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批李克强：不认可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24日 转载)
农民工进城以后，假设进了，还有住房，有保障房。建好房之后，小城镇里面还要有水、电、气、交通道路、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等，要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要钱，谁来搞？靠中央企业，可能完全靠不住，那怎么办？
2013年1月19日，由当代金融家杂志和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主办的第五届金融家年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转型-突破”。国务院参事夏斌在演讲中表示，政府与市场的改革是一系列政策自动调整的结果，因此我提出下一步的改革抓手两个核心，考虑了两个结构的循环和脉络。两个核心为收入分配不公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解决了不仅仅是一般的收入分配，要解决收入分配，不是讲收入分配总的提高，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讲的收入分配的不公问题，让穷人、让低收入者尽快的提高收入。
以下为嘉宾发言全文：
夏斌：各位上午好。我呼应一下蔡总的影子银行的问题，美国人讲英语，中国人讲汉语，各有各的语言体系，我们早有了非银行融资，我们早有了影子银行融资，当然各位专家都各种定义，搞来搞去就是这样，蔡主席讲的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在监管，当然有些问题有没有解决那是另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就这点事，你们讲英语，我们讲汉语，就这点差别，讲的内容都一样，表达的内容都一样。
我今天要讲的是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讲中国经济的改革与调整，讲中长期问题，不讲短期问题。大家都知道习总书记已经提出要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要有路线图，有时间表，李克强副总理已经提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我们也知道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经济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太多太多，我就不讲了，十八大报告中都有。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不可持续的问题，说穿了不改革，中国经济持续不下去，要出事的。怎么改革？问题太多太多了。社会上都明白，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银行金融改革不到位、二元经济结构、国企垄断等等一系列问题，就这些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改革，要有总体设计、要有顶层设计。我们把这些问题应该理清了，从哪个脉络看，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今天想重点从这个角度落实。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我们各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在座的都有经济学基本知识，假设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的角度分析，投资出口消费，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前几年出口太多，消费明显不足。特别是在中央政府近几年不断采取提高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尽管如此，我们金融圈的朋友可能不太关注，我们从2003年到2011年，尽管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我们居民消费率确实每年在下降，42%、41%、39%、38%，降到2011年是33.83%，就这么样下降，我们结构严重失衡。我们如果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角度分析，在座的可能也清楚，就讲了政府收入、曲线收入、居民收入、投资径流量，很明显的居民收入严重不足，政府收入增长太快，如果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化角度说，很简单，在一产、在城镇化规划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二产增长过快，三产服务经济增长很慢，和大国经济比也好，和发达国家比也好，和我们差不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比也好，我们远远低于他们，我们都存在着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因此表现得是国际收支严重失衡。2008年中国经济项目顺差占GDP比例竟达到9%到10%的水平，现在慢慢在调整，已经达到了2%多，人民币升值的角度慢慢好了一点。我们是高储蓄，但是也是高出口，从总储蓄减投资等于出口，我们大量的消费上去，表现为出口增长和高投资，但高投资在座的今天都知道，也维持不下去了。这就是经济结构中间，我们从孤立的看，各个机构中间都有问题。我们要寻找改革的抓手、改革的突破口，从哪儿寻找，逻辑是什么，这些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我想说出的结论是，经过十八大之前几个月的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刚才讲的四大结构，国民经济的四大结构都明确了，四大结构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既是相互独立，所谓独立从某一点上看都是明确的。如果从互相联系的关系看，他们有的又是因果循环。我为什么消费，很简单，第一，钱不够，就是劳动收入太低。第二，有的是有点钱不敢消费，因为医疗、养老、教育、孩子结婚等等，他都要存起来。当然消费不足里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专家学者说的，我们大量的在过去的80多个月里面、50多个月里面，大量居民的财产损失15000亿，我们不讲股市、不讲房子，只是讲消费不足的原因。从这个角度很清楚，要提高消费，就要改革，就这个问题，我们从矛盾到矛盾怎么解决。
收入分配、消费问题要解决，就要提高收入，为什么收入低呢？为什么居民收入低、政府收入高？我认为，第一是劳动工资增长慢，有人具体分析，在农村是怎么回事，在城市是怎么回事。在农村我们更看到的是在城镇化、工业化、追求GDP，做到了全世界老二的水平之下，在地方政府收入达踏步提高的情况中间，大量的是靠土地收入，而我们的土地收入，卖出的地，我不讲细的土地出让金、土地收益率等，我们讲大的概念，土地收入中间，我们农民得到的补偿费等等才37%，有极端的地方更低，像浙江省是19%。也就是说大量的土地卖掉了之后，得到的收入被政府拿走了，被企业拿走了，真正的农民拥有的才达到30%几。在城市是工资收入。
还有一点为什么政府收入那么高、老百姓收入那么低？我们讲生产决定收入，生产决定分配，随着工业化过程中间，大项目越来越多，大项目中间的资本与劳动的比例，资本比例越来越高，劳动比例越来越低。生产要素和结构决定了分配要素，就是说在GDP的总量中间，资本投入多，自然利率就拿的多，劳动投入少，自然工资就拿得少，这就决定了我们老讲收入分配不公，或者居民收入底下，深层原因要从生产结构角度讲，这是生产结构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居民收入低是生产结构的问题呢？为什么二产生产那么快，劳动收入那么少？很简单，这是中国的现状，第一，政府收入太快了，政府收入快政府再分配、政府转移支付。第二，国企不断的扩张，撬动了杠杆，政府才拿出20%的土地出让金，70%、80%是各个银行撬动的资金。在生产结构中间，国企大量的投资又不分红，赚了钱就投资，赚了钱就投资。还有之所以政府和国企、央企大量的投资，撬动银行杠杆，是因为要素价格的扭曲，土地价格，农民的土地。政府垄断土地市场交易，农民利益受到损失。要素价格是利率、汇率，从某种意义上说，低成本的融资是政府、央企的大量投资，再加上水、电、油、气、矿藏，都在改革中间，有的在试点改革，有的在联动改革，再加上我们改革的不到位，又加上民间资金投资限制太多、门槛太高。从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支出化角度、收入化角度、生产化角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融合在一块，互相联系。因此在这个背景之下，要简单抓一件事，把中国经济问题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要尽快的从工作方法论角度说，抓突破口，要有抓手，怎么抓法？前一阵有些专家提出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我不认可。我在去年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讲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意味着农民要进城，第一，不仅仅是户籍问题，农民要进城，小学、幼儿园、医疗、养老，农民要变成市民了，要享受财政的公共服务。有的领导讲过，一个人财政要拿八万，那么一亿农民进城要拿多少钱。改革户籍制度本身，意味着是要钱的。网上在说对于北、上、广的异地户口的小孩的高考问题，现在纷纷扬扬，市民意见很大，其实都是钱的问题，当然还有大城市建设的容量问题、交通问题等等。
第二，农民工进城以后，假设进了，还有住房，有保障房。建好房之后，小城镇里面还要有水、电、气、交通道路、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等，要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要钱，谁来搞？靠中央企业，可能完全靠不住，那怎么办？靠民营资本进来，现在能进来吗？这又是一道改革。非公经济、民营经济资金如何投入，政府如何在管理上往后退，放给市场。
第三，农民工进城意味着什么？前面两个问题如果解决了，要长期出下来，要把山沟沟里的父母、老人接过来，把留守儿童接过来，就要有长期收入，有长期收入就要有就业，要有就业有要有创业，谁去创？中国这么大的天地，我认为我们有些城镇可以搞大项目，但是更多城镇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地下又没有矿藏。怎么办？靠劳动服务，靠劳动密集型经济、靠餐饮、物流等等，靠服务经济，那么靠服务经济又涉及到谁来投资。劳动密集型的小型企业，中央企业是不会干的，而且有些门槛又很高的，比如说石油行业、一些终端的产品、企业，现在很多很多，尽管国务院的细则出来了，就是落实不了，民营企业意见很大。所以这又是一道改革。
我刚才想讲的，如果说城镇化，这么一考虑，第一，它不是个户籍问题，它是一个资金问题。第二，城镇化不是搞房地产投资，城镇化如果说全是房地产，那就会出现像某些城市建死城。第三，我想告诉大家的，我们扩大城镇化，推动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要扩大消费，而中国的消费，我们的城市居民是农村人口平均每个人消费能力的三倍，因此要扩大消费、提高消费，更大的主力军在城市人口。因此，我们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间，涉及到整个提高消费层次、居民消费的一系列收入分配改革等等，就城镇化本身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因此从这个问题上说，它也不是抓手。中国改革开放32年来，政府在一直往后退，市场在往前走，在走市场化道路。但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把它抽象、高度概括，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核心、这是最最基本的东西，如果顶层设计现在从上面开始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怎么抓？让一些没有当过猫、一些没有当过耗子的来设计，肯定设计不出来。让国务院方方面面各个部来设计、提意见，我开玩笑说，不是讽刺。让他们去设计，如果能设计早就设计完了，拖到现在还在强调改革。形象的讲，让一个原来看酒窖的酒鬼，让酒鬼把他的守护权主动交出来，可能吗？让政府注重消权可能吗？会有，个别，大多数不会。
我老说政府与市场的改革是一系列政策自动调整的结果，我们找抓手找这个是抓不住的，我们就抓具体落实。怎么抓？前面讲了这么多问题，讲了这么多关系，因此我提出下一步的改革抓手两个核心，考虑了两个结构的循环和脉络。哪两个核心？收入分配不公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解决了不仅仅是一般的收入分配，我没拿过具体的稿子，前十年左右，城镇居民的城乡收入是平均增长11.7%，十八大提出只要增长7%点多就翻番了。我们正是在过去十年左右，在全国城乡居民增长11.7%的过程之中，正是国民经济矛盾不停积累的过程，正是民怨越来越大的过程，老百姓其实收入增长很快了，大家民怨很大。所以如果以后收入增长没那么快，会怎么样？咱们不去深入讨论。我只是想讲的是，要解决收入分配，不是讲收入分配总的提高，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讲的收入分配的不公问题，让穷人、让低收入者尽快的提高收入，这就不提最富裕的10%的阶层掌握了多少多少的财富。
第二个核心改革是要素价格，必须制定出利于市场化更加富有弹性的方案，逼着银行往前走，逼着资金实现更加有效的配置。这两项改革一出，我认为抓突破口、抓抓手，达到什么目的呢？通过这些改革往前看是改善结构，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是财产收入的差距，要解决农民收入的提高，逼着我们政府要改革土地制度。按照十七届中央全会讲的两个原则，农民的土地可以进入市场，真正保护农民的权益，这是人大常委会讨论这些问题说的，我看报纸报导说，公平补偿。我们恰恰应该强调的是依法补偿，这个地在城镇化中间增值的钱是谁的钱？是农民的钱。现在人大取消了土地补偿30倍的最高限，我们应该打破给农民回归多少多少倍数的补充。在城里要让城市的弱势群体、城市的居民敢消费，哪怕拿四五千块钱敢花、敢出国、敢玩，就要把医疗、养老、教育解决。就是这些问题，这里面矛盾也很大，非常复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又不一样。
在这个背景之下，两大核心改革往前走，必须有土地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障的改革，如果这两项改革要往前推，再加上在座能够感觉到的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加上社保中心的缺口，等等等等这些问题融在一块，财政不是简单提高一个点、两个点的赤字，财政肯定出现一个大窟窿。那就财税改革，不能简单总结分税制的经验。土地问题为什么那么激烈？房地产为什么打压不下？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打压。控制调控房地产市场，土地收入必然下来，下来以后银行问题就暴露了，逻辑就是这个逻辑。财税制要改，这道卡是过不去的，要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财税必须要改革，很多矛盾它的制度基础是国家的财税制度，如果我们在改革中间要表示不倒退，坚决不倒退，不停止，把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起来，必然冒着头也要往前走，要往前走就逼着国退民进，卖国有资产。当然不是简单的卖，我们在2020、2030年瞄准这个大的市场格局，我们政府和党可以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对一些关键的企业、重要的行业，提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相对的控股权，多余的股份卖掉，卖掉以后充实财政的窟窿，来理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卖？市场化，这个钱怎么花，还要研究。现在国资委管着20多万亿的净资产，拿着干什么？用那么高吗？用百分之百控股吗？用到70%、80%绝对控股吗？所以最后就是国退民进。当然对现在有些政府机关，恰恰没有重视、没有看住的一些关键企业，没有影响力的还要想尽办法扩大投资。通过这样一种改革，最后真正还富于民，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通过还富于民，来把土地资本、把社保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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