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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中日战争的苗头2006年已经出现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24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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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月10日,北京【多维新闻】报道:
    

    钓鱼岛空战一触即发,中国军方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日本媒体1月9日放风:拟向飞近钓鱼岛海域的中国军机进行“警告射击”,中国即于10日首次派出包括歼7-和歼-10等在内的10多架战斗机3次飞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内,令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中日两国迅速逼近“擦枪走火”的凶险境地。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向安倍政府发出警告,解放军将领则表态呼吁丢掉幻想,“以牙还牙”实弹反击日本战机。
    
    日本媒体9日传出拟向飞近钓鱼岛海域的中国军机发射曳光弹的消息,10日虽被日本官方否定,但中国方面仍对日本做出了反应。具有官方媒体背景的《环球时报》10日早些时候发表火药味十足的社论《发曳光弹将把中日推向战争边缘》,称果真如此,这必将是中日军事冲突的开始,中国人民一定会要求政府动用军事力量严惩日方。文章说,我们没有主动同日方开战的愿望,但日本一定要玩悬的,我们坚决奉陪。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否则就是退回到1931年。
    
    值得注意的是,评论还提到中方一定在认真评估派作战飞机前往钓鱼岛的方案。“如果日方发曳光弹,这等于开始了对中方飞机的军事行动,中国战斗机前往钓鱼岛势在必行。”果不其然,据日本媒体随后报道,10日当天中国即派出包括歼7和歼10等10多架战斗机,自中午分为多个编队从钓鱼岛以北3次飞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内。虽然没有进入“日本领空”,但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多架F-15J战机紧急升空拦截。
    
    这次是中国战斗机首次接近钓鱼岛,而在此前中国均是由海监飞机巡逻该水域。尽管双方并没有发生摩擦,但双方擦枪走火,爆发空战的可能性已大为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之声”报道引述中国军事专家、国防大学教授梁芳大校认为,在钓鱼岛台问题上,“中国已没有退路,要做好对日本全方位反击的准备”。
    
    梁芳强调,“对于这样一个强硬的、极右的日本政府,我们只能以坚定的维护钓鱼岛(钓鱼台)主权的决心,以坚定的手段,来维护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她说,对中国来说要坚守三条底线:一、日本不能在钓鱼台上驻军。二、日本不能登岛。三、日本不能在钓鱼台周边开发。“如果日本胆敢再进一步的话,我们将进行坚决反击。”
    
    梁芳表示,钓鱼台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在这之后,“我们要跟进两步、甚至三步,也就是说在双方对峙中,要逐步实现控制主动权,最终要实现完全控制主动权。”
    
    中国海军信息化专案委员会主任尹卓少将则向人民网指出,如果日本胆敢使用击落的办法,那双方就会造成军事冲突,中国一定会以牙还牙,以实弹对付日本的战斗机。
    
    尹卓表示,尽管日本还没敢走到这一步,但是这一步离擦枪走火已经不远了。如果它敢对民用飞机使用战斗用的实弹进行射击,虽然说是一种“警示射击”,实际上是严重的升级行为。安倍晋三如果真正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他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10日当天台湾国防部长高华柱也表达了东海紧张局势的忧虑。他说,东海情势处于紧张状态,台湾军方会关注整个事态发展。而即将启程访问日韩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亦向多维表示,美国政府对钓鱼岛海上争议,特别是10日的最新发展表示关切。美国正在进行静默外交(quiet diplomacy),但坎贝尔坦诚钓鱼岛局势急剧升温,静默外交失败。
    
    中港学者均认为,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都不肯妥协,令事态持续升级,有学者更指中日两国随时擦枪走火,甚至不排除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过亦有学者指,由于中日皆有新政治权力上场,双方将行动升级只是“摆姿态”。
    
    ……
    
    其实,中日冲突的导火线早已遍布西太平洋。
    
    早在七年之前的2006年,谢选骏就写过系列文章,预言了“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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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001)
    (博讯2006年3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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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3月2日中午,我在纽约开始阅读日本人实松让所写的《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一书。实松让1941年在华盛顿担任驻美海军助理武官,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所以对当时日美交涉的内幕经过比较了然。这书就是根据他亲身的经历和回忆,并参阅了大量有关文件档案资料所写成的。这本书虽是1969年出版,体现了事后聪明,但总体上是可信的。它描述了密电码全遭美国破获的日本,如何在美国的遏制下,一步步陷入太平洋战争的灭顶之灾;而美国又因为罗斯福知情不报的苦肉计而遭到珍珠港事变的严厉摧残:
    
     “光阴似箭。1941年12月8日早晨七点,日本广播协会的前身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员,在威武雄壮的《军舰进行曲》和《拔刀队》的乐曲声中,以激动的语调反复播送大本营发布的第一号临时新闻公告:“帝国陆海军于今天八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进入了战争状态”,把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第一个消息告知全体国民,从此,如同梦游一般地度过了28年的漫长岁月。”
    
     读完这本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1940年前后的日美关系和2006年前后的中美关系,具有某种奇怪的历史相似性;相形之下,那时使得日美关系不断恶化的中国问题,多少有点像当今使得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台湾问题。
    
     《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一书的作者实松让以典型的日本人的精细也就是“小家子气”回顾这场战争,认为它给人们留下许多疑问:“为什么在开战之初去进攻珍珠港?当时日本海军把优秀的航空母舰都投入进去,采用世界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远洋奇袭战术直捣敌营。为什么一定要孤注一掷、断然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究竟是谁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这一作战设想的?在使之具体化和执行这一计划时,经历了哪些曲折?为达到作战目的,曾采取了什么措施?结果如何?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问得是相当迂腐甚至有点愚蠢的,因为它没有切入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日本要建立西太平洋的霸权而美国决心阻止日本建立这一霸权。
    
     在我看来,尽管那时的日美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具有种种不同,国际形势也千差万别,而阻碍日美关系的“撤军中国问题”和阻碍中美关系的“威胁台湾问题”也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但是在维护西方尤其是美国自身在西太平洋优先地位的意义上,那时的日美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却又是具有本质的相同。尤其考虑到那时的苏联和现在的俄国都处于相似的半孤立状态,由于缺少了这一制衡因素,那时的日美和今天的中美就多少处在正面对峙的状态下,进而不知不觉滑入对抗乃至全面冲突的漩涡。至于说到现在的日本,正如一位亲美的日本学者私下告诉我的那样,现在的日本实际上只是美国的“属国”。也就是说和那时的菲律宾差不多,尽管现在的日本具有较之那时的菲律宾远为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但属国地位决定了日本在中美的较量中,只能发挥“装饰性的作用”。
    
     到了3月2日晚上,我已经读完实松让所写的《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一书。于是回到东亚的现实中,对比一看使我惊骇:这样一条前所未见的新闻出现眼前——《北京将“终统”事件提到联合国 并向德俄等表示“严重关切”》(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3月3日,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这篇报导说,台海局势在台湾总统陈水扁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后持续升温,北京日前开始了密集的外交布局,试图利用国际压力制约台独的发展势头。“新华社昨天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纽约当地时间3月1日下午,分别约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第60届联大主席埃利亚松,向他们转达中国政府对陈水扁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严重关切。报道称,王光亚特别强调这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挑衅,是对台海和平的严重挑战。据王光亚转述,安南对陈水扁言论引发的危险局势表示关切,并表示将在适当的公开场合正式表明联合国反对这一做法的立场。”
    
     于是我去查新华网,发现还有消息说,国家副主席曾庆红3月2日会见俄国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的时候说,台湾当局的做法是对国际社会普遍坚持的一中原则和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挑衅。中国将继续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允许台独把台湾分割出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2日则“应约”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说台湾当局决定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是对国际社会普遍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衅和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严重破坏。
    
     新加坡《联合早报》则说,与此同时的中国外交部紧锣密鼓与各国使节沟通:副部长层级的外交部官员接连约见了各国大使,重申了北京对陈水扁“终统”的立场。一名驻北京外交官对本报指出,外交部的做法是要让各国清楚陈水扁“终统”的严重性,希望各国能够出于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利益,联手遏止陈水扁的台独企图。同时,国台办也积极与智囊学者开会,讨论应对陈水扁的策略。“本报从侧面了解,国台办官员在一场会议上透露了大陆当局新策略背后的想法”:据称,国台办官员在会议上表示,向国际社会宣传陈水扁“终统”是走向法理台独,并强调其中的危险性,一来是希望国际社会能一起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共同向陈水扁及台独势力施压,劝阻他们别错估形势;同时,如果国际社会无法遏止陈水扁及台独势力继续走向法理台独,就不能责怪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对付台独势力。
    
     我为什么会对《北京将“终统”事件提到联合国 并向德俄等表示“严重关切”》新闻感到惊骇呢?因为这是一条史无前例的、完全不同的东西。
    
     回顾以往再看现在:
    
     一、2004年之前,中国是把台湾问题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这样就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
    
     二、于是2004年开始,中国改采联合美国共同维持两岸局势的方针,一度使得布什出面批评台湾执政者。中国的这一转变,可以解释为“为了缓和对美关系”。
    
     三、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是广泛公告国际社会;从而完全放弃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传统立场。
    
     四、这一转变是相当陌生的。既然它是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它背后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
    
     那么,这是什么事情呢?
    
     通过反复思考,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就是“中国正在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而将来的人们回顾时,可能认为2006年3月2日就是这一倒计时的开始。
    
     下面,我将把有关的思考逐一展开,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所支持的。有关的思考还可以名之为:“中国:对美宣战”、“中国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宣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等,总之其意思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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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e,Xuanjun:China that is moving towards a war against the US _
    
    谢选骏: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002)
    
    (博讯200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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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倾向于认为,2006年3月2日北京将台湾“终统”事件提到联合国并向德俄等国表示“严重关切”,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是“中国正在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是因为这使我想起了七十五年前,1931年9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递交声明书。声明书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 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迅速采取相应行动,阻止此种形势的扩大及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并要日本赔偿损失。22日,国联理事会讨论中国代表的声明书。日本代表芳泽谦吉称:中国军队是这次事件的责任者,并要求国联理事会对此案延期讨论。理事会授权给主席西班牙外长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提出了内容相同的“紧急警告”,劝告双方避免事态扩大,并立即由两国协商撤兵。同时决定由国联派遣一个由各国驻华官员组成的调查团,去沈阳调查事变的真相,遭到日本代表的反对。
    
     据末代滿洲皇帝金(爱新觉罗)溥仪(“爱新”是女真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根据满语gioro的音译。它原来有独自的意思)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记载:
    
     [一九三二年五月,国联调查团来到了东北。十月,发表了所谓“满洲问题”的调查报告。郑氏父子对于这个调查团曾抱有很大幻想,报告书公布的时候,他们简直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理想是指日可待的。他父子俩后来失宠于日人,终于被抛弃,与这种热衷于共管有很大关系。我当时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多,没有他们那样兴奋,但却从他们的议论中,知道了不少国际上的事情。我与他们的感受也不同。他们因调查团的态度而发生了共管的幻想,而我却由此发生了对日本强大的感觉。由于这种感觉,我越发认为自己的命运是无法跟它分开了。
    
     关于西方列强在“满洲事件”上的态度,我早就听郑氏父子等人不断说过这类的话:“别看日内瓦、巴黎(国联)开会开得热闹,其实哪一国也不打算碰日本,欧战以后有实力的是美国,可是连美国也不想跟日本动硬的。”精通英文、日文的郑垂不时地把外国报纸上的舆论告诉我,说美国不少报纸言论是担日的。他曾有根有据地说了一些非公开消息,例如美日曾有密约,美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有谅解,等等。他还很具体地告诉我,早在事变前美国方面的重要人物就劝过蒋介石,把满洲卖给日本,让日本去碰苏联,以收其利。
    
     事实上,喜欢吹牛的郑氏父子并没有撒谎。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就可以找到《纽约论坛报》、《纽约日日新闻》等报纸上的袒日言论的译文。比如,前者有这样的话:“日人军事行动,乃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后者:“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公认。”国联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确曾遭受到美国的反对,理由是:“此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国联在一次会议上,打算做出要求日军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国国务卿凯塞尔就公开表示,对此并未附议。这些事实的记载可以从当时的许多报刊上看到。后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些秘密文件,其中《一九三一年美国外交文件》一书,公布了那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驻日大使福白斯交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的一份党书,透露了美国政府当时“曾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至于日美对东北问题的秘密谈判,则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号的《国际事件》(International Affairs,1935 Dec.)上据西·莱特的一篇文章《美国人对远东问题的观点》(Q.Wright:American View of the Far Eastern Problem)中揭露了出来。
    
     “调查团要来了,”郑孝胥是这样告诉我的,“国民党请他们来调查,想请他们帮忙对付日本,其实他们是不对付日本的。他们关心的一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二是对付赤俄。他们在东京跟内田康哉(这时已出任日本外相)谈的就是这个。用不着担心,到时候应付几句就行了。依臣看来,国民党也明知道调查团办不了什么事,说不定国民党看到了国际共管满洲的好处。”
    
     后来事实证明,郑氏父子说的话大部正确。
    
     沈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张学良转命东北驻军:“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四天后,即九月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宣称:“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同时,对内却毫无和平与公理,用最野蛮的办法加紧进行内战。九月三十日,国民党向国联请求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经过几番讨论,到十二月十日才得到日本同意,做出组织调查团的决议。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团长是李顿。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启程,先在日本、上海、南京、汉口、九江、宜昌、重庆等地转了一圈,又在北平住了十天,到东北的时候已是五月份了。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的判断”,而日军则攻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成立了“满洲国”。除了这些被“等待”来的结果之外,还有一个在各国干预下产生的《淞沪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南京政府的军队从此不得进驻淞沪地区。
    
     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会见,用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念头。我想起当年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呢?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调查团员们一齐微笑点头,再没问什么。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摈,祝贺彼此健康。调查团走后,板垣的青白脸泛满了笑意,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风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郑孝胥事后则晃着秃头说:“这些西洋人跟臣也见过面,所谈都是机会均等和外国权益之事,完全不出臣之所料。”
    
     这年十月,日本《中央公论》上刊出了驹井的一篇文章,郑垂把译文送来不久,《调查团报告书》也到了我手里,这两样东西,给了我一个统一的印象,正如郑氏父子所判断的,调查团所关心的是“机会”与“门户”问题。
    
     驹井的文章题为《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内容是他与李顿等人会见的情形。现在郑垂的译文已不可得,只有借助于一篇不高明的译文,是陈彬龢编印的《满洲伪国》里的。文章中说,李顿第一个向他提出问题:“满洲国的建设不稍嫌早些么?”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早,且嫌其晚的鬼道理,然后是——
    
     其次麦考益将军问:“满洲国宣扬着门户开放主义,果真实行了么?”
    
     我立即回答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是满洲立国的铁则。门户开放政策,在昔围绕着中国的诸国中,美国是率先所说的精神。但这主义政策是列国之所倡,中国本身是抱着门户闭锁主义,我们果在中国的何处可以看到门户开放的事实?现在我们以极强的钥匙使满洲国门户开放,我们只有受诸君感谢,而没有受抗议的道理。……不过我须附带声明的,就是关于国防事业断不能门户开放,即在世界各国亦断无此例。”
    
     李顿再询问:“满洲国实行着机会均等么?”
    
     我略不踌躇地说:“机会均等,贵国在中国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叶,中国内政极度糜烂,几全失统一之际,罗浮脱·赫德提议清廷说,倘然长此以往,中国将完全失其作用于国际间,不如依赖西洋人,海关行政,亦有确定之必要。于是清朝立即任命罗浮脱·赫德为总税司,海关行政方得确立。由于海关上使用着许多英、法、日等国人,在中国被认为是最确实的行政机关,因此列强借款给中国,中国道得在财政上有所弥补。英国人曾以海关为施行机会均等之所,但是我们日本人,要想做这海关的事务员,则非受等于拒绝的严格的英语试验不可。
    
     “……我们满洲国,是满洲国人和日本人协力而建设的国家,因之新国家的公文,均以满洲国语和日本语发表。所以任何国人,金能完全使用满日两国语言,并能以满洲国所给与之待遇为满足,则我们当大大的欢迎。这就是我所说的机会均等。”
    
     我继续着问:“你们各位还有旁的询问么?”
    
     旁的人都说:“此外已无何等询问的必要了,我们已能充分理解了满洲国的立场,愉快之至!”
    
     国联调查委员在离开新京时,我送到车站上,那时候李顿握了我的手小声地说:“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同时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别了。 这次谈话,使郑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兴奋,郑垂甚至估计到,国联很可能做出一个国际共管满洲的决议来。后来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出来,使郑氏父子更有了信心。调查团的报告书中所代表的国联,正是以郑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国的管理者的态度出现的。报告书明白地说:“目前极端之国际冲突事件,业经中国再度要国联之干涉。……中国遵循与国际合作之道,当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进步,以达到其国家之理想。”这位管理者明确地表示: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权,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惟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始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定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
    
     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了证实。调查团说,它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军队受时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殊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须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时(满洲国)组织毋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
    
     在刚看到报告书的那几天,郑孝胥曾兴致勃勃地告诉过我,“事情很有希望”,说胡适也在关内发表论文,称誉报告书为“世界之公论”。可是后来日本方面的反响到了,他父子大为垂头丧气。尽管调查团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九一八”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却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研益,如制定国际共管计划者,是也!”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不加理睬。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即种因在对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热衷上。
    
     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曾经设想过,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可能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南京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南京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横蛮,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约束,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暗想道:“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还是不要惹翻了日本人,要想重登大宝,还非靠日本人不可呀!” ]
    
     (参见《我的前半生》第六章《伪满十四年》之四《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在一个中立的历史观察家看来,在国际地位方面,现在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和那时的“满洲国”都不是联合国或国联的成员国,年年想加入而年年不得加入,还被中国(那时的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竭力排除得越远越好。
    
     为什么现在北京一反常态,主动向联合国和国际列强们公告那个本来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显然,这并不是在控告走向台湾独立的陈水扁政府,而是在控告那个节制台湾不力的美国政府,至少是把美国政府“两岸调停人”的特权剥夺了或分散了。正如当年中华民国是向国联控告日本帝国而不是控告国联还来不及承认的满洲国。
    
     对比来说也是如此:现在让北京感到严重关切的其实不是陈水扁政府而是布什政府。
    
     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时殷弘,3月2日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采访时就说,中国政府把台湾问题拿到联合国去的做法确实是很大的变化。他说:“这可见陈水扁‘废统’对中国政府的刺激之大,也显示中国政府认为‘废统’的潜在危机是严重的。”他指出“废统”事件让北京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希望借助国际力量稳定台海局势:“两岸局势会影响东亚的和平稳定是一个事实,中国把台湾问题拿到联合国去,是希望动员国际力量来约束陈水扁。这么做的另一个用意是,一旦中国被迫要采取行动,至少也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容忍或理解。”
    
     时殷弘的这一解释是无法成立的:从中立的角度看,既然世界独一的超强(美国)都无法阻止陈水扁,其他分散的“国际力量”又如何能够约束陈水扁呢?看透时殷弘说法之无法成立,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超群的智力。布什政府推行的伊拉克战争早就说明了这一点。美国既然无法阻止伊拉克抵抗运动,那么又如何能够阻止台湾独立运动呢?
    
     同样是在决定命运的2006年3月2日,台湾陆委会主委吴钊燮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两岸应展开政治性对话,且只要是在全台人民同意下,不排除与大陆发展任何形式的政治关系。”吴钊燮说,台湾无意改变现状,“是中国在渐进式的并吞台湾”,破坏两岸现状,才迫使台湾必须采取行动自我保护。吴钊燮对台中关系的这一看法,与“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其实也有神似之处。历史就是这样在不同的维度中不断重复。
    
    
    谢选骏: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003)
    (博讯2006年4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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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自由时报》3月3日报道说,中国为“终统”问题到联合国告状,针对此一不寻常的举动,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罗致政3月3日指出,此举对台湾应属“短空长多”,即短期不利但长期有利。其理由是:中国这样做,从短期来看会使台湾受到较大的国际压力,但从长期看则等于具体落实了“台湾问题国际化”。他认为,中国到联合国告状的举动,其实就是要迫使国际接受所谓的“一个中国”,而且内容必须由中国自己定义。不过,比较上次台美间公投争议,美国这次对“终统”反应趋理性。上次美国藉布温会抒发对公投不满,引发国际连锁跟进的现象,这次应该不易发生。他分析说,中国目前正为“终统”问题气愤难耐,未来如何出招仍待观察,但中国迫使各国在台海议题上表态,却忽略了各国最多能做的,只有呼吁维系台海和平稳定,并鼓励对话。过去中国注重在拉拢邦交国,现在则是已经建交的国家,还要求进一步认同“一中”。和平是中性的名词,不只约束台湾,更约束中国,比较起来,和平对台湾更有利,未来中国试图以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各国同样有立场表达意见,因为中国现在做的,就是要国际在台海议题上发言。
    
     好像是为了印证这位罗先生的判断,中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对于“终统”事件就作出了自相矛盾的”“短期和长期不同的反应”。
    
     台湾的《东森新闻》3月2日报道说,面对陈水扁宣布终统后,今年大陆两会是否启动反分裂法备受关注,3月2日举行的政协记者会上,虽然大陆官方批判声依旧不断,但对于会不会启动反分裂法,仍然回避没有多说。政协人大第十届第四次会议即将召开,2日下午,北京官方举行记者会公布会议内容,对于陈水扁宣布终统,官方照样批判,但对于会不会在会议中启动反分裂法,官方态度低调。政协发言人吴建民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表谈话,另外,国台办也发表声明,我们政协委员对这些谈话声明都是十分拥护的。”“政协会议是否启动反分裂法待观察——这次政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将有专门的研究政协工作会议,对政协的政治功能有新的定位。全国政协除参政议政外,另一重大功能是‘统一战线’。未来政协统战工作,核心议题是两岸关系;中共领导层会有什么新的对台统战部署,是另一关注点。”
    
     而香港《文汇报》3月3日报道说,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定于下午3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全国政协有关部门连夜加班,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工作报告做最后修改,报告将对2月27日陈水扁当局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作出严正回应。据悉,中共领导层已决定,不随陈水扁起舞,要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地位。”
    
     北京决心要“掌握主动,不随陈水扁起舞”。刚刚抵京的部分政协委员已经提前拿到未作最后补充的工作报告的文本,里面对于两岸关系问题有较多陈述。据透露,新增加部分与贾庆林在2月28日闭幕的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大致相同。据悉,台湾当局最近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已经发表了讲话。“对于今后全国政协的对台工作,消息人士预料,贾庆林将强调全国政协将坚定不移贯彻中央对台工作的各项大政方针,贯彻胡锦涛提出的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努力团结港澳台侨各界人士,继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维护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争取和平统一前景。”
    
     法新社的报道对“中国向联合国告状”相当重视。说尽管中国一再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不容外力干预,但针对终统问题,中国仍直接诉诸联合国。法新社援引新华社的报导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已分别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第六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艾里亚森,向他们转达对陈水扁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严重关切”;王光亚说,他在会谈中通报了台湾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所引发的“危险局势”,特别强调此一举动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是对台海和平的严峻挑战”。王光亚表示,安南在会晤中说,他在过去两天“也一直严重关注这一事态”,安南对陈水扁的言论“所引发的危险局势表示关切”,并重申联合国坚决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王光亚说,联大主席艾里亚森在会谈中重申,联合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联大有第二七五八号决议,作为联大主席,他会“非常稳妥地处理这个问题”。
    
     而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纪野说,中国就台湾问题与联合国交涉的作法,是“自相矛盾”。纪野告诉法新社:“中国一直非常成功地将台湾排除于所有的多边组织之外,所以中国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会面,某种程度来说,是承认台湾议题成为国际议题,中国现在似乎在诉诸国际社会,对台湾与陈水扁施压。”
    
     接下来的发展却使人们大吃一惊。3月5日中国政协主席、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贾庆林表示,“有机会也可以接触铁杆台独分子。”台湾蓝绿阵营把这解读为“北京统战新策”。因此泛绿阵营呼吁,中国应该和台湾民选的政府进行谈判;不过泛蓝方面则认为,贾庆林的谈话是两岸不同层面展开对话的好机会,民进党不应再瞻前顾后。
    
     亲大陆的台湾《联合报》3月6日是这样报导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贾庆林日前会见台盟等涉台政协委员的时候,就中国涉台团体组织和台湾泛绿人士接触首度进行了指示,他说,包括铁杆台独分子,有机会也可以接触。这是继2002年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在纪念江八点七周年座谈会上首度提出大陆欢迎广大民进党成员以适当身分到大陆参观、访问之后,中国高层进一步提出和台湾深绿人士接触的谈话。对此,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3月7日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应该体认党对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台湾是民主国家,民选政府才是台湾主体的真正代表,中国如果有意和台湾展开对话,不应该选择或是区隔特定对象,尤其不应该回避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协商。
    
     台湾陆委会主委吴钊燮还表示,台湾立场向来一致,不排除和中国协商任何的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以一个中国做为前提条件,阻碍了对话和接触。吴钊燮说:“希望中国大陆那边,就任何的事项,在没有前提条件之下,和我们台湾政府协商接触。”不过,泛蓝的亲民党立委张显耀则表示,贾庆林的谈话是两岸不同层面展开对话的好机会,民进党不应该再瞻前顾后。他说:“民进党可以借这个机会,和北京直接党务部门也好,或是在立法院也好,直接进行私下的沟通接触,其实对于两岸目前情况,确实会起缓和的作用,但是如果一定要推给政府的话,等于间接拒绝了北京做法。”张显耀还认为,北京有意接触深绿民众的做法,在民进党内部也会产生一些效应,比如务实派和温和派会愿意和北京进行某种程度的对话,但是,激进派和保守派则会强烈反弹,这种矛盾在即将举行的中国政策大辩论当中应该会显现出来。
    
     有些事情叫做“当局者迷”。例如泛绿的台联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黄适卓表示,贾庆林的说法,分明是统战分化伎俩,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孤立陈水扁政府。台联呼吁所有泛绿立委,千万不要掉入中国精心设下的陷阱当中,对中国的虚情假意应该坚决拒绝。显然,黄适卓和台联没有发现他们的对手很可能是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混乱,而不一定是在执行一项精心策划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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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e,Xuanjun:China that is moving towards a war against the US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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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的中日战争,矛头虽然对准日本,但其实瞄准的却是美国,所以说“中日战争的苗头2006年已经出现”——只不过,2006年表面上对准台湾,2013年表面上对准日本。
    
    其实质都是:“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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