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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一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月15日 来稿)
     南河沿突遭劫持绑架
    
     1994年5月31日星期二下午6点左右,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行政处管理科的办公室 里静悄悄的,只有我心情紧张、忐忑不安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我尽量地控制着自己心潮澎湃的情绪,尽量地冷静地盘算着自己的行动计划,即:今天我一定要奔赴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准时于19时38分国旗半降时,抛洒纸钱,悼念六四死难者殉国5周年。

    
     这个计划我已经心理准备近两个月了,行动准备也已经近两个星期了。我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一次登上午门城楼,我一次勘察了天安门广场,我一次专门记录了国旗降落的时间表。
    
     我认为天安门城楼戒备森严,无法靠近城楼墙垛,纸钱无法抛洒到城楼下面;午门城楼广场封闭,可以靠近城楼墙垛,但抛洒纸钱影响面较小;唯天安门广场举世瞩目,国旗杆下游人如织,在这里抛洒纸钱影响大视野好,这是悼念六四死难者最理想的场所。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于两天前的深夜用母亲的剪子剪了300多张纸钱,用女儿的画笔一张一张地写上了标语口号如:“要求平反六四”、“汲取血的教训”、“悼念六四死难者”、“推进民主改革”等等标语口号。我的手磨出了血泡,女儿的画笔用干了几支,整整用了6个小时才做好了纸钱。我把做好的纸钱装在布兜儿里,第二天一早上班,拿到单位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与此同时,我使用公用电话联系了外国记者,邀请他们准时到天安门广场现场采访。我回忆着我的准备行动。
    
    高洪明,你还不走啊!行政处处长喊了我一声。我回应着,我这就走!这时才提醒了我,我看了一下手表快6点半啦,我打开抽屉取出装着纸钱的布兜儿,装在裤子的口袋里,镇静地走出办公室。
    
    平时严肃的处长,这会儿却和蔼可亲地问我:你看你妈去吗?处里给你派个车吧!我平静地回答:不去看我妈,我回家,谢谢您了!处长若无其事地说:那我走啦!处长他走了。
    
    我慢悠悠地来到局存车处,像往常一样推出了自己的自行车,走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的局机关大门。我知道,自己这一次走出局机关大门,再也不会走进这个大门了。我心里充满了悲壮感。
    
    我骑上自行车,顺着干面胡同向西而去。我眼中的胡同越来越显得窄了,胡同越来越显得长了,原来熟悉的胡同两边的院落门口越来越模糊了,原来胡同里东来西去的人群越来越视而不见了。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干面胡同西口下了车,慢慢推过马路,回过头来,又恋恋不舍地望了望干面胡同,和它告别。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回到干面胡同了。我心里充满了落寞惆怅。我再次骑上自行车,向南朝东单方向而去。
    
    我现在眼里已经没有了车水马龙,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了商店卖场,没有了往日我看到的一切。我心里只想着抛洒纸钱的动作。
    
    我有意识地左手扶把,右胳膊上下摆动着,做着抛洒纸钱的动作。我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军警林立,便衣森严,他们给我抛洒纸钱的时间可能只有3、5秒,我必须一次抛洒成功才行。我练习着。
    
    来到了东单路口,我看时间不到7点,时间还早,我便把自行车放在便道上,在东单餐厅买点儿吃的。我知道,一是自己还没有吃晚饭,二是自己最后一次自由地吃晚饭。我知道这顿晚饭后,自己就只能在看守所吃囚粮了。
    
    我要好好享受一下我的“最后的晚餐”。
    
    我不紧不慢地来到东单餐厅门口外,走到热卖馅饼的摊位边上,排队等着买馅饼。这个馅饼摊位我并不陌生,一个高大的汽油桶做成的大火炉,散发着灼人的热气;火炉上坐着一个硕大的厚厚的生铁铸成的大饼铛,里面摆满了没有出锅的馅饼,滋滋冒着油,弥漫着诱人的香味。
    
    我饿了,我馋了。我对卖馅饼的小伙子说:我来4个馅饼,两个肉的,两个鸡蛋韭菜的。小伙子说:4个1块,您等会儿。我说好唻。我付了钱。
    
    几分钟的功夫,小伙子用盘子盛了3个馅饼递给我说:两个肉的,1个鸡蛋韭菜的,还差您一个。我端着盘子在一个长条木凳的空位上坐下,慢慢的若有所思的吃着。我旁边有几个小伙子也站在那里,若无其事的样子。
    
    说实话,平常我还真舍不得买馅饼吃,自己烙馅饼吃要便宜的多。今天我买4个馅饼吃,还真是破天荒的。我心里有事,香喷喷的馅饼我竟然吃不出滋味来,3个馅饼我居然吃不下去了。我对卖馅饼的小伙子说,那个馅饼我不要了。小伙子说,那退您两毛5分钱。我说,好的。我拿了钱装好了,放下还剩有1个肉的馅饼的盘子,看了看手表,7点一刻,我想应该行动了。我开始行动了。
    
    我定了定神,稳定了一下情绪,坚定地骑上了自行车,决绝地向着西边天安门广场不快不慢地蹬车而去。我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这是一条为民请命的不归路。
    
    此时,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凄惨的血色弥漫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方向,映照斜射在东长安街上,令人顿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
    
    此时,我骑车在自行车道的最外侧,我越骑越快,为了赶在今天下午7点38分国旗降半之前,为了悼念六四死难者殉国5周年,准时抛洒纸钱。我骑行着。
    
    此时,我视长安街如入无人之境,我没有想起任何豪言壮语,我没有想起任何英雄豪杰,我没有想起任何亲人朋友,我没有想起任何生离死别。
    
    此时,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抛洒纸钱;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我为此目的和目标,舍生忘死地义无反顾地前行着。
    
    此时,我时断时续地下意识的甩动着右臂,时断时续地做着抛洒纸钱的动作。我忘我了,我陶醉了,我痴迷了,我忘记了这个世界,我忘记了一切。这是真的。
    
    我骑过长安街南池子路口时,我依旧在自行车道最外侧骑行。我忐忑不安的又踌躇满志的、我一往无前的又左顾右盼的,我朝着天安门广场奔赴而去。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骑行车道已经不是在自行车道最外侧行驶了,而是我已经在靠近马路牙子行驶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两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与我平行地往里挤靠我的自行车,让我的自行车在行驶当中靠近了马路牙子。
    
    我刚刚骑过南河沿路口,我刚刚想快蹬几下,超过那两个小伙子,返回自行车道最外侧骑行。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小伙子从我自行车外侧猛得往里别了我自行车一下,我几乎被他别倒。我下意识的来了个急刹车,两脚着地,两条腿骑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刚要叫骂:你这孙子会不会骑车?话没有说出口,就让两个不明身份的年轻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塞进了停在我自行车前面的一辆小轿车里,半躺半坐地被两个年轻人包夹在小轿车后排车座上。
    
    坐在车里,刹那间,我惊魂未定,不知所措。坐在我左侧的年轻人用对讲机说道:货已到手,开车!车开了,我才意识到,我被北京警方劫持了,绑架了。顿时,我冷静了,我明白了,我清醒了。
    
    车开着,坐在我右边的年轻人低声地命令我说:老实点儿,把裤腰带解下来。我顺从地把自己的裤腰带解下来,那人把我的裤腰带卷起来,不知他放哪儿了。左边那个拿对讲机的人一把抓住我的衣领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你的纸钱呢?快点儿拿出来!我回答在我裤子兜里。他迅速地从我裤子兜里掏出我装着纸钱的布兜儿,拿着对讲机向上司汇报说:东西拿到了。此人对我说:老实点儿,别没事儿找事儿。在我一左一右,两个年轻人死死的包夹着我。我坐的轿车向西疾驰而去。
    
    这时,我才可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一下四周场景,因为他们让我坐起来了。我这时才看到,我坐的这辆车的前面有一辆桑塔纳轿车,车子的后备箱打开着,我的自行车放倒在里面。我坐的这辆车是什么牌子我没有看见,反正是辆不错的轿车,因为轿车行驶的既快又稳。
    
    劫持绑架我的这辆轿车,疾驰过金水桥,疾驰过天安门城楼,疾驰过天安门广场,还疾驰向前,我不知还疾驰到哪里?
    
    我不知所终,我又知所终。这是我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是千真万确的心理状态。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和精神准备:
    
    我等待着,我等待着一切!
    
    我等待着必将发生的一切,我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
    
    我只能等待着,我必须等待着!
    
    我只能承受等待着,我必须承受等待着!
    
    我准备等待着,我准备等待着一切!
    
     北京:高洪明
    
     手机:13522267658
    
     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一
    
     高洪明
    
     南河沿突遭劫持绑架
    
     1994年5月31日星期二下午6点左右,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行政处管理科的办公室 里静悄悄的,只有我心情紧张、忐忑不安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我尽量地控制着自己心潮澎湃的情绪,尽量地冷静地盘算着自己的行动计划,即:今天我一定要奔赴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准时于19时38分国旗半降时,抛洒纸钱,悼念六四死难者殉国5周年。
    
     这个计划我已经心理准备近两个月了,行动准备也已经近两个星期了。我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一次登上午门城楼,我一次勘察了天安门广场,我一次专门记录了国旗降落的时间表。
    
     我认为天安门城楼戒备森严,无法靠近城楼墙垛,纸钱无法抛洒到城楼下面;午门城楼广场封闭,可以靠近城楼墙垛,但抛洒纸钱影响面较小;唯天安门广场举世瞩目,国旗杆下游人如织,在这里抛洒纸钱影响大视野好,这是悼念六四死难者最理想的场所。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于两天前的深夜用母亲的剪子剪了300多张纸钱,用女儿的画笔一张一张地写上了标语口号如:“要求平反六四”、“汲取血的教训”、“悼念六四死难者”、“推进民主改革”等等标语口号。我的手磨出了血泡,女儿的画笔用干了几支,整整用了6个小时才做好了纸钱。我把做好的纸钱装在布兜儿里,第二天一早上班,拿到单位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与此同时,我使用公用电话联系了外国记者,邀请他们准时到天安门广场现场采访。我回忆着我的准备行动。
    
    高洪明,你还不走啊!行政处处长喊了我一声。我回应着,我这就走!这时才提醒了我,我看了一下手表快6点半啦,我打开抽屉取出装着纸钱的布兜儿,装在裤子的口袋里,镇静地走出办公室。
    
    平时严肃的处长,这会儿却和蔼可亲地问我:你看你妈去吗?处里给你派个车吧!我平静地回答:不去看我妈,我回家,谢谢您了!处长若无其事地说:那我走啦!处长他走了。
    
    我慢悠悠地来到局存车处,像往常一样推出了自己的自行车,走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的局机关大门。我知道,自己这一次走出局机关大门,再也不会走进这个大门了。我心里充满了悲壮感。
    
    我骑上自行车,顺着干面胡同向西而去。我眼中的胡同越来越显得窄了,胡同越来越显得长了,原来熟悉的胡同两边的院落门口越来越模糊了,原来胡同里东来西去的人群越来越视而不见了。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干面胡同西口下了车,慢慢推过马路,回过头来,又恋恋不舍地望了望干面胡同,和它告别。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回到干面胡同了。我心里充满了落寞惆怅。我再次骑上自行车,向南朝东单方向而去。
    
    我现在眼里已经没有了车水马龙,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了商店卖场,没有了往日我看到的一切。我心里只想着抛洒纸钱的动作。
    
    我有意识地左手扶把,右胳膊上下摆动着,做着抛洒纸钱的动作。我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军警林立,便衣森严,他们给我抛洒纸钱的时间可能只有3、5秒,我必须一次抛洒成功才行。我练习着。
    
    来到了东单路口,我看时间不到7点,时间还早,我便把自行车放在便道上,在东单餐厅买点儿吃的。我知道,一是自己还没有吃晚饭,二是自己最后一次自由地吃晚饭。我知道这顿晚饭后,自己就只能在看守所吃囚粮了。
    
    我要好好享受一下我的“最后的晚餐”。
    
    我不紧不慢地来到东单餐厅门口外,走到热卖馅饼的摊位边上,排队等着买馅饼。这个馅饼摊位我并不陌生,一个高大的汽油桶做成的大火炉,散发着灼人的热气;火炉上坐着一个硕大的厚厚的生铁铸成的大饼铛,里面摆满了没有出锅的馅饼,滋滋冒着油,弥漫着诱人的香味。
    
    我饿了,我馋了。我对卖馅饼的小伙子说:我来4个馅饼,两个肉的,两个鸡蛋韭菜的。小伙子说:4个1块,您等会儿。我说好唻。我付了钱。
    
    几分钟的功夫,小伙子用盘子盛了3个馅饼递给我说:两个肉的,1个鸡蛋韭菜的,还差您一个。我端着盘子在一个长条木凳的空位上坐下,慢慢的若有所思的吃着。我旁边有几个小伙子也站在那里,若无其事的样子。
    
    说实话,平常我还真舍不得买馅饼吃,自己烙馅饼吃要便宜的多。今天我买4个馅饼吃,还真是破天荒的。我心里有事,香喷喷的馅饼我竟然吃不出滋味来,3个馅饼我居然吃不下去了。我对卖馅饼的小伙子说,那个馅饼我不要了。小伙子说,那退您两毛5分钱。我说,好的。我拿了钱装好了,放下还剩有1个肉的馅饼的盘子,看了看手表,7点一刻,我想应该行动了。我开始行动了。
    
    我定了定神,稳定了一下情绪,坚定地骑上了自行车,决绝地向着西边天安门广场不快不慢地蹬车而去。我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这是一条为民请命的不归路。
    
    此时,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凄惨的血色弥漫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方向,映照斜射在东长安街上,令人顿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
    
    此时,我骑车在自行车道的最外侧,我越骑越快,为了赶在今天下午7点38分国旗降半之前,为了悼念六四死难者殉国5周年,准时抛洒纸钱。我骑行着。
    
    此时,我视长安街如入无人之境,我没有想起任何豪言壮语,我没有想起任何英雄豪杰,我没有想起任何亲人朋友,我没有想起任何生离死别。
    
    此时,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抛洒纸钱;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我为此目的和目标,舍生忘死地义无反顾地前行着。
    
    此时,我时断时续地下意识的甩动着右臂,时断时续地做着抛洒纸钱的动作。我忘我了,我陶醉了,我痴迷了,我忘记了这个世界,我忘记了一切。这是真的。
    
    我骑过长安街南池子路口时,我依旧在自行车道最外侧骑行。我忐忑不安的又踌躇满志的、我一往无前的又左顾右盼的,我朝着天安门广场奔赴而去。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骑行车道已经不是在自行车道最外侧行驶了,而是我已经在靠近马路牙子行驶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两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与我平行地往里挤靠我的自行车,让我的自行车在行驶当中靠近了马路牙子。
    
    我刚刚骑过南河沿路口,我刚刚想快蹬几下,超过那两个小伙子,返回自行车道最外侧骑行。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小伙子从我自行车外侧猛得往里别了我自行车一下,我几乎被他别倒。我下意识的来了个急刹车,两脚着地,两条腿骑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刚要叫骂:你这孙子会不会骑车?话没有说出口,就让两个不明身份的年轻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塞进了停在我自行车前面的一辆小轿车里,半躺半坐地被两个年轻人包夹在小轿车后排车座上。
    
    坐在车里,刹那间,我惊魂未定,不知所措。坐在我左侧的年轻人用对讲机说道:货已到手,开车!车开了,我才意识到,我被北京警方劫持了,绑架了。顿时,我冷静了,我明白了,我清醒了。
    
    车开着,坐在我右边的年轻人低声地命令我说:老实点儿,把裤腰带解下来。我顺从地把自己的裤腰带解下来,那人把我的裤腰带卷起来,不知他放哪儿了。左边那个拿对讲机的人一把抓住我的衣领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你的纸钱呢?快点儿拿出来!我回答在我裤子兜里。他迅速地从我裤子兜里掏出我装着纸钱的布兜儿,拿着对讲机向上司汇报说:东西拿到了。此人对我说:老实点儿,别没事儿找事儿。在我一左一右,两个年轻人死死的包夹着我。我坐的轿车向西疾驰而去。
    
    这时,我才可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一下四周场景,因为他们让我坐起来了。我这时才看到,我坐的这辆车的前面有一辆桑塔纳轿车,车子的后备箱打开着,我的自行车放倒在里面。我坐的这辆车是什么牌子我没有看见,反正是辆不错的轿车,因为轿车行驶的既快又稳。
    
    劫持绑架我的这辆轿车,疾驰过金水桥,疾驰过天安门城楼,疾驰过天安门广场,还疾驰向前,我不知还疾驰到哪里?
    
    我不知所终,我又知所终。这是我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是千真万确的心理状态。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和精神准备:
    
    我等待着,我等待着一切!
    
    我等待着必将发生的一切,我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
    
    我只能等待着,我必须等待着!
    
    我只能承受等待着,我必须承受等待着!
    
    我准备等待着,我准备等待着一切!
    
     北京:高洪明
    
     手机:13522267658
    
     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一
    
     高洪明
    
     南河沿突遭劫持绑架
    
     1994年5月31日星期二下午6点左右,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行政处管理科的办公室 里静悄悄的,只有我心情紧张、忐忑不安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我尽量地控制着自己心潮澎湃的情绪,尽量地冷静地盘算着自己的行动计划,即:今天我一定要奔赴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准时于19时38分国旗半降时,抛洒纸钱,悼念六四死难者殉国5周年。
    
     这个计划我已经心理准备近两个月了,行动准备也已经近两个星期了。我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一次登上午门城楼,我一次勘察了天安门广场,我一次专门记录了国旗降落的时间表。
    
     我认为天安门城楼戒备森严,无法靠近城楼墙垛,纸钱无法抛洒到城楼下面;午门城楼广场封闭,可以靠近城楼墙垛,但抛洒纸钱影响面较小;唯天安门广场举世瞩目,国旗杆下游人如织,在这里抛洒纸钱影响大视野好,这是悼念六四死难者最理想的场所。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于两天前的深夜用母亲的剪子剪了300多张纸钱,用女儿的画笔一张一张地写上了标语口号如:“要求平反六四”、“汲取血的教训”、“悼念六四死难者”、“推进民主改革”等等标语口号。我的手磨出了血泡,女儿的画笔用干了几支,整整用了6个小时才做好了纸钱。我把做好的纸钱装在布兜儿里,第二天一早上班,拿到单位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与此同时,我使用公用电话联系了外国记者,邀请他们准时到天安门广场现场采访。我回忆着我的准备行动。
    
    高洪明,你还不走啊!行政处处长喊了我一声。我回应着,我这就走!这时才提醒了我,我看了一下手表快6点半啦,我打开抽屉取出装着纸钱的布兜儿,装在裤子的口袋里,镇静地走出办公室。
    
    平时严肃的处长,这会儿却和蔼可亲地问我:你看你妈去吗?处里给你派个车吧!我平静地回答:不去看我妈,我回家,谢谢您了!处长若无其事地说:那我走啦!处长他走了。
    
    我慢悠悠地来到局存车处,像往常一样推出了自己的自行车,走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的局机关大门。我知道,自己这一次走出局机关大门,再也不会走进这个大门了。我心里充满了悲壮感。
    
    我骑上自行车,顺着干面胡同向西而去。我眼中的胡同越来越显得窄了,胡同越来越显得长了,原来熟悉的胡同两边的院落门口越来越模糊了,原来胡同里东来西去的人群越来越视而不见了。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干面胡同西口下了车,慢慢推过马路,回过头来,又恋恋不舍地望了望干面胡同,和它告别。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回到干面胡同了。我心里充满了落寞惆怅。我再次骑上自行车,向南朝东单方向而去。
    
    我现在眼里已经没有了车水马龙,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了商店卖场,没有了往日我看到的一切。我心里只想着抛洒纸钱的动作。
    
    我有意识地左手扶把,右胳膊上下摆动着,做着抛洒纸钱的动作。我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军警林立,便衣森严,他们给我抛洒纸钱的时间可能只有3、5秒,我必须一次抛洒成功才行。我练习着。
    
    来到了东单路口,我看时间不到7点,时间还早,我便把自行车放在便道上,在东单餐厅买点儿吃的。我知道,一是自己还没有吃晚饭,二是自己最后一次自由地吃晚饭。我知道这顿晚饭后,自己就只能在看守所吃囚粮了。
    
    我要好好享受一下我的“最后的晚餐”。
    
    我不紧不慢地来到东单餐厅门口外,走到热卖馅饼的摊位边上,排队等着买馅饼。这个馅饼摊位我并不陌生,一个高大的汽油桶做成的大火炉,散发着灼人的热气;火炉上坐着一个硕大的厚厚的生铁铸成的大饼铛,里面摆满了没有出锅的馅饼,滋滋冒着油,弥漫着诱人的香味。
    
    我饿了,我馋了。我对卖馅饼的小伙子说:我来4个馅饼,两个肉的,两个鸡蛋韭菜的。小伙子说:4个1块,您等会儿。我说好唻。我付了钱。
    
    几分钟的功夫,小伙子用盘子盛了3个馅饼递给我说:两个肉的,1个鸡蛋韭菜的,还差您一个。我端着盘子在一个长条木凳的空位上坐下,慢慢的若有所思的吃着。我旁边有几个小伙子也站在那里,若无其事的样子。
    
    说实话,平常我还真舍不得买馅饼吃,自己烙馅饼吃要便宜的多。今天我买4个馅饼吃,还真是破天荒的。我心里有事,香喷喷的馅饼我竟然吃不出滋味来,3个馅饼我居然吃不下去了。我对卖馅饼的小伙子说,那个馅饼我不要了。小伙子说,那退您两毛5分钱。我说,好的。我拿了钱装好了,放下还剩有1个肉的馅饼的盘子,看了看手表,7点一刻,我想应该行动了。我开始行动了。
    
    我定了定神,稳定了一下情绪,坚定地骑上了自行车,决绝地向着西边天安门广场不快不慢地蹬车而去。我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这是一条为民请命的不归路。
    
    此时,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凄惨的血色弥漫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方向,映照斜射在东长安街上,令人顿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
    
    此时,我骑车在自行车道的最外侧,我越骑越快,为了赶在今天下午7点38分国旗降半之前,为了悼念六四死难者殉国5周年,准时抛洒纸钱。我骑行着。
    
    此时,我视长安街如入无人之境,我没有想起任何豪言壮语,我没有想起任何英雄豪杰,我没有想起任何亲人朋友,我没有想起任何生离死别。
    
    此时,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抛洒纸钱;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我为此目的和目标,舍生忘死地义无反顾地前行着。
    
    此时,我时断时续地下意识的甩动着右臂,时断时续地做着抛洒纸钱的动作。我忘我了,我陶醉了,我痴迷了,我忘记了这个世界,我忘记了一切。这是真的。
    
    我骑过长安街南池子路口时,我依旧在自行车道最外侧骑行。我忐忑不安的又踌躇满志的、我一往无前的又左顾右盼的,我朝着天安门广场奔赴而去。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骑行车道已经不是在自行车道最外侧行驶了,而是我已经在靠近马路牙子行驶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两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与我平行地往里挤靠我的自行车,让我的自行车在行驶当中靠近了马路牙子。
    
    我刚刚骑过南河沿路口,我刚刚想快蹬几下,超过那两个小伙子,返回自行车道最外侧骑行。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小伙子从我自行车外侧猛得往里别了我自行车一下,我几乎被他别倒。我下意识的来了个急刹车,两脚着地,两条腿骑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刚要叫骂:你这孙子会不会骑车?话没有说出口,就让两个不明身份的年轻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塞进了停在我自行车前面的一辆小轿车里,半躺半坐地被两个年轻人包夹在小轿车后排车座上。
    
    坐在车里,刹那间,我惊魂未定,不知所措。坐在我左侧的年轻人用对讲机说道:货已到手,开车!车开了,我才意识到,我被北京警方劫持了,绑架了。顿时,我冷静了,我明白了,我清醒了。
    
    车开着,坐在我右边的年轻人低声地命令我说:老实点儿,把裤腰带解下来。我顺从地把自己的裤腰带解下来,那人把我的裤腰带卷起来,不知他放哪儿了。左边那个拿对讲机的人一把抓住我的衣领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你的纸钱呢?快点儿拿出来!我回答在我裤子兜里。他迅速地从我裤子兜里掏出我装着纸钱的布兜儿,拿着对讲机向上司汇报说:东西拿到了。此人对我说:老实点儿,别没事儿找事儿。在我一左一右,两个年轻人死死的包夹着我。我坐的轿车向西疾驰而去。
    
    这时,我才可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一下四周场景,因为他们让我坐起来了。我这时才看到,我坐的这辆车的前面有一辆桑塔纳轿车,车子的后备箱打开着,我的自行车放倒在里面。我坐的这辆车是什么牌子我没有看见,反正是辆不错的轿车,因为轿车行驶的既快又稳。
    
    劫持绑架我的这辆轿车,疾驰过金水桥,疾驰过天安门城楼,疾驰过天安门广场,还疾驰向前,我不知还疾驰到哪里?
    
    我不知所终,我又知所终。这是我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是千真万确的心理状态。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和精神准备:
    
    我等待着,我等待着一切!
    
    我等待着必将发生的一切,我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
    
    我只能等待着,我必须等待着!
    
    我只能承受等待着,我必须承受等待着!
    
    我准备等待着,我准备等待着一切!
    
     北京:高洪明
    
     手机:13522267658
    
     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一
    
     高洪明
    
     南河沿突遭劫持绑架
    
     1994年5月31日星期二下午6点左右,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行政处管理科的办公室 里静悄悄的,只有我心情紧张、忐忑不安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我尽量地控制着自己心潮澎湃的情绪,尽量地冷静地盘算着自己的行动计划,即:今天我一定要奔赴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准时于19时38分国旗半降时,抛洒纸钱,悼念六四死难者殉国5周年。
    
     这个计划我已经心理准备近两个月了,行动准备也已经近两个星期了。我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我一次登上午门城楼,我一次勘察了天安门广场,我一次专门记录了国旗降落的时间表。
    
     我认为天安门城楼戒备森严,无法靠近城楼墙垛,纸钱无法抛洒到城楼下面;午门城楼广场封闭,可以靠近城楼墙垛,但抛洒纸钱影响面较小;唯天安门广场举世瞩目,国旗杆下游人如织,在这里抛洒纸钱影响大视野好,这是悼念六四死难者最理想的场所。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于两天前的深夜用母亲的剪子剪了300多张纸钱,用女儿的画笔一张一张地写上了标语口号如:“要求平反六四”、“汲取血的教训”、“悼念六四死难者”、“推进民主改革”等等标语口号。我的手磨出了血泡,女儿的画笔用干了几支,整整用了6个小时才做好了纸钱。我把做好的纸钱装在布兜儿里,第二天一早上班,拿到单位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与此同时,我使用公用电话联系了外国记者,邀请他们准时到天安门广场现场采访。我回忆着我的准备行动。
    
    高洪明,你还不走啊!行政处处长喊了我一声。我回应着,我这就走!这时才提醒了我,我看了一下手表快6点半啦,我打开抽屉取出装着纸钱的布兜儿,装在裤子的口袋里,镇静地走出办公室。
    
    平时严肃的处长,这会儿却和蔼可亲地问我:你看你妈去吗?处里给你派个车吧!我平静地回答:不去看我妈,我回家,谢谢您了!处长若无其事地说:那我走啦!处长他走了。
    
    我慢悠悠地来到局存车处,像往常一样推出了自己的自行车,走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的局机关大门。我知道,自己这一次走出局机关大门,再也不会走进这个大门了。我心里充满了悲壮感。
    
    我骑上自行车,顺着干面胡同向西而去。我眼中的胡同越来越显得窄了,胡同越来越显得长了,原来熟悉的胡同两边的院落门口越来越模糊了,原来胡同里东来西去的人群越来越视而不见了。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干面胡同西口下了车,慢慢推过马路,回过头来,又恋恋不舍地望了望干面胡同,和它告别。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回到干面胡同了。我心里充满了落寞惆怅。我再次骑上自行车,向南朝东单方向而去。
    
    我现在眼里已经没有了车水马龙,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了商店卖场,没有了往日我看到的一切。我心里只想着抛洒纸钱的动作。
    
    我有意识地左手扶把,右胳膊上下摆动着,做着抛洒纸钱的动作。我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军警林立,便衣森严,他们给我抛洒纸钱的时间可能只有3、5秒,我必须一次抛洒成功才行。我练习着。
    
    来到了东单路口,我看时间不到7点,时间还早,我便把自行车放在便道上,在东单餐厅买点儿吃的。我知道,一是自己还没有吃晚饭,二是自己最后一次自由地吃晚饭。我知道这顿晚饭后,自己就只能在看守所吃囚粮了。
    
    我要好好享受一下我的“最后的晚餐”。
    
    我不紧不慢地来到东单餐厅门口外,走到热卖馅饼的摊位边上,排队等着买馅饼。这个馅饼摊位我并不陌生,一个高大的汽油桶做成的大火炉,散发着灼人的热气;火炉上坐着一个硕大的厚厚的生铁铸成的大饼铛,里面摆满了没有出锅的馅饼,滋滋冒着油,弥漫着诱人的香味。
    
    我饿了,我馋了。我对卖馅饼的小伙子说:我来4个馅饼,两个肉的,两个鸡蛋韭菜的。小伙子说:4个1块,您等会儿。我说好唻。我付了钱。
    
    几分钟的功夫,小伙子用盘子盛了3个馅饼递给我说:两个肉的,1个鸡蛋韭菜的,还差您一个。我端着盘子在一个长条木凳的空位上坐下,慢慢的若有所思的吃着。我旁边有几个小伙子也站在那里,若无其事的样子。
    
    说实话,平常我还真舍不得买馅饼吃,自己烙馅饼吃要便宜的多。今天我买4个馅饼吃,还真是破天荒的。我心里有事,香喷喷的馅饼我竟然吃不出滋味来,3个馅饼我居然吃不下去了。我对卖馅饼的小伙子说,那个馅饼我不要了。小伙子说,那退您两毛5分钱。我说,好的。我拿了钱装好了,放下还剩有1个肉的馅饼的盘子,看了看手表,7点一刻,我想应该行动了。我开始行动了。
    
    我定了定神,稳定了一下情绪,坚定地骑上了自行车,决绝地向着西边天安门广场不快不慢地蹬车而去。我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这是一条为民请命的不归路。
    
    此时,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凄惨的血色弥漫在天安门广场那个方向,映照斜射在东长安街上,令人顿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
    
    此时,我骑车在自行车道的最外侧,我越骑越快,为了赶在今天下午7点38分国旗降半之前,为了悼念六四死难者殉国5周年,准时抛洒纸钱。我骑行着。
    
    此时,我视长安街如入无人之境,我没有想起任何豪言壮语,我没有想起任何英雄豪杰,我没有想起任何亲人朋友,我没有想起任何生离死别。
    
    此时,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抛洒纸钱;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我为此目的和目标,舍生忘死地义无反顾地前行着。
    
    此时,我时断时续地下意识的甩动着右臂,时断时续地做着抛洒纸钱的动作。我忘我了,我陶醉了,我痴迷了,我忘记了这个世界,我忘记了一切。这是真的。
    
    我骑过长安街南池子路口时,我依旧在自行车道最外侧骑行。我忐忑不安的又踌躇满志的、我一往无前的又左顾右盼的,我朝着天安门广场奔赴而去。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骑行车道已经不是在自行车道最外侧行驶了,而是我已经在靠近马路牙子行驶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两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与我平行地往里挤靠我的自行车,让我的自行车在行驶当中靠近了马路牙子。
    
    我刚刚骑过南河沿路口,我刚刚想快蹬几下,超过那两个小伙子,返回自行车道最外侧骑行。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小伙子从我自行车外侧猛得往里别了我自行车一下,我几乎被他别倒。我下意识的来了个急刹车,两脚着地,两条腿骑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刚要叫骂:你这孙子会不会骑车?话没有说出口,就让两个不明身份的年轻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塞进了停在我自行车前面的一辆小轿车里,半躺半坐地被两个年轻人包夹在小轿车后排车座上。
    
    坐在车里,刹那间,我惊魂未定,不知所措。坐在我左侧的年轻人用对讲机说道:货已到手,开车!车开了,我才意识到,我被北京警方劫持了,绑架了。顿时,我冷静了,我明白了,我清醒了。
    
    车开着,坐在我右边的年轻人低声地命令我说:老实点儿,把裤腰带解下来。我顺从地把自己的裤腰带解下来,那人把我的裤腰带卷起来,不知他放哪儿了。左边那个拿对讲机的人一把抓住我的衣领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你的纸钱呢?快点儿拿出来!我回答在我裤子兜里。他迅速地从我裤子兜里掏出我装着纸钱的布兜儿,拿着对讲机向上司汇报说:东西拿到了。此人对我说:老实点儿,别没事儿找事儿。在我一左一右,两个年轻人死死的包夹着我。我坐的轿车向西疾驰而去。
    
    这时,我才可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一下四周场景,因为他们让我坐起来了。我这时才看到,我坐的这辆车的前面有一辆桑塔纳轿车,车子的后备箱打开着,我的自行车放倒在里面。我坐的这辆车是什么牌子我没有看见,反正是辆不错的轿车,因为轿车行驶的既快又稳。
    
    劫持绑架我的这辆轿车,疾驰过金水桥,疾驰过天安门城楼,疾驰过天安门广场,还疾驰向前,我不知还疾驰到哪里?
    
    我不知所终,我又知所终。这是我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是千真万确的心理状态。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和精神准备:
    
    我等待着,我等待着一切!
    
    我等待着必将发生的一切,我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
    
    我只能等待着,我必须等待着!
    
    我只能承受等待着,我必须承受等待着!
    
    我准备等待着,我准备等待着一切!
    
     北京:高洪明
    
     手机:13522267658
    
     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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