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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恋/孙宝强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0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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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每当我看到他人痴痴地,傻傻地,一脸幸福地沉浸在初恋遐想中时,就想起自己的初恋。我不确定这是否算初恋--因为我们从未手拉过手,更没有拥抱接吻之类的肢体语言。我和他只是纯同学的友谊,加上一个‘红粉知己’的元素。
    那是一段昏天黑地的日子。被红太阳亲切接见并全身心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小将,突然接到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一霎间,小将如炸窝的黄蜂,嗡嗡乱飞中没了方向。
    因为我有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父亲(解放初任区长);因为我有一个未曾谋面的汉奸舅舅(日本翻译),被红卫兵排除在外的我,既不参加大串联,也不参加大批斗。就在上山下乡的前夕,母亲去世,于是我幸运地分配到上海炼油厂。
    一个寒冷的冬天。剪一头短发,围一条围巾,模仿江姐造型的我,胸口托着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兴冲冲去他家。明天,我的班长兼团支部书记就要去黑龙江农场。同班四载,他只和我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很遗憾,你的入团申请被组织拒了。”
    那句让曾让我涕泪四溅。我暗暗发誓,一旦我加入共青团,我将在第一时间里通知他。
    
    敲开那扇黑黝黝的大门,迎接我的是一张大大的嘴—意外的见面让他惊讶不已。
    我们像中美谈判,端坐在长桌的东西二端。我们谈了萨特的存在主义,谈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谈了黑格尔哲学,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什么都谈,又什么都没谈。囫囵吞枣地咽下食物,再反刍给对方。反刍的食物中,甚至没有消化酶。
    谈啊谈,当谈到世界革命,中国革命时,我们血脉卉张,热血冲脑,有振臂高呼的冲动,有风萧萧易水寒的悲壮。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谈论的首中之首,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就是台湾。一定要把台湾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这是我们的铮铮的誓言。
    西边的晚霞,斜斜地射进天井。残阳狭窄而执着,长久地停在花圃上。像我们懵懂而狭窄的青春,像我们萌动而执着的青春。
    “明天……”凝视着那抹残阳,他有了伤感。
    “明天……会更美好!”我言不由衷。
    “对!明天一定更美好!让我们在城市和农村,燃烧一样炽热的青春!”他一改伤感,亢奋起来。
    我站起来和他挥手道别。没有握手,没有拥抱。在我们的脑海里,定格着毛泽东在城楼上挥手动作,这个动作,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动作。
    我走出巷子,他从后面赶来,递来一本用报纸包裹的书。打开报纸,《共产党宣言》的白皮书赫然入目。我最喜欢这本书里的一句话:“干的好啊,老田鼠!”
    我怀着虔诚带着感动,把白皮书托在胸口,这是红宝书恒定的位置。红宝书既在神龛上,又在年轻人滚烫的胸口。突然,我看见报纸边沿有一群蚂蚁般的字。这不是批判稿,也非决心书,而是一个人的名字。密密麻麻的字交叠在一起,其实只是三个字:孙宝强。
    我的心,慌如撞鹿。我把手,使劲摁在胸口。
    
    我住进上海炼油厂的集体宿舍。撩起蚊帐,战天斗地的一天开始了,放下蚊帐,深揭猛批的一天结束了。蚊帐里,是我的空间我的天地。写信,成了蚊帐里的一盏灯。我喜滋滋地告诉他,我被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我不经意地述说,我的入团已被批准。而他,则兴冲冲地告诉我,他被评为青年突击手;他不留意地泄露,他已加入了共产党。鼓励,勉励,激励,是信的核心;格言,诤言,誓言,是信的内存。在狂热中,我们匍匐在图腾下;在崇拜中,我们丢失了自我。
    一旦把信投进邮筒,我就成了孵蛋的母鸡,渴望新生命的变化。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在门卫室那一排不甚明亮的玻璃前寻觅。一旦拿到信,一口气奔到黄浦江边安静的码头上,怀着接受圣诞礼物的喜悦,慢慢撕开信封,让一颗心,跟着风飘上天。
    
    1970年,运动愈发深入,也愈发惨烈。在篮球场的批斗会后,一技术员跳楼自尽,罪证是‘反文革的语言’;在车间的誓师会后,一师傅被囚车送进监狱,罪行是‘风花雪月的诗’。这二件事深深刺激了我,从此,通信的内容变了。我避开火热的政治,开始谈世界文学,谈游泳的物我二忘。而他,则谈诗歌的韵律,农场的枯燥,偶尔,也流露出惆怅。
    这样的通信,继续了五年。五年里,信的抬头一直是‘某同学你好’;信的结尾一直是‘致以革命的敬礼’。1974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一个硕大的信封,一张白纸上有一行大字:我已经被上海医科大学录取。
    接下来的交流,不在纸上而在嘴上。我们有争论,有共鸣。或嬉笑怒骂,或打诨插科。或欲言又止,或一吐为快。时而,他才说出上半句话,我已应声下半句。对无知的狂热,对无畏的激进,我们开始反省。虽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却走的蹒跚,走的心酸。
    
     二,
    突然间,我们断了联系。他不再联系我,矜持的我,当然也不联系他。我们像断线的风筝,莫名其妙地消失在各自的视野里。
    一年后,我到他家门口看了门牌,然后给他写信。这不是信而是一行字:“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字很大很大,不像温柔的鸽子,倒像一个个凶猛的秃鹫。
    信发出后,我美美地睡了一觉。一觉醒来,他站在我家面前。他眼眶深凹,面相憔悴,人一下子老了10岁。我大笑:“去西天取经?”他说:“经没取到,罪倒受了不少。”他笑了,笑的很牵强。
    他抽出一根烟。“second times。”
    “中学读的是俄文,不要在我面前卖弄英文。”我冷冷地说。
    “我到黑龙江农场时,答应母亲绝不抽烟。我抽第一根烟,是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
    “第一根是喜烟,第二根是愁烟?”我尖刻地问。他避开我的眼睛,一味地把自己裹在浓浓的烟雾里。
    
    我们又开始了交流,又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我从不问他失踪的原因,他也从不说失踪的理由。此时,我开始在上海炼油厂厂报,石油部的石化报上发表文章。他对我的文章,时常提出一些中肯的看法。
    还有一个月,他就要毕业并分配了。他快乐地憧憬着未来。他指着报纸说:“你这篇文章打动了我。我也要写万言书,向校领导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兴致勃勃地走了,纯真的神态打动了。我们被同一个理念所打动,我们相互被打动。
    二个月后他又来了。他眼眶深凹,面相憔悴,人一下子老了10岁。我大笑:“西天的经取到了嘛?”他说:“经没取到,人倒被贬到边陲。”他笑了,笑的很苦涩。
    原来,万言书发出后,他班上所有的同学,全分到上海各大医院。而他这个成绩优异者,却被分到金山石化厂做厂医。
    沮丧的他,依然是我的良师益友。谈笑间,能捕捉到他丝丝缕缕的温情,但一贯拒绝媒人的我,开始去相亲—他曾经失踪过,谁保证在坎坷的岁月中,他不会再一次失踪?
    
    
    1978年,政治形势开始变化,他对我的热情也与日俱增。五一劳动节,他破天荒请我去看《百万英镑》的电影。电影结束后,我们沿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外白渡桥上。五彩斑斓的灯,给黝黑的苏州河水镀上了一层金粉。他深情地看着我,我慢慢地垂下眼帘—外面的世界,不是水深火热的世界;镀着金粉的河水,也不是真实的河水。
    我抬起头,再一次看见他渴望的眼神。我用眼神告诉他,曾经沧海难为水--沧海是他,水亦是他。
    1980年的大年初二,我和丈夫举行婚礼。对于我来说,婚礼不是白头偕老的践台,只是一个女人必然要走的程序。我不确定我的终身,能否托付给丈夫?我不能确定,丈夫就是我一生的挚爱?我穿着喜装,心里却没有真正的喜。
    在我的婚礼上,他疯疯傻傻,癫癫狂狂,似醒非醒,似笑非笑,完全失去了他一贯的君子风度。当我和丈夫向他敬酒时,他端起酒杯的手在抖,抖啊抖,抖的没有规律,抖的一塌糊涂。这一刻我确定,他爱我,他非常非常地爱我。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感慨着。
    今日是什么?当初是什么?他用眼神询问。
    好在我不是秦香莲,拖儿带女,死等一年,非要讨一个说法。
    我有我的苦衷!不得已的苦衷!
    “我们把最好的女生托付给你,你一定不要辜负她。”他端起酒杯。
    丈夫笑了:“怎么会呢?”
    “以酒践约!我这辈子从不碰酒。为了这个盟约,干了!”当他咳嗽着放下酒杯时,我的心一酸。
    丈夫傻站着不动,我知道他这辈子从不碰酒。于是我拿起酒杯:“我替丈夫干了!”
    同学们起哄着:“不行!不行!那是盟约,那是二个男人之间的盟约!”
    丈夫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放下酒杯,大咳不止。
    “为了一个盟约,二个滴酒不沾的男人喝了生平第一杯酒。”同学会的朱会长郑重地说。
    四周突然安静了。看了看脸红的他,又看了看耳赤的丈夫,我百感交集。
    
    二个月后,他送来结婚请柬。
    “这么快?”
    他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如大海中的涟漪,一层层荡漾,一层层涌动。怨忿中的无奈,痛苦中的愤懑,哀伤中镇静,凄凉中的冷漠,让我的心一颤。
    “好一个闪电战。”我寒暄着,避开他的眼神。
    “……既然你已经结婚,我和谁结婚都没有关系了。”他声音很轻,轻如一阵风。
    “不至于吧?”我佯笑。他走了,寂寞地走了。
    
    在结婚筵席上,他把自己灌个酩酊大醉。同学们夺下酒杯:“天下只有客人灌新郎,没有新郎自己灌自己的。”
    眼看一个完美的绅士变成一醉鬼,我没心没肺地笑起来。
    朱会长撇我一眼,凶狠地说:“你毁了他!”
    “开什么玩笑!”我大怒。
    “他一年不找你,是压力。组织不同意他的恋爱—因为你的父亲,因为你的舅舅。”
    朱会长的话如炸雷,打在我脑门上。
    他醉醺醺地走到我们面前:“这杯酒,祝你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四周一片哄笑:“错!错!错!只有新娘新郎接受他人祝贺,哪有反主为客宾主不分的?”
    “喝了这杯酒,让新生活翻开新一页。”我一仰头,干了这杯酒。
    “好!喝了这杯酒,让新生活翻开新一页。”他一仰头,干了这杯酒。这一刻,他读懂了我的良苦用心,我也读懂了他的百般苦涩。
    
    三,
    婚后仅一天,朱会长就接到他妻子的投诉:这哪是丈夫,整一个冷血动物;这哪是蜜月,整一个中美冷战。
    朱会长是政府机关的头目,也是这场婚姻的红娘。当初,朋友把新娘介绍给朱会长,朱会长考虑到他和她都在金山工作,于是把她转介绍给他最好的同学。
    于公于私,于他于她,朱会长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同学会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召开时,我被排除在外。理由之一,同学会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而我不是;理由之二,法律上有利益冲突廻避法,规定利害关系人申请廻避。考虑到冷血和冷战源于他的‘人在曹营心在汉’,于是我成了需要廻避的利害关系人。
    会议结束,向新婚夫妻下达红头文件。文件中论点清晰,措施有力,不但在经济上有制约,更在男方身体上作若干规定。文件下达后,夫妻分裂的局面得到控制,夫妻弥合的可能得到扩展,不但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妇女权益,也为稳定家庭稳定社稷作出了贡献。
    婚后,他的烟抽的越来越凶,酒喝的越来越猛,话倒是越来越少。同学问他咋了?他妻子一撇嘴:“整天攥在故纸堆,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研究诸家谋略,竟把一根长舌阉短了。”
     自从长舌变短后,他从一个小小的门诊医生,荣升为院长行政助理。从此,夫妻携手而入,并肩而退的靓影;夫唱妇和,琴瑟共鸣的连体,成了同学会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同学会沸腾了,贺词如雪片飘去:好一个贤内助,好一个旺夫命。
    夫妻俩同时鸟枪换炮。她珠光宝气,玉环叮咚,20个手指脚趾红彤彤赤丹丹;他则是西装革履,皮带铮亮,夹公文包还带着一马弁。
    我冷眼横目:“你应该带上一镖局。”
    他呐呐着:“此乃司机。”
    “你再带马弁参加同学会,我一定退会。”
    从此,他讲话的腔调,抽烟姿势,言行举止,越来越格式化。从此,他说话的内容,议论的话题,笑声的节奏,越来越规范化。
    
    有一次同学聚会,一贯准时的他姗姗来迟。正要罚酒一杯时,他妻子怒冲冲闯进来。
    他一见她,赶紧让座,置筷,倒酒。
    他妻子用手挡杯。“以前你让我韬光养晦,贵为官太太当然要从命。现在官职已丢,还要这劳什子的假面具干嘛?”
    他看着妻子,眼睛里满是哀求。
    “他的院长行政助理已被捋,一捋到底,还原成一门诊。”
    “你也还原成医生一婆娘。”姜同学笑着。
    “我让同学评评理。出租车经过这里我要下车,他说,同学聚会已取消。把我哄进家后,他偷偷打的赶来。”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偷偷打的赶来,你打的气呼呼赶来。”姜同学话音未落,同学笑成一团。
    “哪里哪里,我还怕请不动你呢!”他把剥好的虾,送到妻子嘴里。
    “呸!”妻子一口吐出虾。“在家,我们话都不说,在外,却齐眉举案乐融融。”
    朱会长干笑一声:“你这身衣服首饰,可上时尚杂志。”
    “这是封口的代价。”
    “此话咋说?”姜同学伸长颈。
    “他和我约法三章:只要把戏演到底,私房钱归我。这根手链,是半年的的演出费;这根项链,是一年的稳定费。”说到这,她哽咽了。
    “你在演戏?”姜同学笑了。
    “你们都是睁眼瞎--演戏时看的津津有味;不演戏时反觉不自然。”
    “这叫假作真时真亦假。”姜同学一伸舌。
    “我一直要求结束这死亡的婚姻,他不肯。我骂他伪君子,他说,他就是《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卡列宁。”
    “你真会说笑话,喝酒喽!”朱会长破天荒给她夹菜。
    “有了女儿后,他碰都不碰我一下……我们不是夫妻,只是二人转的搭档。”说到这,她潸然泪下。
    我默默地把面巾纸递过去。
    “今天,请在座的陪审团,给我一个说法。”她猛地站起来,转身对着他。
    他也猛地站起来,不是转身对着她,而是一溜烟窜进卫生间,然后‘乓’地一声锁上门。朱会长拖长声音:“被告缺席,庭审终止。”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我曾爱过的人,竟这么虚伪,这么卑劣。
    
     四,
    1989年6月4日。因交通瘫痪,我没去上班。他和朱会长到我家。我冲他们嚷着:“共匪终于动手了。”
    他慌慌张张地锁上门,关上窗,还伸出手,准备拉窗帘。
    我说:“拉什么窗帘,又不是我们杀人。”
    他把手放在嘴边,嘘声不断,眨眼连连。
    我一锤桌子:“共匪杀人不眨眼,你眨眼连连为哪桩?”
    “啊呀呀!别说了!”他不断摇手,又掏出手绢去擦汗。
    朱会长说:“这二天,你一定要去上班。就是交通瘫痪去不了,也千万别上街。”
    “在屠杀前,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朱会长喝了一口水:“你丈夫留学澳洲的事办的如何?”
    “录取通知书收到,学费已交……”
    “闭上嘴,抓紧办。”朱会长吐出六个字。
    “面对屠杀,集体封口?”我生气地问。
    “走吧!走吧!”一贯喜欢和我聊天的他,表现出十二万分的不耐烦。
    “别上街,少说话。”朱会长留下六个字,和他走了。
    
    6月5日,我走到海宁路,“传播谣言进行煽动”;6月6日,我继续走上街头,“传播谣言煽动群众,并带头设置路障”。当晚,我被一个电话诱捕。二个月后,在上海市邮电俱乐部召开的公判大会上,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三年。
    被押进提篮桥时,正值滴水成冰的三九严寒。朝天鼻管教退回丈夫送来的御寒物(《上海女囚》里有介绍),我只能在单薄的外裤里套上五条短裤。当我在监狱被禁闭,被呵斥,被辱骂,被虐待时,我多么渴望亲情,温情,友情啊!哪怕一句话,一行字,一个眼神。但在漫长的三年中,除了收到某一个同学来信,我竟没收到同学会任何的一封信,任何的一个问候。
    至于他么,不言而喻!
    三年里,我感受到丈夫的爱。那生死挈阔的爱,弥坚如磐的爱,生死不渝的爱。宽阔的爱带着信仰;宏大的爱带着理念。没有这一份爱,我可能死在提篮桥监狱,也可能死在出狱后的社会大监狱里。
    1992年4月底,我提前二个月出狱。一个月后,我接到同学会的邀请,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丈夫说:“毕竟是几十年的老同学,还是去吧!”
    “不!”我怒吼着。
    “你有勇气抗议屠杀,不等于同学也有这份勇气。我们坚守的信仰,不能要求同学也有这份信仰。”
    “不!”我抽泣着。
    “红色恐怖,腐蚀了人的良知。这么多年,你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嘛?”
    我的心,实实在在地一痛。不要说寻觅盟友,就连当初支持我的姐姐,弟弟,都不是我的盟友了。旧的不复,更况新的?
    我的心,好痛!好痛!
    
    我克制着自己的爱憎,屏息自己的喜怒,雪藏自己的理念,带着一颗冰冷的心,再一次走进那融洽却生分,热闹却荒芜,欢笑却不欢乐的同学会;走进那有寒暄却没有同声;有问候却没有神游的同学会。
    三年后看见的那双眼,依然带着些许的惊恐,间或还有一丝愧疚。但愧疚是惊鸿一瞥。
    他热情地向我伸出手,我没伸出手。我的手虽粗粝,但干净。
    他先向我致意,接着问候我丈夫,仿佛断交非三年而是三天。他热情中带着矜持,带着居高临下。西装革履的他,已是金山卫生局办公室主任。三年前窜进卫生间的耗子,已熬成耗子精。
    “人模人样。”丈夫朝我一眨眼。
    “人模狗样!哈哈!”我放声大笑。银铃般的笑声震撼了他:一个刑满释放分子,还能这么高兴?
    
    出狱后,我依然在挣扎。我颈上戴着二副枷锁。一副是生存的,一副是良心的—儿子因我而刻上红字,受尽歧视;丈夫因我而拼命打工,摔地受伤。
    隐瞒了‘暴徒’的身份,我去打工,打二份工;我去读书;读财会证书;我去医院,为丈夫配药;我去学校,听老师训话—你儿子扭曲的很,叛逆的很。
    能不扭曲?全中国都在扭曲。能不叛逆?他有一个刑释的母亲。
    我的心,时时都在流血。在夜深人静时,在无人的草丛中,我嚎啕大哭,涕泪四溅。仰望苍穹,苍穹只洒下满天的碎钻。碎钻不能买药不能买米,不能买回我丈夫的身体健康,不能买来我儿子的心理健康。于是,我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啊走,走一路,洒一路的血。
    1998年8月,某市人大代表走进小区,发现天井里不是花卉起舞,而被搭建成小屋。塑料花瓶当即发飙:改变天井性质,这还了得?
    第二天,如狼似虎的警察和城管,开着铲车进来。逢屋就铲,逢物必毁,比当年的日本鬼子还猖獗。
    我带领群众,反强盗,反强拆,反罪行。我对小喽啰说:“当官的妻妾成群,房屋成群。百姓只在自家天井搭屋栖身,何罪之有?”小喽啰闻之停了手。耳目一溜烟去汇报主子:“有个女人口舌了得,具有特强的煽动性。”
    就在铲车离我家天井咫尺之遥时,突然接到上级‘撤’的指示。‘撤’非善念义举,只因强盗明天要到人民广场去对付法轮功。
    鉴于我‘非同寻常的煽动性’,当晚,派出所所长和我约谈。当天下午,已有一女人因反强拆而拘留十天。我知道所长来者不善,但我据理力争,侃侃而谈。他听完后说:“久闻其名,今见其人。孙宝强,以后你有困难,尽管来找我。”
    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握手道别。
    回家后电话响了,是他打来的。他环左右而言,欲言又止,欲止又言。“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
    “是城建局拆房队队长让你打电话的?”我捅破了这层窗纸。
    “朱会长和我们……很担心你的安全。”他斟酌着。
    “谢谢!”我很诚恳地说。
    “老同学啊老同学,你怎么还是不开窍?正面不能走,可以走曲线,可以搞迂回嘛!啧!啧!”他搓着牙花子,咂的100米外都能听见。“或找人帮忙,或请客吃饭,或让朱会长通融……”他正说的唾沫四溅,我说了一句话挂了电话。
    我说的是:“我永远不会和这个肮脏的政府,做任何的交易。”
    
    一次同学聚会,有个在64中的暴发户女人,撇着嘴挤眉弄眼地说:“孙宝强,你一直是同学里最能干的人,能到了今天……”
    我冷冷地说:“落难的凤凰飞的没有鸡高。但是,鸡永远飞不到凤凰的高度。”她噎住。我说:“我可以忍辱负重,绝不忍气吞声!我的悲剧,非个人的悲剧。”
    我不愿带着假面具重归同学会,我要扯下面具,把它踩个稀巴烂。我想哭,想笑,想唱,想吼。长歌当哭,长哭当歌;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可茫然四顾,除了丈夫孓然一人。“寂寞同学会,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不!我不要苟且偷生,不要憋屈,不要窝囊地活着。我要呐喊,我要抗争,我要宁玉碎不瓦全的生活。2006年12月15日,我终于把20万字的纪实文学《上海版高老头》在《博客中国》、上连载。
    这是我的破冰之旅,又是我的风险之旅。
    他知道后竭力反对:“你触摸了高压线。我不希望悲剧再次重演。”
    “难道人生只是‘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不这样,你还想咋?”
    我的回答是“NO”。
    
     五,
    
    不久,任金山卫生局办公室主任的他被卸职。为了补偿党务工作者多年的忠心不二,党组织给了他另一个职务:金山精神病医院的付院长。
    妻子对他的感情是,潮起船涨,潮落船跌。贬职后,他的日子更难过了。他尽力维持着家庭的假和谐和他的假快乐。但在酒醉时,他会卸下假面具,还原一个真实的人。
    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我苦啊!婚前婚后都顶着绿帽子;我难啊!院内院外都顶着压力。”
    “现在的医院,藏污纳垢,精神病院,更是罪恶的渊薮。”
    “随流逐波,回天无力啊!”他打了个酒嗝。
    “为什么不把罪恶昭告天下?”
    “什么……你说什么?”他的酒一下子醒了。
    “你应该站出来说!”
    “说什么?我能说什么?我敢说什么?我可是什么都没说。”他急忙挂断电话,再一次显示了他耗子般的风采。
    有一次聚会,他又醉了。他眼巴巴地看着我,眼里满是湿气。丈夫站起来,走到客厅的另一边。姜同学却路见不平了:“凭啥?”
    “他心里憋的慌,让他说说。”
    “凭啥?”姜同学还是不依。
    “倾听他人的痛苦,是仁慈。”
    “……我到现在还愧疚,64时,没给你们一丁点的帮助。”姜同学低下头。
    “红色恐怖下,谁不恐惧?”丈夫淡淡地说。
    “你真以为倾听他的痛苦,是我的仁慈?”回家后我问丈夫。
    “难道不是?”
    “他的痛苦,靠酒精排遣;而我稍许的排遣,却在他的痛苦中—我高兴着他的痛苦;我快乐着他的痛苦。哈哈!”我发出银铃般的大笑。许多人说我的笑像天堂里的笑。既然进不了天堂,那就模仿天堂里的笑。
    有一次他借着酒劲说:“有一句话堵在嗓子几十年,今天定要问个水落石出。当初你为什么拒绝我?”
    “好在拒绝,不然现在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不!如果你是我妻子,悲剧绝不会发生。”他怒气冲冲。
    “虽是悲剧,无怨无悔。”我也怒气冲冲。“你这个伪君子!三年里,你竟连我儿子都不看一眼。”
    “谁说没有?我好几次想去看……”他伤感地取下眼镜。
    “你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我温柔地说。
    “谈谈共性。”他很迫切。
    “没有富贵也能淫,没有威武也能屈,没有金钱也能移!”
    “你!”
    “你现在的格言是:士可辱不可杀!”
    
    又一个春节,又一次同学团聚。这一次聚会,让我压抑了很久的火山,终于爆发。
    那天,他妻子有备而来。她不但精心妆扮自己,还精心妆扮了这份台词。“宝强,你的信,就躺在我丈夫的抽屉里。”
    “哦!那是黑龙江的一段往事,也是我遗忘的一段历史。”
    “这封信,我能完整地背出来。”她得意地说。“某同学你好!致以革命的敬礼!多美丽的辞藻。”
    “倒背如流又如何?我早把这些信付之一炬。”我笑了。
    “我可以为你们开一张通行证……”她一撇嘴,嘴巴对着一扇房门。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脑门,我霍地站起来:“你可以开这张通行证,问题是我需要这张通行证嘛?我有自己的丈夫,妇复何求?你稀罕的男人,我绝不稀罕。”声音高亢,一个字是一颗钢球,一个字是一串火苗。
    所有人惊呆了--只道牢狱磨去我的锐角,劫难磨去我的刚烈。想不到,我依然是敢爱敢恨的尤三姐。
    我在邮件被监控,电话被窃听,隔三岔五‘请喝茶’的状况下,依然在网上发表犀利的时评。我的《上海女囚》,载着我的爱恨交加,载着我的喜怒哀乐,驶向彼岸的伊甸园,纵然江水凶险江波叵测,我,绝不回头!
    
     六,
    世博会马上开始了,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是政治秀的傀儡,是掘起国的脂粉。纵然它千姿百态,它只是一个宫廷戏子,一个三流货的戏子。
    为了捍卫戏子演出的成功,掘起国砸下大把大把的银子。这些银子可以让全中国儿童都能上学,全中国病人都能就医,全中国人都有住房。
    世博会中的同学聚会,显得气氛诡谲人心难测。朱会长在接到一个电话后,神情肃穆;别的同学见我,眼神闪烁。而他,见我如见麻风病人,避之唯恐不及。突然,我又接到我老板的电话,匆匆而打,急急而挂。
    疑惑如一团麻,缠的我透不过气了。我在不解中,小睡片刻。
    回家时,警察拦下车,要求我们出示身份。空气中充满火药味,朱会长的手在抖……
    到家后丈夫告诉我,国保已经找了我所有的同学。鉴于此,在我午睡期间,同学会通过一项决议:封口!封笔!不然全体同学和我绝交!期间,他的反应最激烈。他明确表示,不希望受到我的株连。
    “21年前,他就是这德行。”我冷笑着。
    “21年前,为了仕途还可以理解。可21年后的他,下个月就要退休。”
    “懦夫的恐惧,融化在血液中,镌刻在条形码上。”我拎起电话,电话里是一个冷冰冰阴森森的声音。
    “解释权在朱会长手里。我们只是极一般的同学。”他在‘极一般’上加重语气。
    “我没有和你套近乎的愿望。我只想说一句:21年前我都没株连你,更况今天?”
    “可你已经株连我了!已经!现在!”他‘砰’地挂了电话。
    我瞠目结舌,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
    
    第二天,我主动联系国保。见面后我郑重声明:好汉做事好汉当。别再找我的老板;别再找我的同学;别再找我同学的女儿。
    国保说,只要世博会期间不写文章,不出版《上海女囚》,不接受采访,即可。
    我沉吟着,最后咬牙答应。
    
    2010年国庆前夕,三个国保一个片警赶到我单位。一国保处长说:“孙宝强,把你写好的文稿,发到我的邮箱;还要把你尚在构思的,未完成的文稿也发到我的邮箱。”我说:“你是否要劈开我的脑子,检视我脑细胞活动情况?”
     他冷冷地看着我。
     我说:“……你们在我出狱后,监控我20年。是否准备监控到我死?”
     国保处长的回答,是一串冷笑。
     就在这瞬间,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逃!我一定要逃出中国,把这一切告诉全世界。”
     2011年2月底,我和丈夫出走澳洲,二个月后,拿到保护签证;五月底,我在香港出版了我的回忆录《上海女囚》。
    出走澳洲后,我给所有的同学打了电话,独唯没给他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符号,是一个病人,是一段历史,惨痛的历史,不堪回首的历史。
    正因为中国有无数个苟延偷生的‘他’,这才有了独裁专制的苟延残喘。我衷心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要成为他的缩影。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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