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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与天主教会的没落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25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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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的《神学大全》出了中文版,印刷了十七厚本,包括了六百一十三个论题,巨细不遗,字数超过六百五十万字。行文旁徵博引,字面浅显易懂。以第一册来说,引用超过二十四位作家的作品,引证的亚里斯多德著作就有十四本、奥古斯丁的著作有二十八本,堪称基督教神学的集大成者。


(一)

不过从时间表上看,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与天主教的没落,是一致的。

谢选骏在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中国的四季》(原名《五色海──王者之言》)中,有九个段落提到托马斯·阿奎那:


1、

有两种哲学:“年轻的哲学”与“年老的哲学”。年轻的哲学是主动的、开放的哲学,它常常作为科学发现的前锋出现在历史之中。年老的哲学是被动的、封闭的哲学,它只充当“集大成者”的,即掘墓者与立碑者的角色。它不是那活生生的趋向统一的不断运动。前途伟大的统一,须是发展中充满活性的统丁。这种统一,不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结果”;而是一粒精妙绝伦的“种子”,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运动……它,含蕴着能动的生机。年老的哲学,不仅拘泥于现有的科学结晶,而且抱住业已发霉的结晶。天主教会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对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年)学说的敌视;普鲁士官方的黑格尔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滑稽探讨和可怕断言就是“年老哲学”的历史典型。它,像是不朽的幽灵一样死死地缠住活人的身心。甚至它在现代人的心灵中,还有强大的统治力和威吓力。

世界哲学史的例证和世界哲学界的现况可悲地显示着,年老的、封闭的哲学比年轻的、开放的哲学更易于统治人们的心灵。这是人性中的惰性使然。而往往,还和少数人的既得权益与虚荣心理纠结在不起了。只有极少极少充满热烈探索精神的灵魂,才敢于为人类现有的视线打开一片又一片的新视野。这种灵魂,是人类智慧的大见证,也就是人类智慧本身。


2、

我们的哲学是“星空的哲学”。

但在更高者的咄咄逼人的笑视之下──它竟然也是这般浅陋……充满如此之多的“人情味儿”……

距离,这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哲学也是这样:你要从远处来看它。如果把它放在世界文化大潮汐的宏观背景下──它就显得如鱼得水,虎虎而充满生气了……

所以,请原谅我们的鲁莽、粗疏──这是生命之花的苦涩之香……不要嘲笑它不合“规矩”的地方吧──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因为,──它渴望一种静默在“无言”中的更高秩序!

新路也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颖的绝望和新颖的希望……

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压制哲学”。压迫,有时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而反抗的力量本身也会意味着一种新的压迫。在社会领域如此,在哲学与文化的领域又何尝不然?互相渗透与“辩证的”,分属于两个哲学天地──它们不会走到一起,更不用说“融洽相处”了。──“正名”,这是中国精神革命的启始。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它,必能呈现一个全新的文化洞天于我们面前。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唯心”(理想)主义、“唯物”(求实)主义──在哲学教师的心目中,是固定不变、泾渭分明的。但生活,包括文化精神的生命之流──却不如此。它们全都带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新的哲学,必须适应生活的这些特性。

“压制与反压制”的范畴──终究比“唯心与唯物”的概念,更能切合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常识和心理状态。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越来越临近二十一世纪了。这正如对十九世纪的科学常识和精神状态来说,唯物与唯心的分类法曾经显得更为切合。

所谓压制的哲学,就是官方哲学,就是统治阶级藉以维护既得权益的精神武器。它压制活的东西,迫害新的思想。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使现存秩序永远存下去。秦始皇曾用“万世一系”的口号宣布过狮王的理想,并在他那几块歌功颂德的破石头中阐述了野兽的哲学。所以这一理想却是历史发展的障碍。活的历史和死的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二者之间的妥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最后,死理想的被遗弃、活历史再次流向神奇的远方──一个历史性的“大圆”再次告成。

董仲舒、朱熹之辈的哲学,也是压制的哲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of Stagira,前384—前332年)、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之流的哲学,从其文化功能上说来,也是如此。相形之下,周敦颐的哲学和奥古斯丁的哲学──还带有更多的活力。也就是说,内含着更多的反抗当时统治意识(“普遍信仰”)的精神。它们还没有上升到官方地位,它们还有着极大的包容力和极强的弹性(不确定性);因此,还没有对人的精神发展构成压制。

未来的新天新地在它的阵阵潮涌中,浮现出岛屿和大陆。

3、“综合”是没落之果

古典综合哲学的大师黑格尔,那是一位前工业革命时代的见证人。如果,工业革命的巨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来五十年,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黑格尔的“哲学大全”(类似托玛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了。因为那套荒唐的胡说完全是建立在“前蒸汽机时代”的相对静力世界上的。他的哲学,是普鲁士王国那群呆鸟的静态见证。

“浮士德”,作为动力世界的精神预兆,尽管早就出现在原始日耳曼人的想象中;但作为它的物化形式的蒸汽机,却只是在十九世纪才崭露头角。黑格尔,尚未在他的哲学脑筋中体察到蒸汽的冲击。所以,他的哲学文献只是记载了旧世界无可挽回的没落,并未透露出新时代的曙光。

十九世纪后年叶的哲学,已经发现了蒸汽的可怕冲力。但仍以静观的态度来消极应对它。斯宾塞之辈的学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位半日耳曼人的心目中;“力”还是可以确切描述的。这显然是静态的动力世界观。尽管他从马尔萨斯和达尔文那里抄袭了不少东西,但真的哲学只发自生命本身承受压力时分的苦痛呻吟。

“力”,对人类心灵的冲击不断深化着……终于导致这一类哲学观的破碎,四世纪末叶的哲学陷于绝望的焦虑与变态的反应中。作为哲学家的尼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综合性的哲学分化为形形色色的依附性学说。有的依附于心理学,有的依附于社会学,有的依附于经济学,有的依附于伦理学,有的依附于科学,有的依附于政治……二十世纪的哲学,也未能从这种可悲的依附状态里完全解脱出来,它至今仍是陆象山所谓的“支离艰难之事”,落入“以学术杀天下”的拔本塞源的绝境里。

二十世纪初时的柏格森也许是个例外,他朦朦胧胧地遥遥望见了新的综合哲学的点点星光。这些星光充满彻人肺腑的诱惑力。诗一般的迷惑力。他倡导以直觉去捕捉生命的力,流动的力。但是,柏格森的诗人气质远远超过他的哲学家气质。他是属于先知一类的人物,而综合哲学大多是由学者型的人物来提供的。他们是,先秦的荀子,宋代的二程;古希腊的柏拉图,罗马的普罗提诺;以及近代西方的康德。显然,像这类划时代的哲学明镜,并不适宜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气候。

4、

在一神论的传统西方社会,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或是“分庭抗礼”由来久矣,不像在多神教的中国,科学和宗教经常混合在一起,形成所谓伪科学。

宗教作为直觉的产物表现为信仰,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表现为实证。区别尽管如此,由于它们同生于人们的心里,自古以来又彼此渗透。即使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统治时代,科学作为神学的婢女而存在,神学的论证还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性与实证的方法“

从基督教发展的历程看,耶稣和保罗是两个重要人物,耶稣开辟了上帝的新约,而保罗则把这新的信仰推上了国际舞台,从《圣经》记载看,这两位都是直觉强于理性的。在基督教后来的发展中,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St.1224─1274年)是两个重要的思想代表,但他们的信仰内涵已被理性和实证的方法遮盖起来,甚至是用理性和实证的方法开路,去说明信仰与直觉。在东方世界的佛教发展史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假象,即宗教的直觉与信仰,被装裹在大量的理性与实证的推导程序中,其程度较之基督教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佛教的创始人那里,哲学倾向从一开始就比宗教倾向更为明显。原始佛教的信仰,很大程度上依靠哲学的悟性来支持。佛学大师的信仰,依赖理性证明的程度是根深蒂固的,今人已经不再接受佛教的信仰,但依然对其派生出来的论证方法之睿智发出惊叹。佛学大师对人类精神现象所作的心理分析的精致性和深刻性,甚至远远超出西方迄今为止的心理学,尤其是就哲学意义而非实证科学的意义而言。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脱基入佛”,即脱离基督教而进入佛教,这个过程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的。

在心灵死去之后,方法倒还活着。这似乎充满了讽刺意味。当今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处在注重方法而忘掉心灵的文化季节。人们已亡丧了“羊”,却还在“歧路”上自得其乐,羊就是“一元真理”,歧路就是“多元价值”。

科学作为一种“对万物和人都予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系统化方法”,当然既非真理又非价值,而只是工具。至于现代宗教则更是依赖人的心灵体验,而非客观的启示,所以有些基督教派竟然流行违反《圣经》的同性恋。科学是知觉和经验的延伸,宗教是感受(也可以称作“灵魂”?)和体验的延伸。而马克思主义者只强调前者而完全抹煞后者,结果是用后者代替了前者,形成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悖论。例如,当马克思强调“宗教是鸦片”的时候,他的虚拟前提是“没有经验以外的世界”,可是他这么一个血肉之躯怎么能够断言自己已经知道了宇宙的全部奥秘,“从而能够正确地断言什么存在,什么又不存在呢”?他这块腐肉又怎么可能“正确地预言”那个虚幻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实现”呢?

宇宙和幸福一样,都是无法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法”予以测量的。对一个穷人来说,很少的一点财富和收获就能构成“幸福”,而对一个富人,比那穷人的财富大上几千万、几十亿倍的财产,也无法保证他的幸福。这无非因为,可以定量定性地予以测量的东西,对人来说永远只是外在的而且是较小的因素。宇宙的不可测与幸福不同的是,宇宙这个外因太大了,是相对脱离人的知觉和经验的。

可以定性定量的东西,被认为是“具有严密性”的东西。其实,这种严密性是人自己创造并贴加上去,而非事物固有的。“严密”和“精密”,都是从人体生发出来的,然后再化为外在的尺度,人们通过这一转化所造成“理性范畴”对万物和他人作出了理解,并通过“理解”而实现了认知的把握甚至具体的占有。在这条漫长曲折的“理解之路”上,各不相同的“内在体验”在“齐一化的规范”下,被阉割甚至腌制了。万物和人被“理”所分“解”,这就是“理解”,这就是通过支解而实现系统化的戏剧动作。

这是科学方法特别不同于宗教体验的一点。但宗教也并不完全排除“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只是说宗教的定性定量,要以个体的内在尺度及其体验作为基础。在科学意义上,“每个人其实都怀有一个不同的宗教,但所有的人都只能握有同一个科学。”

科学的外在尺度和“客观的规律”虽然不可等同,但它在个体和不同社会之间还是可以通用的。而且由于它的可通用性,而被误认为具有客观的性质。于是“普遍的看法”成了“真理”,作为流通于人间的精神货币,它的可验证性其实只是流通的交换功能。但交换功能绝非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交换功能的变异,科学的发展只能建立在对已有科学的否定及扬弃上。现代的科学理论,也从认识哲学和历史经验的角度,阐述了科学理论的可验性,并不等于它的真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严密性,会暴露出自己的阿基里斯踵,从而被新的范畴所扬弃和否定,使其丧失真理的身份。就像一条泥锹,又从渔夫的手中滑走了。对科学的客观性信仰,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为什么在世界各国纷纷破产的深层原因。


5、搁置判断甚至怀疑主义有其必要

事实上,只要我们不坚持对宗教(或“信仰”)一词作庞杂的理解,就可看到各帮宗教信仰都是劝人行善或至少是教人遵循戒律的(禁忌是宗教要素)。因此“坏的宗教”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宗教,而只是末路的宗教(或“宗教的末路”)。这种过了时的宗教信仰,流于迷信的陋俗。信仰世界中的习俗与普通民俗一样有陋俗现象。

大凡“陋俗”,在其产生之初,都有特定的文化功能,然而时过境迁,产生这类风俗的那些条件已经消失,因此这些不再拥有功能的风俗,就随之成了“有害的”。很难设想,如果一种风俗一开始就是“陋俗”,它怎能流传开来?

宗教与信仰的系统也是如此。它既然能够诞生,就曾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一切历史合理性都会随着历史的流易丧失殆尽,最后剩下不合理性躺在那里气息奄奄地阻挡人们前进:一种“坏的宗教”产生了。它之所以能够发挥坏的作用,无非是有活着的权势者在给它撑腰打气,使这僵尸的气息,得以“不绝如缕”,甚至登堂入室,主宰活人的日子。只因僵尸的消失,可能影响某些人得以生存的社会权力基础,它就被人为地、毫无理性地供奉着。

如果承认“坏的宗教”(例如杀人献祭的宗教)确实存在,那么,它的坏处就绝不仅是一个教义的问题。如果仅是教义不好,还可以通过活人的重新阐释而得达到调整。如果问题出在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家自己身上,出在他们的利欲熏心上,那么,这些“活的教条”比“死的教条”更可怕,他们不把死的信条向好的方向去阐释,反而出于私欲而强化它的消极方面。不难发现,一种信仰体系越是在发挥其坏的作用,它的背后就越是有个落伍而顽固的信仰集团,在充任其后盾。

说到底,坏的关键不在宗教精神,不在信仰的体系,而在那些掌握着宗教权柄的人们,他们杀死了耶稣也杀死了布鲁诺,禁止了彼得和保罗的传道也禁止了哥白尼和伽利略学说。并不是耶稣和使徒保罗的宗教精神,也不是圣奥古斯丁的教父学,甚至不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在反对科学,而是由那批业已失去信仰,也不再为基督教义殉道的高级教士组成的教会法庭,在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脑满肠肥,罗马教宗如利奥十世身患梅毒,花天酒地,他根本不信基督,是个玩世不恭无神论者和大彻大悟的人文主义者。他曾嘲讽说,耶稣基督的伟大就在于能给教会(其实是教宗本人)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他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即宗教的组织破坏了宗教的精神,信仰的集团摧毁了信仰的真谛。

综合上述几个问题看,在很多场合下,人们受到了语言的愚弄。语言发明出来,既促进了人类的互相交往,又在某些关键时刻制造了混乱。这种情况给我们什么教益呢?

最大的教益是:宗教的绝对主义往往有害。“真理走过一步,就是谬误。”

当然,我们也记住:激发英雄主义和献身热情的,是具有崇高风格和巨大能量的那些精神范畴,却是属于绝对主义领域的。而相对主义的观点,虽然透彻却很难激起类似的精神力量。

独断的自信,比对审慎的怀疑,更能调动生命的内力。尽管我们知道,在科学的发现中,搁置判断甚至怀疑主义都是很有必要的。但当人面临深不可测的选择时,审慎的怀疑主义却成为有害的举棋不定了。


6、

那么,宗教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

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当近代的欧洲人“没收和使用了宇宙万物,而且不是作为雇农,而是作为自耕农声称他们是大自然的绝对所有者”的时候,他们干下了一件亵渎神明和前无古人的事,但他们为这种渎神的行为寻求了一个宗教上的证明,那就是在经过了改教和反教这两个阶段的世俗化过程,确立了自己“一神之下—万人之上”的世俗主宰地位,走到了科学主义。为此,他们宣布了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从而,把“意志”推到了精神前台,揭开了二十世纪大动荡的序幕。

经过一百年徒劳无益的“国家与革命”(这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僭主,“伟大的列宁”的一本纲领性著作的书名),经过把国家当作战争机器的“总体战”疯狂,欧洲人终于明白,人类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环境代价,于是环境保护和绿色和平运动兴起了。他们认为,“错误的宗教就是那种允许牺牲人以外的自然来满足人本身欲望的信仰。”按照这一逻辑,那么整个人类文明也就等同于一个错误宗教的剧目了。说到底,那种“为满足人的欲望,在道义上有权利用宇宙的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神教所哺育的“科学主义信仰”的特性,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核心,是潜伏在人的自然性格(基因)中的一项贪婪的本能。因此,这种思想也必定在各种多神教的信仰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存在。哪怕是在以合理主义或务实态度相号召的中国儒佛道诸派学说那里,也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这种意识。

即使西方的种种“人本主义”,不也是以“为满足人的欲望有权力利用宇宙的思想”作为内核?即使绿色和平运动,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并不是以大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人类毕竟还没有进化到宇宙代表的程度。人本主义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可能是与科学主义别无二致的。甚至可以说,科学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借科学主义之手火中取栗,这正是所谓“早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晚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这里的区别根本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么“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因为反省并赞同“异化理论”而遭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整肃和清洗,但那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斗,无碍大局。正如九十年代又冒出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提倡马列主义的内部改良。这种“早晚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企图在“反对革命”的时髦中让马克思借尸还魂。

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导演的“农业集体化”和“极端工业化”所造成的人命损失、环境破坏、道德瓦解、社会沙漠化相比,倒是以神权主义特征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表现得缓和一点!因为,原始基督教以及流行于整个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东正教,在道义上毕竟是以抵制“人的欲望”为宗旨的,并且否认人有权力为了世俗的生活而滥用宇宙的资源。说基督教的一神倾向天生地包含以人类的欲望为中心而去滥用宇宙资源、牺牲宇宙万物的倾向,那是陷于现代唯物主义泥沼中的心灵所作的最后的挣扎,是一种超历史的“反思”,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一味强调宗教的精神对于历史的指导作用,可能是基于误解。例如,真正以“法”为根本的宗教运动,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说穿了,“以法为根本”,最多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或教义,即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式的神学系统,而不可能是社会实践或公众信仰中的宗教。以抽象的“法”作为广大群众的精神纽带,是过于理想化了。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护理由之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中国造成的恶果,并非主义的错误,而是愚民的滥用所致。再好的理论,也不能超渡那衰颓的文明于残垣断壁之中。事实上,在共产主义降临恶俄国、中国之前,这两个国家已经被外敌入侵给摧毁殆尽了,所以绝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绝望了的人民产生了一点吸引力。宗教所需者,是在变态环境下的变态人格,说的好听一点叫“超常人格”,这种人格被神化以后,就能打动千百万绝望的公众。所以列宁的模仿者希特勒虽然用“种族斗争”替换了“阶级斗争”来吸引德国的公众(一种抵抗了蒙古统治因而不同于俄、中两国的人群),但在企图发动“世界革命”以拯救本国社会的意义上,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列宁不可能兑现他有关废除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许诺,他不仅继续霸占沙俄从中国掠夺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他的政权秉承沙俄的遗志继续渗透、掠夺和并吞中国,以致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最后都不得不和他们翻脸,并揭露这群贪婪的列宁主义者是“新沙皇。

毕竟,社会运动、国家实体所诉诸的,不是智者的理性,而是大众的感情。基于虚无主义而取消了神格的宗教(如早期佛教、马克思主义)将因失其超凡力量,而失去黏附群众的能力,所以无神论的宗教一旦掌权,就必定与群众妥协,开始造神运动。

这在佛教社会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个人崇拜的崛起。而一旦强人死亡导致个人崇拜破灭,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因为失去黏附力而逐渐解体。

从另一侧面去看宗教,即使在最为非理性的、最讲求神格价值的宗教中,如果要想加强自己对于智者的说服力,而不是仅仅对于群众的黏附力,它也需要诉诸类似佛学、教父学、经院哲学、马克思主义体系等类的理论范畴。比如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虽然不同于大乘佛教以“法”为根本的体系,但他所论证的一些基本问题,却具有普遍的秩序意义,而不仅只是满足了人类的情感。这种普遍秩序、宇宙之法,其实是人的逻辑能力(IQ)的投射。正如“神格或超凡魅力者”其实是人的情感能力(EQ)的投射。如果把“神格”的宗教和“法”的宗教对立起来,等于是把“神格”和“法”看作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核心,是缺乏洞察力的表现。

实际上,在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系统中,无论是小乘佛教和在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还是大乘佛教和掌权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都包含着神秘位格和宇宙大法这两个部分,前者用以震撼人心,后者用以说明这种震撼。甚至在希腊城邦宗教的神话系统中,也有宇宙大法的存在。那就是被称为“命运女神”的神圣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命运女神的权柄不仅支配了人,也支配了诸神。在北欧神话中,命运甚至带来了“众神的末日”,毁掉了神界及其秩序的“命运”,正是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因此所谓“以法为根本的宗教”,即以普遍秩序为号召的宗教,并不只是大乘佛教一家。作为论据被使用的“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规律”,是各种宗教信仰都在交替通用的一支教鞭,更确切地说,像是乐队的指挥棒,为了谱曲者、演奏者的需要,而随意舞动。

这说明宗教信仰也和乐曲演奏一样,是“系统决定一切”的,而不是什么客观规律的。这也说明任何一种文化系统,大凡只要是可以独立运转的,必定具有理性和非理性这两重因素,它既要打动人们的感情,又得说服人们的理智。宗教和乐曲都不例外。宗教当然不像缺乏宗教体验的马克思主义外行所迷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鸦片”狂迷的一时冲动,当然也并非像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断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夺权成就仅仅是武力胁迫和骗术蒙蔽的结果。实际上,宗教也罢,迷信也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罢,其兴起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旧有的、干瘪了的理性范畴,已经丧失了社会效用,所以需要新兴宗教的狂热性作为替用品。因为这种多少带有“邪教”性质的起源,任何新兴宗教都必然具有“极端神秘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自命正教的传统宗教才有理由攻击新兴宗教为“邪教”。新兴宗教的说理成份,是后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附加上去的,以构成宗教的理论系统或叫做“宗教的理性一面”,以便吸引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这不仅在原始基督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广泛吸收上可以看出,也可以在佛教对婆罗门教的吸收中见得,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日益趋附下找到证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宗教的神在其信徒的整个历史中(而不是在其信徒的一时信念里),都是有一定寿命的,神会“死去”,正如亡灵的影响力很少超过百年。《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离娄下》)

我们可以把此“泽”理解成亡灵的影响力。孟子与孔氏及孔丘弟子无缘,不得其亡灵,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孔子学说,号称“私淑”。

宗教的理性这一面,号称“宇宙大法”,其实并非客观独立的自有永有者。因为自有永有者不可能被人类表述,且其启示也不是人所克制可知。任何这种意义上的宗教之理,虽然自命“宇宙之法”,但如果脱离了教主的人格及其创立的神格,就会变成一具僵尸,在粉饰的坟墓里“关河空锁祖龙居”。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这样嘲笑并有效预言了毛泽东的晚年。林彪很清楚,在“毛教”(毛泽东思想)发迹的历史上,农民式的个人崇拜是特别有效的催化剂。所以林彪为了保住自己,就大力倡导这种土财主式的胡闹,什么“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完全是《尚书》的“百兽率舞”和《礼记》的“向父母请安”加上民间信仰的“灶王爷崇拜”的混合物。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救星人格”所包含的情感的一面,那些理论和“规律”所代表的理性一面,则将被人厌弃,支离破碎,湮灭无闻。理性的一面,只是宗教用来推行社会化的工具。“民间毛泽东崇拜”的秘密,是把毛泽东画得越来越像是观音菩萨的模样,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像是个男的。而在生活里,我们知道,他的雄性激素是分泌得相当旺盛的。

其实,正如民间毛泽东崇拜所显示的,要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因为世界上偶像多得是,女的观音不流行了就换上男的毛泽东,男的毛泽东不流行了,还可以再换上女的妈祖。据公元前九世纪巴比伦官方所作的一次统计,神的总数高达六万五千万以上。每一个市镇再小,都有一位自己的保护神,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人的思想所及者,都有神明可供崇拜。美洲的玛雅人更有创造力,据现代考古学家统计,玛雅人共计有神十万!

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难的是在新文明道路上切切实实打动人们的感情,把感情与文明形成合力,促成民族的文化心理气候实现建设性的转变。事实已经证明,这既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思维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毛泽东的笑面佛像能够催化的。那是要仰仗某种创造性的而非杀戮性的人格,以此为核心,再加上合理思维的运用与说明,才能促成新信仰的流行。至于这种信仰本身,我并不知道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仅仅知道它或是“有效的”、或是如耶稣所批评的那样是“失了味的盐”……

在上述意义,我们说,宗教不仅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个终点:人们把对于世界的“最后评价”放在宗教里(而不是“宗教在那里独力创造了人的命运”)。


7、

恨是半个圆爱是半个圆,它们合成人类情感世界的全景。恨得厉害,爱得深厚;爱得炽烈,恨得刻骨。

仁爱是半个圆,残酷是半个圆──它们合成人类行为的整圆。在任何仁爱中,都有隐蔽的残酷;在任何残酷中,都有隐蔽的仁爱。

“有人欢喜有人愁”,愁与欢喜的因果关联于此揭然。世界的总量就是如此──欢喜是建立在愁的基础上的,愁又是以欢喜为前提的。愁与欢喜,不仅是互相转化的,而且彼此合一:合一为芸芸众生的哀乐之圆。吉与凶(神秘的),利与害(世俗的),生与死(生命的),荣与辱(社会的),甚至和与战……也是如此并存于更大的和谐中。

和谐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冲突的对位所构组的和弦”!

神秘主义与唯理主义是对应的。正如科学与神学也是对应的。而神秘主义的哲学与唯理主义的哲学是一更大、更广的对应。在我看来,神秘主义哲学与唯理主义的神学还可以互相呼应,彼此论证──前者代表了一个兴起;后者象征着一个式微。二者首尾相缠,则成一个精神的圆周。就西方思想言,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年)是前者的代表,托马斯·阿奎那是后者的代表。就中国思想言,庄子是前者的代表,董仲舒是后者的代表。阿奎那反对普罗提诺的异教性,董仲舒力主罢黜道家在内的非懦思想──但这并不能掩饰他们与其“私淑”的精神之父的血亲关系!

对于“现代”来说,“中世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如对于“中世纪的压制”来说,“罗马的颓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发达国家正面对的“后现代化时期”,肯定也将临到一百年之后的中国的头上,那时,“现代化”就是陈旧落伍的了,那时中国将面对自己的后现代发展。那时,“现代化”对中国将是依旧落伍的见证!又一种“罗马式的和平”及其颓废,要降临并覆盖地球,又一个“中世纪”的必要性又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显露在那时最有预见性的人们的心理地平线上!


8、

启示与理性,在这方面,实际上难于调和。欧洲人托马斯·阿奎那和印度人商羯罗(Shri Adi Shankaracharya,788—820年)在调和启示与理性上的失败,并非偶然的巧合。尽管他们的尝试是有益的,表明印欧思辨语言发展的极致状态……

其原因几乎是一目了然。启示是基于自然感情的圆融会通,而理性则基于文化概念的方块分析。欲二者调和,无异于“方枘圆凿”。

中国人的智慧,早就洞悉了此方与彼圆──实分属两个世界。二者的基点不同。它们的归宿岂不反驰?故启示型的心灵崇尚自然,理性型的心灵崇尚概念;启示的心灵产生哲学家,理性的心灵产生哲学研究家。

启示接近于“内容”,理性接近于“形式”……

但这是一对很难达到和谐的“生死冤家”!

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是:对某种“形式”,现存的人们仿佛比较容易地就取得了近乎一致的理解。所以,他们便称这一形式为“内容与形式高度的统一的典范”……但谁曾想到,这种“高度统一”,其实是“高强度训练的结果”呢!也就是说,人们是在一个形式面前,被齐一的训练,在其中发现齐一的内容!于是,训练成了“齐一之父”。

说什么“形式”后面还悄悄地隐藏着一个“内容”──这是康德式的二元论;而且比康德更坏的是,这不是不可知的二元论,而是独断的且还“辩证的二元论”(物质与精神的互相转化论)……

所谓“物自体”本是某种高级动物用以安慰自己的神话(即精神产品,这种高级动物就是“人类”);而所谓“内容”,就是这些高级动物力图塞入“存在”(他们称之为“形式”)的一些“意义”、“价值”、“象征”我们有权利自欺,但没权利欺人。

我们可以自欺,但最好明白自己正在自欺过程中跋涉──有时这并不削弱自欺的效果,也许反倒能加强它。

一个好的存在(人们将之简化为“形式”),决不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一个好的存在,必须首先是一个新的存在。而新的存在,不论是一个还是多个,不论是一点新还是一片新──就很难在现存的人们(这些人都是在传统教条的思想腌砚制中泡大了的)中激发出齐一的理解。因为据此而制定的训练日程表,还没有发明出来呢。因此,它只能依赖理解者们的本性,而不是依赖某种训练来达成理解……这样,对它的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样态……

食用俸禄的批评家们跳起来了,指责它“不成熟”,指责它“内容(理解)与形式(存在)的分裂”……──这就是不愿意浪费公帑的新事物的命运!

A,内容,只对“我”(表达者或接受者)有意义。内容于此“并不寓于形式”,而只寓于性灵。──你的,我的,他的性灵。不同的性灵,发现不同的内容。

B,形式:则只对观众、读者等理解与接受过程,才有意义。表达活动若无对象,即不可能,即使可能了,形式亦属多余。所以,怎样的时代产生怎样的形式──约定俗成。

C,内容:说话方式的应用,导致我们忽视哲学句子在语言方面的相对性,导致我们对一个哲学句子持有绝对的见解。(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年]《哲学与逻辑句法》)

由此可见,“绝对见解”是理解者与接受者的大弊。相对性,即对“语境”理解,应先于对句子的接受。


9、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战败者的学问”,而诗则是“战败者的歌”。密支凯维茨写道:“不。我要和暴风比一比力量,把最后的力量交给战斗,我不愿爬上荒凉的海岸,悲哀地计算着身上的伤口。”但是,他若不爬上海岸,又如何成为一位大诗人呢?如果柏拉图的叙拉古革命竟然成功了的话,那也就不会有什么《理想国》与《法律》诸篇了。马基雅维利也是如此。这正为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主旨所破:“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似乎已构成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一种“模式”。

当然,也有大量的哲学和诗是为胜利者写的。如被尊为官方思想的一论和供在庙堂里的颂诗。其中也不乏伟大的作品,如《颂》和《伊尼特》,托马斯.阿奎那和董仲舒之类。但这种东西大多是“集大成式”的,而非首创性的。首例的狂喜,多是来自被放逐的苦难。而而陷于顺境的人,更多是朝泄欲的方向去用力。(就这词的最深刻的、陷入本能之网的意义而言。)

现代的“学术”已沦落为什么?──斟酌各种说法而已。现今的“文章”已被蹂躏倒何等田地?斟酌词句段落而已。这是没落时期下学术、枯死时节的文章。

让我们在现代文明所造就的如此这般的无名荒漠中痛哭吧!

这时真理的亮光也许才透露出来:

纷繁生动的时节万象,一旦被条理化,就成了一挂整齐然而干巴的拖把布了。这就是“分析”的苦果?而人的“理智”,除了“分析”、“判断”以便“归类”、“收藏”之外,还能干些什么呢?它怀着满腔的“科学热情”(这本身就是一矛盾的连体),利用观念的裂变性,把世界撕成一条条的“理”“念”。然后再大言不惭地称此为“事实”、“因子”、“存在”……这就是我们“文明人的骄傲”?

以语言为基础进行的交往是皮相的。语言不能沟通两个隔绝的心灵。最传神的倒是那无言之境,某种基于生物场“电”──“磁”的感应!这默契包含的微妙信息,可以在神奇的“一瞥”中接通了、传递了!批判的分析能力是可怕的!像是福尔马林窒息了一切生命活动似地杀死并肢解了一切“美好的东西”!美好的感受的意义,在批判之光的高强辐射下,人生一切价值赖以存在的神秘感与可靠性,荡然无存了,一切魅力也在根子上被窒息了。社会生活的过强压力,使得批判能力恶性膨胀起来……而这一压力本身,又源于社会的危机状态。危机产生了批判,正如醒觉产生了意识。但社会的繁荣,却需要某种坚实的、不经理性批判的信念为基石的。这种“迷惘”──一旦被澄清了,理解的批判之光一旦升起,社会的固有秩序也就土崩瓦解了。

具有经久价值的思想无一不是“发展中的思想”。因为思想作为人生的一种分泌物也像人生一样,扩张感的价值是高于一切的!唯有扩张的事物,才真的可贵。这样看来,思想价值的前提并非思想的条理性;条理与“逻辑”只是思想用以说服听众的有效形式罢了。圆满的思想无懈可击,像是一件可爱的、把玩的艺术品,雕琢它的功夫远比做成它的功夫多得多,决不是新文化的前兆。作为新文化前兆,深思熟虑并不需要“条理”、“逻辑”来规矩自己。因为他的深处已有自我怀疑、自我证伪、自我更新的因子。有一天这因子发育了,自然铸成一个死亡与一个新生。


(二)

《神学大全》是十三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主要著作之一,是为大学学生编写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编写于1265—1273年间。全书分三集。

第一集论神的存在、神的属性、神的三位一体、创世、天使、世人及万物由神而来等问题。

第二集前半部论人生的目标、达到目标的方法、人的行为及其道德意义、人的行为准则、情欲、善习与恶习、律法、神的恩典、超世生活的原理。

第二集后半部论人归向神的道路,具体分析人的德行及恶行。这部可独立为天主教的伦理学。

第三集论救主、圣母、圣事、最后审判。

按照当时经院哲学所谓的辩证的辩论方法,每集分一百左右到将近二百部等大论题,大论题下包含若干小题目,每一题目又分作若干问题,再就每一问题分若干点,引经据典讲行论述。

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放弃传统的柏拉图哲学,接受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观点,以存在、本体为出发点,以感官及理智为对世界知识的来源,区分理性与基督教信仰的不同领域,开始以世界作为哲学研究对象,以理性作为达到真理的方法,对经院哲学加以革新。他虽然肯定了理性和哲学有自身的研究领域,但是仍主张理性服从于信仰、哲学为神学服务。他为了论证神的存在,探讨了存在的多重含义,并区分为一般含义的存在与“创在”,认为“创在”是最完美的超然于物的神。在他看来,神的存在不能以神的观念去加以证明,而只能通过神的创造物间接地加以论证。为此,他在书中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托马斯·阿奎那在书中还探讨了一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他指出,人的认识能力有三等:一种认识能力是感觉;另一种是天使的理智;再一种是人的理智,处于前二者之间。认识的对象和人的认识能力是相应的。如感觉的对象就是存在于有形体中的形式,即个体的形式。他认为,理智的知识是由感觉引起的,但感觉得来的认识只是理智知识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全部原因。在此书中,托马斯·阿奎那还探讨了共相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认为一般既在个别事务之先,又在各别事务之中,提出了温和的实在论观点。

《神学大全》涉及到政治、哲学、神学、伦理等许多研究领域,是中世纪天主教官方思想体系的综述。

作为一本书,《神学大全》相当完美,洋洋洒洒三百万字,论证遍及一切可以想到的精神领域。

由台湾“道明会”与“碧岳学社”联合出版的《神学大全》中文版,就有十七册之多:

第一册:论天主三位一体(I. Q 1~43)

第二册:论天主创造万物(I. Q 44~74)

第三册:创造人类与治理万物(I. Q 75~119)

第四册:论人的道德行为与情(I-II. Q 1~48)

第五册:论德性与恶习及罪(I-II. Q 49~89)

第六册:论法律与恩宠(I-II. Q 90~114)

第七册:论信德与望德(II-II. Q 1~22)

第八册:论爱德(II-II. Q 23~46)

第九册:论智德与义德(II-II. Q 47~79)

第十册:论义德之功能部分或附德(II-II. Q 80~122)

第十一册:论勇德与节德(II-II. Q 123~170)

第十二册:论特殊恩宠、生活和身分(II-II. Q 171~189)

第十三册:论天主圣言之降生成人(III. Q 1~26)

第十四册:论基督之生平与救世事迹(III. Q 27~59)

第十五册:论圣事(III. Q 60~90)

第十六册:论圣事:终傅、神品、婚姻(补编 Q1~68)

第十七册:论肉身复活的问题(补编 Q 69~99,及附录二题)

其中第七册论信德与望德、第八册论爱德就有将近四十万字:
神学大全-第二集 第二部 简介
神学大全-第一题 论信德
神学大全-第二题 论信德内心行为
神学大全-第三题 论信德的外表行为
神学大全-第四题 论信德的德性
神学大全-第五题 论有信德者
神学大全-第六题 论信德的原因
神学大全-第七题 论信德的效果
神学大全-第八题 论聪敏之恩赐
神学大全-第九题 论明达之恩赐
神学大全-第十题 总论不信
神学大全-第十一题 论异端
神学大全-第十二题 论背弃信德
神学大全-第十三题 总论亵渎之罪
神学大全-第十四题 论亵渎圣神
神学大全-第十五题 论心智的盲瞽与感觉的迟钝
神学大全-第十六题 论有关信德、明达和聪敏的诫命
神学大全-第十七题 论望德
神学大全-第十八题 论望德的主体
神学大全-第十九题 论敬畏之恩赐
神学大全-第二十题 论失望
神学大全-第二十一题 论妄望
神学大全-第二十二题 论关于望德和敬畏的诫命
神学大全-第二十三题 论爱德
神学大全-第二十四题 论爱德的主体
神学大全-第二十五题 论爱德的对象
神学大全-第二十六题 论爱德的次序
神学大全-第二十七题 论爱德的主要行为
神学大全-第二十八题 论喜乐
神学大全-第二十九题 论平安
神学大全-第三十题 论怜悯
神学大全-第三十一题 论施惠
神学大全-第三十二题 论施舍
神学大全-第三十三题 论兄弟规劝
神学大全-第三十四题 论恨
神学大全-第三十五题 论沮丧
神学大全-第三十六题 论嫉妒
神学大全-第三十七题 论相反平安的不睦
神学大全-第三十八题 论争论
神学大全-第三十九题 论分裂
神学大全-第四十题 论战争
神学大全-第四十一题 论争斗
神学大全-第四十二题 论叛乱
神学大全-第四十三题 论恶表
神学大全-第四十四题 论爱德的诫命
神学大全-第四十五题 论智慧之恩赐
神学大全-第四十六题 论愚笨


(三)

不过,如此浩大的工程,确实是在天主教开始没落的时代完成的,说来可巧但却绝对不巧的是,那也是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拉丁文:Cruciata,1096-1291年)终结的时代。

之后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了,一百多年一个脉动,直到十九世纪教皇国家自身的陷落。

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与天主教的没落几乎同步,好像一颗熟透了的果子。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2/12/26)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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