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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以宪治国”纯属谎言/郭永丰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13日 转载)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 郭永丰
    

    习总书记刚一上任马上就提出要“以宪治国”,但却回避政治改革和实行宪政民主,也没有提出任何实现“以宪治国”的切实举措。所以,这只能沦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再次向世界人民开的一个愚人节玩笑而已。对于被蒙蔽的广大国内民众来说,这或许是一剂强心针和兴奋剂,又让多少愚昧无知者充满了热望和幻想,不知又要白白牺牲多少人的金钱、时间和生命了。正如笔者撰写的《公民监政歌》所唱的:“一党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绝不可能还社会公平正义,向父亲控告其儿子的犯罪,个体公民维权等于自杀,官官相护永远都是专制本性。”

一、胡锦涛上任伊始,就曾呼吁依照《党章》和《宪法》规定治国。
    
    2004年3月18日,胡锦涛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部署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06年1月6日,胡锦涛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总结我们党自身建设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践经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要始终把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他强调:“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2007年1月9日,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指出:“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等等。
    
    作为当时的新任党皇帝,胡锦涛在一开始时也是非常重视按照《党章》和《宪法》规定严格依法治国的。但在真正落实的过程中,也许发现该配备的民主监督体制和机制完全空白,根本就不可能全面彻底地贯彻落实到位,所以,在一开始时虽然也响了一阵雷声,由于这雷声极其微弱短暂,持续的时间和强度远远不够,就根本没有足以催落下丝毫的雨点来,最终也便不了了之了。
    
    相反,当经过这种无力的呼吁之后,在现实中,也许众多官员发现连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说话不算话,比如其所呼吁和强调的东西根本就不可能落到实处,他们就更加视这些东西为粪土了,而公然藐视故意违反践踏之。长期以来,这些规定自然就被完全架空成为一纸空文了。不过也如同八大傀儡政党一样,只做形式上的摆饰和样子,需要时还可以拿出来用于炫耀一下我党还是“有法可依,文明执政”的门面,我党绝对不是像在封建皇权专制社会里那样,完全都是由党领导说了算的。
    
    所以,在胡温十年,由于根本难以做到真正的依法治国,这种华而不实的假大空举动,倒是勾引和助长了更多官员肆意“侵犯人权,践踏法治”的狂妄之情。比如很多官员时下对所有遭受公权侵害的群众的普遍说法:“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我,我就代表法律,法律就在我的嘴上,我说你违法你就违法。这是共产党的国家,不听党和政府的话,就是违法,我们就是要对你们这类人采取措施,必须坚决打压。”直致使社会冤假错案频生,正如笔者的一首牢歌《中国人都想当皇帝》所唱的:“人民警察执法犯法,想抓就抓想关就关,无法无天恃强羸弱,中国的冤民都比窦娥冤”。

二、习近平刚上台,也仿照胡锦涛撑《宪法》权威,吁中共依宪执政了。
    
    2012年12月4日,中共新晋领导人习近平出席中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呼吁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并称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警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违法必究。
    
    习近平在讲话中痛批有法不依、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法治不彰的种种弊病。他说,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月份以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非法滞留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为起始,薄熙来妻子谷开来鸩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薄熙来执政重庆期间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等罪行相继曝光。围绕薄熙来,其重庆班底一干人等涉嫌“黑打”等亦相继落马,有消息指包括重庆警界、司法界等在内都在展开一轮平反翻案,这意味薄熙来执政期间法治遭到人为破坏的范围将十分惊人。
    
    而5月份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可谓是地方官员肆意践踏法律的极端个案。被软禁数年的陈光诚在他人的帮助下逃出地方官员设置的重重障碍,并顺利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此事件尽管有美国背后的运作有涉嫌干涉他国内政之嫌,但确将地方基层官员任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意图瞒天过海掩饰的罪行暴露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令中共依法治国的宣示大受挫败。
    
    习近平警告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两会”期间宣布中国已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遭外界诟病者并非中国缺乏法律,而在于在上述案例中地方官员视之如废纸。
    
    习近平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他呼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
    
    对于中共自身,习近平更是严词要求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依宪执政,“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观察习皇帝的雷厉风行与实实在在的讲话,表面看来,似乎比胡皇帝要硬气一些,但是否真的会导致《宪法》规定全面贯彻落实到位,不能只听他说得有多漂亮,而是要看他敦促实施的效果与进展情况究竟怎么样。很明显,对比胡皇帝的讲话,习皇帝更实在一些。但他能否确实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让“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变成实际作为呢?
    
    针对中共的独裁专制体制和机制,在党权至上,皇权复辟,权大于法,党坚决拒绝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独立联合的强力监督与制约,且严禁四大自由,中共怎么就有可能切实把现有宪法规定全面贯彻落实到位呢?何况,针对任何级别的党官违宪,中共已经设立了专门的违宪审查法院吗?更是完全空白。这便充分说明,习皇帝此番话,无疑正如温家宝当初刚上台时向全国人民所喊的话:“欢迎人民都来监督我本人及其工作班子”,实质都是一样的假大空的谎言而已。

三、没有宪政民主政体,落实《宪法》难于上青天。
    
    全面贯彻落实宪法规定,这本身就是宪政。而宪政的核心与根本,就是将权力关进民主监督与制约的铁笼子里,让权力不得不完全彻底地依宪治国,依法行政。关于这种公权力,可以包括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村干部等一切公共平台上服务的人。而在一个独裁专制国家,最不可能驯服的人唯有最高掌权者。因为最高掌权者才是恶的源头和罪魁祸首,这也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根本原由。只要把最高掌权者彻底驯服,让其完全妥帖了,那么这个国家才会真正有救,也才能真正建设成为一个法治文明的国度。
    
    如果仅仅凭一届领导人的“英明”,当然,笔者也不否认确实会有那种非常英明的人的存在,比如既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强力监督与制约,一样完全守法,德行还是非常崇高的。可这种人毕竟太少了,在现实中,亿万个人中恐怕不到一人。更何况,万代江山绝不可能都由此一人掌权到永远。此人也绝不可能是天使,一生一世始终都是圣洁高尚的。毕竟,作为一个人,正如基督教的原罪,本身都装有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馋毁、怨恨、侮慢、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等等犯罪因子的。在没有肉身存在的神面前,作为肉体凡胎凡夫俗子的人,无人可以做到没有以上这类因子。
    
    民主监督体制和机制,实际就是帮助掌权者不犯错误,或者尽量最小化地犯错误。是真正地挽救所有掌权者,让他们始终如一地严谨守法,切实为自己和大众谋福利。
    
    在我国,党官意识形态与政法委的显而易见的违宪和耍流氓就极为严重,致使新闻报道不能独立,司法办案不能公正。最为耍流氓的没过于党《宪法》明确规定的四大自由的被严厉管制,电视、报纸等完全被官家独断,连网络也被严密封锁。故意花费高昂代价和经费,彻底隔绝人民认识真相,了解真情的机会,而公然彻底剥夺人民大众的知情权,让十四亿人民越发愚昧无知,致使全民愤青和毛左的义气情绪特严重。鼓动这些人上街,当且仅当只有学习义和团和文革模式打砸抢。
    也就是说,在一个没有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国家,公权力的行为肯定都是黑箱操作的,实际也最怕见光。
    
    而习近平竟然也可以大谈特谈以宪治国,其本钱又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正如胡锦涛讲依法治国一样,不也等于放屁吗?

四、落实《宪法》规定,必须只有为宪政民主政体的建设创造先决条件。
    
    “吾国他日之必行宪政,为无可怀疑之事。一则辛亥革命及孙中山先生之主义政策,早悬此以为鹄的;二则此次(二次世界大战)大战,民主国家之胜利,亦即民主政治之胜利,战后民主政治之盛行,为大势所必趋。显实行宪政不难,难于有真宪政。颁布宪法不难,难于能真奉行。宪政也,宪法也,徒外表耳,政权之嬗递有常轨,民意之伸张有保障,斯为实质。名与实果能符合与否,为宪政成败之所系。是则实施宪政以前国人之所当努力,而不可不先有准备者也。所谓准备云者,在求实行宪政条件之具备。实行宪政之条件有物质的,有精神的。”
    
    “精神的条件举起荤荤大者,可得三端:一曰政治训练之获得也。是即中山先生所谓政权行使之训练,而称之为训政者。”“二曰政党组织之劝成也。民主政治,非由两个以上之政党无由运用之。政治主张不同之人士,应可以自由为政治之结合,可以公开活动,以合法手段从事于争取政柄。”“三曰政治道德之请求也。一国有两个以上之政党,未足遽以为己合实施宪政之条件也。必党与党间能和平相处,相持相让,始足言宪政也。”——摘自费巩著《中外政治之比较》
    
    针对费巩八十年前就提出的物质与精神的先决条件。在今日中国,中共统治唯一合法性的支撑——经济上的一枝独秀,可以说已经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了物质方面的所有问题。那留下来的就只有精神方面的三大问题了。比如训政,当局就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而是利用公权故意操纵选票,公然蒙骗打压人民的缺德事情倒做得不少。如独立候选人姚立法、刘萍等众多人的现实遭遇。政治主张不同的两个以上政党的成立就绝不可能,因为在中国还根本没有开放党禁。那么这第三个条件,由于政治主张不同的两个以上的政党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也便根本不可能存在作为政党本身的政治道德要求。
    
    宪政民主的实质内容,就是实行两党或多党竞争执政,两个以上政党必须是主张不一的,否则,就不可能称之为多党。比如今天中共所设立的围着中共这个核心党的八大傀儡政党,根本发挥不了作为政党本身天生具有的坚强监督与制约执政党的最起码也是最基本的功能。
    
    关于这种道理,完全可以根据世界宪政民主史充分了解到。比如“光荣革命后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产生,发展到20世纪的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的竞争执政。以当代美国为例,共和党倾向利伯维尔场、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党倾向社会福利、自由主义和自然神论。建国初期美国的联邦党人和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就有了此分野。这种分野,深受欧洲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影响。如果说英国转型深受基督教圣公会影响,带有极大的保守主义成分,法国大革命是‘自然神论的理性主义’,那么美国独立则部分是英国的,部分是法国的。自然神论者杰斐逊既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又是《佛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起草人。《独立宣言》明显带有基督教化的语言。自然神论由于以基督教为参照物,彼此共享一套法律传统(如普通法),可以在民族独立、个人自由(尤其是信仰自由)和宪政民主的旗帜下,迅速建成一个强大有力的全国性政权,完成有利于人权保障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民族国家整合。”——摘自沈阳的《正义一元论,从民情到法政》
    
    本来,任何时候,作为一个政权,无论这个政权是皇权体制还是一党专制,除非是人为地在其内部搞和谐和团结之外,自然的派系斗争绝对不可能抹杀。所以,这种和谐与团结,便仅仅只是围绕着权势最大者的个人意志、脾性和爱好非常紧密地运作着,而把真正属于大众的愿望和需要完全置于脑后。尤其是为了照顾这个老大的情绪和脾性,竟然把《宪法》及其普通法的规定可以任意践踏和侵犯。这正是千古不变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
    
    作为新党王习近平,统治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泱泱人口的大中华,五千年来的皇权思想和奴性文化长期愚昧和熏陶,不知又会有多少此类人等着被提拔和重用的,又有多少人做梦都在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机会亲自恭维、讨好、巴结、吹捧习总书记的,但又都不得其门而入。
    
    由于在实行宪政民主,扎实贯彻落实党宪法前,习总书记没有为之做丝毫铺垫与提前的准备工作,虽然作为新官已放了好几把火,如高调反腐,确实让一些贪官落马了;还有转作风,比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的出台;再就是倡导实施宪法等,却就是没有一条是可以为建设宪政民主政体做充分准备工作的,比如开放党禁和报禁,允许民间成立专门监政社团专业依法监督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违法乱纪行为的,等等。习总书记刚一上任马上就提出要“以宪治国”,但却回避政治改革和实行宪政民主,也没有提出任何实现“以宪治国”的切实举措。所以,这只能沦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再次向世界人民开的一个愚人节玩笑而已。对于被蒙蔽的广大国内民众来说,这或许是一剂强心针和兴奋剂,又让多少愚昧无知者充满了热望和幻想,不知又要白白牺牲多少人的金钱、时间和生命了。正如笔者撰写的《公民监政歌》所唱的:“一党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绝不可能还社会公平正义,向父亲控告其儿子的犯罪,个体公民维权等于自杀,官官相护永远都是专制本性。”
    
    2012年12月5日于深圳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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