合乎“传统”即历史的惯例。简捷地说,说是看他们的倾向性,他们追求的东西是否与民族文化的基本倾向性与方向性相合拍。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权力的可怕腐蚀力量;亡国的“昏君”并不都是后类坏人,如明思宗(崇祯)之类还是“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所以他或许还能得到后人们的相对同情。开国的“明主”也不都是前类好人,如刘邦、李渊之类,所以后人也不惜对他们予以苛责。
    
    (1981年2月28日)
    
    四、一个民族
    
    1、中原人与中国人:先秦中原精神应该成为未来整个中国的普遍精神,从而造就“中国的一体化”。
    
    2、论中国文明的再造:不仅仅是复古;而是复古为名的“一个新民族的诞生”。
    
    3、对地方自治的特许状:在“中国一体化”、“全面中国化”的前提下──不反对地方自治的有限表现:这也是承认气候、土壤、人种对那个综合混成的现实。
    
    4、中国民族的一体化。中国文化的光复。中国国家的重建。这是中国在未来百年的奋斗方向。中国的努力方式就是“变生活圈为战斗圈”;将原先的“天下”变成现代的“国家”。它的目标是:将中国锻炼成一柄世界意义上的政治利器,结束两千年来“中国作为一个自我孤立的政治范围”的时代。
    
    5、政治因素决定一切。政治目标成为庄严残酷的祭坛──并以一切作为自己的牺牲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谎言将被扬弃。“文化为政治服务”作为一种历史的变态,已在中国逐步生根;但是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它将遭到取缔。政治又将像以前一样为文化服务,为此历史任务,中国需要一个崭新的政治实体。这样的文化,又是为其“锻炼中国”这一历史性的目标服务的。“锻炼”的目的是变中国为一架高效率、重秩序的政治机器。在天子崇拜的精神感召下──去完成天命所启示的世界宿命。
    
    有害于这一目标的“文化”必须铲除。最低限度是:必须予以冻结、不许繁殖滋生。被冻结的文化因素也许是未来的发展所需要的;但为了这一世界历史性的战略目标(而不仅仅是民族性的):必须割爱。这并不要求彻底销毁,只需要采取“博物馆政策”。将之限于某些特定的文化阶层──以便作为未知的种子,等待复发的契机。
    
    这还是就“高级文化”的范畴而言。至于那些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更应严禁不贷、彻底灭绝,甚至根除它们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一切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只有两种命运在接待它们:绞杀或变质。能够予以变质的这类文化现象──必使之彻底变为“促进这一战略目标”的工具。不能予以这类变质的文化现象──全在销毁、禁绝之类。百年的光阴可使之奏效成功。
    
    这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个宿命,是未来历史的趋势。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一切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都如漫生的野草一样,俯拾皆是,而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经过一劫,变幻其形态,但因为人民永远在讨生活,所以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又会不断从生活中排泄出来。
    
    中国民族、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如此尖锐,不允许我们的应战再有丝毫的犹豫。
    
    (1981年3月20日)
    
    
    五、中国民族的定义
    
    中华民族是像美国那样的“英语民族”呢?或是像阿拉伯国家或西班牙语美洲那样的“民族”?还是像德国、法国、日本那样的“民族国家”?
    
    现在,真正的“中国民族”在哪里呢?仅仅在我们的思想之中。仅仅在历史的荒原之中──正等待着一代英雄将他们突然唤醒、使之“物质化”、“有形化”。
    
    谁是中国民族?──新的文化精魂、新的精神形式及其新的仆从们!这就是人们即将看到和听到、感到和“尝到”的中国民族。这就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中国民族,不是“代表”,不是“精华”,不是“象征”,不是“中坚”,而是中国民族的本体。一个民族,一个无坚不摧的战士集团,一种充满原始精神的创造冲动,一种洁身自好、不断自强的道德热忱──盘踞在广袤的中国大地的密集居民的头上。更确切地说──是监护着他们的周遭。最好的统治是监护而不是亲自操刀……中国需要裁判。中国居民之命运的监护者:这就是“中国民族”。
    
    一个超级的“警察国家”。一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压力集团。不但有空前的内在压力──从而能造成一个严密、有力、充满生机的机体,而且有镇服一切、瓦解一切、重新凝聚一切的反压抑力量。他们不是“代表”,不是“中坚”,不是“先锋队”,不是“精华人物”,不是“统率者”;而是中国民族本身!他们就是具体的、货真价实的中国民族──其余的一切都要为他们的战略服务,并无声无息地服从他们!
    
    超级的警察国家:不是用警察去管理国家,监督国家,主宰国家,而是要首先造成一个纯粹由“自我监督者”组成的单一国家,一个史无前例的国中之国,再用这个国中之国构成一个网络,去融合国家的剩余部分。这一“剩余部分”从体积和数量上看也许很大很多,但若缺少了上述国中之国的自我监督的网络,就会沦为散沙一盘,沦为毫无系统与生命的残肢断臂。这个自我监督的警察国家作为一个国中之国,应该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创造性杰作。
    
    1、它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因为它有充足的理由自己就是一个统治阶级,国中之国的首领就是大国家的天然主宰。这里的理由包括历史的召唤、现实的压力、文化创造方面的需要等等。
    
    2、国中之国不是一个镇压机关,不是鹰犬爪牙,而是一个创造之源和凝聚力量的风暴中心。在它的内在世界中──不仅有武士,广义的警察、士兵、军官、宪兵、以及他们的表率:虎贲和虎贲的主人;而且有文士,包括现代意义的一切技术人员和文化人,甚至包括最低级的管理人员。这样一个国中之国,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生活的大全、创造的大全。除它之外,生活和创造都成了多余的碎片或“饰物”了。这个国中之国的外延、附属品、物质结构、经济基础(那些除它之外的“大国家”的残余部分),不过是些应景的玩艺儿和填补空虚的货色……
    
    3、这个自我监督的警察国家作为一个国家有其内部的各层结构及各类功能。用现代意义的“鹰犬警察”一词,完全不足以理解它──于是我宁愿用“虎贲”一词去代替它。从这里开始,将有一个严整、有效率、自行生长、创建一切支配一切的“虎贲国”英勇崛起──作为对中国百年苦难的有力答复。它的内部具有严明的纪律、确切的分工、崇高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工作……它将包容各种组织: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情报的、宣传的、镇压的、扶植的、教育的、清洁的……不可胜数。它的本身将包含许多阶级,许多行业,许多集团───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它们将成为新文化的温床(历史使命)、大国家的凝聚力量(政治功能),它们将由独身者组成(文化特征)。这后一点最难做到,但也是前两项的有力保证。前两项──尤其是第一项,毕竟难以预测,但后一项却是前两项的基础。
    
    4、“虎贲国”须有自己的道德原则:既不试图将之强加于全民,更没有解放自己于这一“约束”的任何奢望。自我克制,这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放弃自己的道德规范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生命,就意味着瓦解、堕落、毁灭……关键在于“区别”:一种“崇高的距离感”──这是一切“好的政治”、一切“仁政”的基本前提。相反,混同则意味着消失殆尽。所以,想要和人民比试“幸福”程度的统治种姓──注定要遭毁灭的。要是这一洞识能够成为一种长久的定制而非一时的权变,那该有多好!不是理想国,不是乌托邦,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在中国已行之有效了数千年的旧制的新发展、新极致。这“自我克制”必能保持“大国家”的生命力于长久不衰之境;同时,“虎贲国”也必因此“自我克制”而日新其德!
    
    5、从理论上说──“虎贲国”靠人供养;从事实上说──“虎贲国”给人以秩序。若是没有了“虎贲国”,大国家的残余部分不过是一些人类沙漠,简直和动物生活相去无几。这在孟子“劳心劳力”学说中,早经宣布了,可惜还不够充分。“不事生产的管理秩序”,这可以成为“虎贲国”的特殊雅号。虽然它不是一个阶级,它的任务是鞭策与创造。它既不以“剥削”为耻(如现代党团),也不以此“剥削”为荣(如古代贵族),而是对此泰然处之。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职责,是无法规避的历史要求。
    
    6、虎贲国不仅是执法者,也是立法者。它不根据人民(即大国家的残余部分)的需要从事立法活动,它将以自己的使命、对天命的感应,作为立法的原则。这就是它归根结蒂的秩序原则及其造就的文化命脉。它将用各类立法以及执法的效率,来塑造它瞩望的“大国家”,就像陶艺匠人对付他手中的粘土。它将以它对历史的展望、敏锐的直觉、健康的种族本能,来保证这一切塑造活动的有效实现。将来的历史为此作证……一个“哲学国家”就将在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升起,以前的“哲学国家”充其仆役都不够资格。
    
    7、虎贲国的成员不是群羊(群众就是羊类。这从训诂上也可看出。“君”为表音,“羊”为表义),也不是饿狼──而是肩负使命的牧者。他们不事生产,不产乳不产肉,甚至也不产毛、产角、产骨……但他们给予这一切以最终的保证。他们有时也要参与生产活动,但其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为了锻炼,为的是不要荒疏了自己的能力。他们既不是劳动的蔑视者,更不是劳动的敌视者,而是劳动的珍视者,他们用“超越劳动”来证明自己的珍视!他们用艰辛的试炼来砥砺自己的优秀品质。只有懂得劳动并经过劳苦煎熬的人,才有权支配劳动者;只有娴熟于劳动的人,才有应用劳动的艺术才能。虎贲国的成员是焦渴慕义的使徒,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适可而止。他们是不断挺进的坦克!只要他们还存在,“大国家”就不会趋于衰朽。他们的命运是“鞭子”,为了使这鞭子的功能长此以往,它必须凝成一个有机体,一个“国中之国”、一个“有着内在生命的独立实体”。
    
    8、虎贲国是真正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民族。其余的中国居民只有与这样的中国民族结合起来,才获得了文明的意义。虎贲国若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而与一般居民杂交混合,后果将是文明的颓废。唯有这样拒绝颓废的“中国民族”,才能使“中国居民”得以振作起来。中国民族是从中国居民的精华中酝酿出来的,这是一种新精神的儿子们,这新的精神就是天子崇拜,天子崇拜成为“中国民族的哲学”。至于对付中国居民,在宗教事务上则应以传统的办法“听之任之”,甚至不惜鼓励各类低级迷信──用作一种心理上的羁縻政策、驾驭手段,这就叫“分而治之的方略”。
    
    中国革命的道路之所以充满坎坷──就是未能认识上述道理。现在这一道理经过发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里程。它不主张用暴力改造全民,因为这种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它仅仅满足于让这一“负有裁判权的虎贲”监督一切──使全民在它制定的文化原则和政治原则下,得到规范化、文明化。
    
    这就是中国国家的双重结构:这就是中国革命最后成功的唯一锁钥。它禁止官员享乐,正如它禁止商人干政──要是不实行这一“二元化”,或使这一“双重政治”的性质遭到破坏的话,中国民族的前途就将陷入泥潭,中国居民也就无法“现代化”与“文明化”了。
    
    (1981年4月12日)
    
    第七篇
    “第三中国”的组建运动
    
    一、“自新”是中国近代史主轴
    二、“运动”的恐怖
    三、运动驱赶历史之车
    四、华工贩卖与中国革命
    五、近代中国的瓦解和改组
    六、第三中国的组建
    七、展望未来世界
    
    
    一、“自新”是中国近代史主轴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事实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是在自新运动中,不断成长壮大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切潮流、波折、动荡、革命──都是围绕着“自新”这个轴心来转动的;中国革命的种种努力──归根结蒂都在推动中国民族的自新进程。换一个角度,中国革命所遭遇的种种停顿、挫折、失败、反动……到头来不过“加强了革命的势力并激化了革命的努力”。结果,“弯路”的概念反倒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幻觉。这幻觉后面显然隐藏着一种无知,这无知将“曲折的必由之路”看作“可以避免的弯路”。但是没有走过“弯路”的人却不能理解:命运决不会把“走过弯路”的人与“一帆风顺”的人等同视之,因为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能量,在困难面前游刃有余,在挑战面前坚不可摧。
    
    如果我们面前只有一条道路,但这条路又是弯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勇敢地走过来了。事后聪明者悲凉地叹息说:看,我们走了这么多弯路!要是不这么走,而是……走的话,我们早就找到幸福的目的了。然而他们所说的“……走”的道路,其实并不存在。
    
    “历史总是不堪回顾的”,因为它排除了许多“不重要”的东西。可是在发展中,正是这类好像“不重要”的东西决定着事态的进程!它们是命运可靠的见证和神秘的引导。
    
    至于“错路”──既然中国只有“自新”这一条路可走: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我们仅仅知道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只要是新的,那么我们走过的一切道路,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探险,又有什么“错处”可言呢?“错”与“对”是就“可选择性的范围之内”而言的。一旦过到“可选择性的范围”这一界限,而落入宿命的汪洋中──“错”与“对”的界限就统统泯灭了。唯一的正确的就是尽力挣扎到彼岸,而不再顾及“错”或“对”,因为这时候“寻找新航线”的努力,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命令了。
    
    (1982年9月17日)
    
    
    二、“运动”的恐怖
    
    “斗私批修”、“集体生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劳动改造”等等斯巴达或清教式的努力,之所以在前不久一度支配了中国的社会生活,是因为中国的民族性中,太缺乏公益心了。公益心不是仅供玩赏的奢侈品,而是“现代化”必须的民族性心理素质。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斗私批修”、“集体生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劳动改造”等等作为斯巴达或清教式的努力,又是“伪斯巴达”和“伪清教”式的,因为它是只对下而不对上的,完全缺乏“国家主义”或“信仰至上”的专业精神,最后都流于“领袖纵欲”或“权力至上”的党棍末流。由此可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一种比喻确实很难贴切,因其来源是那样的不同。
    
    影片《芙蓉镇》末尾那疯子敲着锣,声嘶力竭地高呼:“运动喽,运动──”确实再现了毛恐怖时代(1949年──1976年)的主旋律,体现了那里的社会生活的精髓,就是“整人运动”。
    
    “运动”这个词汇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但是,“运动”这个概念却是由日本输入的,那是指社会主流往往还是当权者强迫多数居民追随党魁、牺牲自己而发起的社会行动。“运动”所表达的含义古今之所以截然有别,是因为古代中国并无现代中国(包括日本)这样的“社会变革”、“文化革命”。因此你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解说现代中国的“运动”,他定然茫然无所解。这是因为“运动”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中仅指“疏通上下”、“打点关系”甚至“行贿受贿”。这种私人性质的“运动”和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运动”,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在生活中扮演着几乎相反的角色。
    
    对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易经》上的那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大约算“运动的极致”了;但在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这种自省式的、独善其身的活动,不能和天翻地覆、触及每个灵魂的“扒皮运动”相提并论。《周易》如此颂扬“变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不穷。”但需要明白,此“变化”是自然性质的,而横行现代中国的“运动”却是人为性质的。此中差别不可谓不大。
    
    对“动”的这种不同解释。实际上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内在性质,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外生性质之对比。对传统中人来说,人的文明是自然生成的,与天地万物同一根源;但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文明状态却是别人迫使我们接受的:前者是文化与文明的主人,后者却是文化与文明的客人有时甚至沦为仆人。对于自然生成的文明文化来说,节奏和闲暇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优裕的心情反倒能促使它的良好发育。但在摹仿与攀比的文明文化中,节奏被打乱了,闲暇根本谈不上,优裕被焦虑取代了,这好比邯郸学步者的急不可耐,对别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步态,对他来说却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在现代的处境正是如此。现代文明对我们来说是无所师承的舶来品,它的出现,太突然、太迅猛也太纷繁了,原先我们是自己文化的主人,这时却成了外来文化的客人,我们目不暇接、手忙脚乱,这种手忙脚乱便成了有意识的“运动”,一种整人运动。
    
    (1985年5月18日)
    
    三、运动驱赶历史之车
    
    1、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由运动驱赶着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叶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等暂且不去说它,姑且从二十世纪开始说起。本世纪伊始,中国就发作了一场史称“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痉挛,这是对欧洲文化势力(如教会的布道活动和社会的科技传播,再如采矿、修铁路等等活动)的非理性反抗,为什么说它非理性?因为它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不知道应该发明一些替代品,使得这种反抗成为有效。当时中国的南方省份虽因置身事外而避免了这一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义和团招致的八国联军入侵和“中央政权”的权威破产,却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南方诸省亦莫能外。
    
    2、义和团运动刚刚平息,“中央”政权归还不久,立宪运动就风起云涌。原来,立宪运动乃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报复。这层姻缘关系,迄今未能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故此略表一二。例如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有志者纷纷逃往海外藏匿,被满清被视为叛逆,因此反动势力一时甚嚣尘上。那拉氏集团和八旗顽固派,为自己的反动政策寻找理论根据,就把维新活动和卖国行为划上了等号,恰巧维新者师承的那个“新”,具有外国的来源,正是这层复杂的关系,使得反对变法维新的活动,仿佛具有了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色彩,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伪民族主义”。
    
    3、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以反对科学的面目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十年后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民族主义,恰具完全相反的社会功能,因此这是一种反动的民族主义,而且还是一种愚昧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上层逆流的默许和鼓动下,民间的会道门势力以一种极其悬殊的落伍行式开始了动乱。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惊天动地,没有官方的赞助是不可想象的。以前中国革命的历史,反抗当局的行动总是在边远地区、薄弱环节开始发生的。1900年义和团却一反常态,表明后面有官府力量的支持;与六十多年后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极为相似。而在义和团和支持它的那拉氏集团遭到失败以后,维新势力再度崛起,迫使“中央”政府同意采取措施,召开立宪会议。
    
    4、立宪运动的始末,最能说明中国事态的悲剧性质。中国的改革,总是来得太晚又进行得太慢,最后就成了一种满大人式的敷衍和推诿,成了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这是老人政治的最怕痼疾之一。维新运动经历义和团运动的反击而成为立宪运动之后,正是如此这般地成了一种点缀品:其关键在于社会精英的背离。社会精英们总是敏感地看到症结所在,他们转而采取革命的立场。这就是1905年以后同盟会力量空前剧增的社会动力。所以继立宪运动之后,辛亥年间的革命运动就星火燎原了。辛亥革命运动之后又有倒袁运动和二次革命。
    
    5、1916年袁世凯死,中央政权从此丧失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达三十三年之久。但运动的精灵并未随着中央政府的垮台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剧增起来,弥漫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方域。运动的样式在不断翻新,性质也不断变化。例如袁世凯死到蒋介石打赢北伐战争,这期间席卷中国大地的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运动不仅触及了人们的社会文化,还第一次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揭开近代中国“不断革命”之先河。
    
    6、新文化运动为国民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通路,而国民革命运动最后又引出了北伐战争。它把中国现代史中“运动”的意义,空前鲜明地凸现了出来;运动是一种不流血的社会战争,而战争不过是一种激进形式的社会变革罢了。
    
    四、华工贩卖与中国革命
    
    事实上,从太平天国之乱以来,伴随着华工的贩卖、南人和北人的交通、满洲的汉化、以及中日战争期间的巨型移民运动、对西藏及新疆的殖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大规模人口的重新配置工作(它的结果之一就是许多家庭的破裂及夫妻被迫分居等等)等等一系列历史性运动,一场新形式的“民族迁徙”活动就已经揭开了它的序幕并逐渐地转向高潮。
    
    是的,只是“转向高潮”──因为真正的高潮尚未来到。在我的意念之海中,那个高潮正在凝聚其压抑力量,并正在为它惊世骇俗的怪诞形态作暗中的准备。
    
    在中国命运的下一个回合之中,这场新形式的民族大迁徙不仅是“无可幸免”的,而且还是愈彻底愈好。一场重新配置人口的伟大运动已是为时不远了───我为什么这么预测呢?因为:若没有这么一场空历史之前超巨型移民活动,中国的重建是不可思议的。这不论就其涉及的人口数量,还是就其剧烈的程度及时间的紧迫而言,都是如此。
    
    这种超巨型的移民活动(其中包括对大量人口的“政治镇压”与“科学处理”),无疑将对中国新文化结构的形成,都发挥了一种直接的促进作用。我丝毫也不怀疑,通过几十年来的深切苦恼,一种新的文化精魂已在枯荒的中原上产生并开始发出或即将发出它灼人心肺的光芒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之“物质化”,如何“使文化精魂衍化为文化结构”。
    
    在我看来,这种超巨型的移民活动(虽然它现在还仅在于我的意念之海中)就是建立新中国文化结构的第一个战略部署──确实,这不是“人部署”,而是“天部署”──用世俗的眼光看来,它可能会带来许多之人间的不幸,可是为了新文化结构之建立,为了中国已经终于“站立起来”(没有一种新文化结构,“中国的站立”是不可能的)──这不算做很高的代价,而且,也是必须的。
    
    这就是我所预见的“新形式的民族迁徙”。
    
    把各大都市按“区”予以彻底分割。然后除保留一个以外,其他各区均迁往新城市──就是这一迁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必须彻底重新配置。就像配置土地、财产与家畜那样。唯有如此:物质意义上的新中国才成为可能。这一重新配置不会损害中国的远大前途。相反,它是来保证这一远大前途的。因此:“不求眼前之利;而求万世之福”势应成为这一运动的座右铭。总之:这一重新配置的目标是缔造一个虎虎有生气的新民族;而不是着眼于商业上的利润。必要时:完全可以损害后者;但必须保障前者。
    
    中国民族的一体化完全仰赖这一空前的历史运动了。
    
    
    五、近代中国的瓦解和改组
    
    当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面临根本转型的时候,它不得不在以下四个项目中选择一条,作成自己的组合,以构成自己独特的转型方式:
    
    1、内生型的、外生型的;
    
    2、有组织的、无组织的;
    
    3、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
    
    4、内部无产者(如帮会)领导的、外部无产者(如苏联)领导的。
    
    那么中国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根本转型,到底属于哪一类组合呢?
    
    我认为是外生型的、无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外部无产者(如苏联)领导的。
    
    我还认为,上述两组四项因素是任何一场文化转型同时兼备的;例如日本走的就是另外一种组合:外生型的、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内部有产者领导的。其中除了第一项与中国相同以外,其他三项都与中国不同。
    
    下面做一点简单的分析:
    
    首先,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在政治上体现为中国革命,完全是外生型的───这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彼得改革,与苏联的十月革命,土耳其的共和革命等同样具有由外部势力触发的“外生型”特点。而这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的宗教战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朝换代的“内生型”特点根本不同。在这种意义上,罗马共和国向帝制的转变,罗马帝国向无政府状态的转变,也属“内生型”的。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走的是无组织的路线,与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甚至罗马由共和向帝制的革命,相似。而俄国的彼得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致走的是有组织的路线。诚然“所有的成功的改良都走了有组织的路线”,但“所有失败的革命却都走了无组织的路线”。有组织,也即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某种有组织的合法力量成了社会文化转型的原动力。例如在最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的会议即国民公会就是这种有组织的路线的代表,尽管它后来失败了,结果导致无政府状态和拿破仑专政。明治维新中的天皇和拥戴他的谋臣、武士们,也是这种有组织力量的代表。
    
    第三,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最终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无组织方式,即乌合之众的革命方式,它与自上而下的改良与革命不同。而康梁等反革命分子在世纪初期就曾断言:共和式的无组织革命将使得中国陷入比法国更长的、长达百余年的动乱,这被迄今为止的历史所证明了。但我们不要忘记:“共和革命将导致长期混乱”并不是一项公理,关键在于中国和法国都缺乏一支凝聚全国的力量,当年美国革命却拥有这样一支力量,那就是议会制度。相比之下,土耳其虽然没有议会,却通过“凯末尔革命”、依靠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较为迅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没有陷土耳其于长久的社会动乱之中。
    
    第四,中国在近代的文化转型中,内部无产者基本上瘫痪了,这与中国历史上汉唐两大文化高峰之间历时四百年之久的文化转型中,“借助外部无产者的力量实行转折改轨”,很是相同。同样罗马帝国到欧洲中世纪之间的社会文化转型,也是借助外部无产者的力量。虽然中国文化转型的诱因和革命形势的创造者都是来自外部,但革命的主力却不是直接来自外部,而是通过外部力量转化、训练内部无产者,触发全面的社会动乱、社会解体、社会改组。
    
    以上四个因素中的第四项(内部无产者基本上瘫痪了)和第二项(无组织的路线)紧密相关时,文化转型就采取了彻底的无组织状态,内部无产者作为外部无产者的附庸、毛泽东作为斯大林的跟班,就像吴三桂作为多尔衮的前锋,才能登上主导的舞台。
    
    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不仅仅是事实上的组织,而且是这种组织是否为法律所接受,是否被纳入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例如,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地下党、黑社会,在社会文化的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恰恰是典型的“无组织力量”。这样的政权一旦掌握了政权,当然就会废除所有的法律。
    
    当欧洲的狂风烈浪终于把“中央王国”的文明自信击成破片,于是各种互相对立的思潮像是灭顶漩涡,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泛滥成灾。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遭到这场世界历史上都属规模空前的思想漩涡的激荡、跌宕、碰撞、粉碎……它为中国平添了多少屈辱的记录。
    
    难道这场“历史性的灾难”能够无止无休?难道这场历史性的灾难还会继续发展?难道现在不是结束它的时候?
    
    但是这一结束需要奠定一种新的中国民族的意识。这是因为中国的灾难是根源于自身的腐化与迟钝。只有结束自己的腐化与迟钝,民族复兴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才会到来。新的中国国家只能与新的中国民族一同兴起并互为表里。没有“中国人民”的主动参与──新的中国民族的形成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新的中国国家的复兴,中国民族生活的重建、中国文化的再放光芒,统统都属梦想。
    
    
    六、第三中国的组建
    
    第三中国的组建,需要一个公民社会的诞生。
    
    公民化的进程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可能和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共产党的“学雷锋运动”的走过场相似,沦为华而不实、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公民化不是要造成某种表面的、轰轰烈烈的“风气”,而要扎根,要实现社会准则的优良化和行为规范的标准化。这不是凭掌权者的好恶来笼统认定,要是依靠法律的授权实行量化的裁定。公民化过程,就是要把法治国家的理念,落实在每一位居民的公民化的日常生活中,落实一点,授权一点,落实一批,授权一批,不能落实,不能授权,完全依法推进。不求多,不贪快,各以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中国居民的公民化。而决不能像共产党的政治运动那样,希求以三五年时间来大功告成,结果过不了七八年又一次全部推倒重来。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行为,不能再度尝试了。君子的做法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
    
    官员流动制是一种抑制官员形成私人势力、抑制官场派系发展的强力武器。不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军事机构、教育机构、经济领域,均应实施此制度。帝国时代曾经实行过这种制度,效果总体上是好的。当然,此项制度也容易造成官僚的不负责任。例如,官员轮换制会使官员对所属部门的下级不够熟悉。不过这可能是多此一虑。官员其实能够很快适应新环境,他的阅历愈多,其见识与经验也就愈丰富,才能为进一步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官员流动也并不是换得越频繁越好,而是要杜绝官员过久地在某一地区某一部门工作,从容营造“独立王国”。调动才能使得水流不腐。官员轮换不但应该成为制度,而且应该不断淘汰腐败和不称职的官员,以保持政府的纯洁与活力。
    
    社会的公民化过程,与新文化阶层的重建过程,实际上一致。社会的公民化,也就是国家的法治化、政治的文明化。这不是抽象的“道德教育”,而是具体的“社会训练”;不是奴化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成全人的“教养优化活动”。在这样的社会成员之间,陌生人不再受到排挤,因为熟人不再受到袒护。社会运转不再阻碍重重,因为裙带关系不再营私舞弊、阻碍社会的运作……这些,并不是由于人们“道德高尚”了,而是由于社会结构变了。建立在人情之上的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终于让位给团体精神、法治精神,支配国家的乃是尊重地方自治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人,将再度焕发祖辈的活力、保持祖辈的秩序、在自治中发出文明扩展的辐射。
    
    不错,欧洲人打开了中国封闭千年的“魔瓶”,这不是中国人请求的解放,而始于欧洲人贪婪地“掘宝”,因此他们注定要付出代价。现在这整个故事才刚刚开了一个头,远远没有接近高潮。百年来受害的是中国,但历史的报应将会指向哪里,现在却没有人知道。
    
    中国法治国家要收拾魔咒(如作为对欧洲入侵进行“应急反应”的僭主专政)、抵御贪欲(如打开魔瓶的欧洲海盗),带领中国走出历史的困境──现在的夹缝状态!它的左边有一座大山,右边有一座高峰。它的左边是父辈传统中紧紧依靠的皇权,这一轴心在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中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却不合于现代意识,不合于未来世界的压力;它的右边是欧洲政治生活中紧紧依靠的法治,这一轴心在社会运作和发展战略上适于现代化压力但却不符合中国的民间习俗,即,不符合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之间的乘积。但是,只有这左右两线作战的成功,才能解救中国于绝境,引导中国走出两座大山之间的谷地。
    
    法治国家仿佛黄帝垂拱、无为而治;而从人治权威过渡到法治权威的前提,则是先行人格的功成身退。功成身退的新权威,他知道时代召唤:“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要真正地比肩秦皇,只有超越秦皇,彻底废弃秦始皇政治的遗绪,而不是像毛泽东集团那样狗尾续貉,发扬秦始皇最恶劣的政治遗产。在“中国历史创造者”这一名义的激励下,“功成身退”,因为“还政于民”是他成就千秋功业的必要环节,“没有后继者”才是《老子·道德经》所预言的大圣人的证明。
    
    从人民的立场看,这一证明也是中国新理性所设计的“赎买计划”:用两千年一次的历史地位,赎买他手中握有的独裁权力:这就是终结中国现代僭主专政历史阶段的“法治战略”。人治于此转型为法治,临时约法的独裁权力,分化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中国得以立信、立法、立德──我们立足于先秦那样的文明,立足于王国时代的礼制精神及其仁义礼智信。这就更容易促成法治国家的“先行人格”,并实现人治权威向法治权威的转移:
    
    1、先立信,仅仅仿照商鞅变法时立木为信的故事,是不够的,因为被共产党僭主彻底破坏的社会信任,难以如此简单古朴的方法,重新建立。要如李世民亲政时,先从监狱里释放犯人回家团聚过年,等囚犯过年完毕主动返回牢狱,李世民宣布大赦天下,如此取得社会互信的初步。
    
    2、法治国家的先行人格,要接受一个合法的全民授权程序,如全国成年居民的信任投票,以授予他从事新的改革与立法。并以此使得今后他的全部政治决定,变得有法可依。
    
    3、政府各级官员,应该是合格的中华新公民,并且作为中国公民化过程的表率参与社会生活。
    
    4、他们必是守法、护法的模范。最后,他们必须做到行政中立,不卷入党派之争,不参与特权利益。
    
    5、在历时三十年的“公民化过程”的初级阶段,开展广泛的、制度化的成人法治教育,从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始,连续养成新的公民习惯。
    
    6、配合公民化过程的推进,举行渐进性的地方民主选举,从乡──县──市──省,推向全国。与公民化过程的完成同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普选,法治国家的先行人格,全面融入国家生活,于此化出法治国家。新的公民社会,立信、立法、立德──回归祖辈精神,立足于先秦文明,建造新王国。
    
    7、如《周书·立政》篇所阐述的,健康的国家主权,应该由常伯、常住、准人等“三宅”鼎助、制衡。“常伯”负责敦促礼治,类似现代的立法机构;“常住”负责国务管理,类似现代的行政机构;“准人”负责监察审判,类似现代的司法机构。
    
    中央政府三宅鼎足而立、分权制衡;再配合地方自治、公民自律,中华文明将再度焕发青春。
    
    
    七、展望未来世界
    
    在这充满残酷斗争的世纪,“刚”是一大时代特色。二十世纪可说是个“群刚乱舞的世纪”,如果这还不算是“群魔乱舞”的话。但一切暴乱终究都会平息的,天命带来充满“柔性”的麻醉剂,将用它奇妙的同化力,来制胜群刚──大地母亲会再度受到尊敬……
    
    举一个例子:核子武器的发展以及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极大破坏力,使得克劳塞维茨以来的欧洲兵学理论所鼓吹的无限战争变得可疑,而以孙子兵法为表率的中国兵学理论所鼓吹的有限战争,获得了战略复兴的基础。
    
    在科学技术的综合发展方面也存在类似的趋势:用技术发展来对抗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其实是“无限战争”、“人定胜天”思想的延伸,是一个南辕北辙的一厢情愿。
    
    首先,现代技术系统是否可以无限发展,是大有疑问的。我认为,技术系统无法像它的对立面“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那样无止境地扩展,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科学前提和社会前提的先天制约。
    
    其次,现代技术和原始技术在这一点上毕竟还是一致的:它们都不是独立自在的,而是受人操作的。它们的发展同样取决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随着技术堤坝的日渐高筑,人的承受力日渐不支,文明系统一旦溃决,后患将是一个新的“洪水时代”的降临。
    
    综合以上,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在于恢复被打破的生态平衡,这需要中国认真考虑以下各项:
    
    1、恢复自然生态,实行空地运动。
    
    2、恢复人口生态,废除供给制度。
    
    3、恢复社会生态,实行宪政制衡。
    
    4、恢复文明生态,容忍多元文化。
    
    “生态危机”是中国最深刻的综合病态,消除生态危机,是“中国病”痊愈的标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其他国家作为一个参照系,来看一看中国生态遭到破坏的程度,然后就能觉悟到:生态破坏是上天给中国的一个机会,迫使中国改弦更张。
    
    为了恢复中国的生态平衡,首先需要照奸、图强,然后才能却敌、治世。为了恢复中国的生态平衡,首先需要实现中国的政略与军略的复兴。需要建立新王国。
    
    为了恢复中国的生态平衡,一场民族大迁徙运动就要在中国展开──不是漫无目的,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并受一个最高权力中心的支配而展开的。
    
    为了避免野蛮主义的民族大迁徙,中国需要某种“文明的迁徙”。在“城市化”的同时,实现“合理的布局”:
    
    1、一个富于团体精神的精英组织所策动的、自上而下的、建立新民族的努力。
    
    2、中国一体化。民族国家的扩大还原。中国以新的身份、新的功能,投入世界主义的潮流。
    
    3、35%的中国人口,完成“世界性疏散”,向人口比较稀少的国家有组织地移民。
    
    4、恢复生态平衡。森林,河流,澄澈的天空!建立大面积的自然保护区、无人居住区。适度工业化,而非极度工业化,关键在于建设一个成熟的文明,确保中国“不被甩出发展的轨道”。
    
    5、中华民族的基础是“昆仑人”,这不仅包括蒙古人种,也包括马来人种、印第安人种,还包括那些混有黄种人血统的吉尔吉斯、突厥人种。蒙古人已有汉姓的趋势,应使西藏、新疆人民也进入此种趋势。全国的少数民族汉化、汉人文明开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新文明的推进者应以积极手段消除旧势力的抵触,以完成“建国大业”。
    
    1986年12月25日
    
    
    第八篇
    “第三中国”与青年中国
    
    一、野蛮与文明的轮替
    二、中国近代思想走投无路
    三、老年与青年的对立
    四、建筑和音乐的民族命运
    五、应付危机是青年的任务
    六、革命是“青年反抗老年”
    七、中国需要“立体的复兴”
    
    
    一、野蛮与文明的轮替
    
    在欧洲历史上,野蛮主义之对文化结构的摧毁及更新,都是通过“蛮族入侵”来实现的。或者,用日耳曼蛮族颇为自得的子孙们的特定术语──“民族大迁徙”来实现。这到后来都促成了某种“社会年轻化”,“文明的青春”得以再度降临。当然在中国的帝国时代,也通过“农民起义”这种“内部蛮族”的活动,扮演了相似的角色。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文明结构”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某种定型甚至定性作用,结果造成个人的异化、社会的特化,使其发展通道日益狭隘,整体活力趋于降低。这个时候,较少文明的个体、较多野蛮的社会,就会在竞争中逐渐取得上风,从而导致“野蛮化现象”的发生。伴随着野蛮主义一同兴起的,则是一场“民族迁徙”的人口流动,造成阶层布局的大移动、居民群落的大混杂等等,例如近代中国就经历了这种意义的全面改组。
    
    正因为这样,所以历史的观测者不难发现:作为“文化精魂的天子”,往往以年轻的人形出现在人民面前。天子代表着未来,所以他毕竟不会是老者,他还具有“生殖的能力”。未来属于这样的青年!用过去的成例去限制未来的创造,这只是老头子老太婆们垂死的阴暗心理;他们是巴不得世界和自己一块儿入葬的。这也是毫无希望者们的唯一希望;因为生命已渐渐离开了他们,他们就憎恨生命的活动、生命的表现、生命的精华。
    
    中国之所以落得今日的可悲下场,就是因为老人政治在糟蹋中国文化的精魂。中国文化的精魂是什么?就是对于“天子”的深切信念和永恒的期待。其余被人称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东西:不是它的附庸、它的皮毛;就是对它的误会及曲解。
    
    为什么暴君到了晚年特别残暴?因为他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但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他就怪罪年轻人,企图把年轻人一网打尽,压在十八层地狱里,“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例如,在著名的“文革”中,许多暴行其实都有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背景”。
    
    人的“社会性”之基础,其实是其“生物性”。即使“社会革命”也是出自“生存需要”和“生物适应”。一个新的社会变革也像一个新的种族突变一样,是在一点首先突破导致基因改变,尔后一系列较小的演化随之而来,以此来保持基因平衡、社会均势。在这一点上,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显然注意到了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实。先天的、偶然的突变,其实还是要依靠后天的、持续的运用来强化的。因为突变并非神秘,它与社会变革一样,都是受到自然节律的支配的!
    
    
    二、中国近代思想走投无路
    
    中国近代思想一再陷入无能、仿徨、自相分裂、走投无路……结果思想界不能领导社会前进,反而“被命运拖着走”,被“摸着石头过河”的盲人骑瞎马牵着鼻子走。
    
    我们要记住:思想不是归宿。世界不是为世界观服务的。但是,思想毕竟是走向“创世运动”的中继站。这“创世”不是一次性的神话,而是每个民族每隔数百年就要“重来一遍”的“革命行动”。没有这个生动也许惨烈的全民运动──集体的生命势将腐朽;个体的活力也将槁败。
    
    标语与口号──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强有力形式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相当成功地改变了中国民族的心理状态。它的作用,相当于图腾在缔造一个原始民族过程中的那种作用。尽管标语显得“抽象”些──但其“血性”与 “杀气”似乎并不比图腾稀少。
    
    好的思想,也就是说“有生命力、能推动历史进程甚至决定文化样式的思想”──并不是任意一种法规或某些特定理论能够炮制出来的。它只能从民族生活的洪流中、人民天赋的本能中、文化深刻的倾向中以及天子神秘的冲动里──涌现出来。只是在有了这些前提之后,好的思想作为一种似乎独立的东西,才得以影响社会,乃至支配历史。
    
    从较为深入的意义上说,思想的流行,这也是由上述的“宿命条件”决定了的,个人的努力到头来只是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个人的意义──在于发现这一宿命并顺从这一宿命。除了发现和顺从,最多就是推波助澜,其余都是谈不上的。尽管你可以将这一顺从贴上“反抗”的标签,但其实这一“反抗”只是“顺从”的另一种形式,仅此而已。
    
    不要试图为未来的人们设计什么“确定的蓝图”,尤其不要设计牵涉许多细节的“行为规范”,只要指出一个大致的方向足矣!否则就是体现了文化机体的神经衰弱。先行者最多只能涂抹一种色彩、指点一个方向、提供一种精神、发出一阵叫嚣而已,过度的行为反倒是有害无益、自缚缚人的。这样一来,谁的影响愈大,谁的这类自缚缚人的行为也就愈为有害。
    
    应当相信未来的人物层出不穷。应当相信他们健康的本能及其具有活力的主动精神。应当相信未来的刀子──能够斩开纠缠未来的乱麻。
    
    历史在不断翻新。我们能用我们的“蓝图”去阻止它吗?我们能使这些“蓝图”完全适应它吗?若要历史的翻新来适应我们的“蓝图”──那就是十足的狭隘、自私、堕落、衰弱,那就成了“永不变色的毛泽东思想”了!因为任何漂亮的蓝图也不过历史翻出的花样而已,它们只是皮毛,根本没有独立的价值、永存的可能。
    
    我们不停挥洒着看不见的血汗──灌溉滋润一个看不见的中国及其文化……没有人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没有人知道我们花了多少不计报酬的力气:连我们自己也选择了遗忘或是本根就不知道。
    
    在别的时代,别的民族、别的社会、别的人们看来是那么轻易的事情──我们要做成它却必须花上一倍的智慧、十倍的努力和百倍的勇气。一些最简单不过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是那么复杂;一些最平常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难得;一些最可怜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珍贵。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无中生有、无所师承的原创者?
    
    一种深深的悲哀,甚至给我们的“成功”也罩上了阴影──这“成功”的代价多么惨烈多么艰辛!只有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生活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牺牲异乎寻常──凡此种种,后人是难以理解的!
    
    (1982年2月19日晚间)
    
    
    三、老年与青年的对立
    
    误解者们夸夸其谈的“中国文化”其实只是“老年文化”,甚至仅仅是“老化”:它把无力的病态,吹捧为至善至美。它把文明理解为忍让,把智慧理解为圆滑,把教养理解为伪善,把道德理解为合群,把政治理解为权术,把生活理解为应酬,把艺术理解为周旋……
    
    误解者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强烈特征,就是“压制青年”。这是在祖先崇拜的假面下,以孝道的借口展开的……未来的中国必须摆脱这一梦魇!这是因为:中国的精魂并不包含“压制青年”这一因素。相反,它一直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子,往往以年轻的人形出现在人民面前。天子代表未来,所以他毕竟不会是老者。
    
    未来属于青年!
    
    用过去的成例去限制未来的创造,这只是马列主义老太太们垂死的阴暗心理,她们巴不得世界和自己一块儿入葬的。这是毫无希望者们的最后希望,因为生命已渐渐离开了她们,她们就憎恨生命的活动、生命的表现、生命的精华。
    
    这正与欧洲的海盗精神正好相反。现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化了的欧洲海盗精神,这些海盗的精神很是年轻,所以他们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力的崇拜”,例如说“知识就是力量”。
    
    弗兰西斯·培根以来对知识和科学的推崇,只是力的变相崇拜。它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浮士德的故事,实际上一篇“关于力的寓言”。这个家伙野心勃勃,想穷尽天下之能力但终因精疲力竭而死去。于是,尽管“人力”升华到“神力”那里去了,但归根结底还是“力的崇拜”。
    
    这样的“老年与青年”的对比之下:东方型的老年社会也就在一般意义上较西方型的青年社会“远为有害于创造的心灵”了──除非青年掌握了东方社会的命运,并以此向“老年控制的西方社会”进行挑战!这时,就会有“怵目惊心的圣火”,冲天而起!
    
    不过现在,严重的贫血症还在困扰着中国。青年垂死挣扎在基层、农村,而老年却盘踞在中南海里消费淫乱。这样一来,整体意义的中国都被陷在梦魇般的磨难之中──“一穷二白”的厄运,降临大地。
    
    中国人何时放弃短浅的“实用主义”和狭隘的“务实精神”,而投身于远大的“为了征服而征服的情愫”,用掷地作响的精神,敬畏那些积极服从的骑士?中国需要一种骑士的精神,没有骑士献身精神,任何伟大的建筑都是无法持久的。
    
    中国人何时能够抛弃老人的偶像并摆脱他们沉重的外来梦魇呢?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背向家园、捐弃身家性命,争取自己的高贵性质──那时候,世界历史的又一个大变局就在不期然中降临了。世界将惊奇──比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末叶看见西方时的惊奇更为剧烈的惊奇,当然也暗含着恐惧,然后是投身于新事物的空前欣喜。一种重新年轻起来的欣喜,振奋的欣喜!
    
    中国要想积极进入现代生活,而不是迄今为止被动地卷入与拖进,就必须放弃老人心态,放弃“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放弃“以无力为高尚”的老年世界观。
    
    对统治者的弱民政策来说,无力也许再好不过。但对一个即将诞生的新文明以及创造它的新民族来说,“崇拜无力”太危险了!它会使新的天地,夭折在荒芜的摇篮中……
    
    柏扬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指斥的“恐龙型人物”诸特征,不仅是他那一代中国人的行为素描,且是一切老化个体的心灵摹本、没落民族的生态素描。青年中国不再会为“柏扬人格”而感到惊恐万状,而应该让其宁静下葬。
    
    当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灵,重新把握了自己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当青年中国再度确认了自己的独创意志:我们就会兴高采烈地披上民族的战袍和头盔,穿上民族的礼服、撑开民族的华盖,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大声说话!
    
    老一代的死亡和新一代的生长:这是我的思想被人理解的条件。这条件等于要我们以全部的生命作为新陈代谢的交换……我们象征的思潮,终将在我们身后涌起,把我们变成咄咄逼人的象征。
    
    老一代的死亡和新一代的生长: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完全一样:同样不可理喻,同样抱定了自幼形成的习惯和自幼感染的思想气氛!
    
    
    四、建筑和音乐的民族命运
    
    a,从建筑想起的
    
    欧美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几乎与他们的国家同时兴起的。它们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特色……日本也是这样,甚至印度、阿拉伯、东南亚……
    
    只有中国不然,它的许多伟大的建筑都在八国联军以及后来的内忧外患、两个中国的绞肉机中被毁灭了,中国再也没有即刻重建的希望。现在中国的建筑,不论是平民公寓还是暴发户们的别墅,却都是洋式的、粗制滥造的低劣模仿……中国的心灵被欧洲文明的劣等货色,挤压得透不过气来──这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建筑上获得了最为鲜明的印证……
    
    中国建筑的演化里,暗含着中国文化的密码甚至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的心灵被欧洲文明的劣等货色压挤得透不过气来……中国正从“欧洲的跑马场”,变成“欧洲的垃圾筒”。
    
    在中国的惨淡现状中,我看到了一线光明吗?没有。难道中国还能开创一种新的文化?不是主义与教条的奴仆,而是自己的骄傲、人类的希望?
    
    如果说现代欧洲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那么中国是否会兴起于二十一世纪、成熟于二十二世纪?中国在二十世纪所遭受的苦难,于是都将在此化为前进的动力。尽管这可能是无意识的。如此一来,我们不需要恢复过多的古代建筑,而是要创造未来中国的新建筑:我们就是一座通向未来的桥!后人们也许会说:“中国历史新篇章是在二十世纪揭开的”,也就是我们受难的世纪揭开的。
    
    b,音乐起源于
    
    音乐起源于什么?起源于那个文明的本质。
    
    在希腊,音乐起源于悲剧精神;在印度,音乐起源于宗教精神;在中国,音乐起源于政治精神;所以人们说音乐乃是一个民族或曰一种文明系统“灵魂深处的闪光”。
    
    就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而言,不仅有形式与风格之差异,而且有趋向之差异。例如,中国音乐的趋向是周旋的,这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是一致的;西方音乐的趋向是向上的,这与西方人的生活态度也是一致的。当然,现在的西方音乐不再向上了,而是沉沦了,这也是与他们的生活态度相一致的。在西方世界,“蛮族音乐”已经取代“古典音乐”,风行二十世纪……黑人音乐所向披靡……欧洲的、伊斯兰的甚至泛灵论者的哀号……混合溢出,泛滥成灾。中国对此也亦步亦趋,这表明了中国民族的精神空虚。要重振中国民族的精神,必先扫荡颓废的价值,包括颓废的艺术……和颓废的音乐。而这有待于一种新的生活热忱──谱写一种新型音乐,和谐有力的交响乐队,用自己的双足击出铿锵的节奏,令人眼花缭乱的精灵之舞。
    
    不同的耳朵能从同一个乐章听出不同的曲调和音色;不同的大脑能激发不同的幻想和意象;不同的教养能体察不同的思虑和不同的“本体”……所以他们创造了与众不同的世界──不!应该说他们的出现,就是疯狂颠乱时代的终曲,就是神秘创新的序曲!
    
    为了新的文明,我们需要创造一种“世界政治”的精神及其不朽的雅乐!
    
    
    五、应付危机是青年的任务
    
    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机。“一切都要脱胎换骨”,已经成为普遍的信念。如此一来,一切都将脱胎换骨,就将成为顺理成章的历史大势。
    
    应付危机是青年的任务。老人只配坐享其成。老弱妇孺受保护的状态一贯如此。用肉麻吹捧的“尊敬”来危害老年的幸福、用强逼上马的“平等”来暴露弱者的缺陷、用男女平等的“号召”来糟蹋妇女的肉体、用危言耸听的“教育”来毒害儿童的心灵──这样的“社会主义时代”将一去不返。
    
    新的一代不需要这样!他们不再争当外来者的贱民模仿者,而是成为民族复兴运动的使者!他们要的是一个“青年中国”!一个不仅在精神上非常年轻、充盈着活力的民族,而且在生理上非常年轻、在社会结构上非常年轻的中国!它以生气勃勃的朝气,向垂死的世界秩序大胆挑战。它的粗暴吼声不仅“振聋发聩”,且将惊动历史、回响宇宙。
    
    一个由青年组成并由青年统率的中国!
    
    一个反抗文明世界老年化趋势的中国!
    
    它将把中国的劣势变为优势,贫穷与年轻的结合,将是所向无敌的。它要责问现代世界的种种腐败、伪善和衰弱;它要拷打人类物质身上的层层锈蚀;它要切除蔓延在动物庄园里的艾滋病。
    
    要为中国解除危机,必先仰仗青年并进而催促他们!他们的精力,必能填平中国大地上深深龟裂的鸿沟!他们使中国民族实现精神上的统一;他们使中国国家实现政治统一。而使中国文化死灰复燃,也许并非一个不可捉摸的海市蜃楼。
    
    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与青年人执掌政权的广度成正比。一个社会的进步速度和青年人对这个社会影响的深度成正比。所有历史上的和现在正发生的事例,都足以证明这个论断。现在,我们需要的唯一条件只是:青年中国的兴起!
    
    青年们精力过剩、蠢蠢欲动;不让他们为善,他们就要作恶:因此,限制青年的发展,就是对社会的最大犯罪,必将遗患无穷。
    
    青年,拿出全部的精力来解除中国面临的空前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人口危机、文化危机……都要解除,让一切危机去见它们病原体: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六、革命是“青年反抗老年”
    
    所谓“革命”就是“鼎革天命”,也可以叫做“天命的转移”。天命的转移,往往体现为青年对老年的反抗,或是青年集团对老年集团的反抗。一般说来,“反革命分子”都是老人。如果一个社会的“反革命”大都是年轻人,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病了,它其实是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在“镇压革命”。这个病态的社会,现在要靠镇压年轻人来维持自己,这个社会的领导者就很难善终。“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革命,虽然需要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来落实并且“予以物质化”,但是一场革命的的可能性及其压力,其实早已储存社会之中了。所以,革命决不仅仅是破坏,因为革命在“革除旧物”之外,还有“新的生命”:革命是“两部曲”:它由破坏、毁灭、革除旧物为开端;以创立、建设、鼎立新命为结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必须同时完成破坏与创立双重任务。而不能以“不破不立”为借口,大肆破坏一切。所谓“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完全是马夫的语言。
    
    革命真是一个怪物!谁“赢得了”革命,或在革命中“占了上风”,谁就可以主宰一切!而这种胜利,这种占上风,又是非常微妙的、变幻莫测的,有时是莫明其妙的,好像“命运捉弄人”。人们往往把这种胜利、这种上风的赢得,笼统地称之为“对于形势的把握及利用”。而“形势”这个玩艺儿却更有些叫人摸不着头脑,因为这几乎是“一切因素的总和”,类似于“风潮”!这几乎等于一个“未知数”,所以,从来都叫那些想要预料它的人们大失所望。
    
    “形势”和“风潮”还往往取决于偶然事变,事后说起来当然头头是道,但当时的人们想要弄清,却比登天还难。什么失策啊,错误啊、疏忽啊、骄傲、命运啊,甚至“没有见好就收”啊,如此这般。可是究竟那是怎么一回事?连事后聪明的“战略家”们自己也不大清楚!
    
    不过我还是不大甘心,总想探究一下“政治”、“斗争”、“形势”、“胜利”等等角力的实质所在。
    
    我认为,这一切奇特而费解的现象其实是基于“避害趋利”、“投机取巧”的人性,尤其像中国居民这么首鼠两端的人,更把“形势”和“风潮”的惯性发挥到了极致。
    
    首鼠两端的俗语说:“人心是肉做的。”即谓人心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随时准备投机钻营、瞬间可以变幻万端的。“形势”与“人心”互为振动及变易。一旦一方“得势”,众人就会归之,一旦他方“失势”,多人必将弃之。此“人心摇荡”并非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却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因为中国人特别容易见风转舵。不了解“人心动摇”,就无法理解中国政治的秘密。换言之,中国政治的艺术家们的权术,即在于“掌握民心的艺术”。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意思不是说“民心可靠”,而是说“正因为民意如流水,所以要善加利用”。抓住、利用、镇摄人心的方法,非常接近“水利学的方法”。它视人民为没有灵魂的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好的水手不和人民发生感情关系,仅仅发生“水利关系”。
    
    可谓:政治的成败是由形势造成的,“时运”是一种“水文现象”。项羽不懂人民的这一(非人的)水性,所以失败了;刘邦懂得利用人民(非人的)水性,结果大获成功。他知道:形势是由摇荡人心造成的,风潮反过来又造成了形形色色之“人心”;政治的结果是由社会现实造成的,社会现实又反过来促成了政治的结果,政治家的策略在于:把握各处条件,造成有利的水势,并“以己之长、击彼之短”,用黄河的河水去淹没对手;避免“以己之短、趋人之长”,所以决不扮演“救人的闹剧”──此之谓“中国功夫”,也就是所谓“韬略”。它懂得悬壶济世者,只能一贫如洗,唯有厚黑者飞黄腾达。
    
    它懂得韬略有三略:
    
    上略:创造及促成社会心理,“兴修水利”。
    
    中略:把握及利用社会心理,“因势利导”。
    
    下略:遭到社会心理的淹没,“抗洪救险”。
    
    如果说,不能或尚未造成一种社会心理,还不会招致灭顶之灾,那么,背离现行的社会心理行事,而不是推波逐流,则难免会收获血的教训。造成社会心理者,有宣传功夫、突发事件、强行战胜等多种方法,但不论以何种方法,能造成自己亟需的社会心理者,即为“上略”。
    
    权谋是有限的,光有权谋不行,如果没有强行战胜的能力,结果反倒可能被自己的权谋所害。善于运用权谋者,必须具备强行战胜的能力,且有完善的组织作为工具,方有成功之望。
    
    
    七、中国需要“立体的复兴”
    
    一个崇拜武士而非崇拜戏子的时代,就要被恩降在中国了。让我们为它祈祷!
    
    新的武士阶层的特征不是在身体上披铠载盔──而是在心理上全面武装:组成强大的精神防御。孔夫子关于“四勿”的伟大教言──就要在他们身上应验!一种新道德的曙光就要洞彻中国大地。
    
    新的武士阶层──不以枪矛冲锋陷阵:更无须舞弄新式武器,他们最有效的兵器乃是一种冲锋陷阵的野蛮精神。一种渴望着新文化的原始适应性。一种强烈的好奇。一种磅礴的热情。新武士阶层的精神徽记是神秘图腾……他们不是“禁欲主义者”,所以他们不是防御性的禁忌;而是进攻性的图腾。他们不是一手拈经、一手执剑的强盗,他们要赐给中国一种新的秩序:他们前来“议礼”、“制度”、“考文”。和武装夺取政权相比,“议礼”、“制度”、“考文”更是考核一次革命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议礼、制度、考文”,就是中国革命的完成。
    
    一千年来,最后一个纯粹的中国英雄,是死在北京的文天祥。北京,由于文天祥历时三年的殉难,而不再那么野蛮与肮脏了。奴性的中国,由于文天祥气节得以平视世界的征服者,而不再一无可取。
    
    有人说,当陆秀夫背负南宋幼帝投海于崖山的时候,中国士人的气节就划上了句号,“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从那民族灭绝的日子以后,就连中国的民族英雄,也带上了蛮族特点,而且还少了一点蛮族的野性!蒙古的野蛮化、满洲的奴才化,像幽灵般困住了中国,到今天我们还在吞咽他们的余毒。于是,中国没有了主心骨,国人仿佛是流离颠沛于山谷的蚁蝼,山洪一来,随波逐流。国人的眼中充满惶惑,东张西望,察言观色,时刻准备投机取巧甚至流窜逃亡……丧失廉耻的生活,繁殖在阴暗的夹缝,幽深不见天日的大峡谷,代替了《诗经》中的精神家园。……
    
    这是否表明,中国民族国家因为无法师承自己的父辈,而无所依托、步履维艰?从而迫使民族国家的奠基者们不得不在死亡边缘去开创属于自己民族的新王国?不能从满清的大汗帝制向新王国有效转化,却先后追求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最后却分头落入僭主政治的绝境。这一系列的不幸经历仿佛告诉我们: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存在状态而不是从洋人的教条那里,学得生命的真道。
    
    秦汉之文、唐明服饰、先秦的古朴、魏晋的风流、唐诗宋画,元清古玩、两千年的权谋、四千年的光荣历史……这一切值得回顾。这一切异常珍贵。我们可以将之“置诸明堂”,当作稀世之宝来玩赏、来供奉、来追忆、来吸取灵感,甚至再度定鼎中原。但我们知道,新的明堂,是中国文明与中国心灵的明堂,不再是一家一姓的明堂。
    
    我们决不允许古代的幽灵捆住我们的手脚、缚住我们的创造。他们只是我们的“先驱”和“前兆”,不能成为我们的“典范”和“榜样”,更不能成为“高山仰止”的对象。
    
    要有这样的勇气:为了开创未来的历史、塑造未来的世纪,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背过脸去,咬紧牙关将心爱的东西付之一炬!看着它们灰飞烟灭,我们也决不动摇,甚至满心欢喜──新生活、新文化、新民族、新国家,将在灰烬中诞生。
    
    中国需要“立体的复兴”而不仅仅是“全面的复兴”,中国的“立体复兴”,亟需一座“包容一切的汪洋”……那就是我们自己多层次多区域的创造心灵!
    
    (1987年1月17日—2月9日)
    
    
    第九篇
    “第三中国”非社会主义
    
    一、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
    二、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
    三、中国与苏联的病态原因
    四、如何制造文化压力
    五、反逐鹿的哲学
    六、社会主义的命运
    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杂交
    八、读康有为《大同书》
    九、社会主义的可能胜利
    十、王朝更迭是唯一的出路
    
    
    一、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
    
    1、把民主和自由当作礼物送给并不准备为之而战,甚至仅仅是付出一些财政上的代价都不愿意的人民,是危险的。因为这样的厚礼反倒会成为一颗定时的社会炸弹,会成为“金元政治”甚至“军阀政治”、“党魁政治”的温床。这种滥用人民名义的做法,也是北洋政府(“金元政治”)、国民政府(“军阀政治”)、人民政府(“党魁政治”)得以崛起的关键。三个政府轮流坐庄,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特色。
    
    2、一党专政的确切定义是:“由党对社会实行全面专政。”如张春桥“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即是其宣告。凡是“非党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也即“民间社会的”。然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忽视了一党专政的另一面相:“应该在对社会实行专政的同时,实行党内民主,就像罗马共和国在对世界实行专政时,对罗马内部实行民主。”否则,那就不是一党专政了,而是寡头统治或独裁统治了。这样看来,真实的而非虚矫的一党专政,应是向全民民主过渡的一种临时状态。其时间不宜超过“一代人”(如佛朗哥政权),否则,就有沦为世袭的或委任的寡头统治的危险(如勃列日涅夫政权)。
    
    3、社会精英对社会的临时性专政,所由的途径类似“罗马公民权的扩大”。最后,是全体居民上升到原先的精英水平,这就为民主政治铺平了道路。
    
    4、“精英党”的吸收成员,类似“罗马公民权的授予”。依据是,制度化了的精英标准;尤如科举取士一般,当然,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其中也包括“劳动模范”。而如果没有了这一制度化的吸收,则沦为“武大郎开店”。
    
    5、一党专政原来的使命是革命。所以现代的专制政府并不仅仅独裁,而且极权。专制政府可以是集体领导的,独裁政府则是个人统治,极权政府则是全面专政。布尔什维克不是通过苏维埃来控制国家,而是通过专政工具“契卡”,也就是秘密警察“肃反委员会”。苏维埃本是民众组织,即多种政治派别组成的会议。但是苏维埃后来却成了独裁者斯大林的橡皮图章。
    
    6、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总之,引导向了一场社会的总体革命。然而,一切革命都有极限的,而不可能是“继续的”甚至“不断的”,所以,当革命的一党专政失去其革命对象时,党的腐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这时,革命的利器被弃置不用之后,就沦为锈蚀的、腐败的温床。而随着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性的社会改造的完成,这几乎是个必定要来临的“时间问题”。
    
    7、在古代,没有一种专制政体能够兴旺发达百年以上,它无法调节社会关系,使社会长期保持繁荣昌盛。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频率加速,所以专制政体的有效性都难以保持三十年以上。即,随着王朝创立者这一代的消颓、死亡,专制机器也就失灵了,甚至以大量的血也难以“润滑”它了。相比之下,专制对比民主拥有的优势即权力集中带来的高效率、低费用,也就丧尽,而不可控制的腐败却增长起来。以权力或超级权力去惩治腐败,其后果将是腐败更甚。这并不令人费解!实际上,是因为惩治腐败的权力和制造腐败的权力,源出于一。在反腐败运动中扩大并膨胀起来的反腐败权力,当运动的势头(“风头”)逝去之后,迅即转化成为下一轮更大腐败过程的滋生温床。
    
    8、一党专政若与革命对象的消失同时宣告解体,则可以避免社会僵化与政治腐败;为此,需在解体之前预先铺下多元制衡之轨。总之,新权威专政的时期,决不可超过“一代人”。“一代人的专政”将作为自觉自律的创举,载入史册。他因此与秦始皇而非秦皇之末流的韶山大王并驾齐驱。那位决心在中国确立民主政体的大能者、独裁官,将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感为其殊荣:他将获得德侔五帝、功盖秦皇的历史角色:秦始皇在中国确立的大一统专制政体,只是经过他(确立民主的人)的手才被完全消弭、埋葬的。因为,不确立一种新秩序、新制度、新文化(“议礼、制度、考文”)就不可能消除旧秩序、旧制度、旧文化。“社会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而不可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因为社会制度的真空状态是无法想象的。为了这个殊荣,确立民主的人必须剥夺野心家们梦寐以求的“继承权”。
    
    9、民主的确立者有必要宽容宗教的活动以至鼓励宗教的感情。它将在一切文化领域和社会方针上“反专制政体之道以行之”,以便为过渡到社会民主的新阶段铺设钢轨。它将大力利用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布下瓦解专制政体本身的树种,以便在自己退出中国舞台之际,阻止旧的或新的专制政体卷土重来,使中国进入又一轮的动荡改造、任意妄为。中国不可成为一个堆满了尘封的蓝图的国家!
    
    
    二、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
    
    1、有两种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社会主义。
    
    2、理论的社会主义基于民主主义,实际的社会主义基于征服战略。
    
    3、理论的社会主义基于对人性的十九世纪式的分析,实际的社会主义基于对人性的二十世纪式的控制。
    
    4、理论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有理性的优势;实际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具有“野蛮的优势”;二者构成强弩之末的优势,足以镇压人民的反抗。
    
    5、实际的社会主义,十足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所谓“总体战”的尚武思想,是人类历史迄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它本来命定要结束人类的发展的。但核武库的出现和洲际导弹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社会发展的进程”。
    
    6、回顾一下:原先,两次世界战争表明,世界正趋向统一。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五十年后只剩下两个超级大国还在舞台上了。但全面毁灭性的核武器一旦发明出来,就使得任何一场总体战“将不再有胜利者”。阿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之战以及其他的“代理人战争”都被排除在总体战之外,所以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了。由此可见,正是致命武器的出现,使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得以避免。虽然出现了“冷战”,但也毕竟获得了伴随着局部战争的“总体和平”。对社会主义比较不幸的是:冷战造成的战略对峙,完全改变了社会主义原先的战略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极权主义获得的;同时也逐步削弱了社会主义原先的理想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挂羊头卖狗肉”而获得的。
    
    7、很显然,在核威慑之下,常规军备的作用降低了。而奉社会主义之名进行专制独裁的那些总体战国家,比纳粹主义的“要大炮不要黄油”尤甚,“八亿人民八亿兵”就是其实践。军费过于庞大、社会管制过于严格,这在常规战争时期都是“优势”;但到了“武装和平”的冷战期间。则大大削弱、限制了国力的发展,从根本上破坏了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社会主义就这样走向了自杀的末路。
    
    8、总体战国家既牺牲了社会文化、民用经济的长期发展,又无法把集权获得的庞大军力投入一场新的世界战争(“解放全人类”),结果就是徒然浪费资源,而无法获得战利品,这样就使自己的存在陷入了一个悖论。
    
    9、在另外一个极端,日本、德国这些前战败国,却因为均被禁止军备竞赛而发展成为新技术国家,并且因此祸而得福,因“节省军费”和“社会自由”这两项常规战争时代的“劣势”,而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10、这就是1980年代中国被迫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原因。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力图沿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原路退回去,以致退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半封建半殖民地”。但实际上,此路并不真通。
    
    11、为了求得一条通达之道,我们需要区别社会主义伦理与社会主义实践──前者在中国几乎是一种传统;后者只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革命时代偶然出现(秦始皇、王莽、张鲁、王安石、洪秀全、毛泽东等):而且都以惨败告终。它们最终只是作为“变态反应”的事例存在于历史教训之中。
    
    1985年5月22日
    
    
    三、中国与苏联的病态原因
    
    中苏两国的社会现象甚至“规章制度”,都有极大的相似性,历来的论者多将原因追溯到二者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看法有道理,但比较肤浅。如更深一层透视,这个问题会油然而生: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使得同一种意识形态在中苏两国跃居庙堂?尽管这两个国家的民间意识形态差别极大?例如苏联以东正教为主,中国以儒释道为主。如果认为,中国和苏联先后落入马列主义的掌握仅是一系列“偶然政变”等“因缘际会的巧合”所致,那么,又何以解释一种意识形态作用于两个社会时,竟会发生社会效果的近似?例如,两国都在共产党掌权后十年左右爆发大饥荒,然后又在十年后爆发大清洗。可见,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现象之间,确实还是具备某种“有机联系”。
    
    我们记得,中俄两国在历史上有过一段共同的遭遇: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中国经受了一百三十四年(1234─1368年),俄国经受了两百四十一年(1239─1480年)。日本得以远离蒙古铁蹄践踏之外而东欧未能,所以1950年代日本得以远离苏联铁蹄践踏之外而东欧未能。值得注意,继蒙古人势力从中俄的消失,首先来到中俄两国的是著名的恐怖统治:中国的朱元璋和俄国的伊凡三世(伊凡雷帝)。这两个人都是心理病态的虐待狂,结果把中俄两个社会都变成了精神病院。由此可见,蒙古统治在中俄两个社会的发展上,都留下深远的病态影响:
    
    1、比较一下明清时代中国社会与汉、唐、宋时代的差别:君主专制的制度化与严格化。
    
    2、比较一下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的社会与文化与基辅罗斯的差别:自由气氛的稀薄及“亚洲传统”的影响等等。
    
    3、中国领有云南、西藏、青海,是蒙古统治的重要遗产之一。而内外蒙古与满州,也在汉蒙争斗中日益汉化。
    
    4、俄国向东方(伏尔加流域、克里米亚、乌拉山以东的大平原、外高加索、中亚西亚、西伯利亚、黑龙江流域)的扩张,也是对蒙古统治的反应:由于蒙古统治,沙皇自认具有可汗式的统治草原民族的“权利”……
    
    5、中俄的分界,终以瓜分蒙古游牧部落而告一段落──外蒙古的“独立”是这一势力划分的活化石。
    
    6、在与欧洲国家的交往中,满清统治者自觉与沙俄统治者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及彼此了解。这是因为,他们都有蒙古统治这一“中介”,且都为大陆帝国。
    
    7、东欧和亚洲大陆曾经同为蒙古帝国的遗产,所以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才可能一同进行“社会主义试验”,苏维埃俄罗斯所操纵的“共产国际”正如蒙古大汗的“汗国联盟”一样,旨在毁坏中国传统,削弱中国,以扩张俄国的势力于远东,以便进一步瓜分中国。为此,他们用俄国的僭主理论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半吊子知识份子洗了脑,造成中国长期附庸于俄国、迄今积弱不振的局面。
    
    8、在炮舰列强强加给我们的国际环境下,保护我们的种族、发展我们的文化,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俄、日等辈是何其不同,这甚至决定了我们改造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应该恰巧与他们相反。中国的这一处境,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坎坷,但不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扭转中国的堕落趋势,重振国威,我们必须准备迎接一种“新型的政治权威”观念,那就是法治权威;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历史遗产的过程中,再造中国。
    
    
    四、如何制造文化压力
    
    1、中国的“社会隔离”政策的后果,比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还要严重,因为具有双重的恶性:在国内的人与人,具有“阶级隔离”的性质;在国内的人与国外的人之间,具有“国际隔离”的性质。
    
    2、中国各行各业的居民,都彼此尽量在隔离状态下生活,不敢进行“多余的串联”,更不敢越过雷池一步。因为监视者的耳目无处不在,迫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成为社会主义秩序的信条。在中国,甚至旅游都是非法的,因为它促进了社会交流,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
    
    3、社会主义是社会隔离的元凶,社会隔离被目为保持社会稳定的方法。这带来生活方面的诸多不便,但却使得观念的发展得以深入──如果在一个自由社会,我们的思想肯定不会这么深刻的!社会隔离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深刻”文化力量!它迫使人向深度发展,与这一结果相比,隔离的痛苦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不是“得失相当”,而是“太值得了”!
    
    4、一个厉行社会隔离政策的社会──必然会形成所谓“双重道德标准”,乃至“多重道德准则”。对于“统治阶层”──肉食动物的道德是天经地义的(“进行政治运动”);对于“被治阶层”──草食动物的道德是符合身份的(“提供经济基础”)。最好,还有超越这两个阶层之上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应当奉行大和尚们的道德戒律!
    
    5、“文化阶层”其实不应该“为政治服务”,因为文化高于政治,文化阶层从本质上说应该独立于政治,这样才能促进一种更好的政治。相反,“政治阶层”应“为保证文化阶层的存在而存在”。“经济阶层”则应为这两个阶层提供养料而存在,尤其是为文化阶层。我的这一说法是否有点种姓制度的味道?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实行自己的种姓制度了:什么黑五类、红五类、二十五级干部、八级工资制、城乡户口、党员与群众……但愿这只是短暂的变态,不要像埃及和印度那样永远世袭下去。毕竟,中国自从孔子以来已经废除了这种身份等级制度了。
    
    6、从人数上说,文化阶层──政治阶层──经济阶层:这样一个倒金字塔似乎有其合理理由。似乎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尤需在其各阶层之间维持一个势力均衡及合理的比例,并以世袭家族来决定阶层的归属。为政治服务的人士、经济专家──属于政治阶层;为文化服务的人士、经济专家──属于文化阶层;为经济服务的人士、政治人士──属于经济阶层。“从一而终”不再是女人的道德,而且应当成为“稳定社会”的普遍道德!
    
    7、对女人是这样;对男人也是这样!女人应服从她们的夫主──直到骨消形灭。男人应服从他们的人主──直到牺牲殆尽。这种崇高而坚毅的道德──成为第三中国最强固的国本。忠实于自己的初衷──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即使效忠对象已经变化、不复昔日之面目──但效忠的热情却不稍逊:有如永不殒落的心星!
    
    8、新的中国人若能固守这一坚实的道德基础──就能在支离破碎、朝秦暮楚的现代世界:建起一座惊人的大厦。新中国人!──愿你们谨慎地捍卫自己的效忠对象,愿你们珍视自己的初衷,而不要管别人如何看待你们!
    
    
    五、反逐鹿的哲学
    
    中国一定不要参与现代世界的“强国逐鹿”。这不是从力量上考虑──有一天中国变得很有力量了:它也不这样做。这不是从道义上考虑──有一天中国变得寡廉鲜耻、唯利是图(这几乎与“强盛”、“握有大权”是同时来到):它也不这样做。这是由于战略上的考虑。
    
    中国不应由于受到这类“称霸”的诱惑而改变自己的用力方向。中国不应为了“接受现代世界之邀请”而败坏自己文化的性质。中国不能因模仿列强而放弃自己的创造活动。
    
    时候还没有到……中国像是一头卧龙。时候一到……中国“飞龙御天”的本来面目才突然暴露,让世界猝不及防──中国不是要建立世界霸权,而是要确立世界主权。
    
    社会主义伦理,反对商业主义。
    
    几乎一切高级文化都或多或少地都带有反商色彩。即便是在一个商业社会、一个经商的民族、或一种交易生活中生长起来的高级文化──也不例外。这等金光灿烂的寄生虫当其一旦能够自立时──便会毫不犹豫地反对它的宿主。
    
    在高级文化看来:它的宿主是一种耻辱、一个堕落的里程碑。所以它决计不顾一切地反对它──即使这意味着自己的垮台也罢。
    
    历史表明: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反对或支持,而在于分寸;不在于倾向;而在于程度。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不是别的──正是欧洲基督教高级文化对欧洲商业社会及其发展趋向的一种反抗之果。从这点上说──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必然的。它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更为流行的东西──这本身就是高级文化的一种内在需要。而离开了高级文化的凝聚力──一切社会都趋于瓦解。
    
    社会主义伦理反对商业主义;却不致力于取消商业主义。这正是它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区别。它贬斥商人、诋毁商业活动、污蔑商业生活──但它却决不去毁灭它们。因为它知道那样就会瓦解自己的基础。它既要充分利用人们的商业本能;又要将之屈辱地置于下风。这就显示出了一种伟大的政治本能。它集远大的政治眼光与灵巧的政治策略为一身──为实现一种崇高的政治道德而效劳。
    
    我已梦见了未来的中国,盛行这种“社会主义伦理”、这种“反商业主义的道德政治”。它并不像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极端作法那样,取缔一切真正的商业活动;它也不把商人变为工奴、不把商业活动变成一种下流的操作……它将在中国大地上恢复商业活动、恢复商业阶层──取消“社会主义实践”。但同时──它将从政治上抑制商人及过度的商业活动;从道义上调整商人和过度的商业活动;从法律上限制商人和过度的商业活动……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商业传统的社会来说,这也许是不得不然的。也就是说,它不“杀鸡取蛋”,而是养鸡取蛋,但并不允许家鸡成为独立的野鸡……
    
    
    六、社会主义的命运
    
    追述社会主义的历史及现状,预言它的未来,再来看一看天下精神的历史气候!
    
    现在满天下的人们都称道社会主义。这说明什么?这一方面说明它的生命力旺盛,另方面足以说明它已衰朽;社会主义已经包容过多,患了消化不良症,甚至得了胃癌……它的原则已经过时,沦为反动的教条:社会主义的动机,社会本位的平等学说,其措施只不过加强了国家权力,使国际间的斗争更加热化──“社会主义的实践”正是国家至上的利维坦互相厮杀的无耻借口……不信就看看,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这三个“社会主义弟兄国家”,1979年都干了一些什么自相残杀的勾当。
    
    社会主义的沦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虽然资本主义先它而亡──是的,在天下精神包容万象的宽洪大量中也将有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部分存在……天下精神正是这“两条疯狗互相撕咬”现象的终曲。天下精神的狂飙,就要风行整个天下。社会主义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但天下精神却与日俱增,由于天下精神尚未落实的纯洁性质──我们目前还无法评判它。
    
    如果说十八世纪末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期,那么,整个十九世纪则为这种运动的发展期。无论如何到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已面临一个转折。这一转折实际上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种种花色的一些象征……
    我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这个世纪是社会主义的“实践期”、“堕落期”、“衰落期”。有许多事例可做我的佐证……有多少罪恶血腥,是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布施的!现在,一圈之轮回已经毕业……我将预言“社会主义”的凋零和“天下观念”的兴起。
    
    二十世纪末将有一个预兆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中它将风行于全天下,二十二世纪将成为天下太平的世纪!无论这一预兆多么微小暗淡,我们的视野又是多么狭隘,可是我毕竟看见了,而且周围也只有我!我孤独地望着茫茫历史,我看到了“二十世纪的迷误”。
    
    我们不是十九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是二十一世纪全球秩序的展望者。
    
    索居的孤客,要解放中国民族于“心理上的殖民统治的严酷压迫”之下!为了中国民族天理也就是“心理健康的生长”,可以适度的压制人欲;但这决不能成为摧残人欲的借口!一切人间的举措,应以天理为依归。但天理,也就是“我们的心理”,一如万事万物,也不是固定的、终极的东西;而是生成变化有如朝阳……若天理之发扬需要压制人欲,则压制之;若天理之发扬需要刺激人欲,则刺激之:完全没有定规可言。这就是“第三中国的德音”。
    
    除此之外,任何主义的统治都是对民族创造力和社会再生力的一种限制……任何主义的统治都是对文化生命力和历史内驱力的一种阻遏……只有发展已到尽头的民族,社会主义才像惰性的毒素一样油然而生。只有分化到了僵硬地步的文化、历史──“主义”才作为一种衰朽的标记孳生出来。“主义”,本是对“过度”事物的制约,它的本质是“禁忌”。而新生的民族、新型的社会、新创的文化、新开的历史──还处于焦渴般的“不及”之中,它拒绝接受“主义”的限制,更加拒绝“主义”的役使!
    
    
    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杂交
    
    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a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tily)的区别!我们所见的,无非是短期的工具理性和长期的工具理性、皮相的工具理性与骨相的工具理性的区别!因此,要把不同的“工具理性”(如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和“价值理性”(如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调和一处的尝试,是无益的、徒劳的,甚至是祸乱之源。类似的错乱,在每一个王朝末日几乎都发生过,这次也不会例外。
    
    为了价值理性去牺牲工具理性,本身就是掩耳盗铃。因为各种理性主义的共同基础就在于:对语言的信仰。例如知与行,语言与仪式。
    
    有人认为“知易行难”,有人认为“知难行易”。这是因为:“知易行难者”重仪式而轻语言,“知难行易者”重语言而轻仪式。而中国人所谓的“伦常”、“实践”,带有强烈的仪式性,就像人死之后亲属要雇用一个哭丧队伍来带动葬礼的气氛,这里显然带有现代经验思想无法理解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方式”等神秘性。不理解这一点,何足与论“中国文化”?
    
    每个“一贯之道”的确立,就意味对其它思想体系的某种否定。当然,这并不排除它利用它们的“合理部分”;即对它有用的某些碎片。
    
    他们能够懂的“哲学”就是“三段论”,就是“辩证逻辑”,就是“数理逻辑”……他们懂的“哲学”就是“对世界的认识”,无怪乎“椅子的哲学”、“养猪的哲学”大行其道!“经验的结晶”,使得当今的“领袖哲学”大行其道,每个领导人都要“搞出一个思想理论”。其实,这种“哲学”几千年来甚至几万年来并未有过什么“进步”,因为那本是“行动的指南”,是“战略任务”……是类似狼群出击的围猎战术。
    
    但真正的哲学却不同,那本是一种囿于个体,尤其是优秀个体的感受。真正的哲学往往不可言传。庄子,对这一点曾有过极为精辟的说明:“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
    
    真正的哲学,不能为人理解,尤其不能为“他人”理解……我们来,与其说是建立一种新哲学,还不如说是驱散关于“哲学”的传统神话……
    
    老一代的死亡和新一代的生长──这是我们被人“理解”的条件。这条件无异于要我们以全部生命作为交换……我们象征的思潮终将从我们的身后涌起──把我们变成咄咄逼人之象征。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完全一样:同样不可理喻,同样抱定了自幼形成的习惯动作和自幼感染的思想气氛!
    
    
    八、读康有为《大同书》
    
    相传《大同书》这部“现代中国空想主义的开山之作“写于1902年。这颇有象征性,先是《大同书》和孙文的1904年的“军政府”思想,都是1900年八国联军的后遗症。说《大同书》在各个方位上都“开了现代空想主义的先河”,是溢美之词,因为它也是迫使现实压力的。现代空想主义,渴望在不改变人的生物性质的条件下用教育救国,并创造一类新人,结果却造成了“文革”那样的浩劫,使全国人民都变成了赤贫的“无产阶级”,当然除了中南海里的那几个大地主之外。
    
    文革破废了大量的禁忌,不仅毁了“文物”,还毁了人们心中的圣物,这哪里是什么“封建主义”!这明明是列宁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白种蒙古人的野蛮入侵。文革是在“与苏联决裂”之后开始的,表明上反苏,其实是沿袭了斯大林时代的原教旨,且变本加厉。
    
    文革的“破四旧”,一方面固然是“打死老虎”、“杀鸡给猴看”式的暴力展览与虚声恫吓;但另方面,也说明“四旧”还对群众心理深有影响。破坏行为的出现,说明人们要摆脱破坏对象的原有魔力。这种心有余悸加剧了“革命”现象,也从反面表明中国社会在其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困难的深度。
    
    一个被农村势力的卷土重来所窒息了的城市化进程,已无法采取自然的、和平的转型,只能诉诸“以传统的农村方式破除传统的农村文化”的手段了。其结果,是在农村的荒漠化之后,继之以城市的农村化。
    
    文革的动力分析:
    
    1、“社会精神病”的蔓延!犹如欧洲的“抓女巫运动”。
    
    2、怀疑狂们以“左倾”为安全保护;导致互相迫害的过程日益扩大。
    
    3、共产共妻压抑下的人性,终于爆发为大规模的“造反行动”。
    
    4、有“斗”、“批”,而无法“改”,最后的“改”极为戏剧化地落实为林立果的“反毛”与邓小平的“非毛”。
    
    5、“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回到文革前的整肃模式中去了。
    
    6、礼崩乐坏的极端时刻:礼,是文化秩序的象征;乐,是心理和谐的状态。而日益左倾的毛派就是不能忍受别人的一点快乐。二十世纪的中国,被迫沦入礼崩乐坏的深渊。19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与七百年前蒙古帝国版图有惊人的巧合,这仅是一种偶合吗?
    
    俄共革命的进程是:思想──社会──政治。中共革命的进程则与此相反,是政治──社会──思想,所以俄共是通过“思想改造”而夺权,中共是夺权以后再“思想改造”。这区别始于:中国革命是借助外力来推动和完成的,而俄国革命则反之。共产党在中国的掌权与共产党在俄国的掌权,意义也不相同:前者为改造中国,后者为加强俄国;因而掌权以后的命运也必不同。而西方共党与这二者之历史使命又有不同,所以干脆就无法上台执政。
    
    如此看来,中共的历史任务主要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等中国的国家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社会走上了正轨,中共就无须继续生存了。这就是他的历史宿命,犹如秦与隋,与其他共党不同,结局自然也异。
    
    现在这历史时期即将过去,新时代来临可期。现在的中国,虽然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并未完成,但思想革命已经开始。不过按照中国的惯例,思想革命都结束于社会革命之开始,这之后将会是一种“信仰的重建”,一种作为政治工具的信仰。治病须各种医药与多种方法,循序渐进,方能奏效。
    
    
    九、社会主义的可能胜利
    
    社会主义的可能胜利,就是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列宁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对此,今天已是有目共睹的了),只源于这样一个悖论:它在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即政治上凯撒主义),建设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即发达的贸易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
    
    悖论的存在,不仅使其手段低效,也使其目标矛盾(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因此,越是经济发达的列宁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的手段就越趋解体;凯撒主义和经济繁荣之间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反比。
    
    列宁主义的失败,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消解。事实上,在传统上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欧甚至美国,社会主义的因素是日趋强了,而不是日趋弱了。
    
    以上两种情况表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功能是用来抑制生产力的“过热发展”的,而不是用来“解放生产力”的!福利国家的命运,提供了良好的说明。
    
    列宁主义的世界在版图上,它恰巧是七百年前的成吉思的世界: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当列宁主义的世界发生动摇的1990年,我发出了“社会主义终将取得世界历史性的胜利”的预言,似乎费解。但我想指出:“社会主义”概念在它走向世界性胜利的过程中,将发生“质变”,从而形成一种“后工业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前工业社会主义”,如“封建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极力追求工业化”、“极力攀比经济繁荣即资本主义目标的社会主义”等等。
    
    现代社会已经太复杂,太“系统化”了。因此,任何伟大人物若仅凭自己的体能去改造社会、塑造历史已属枉然,“力拔山兮气盖世”过时了,甚至,仅凭个人或集团的势力去纵横捭阖、发动文化的革命也已徒然。唯一的出路在于: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宗教、一股清新的哲学风,或是二者兼有的“新意识形态”。破坏已经够了,现在需要创新了!而在“创新”之下,人口资源不再是中国的财富而成了负担。人口问题在满清及民国时代均非严重问题,为什么时至今日却成为中国的严重问题,需要“一胎化”的一刀切来予以解决?这其实是节外生枝的悲剧……
    
    为了掩盖政府的失职,就要以“使人民免于饥饿”的借口,“以法律手段控制人口的增长”?也就是说,“为了人民免于饥饿就必须牺牲其繁殖后代的权利”?这岂不是有如“为避免人群互相残杀,就必须预先监禁所有的人”?这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这大错特错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说“应该有一种使人人平等的法律”,而是说“人人都应当平等地服从那个确保人人不能平等的法律”!
    
    对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误解,使得环境资源惨遭破坏,勤劳的美德也败坏了;古老的传统也粉碎了,中国成了无所依靠的国际孤儿、世界浪子。在我看来,新意识形态、新的国家哲学、新的宗教文化──才是中国摆脱这一尴尬处境的秘方,是第三中国得以成立的内核,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石,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强身资源,是中国通往复兴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说“应该有一种使人人平等的法律”,而是说“人人都应当平等地服从那个确保人人不能平等的法律”!
    
    凡此种种,还需要和环境保护意识、绿色和平运动,结合起来。对于朽木怎么办呢?只有把他充做燃料?朽木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其不可雕也的性质似乎正是朽木的特性。但是“枯木前头万木春”,说明枯木与病树还是有些用处的。特别是在一个繁荣社会,更需要枯木与病树来做点缀,体现多元化与文明化。要因势利导,因情设施、“把成见进行到底”,才是切实可行的社会法则。
    
    后工业社会的来到,将解除“过量工业化”的人为紧张状态。它不要进一步刺激生产、刺激消费,反要抑制不必要的生产与消费,以缓解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它要降低竞争而不是加剧竞争。它拒绝列宁主义式的悖论:“手段上的降低竞争”(如“吃大锅饭”)和“目标上的刺激竞争”(如“五年计划”);而是在手段和目标两方面同时抑制竞争──以实现逻辑上的内在一致,这才能实现一个平稳的世界秩序,它体现为经济状态上的零增长。而这,只能“与一个世界政府同步实现”。
    
    只有世界政府,才能以理性的通盘考虑,解决“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除非它是“追求极度竞争的和增长的‘社会法西斯主义’”。
    
    
    十、王朝更迭是唯一的出路
    
    解决中国的问题,终究要用中国的办法。如,和平的、渐进的、协商的社会改革,在中国从来没有一次获得过成功;而唯有烽烟四起的王朝更迭,才是唯一的出路。
    
    孙中山没有建立他的王朝,所以他失败了。
    
    袁世凯建立了一个失败的王朝,所以他臭名昭著。
    
    蒋介石有自己隐蔽的王朝,但是他的王朝未能使中国本部获得统一。
    
    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并非一次巴黎公社会式的人民起义,也非布尔什维克的武装集团暴动,而是一条中国式的王朝更迭之路。
    
    中国人民不喜欢造反。即便活不下去而走上造反之路,也总是希望有一个英明领袖带领自己走出困境。这种臣民心理,使得中国人民只有看到了新王朝的气象时,才会以王朝更迭的信念开始支持造反,而结果出现得并不是欧洲意义的“革命”,只是中国意义的“治乱相循”。
    
    毛泽东的“愚公移山”和汪兆铭的“精卫填海”一样,其实也是绝望的企图、失败的努力。人类不是上帝,人的移山只能是地面的作业,例如,移山的第一步是平掉土石方,第二步才是移动土石方,毛泽东平掉了旧中国,却建立不了新中国,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一穷二白。毛的废墟和荒漠,呼唤一种宗教的重建,第三中国才能随之形成。
    
    唯有精神的厘定,才能导入新王国。这种滞后性,使得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三代而是五代,这也表明了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及复杂性。中国革命将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一次最残酷、最剧烈、最彻底、最大规模的调整。它如果成功,中国民族的前途是不可限量;它所做的努力,将是人类空前未有的努力。
    
    1990年8月25日
    
    
    第十篇
    “第三中国”与复古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
    三、一劳永逸
    四、现代文明的批判
    五、超越现代
    六、中国与欧洲的对话
    七、传统与反传统的对话
    
    
    一、社会主义与复古主义
    
    1、现代中国,像是“一块发了霉的蛋糕”,弃之可惜,食之有毒,不食饥饿,奈何奈何?
    
    2、现代华人最少公益心,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他们甚至把贪污盗窃、行贿受贿当作“和气生财”。他们早已失去了汉人(第一期中国文明)和唐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规矩,在这样的人群中推行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无疑会造成典型的“欧洲错觉”。结果很清楚:不论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南辕北辙、事倍功半。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资本主义也救不了中国。
    
    3、现代中国之“改造”与明清中国之“教化”,同为政权对人性的抑制:一为激进攻击的暴力、一为渐进压制的暴力;“改造”以“矫枉过正”为方针,“教化”以“长治久安”为目的,都是要限制民间的活力、巩固中央集权的贪心。
    
    4、谁说民族没有古老与年轻之分呢?谁又说一切民族的起源都能够追溯到渺远的远古呢?许多民族是最近一千年内组建的,但中国民族却已经衰老了。而且就在最近几百年间,它丧失了年轻民族具有的许多活力,这是千年以来的“高压帝国”及其愚民政策、“弱民政治”的苦果。数也数不尽、理也理不清的“历史因素”──像一座座无边无际的坟地似的,压在中国的身上,压在我们的心上!而我们竟然能够忍受!由此可见,中国民族的衰老,不仅是社会结构上和文化上的衰老,而且是生物构成和种族上的衰老。于是,我们不得不指望一种彻底的革命,一种带有摧毁意味的变化──来挽救我们衰疲的社会文化和积弱的民族生命:使中原恢复生气、使中国民族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但命运却让万千声的注血呼号付诸无言。
    
    5、也许种族有着“无尽”的源头;即使民族不是这样。我们确实知道:民族的命运有兴衰,民族的寿限有定数。许多民族在历史洪流中消失了;许多民族在历史风暴中兴起了。消失者并未在种族上完全消灭,只在文化与社会上遭到抹杀。兴起者也并非从虚无中制造了一个种族──它,只是创造了一种文化模式与一个社会形态。
    
    6、种族生活与民族生活的差异显示:社会主义其实一种复古主义,但中国去古已远,人心早已“不古”,因此社会主义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只有傻瓜和别有用心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再如二十世纪的“人民公社”,很大程度上是激进运动中涌起的一种选择性产物,是一种复古情绪的强制措施。譬如中国,有如先秦哲人面对绝世的礼崩乐坏之际,所产生的那种有关“井田”的理想,也有如王莽在汉代体制无以为继的劣势中,复活《周礼》及井田制的冲动。“人民公社”其实就是“人民井田制”,就是“人民政府的井田制度”,就是“苏联卫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井田制”。
    
    7、但在现实中,实的复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除非那是依托某种“虚的复古主义”即“宣传上的复古”。而在实践领域,却必须吸取新式的适应,方能有效地“继绝世”。继绝世,也就是“复兴”。尽管所兴者和被兴者,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东西。这是一种“披着复古外衣的未来主义”!而未来主义的本性不仅是专断的,而且它那种目空一切的试验狂,最易招致社会文化的大紊乱。
    
    
    二、科举制与文官制
    
    1、有人说,中国的科举制很好,欧洲的文官制度据说就是参照中国的科举制发展而来的。科举制是选贤与能,比贵族的世袭制更现代化。比方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它学了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一千条、一万条,就是不学科举制。为什么?因为贵族主义的日本是不能选择平民做官的,只能是选贵族子弟来继承爵位与统治权,所以它学不了中国的建立在平民政治上的科举制。但是,吸取了科举制度的欧美文官制度却也没有贴上“中国皇帝恩赐”或“中国官僚主义”的标签。同时,这也并没有阻止西方向中国不断发起战争,反而使得这种战争规模更大、更有效率。
    
    2、科举制的选贤与能,是为欧洲文官考核制度提供了原型,但它也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因为科举制说到底是为大一统的集权帝国服务的,而大一统迟早会导致社会僵化。例如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成为民主国家之后,文官制与官僚主义很快就兴起了。尤其是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私人的进取精神即因此而衰退了。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开始时是私人企业经营殖民地,后来却被英国政府接管,非洲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十九世纪英国官僚体制的稳固与大英帝国的成熟和停滞几乎同步,这时它就自然地把中国的科举制“学”过去了。事实上科举制只是一种技术系统,作为社会操纵系统,是任何一个大一统的官僚政府都可能创造来的。但无疑,中国在这方面最为成功。
    
    中国科举制的长处在于,采取了一种重视人文精神的立场,因为中国精神向来反对武人专政,是重文治而轻武功的。而在较为黩武的社会中,也有某种类似科举制的“武官制度”运用着,比如说土耳其的禁卫军制度即是这样。它的能力标准是选择骁勇善战、武功超群的人做官,而不是选文官。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埃及的马姆留克奴隶王朝,统治阶级全由奴隶组成,在近代以前的人类史上实属罕见。它早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预言和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八百年,就奉行真正的“无产阶级统治”、“奴隶掌权的政治”了。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政治实体规定,它的统治阶级成员不能结婚,不能有后裔;即使隐蔽地组织了家庭,有了私生子,也不被社会所承认,更不能获得继承权。这个古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要补充自己的有生力量,就到市场上购买幼年奴隶,进行训练,培养成为战士和政治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王朝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十三世纪时抵抗住了当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蒙古铁骑的大举进攻,使埃及人免遭北方蛮族铁蹄的蹂躏。从此以后,这个制度就仿佛获得了历史必然性的证明,一直保留了五百多年,直到十九世纪才被一个名叫阿里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给摧毁了。他的办法非常残忍,就是把所有的马姆留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大概只有百人苟且偷生,逃出埃及。这个前现代的“无产阶级政权”就这样消灭了。
    
    从阿里铲除无产阶级专政所使用的手段之暴烈残酷,也可以证明这个古代无产阶级政权的顽强性,所以,非此不足以克服它,而阿里之前一切想推翻它、但方式比较温和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个军事的、奴隶的“科举制”具有的顽强生命力,即在于它非常遵守制度,决不假公济私,决不把政权交给高干子弟去把持玩弄,这就有效防止了腐败势力的渗透。正是这种“大公无私、胸怀全球”的风格,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获得了长达五百年之久的生命力。
    
    3、 “党天下的举孝廉”如“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彻底失败,是整个旧中国也就是“帝国时代及其尾声的僭主时代”,最后一次的回光返照。漫漫长夜之后,新王国其兴乎!此时,我们看到:“非世袭的等级制度”与“社会民主”并不矛盾,而且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择优而仕的社会等级制度,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民主!而中国在帝国时代之所以能推行非世袭而以资历取胜的科举等级制度,就是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平民社会:平民可以当皇帝,也可以当宰相和任何高级官员、饱学硕士。
    
    4、社会民主不是一种空洞的理想,也不是一种一时利用而事后反悔的战斗口号,如列宁主义的平等学说。社会民主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兴盛的唯一基础。它是切实可行又有发展前途的“科举等级制度”、“资历等级制度”。也许“等级制度”这个词容易激起不好的历史联想吧,那么我们可以改称之“社会择优制度”。“学而优则仕”与现代文官制度、资格考试制度,非常接近的。社会主义不够精确,社会择优才够精确。只有社会择优了,社会才能兴盛。否则,“社会民主”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是堕落为廉价的、低效率的宣传。
    
    5、为什么,现代中国的国际交流,竟形成了“向欧洲寻求真理”的可悲深渊?为什么,中国人的“学习”非得沦为一种宗法式的膜拜?并打上了“马列主义”的宗派印记、甚至“毛牌救主”的个人印记?这个是因为,中国文化已经沦为一种弱磁文化;这还因为,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已经陷入亡国状态。未来中国,一定要在现代化的同时祛除自卑,未来中国,一定要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坚持中国本位──这倒是我们该从欧洲人的历史所学到的第一要义。
    
    
    三、一劳永逸
    
    1、“一劳永逸”、“长治久安”曾经作为一个高明的战略而受到我们民族心理的赞赏。在这里,“劳”被目为不得已的苦差;而“逸”才是生活的可爱目的。这里透溢着一种虚胖的荡妇哲学的余韵。这种可怕的风骚甚至可以把“肥”与“美”生拉硬扯到一处,组合一个“肥美”的永逸世界。但是,中国人要使自己的文化充满活力,并使自己变得矫健,就得首先拒绝这些粘满了惰性的格言。
    
    其实用一种冷静的眼光看一看自己的好古与复古主义的热忱,就会发现,我的此种倾向都是某种社会病症之表现。何谓也?由于民族之没落,人们都堕落了,我就像盲瞽一般看不见光明,我寻求又寻求不到,更无法看见欧洲文明的光芒。虽然欧洲自己已经没落,但它的光芒还将影响后世,甚至数十百年,乃至于更长。于是我只能转向远古的想象,那是被我理想化了的。否则,我们当代的黑暗生活就是令人不能忍受的。
    
    2、说穿了,不是我们“被古人束缚”,而是“要古人为我们作证”。从经学家而非史学家看来,近人顾颉刚一类的“疑古派”,甚至走得比清人章学诚更远。在他们的眼中,《六经》甚至连史料也不是──只是一篇篇神话、一堆堆层积物。他们甚至认为,这些经典多是出自政治考虑的创造,科学意义的“伪造”──古代生活被他们充分“现代化”了。
    
    1960年代,有一个政治上的庞然大物和一个精神上的可怜侏儒毛泽东,作为“疑古派”的精神私生子──竟把这一“民族自贱心理”推向了极致:他说,中国文化除了一部《红楼梦》,什么也没有。他还发狂地推销那部私人小说《金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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