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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六四难民于硕,为何回国教授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2月03日 来稿)
    
    
     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后,香港人士一方面组织一百五十万市民上街游行抗议屠杀,另一方面则发起"黄雀行动",极力营救大陆被通缉人士出逃。这场从1989年6月中下旬展开,到1997香港"回归"前才正式结束的行动,共救出约300人。其中包括陈一咨、严家祺、苏晓康、吾尔开希、柴玲、王超华、李录、程真、远志明、张伦、老木、老鬼、于硕、项小吉夫妻、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一家。

    
    2013年,其中的于硕博士,摇身变为“中欧社会论坛总监”、“中国东北师大人类学教授”,其中奥秘何在?
    
    原来,这个于硕,是中共文化特务邓正来教授的前妻!
    
    这个前妻,和邓正来的关系比现任的邓妻还要亲,邓正来死后,现任的邓妻(算是三奶)还没有开口,她竟然发表了一篇肉麻的吹捧文字,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令人怀疑她是否要来抢夺“邓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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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硕:正来着,却倏然离去
    
    邓正来是性情中人,邓正来是孤独的行者。来的时候摧枯拉朽,去的时候潇洒迅疾。不与这个凡俗的世界死磕了,去神灵的冥间舒展飘游。
    
    你永远都在做极限体验,一直让亲人捏一把汗,可也总是化险为夷,顽皮自信地抿嘴一笑,算是报个好消息。而这一次,你却玩大发了,把我们彻底吓垮了。
    
    如同你的名字,正在进行时,持续向我们切近的生命浮现,却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思想激情和天然敏锐的方向感。艺高胆大,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你又会做什么。北京外交学院国际私法研究生,却为了爱的自由而宁肯被除名;为了生存,你在南国摆地摊卖杂货,就在那时我结识了你这个小摊贩;为了知识,你做“学术个体户”;为了沉思和深厚,你闭关八年,感谢弟弟正平的照顾,也感谢嘟儿的出生,让你体会了真爱和宁静;为了中国学术,你收敛自由,咬牙进入了“体制”(真不知道去了复旦,是福是祸),而你内心似乎从未停止漂泊,一种属于你的存在状态。
    
    一、
    
    当代中国学术史中的许多“第一”都与你的名字相连:参加80年代初第一套启蒙思想丛书《走向未来》和后来的《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这些丛书培育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的再生。在一切还都是“国营”的 1987年,创建了第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燕京社会文化研究所,在北京独立从事学术耕耘,并聚集起志同道合的一批人,造成了“学在民间”的思想小气候。1992年,你与宋新宁、徐泽荣等一起在香港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香港社会科学研究所,在30年没有学术只有意识形态的知识撂荒后,这是第一本以严谨、求真、创造性为使命的学术期刊。1994年,在香港又创办了《中国书评》,成为第一个学术讨论、对话和反思的平台。你并不自诩为斗士,不过杂志还是停刊了。你坚持求真,又于2002年再创《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为了学术自由,以你特有的方式执拗地向体制叫板。
    
    走出书斋,像发酵了八年的好酒香气四溢,你那时壮志激昂,充满了思想传承的冲动,2003年你离开北京,去了东北,带着吉林大学法哲学的研究生,在皑皑冰雪的湖畔,在春天浮出黑土的郊野,在夏日的绿荫大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探讨辩论,被长春的朋友们戏称为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涉及领域广泛,但却在催生着一种新的人文科学类型,包容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翻译学、教育学、艺术、诗歌、人类学……,在游走的思考中,这些曾经被分割孤立的学科悄悄地被整合为一,生成着一种更具有阐释力的复杂性科学。2004年创办的个人学术网站“正来学堂”,仍然是天马行空,却身体力行着一种知识民主化的公民精神,多少“打工仔”一步到位地与你展开了平等、深入的对话,你那么欣慰,多少得意地对我夸耀:“学界无学术,礼失求诸野,老邓自觉”。
    复旦大学的5年,成就斐然。你的学生复旦青年教师孙国东在《邓正来教授学术生平》中列举了你的贡献:创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并任院长,邀请全球最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举办系列讲座,创立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并任主编,创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并任主任,担任《复旦政治哲学评论》、《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等刊物主编,兼职海内外众多大学的名誉教授、博士导师。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论文引证排名(我知道你对这个量化的排名并不肯定),你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学术影响力跨越六个一级学科的学者,同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位居前五名。
    正来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你只身一人就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超越空间,在引导推动中国学术的方向和重建上功不可没。
    
    二、
    
    远远地注视着你这个拼命三郎,你最亲近的哥们儿,小劲、跃进、新宁我们开始问一个从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心目中的老邓该如何描述?做一次伤心的“盖棺论定”吧:你把生命的赌注压在“为了中国学术”上。这是20年前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座右铭,每一期都请一位学界泰斗以书法题识。依据老友徐友渔的评价,这个刊物开启了中国学术规范化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大讨论。正来你并需要知道,你“为了中国学术”做出的杰出贡献具有历史的、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学术大厦的建构
    学术是一项长期积累的世代工程,正来像工程总监,在工地上一丝不苟地执意打造坚固的千年地基。像个农民(你唯一没当过的),你带着几个徒弟,不辞辛劳地在大荒原上开拓播种,苦心经营,欣慰地手捧秋收的麦穗,年复一年,充实着知识的粮仓。长时间里,你一边翻译,一边办学刊。
    
    人活着要有一种“手艺”,正来的第一手艺是翻译。作为翻译家,你不仅自己努力恪守信达雅的翻译法则,还要求你的翻译团队,特别是青年学子坐得住冷板凳,慢工出细活,“翻译无小事”(这大概是你们外交学院学生的校训衍生体,“外交无小事”),要“字字计较,原汁原味地翻译思想”。正是这样一种对思想的忠诚和对大师的崇敬,才使正来你基本上只翻译,不著述,可以与司马迁“述而不作”好有一比。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崇高的学术伦理和基础性方法的坚持并没有被学界重视,反而引起了许多人的窃窃微词,“翻译不过就是个翻译”。其实,在一个传统青黄不接,引进支离破碎,言论禁锢打压,精神低俗畏缩,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当今中国,哪里能有学识渊博境界高远的思想家?!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大家都心照不宣,学界名人的“学术”著作有多少不是编撰?生生地把西方的理论改编(“本土化”了)成自己署名的中文“专著”,甚至是劣质译著的再改编,造成了中国理论书籍严重误译、误导,雷区遍布,贻误学子。由此而言,你的贡献才定然青史留名。也许你并不那么自觉,但是你的直觉惊人地准确,一步到位,选取最精湛的思想家进行翻译,你又能在最高境界上做最踏实的工作。这是除你之外别人根本做不到的,也是别人不愿做的。你在中国的学术启蒙和学术建设史上拥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正来长期不懈地进行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汉译工作,自己翻译,也组织策划翻译出版,是“我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从20多年前开始,而立之年的你就出任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的学术编委和总审校,并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该书是新中国翻译的第一本西方法哲学著作,迄今仍是中国法学界引证率最高的西方法哲学论著。1988年以来,你被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政治学名著译丛”等丛书聘请为总审校,被北京大学聘为“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主编,并主持翻译了《牛津法律大词典》、《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新修订版)和《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新修订版)等大型工具书,其气魄几乎是要建造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长城!从学科建树上看,为中国的法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开拓了理论的视野,提供了新的思想参照系。除了策划大型学术译丛外,你还策划了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律哲学临界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重新发现中国文丛”和“中国深度研究文丛”、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发展论丛”等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了一大批主题鲜明、论说严谨的学术论著。
    你翻译起来废寝忘食,哪怕是在巴黎,也能闭门不出自笔耕,说是到死的时候要“译著等身”。你进行得不错,完成了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册)、《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二、三卷)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220万字代表性论著的汉译工作,被公认对哈耶克思想在汉语世界的翻译传播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经你翻译校对的还有: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和《法理学》(第一、二卷)、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下卷)、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等10余部论著,“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前沿性理论宝库”。
    
    除了翻译,“你是当代中国多个著名学术刊物的创办者,也是多个著名学术平台和学术机构的创立者,还是大型学术丛书和前沿学术讨论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孙国东)。如前所述,你的“第一”可以继续排列下去: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严格遵循国际学术规范的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第一本书评专刊《中国书评》、中国第一本西方法哲学研究专刊《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及中国第一本政治哲学研究专刊《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等。由你主编的各类学术刊物累积出版有84期(本)。你还创立了中国访问量最大的以学者个人命名的学术网站“正来学堂”(截止2013年1月26日,访问量已逾1500万人次)、中国内地第一个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为旨趣的实体科研机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内地第一个以“全球化”为主题的中文在线学术杂志《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中国第一家以当代中国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为旨趣的科研机构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学术平台或学术机构。就连跟你昼夜打拼的学生都纳闷你是从哪里获得的精力。
    
    2.后现代学术思想的开拓
    针对碎片化、区隔化、量化和异化的知识现状及思维模式,你反其道而行之,顽强地与现代性作战。因此也长时间地遭遇到“专业”学术界的排斥。而你的思想贡献在于:引介全球知识结晶的同时发掘中土传统智慧,引导国际学术规范化的同时推动中国“生存性智慧”的治学本土化实践。这两个向度的后现代反思体现了你高蹈的境界。
    
    你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平台,发起的规范化大讨论,极有远见地与将讨论与本土化思考同步展开。
    社会人文科学的规范化,首先从你最熟悉的翻译和法学领域进行规范,从思想体系的整体逻辑,到概念转译的一致,从信达雅的翻译伦理,到格式、标点、符号顺序,使得不成体统的大脑和混乱不堪的书面从此开始顺理成章。
    社会人文科学的本土化,是后现代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是《复乐园》式的,是对生命的切身体验重新建立信心。纵观现代化的过程,曾经出现了全球性的西化现象,所谓的“自动趋向他者”(尽管中国人并不真诚,只等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同历史文化地区的知识人近代以来以西方话语、符号作为参照系,造成的后果和存在的缺欠已经严重地显露出来。你是西方思想译介第一人,你对“话语霸权”比许多人都更警觉。你把西方思想的引进作为一种局外者清的“他者”,一种关照中国社会的批判视角,却念念不忘中国自身的独特现实、独特历史和独特的混合。因此,你早就在开放的境界上确定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研究的使命,为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促进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参与人类知识共建持久地做着努力。在1990年代中期你就提出了至今仍然领先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既要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又要自主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场域。从那时到今天中国的学界在这两个向度上做得并不好,你的失望无奈使你更加不要命地工作。你试图从理论上吃透一个理论的整体逻辑,与一知半解作斗争;再从中国现实生活中找案例,提出了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著名主张。
    社会人文科学的全球化,是你普世主义的人文精神的体现。你没有陷入轻狂的中国中心主义的窠臼,而是将中国置入全球互动的进程,中国一定是世界的,世界秩序的转型影响着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知识转型”。你提出的“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命题,应当把下一半说完:融入世界,再造中国。你策划和组织了在国外出版的Series on Developing China(《中国发展》丛书(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等大型英译丛书,为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进行了探索性的努力。
    你最重要的主张是中国人“生存性智慧”研究,从生命的沃土汲取营养,回到生活常识,这是邓正来的存在哲学。也许这个理论在哲学史上并不新鲜,因为生存感是全部哲学的起点,但你把被遗忘了的重新激活。 “生存性智慧”就是要从生命实践中获得智慧,一种不必言说的智慧。在我看来这也是对有知识无智慧的学术界的反思,使你超越了那些跑马占地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笨,但被现代知识体系害了。在专业知识上的编码能力越高,在智慧体验上的感觉能力就可能越低。专业化常常不幸地导致了对生命世界的盲目。
    
    国东在你的纪念文章中提到,邓正来与梁治平、贺卫方、朱苏力被并称为当代中国法学界的“四剑客”,是当代最具学术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是你的大手笔,带动了一场热烈的人文科学的反思,包括中国学术界的反思、理论定位、学术立场的全面思考。该文于2005年发表后,仅在CSSCI刊源上的评论文章就有近百篇,开创了中国“自民国以降法学界集中评论一位学者某部著作的最大盛况”。该书还被全文译成日文发表,是当代中国理论法学界第一本被译为日文出版的学术专著。你于1992年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开启了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先河。你与美国杰弗里•亚历山大联合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迄今仍是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必备参考书之一。你是中国哈耶克思想研究和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标志性学者。你所撰写的《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哈耶克社会理论》、《哈耶克法律哲学》等专著,被公认代表着汉语世界哈耶克研究的最高水平。
    
    3.中国学术建设的推动:
    正来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事业的杰出组织者。启蒙心智,激活精神世界的需求,以你所具有的全面能力(鬼才的能量),组织高端研讨会、大学授课、开办正来大讲堂、国际大师系列讲座……在这源源不断的思想活动中散见着你的思想,你无暇写自己的专著,现在只能由你的学生们加以整理。你把时间全部用在了推动中国学术建设上,有召唤有行动。别人想不到做,也没有能力做,也不愿意做,只有你正来为此拼命。
    为了中国学术,你辛勤地培育青年学术人才,像个怜惜草木的园丁。你引导他们踏踏实实地读书,树立“走向学术本身”的理念,通过原典精读、读书小组、大师讲座、暑期讲习班等各种方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学术人才。你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批判、辩驳方式,你的亚氏“逍遥学派”贴近自然的传授,你刨根究底、挖掘思想底蕴的叫真儿态度,你旁求博考、爬梳文献的小学本领,“心虔志诚地呵护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团结’,为中国社会科学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后备人才”(孙国东)。
    
    朋友的心很零落
    你永远在突破,永远在跟这个芜杂喧嚣的世界过不去。这个气赌在那儿呢?赌在“做什么一定就要做最好的”。为赌这口气,你一直扛着各种压力,这次却没扛过去。也因此,有人觉得你很张扬,但我却看到一种大隐隐于朝的孤独。你骨子里是一个极端孤独的人,从头到尾不落俗套。你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北郊名流花园的八年闭门读书,每天你去看鱼塘、看钓鱼,你感悟着“一人一水一世界”的澄净,你又能“以学术为本,直面人类社会”。“前者使你成为喧嚣世界的独立思想者,后者使你成为社会病理的批判者和良序社会的探索者,而两者的结合则又使你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事业的先行者”(孙国东)。
    
    你够粗心的,就这么着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我想到你最忠诚的朋友尹蓝天,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呵护着你(蓝天,没有留下我和正来的孩子让我悔断肝肠)。朋友们是簇拥着你的,你把大家粘合起来,最感人的是治平请嘉映把自家园子里的大枣从北京带到你上海的病房。为了友谊的神圣,你老是以原教旨的方式豪饮五粮液,可是你忽然撒手而去,让我们和谁把酒论沧桑?我们接受不了你的决定,嘉映告诉我说,心里空牢牢的,无限零落。可是我得说,你把生命结束得几乎可以说是大灿烂伴随大沉静,说走就走了。正来你真了不起。
    
    生命之火燃烧得如此热烈,才在第56个初冬嘎然停止,但并不熄灭,成就了一个永恒的定格,在亲友的心中,在中国的学术史上留下一片光明。如同你对国平说的,“生命不在活多长,在它的精神维度”。说完了你就上路了,渐行渐远,漂泊在寻真的旅途上……
    
    (于硕,2013年1月30日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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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不齿的人是,就是这个于硕,1989年在美国和一些著名的异议人士打得火热,甚至到了死去活来的地步……如今看来,那完全是做戏。
    
    但谁又知道,这个女人今天是不是又在做相反相成的戏呢?
    
    于硕这样的社会蛀虫,“皇军来了迎皇军,国军来了迎国军,共军来了迎共军”,在美国吃完了六四的人血馒头。吃完之后把嘴一抹,又去中国吃皇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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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的铁证
    
    
    沙非公:"六四"国殇记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20日 转载)
    
    
     作者:沙非公 来源:民主中国
    
    
    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后,香港人士一方面组织一百五十万市民上街游行抗议屠杀,另一方面则发起"黄雀行动",极力营救大陆被通缉人士出逃。这场从1989年6月中下旬展开,到1997香港"回归"前才正式结束的行动,共救出约300人。其中包括陈一咨、严家祺、苏晓康、吾尔开希、柴玲、王超华、李录、程真、远志明、张伦、老木、老鬼、于硕、项小吉夫妻、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一家。
    
    
     今天是2009年5月25日,离"六四"国殇二十周年纪念日还有整整十天。可是,相关纪念活动却已经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
    
     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时,邓小平之"杀二十万人,保中国二十年稳定"曾广为流传。"六四"屠杀之后,一方面为了掩盖谎言,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所谓的"稳定",中共当局试图将民间所有关于"六四"的记忆全部抹去。
    
     然而,中共当局二十年来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有关"六四"屠杀的民间记忆,不仅没有被抹去,反而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在今年这个"六四"屠杀二十周年之年,一系列恢复民间记忆的纪念行动因此展开。
    
     早在今年元旦,一组有关"六四"的《一九八九:记忆的呼唤》(1989, Recall of Memory)的20集短片,就被制作出来,原计划每周播放一集。到目前为止,已经播放了十一集。先后播放的分别是:"总论"、"天安门母亲"、"赵紫阳:历史的丰碑"、"刘晓波:守望良知的六四黑手"、"流亡者的牧歌"、"王丹:守护八九学生的理想"、"包遵信:当代中国启蒙旗帜的重要旗手"、"陈子明:中国民间运动全方位的探索者"、"万润南:从民间企业家到民主活动家"、"高瑜:用笔呼唤正义与真相的独立记者"、"张祖桦:英雄曲与蓝莲花"。
    
     制作者原本希望这组短片能够,"让我们召唤记忆,让我们面对历史也面对未来!"可以说,这样的目的却是达到了。当我一集一集地看这组短片时,内心对每一个参加"六四"民主运动的学生与民众充满着敬意,更对"天安门母亲"、赵紫阳、刘晓波、王丹、包遵信、陈子明、万润南、高瑜、张祖桦等人充满着敬意;而且,泪水还不断地在眼睛里打转,为中国这块苦难的大地悲伤。
    
     除了这组短片之外,海外人士还拍摄了《历史的震憾--天安门事件实录》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分为"精致完美版"和"简易袖珍版"两个版本。其"简易袖珍版"已于昨天,即6月24日正式发行。而且,早在2008年11月,一首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歌曲--《一起去》就已经广为传唱。
    
     而二十年来坚持要求"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的"天安门母亲",则于2月26日,即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向两会代表发出《请拿出勇气,冲破禁区,直面"六四"》的公开信,再一次要求"直面二十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按照事实真相解决'六四'事件。"
    
     这样的公开信,"天安门母亲"已经写了十五次之多。从1995年以来,她们每年都要向全国"两会"写这样的信。虽然这些公开信杳无音信,被中共当局漠然视之。可是,在中共这种极权主义制度下,她们已经坚持了一年又一年,甚至坚持了十五年,本身就难得可贵。她们的这种行动,不仅使她们自身能够保持住对"六四"的记忆,而且让更多的民众因此了解到"六四"真相,唤起了民众对"六四"的记忆。
    
     她们经过二十年来的努力,已经收集到189人的死难者名单,其中有确切死亡地点的为134人,有确切死亡医院的有110人。她们曾在2008年发布了《六四天安门惨案死难者遇难地点示意图》与《六四天安门惨案死难者死亡医院示意图》。
    
     为了祭奠这些死难者,"天安门母亲"在八天前,即2009年5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对此,"天安门母亲"在其《在京难属举行"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奠》的新闻稿中描述说:"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大厅中央上方写着'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左右两方分别悬挂着'追寻真相是天安门母亲的权力'、'坚持正义是茫茫黑夜中的希望'两幅挽联。横幅下面则是一张大白布幔上面整整齐齐挂着67张遇难者的照片。这些照片的下方,由一个60朵白玫瑰和40朵红玫瑰组成的'心'字形的祭坛。祭坛周围又撒满了红白两色玫瑰花瓣,祭坛的前方有黄白色烛光摆成'89 64'的字样。整个祭坛的四周,被百余只星星点点的烛光包围着。"
    
     其祭文这样说:"作为你们的亲人,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面对你们的遗像,举行追思悼念。我们唯一可以告慰你们的,是在强权和高压面前,你们的亲人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我们为你们也为我们自己维护了做人的尊严,但愿这能让你们的灵魂得到慰藉。"不错,这确实是"天安门母亲"二十年来行动的自我写照。
    
     正是"天安门母亲"们在强权和高压面前,"没有畏惧,没有退缩"的精神激励着国内人士。为此,5月10日,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等人,在北京举行"2009o北京o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Article/wq/200905/20090518123246.shtml)。
    
     在此之前,由于组织这个研讨会,莫之许(赵晖)曾于3月19日被传唤、抄家,其手机、笔记本电脑被抄走。可是,中共当局这样抄家行动,依然没能阻止研讨会的召开。由于这一天正好是母亲节,所以会议一开始,全体与会者就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致敬;并静默3分钟,向六四遇难者志哀。"
    
     这次研讨会主要讨论了"六四"事件真相以及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这是"六四"屠杀之后,首次在国内公开举行的研讨会,说明国内人士已经不再恐惧与退缩,敢于公开挑战中共当局之谎言。可以说,其意义与作用非同小可。
    
     在国内,对中共当局之谎言发起挑战的,不仅仅这次研讨会,还有江棋生撰写、维权网协助,并于5月19日在维权网发布的《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1/200905/20090519211621_15481.html)。
    
     这样一份民间报告,对"六四"屠杀撒谎的中共当局,当然知道其份量。因此,他们分别于今年3月31日与5月15日,两次对江棋生进行传唤与抄家,先后抄走四台电脑与报告的手稿。可是,依旧还是没能成功阻挠报告的问世。这份报告不仅翔实记录20年之前的6月3号晚上以及6月4号清晨,中共当局在首都北京的屠杀过程,而且描述了中共当局事后之"大抓捕、大清查"所导致的人权灾难;同时也写到了"天安门母亲"以及"六四良心犯"。
    
     而在此之前,旅居西班牙的作家黄河清,则在纵览中国(www.chinainperspective.com)发表《六四底层列传》。这是首次对普通民众在"六四"前后之表现和遭遇进行的记录。总计504人、10个群体约2000人的故事。他们被虐杀的故事,实在让人触目心惊。
    
     此外,还有位于海外的"六四纪念委员会"于4月27日,公布的《"六o四"事件民间白皮书》。这本由美国非羊书屋出版的书说是,基于现披露出来的中共官方社论﹑公告和报告,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文章,报纸报道以及音像等史料对"六四"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做出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分析的报告。
    
     无论是《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六四底层列传》,还是《"六o四"事件民间白皮书》,其目的都是为了唤起国人之"六四"记忆。
    
     有了上面的一首歌、一组短片、一部纪录片、一次研讨会、三份民间报告,这些与往年对"六四"的纪念相比,就已经是前所未有了。
    
     然而,不仅如此,更给"六四"二十周年带来惊喜地是,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密回忆录于5月14日出版。其英文版叫《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日志》(Prisoner of the State: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而中文版叫《改革的历程》。
    
     早在今年年初的1月17日,即赵紫阳去世四周年之时,人们就试图通过纪念赵紫阳来纪念"六四"。现在这本揭露"六四"悲剧内幕之书,在"六四"二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出版,无疑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因此,香港和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抢登回忆录的片段和摘要。而有关回忆录新闻则占据了各大报纸、杂志、电视、电台和网站头条。
    
     由于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的逝世是"六四"民主运动的导火索。因此,其逝世二十周年时,人们又借助于纪念他来纪念"六四"。不仅如此,为了纪念胡耀邦,李锐、胡绩伟、谢韬、何方、钟沛璋、辛子陵、杜光等12位中共元老还联合撰写了《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这又成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一份新书大礼。
    
     同样是中共元老张万舒,也于5月19日向"六四"二十周年献上一份新书大礼--《历史的大爆炸》。由于张万舒在"六四"期间担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因此他提供了不少内幕消息。如:1989年6月3日面对屠杀时,新华社社长穆青说:"今夜,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而副社长郭超人则说:"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夜!"
    
     而另一份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新书大礼,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张博树。他于4月26日在香港由晨钟书局,出版了《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这本书的扉页题有"谨以本书纪念1989中国公民维宪爱国运动20周年"。
    
     除了以上这些大礼,海外的民主人士还组织了"六四公民行"的行动,并分别于5月4日和17日召开了"全球纪念六四20周年网络大会"。香港人士则发起"民主风筝行动"。
    
     对六四二十周年进行纪念的,还有台湾总统马英九。他已经宣布将发表有关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新闻稿。甚至,一向不关注大陆民主化进程的民进党也改变其态度,宣布将在今天,即5月25日,提出敦促中国平反"六四"的提案。
    
     对"六四"二十周年进行纪念的一首歌、一组短片、一部纪录片、一次研讨会、三份民间报告、四部新书以及一系列行动,将促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六四"屠杀这一国殇。
    
    
     本文前一部分提到了四部新书,即《改革的历程》、《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历史的大爆炸》、《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作为纪念二十周年的大礼。
    
     实际上,作为大礼的,不仅仅这四部新书,还有吴仁华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封丛德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高瑜的《我的六四》,归化章、浦前的《100"六四"人物20年》,天安门母亲的《廿年生死两茫茫》,"我要回家运动"的《回家》与《再回家》。
    
     吴仁华曾是中国政法大学讲师,也是"六四"民主运动的领袖。屠杀发生之后,他被迫流亡到美国。为了破解"六四"屠杀之谜团,他利用自己作为历史文献学者之优势,一直收集有关资料,终于在"六四"十八周年之前,即2007年5月出版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这本30万字书,记录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整个过程,时间从1989年6月3日中午开始,到6月4日上午10时结束。它有力地戳破了中共当局之"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等众多谎言,记录了中共当局在天安门广场惨无人道之销尸灭迹行径。也正因为如此,吴仁华自认:"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份记录,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份记录。"
    
     "六四"屠杀二十周年之前的5月28日,他又出版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这本近40万字新书,对中共当局进行"六四"屠杀所调动的19支部队的数量、番号、进京路线、任务、执行的情况、后来的论功升级等以及官兵名录都有确切的叙述。其根本目的就是把邓小平、李鹏、杨尚昆、李锡铭、陈希同、江泽民等当事者、屠杀者、责任者,统统钉在历史之耻辱柱上。
    
     而同为"六四"领袖的封丛德,则由香港晨鐘书局于5月13日,出版了《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这本日记体著作共29万字,其中包括6万字的注解。"六四"期间,封丛德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和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当时,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和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总指挥柴玲就是他的妻子。这本来自"六四"第一线第一时间的著作,完全驳斥了中共当局之种种谎言。对这本书,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评价说:"(它)确是关于六四学运的最可信、同时也最详尽的一部记载。"余英时教授甚至还说它"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我的六四》则是著名记者高瑜的新作。"六四"运动期间,高瑜作为《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不仅大力报道运动之情况,而且还受到当时任职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的委托,推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推翻5月20日戒严令。中共当局对此十分害怕,因此在"六四"镇压正式开始之前,即6月3日,将她与曹思源秘密绑架。
    
     对此,为这本新书作序的陈子明先生认为:"这充分说明,'六四'黑手在发动军事政变和反人民'暴乱'之前,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切断最高权力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遏制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行使职权的可能性。"陈子明进而认为:"'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也正是为了说出真相,高瑜写出这本新书,一方面再次驳斥中共当局之谎言,另一方面则让国人永远记住"六四"国殇。
    
     《100"六四"人物20年》也由晨鐘书局出版,其目的也是驳斥谎言、恢复记忆。这本书记录了100名与"六四"事件相关人物,在当年的行止及20年来的命运轨迹,"他们干过什么?他们去了哪里?他们还在干着什么?"
    
     这本书不仅包括柴玲、王丹、吾尔开希、封从德、江棋生等学生领袖和严家祺、戴晴等知识界人士,还包括赵紫阳、许家屯、鲍彤等同情学生、主张对话与改革的中共内部改革派人士,乃至包括邓小平、李鹏等"六四"屠夫。该书也呼吁人们通过对"六四"人物的了解,反思和纪念"六四"。
    
     而《廿年生死两茫茫》是"天安门母亲"推出的,由22位"六四"死难者家属亲自撰写的二十年心路历程。随书一起发行的还有一部纪录片《天安门母亲之路》。该记录片讲述了"天安门母亲"20年的艰难经历。
    
     《回家》与《再回家》,则是"我要回家运动"推出的,分别由当年到北京采访"六四"民主运动的记者蔡淑芳、麦燕庭负责采访撰写。六十多位"六四"流亡人士异口同声地呼唤"我要回家",实在让人伤心落泪。
    
     对于恢复记忆,除了这些新书,还有《一九八九:记忆的呼唤》第十三集。这集在"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当天播放的短片,其题目就叫《让"六四"成为扼杀自由和生命尊严的最后一枪》,副题叫《献给八九民运中千千万万的普通参与者》。
    
     这部短片说:"罪恶的枪声,打碎人们的希望,许多生命、家庭一起被毁灭和破残,父母失去儿女,兄弟丧失姐妹,血和眼泪在街头流淌,勇敢的市民和学生们用血肉之躯,抵挡坦克、机枪、达姆弹,被投入监牢,遭受毒打虐待……我们民族经历了一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死亡。"
    
     实际上,《最后一枪》原是崔健受1979年中越战争的启发,在1987年创作的摇滚歌曲。但"六四"屠杀之后,这首歌被民众,甚至崔健本人赋予了全新的意义。1990年亚运会成都站义演时,崔健唱完这首歌后直接说:"我们希望希望去年听到的枪声,是最后一枪。"
    
     除了恢复记忆,有人则直接采取行动。5月25日,"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游行示威申请书》,要求在纪念日当天去北京紫竹院公园静坐绝食一天。其目的在于要求中共当局"公布'六四'真相,实现社会和解。"
    
     而最大的行动则是"白衣行动",即在"六四"这一天,穿上白色的衣服。这场由海外人士发起,海内人士积极响应的行动,其目的在于用"最简单,最可行,最少风险;当局也最难以压制,最难以阻止"的方式来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为此,北京大学教授、《零八宪章》签署人夏业良于6月3日,发出《明天我们都是白衣人》,"我估计在非常6+4这一天,会有无数怀念者穿上白衣,无论是白色衬衣、白色汗衫还是白色运动衣、白色连衣裙、白色西服或外套,甚至仅仅是头发上或者衣裙上的一朵白花,都足以彰显我们不忘历史和牺牲者的坚定信念。"
    
     "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除了夏业良本人穿着白衣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内民众穿着白衣:陈卫、刘贤斌、欧阳懿、李宇、王德邦身着白衣绝食;波斯小昭身着白衣抗议;"雷激"穿着白衣会见国保人员;北京、上海两地访民身穿白衣白裤;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身穿白色套装,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参加集会并致词;沉寂多年的"六四"领袖柴玲也身着白衣参加华盛顿的集会,并当场宣布捐款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民主运动。
    
     "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海内外各地的华人纷纷对此进行纪念。从北京到贵阳,从香港到东京,从巴黎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多伦多……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香港,这块目前来说还算自由的土地,成了中国的"良心"。在中国大地上,只有这里才有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甚至反对中共当局的自由。上面提到的十多部新书大礼,几乎都是在这里出版的。
    
     不仅如此,"六四"运动期间,香港市民还发起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大力捐款捐物援助"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甚至,香港歌星、影星还举办了30万人参加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的集会。
    
     "六四"屠杀发生后,香港人士一方面组织一百五十万市民上街游行抗议屠杀,另一方面则发起"黄雀行动",极力营救大陆被通缉人士出逃。这场从1989年6月中下旬展开,到1997香港"回归"前才正式结束的行动,共救出约300人。其中包括陈一咨、严家祺、苏晓康、吾尔开希、柴玲、王超华、李录、程真、远志明、张伦、老木、老鬼、于硕、项小吉夫妻、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一家。
    
     也正是在"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前夕,这一行动终于曝光,公布了200多页《"黄雀行动"工作日记》。担任其前线总指挥的是香港商人"六哥"陈达钲,其幕后人物有著名人物岑建勋、邓光荣、梅艳芳,参与者有"七哥"陈达钳、高世昌、朱耀明、刘千石、李伟杰、刘达文、罗海星。对此,李怡在《黄雀行动写下香港历史光荣一页》中评论说:"黄雀行动担负着香港数百万市民的期望,所做的不仅是拯救了一批人,对香港人也是一次心灵救赎。"
    
     虽然陈达钲被称为"再生父母"、"民运人士大救星"、"当代侠士"、"香港的辛德勒"、"香港英雄,中华英雄",但他在接受《多维》专访时,却谦虚地表示,"我的行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凡是具备条件的中国人都会这么做!"不过,历史必将因此记住陈达钲,记住"黄雀行动"。
    
     而且,"六四"屠杀以后,主张"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的香港支联会,每年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大游行及其他相关活动。
    
     而今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烛光晚会,有十五万人参加,有七个足球场大小的维多利亚公园挤满了人。其中还有不少大陆人士,他们不嫌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因为只有这里才能自由纪念"六四"。
    
     还需要说明的是,此前不久,香港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支持"平反六四"的香港人超过了60%,比去年增加12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为此,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说,这表明香港可以充当中国的良心。
    
     无论如何,也正因为有了香港这个中国的"良心",促使我们每一个国人,不会忘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六四"屠杀这一"国殇"。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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