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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26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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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小国林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地理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
    
    谢选骏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中写道:
    
    事实上,自从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欧洲一直存在一种再度统一的努力。“欧洲统一”的理想到其实践的过程,从思想家向政治家延伸,形成了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现实。早在中世纪,普世精神的基督教不仅使欧洲在精神上空前统一起来,还以遍及欧洲各地的教会组织使欧洲具有一个统一结构的网络。欧洲边界向东扩大的趋势,在十五世纪西欧人制作的地图上已经表现出来,十七世纪的欧洲地图则明确包括了俄国版图。
    
    如前所述,在古代中国,“天下”是人们寻求的统一范围。“天下”即“海中地”,其边界是“四海”,四海之内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世界”。古代中国第一次完成这样规模的世界统一的是秦汉时代,此后的中国,实现统一和天下分裂,交替进行。统一和分裂的时间按照不同的算法,有长有短。
    
    罗马帝国的征服在地理上不同于中国,因为它是建立在“地中海”而不是“海中地”之上的。同样,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也远远比中国零碎,被地中海、黑海、里海所分割。在整个欧亚大陆,能够和中国匹敌的地理规模只有寒冷的俄罗斯与炎热的印度。秦两汉帝国能击败和逐走匈奴人,罗马帝国则无力战胜东方的波斯人和北方的日耳曼人;元明清帝国可以兼并游牧与农耕、构造二元社会,欧洲却迟迟无法建立持久和平。这不是因为罗马人、西方人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太琐碎了,无法形成地理中心。结果不仅欧洲的而且西亚的君王已不能像中国的“天子”那样把“一统天下”当作最高目标。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称霸一方的帝国,帝国观念就是一种次等的统一观念。
    
    但尽管如此,“统一的观念”也并未因帝国的衰亡和蛮族的入侵而在欧洲湮灭掉,相反欧洲人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仍然进行了一系列恢复统一帝国的努力。六世纪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把“全部政策都指向建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和复兴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罗马帝国。”他说:“我们将重建过去的一切……我们要重视罗马人的名誉、确保过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他的征服活动也曾把大部分地中海恢复为“罗马湖”。但他死后才三年,征服地就开始逐渐丧失,因为靠希腊半岛统治意大利半岛,就像靠意大利半岛统治希腊半岛一样艰难。
    
    七至八世纪,崛起西亚的阿拉伯人猛攻拜占廷帝国,得地甚广,但君士坦丁堡却久攻不下。他们只能绕过地中海,从北非迂回欧洲,夺取了西班牙后还是在高卢南部被法兰克人击退。回教势力也不能征服欧洲、统一西方。八世纪下半叶,新兴的法兰克加罗林帝国重温查士丁尼的帝国梦,查理大帝可说完成了“把法兰克统治扩大到包括所有日耳曼人在内的这一事业”,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岛除外。他在800年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西罗马帝国借日耳曼人还魂,表面复兴。实际西罗马故地在此并未统一。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理想,在西方一再失败,实在有其地理因素。后继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九、十世纪,维金人、萨拉森人和马札儿人不断围攻法兰克帝国,罗马教庭和神圣罗马帝国也为了同一个统一目标而火并,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因为罗马帝国那样的高度集中,在欧洲的地理条件下,只能“随缘”,不能“强求”。
    
    有地理层面的。
    
    还有精神层面的。
    
    奥古斯丁在其双城记也就是《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四卷15章里说提出了一个问题:“好人希望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是否合适”?他指出:
    
    那么请他们考虑,好人乐意扩张帝国可能是不适宜的。因为,帝国得以扩张的战争是邪恶的。如果能够对邻国保持和平与公正,那就绝对不会在任何挑唆下对邻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国家都保持着较小的规模,人类会比较幸福。这个世界会有许许多多的!各个民族的国家,就好像城市里有许许多多公民的房子。因此,战争和征服能使不受约束的恶人感到快乐,而在受到约束的好人看来,则必然是一种可悲。然而,恶人统治义人是一种更大的不幸,所以这种必然性也可以被义人恰当地视为幸运。元疑,与好邻居和平共处比用战争手段征服恶邻更幸福。
    
    如果你希望能够征服你仇恨或害怕的人,那么你的愿望是恶的。如果罗马人能够建立这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罪恶的战争,而是靠公义的战争,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把外族的不义之神当作女神来崇拜。因为我们看到,这种事与帝国的扩展有很大关联,因为这些神灵把外族人变得如此不义,使得对他们进行正义之战成为必需,从而使帝国得以扩张。如果恐惧(Fear) 、害怕(Dread) 、症疾(Ague) 也可以作为罗马的神灵,那么不义,至少外国民族的不义,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位女神呢?因此,靠着这两位神,亦即外国的不义和胜利女神( Victoria) ,尽管朱庇特什么事也不做,罗马帝国也能得到扩张,不义女神使战争有了理由,而胜利女神使这些战争有了一个幸福的终结。当这些事情都被当作朱庇特的恩赐,而又由那些神灵来完成的时候,朱庇特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呢?这些神灵本身也是神,或者被称作神,被当作神来崇拜。如果朱庇特本身被称作帝国,就像帝国被称作"胜利"(Victoη)一样,那么朱庇特在这里也许还有些用处。或者说,如果帝国是朱庇特的恩赐,为什么不把"胜利"也当作他的恩赐呢?如果朱庇特不是一块在卡皮托利山上受人崇拜的石头,而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确实应该如此。
    
    ……
    
    这可能才是欧洲统一的精神障碍。
    
    比较一下,处在罗马世界与中国世界之间的两河世界,或许会有更多的启发性。
    
    阿卡德帝国的第三代国王纳兰辛〔约前2254—前2218年〕以世界之王自居,其胜利碑文〔Victory stele of Naram-Sin〕写着:“纳兰辛,强者,天下四方之王,一年间九次战役的胜利者……”。这座红砂石质地的石板浮雕,高约二米,制造于约公元前2300—2200年之间,刻绘着纳兰辛国王率军翻山越岭同敌人战斗的场面:纳兰辛王占据着上层空间,体型最大,身下的士兵列队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敌族士兵局促于石碑的边缘,构图具有统一性。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纳兰辛的自大以其实力为基础,其统治期间阿卡德帝国的势力达到巅峰,政治稳定,王权统一。中央集权的结果,即是对君主纳拉姆辛的神化。
    
    回顾一下奥古斯丁两千五百年的纳兰辛,就够狂妄的:
    
    以往的国王们,在神面前都谦卑地自比为恭顺的“仆人”,纳兰辛却认为自己像神一样伟大,所以,他在上述纪念碑中,就踩着敌人和军队,高高站立在胜利碑的顶端,头上戴着多层锥形角冠──这种多层锥形角冠,在两河世界原本只是神的专属。另有一件刻有纳兰辛国王之名的瓶子,就用阿卡德语刻着“纳兰辛,四极〔世界〕之王”的铭文。在其他铭文中他的名字后面通常都是代表神的星状楔形文字符号,他经常夸耀自己是“神纳拉姆辛,伟大的人,阿卡德之神,四极的君主。”从此以后两河国王常常自视为神。纳兰辛所开创的这股“个人崇拜的神化作风”,后来乌尔第三王朝君王也多沿用,甚至连某些小国也流行此风。而王权的统一还导致度量衡、泥板形制与书写等诸项行政管理的改革,并对玉石雕刻技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为什么两河流域也像中国一样具有领袖神化的特征?除了人种方面的原因,我想最大的相似来自地理环境:两河流域是一个小规模的“中国”,在两河之间拥有一块相对完整的中原地带,具有一个明显的地理轴心,可以带动周边的历史进程。但是后来,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文明兼并的时代,两河流域的封闭性终于被打破,像现代中国一样遭到边缘化。
    
    参照以往的历史再看今日的世界,自然不难理解,在文明普及化所造成的统一趋势下,分庭抗礼的帝国其实是不堪一击的。
    
    在帝国时代的阴影下,小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同样,在全球时代伸其触须于宇宙探险的步履中,帝国还会弥留,但也仅仅是一种弥留了!天下国家已经为时不远,它的来临仅仅有待于一场“新文化战”的胜利。
    
    什么是“新文化战”?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文化”:我们是在中国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文”在古代的原始意义指玉的纹理,引伸为“人文”是人的纹理,“天文”是天的纹理。《易传·贲卦》彖辞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的“人文─化成”模式,即是“文化”的原始意义。除了“人文之化”,文化还包涵天文之化。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年〕的历史寓言集《说苑》的第十五卷《指武》里面,也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说法。其中的“文化”就是与“武力”对称而言,故“文化”亦涵有文明教化之义。
    
    我们为什么提出“文化战”的概念?正如《说苑·指武》在上文的“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后,紧接发挥所说的那样:“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昔尧诛四凶以惩恶,周公杀管蔡以弭乱,子产杀邓析以威侈,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佞贼之人而不诛,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谢选骏注:流传至今的《周易》经传均不见此引文〕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也,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者,何也?昔明王有绂冕以尊贤,有斧钺以诛恶,故其赏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变。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贱孺悲,无以罚之;故天下不从。是故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没有“斧钺以诛恶”,就无法“赏至重、刑至深”,就无从实行“天下变”的壮举。
    
    天下国家迟早将打破现存的人种界限,导致一个新的“世界种族”的兴起,这也许通过生物工程来实现,也许仅仅需要传统的即“婚配”的方式来实现。新的世界种族也许沿着印度的种姓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也许沿着中国的礼教制度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但我们希望它沿着更为文明的、更为注重文化特征的“中国方向”发展,而不要采取更为野蛮的、注重生物特征的印度方向。这样,社会不再受到隔离与分裂,而仅仅是在秩序中,使得所有种族的成员都将有机会在艺术、科学、政治、宗教上,一同参与,经过中和的世界将提供更大的潜力,在礼制的护育下生长起来。这新的全球种族将集合各种族之长而一统之,使得“地球文明”成为现实。精密的控制论不再有用武之地,正如《韩非子·大体》篇所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因为“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的整合之局,已经开辟。
    
    在全球性的整合面前,国家意识就像地方主义一样,作为旧时代的残渣余孽将被铲除,因为它的基础已经垮台,主权国家既然不复存在,它的意识形态之消亡,亦非人力可以挽回。这是命运。命运的宣告者,尽可能用和平方式完成这些,因为这一空前变局下隐藏着空前和平与长安。人的惰性会阻止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富于武德〔“止戈”〕的整合全球者,切记行事中庸的原则:即使鼓吹“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决不采用有损于最终目的之过激行动。“中庸之道”作为“生命的原理”,不是作为取胜的策略来使用的;仰仗暴力的秩序不能持久,暴力的作用在于“止戈”即平定敌对的暴力,仅此而已。对待和平的敌人不可使用暴力,天命所归者能战胜任何一个敌人。摧毁敌对的暴力亦不可无情,“矫枉过正”只是屠夫的借口,不分青红皂白地行使暴力,并倡导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捷方法,必将破坏新的文明。
    
    全球文明不以“国”为限制,因此“爱国”反倒成为全球文明的分裂因素。合一的而不再分裂的文明展开,把人类携至一个新境,后人将以全球政府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史”的开始,不是“民族史”,不是“国家史”,不是“文化圈历史”,而是人类史。
    
    文化战可以同化全球居民、造就世界公民,不再受到民族、文化、国家、种族的分裂,共同形成世界精华。唯物主义不再主宰生活的原则,支配人类精神的将是世界的创造。〔关于文化战的内容,请参见本书第二十八章《新文化战》〕战国时代的商业主义毒雾不再困扰冰清玉洁的山峰,眺望与沉思变得可能,易化的洪流退去了虚无主义的帷幕。
    
    也许只有到了那时,欧洲的统一才会完成。在此之前,无论“欧盟”多么努力,也是无法统合欧洲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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