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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中国能够摆脱埃及的命运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23日 来稿)
    谢选骏更多文章请看谢选骏专栏
     在《罗马帝国的埃及化与西方世界的中国化》一文中谢选骏曾经写道:
    

    
    (一)罗马帝国的埃及化
    
    2012年9月3日劳工节,参观纽约“九一一纪念遗址”(9/11 MEMORIIAL)。
    
    感觉以下几点:
    
    1、美国社会还有强烈的历史感,所以它保留这道历史的伤口,警示后人,这肯定是美国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一个没有历史感的社会,是只能做埃及人而做不了罗马人的。而当代中国就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感的社会,所以它掩盖各种历史伤口,甚至“修旧如新”、伪造历史、磨灭历史的记忆。未来中国如果不能对此作出根本改变,就只能在全球政府、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仅仅充当建筑材料和模型示范,而不是充当领导者。
    
    2、2001年发生的“九一一恐怖袭击”肯定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之一。从那以后,美国变得封闭了,安全保卫工作剧增,社会效率急剧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经济发展受挫。最重要的是,社会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了,防范措施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美国社会陷入了被动状态,一天到晚等着别人来袭击。
    
    3、美国要扭转上述被动状态,唯有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社会所奉行的多党民主制是当今世界上统治基础最大的,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统治基础呢?还有比这个多党民主制统治基础更大的政治模式吗?我想还是有的:那就是通过一次转型,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的转型,这不限于美国,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可能的,但美国的条件显然比较好一点。所谓“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的转型”,也不是前无古人的事物,在历史上的文明扩张过程中其实比比皆是的,那就是类似于倭马亚帝国向阿拔斯帝国的转型,类似于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类似于秦朝向汉朝的转型。
    
    倭马亚帝国向阿拔斯帝国的转型,把国家从阿拉伯人的变成了伊斯兰教徒的;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把国家从罗马土著人的变成了各国精英人物的;秦朝向汉朝的转型,把国家从秦国人的变成了天下人的;而美国的转型将把国家从美国公民的变成世界各国精英的:其途径就是允许世界各国精英的就地归化为美国公民,而不必到美国来、经过层层极为繁琐的手续排队成为美国公民。也就是说,“改革美国移民观念”可以帮助美国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转型,其关键就是不再把移民从其它各国吸引过来,而是把自己的统治网络伸张到全世界的原住民里去,就像罗马人向全世界授予罗马公民权那样:那就需要用“汉朝式的各国同等、罗马帝国式的精英路线”,取代“秦朝式的本国优先、罗马共和国式的平民路线”。
    
    4、在美国的两大党(共和党与民主党)中,一般认为共和党是比较保守的,民主党是比较开放的,但实际上,能够领导美国走向世界国家的,恰好是民主党。共和党的“大社会小政府”当然是好,但实际上却是把美国束缚在传统的主权国家的框架以内。束缚在传统的主权国家未必不好,但结果却是被动挨打、日益萎缩,无法向前走入世界国家。
    
    5、“美利坚共和党合众国”与“美利坚民主党帝国”:这就是美国未来的方向选择。萎缩的“合众国”只有被人吃掉,而扩张的“帝国”才能吃掉别人。“美利坚帝国”的出现,就是“西方世界的中国化”;这非常类似历史上出现过的“罗马帝国的埃及化”。
    
    那么,什么是“罗马帝国的埃及化”呢?
    
    请看一则读书笔记。
    
    
    《罗马帝国的埃及化》
    
    
    公元前30年,屋大维在击败其劲敌马克·安东尼,废除其情妇——克娄巴特拉七世埃及女王之位后,吞并了托勒密埃及,并将其纳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作为罗马行省的埃及包括了除西奈半岛之外现今埃及的大部。埃及行省西邻克雷塔和昔兰尼加行省,东接犹太行省(后为阿拉伯行省)。埃及行省是罗马帝国主要的谷物生产地。
    
    埃及行省的第一任总督为科尼利厄斯·加卢斯,他使用军队控制了上埃及,并在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受保护国——该地区曾经为托勒密家族所统治,后被遗弃。第二任总督埃利乌斯·加卢斯曾经组织远征军试图征服后为阿拉伯行省的地区以及“福地阿拉伯”(现今的也门),但是中途受挫;原属埃及的红海沿岸则直到克劳狄一世时期才纳入罗马治下。第三任总督盖乌斯·佩特戎尼乌斯在其任期内疏通了荒废的灌溉渠,带动了埃及农业的复苏。
    
    从尼禄统治时期开始,埃及享受了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繁荣。不过此时也爆发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宗教冲突,这一情况在亚历山大港城特别严重——至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破之后,亚历山大港便成为了犹太世界的宗教和文化中心。图拉真统治时期,埃及爆发了犹太人的起义。这场起义导致了罗马对亚历山大港的犹太人的镇压,其利益也被剥夺殆尽。不过不久之后,该处的犹太人由回复了往日的生机。哈德良在其统治时期曾两次巡视埃及,并建立了安提诺波利斯城,以纪念其溺水身亡的爱人安提诺乌斯。从其统治时期开始,埃及各地都兴起了营建希腊罗马式建筑的热潮。
    
    安敦宁·毕尤统治时期的横征暴敛引发了公元139年的埃及起义。该起义由一个名叫伊西铎鲁斯的人领导,经过数年的抗争,最终被镇压下去。这次席卷埃及乡间的战火严重削弱了埃及的经济,标志着埃及经济衰落的开始。阿维迪乌斯·卡修斯——战争期间的罗马军队指挥官——于公元175年自立为皇帝,并得到了驻叙利亚和埃及军队的承认。后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废黜了并杀死了卡修斯,帝国才得以恢复秩序。类似的篡位事件还发生于公元193年,其时佩蒂纳克斯去世,佩斯坎尼乌斯·奈泽尔篡位称帝。公元202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给与了亚历山大港及其他埃及城市自治地位。
    
    刻有哈德良头像的埃及硬币,铸造于公元135年。硬币正面为斜躺着的拟人化的埃及形象,她手上握着传统的埃及乐器,背靠一筐谷物,在其脚边的廊柱上停靠着一只朱鹭。
    
    卡拉卡拉在其治内给予了所有埃及人以及其他外省人罗马公民的地位,但此措施仅仅是为了收取更多的赋税,随着皇帝欲望的与日俱增,各地人民不堪忍受越来越重的赋税。
    
    在公元三世纪,爆发了一系列的暴乱,既有军事暴动,也有城市公民的起义。公元250年,德基乌斯统治时期,埃及的基督教徒遭受迫害,但是基督教仍然继续在该地区传播。公元260年,埃及总督穆西乌斯·埃米利亚努斯支持了加利努斯家族篡位者——马克里亚努斯父子的称帝,后又于公元261年成为篡位者,但不久即被加利努斯家族击败。
    
    季诺碧亚硬币,硬币背面为季诺碧亚头像,并刻有其头衔——“埃及女王,奥古斯塔”,头像刻画了季诺碧亚所戴的皇冠和波浪发式;硬币正面为朱诺立像,其左手持权杖,右手持圆盘花饰,腿边伏有一只孔雀,其左侧有一明星。
    
    公元269年,巴尔米拉女王季诺碧亚征服埃及,使其脱离罗马统治,自称埃及之女王。她宣称埃及为其祖先居住之所,其家族渊源可追溯至克娄巴特拉七世。她接受了良好的埃及文化、宗教和语言教育,并谙熟于此。但是罗马皇帝奥勒良断绝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并于公元274年重新夺回了埃及;其后他又围困了巴尔米拉长达四个月,但是无功而返。
    
    后来,又有两位罗马皇帝——普罗布斯和多米迪乌斯·多米狄安乌斯相继崛起于埃及,他们均通过成功地发动叛乱最终夺取帝位。公元298年,戴克里先从多米迪乌斯手中夺回亚历山大港,继而获取了整个埃及行省。他于公元303年颁布的反基督教法令又开启了一个宗教迫害时代。这是针对在埃及地区稳定发展中的基督教的最后一次较为严重的迫害。
    
    当罗马人取代托勒密家族对埃及实行统治之后,他们对当地的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在最初阶段,罗马对埃及的征服巩固了希腊人和希腊文化的地位。托勒密家族希腊化统治时期的部分政府机构得到了保留,但其他部分则进行了调整,某些机构的名称虽未改变,但其职能和职权均发生了变动。罗马人对埃及行政机构的变革旨在使其成为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并能够收取尽可能多的赋税。埃及行省总督的职责包括了:指挥罗马军团和步兵大队,保证该地区的军事安全;负责该地区的财政和赋税;负责司法审判。
    
    罗马在最初四个世纪里对埃及进行的改革为其在之后两百五十年中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其所付出的代价则是政府机构日趋僵化、对地区的控制日趋高压。处于行政目的,埃及行省被细分为数个更小的省份,每个省份均派驻了民事和军事官员。至公元六世纪中期,东罗马帝国皇帝意识到该政策已不可行,遂将民事和军事管辖权统合于军事官员一身,以抗衡教会的权力。所有的地方自治权均被取消。军人阶级在埃及社会中日益显赫,其权利和影响力已经渗透至城镇和乡村的日常生活中。
    
    据《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载,公元一世纪时,罗马与印度之间贸易的起点即为埃及。自托勒密统治时期起,帝国政府赖以存在的财源就未发生过重大改变,但是新发展起来的更加复杂和精密的税收系统则成为了罗马帝国统治的标志。货币税和实物税都与土地挂钩,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以货币缴付的蝇头小税,以及贸易税等等。巨量的埃及谷物则被装船顺尼罗河而下,运至亚历山大港,其中一部分喂养了城市中的人口,其余的大部分则出口至罗马。尽管纳税人时常抱怨收税人的压迫和勒索行为,但是当时官方的税率并未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事实上,罗马政府积极鼓励土地的私有化和私人手工业、商业和贸易的繁荣,而低税率则会受到私人业主的欢迎。穷人则靠作为国有土地、皇帝所有产业或富人的私有土地的佃户营生,相对而言,他们负担了重得多的租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租税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总而言之,甚至在乡村一级,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和复杂程度都在与日俱增。以硬币为媒介,货物得以大规模的流通。在城镇和较大的农村,随着大型谷物产地的开发,较高层次的工业和商业活动也被激活。埃及的国内和国外贸易总量,在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间达到峰值。但是在三世纪末,严重的问题开始浮现。帝国发行硬币成色的多次降低损害了货币的信用,而政府征收的名目越来越繁多的实物税则使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地方政府越来越疏失、顽固和无效率,至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埃及已经迫切需要进行深入而有目的性的改革了。
    
    埃及行省最富裕的几个省均配置了少量的军事力量。而保证埃及谷物出口的顺畅,对于罗马城及其市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罗马在埃及驻扎了三个军团(后缩减为两个)——每个军团六千人——的兵力,此外还有数个步兵大队的后备力量,以保证埃及内部局势的稳定。在罗马统治埃及的第一个十年中,奥古斯都胸怀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试图扩大埃及行省的南部和东部疆域。早期驻扎在埃及的军队大部分来源于已经瓦解的托勒密王朝,由希腊马其顿人和当地埃及人构成。此后,逐渐地,罗马人成为了驻军的主要成分。
    
    
    二、中国在西方化,世界也在中国化
    
    俄罗斯《新闻时报》2009年10月曾经刊登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别尔格尔的一篇文章,题为《新的领导者》,副题《世界准备好迎接中国挑战了吗?》,大意是:“中国不会西方化,而世界将会中国化”。这当然是片面鼓噪,因为中国早就西方化了,马列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建立,就是一种中国西方化的结果。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事情的真实一面:中国在西方化的同时,世界也在中国化;正如中国在苏化的同时,苏联也被中国联合西方搞垮了。
    
    别尔格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能够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完成两次全面变革。更何况,在世界数千年的历史中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
    
    中国第一次极为深刻的变革是在六十多年前(1949年)发生的,它投靠苏联殖民主义。中国在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和全面统一的旗帜下努力建设一个奴隶制社会的新生活。
    
    中国第二次变革是在三十年多前(1978年),中国开始了“投靠西方资本主义”的改革。主要方向是向世界开放,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允许多种生活方式并存。
    
    世界舞台上正在出现一批新领袖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其中首先是中国。但是愿意追随美国的国家和人民会减少吗?北京在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明方面的作用会提高吗?
    
    英国人马丁·雅克写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雅克认为,当代中国正在重返儒学,中国不会西方化,而世界将会中国化。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上海将取代伦敦和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汉语将与英语竞争。儒学将在世界盛行。但这种预测与现实相差太远,因为现在的是加上已经没有一种“中国文明”存在了;有的只是一个统一的全球文明。
    
    如果把欧亚大陆比作一块三明治,那么俄国就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那块夹心。俄国人看中国与欧洲,肯定有其特殊性,因此我们不能相信俄国人的论断。但是俄国人提出的问题却也因为它们的特殊处境而有了某种超前性:西方世界是否准备应对中国的挑战,并利用中国的经验造福人类,西方世界能否与中国一道建立平等、互利和有效的战略伙伴关系?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未来。
    
    
    三、小结
    
    在我的思考中,现代中国在当今全球世界的处境,和古代埃及在地中海世界的处境颇为相似:都是既有古老的文字传统又是巨大的政治板块,以及相对众多的人口和生产能力却没有锐利的创造精神……
    
    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实实在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可以帮助全球文明走上世界政府的统一道路,就像埃及帮助罗马共和国奏响了罗马帝国……不过这对中国自身是祸福却殊难料定。
    
    2012年9月3日劳工节,参观纽约“九一一纪念遗址”(9/11 MEMORIIAL)。
    
    感觉以下几点:
    
    
    1、美国社会还有强烈的历史感,所以它保留这道历史的伤口,警示后人,这肯定是美国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一个没有历史感的社会,是只能做埃及人而做不了罗马人的。而当代中国就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感的社会,所以它掩盖各种历史伤口,甚至“修旧如新”、伪造历史、磨灭历史的记忆。未来中国如果不能对此作出根本改变,就只能在全球政府、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仅仅充当建筑材料和模型示范,而不是充当领导者。
    
    2、2001年发生的“九一一恐怖袭击”肯定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之一。从那以后,美国变得封闭了,安全保卫工作剧增,社会效率急剧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经济发展受挫。最重要的是,社会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了,防范措施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美国社会陷入了被动状态,一天到晚等着别人来袭击。
    
    3、美国要扭转上述被动状态,唯有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社会所奉行的多党民主制是当今世界上统治基础最大的,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统治基础呢?还有比这个多党民主制统治基础更大的政治模式吗?我想还是有的:那就是通过一次转型,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的转型,这不限于美国,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可能的,但美国的条件显然比较好一点。所谓“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的转型”,也不是前无古人的事物,在历史上的文明扩张过程中其实比比皆是的,那就是类似于倭马亚帝国向阿拔斯帝国的转型,类似于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类似于秦朝向汉朝的转型。
    
    倭马亚帝国向阿拔斯帝国的转型,把国家从阿拉伯人的变成了伊斯兰教徒的;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把国家从罗马土著人的变成了各国精英人物的;秦朝向汉朝的转型,把国家从秦国人的变成了天下人的;而美国的转型将把国家从美国公民的变成世界各国精英的:其途径就是允许世界各国精英的就地归化为美国公民,而不必到美国来、经过层层极为繁琐的手续排队成为美国公民。也就是说,“改革美国移民观念”可以帮助美国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转型,其关键就是不再把移民从其它各国吸引过来,而是把自己的统治网络伸张到全世界的原住民里去,就像罗马人向全世界授予罗马公民权那样:那就需要用“汉朝式的各国同等、罗马帝国式的精英路线”,取代“秦朝式的本国优先、罗马共和国式的平民路线”。
    
    4、在美国的两大党(共和党与民主党)中,一般认为共和党是比较保守的,民主党是比较开放的,但实际上,能够领导美国走向世界国家的,恰好是民主党。共和党的“大社会小政府”当然是好,但实际上却是把美国束缚在传统的主权国家的框架以内。束缚在传统的主权国家未必不好,但结果却是被动挨打、日益萎缩,无法向前走入世界国家。
    
    5、“美利坚共和党合众国”与“美利坚民主党帝国”:这就是美国未来的方向选择。萎缩的“合众国”只有被人吃掉,而扩张的“帝国”才能吃掉别人。“美利坚帝国”的出现,就是“西方世界的中国化”;这非常类似历史上出现过的“罗马帝国的埃及化”。
    
    6、当然,要走向“美利坚帝国”,似乎却需要解决一个“美国福利太好,人民变得懒惰”的问题。
    
    2012年9月4日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艾伯史塔特(Nicholas Eberstadt)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五十年来美国福利支出恣意扩增,已完全扭转联邦政府的优先任务、结构与功能。直到1960年前,多数的联邦政府支出都用于有限的公共服务、基础建设投资与抵御内外敌人。福利支出占1960年联邦政府总支出的比率远低于三分之一,与1940年代相近。但接下来五十年,福利金占总联邦支出的比率激增,在2010年升抵三分之二。
    
    与贫穷或收入相关的福利支出,占美国政府2010年支出达6500亿元,在1960年至2010年间,经通膨调整后,该数字增加逾30倍,相当平均每年成长7%;与老年相关的福利支出则高达1兆2000元,同期间平均每年增幅逾5%。不过在六大福利支出领域中,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与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的成长最为惊人。这两个福利项目在1960年代中期才推出,但至2010年每年合计耗资逾9000亿美元。
    
    这个趋势反映美国人愈来愈依赖政府,以往自食其力、拒绝政府津贴补助的文化已逐渐褪去,反而建立起庞大的公共津贴制度,并将领取福利的生活方式常态化。艾伯史塔特指出,美国正走向象征性的临界点:逾半数美国家庭领取政府福利补助;领取福利金成为美国式生活的一部分。艾伯史塔特向执政者呼吁,应该明白美国民众对福利津贴的饥渴,已导致国家财政摇摇欲坠,联邦预算正产生最终难以承受的开支与公共债务水平。
    
    7、凭借这样日益懒惰的人民,可以走向罗马和汉朝那样的世界国家吗?
    
    美国财政部2012年9月4日公布,美国国债总额已达16万亿美元,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相当于每名美国人至少负债5万元。共和党将矛头直接对准奥巴马总统,抨击奥巴马没有信守将国债减半的承诺。仅仅自2011年11月以来,美国国债就增加了一万亿美元,目前逐渐逼近16万3940亿元的借贷上限。美国国债在欧巴马2009年就职时是10万6000亿元,但为了落实“振兴经济计划”,债额急遽攀升,使欧巴马无法履行在2012年底前将国债减半的承诺。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总统候选人罗穆尼(Mitt Romney)发布一分钟长的录像带,强调欧巴马在首任任期结束时将国债减半的承诺。众议院议长贝纳(John Boehner)表示,这个消息再度令人伤感的提醒欧巴马违背削减支出承诺。贝纳在声明中说,“总统没有透过两党合作履行承诺,反而透过振兴措施毫无节制的助长支出,使得国债高达16兆元,平均每名美国男子、女子和小孩负债5万元。”
    
    据财政部数据,国债总额于8月31日升破16万亿美元,较之30日,一天就增加250亿元。而中国身为美国最大债主,在过去一年正不断减持美国国债,总额已下滑至1万1600亿元。维吉尼亚州非营利机构Concord Coalition政策主任高登(Josh Gordon)指出,“中国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但绝大多数的国债是由美国自己持有。”据统计,目前包括美国政府、美国投资人与未来的退休族等,透过社安金信托基金与退休基金持有约三分之二的美国国债。其中一般投资人持有近一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共同基金、保险公司与各级地方政府则持有近两万亿美元国债。
    
    目前联邦政府每月的预算赤字约为1000亿元,财政部长盖纳(Timothy Geithner)曾估计,国债总额将于12月中触及既定的借贷上限,届时财政部不能再举债支应额外开销,将被迫采取数紧急措施避免美国政府违约债务。2011年国会两党对提高国债上限僵持不下,促使信评机构史坦普破天荒调降美国国债信评,从AAA降至AA+。美国国债的总额曾于2010年6月与12月,分别攀至13万亿元与14万亿元的高点。
    
    其实历史的研究已经表明:庞大的公共津贴制度、领取福利的生活方式的常态化,才是罗马帝国的基础,也是帝国能够取代共和国的真正秘密所在。因为,纳税人才能支配政府,而领取福利的人们势必要听命那个发放公共津贴的政府,甚至出让自己的政治权利。如果领取福利的人民超过了选民人数的一半,那么民选出来的政府显然只能是扩大福利的人而不是削减福利的人。
    
    那么,如何解答艾伯史塔特这种典型的“共和国的战栗、共和党人的恐惧”呢?
    
    我认为,美国想要平衡预算等于是要“开历史的倒车”,已经不太可能成功。因为那意味着要取消公共津贴制度、迫使领取福利的人勒紧裤腰带。这对任何一个民选政府,都是一个政治上的自杀。于是美国除了继续扩大发放公共津贴以外,无路可走。
    
    而继续扩大发放公共津贴,就会继续债台高筑,日益高筑的债台,只能把美国的力量引向全世界“觅食”,寻求债主。债多不愁。欠债越多越光荣。因为这就会加速全球政府、世界秩序的出现。
    
    ……
    
    尽管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很像古代埃及和罗马帝国的关系,不过中国和埃及还是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中国虽然比埃及大得多,但在性格上却比埃及要更有弹性,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性格差异造成的。
    
    这个差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里有过一段精彩的描写,值得注意:
    
    
    中国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与埃及人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性踏上通往预定的人生终点之路相反,中国人是“徜徉于他的世界”;“因此,他走向他的神或他的先祖的墓地,不是通过石头构筑的、两边是毫无差错的平整的石墙的沟壕,而是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世上没有哪种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将景观变成如此真实的建筑题材:在那里,墓地不是自足的建筑,而是一种布局;在那里,山、水、树、花、石,全都具有确定的形式和布置,与门、墙、桥和房屋同样的重要。“这是唯一的将园林艺术视作一种伟大的宗教艺术的文化”。然而,还有另一种文化,虽则在最基本的方面与埃及文化全然不同,可其中也有一种紧密关联的原始象征。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及其具有强烈的方向原则的“道”。但是,与埃及人以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性踏上通往预定的人生终点之路相反,中国人是徜徉(wanders)于他的世界;因此,他走向他的神或他的先祖的墓地,不是通过石头构筑的、两边是毫无差错的平整的石墙的沟壕,而是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像中国人这样让景观变成如此真实的建筑题材。“在这里,在宗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所有建筑物所共有的伟大的合规律性和统一性,这种合规律性和统一性与严格保持一条南北向总轴的原则相结合,使入口的建筑、旁侧的建筑、正堂和大厅在同一的同源设计中始终结合在一起,并最终导向了一种宏伟的设计,一种对地面与空间的绝妙支配,以致人们完全有理由说艺术家们是在用景观本身进行建造和思考。”墓地不是一个自足的建筑,而是一种布局(lay-out),在那里,山、水、树、花、石,全都具有确定的形式和布置,与门、墙、桥和房屋同样的重要。这是唯一的将园林艺术视作一种伟大的宗教艺术的文化。在那里,花园是特殊的佛教教派的反映。能够说明建筑物的营造术及其平展的广延的,就是景观的营造术,且只是景观的营造术,其重点在于强调屋顶实际上就是表现性的要素。如同在建筑中要穿过门户、越过小桥、走过环绕山丘和院墙的曲径,最终才通向终点一样,绘画也会把观者从一个细部引到另一个细部;相反地,埃及的浮雕则支配性地把观者的目光集中在一个设定的方向上。“整个画面不会被一览而尽。时间的连续以空间要素的连续为前提,眼睛通过这些要素游走于其间。”埃及人的建筑是统摄着景观,相反,中国人的建筑是借景。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深度的方向都是将空间的生成当作一种持续在场的体验维持着。
    
    ……
    
    斯宾格勒认为,和埃及人相比,中国人更加接近自然。
    
    确实,中国人似乎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性格,凡事都不究根问底,得过且过。以至于被满洲人统治了两百多年,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皇帝”是个杀人如麻的外国人。
    
    这种状态至今没有改观,这对中国的未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中国能够摆脱埃及的命运吗?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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