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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微博:记者采访录(二)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3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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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月~12月) Huxingdou.t.sohu.com

    
    t.qq.com/hunistar
    
    香港东方日报记者问有关部门要求官员年底不得乱花钱、收受礼品、买官卖官,如何看?我说:传统的治国方式、治官方式以后还会继续使用,还会三令五申,尽管效果不佳,但同时也会逐步建立现代预防腐败制度,如阳光法案、财政透明、媒体监督等等。也就是说,依靠制度、监督治国将会逐渐取代文件、规定治国。
    
    美国记者问改革共识,我说:依宪执政,党内民主,保障公民权利,审计、反贪、司法部门独立,发展以民营经济为主力的真正的市场经济,都应当成为改革共识。
    
    香港明报记者问李克强副总理视察九江等地,只有财经类报刊跟踪报道,怎么看?我说:这是打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吧。以往领导人的任何活动都必须放在电视、报纸的头版头条,国民再大的事情、再严重的伤亡也只能处于新闻的末位,但这叫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当家做主。现在新领导人或许正在改变旧制吧。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问郭声琨担任公安部长,怎么看?我说:以往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部长,结果公、检、法、司法部、国安部等都听公安的,不利于公检法的相互制约与监督,容易造成错案。现在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不再由一人兼任,能够体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中西审美的区别以及美女对于中国经济政治的影响,我说:中文“美”即羊大,中国人从味觉开始审美,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是世俗文化,追求福禄寿喜,与西方的宗教文化相差很远。美女影响中国经济,推动了奢侈品消费;美女同样影响了中国政治,很多美女成为官员的二奶,贪官90%以上都包二奶。不像在西方多数国家,由于媒体监督很厉害,官员拥有情人一旦曝光,政治生命即结束。
    
    香港电台、香港NOW电视记者采访问改革共识倡议,我说:中国正处于改革迷茫期,未来的路怎样走,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特权垄断、官民矛盾激化而不可自拔,我们认为必须达成改革共识,与习总书记的南方视察所宣示的改革决心相互促进,反映了官民互动,推动改革。
    
    中国青年报记者问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立是否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我说:需要建立财产实名制度,中国基本建立了,如金融实名制度、房产实名制度;需要建立公民监督举报制度、媒体自由监督制度;需要建立普通公民财产申报但不公开的制度,以解决财产转移到亲属名下的问题。
    
    香港明报记者问为什么提倡改革共识?我说:目前中国社会价值分裂,急需达成改革共识,此共识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与现代文明。现代化就是宪政化+市场化,舍此不可能有“四个现代化”(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这个应当成为共识。
    
    南方周末记者问:你提出迁都的原因是什么?我说:最早是基于政治改革的要求,即避开北京皇权专制主义传统,另建小首都,适应小政府、有限政府的现代潮流;后来我又认为北京地理位置太偏,虽然符合古代天子守边的传统,但是现在因为北京太临海,极易受到攻击,未来中国的首都应当在中原,中原也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
    
    香港有线电视记者采访问新领导人公布家庭情况,如何评论?我说:这是重大的进步。官员的隐私权是受到限制的,改变了把国家领导人家庭信息作为国家机密的做法。我相信未来中国领导人还会公布他们个人及家庭的财产,我对此比较乐观。
    
    北京科技报记者问为什么会产生邪教?我说:一、人类是唯一高智慧生命,天生喜欢追问人从哪里来,死后哪里去,因此从远古就开始产生宗教。二、现实中价值真空、道德滑坡、贪污腐败、民众受到官员压迫等等都可能导致人心苦闷,从宗教中寻找慰藉。三、宗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力量,不过要区分正教与邪教。
    
    德国之声记者问如何评论新领导人的新政新变化?我说:我高度赞赏!但能否称为新政,不敢太乐观,十年前就这么称呼过,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十年前我每周参加一两次民间研讨会,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研讨会都不让开了。不过,我还是希望新领导人会在建立新制度——新社会管理制度、新人口管理制度、新金融制度、新财政制度、新社保制度等方面有所作为。
    
    德国之声记者问如何评论南宁等地统一城乡户口的改革?我说:如何能够加大征地补偿到10倍以上,让农民带着财产进城,那么这样的城市化才有意义。如何只是以统一户籍为手段,目的是剥夺农民的土地、赶农民上楼,解决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困境,那就有害无益。
    
    湖南电台记者问:政府人员说年底突击花钱不只是中国有,日本也有,关键是花钱是否违规违法,怎么看?我说:年底突击花钱不是问题的实质,是否违规违法也不是实质,实质是建立了公共财政没有?财政是否公开透明?也就是说纳税人的钱是否大部分花在了民生上,如果突击花钱用于民众、给民众分红,那是好事,只可惜中国政府成本要占财政支出的30~50%,突击花钱很可能低廉商品高价买进,钱被贪污了,而民众无法监督。
    
    时代周报记者问08年以后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了,怎么看?我说: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特别差,表面上依靠垄断赚了几万亿,据天则所报告,如果除去国家免费土地、金融贷款支持、政策优惠,那么国企是负利润。国企应当破产。当然要警惕借破产之名,廉价卖给个人,形成事实上的贪污!
    
    美国记者问:温家宝总理强调审计工作者要一身正气,不怕得罪人,怎么评论?我说:审计人员素质的提高的确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好的制度。在发达国家,审计部门一般都独立于政府,美国各级的审计长甚至是竞选产生,所以他们能够对选民负责、监督官员,而中国的审计局长都是政府下属,素质再高,得罪首长,连饭碗也没了。中国最紧迫的是让审计、反贪、司法、信访、统计、监察部门从一元化中独立出来,这样才会有社会公正。
    
    中华民族苦难太多,却不允许也不善于反省,结果至今社会文明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韩国人能够把贪腐的几个总统、一批总理拉下马,甚至送进监狱,现在又选出女总统,他们的国民最信任的是法官!中国人不反省,以至于极左势力重新崛起,中国一直有陷入法西斯的危险。中国在人治、官治的泥淖中永远不能自拔。
    
    至今不开放前30年档案,不允许深刻反思文革,不允许发表镇反、反右、大跃进、三年饥荒、文革的学术论文,导致的结果是人民普遍不了解真相,没有深刻反省过去,远远不如德国、日本,年轻人甚至热衷文革,不明白什么是现代文明、宪政国家,以至于重庆等地搞”小文革“,改革开放差点被颠覆!
    
    揭示过去,是为了反思过去,从而走好未来。不会反思的民族,永远重蹈覆辙,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比如一些地方还在搞“小文革”,“人人都是小毛泽东”。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问南宁、哈尔滨等地在进行户籍改革,发改委也表示户籍改革是明年改革的重点?你怎么看?我说:目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要靠城市化,而城市化要靠两个改革,一是户籍改革,二是土地改革。必须让农民带着资金资本进城,城镇化才能顺利进行下去,否则大多数农民不愿进城。
    
    中国商报记者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顶层设计是什么含义?我说:顶层设计是指改革必须有清晰的目标、实施的步骤、手段、路线、动力,不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比如金融改革,目标应当是提升金融活力和创新能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利率汇率市场化,目标必须清晰,路线是循序而进。其他领域也要如此改革。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问习近平很低调平实,很像蒋经国,会否像蒋经国那样开放党禁?我说:目前中国最需要的是宪政,即约束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实行违宪审查,建设法治国家。中国最迫切不是解除党禁,不是民主选举,而是类似于新加坡、香港,先宪政后民主,先建成宪政国家,然后建设民主国家。当然人大代表真正选举也很关键,但不必急于选举行政官员。
    
    香港电视记者问北京不允许补交社保者买房,如何评价?我说:因为有人在补交社保方面弄虚作假,所以为了公平,北京方面一刀切。不过我认为房价调控应当采用市场手段,增加土地供给,打破政府垄断,形成自由土地市场,从而降低土地价格,而不能采用行政手段控制房价。应当调节生产者,而非消费者。
    
    VOA、英国卫报记者问信仰问题,我说: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这种论断是片面的,其实宗教有利于道德提升、心灵纯净、社会稳定。唯物主义者不信神,没有畏惧感,不怕天谴,所以做事不择手段,坏事做尽,而现代国家通过上帝监督、法律监督、民众监督、新闻监督、机构监督、政党监督等形成立体监督网,使得官员不敢做坏事。
    
    法国西部报记者问如何看待中国地方政府10万亿投资?我说:中国地方政府不是责任政府,短期任职,民众不能监督、弹劾他,所以官员倾向于多花钱、多借债,把还债的责任、财政亏空、社会问题留给下一任。许多投资都是拍脑袋决策,没有像样的可行性研究,原因是国有投资权责不清、国有企业产权不清。
    
    德国之声记者问目前中国每年大量人才移民国外,怎么看?我说:第一,它说明中国是个开放的国家,中国人在世界各国越多,越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第二,它说明国内的法治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比较糟糕,教育模式遭到唾弃,许多人是为了财产安全、子女教育才出国的。中国应当在这些方面努力改善。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问河南伤害儿童案,我说:各国都可能发生伤害儿童的事件,但是河南光山当地官员的冷漠态度、对媒体的排斥令人心寒。当然,在官本位的社会,官员是不可能看重蚁民、草民的生命的。
    
    香港东方日报记者问中国社科院出台报告称网络要严管,怎么看?我说:中国社科院不代表中央,要让人民说话,要让人民申冤,要允许网络自由发言、网络反腐败,哪怕骂人也是发泄,网络是出气阀,有助于社会稳定!
    
    重庆日报记者问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未来中国主要应当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我说:未来改革的重点四个:一、打破国有垄断,实现产权多元化,国企利润交给财政或者充实社保基金。二、土地改革,保障产权,加快城市化,让农民带着财产进城。三、金融改革,改变金融抑制的现状,激发民众的创业活力。四、户籍改革,拆除城乡隔离的栅栏。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难点在哪里?我说:难点在于打破既得利益束缚,打破国有垄断,改变国有企业不需要创新、民营企业没有能力创新的困境,如此才能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西班牙电视记者问中国老龄化加速,是否需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我说:中国不可能永远依靠廉价劳动力维持经济高速发展。如果废除计划生育,农村大量生,城市人不愿生,未来不缺廉价劳动力,但是中国人的文化素质会大幅下降。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依靠人力资本投资,不靠劳动力数量。不过计划生育要调整,要放开二胎,要人道。
    
    北京青年报记者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项改革,我说最重要的是户籍改革和土地改革,尤其土地改革是推进城市化的关键,必须让农民带着资本进城,而农民最大的财产是土地,要让土地给农民带来更大的价值。未来经济改革的功夫在经济之外、在政治改革,只有民主法治才能破除垄断利益集团。
    
    香港亚洲卫视记者问:建议中国最有权势的205人公开财产有什么意义?我说: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只有上面的人为官廉洁,才能上行下效,下面的官员不敢不廉洁。我相信廉洁的官员都会支持财产公开,反对的官员肯定是不廉洁的。我相信新领导人会尽快推行财产公开的阳光法案!
    
    华商晨报记者问美国第四轮量化宽松QE4出台,会怎样影响中国?我说:QE4每月释放450亿美元,并不很严重,美国法律规定M2广义货币与GDP之比不能超过60%,美国的CPI很低。当然因为60%的美元在美国境外,一部分会流入中国,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抬升,美元可能稍微贬值,可能加剧中国的通胀压力,但影响不大。
    
    VOA记者问广东在率先试点公开干部收入与财产,会否全面推广?我说:我相信会在1~3年内在全国推广。因为我相信中央高层是廉洁的,敢于做出公开干部收入与财产的政治决定
    
    湖南电台记者问政府年底突击花钱,我说只要像发达国家那样国会对于政府预算严格把关,那么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可以节省出四五万亿资金,拿这些钱改善民生、提高低保、社保标准、补贴医疗保险、建设廉租房全都够了。
    
    湖南电台记者问政府年底突击花钱,我说这是中国特色。一些政府部门年底有3万余亿财政资金没有花出去,不突击花钱,来年会缩减预算,但这造成高价采购、严重的财政浪费和腐败。解决之道是严格财政预算至每一细项,遏制高额、模糊预算,实行零基预算即以支出定拨款,而非按照上年支出定下一年支出。
    
    华盛顿邮报记者问目前中国的反腐风暴如何评价?我说其实也算不上风暴,在基层、地方,腐败官员照样气焰嚣张,全国还是照样在截访。朱元璋才是真正的反腐风暴刮起者,户部粮款贪污案他就杀了7~8万人。仅靠反腐风暴不够,最重要的是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
    
    香港亚洲周刊记者问如何理解领导人对于中纪委反腐败的重视?我说:中国反腐败既有中国特色的中纪委,又有发展中国家特色的网络反腐,更应有普世价值与普世制度的权力监督与制衡,三者都应重视。中纪委在反腐败中功不可没。但是真反腐败还是假反腐败,敢不敢建立财产公开、财政透明、审计独立司法独立的制度是试金石。
    
    西班牙记者问:目前中国掀起反腐高潮,怎么评价?我说:反腐风暴值得期待,但是出台领导干部个人及家庭财产公开制度更值得期待。越南共产党都能做到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到?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问:曾经传出截访人员被判刑、大家感到振奋、后来又说情况不属实,怎样解读?我说目前正是新老领导人的交接期,信息模糊,全国人民都有期待感。我希望新领导人废除劳教、废除信访,改革为异地重新起诉、行政复议、隶属于全国人大的法治型申诉制度,改变由黄世仁处理杨白劳投诉的荒唐状况。
    
    英国记者问中国网络上对于敏感词的过滤放松了,怎么评价?我说:让人民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让人民申冤,社会才能稳定。十年前我每周参加一两次民间会议,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几乎什么民间会议(工程技术的除外)都不让开,会被取缔。访民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劳教,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有的被关进黑监狱。是该改变的时候了!
    
    香港亚洲电视记者、辽宁记者分别采访11月的CPI情况及明年趋势,我说:全年CPI控制在2.7%没有问题,但明年将在3%~5%。目前中国还没有逃离“滞涨悬崖”,PPI(生产价格指数)仍然是负增长,尽管PMI(经理人采购指数)已经恢复到50以上,但实体经济不景气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明年5%左右通胀的危险也很大。
    
    香港明报记者问习近平视察了深圳,说明了什么?我说:表明了他深入改革开放的决心。当然,最后他能否有所作为,会否再虚度十年,取决于他的勇气和特权集团的能量。
    
    法国世界报记者问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查,说明了什么?我说:目前中国正刮起反腐风暴,或许这正是新领导人的大气魄。不过,我认为制度建设更加重要。我从2007年至今不断提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阳光法案,我与律师起草了阳光法案专家建议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廉政法)专家建议稿。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曾表示重视!我希望能够尽快出台这些法律。
    
    美国记者问莫言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我说:应当允许人民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应当允许人民申冤,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十年前我每周都参加一两次民间会议,现在民间的会议几乎没有了,什么会都不让开。许多上访的人都被当成敌人一般。不过据说最近北京久敬庄释放了许多访民,这是好消息。
    
    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问:世界人权日到来,怎样评价中国的人权状况?我说:中国还处于温饱的阶段,小康还没有建成,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提高,法治在有些领域有进步比如开门立法、听取民众立法意见,有些方面有退步。习近平强调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落实,那么就应落实宪法35条,保障人民的说话权和申冤权,听说久敬庄释放了大批访民,也许是个积极的信号。
    
    南华早报记者问习近平将视察深圳,这是他就任总书记后的第一个行程就选择了深圳,有什么涵义?我说:第一,表明习近平沿着邓小平的脚步、邓小平的路线深化改革开放。第二,也许要把深圳的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把深圳建成政治改革特区。
    
    凤凰卫视记者采访问:目前新的领导人反腐败力度很大,是否靠中纪委就能解决问题?我说:中纪委在反腐败中肯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像是内部监督、自清门户。更重要的是建立现代制度。财产申报公开得条件已经成熟,内部申报已经试行了很多年,银行、房产等也实行了实名制,没有理由再拖延了。
    
    澳西电视记者问:习近平说中国不侵略别国,要开门搞建设,怎么评价?我说: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只有过被动的出击(匈奴)和因为不明真相而帮助了发动战争的一方(北朝鲜)。中国是防守文化、长城文化,连历史上的附属国朝鲜、越南、缅甸都让他独立了。朝鲜战争使得中国闭关锁国30年,文革达到顶峰,中国吃够了闭关锁国的苦头!
    
    路透社电视记者采访,问中国控制出租车、水、电等价格,是为了抑制通胀?我说:控制价格,原本是为了保民生,但是控制的结果是寻租以及价格信号的失真,出租车公司通过寻租维持垄断,获得暴利;而错误的价格信号使得供给短缺,资源配置低效率。应当逐步解除价格控制,进行市场化,通过竞争降低价格。
    
    纽约时报记者问劳教制度是否会废除,我说:废除劳教,是新领导人的当务之急,我相信一年内,劳教制度会被废除。因为劳教制度违宪违法,而习近平刚刚在纪念宪法大会上讲到要树立宪法尊严,落实宪法内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问最近习近平总书记高调反腐,如何看?我说:反腐败最得人心。我预计在未来三年内中国会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时不我待,连越南、印度、俄罗斯都实行了,代表了先进性的政党有什么理由拖延、拒绝呢?我充满信心!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问习近平强调简化接待、新闻报道压缩领导人的内容有什么意义?我说:习总书记是要求克服官僚主义,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也就是要以人民为国家的主人,新闻的主角是公民而非领导,领导只是人民的公仆。新闻必须是人民的喉舌而非官员的喉舌。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克服官僚主义必须颠覆官本位,实行民主监督。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习近平讲中国梦是什么涵义?我说: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国的民富国强,实现现代化,使得国家有尊严,国民有尊严,并非前苏联、希特勒的仅仅国家强大,而是只有公民社会强大了,国家才能强大;人民有尊严了,国家才有尊严。
    
    澳亚电视记者问今年的全球企业500强中美国增加很多、中国减少很多,怎么评论?我说:增增减减本不奇怪,但是由于中国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而且国进民退,民企生存艰难,国企不必创新,民企没有能力创新,中国企业缺乏创新能力,而美国是创新驱动型经济,其创新能力也许中国永远无法赶上,因为中国缺乏自由的思想讨论。中国进入500强的基本上是国企,效率低下,进入500强越多,对中国越不利。
    
    美国记者问习近平王岐山高调反腐,如何评论?我说:腐败是中国第一严重的问题,高调反腐最得人心。但是不能运动反腐一阵风,更不能依靠二奶、微博,关键是建立现代制度,特别是财产申报公开、财政透明、审计部门法院等监督部门、司法部门独立的制度。
    
    路透社记者问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户籍改革会有什么影响?我说:一、会阻碍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永远依靠廉价劳动力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二、会阻碍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三、户籍制度是管控型社会的产物,会阻碍政府制度的现代化。
    
    纽约时报记者问:习近平讲“中国梦想”意味着什么?我说:中国梦想就是实现现代化。习近平在告诫官员少空谈“主义”、多干实事。我认为实现中国梦想的关键是建立现代制度,从而铲除腐败,解决两极分化,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否则,中国梦不可能实现。
    
    时代周报记者问:上海股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一千多点,怎样恢复信心?我说:中国股市是特权市,少数人呼风唤雨,虚假信息披露,大量关联交易,可以不退市,不分红,不允许股东集体诉讼,不保护股民利益,民众必然抛弃它。应当改审批制为登记制,强制退市、分红,严惩虚假信息披露、老鼠仓,完善制度。
    
    中国商报记者问温州的金融改革,我说:希望温州在民营银行、民间资金进入银行、地下钱庄合法化、新型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个人外汇投资、解决国家外汇储备过多等方面大胆探索,尽快推向全国。应当由小额贷款公司而非官僚化的银行为村镇银行的发起人,打破银行的国有垄断。利率市场化是改革的关键,未来也应推行。银监会为了垄断利益而阻碍改革,应当撤销!建议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成立金融改革监督委员会,合并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温州进行的民间信贷阳光化、民间资本进入银行等改革试点至今既没有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也没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成立村镇银行。症结在于,银监会要求由国有银行主导村镇银行,而温州希望由小额贷款公司主导。银监会已经成为改革的障碍!
    
    路透社记者问她在北京很难打到出租车,是不是由于价格太低了,所以短缺,电、水、气的价格也比较低。我说:根源是垄断,没有市场化。出租车行业是高度垄断的,私人不能自由进入出租车行业,垄断造成了出租车公司的暴利,但司机却是弱势群体。其他的资源也没有市场化,价格低,有助于民生,但造成短缺。
    
    香港明报记者问:李克强的经济政策会是怎样的。我说:李克强最懂现代经济,他肯定希望重点放在调结构上,货币政策应当更保守,但是体制的惯性是保增长,而且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的,如果合法性来源不改,李克强也无法实现他的想法。
    
    新的领导人应当做出一两件有别于传统治国方式的事,让全国人民的眼睛一亮,让知识分子感到有希望。我的建议是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开始违宪审查,开启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宪政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否则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
    
    香港明报记者问湖北有的地方提前收税,怎么看?我说:提前收税,各地都有。说明:一、任期制、任命制使得地方官员竭泽而渔。二、地方出现财税危机。地方非税收入已经占到地方收入的60%,民营企业深受盘剥,不堪重负。
    
    香港经济日报记者问新领导人是否有决心铲除腐败?我说:反腐败已经提高到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高度,新领导人肯定有决心铲除腐败。但是反腐败关键在于建立行政公开、财政公开、财产公开、新闻自由、民主监督的制度,如果靠双规、杀贪官能够解决腐败,朱元璋最严厉,他应当成功解决了腐败!现代的执政者应当超越封建王朝。
    
    香港经济日报记者问我:据传明年中国要开展整党整风?我说:没听说。反腐败不靠整风,靠建立现代制度;发达国家比较廉洁,但从来没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制造了个人崇拜,整了延安大部分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后来文革的先声。相信新的领导人会有现代思维。
    
    德国广播公司记者问三一重工的梁稳根拼命取悦官员说明了什么?我说:一、也许梁稳根真心想把财富捐给党,就像比尔盖茨、巴菲特把自己的财富绝大部分捐给社会。二、也许反映了民营企业家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只能献媚权力。在中国,没有权力背景的话,民营企业不可能做大,财富必须依附于权力。再大的企业家在科长(县里的局长)、处长面前都是龟孙子,官员找个借口就能让他倾家荡产、身陷牢狱。
    
    法国电台记者问社会组织NGO,我说:中国表面上有40万个NGO(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但是主要分两类,大部分是工商注册的企业(因为没有政府部门挂靠而无法在民政注册),另外一些是政府的或半政府性质的行业协会等等(属于GNGO即政府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社会组织(NGO)。李克强说要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未来可能允许更多的NGO的存在。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问新的领导人会否废除劳教制度,我说:现在到了废除劳教制度、建设法治国家的时候了,地方领导以劳教对待上访人员、揭露腐败的人、不同意见的人,以违宪违法的方式治理地方只能使得合法性不断地流失、民众更加怨声载道。能否废除劳教,是能否依法治国的标志,是真假反腐败的标志。
    
    联合早报记者问华人在华的土地权益,我说:他们是外国籍,肯定不能享受与村民相同的待遇。但是应当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对于拆迁房屋予以全额赔偿而非部分补偿。
    
    香港经济日报记者问:新的领导人是否展现了新的风格?我答:李克强谈到权利公平、规则公平、法治思维、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等,令人鼓舞。重庆快速处理不雅照书记、云南昭通市公安局撤销对总理下跪农妇的拘留或许都是好的迹象。但愿能出现新政,而不是过眼云烟。
    
    国际财经新闻记者问为什么至今不能废除劳教制度?我说:一、既得利益在作祟。大量的劳教人员几乎免费地劳动、生产。如果废除,全国几百个劳教所干警面临失业。其实不用担心,他们都可以转岗到法制办、司法局、法院。二、维护地方稳定。但是以劳教这样的违法的方式维护稳定,只能适得其反。
    
    美国记者问北京市公布了今年的高考条件必须要有北京户口或者外国国籍或者港澳台人士,怎么看?我说:歧视国民,崇洋媚外,有关部门这么做是可耻的!异地高考的解决办法是国家财政拨款的大学应当按照各省直辖市考生人数给予相应的录取指标,而不是照顾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香港明报、南华早报记者分别问李克强昨天的讲话涵义,我说:李克强的讲话表明他是真正的改革派,表明他对于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决心。中国实际上应当重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未来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依靠的是释放制度改革红利。李克强强调权利公平、法治思维、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令人耳目一新!
    
    北京科技报记者问:为什么要以幸福指标衡量社会进步?我说:GDP不足以衡量社会发展,人均GDP高,人民可能不幸福。未来中国应当以幸福指数作为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幸福指数包括人均收入、每万人医生数、万人病床数、教育水平、环境指标、犯罪率、廉政指标、食品安全指标等等。
    
    香港商业电台记者问:胡锦涛、习近平不断赞颂“人民”,怎样理解?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表明,一是人民主体,二是共和与权力制约,理所当然以人民为主人。所有反民主的做法都是背叛国家与人民的行为。
    
    南华早报记者问孙春兰任天津市委书记,怎么看?我说:孙春兰任职总工会、辽宁省委、福建省委书记,具有丰富的经历,特别是她敢于与薄熙来的无法无天作斗争,值得称赞。
    
    首尔新闻记者问北大“改革共识研讨会”的情况,我说:知识分子有权利有责任探讨国家发展、改革开放的路径和方向。
    
    香港NOW电视台记者问中国政府是否准备公布官员财产?我说:十八大把反腐败提高到关系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而反腐败的关键是公开官员财产,接受人民监督。因此中央政府肯定想公开财产。现在发达国家官员全部公开了财产,金砖五国中只有中国没有公开官员财产,连越南在2006年就公开了官员财产。现在公布财产是新的领导人赢得民心的好时机。可以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新进公务员、将提拔的干部一律必须公开财产,其他的官员、不愿提拔的3~5年内必须公布。
    
    美国记者问现在中国农村儿童的辍学率越来越高,是什么原因?我说:直接原因是农村合并小学。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的收入越来越少,而中央、省政府财政教育经费80%以上拨给了城市,这样教育公平问题无法解决。
    
    英国《经济学家》记者问中国迁都的可能性,我说:我提出的是分都,北京仍然做文化首都,另外选择一个新址建立小的政治首都。只有当中国开始政治改革、决心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建立大市场、小政府时,才有迁都的可能性。
    
    南华早报记者问孙政才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怎么看?我说:孙政才做过北京的地方官,做过农业部长、吉林市委书记,适合去做重庆书记。重庆是个农业人口多于城市人口的直辖市,需要懂农业的干部。孙政才到这些重要的省市历练,有助于丰富他的履历。
    
    美国记者问:中国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我说:表面上是由于大学扩招,大学生供过于求,以及大学专业、课程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基层、农村、中小城市仍然急需大学生,但由于经济结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失衡,国进民退,民企困难,大学生不愿到民企。
    
    韩国报纸记者问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我说: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辉煌,但是并不代表未来会继续辉煌,关键是要从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变为民间主导型经济、从权贵经济转变为平民经济。
    
    德国之声记者问中共新闻网上公布了所有中央委员以上的简介,怎么评价?我说:国民拥有对于领导人的知情权,甚至拥有了解其部分隐私的权利。掌握公权力的人的隐私权是受到限制的。公布简历,这是第一步,是个进步,未来必须公布家庭人员从业状况和家庭财产、个人收入,建立中国的阳光制度。世界上全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半数发展中国家都公布了官员的财产和收入,为什么代表了先进的组织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可以公布官员的财产和收入呢?
    
    中国经济网访谈问:怎样才能改善中国的分配状况?我说:改善分配,功夫在分配之外!关键是抑制官权,扩大民权,才能改善分配。一次分配扩大民众组织工会农会、集体谈判的权利,二次分配抑制政府成本与三公消费,扩大社会保障支出,三次分配放开民间慈善,改善扶贫机制,将扶贫款直接给予民众。
    
    澳大利亚广播电台记者问为什么中国近年来资金外逃严重?我说: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法治环境恶化、经营环境恶化造成的。中国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相当不力,比如重庆打黑采用无法无天、捏造罪行的方式没收了大量企业家的财产。企业家在中国没有安全感。
    
    香港明报记者问十年成就展,我说:十八大之前肯定要突出成就和喜庆色彩,可以理解。十年来也的确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等成就,但是也存在腐败状况恶化、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
    
    美国记者问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如何?我说:美国是政治经济分开的国家,中美经贸关系会进一步推进,中美都力推自由贸易。经济关系对于中美政治、军事都起着正面辅助与缓冲的作用。中美都需要以经济牵制对方,没有自由贸易的牵制,中国可能走向封闭甚至法西斯化,美国可能会轻易对中国开战。
    
    韩国首尔新闻记者问十八大主要的看点是什么?我说:一看领导班子是不是改革开放的班子。二看政治报告是不是诚心实意推进改革的报告。真正的改革是走向“平民市场经济”而非权贵市场经济、走向民主法治与公民社会的改革,否则都是假改革。
    
    墨西哥记者问中国的腐败问题如何解决?我说: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依靠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来解决,特别是要在新闻监督、权力制约、财产公开、财政公开方面下功夫。
    
    湖南电台记者问:银行规定信用卡透支逾期高额罚息,而且不是按欠款额罚息而按透支额罚息,如何评论?我说:中国没有确立消费者主权,规则都是垄断者单方面制定的,消费者、银行储户都处于被动挨宰的地位,当局因与国有银行是父子关系,对于不公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解决之道是打破垄断、鼓励消费者集体诉讼,让政府处于裁判者、公平维护者的中立地位。
    
    时代周报记者问上海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要推广,但有些企业税赋反而更重了,怎么办?我说:增值税的抵扣应当范围更广,所有的采购都应列入抵扣范围;增值税税率应当进一步调低,中国增值税税率平均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是所得税,而中国的第一大税收是增值税,抑制了生产,导致企业税赋沉重、实体经济滑坡。所以增值税税率应大幅度调低,同时加强对于富人所得税的征收。
    
    湖南交通台记者问:有报道说2005年就准备出台的工资条例由于受到垄断企业的阻挠而至今没有音信,你怎么看?我说:既得利益者出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考虑反对出台工资条例并不奇怪,关键是政府要建立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公正博弈的平台,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定过程要公开透明,举行听证会,让民众拥有话语权、参与权。各级政府不要站在垄断企业的一边,也不必站在职工的一边,而是站在公正裁判的立场上。
    
    香港明报记者问宁波镇海有人“散步”,提出学习香港人的做法,自备垃圾袋,不破坏环境卫生,怎么看?我说:大陆人应当学习香港人的法治精神和公民意识。它说明中国人越来越成熟,倾向于以理性、和平、文明的方式表达诉求。当然,还会有一些人利用群体性事件表达自己的不满。中国也还存在广泛的非理性。
    
    香港经济日报记者问对于纽约时报报道的看法,我说:纽约时报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在美国,媒体是强势的一方,可以捕风捉影地报道,而当事人是弱势的一方,除非能够证明报纸是故意的恶意的散布谣言,否则捕风捉影的报道也不受法律追究,这样有助于监督官员。但是纽约时报客观上打击了中国的开明派、改革派。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问:对于纽约时报关于领导人报道的看法,我说:纽约时报的报道全部是对于有关人员的采访、传闻,没有提供任何一项证据,比如股东证明材料,更没有证明财富与权力有关。当然纽约时报享有新闻自由权,当事人可以澄清、起诉,但是纽约时报的拿财富说事而不是拿证据说事的做法是不公正的。
    
    中国商报记者问国务院拟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如何评价?我说:如果不从抑制官权、打破垄断、扩大公民话语权、参与权入手,收入分配改革将沦为口号。一次分配要打破垄断,赋予工人组织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农会的权利和集体谈判权,二次分配要降低政府成本,减少三公浪费,提高社保水平;三次分配要慈善民间化、扶贫款量化到个人,如果像目前这样慈善款90%、扶贫款100%给了地方政府,难以改变穷人的生活。
    
    天津电台连线问铁道部宣布实行会员制,你怎么看?我说:铁路目前主要属于公共产品而不是完全的私人产品,如果铁道部政企分开了,成立只进行宏观管理和规划的铁路总局和若干个铁路总公司,而铁路公司市场化经营,打破垄断,开展竞争,这时才能推广增值服务、差别服务。目前铁道部的重点是解决一票难求。
    
    澳大利亚记者问从手表哥的腐败被查处说明了什么?我说:说明网络反腐、微博反腐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也是传统媒体的悲哀,是由于中国没有建立阳光财产制度、新闻监督制度所造成的特有现象。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领导人是否会完全接班?我说:如果能确立全权、完全接班制度,这是这一代对于国家稳定和完善接班制度的贡献。
    
    泰晤士报记者问怎样看待中国的腐败传闻?我说:有些仅仅是传闻,没有彻底、独立的调查。当然,中国需要建立阳光财产制度即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这样才能清者自清。
    
    湖南广播电台记者问标普公司对中国铁道部负债情况评级负面,而国内大公评级却对铁道部AAA高信用评级,你如何评价?我说:国内中介机构、评级机构往往不独立,受行政影响,或者必须官商勾结、至少不得罪行政机关才能生存,所以缺少科学性。错误的评级、评估、调查,既影响对于经济的判断,更误导决策。
    
    陕西广播电台记者问:北京市工商局重罚耐克公司,如何评论?我说:长期以来,中国人唯恐失去外资、唯恐得罪跨国公司,而有些外资企业在中国不但享受特权,还进行商业歧视、商业欺诈,现在中国经济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对待不良外资、消费歧视、商业欺诈应当重罚。
    
    北京科技报记者问:十年来大事——战胜萨斯是之一,有什么经验与教训?我说:积累了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政府看到了疫情信息不公开的危害;促使政府投资建立了全国疫情防控体系。教训是:在发生重大疫情、灾难、突发事件时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掩盖、隐瞒,中国必须致力于建立阳光政府,才能避免灾难!
    
    美国记者问:中国目前城市平均退休金1千多,农村平均几十元,中国做好了应付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准备吗?我说:一、权力结构决定分配结构,目前中国GDP中政府拿走过多,政府成本过高,用于社会化养老的资金比例过低。二、中国有能力解决养老问题,比如国有资本巨大、国有企业利润高达2万多亿,大部分都应当社会分红,用于养老。
    
     今日美国报记者、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记者分别问怎么看待美国最后一场总统竞选辩论?我说:我在宾馆正好看了CNN直播的辩论,我感觉奥巴马明显占上风,罗姆尼像是小学生在听讲。虽然罗姆尼指控中国是汇率的操纵者,奥巴马说要让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但是他们的对华言论还算温和。中国政府也不会太在意他们的竞选言论的。
    
    香港电视TVB采访问:为什么中国的公款吃喝那么严重、中国人食物浪费极其严重?我说:一、中国的财政支出是官本位的,没有建立严格预算、阳光财政。二、对于官员浪费公共资金缺乏民主监督。三、由于法治不畅,人治横行,中国是人情社会、吃喝社会,人们以铺张浪费摆阔、显示面子。
    
     《看天下》杂志记者问:你为什么在2005年提出了要为重大灾难中遇难的同胞下半旗致哀?我说:一、当时中国发生大量的矿难,动辄死亡上百人。我认为中国应当重视每一个生命。美国、俄罗斯等国都为平民遇难下半旗。二、当时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不久,提出以民为本。我认为中国应当从官本位转向民本位。
    
     中国商报记者问中国经济第三季度数据表明经济仍然下行,是否第四季度会改善?我说年末有翘尾因素,美国经济也有改善,但是总体上来看,因为结构性因素,第四季度中国经济明显改善的可能性很小。未来中国在保增长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了调结构及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垄断的改革。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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