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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如何控制东亚式的腐败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24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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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花旗集团私人银行和英国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国际(Knight Frank)公司2012年3月28日联合发表的《2012年财富报告》,截止2011年底资产1亿美元以上的富翁人数,东亚(包括东南亚、中国、日本)为1.8万名,首次超过了北美(1.7万名)。西欧为1.4万名。该报告援引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教授柯成兴的话写道:“世界经济重心从1980年代的大西洋之间现在已转移到中国和印度之间。”不过,如果以国别区分,2016年美国仍将拥有最多亿万富翁,达1.71万人,中国将达1.4万人,紧追其后。
    

    东亚的富裕程度并没有超过美国,为什么它的富翁却超过美国?可能,这种“增长”是“腐败的结果”。
    
    国际透明组织对183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名,中国名次甚高(第75位)。新西兰排名第一,是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排在新西兰后面的依次是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美国名列第24。朝鲜和索马里则并列最后一位。
    
    魏德安(Andrew Wedeman)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的教授,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他在自己的新书《双重悖论:中国的迅速增长与腐败加剧》(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中解释了中国的腐败与经济增长何以能够并存。魏德安注意到,中国从1980年代初实施经济改革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结果激起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而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却远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一些最严重的掠夺式腐败有类似之处,而那些国家猖獗的腐败问题已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事实上,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都是“发展型腐败”。“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肮脏的秘密就是,它们都是建立在腐败基础上的发展型国家。也就是说,资金从商业领域流入执政党手里,然后执政党再将其分配给在政治上坚定支持自己的人和选民,以打造稳固的执政联盟。
    
    类似“掠夺式腐败”的中国情况则不同,共产党不依赖私营行业的资金支持。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少不了非法钱财的支持,而中国的腐败问题则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私利。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产权从国家向市场转移的问题。这些资产的名义价值常常远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所以如果买家能以政府设定的低价拿到这笔资产,那么只要将资产控制权转售给第三方,就可以获得暴利。由于存在巨额暴利,所以政府官员在把国有资产控制权转给第三方时有着强大的索贿动力,而买家也愿意从预期暴利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回扣返给政府官员。中国腐败官员受贿物品变迁录——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烟酒电器;1990年代中后期,现金为王;21世纪初,房产登场……
    
    中国大陆的事情不是孤立的,“一国两制”的香港,同样爆出腐败大丑闻。
    
    据《南华早报》2012年3月30日报道,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一名前高官和两名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富豪。2005年到2007年期间担任香港特区“二把手”的前政务司长许仕仁及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及董事总经理郭炳江及郭炳联两兄弟卷入贪污丑闻。他们在被拘捕后获保释。目前还不清楚以何种罪名对他们提出指控。另一名当事人,新鸿基公司执行董事陈巨源在10天前被捕。
    
    当地观察家指出,在香港选出新一届特区政府后爆出了上述丑闻。新当选的香港特首梁振英被认为是“北京路线”的支持者。廉署目前正在调查6月底即将卸任的香港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被指多次乘坐亿万富翁的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去国外渡假。
    
    东亚的腐败,并不是今日的产物,也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古今对比一下,早在两百年前,英国人就看透了满洲人奴役下的中国。
    
    “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这是200多年前英国入华特使马戛尔尼说的一句话,这个英国人看透了中国。比照今天的社会,应该说是“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考公务员。”
    
    和今天差不多,那时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但是中国官员送给英国人的食物却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官员贯彻满洲皇帝的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毕竟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虚弱。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繁华表象下的贫穷。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显然,那时没有节育措施,也没有强制绝育。弃婴在基督教国家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很明显,这不仅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
    
    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政治上的贫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吃、吃。
    
    英国人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显然,这是满洲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后果。“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英国人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
    
    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歪理,在中国明显是一句废话。
    
    “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英国人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忧惧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是外来统治的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但是,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这给英国人一个很大惊异。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给英国人更大的惊异。”
    
    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能打下级的板子。被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对英国绅士来讲,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英国人却发现,中国人对此却司空见惯。英国人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需预审或调查。”
    
    在清朝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根据外国传教士的报道,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
    
    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
    
    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与传教士所描述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英国人还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立刻就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满洲暴虐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英国人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作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则是某一小撮外来的左倾份子对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英国人回国之后,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
    
    如何控制这种东亚式的腐败?看来除了消除外来统治如满洲人和马列主义之外,还需要消除“官本位制度”。
    
    在1980年代写作并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谢选骏曾经写道:在时代的维持状态中,三畏被简化成一畏:“畏大人”成为官本位社会所有恐惧感的焦点。……社会结构以此为核心,形成官本位的等级社会。
    
    在1980年代写作并发表的《文学的理性——官本位文学观分析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谢选骏曾经写道:为工农兵写作的口号,并非以工农兵为本位的,而是官本位的,因为那是由官方倡导并强制执行的。
    
    中国的官场智慧,已公然把贪污视为“养廉”,它的意思是说,只有适当的贪污,才能使官吏们比较廉洁。由此可见,贪污腐败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劣习,而且已是僭主制度的有机部分。刁钻、劣习、制度的有机部分,造就了中国官僚的特殊传统。
    
    如此看来,要控制东亚式的腐败,必须首先消除“官本位制度”。而前些年在新加坡等地鼓噪一时的“亚洲价值观”,但愿不仅仅是一种“官本位制度的意识形态”。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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