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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忠:腐败治本须政改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22日 转载)
    
       如果以特赦化解“腐败呆账”,能否过民意关?高薪养廉要不要实行,如实行会不会增加民众或国家负担?
    

      严刑峻法没能防住前“腐”后继,反腐的关键是在预防还是执法?家庭财产申报目前能否大范围推开?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已经就反腐败问题多次表态,且措辞严厉。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就振聋发聩:“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他强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十八大后,反腐败行动确有提速迹象,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从不雅视频被曝光到受到处理,只用了63个小时。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的相继落马,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反腐败风暴正在劲吹。
    
    
       然而,在一个个事件热闹非凡的同时,却难掩整体问题的沉重和形势的严峻。十八大后,腐败怎么反?拒腐防变的体系如何构建,怎样遏制腐败易发多发的势头,都值得全社会深入探讨。
    
      十八大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反腐建议,有专家学者提出“特赦论”,建议特赦贪官,以换取他们对政改的支持;也有专家建议官员公开财产,不过是全部公开还是从新提拔的干部开始公开,争议很大;还有专家建议搞群众运动式反腐,另一部分专家则坚决反对,多种声音,莫衷一是。
    
      日前,部分反腐专家、学者聚集在湖南省韶山市,深入探讨十八大后的反腐新形势,而上述引发社会争议的热点问题,也正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特赦论”能否过民意关
    
      “专家建议赦免部分退赃官员以换取他们支持政改”,2012年12月17日,当这条《京华时报》刊登的新闻出现在各大门户网站首页的显著位置时,许多人才赫然发现,竟然有专家提出了这样“不可思议”的建议。
    
      提出建议的是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对于发表这一建议后网络上无数的批评甚至谩骂声,他表现得很淡然:“我知道会被骂,但不能因为怕挨骂就不敢说真话。”
    
      这一建议,李永忠早已深思熟虑。十多年前,他参与了“反腐败特别行动”课题研究,就涉及如何解决“腐败呆账”的问题。2011年年底,他在杂志上撰文提出反腐败“宽以惩前”的策略,提出应对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赃的官员不追究责任,以此来解决“腐败呆账”的问题。
    
      2012年11月,他又在《人民论坛》上撰文,再次提出“以特赦化解腐败呆账”的思路,建议对贪官进行有条件特赦。
    
      李永忠说,他的这一建议来源于香港的经验:1974年2月,“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香港回归后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编者注)成立,廉政风暴席卷香江。当时香港警界非常腐败,许多警察因此被判入狱。1977年10月,部分香港警察上街游行,后又冲进廉政公署总部大打出手。为此,时任港督麦理浩发布紧急特赦令,宣布除重罪及已展开调查的案件外,对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贪污罪行不予追究,由此减少了改革阻力,香港由贪腐严重的地区一跃成为亚洲廉政的模范生。
    
      不止李永忠,事实上,十八大前后,历史学家吴思、经济学家张维迎、法学教授何家弘、《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等也相继提出或表态支持“贪官特赦论”。他们的观点大体一致:为减少反腐败的阻力,应以特赦来解决腐败存量的问题。一些专家甚至想以特赦来换取有原罪的贪官们对改革的支持。
    
      韶山会议上,李永忠重申这一构想。吴思也在会议上表示支持,并作了补充。吴思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权力含金量的不断增加,腐败在官员中呈现易发多发的态势,由此形成了巨额的“腐败呆账”。他列举了多个模型,用这些模型估算出来的“腐败呆账”总量都极其巨大。他甚至估算,仅凭我国目前的司法队伍和设施,要处理这些腐败存量,没个几十年处理不完。
    
      “存量大得难以处理,无法消化。如何一边解决腐败的存量问题,一边把贪官污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搞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我的建议是,用特赦促政改,跟贪官做一个政治交易,化腐朽为神奇,废物利用,从而解决反腐败所遭遇的阻力问题,化阻力为动力。”吴思说。
    
      对于如何特赦,李永忠认为上策是保持反腐强大压力的情况下,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确定特赦的具体时间和金额,除已经在查的重大案件外,一定数额以下的贪污受贿,予以特赦,以此减少阻力,换取对政改的支持。
    
      李永忠和吴思都提出,为了更好地实行这些制度,应考虑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李永忠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因为有经济体制改革特区这个孵化器,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裹足不前,就是因为没有这么一个孵化器。“全国2800多个县,拿出1%即28个县来搞改革试验,一旦有成功的,复制拷贝就行了。即使失败了,也就1%,不会引发震动。”
    
      韶山会议上,“贪官特赦论”激起了热议。但有专家认为,这一建议虽有一定合理性,却容易遭遇民意的反对,一旦实施起来无异于“饮鸩止渴”。
    
      反腐专家、《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就质疑:如果要特赦,那么特赦由谁来做?如果由我们党自己来做,自己赦免自己的干部,能不能在老百姓中过关?
    
      他说,现在正是民众对反腐败最关注也是意见最大的时候,如果提出对贪官进行赦免,民众那里能不能通过是个问题。而且,党中央始终强调坚决反腐,提出“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给群众展现出了坚决的反腐败决心,也至少从道义上让民众感受到了信心和希望,如果提出特赦,会不会危及党的执政资格?
    
      不过,黄苇町也认为,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问题确实非常棘手,如果过于强硬,有可能遭遇巨大阻力。同时,他也谈到,事实上,在当前及过去查处涉及贪腐的大案要案中,如果涉及面过大,也采取过有条件赦免的做法。但他认为,要真正处理好以特赦化解腐败的问题,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吴思回应说,民意的分量,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中当然处于第一位。民主制度越不健全,民意在决策中的分量就越轻。所以,才需要用特赦交换更健全的民主制度。从乌拉圭的转型史看,在民意调查中,反对赦免的比例高达72%,但是在真实的投票中,在民众真正出面做政治交易的时候,赞成赦免的比例上升到53%。
    
      高薪养廉要不要推行
    
      湖南省纪委正厅级纪检监察员唐东平一直呼吁“以薪养廉”。他在韶山会议上说,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偏低。
    
      唐东平说,对于高薪养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激烈争议,后来因为思想不统一不了了之。但他说,他发现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高薪养廉。
    
      唐东平说,有些人讲不能“以薪养廉”,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他不赞成这个观点。“我觉得人有两面性,一是动物性,二是社会性,社会性就是有理性。为什么今天大家对腐败还义愤填膺,整个社会对腐败问题严重不满,这种不满就是理性的体现。”
    
      他举例说,从他20多年的纪检工作经历来看,以前是国有企业领导人经常出问题,但自从对他们实行年薪制以后,出问题的越来越少。“湖南省这些年来查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基本没有了。为什么?这些干部一年有几十万上百万元,不在乎这点小钱。而在没有实行年薪制之前,国企领导人的腐败比例可能比党政干部还要大。这说明,虽然现在国有企业实行的年薪制还不尽合理,但对抑制腐败产生了明显效果,这个基本事实说明高薪养廉是可行的”。
    
      “我现在提出个观点,不是高薪养廉,这个‘高’字太招眼了,我提出‘以薪养廉’。‘以薪养廉’就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给公职人员以合理的薪酬,以保障能够廉洁从政。”唐东平说。
    
      对于这一建议,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教授表示赞同,他说,新加坡政府以高薪养廉闻名,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要诚实地看待人性。李光耀说,掌握几十亿资金的部长们,绝对不应该拿低薪,低薪不可能选能干且有竞争力的人才。“低薪的吸引是什么呢?是以公共利益为名,满口甜言蜜语去骗取权力的伪君子”。
    
      “高薪不足以养廉,但是低薪绝不可能保廉。”李永忠也插话道。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表示,他去过一些东南亚国家,发现有的国家交警喜欢在早上打埋伏,抓交通违章,但违章者给警察10块、20块,就可以走了,“为什么?因为这些警察的收入支付不了家庭开支,所以他们通过这种腐败的方式去弥补”。
    
      郭文纬说,在香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也不算高薪,但会以企业的薪酬作参照系。“通常来说,香港的公务员分低中高三层,低层公务员的工资一般比企业里的低层高一点,中层公务员跟企业里的中层差不多,高层公务员比企业里的高层要低一点,这样就能保证香港公务员薪酬具有一定竞争力。”
    
      他还表示,联合国的《反腐败公约》第七章明确表示,每个国家应该给予公务员合理的薪酬,“中国作为签署了该公约的国家,有责任去遵守公约”。
    
      对于高薪养廉是否需要国家财政多增加支出的问题,唐东平也有思考,他认为,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就既不能增加税收,也不能增加国家财政支出。他的建议是,通过三个方面的改革,精简公职人员,堵住腐败浪费通道,然后再慢慢提高公务员工资。
    
      他说,这三个改革,第一,要改革公务消费制度,特别是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款旅游的“三公消费”,“因为这里面的浪费是惊人的,一年至少有好几千亿”。第二,要改革财政转移和专项资金拨付制度,“这里面问题也很大,流失至少不低于10%,超过20%都有可能,流失到哪里去了呢,有些是浪费了,比如吃喝、送礼,还有交通费用,另有一部分到了个人腰包里”。第三,改革机构,精简人员。他认为,现在很多基层政府部门人员过于臃肿,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打造高效精干的政府。“人员和机构精简后,又可以省出一大笔钱来”。
    
      唐东平说,他不赞成对公职人员一步到位加到高薪,而应该在上述开源节流的基础上,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公职人员收入慢慢增长到合适的水准。
    
    来源:中国青年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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