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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讨毛泽东的信(修改稿)/吕朴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05日 来稿)
    
    作者:吕朴
    
    你的问题是:
    
    “如果社会主义都要被否定,那些从死人堆中爬起、在残酷清洗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家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毛泽东的封建专制的错误和千千万万追随共产党为理想而奋斗的前辈该怎么区别呢?前者领导着后者,否定了前者,后者怎么办呢?他们之间毕竟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一直以来都不知道该怎么来认识这个关系,你的文章,让我觉得有可以分清一些的感觉,但好像还没完全说得很清楚,能不能从革命的不同阶段来分,你说呢?
    
    回答:
    
    你问题中存在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讲:“如果社会主义都要被否定”。我从来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只是否定了社会主社会开创阶段的传统社会主义,讲它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不是社会主义。而目前真正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你问题的核心在于“血肉相连的关系”。你说的关系是指毛泽东(领袖)和革命队伍中千百万干部群众的关系。
    
    先讲“血肉相连”这是你现在给予的认定,也可能是目前千千万万善良人们的目前的认识。但是实际是不是这样?
    
    对于关系性质的认定,有好几种角度。一是作为关系的基层一方,你可以被当做千千万万善良人们的代表;二是毛泽东自己的看法;三是以正常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客观尺度来衡量,这是什么关系;四是放在历史发展进步的背景里予以判断。而这四种看法最基础的认识是第四种和第三种。毛自己的看法和你的看法只能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客观基础之上。
    
    首先要说明,毛泽东和千百万群干部众的关系,这里的干部群众不是一般社会意义的概念,是指,在掌握政权之前是指革命队伍成员;在掌握政权之后是指体制内的干部群众,都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的工作人员。
    
    由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这支力量,到底在掌握政权前后两个阶段的八十一年里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在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里都起到了什么作用?然后在对这一空前重大的社会运动本身的性质予以确认之后,在此基础上在谈论是否存在血肉关系的问题。
    
    由于这一基础是个各种不同性质和内容交汇在一起的综合事务,故而剔分、分析的本身就是一项思想工程。经过几天的边写边探索思想头绪的过程里,就已经写了超过万字。但即使如此,我仍然自觉还不够丰满、清晰。想了想,还是通过两段式论述来解决你的问题。首先我先将结论先告诉你,如果你还想要具体论证。那是第二步组织思路和资料的过程。不过写下来还是思如泉涌,干脆都写下来,你就先看看吧。
    
    结论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以掌握全国政权为界分为革命战争时期和和平建设时期。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与组织,在本质上属于新型农民革命。是一场受马克思主列宁义阶级斗争思想引导的新型农民革命。这种新型农民革命带有突出的两大特点。一是它反对暴政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它主要体现在革命运动的方向和指导思想;二是在革命运动的具体实现过程中具有比较多的农民革命的局限性。
    
    阶级斗争思想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但马克思又大力阐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概念。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行之有效据此开展武装革命斗争,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深刻、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即国家机器和社会机制不具有调和这种矛盾的功能和能力。因此出现为推翻专制腐败的旧政权,建立能够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新政权而开展的暴力革命完全是正常的,这样的暴力革命肯定是进步的、正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则成为动员劳苦大众的最有力的工具。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弱小、不成熟;这场革命只能以农民为主体,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为目标,动员农民并以农民为主形成革命队伍。这些都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只能是农民革命。所以在革命队伍和革命进程当中,必然既普遍存在勇于赴难、万死不辞,献身理想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又存在农民,特别是流民(流氓无产者)的种种缺陷。以残忍、暴虐替代革命;以发泄愤懑替代工作;以合情代替合理;以情感代替政策。对于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的特点,无论偏废哪一方面都是片面、不准确的。现在有些人只看见流民特点的一面,根本否认前者内容的存在;也有人只相信前者的存在,千方百计否认后者存在的事实。这样都无法真正解读革命和历史。只有把两面特征都看清楚,搞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进步的方向,才可能正视历史,认清现实,也才可能实现可行的展望未来,而不是仅停留在简单、空洞的概念上。
    
    在革命的进程之中,农民习气、农业方式,甚至流民手段肯定会经常出现,因为队伍就是由农民组成,有革命就会有农民方式问题的存在。而且也不可能一一劳永逸的根除。甚至有时候人们还认识不到它是问题,而把它作为正常手段来使用。举一最典型的例子,延安时期,在毛泽东遇见不同意见争论的时候,贺龙居然把手枪拍在桌子上,大叫“谁反对毛主席我就毙了他”!这种拥戴山大王的土匪习气居然没有领导人(包括毛泽东自己)站出来表示意见。因为这既不符合党内民主的概念,也没有法制根据。可是即使如此,居然仍然还有人把它当做正面的谈资传扬。可见当时党内外传统社会影响之深。
    
    笔者所讲的新型,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二是革命队伍的组织不是旧式帮会式的农民革命组织,而是新型的工人阶级式的革命组织,从动员方式到组织原则、管理体制都是新的。不过在执行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农民情绪、手段,有时甚至是流民的流氓手段,例如以感情和想象代替政策,以残忍、暴虐代替革命,所以内部肃反层出不穷,逼供信、管关杀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死在自己人手里多于死在敌人手下。尤其是在分散的根据地的高、中级干部队伍里。还有在斗争地主、土豪时滥杀滥扑、扫地出门、强奸女眷等等。虽然组织内部也始终在和这些现象开展斗争,但仍然反复出现。三是根据地的建设(以延安模式为典型)呈现新社会的雏形。本来这种社会模式应该成为掌握政权之后理想社会的初创模式,可惜由于马克思列宁不成熟思想的引导,只是错误的把它当做是统战的需要。把目标当成手段,结果造成后来的目标失误,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失误,包括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误,方式方法的失误等。
    
    既然是反抗暴政、盘剥以及无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旧社会、旧国家的农民革命,它自然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具备充分的合理性与正义性。也正是由于正义、进步、光明的这面旗帜,才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热血青年不畏艰险、排除万难走向革命。我们的父母当年就是这样走进革命队伍当中。对于这种追求进步、光明的愿望和实践行为无论到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否定。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后,这种光荣传统,他们的后代完全应该传承下来,继续坚持下去。
    
    在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形成非常成熟的革命战争方式。为叙述简便、利于理解,此处不再对革命战争方式进行详细的介绍(可以另文)。现在可以肯定的讲,革命战争方式完全是诞生、应用于武装斗争革命时期。而这时的革命队伍不属于常态社会组织,这种革命(包括组织和行为)方式实际是一群有思想(解析社会)能力、有动员(群众)、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以军事方式组织群众打倒现政权的革命运动。这里要讲明白的是,思想(解析社会)能力,通常可以以“道”来代表,它的基本框架不是来自运动当中的群众,而是他们自身已经基本具备;而思想落地的实践能力,可以以“术”来代表,这需要和群众共同摸索、实现。所以马克思所讲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辩证关系,在革命战争方式当中的体现并不典型。真正、具有典型意义的内容和形式,只能在和平建设方式里得到体现。例如军事与社会的关系,它在战争方式和和平建设方式当中的表达,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内容。过去当局为着突出自己永远把持政权的合法性,所以长期以宗教的神化方式宣传革命战争方式,千方百计阻止和平时期社会对于建设管理方式的本质需要,包括对于军事的性质和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准确的阐述。完全阻断了军事社会科学的存在和发展。为此严重扭曲了社会和军事的关系,进而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包括变革)。
    
    革命战争方式的本质特征是以“道”带“术”、以上治下。其政治思想动员机制适应于物资严重不足的困境;纠错机制是靠和国民党反动派争夺群众的外部竞争实现的;其内部民主是靠事后追惩实现。这样就能满足军事斗争对于时间性和在局部集中集中力量以少胜多的要求。在革命战争时期,这一体制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可以讲在这段历史时期,毛泽东和干部群众的关系,总的还是比较融洽的。不过也绝不是“血肉相连”的关系。也不是毛泽东的内心需要,而是被蒋介石逼出来的。因为毛泽东的确需要广大干部群众的血肉为他打天下。但是毛泽东的血肉是属于干部群众的吗?不是!绝对不是!!为什么?有一条就可以判断出来,如果毛泽东的血肉是属于人民的,那用群众干部血肉换来的权力应该属于人民。属于人民的逻辑只能是这样。毛泽东应该在接受人民(包括组织)委托授权之后,以自己的工作效能(包括团结有能力的人)证明权力的确属于人民。一旦自己不能尽到对于工作负责就应该让更有能力的人发挥作用。毛泽东是这样的吗?不是,毛泽东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尽力把最有能力的别人(具有威胁自己权力地位的人)尽量排除或者消灭。在整风时狠整周恩来、张闻天;排除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干部;团结刘少奇等都是如此操作的。所以毛泽东和干部群众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你所理解的“血肉关系”。但是这时候的关系,肯定好于后来掌握政权的建设时期。群众心目中毛泽东和干部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主要是长期宣传的结果;还有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皇权意识的附汇心理。
    
    在掌握政权之后。
    
    在上段叙述中,我们已经肯定了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实际是新型农民革命。那这个新型革命组织在掌握政权之后就存在两种前途,一种是从革命战争方式全面转向和平建设方式;开始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在所有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已经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民主社会主义,不过当时人们还没有取得这种认识)。另一种就是仍然沿着革命战争方式这一轨迹走向了农民革命的历史归宿——现代皇权专制体制。从1949年当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积累、暴露出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来看,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疑问。所以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只有一种目标,即斯大林模式;发展道路也只有一种------对生产资料实施公有制改造;国家体制也只有一种,即共产党领导、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而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实际是纯粹的现代专制。内中以现代皇权(斯大林个人的绝对权力控制),现代教权(思想、传媒、文化的绝对禁锢)为主,国家、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以保证斯大林的绝对权力控制为目的。由于当时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只有这一版本,中国革命胜利后,自然走上这条道路。加之这种社会主义内在的专制本质和农民革命掌握政权之后的历史归宿又相吻合。不用太长时间,毛泽东就深深体会到这种体制的好处。既有光明正大的革命名义,又能充分满足个人帝王思想从潜意识翻明为现实。形式和内容都那么合适,那还何乐不为哪。对此毛泽东本人后来高度概括为;“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毛泽东对于斯大林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弃,表面上是反个人迷信,反个人专制。实际不但力保,而且还要大大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个人专制在中国越演越烈的根本原因。正是名义的革命和本质反动的结合,造成在共产党领导下,两面派成为体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由此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就是党内最大的两面派,也是当代中国两面派的鼻祖。
    
    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社会。马克思曾经依据德国革命、巴黎公社的经验预想过,但终究是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这种由共产党绝对权力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国家体制,通常被称为传统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经过近百年各国的实践,已经被公认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确实事出有因,它是社会主义事业在幼年时期的初创模式。对于这种模式的全面反思,始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披露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对于干部群众犯下的种种罪恶。这对于人们重新认真思考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欧洲后来把反思和当年第二国际和平发展社会主义的主张结合起来,发展出了民主社会主义,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赫鲁晓夫报告这一举措,带来了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继续健康发展的巨大贡献。可能赫鲁晓夫本人对这一重大历史意义或许都还不曾认识到这一步,当初也并非如此本意,但是实际效果确实是这样。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拒绝了此类反思,把它称为修正主义;仍然坚持传统社会主义,实际就是坚持革命战争方式,坚持现代专制。直至后来开创了大大有别于斯大林模式的毛泽东模式,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给于“文革”的历史地位,是终其一生努力,完成的两大成果之一。是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全面表达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毛泽东创造性的最大成果。但就是这种花费巨大时间代价、资源代价、发展代价的努力成果,最后还是把中国带到了国穷民贫、众叛亲离的境地。
    
    现在我们回忆历史,比较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的区别。前者工业色彩浓厚,而后者农民味道更足。
    
    其实掌握政权之后,继续革命战争方式的体制就出现了种种不适应。首先政治思想动员机制必将被物质利益动员机制所替代,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客观规律。对于和平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你不给物质利益动员机制以相应的制度予以容纳,它就必然以变形的形式出现。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从利用特权发展到贪污、腐败就像九头凶龙似的砍一茬又出一茬,前腐后继、层出不穷。由于共产党没有了国民党反动派这样的竞争对象,你还要坚持一党执政,只好老说自己好,以保证执政的合法性、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战争方式体制违背和平建设方式的机制和体制。出现重大决策错误那是必然。出了问题就捂着,报喜不报忧、封锁传媒、禁锢思想接踵而来。这个体制从此堕入“决策失误—严重后果---掩盖、封锁—再出错---再掩盖、造假、欺骗---再失误”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纠错的外部机制不存在了,内部民主建设又是完全空白。而事后追惩又由于受到现代皇权体制的“忠诚——保护”机制而屡屡落空。
    
    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基本没有接受过全面的现代教育,也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亲身经历,缺乏大城市职业、生活的深刻体验。并不真懂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对于人类解放到底具有哪些意义,也从来没有明白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更不知道真正的理想社会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各种关系(机制);同样也不真正知道发展中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最为严重的缺陷是,这批以毛泽东为代表,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团,完全沉浸在曾经成功的革命战争方式当中,始终自大、自恋,完全无视外部世界的进步,拒绝对于进步成果的借鉴,抱残守缺还引以为傲,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彻底的革命者,最大的英雄。即使面对数千万群众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失败教训仍然倒打一耙、诬陷忠良。不但对人民群众极端的不负责任,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嗤之以鼻。自从掌握政权之后,一直极力推行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现代皇权(彻底的上治下)和现代教权(彻底的思想禁锢、传媒禁锢),丝毫没有摆脱原有封建专制制度的愿望,反倒对主张变革、坚持基本道义准则的人带上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帽子,彻底实行除之(甚至采取肉体消灭的极端措施)而后快。而且这种新型专制体制,由于掌握、运用了许多现代手段,所以欺骗控制之严密、彻底,专制之极端,已经大大超过封建王朝专制的任何时期。乃至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约四千万人,都不见大规模的抗拒,更不见陈胜吴广的出现。这种令人痛心、严重不正常的社会,包括毛泽东和他的事业,最后走向被掩盖的丑恶当中的历史归宿,已经彻底的说明了毛泽东一生即所从事的事业,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人类解放,走向进步和光明完全是背道而驰、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结合造反暴政,掌握政权之后继续专制的历史过程,只能认定毛泽东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现代农民革命家。
    
    毛泽东在走出韶山之前就认为这个社会极端不平等。在内心就有对旧社会造反的深层动机。其次,毛在青年时代就有明显的藐视群雄,要做大英雄的抱负。所以很早就尽其所能走向社会、走向基层。为此上过学、打过工、当过兵,也曾经走到“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不过北大肯定让他很失望。因为那是书生们坐而论道的地方,不是自己从事造反大英雄社会实践的合适地点。最后找到了命运的真正归宿,闹共产党革命。自从参加革命之后,在这个号称最纯洁、最正直、最富献身精神的团体里,实际也存在社会上所有的一切丑恶和善良,中国社会的各项法则在这里同样也起作用,帝王的御人术在这里同样也在发挥作用。要想在这个团体里出人头地、脱颖而出,使用手段是必须的,就看表面说法怎么讲了。有组织就有层级,就要有管理。有管理就存在权力,就存在争权夺利。对于中国特色、“管理-----权力”的觉悟,毛泽东很早就形成了。明暗两手怎么交替使用,关键就看谁玩得过谁了。在井冈山和瑞金早期,是毛泽东领袖欲望实现的第一阶段,也是和上级、周边党组织争执最多的时期。就连弟弟毛泽覃都在大喊“毛泽东你不要以为共产党是你毛家祠堂”。后来中央被迫转移到瑞金,毛泽东做山大王的时期才结束。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在得势之后,反复强调这个时期对他打压的路线错误。在延安时期,毛的帝王御人术运用地就更为娴熟。挤开张闻天、掌握中央,解决张国焘和四方面军,解决王明和国际派,解决以周恩来为首老南方局,争取以刘少奇为首的老北方局系统,统和在延安之外的各个根据地山头,争取到党内的“最后决定权”,直到最后把毛泽东思想列入党章等等。从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又开始逐渐显现。进城之后这种潜意识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里开始逐渐显露,直至公开化、制度化。
    
    而刘少奇则和毛泽东不一样。刘少奇本人参加革命后,长期生活在城市,从事工人运动。对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辩证关系具有深刻的体会,对于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具有一定程度的警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对于人民群众具有深重的责任感。这是他和毛泽东在思想品质上的根本性差别。也正是这一点在七千人大会上和毛泽东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也正是刘坚持要记载三年困难死了几千万人,甚至“人相食”这笔账。而毛泽东则坚持“不下”罪己诏””。从此认定刘少奇就是自己身后的赫鲁晓夫,无法争取的死对头。经此对照比较可以看出,刘少奇追求的目标是人民群众的福祉;毛泽东追求的目标是个人的绝对权力。当然刘少奇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但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掌握政权后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始认识到革命战争方式对于和平建设的不适应,已经在逐渐向和平建设方式靠拢。而毛泽东则,一是革命战争方式的思维惯性,二是内在的集权专制需求和革命战争方式的同一性。所以毛泽东随着掌握政权时间的延长,越来越追求革命战争方式。三是做大英雄的情结,一定要在中国开创超过斯大林和马克思的新思想和新型的社会主义。这也是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自己一生在掌握政权后,所做的最大也最有意义的大事。只要认真分析“文革”的前因后果,马上就能结论,“文革”的本质就是农民革命战争方式在和平时期的版本。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矛盾几乎贯穿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的主要历史时期和主要工作当中。现在报章上报道,无论是从刘少奇方向展开的研究,还是从毛泽东方面的研究都还未能触及他们冲突的本质。
    
    毛泽东追求的目标是个人对于权力的绝对控制,亿万民众的生命和福祉以及所有的革命旗号,自己的所有作为都是为此目标服务的。毛泽东也深知在这种体制之下,一旦掌握政权,特权、腐败和两面派在干部队伍当中的出现不可避免。但是这恰恰给毛泽东巩固个人皇权体制提供了难得机会。毛泽东和这帮人之间,事实存在一种不对等的交换关系,你为我的个人皇权体制效命、服务,我就保证你的地位、名声,自然包括特权利益在内。只要你做到这一点,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受到各方面的保护。具体你是不是贪腐、堕落,是不是两面派根本就不重要,你跟我玩两面派,我自安排有东厂式的特务给我汇报,所以不怕。你要是有些贪腐、堕落,只要不太过分,那更好,既便于我控制你(有把柄),也使得你不会对我的丑恶说什么。要是你严严正正、一本正经,在我身边反倒是麻烦。像彭德怀似的,老看我不顺眼,不把我当皇上,见了面老是老毛老毛的。一会儿解散中南海文工团,一会儿要当海瑞为老百姓骂皇帝。这种人就是不能留在身边。战争时期你给我打天下、有用处,用你。掌握政权之后,你就稍息吧。文革前把彭德怀弄到西南去,就是怕彭德怀在军队和地方的号召力,这个二杆子一旦发起轴劲儿来,谁也控制不了,毛泽东的理由实在打不过彭德怀的理由呀!你说毛泽东谁都不怕,不对,对于彭德怀他是忌惮的。通过以上分析才能明白,其实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官场腐坏的开山祖师。也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老是重用两面派,从柯庆施、陈伯达、康生、林彪直至周恩来等等难以胜数的政治局委员和省部级的高级干部。实际中国共产党本身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无论是从思想方式、工作方式到组织管理的实际形态莫不如此。例如刘少奇在历次因工作方式、方法和毛泽东发生冲突,你看有哪个中央大员即使感到毛泽东有问题,但是能够公开站在刘少奇这一边,甚至就连刘少奇周围的人,如彭真、安子文都在劝说刘少奇向毛泽东认错,让正确原则向毛氏皇权屈服,让正确方向向严重“左”倾屈服,让和平建设方式向战争方式的延续屈服。实际刘少奇在党内几乎一直是在孤军奋战,直至最后牺牲在原来是自己人的手中。对于全党高层领导为个人权位、名声,基本都拜服在毛泽东的皇权体制面前,这种不辨是非、目无法纪,不辩忠良、不识真正的大局,放纵毛氏皇权。因此给它一个农民革命组织的认定,冤枉吗?!
    
    虽然邓小平为了挽救传统社会主义的根本体制,在经济手段方面采取了前所未有市场经济改革。虽然这种局部的、手段性的改革,在调动积极性方面确有成效,也带来了毛泽东时期从未有过的经济发展势头。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寻租权力和黑金资本相勾结的“两恶合流”,造成整个经济社会畸形发展的现状,其怪异、丑恶的面貌,令世人瞠目结舌。就是邓小平自己面对这种局面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感叹:“可能发展起来问题更多”。虽然当局表面上自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实际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本质和毛泽东时期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在经济手段上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但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思想体制等方面仍然是原有的现代专制制度。面对人民的正义意志,毫不忌惮的使用武力镇压。这就说明邓小平并不是毛泽东的改革者,而是地地道道的继承者。
    
    为什么这种新型的传统社会主义在中国会这样公然的存在下去,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马上垮掉的征兆。因为目前整个社会,已经呈现“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各有各的生活方式的局面。上层是官商勾结,基层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偷抢蹭”,手法层出不穷。你看食品行业存在的种种问题,生生把个食品行业办成为第二化工行业就是典型的表现。
    
    当然,你我的父母辈不必为邓小平式的伪善改革承担责任。但是他们对于民主革命时期和文革前的历史肯定要承担部分执行责任。因为他们是当时这个现代专制体制本身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传统社会主义这颗毒树在中国给人民群众带来这么大的危害,但是至今仍能够坚持?
    
    原因一,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社会主义模式思想的影响,形成毒树所需要的思想支持;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模式考虑的基本依据就革命战争方式,诸如德国革命、巴黎公社等暴力革命。这是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之一。
    
    原因二,中国新型农民革命所形成革命战争方式和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社会主义模式大体一致。这也和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方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民乌托邦基本一致。
    
    原因三,中国仍然是一个未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社会国家。所以广大群众容忍、接受了基本符合封建专制的传统社会主义,接受了推行传统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也就是讲人们普遍不具备识别能力,这包括主政者封锁真相、钳制思想的原因。同时整个社会发展也没有达到,群众被各自的利益拉动组织起来的这一步。因为公有制已经把人们原本属于不同的社会身份全部消灭,所有人都成为被党所支配的各种工具。由于群众的公民觉悟尚未被启蒙,成熟意志和力量还未能出现,更谈不上表达。所以实际情况是,传统社会主义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就已经把“群众、阶级、政党、领袖”辩证关系的物质基础给消灭了。把形成社会主义的真正土壤------“社会化—自治”压制下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里,根本就不存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所谓指望执政党领袖发善心坚持民主制度,那只能是小学生出于想象的幼稚。
    
    原因四,这种体制的本质仍然属于传统社会,符合广大干部群众自身的自然需要,更符合被体制异化后的需要。
    
    原因五,具有深厚帝王潜意识的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后的绝对领袖,其造成极其深厚的影响至今未被彻底清算。
    
    现在一直有人想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切割开来。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从延安时代的中期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直接控制;就是他已经离世快四十年,他掌握政权之后所一直视同生命的现代皇权和现代教权的体制几乎没有受到什么触动。可见其影响之深。实际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当代中国在体制上仍然是封建专制本质以新形式的再现和延续。这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工业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但是在社会发展一般意义上的,与此相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远远未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本应带来的经济变革、社会变革、思想变革几乎没有一样实现。这些必要的变革绝不是靠宪政体制的实现就能实现的。从社会发展的机制建设角度来看,没有社会自治组织作为基础,社会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有了形式上的宪政体制,也很难发挥实际作用。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邓小平主张的,坚持缺乏合理权力制约的政治体制,实行经济方式的市场方式改革形成了一种新的机制。在改革所启动的物质利益大潮袭来的时候,权力立即被金钱收买。权钱勾结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开关,由于政府权力和法律都可以被收买,从此社会的基本秩序、基本道德开始崩塌,一切向钱看就成为社会的最高准则。因此所诱发的财富物欲,进而带来的性欲的泛滥,由于没有合理的约束,具备动力、义务、责任、利益、法律等完整内容的健全机制也不可能形成。于是原始欲望开始变成为恶欲。大陆开始变成禽兽遍地走、恣意妄为的乐园。而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局面,只能依靠社会自治机制才可能逐渐建设成功。而社会自治机制又只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面实现,才能逐渐形成。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专制制度的专制本质根本不可能形成这种机制。只会带来全社会原始物欲横流;社会腐坏大竞赛;法律虚置、崩坏,基本伦理、道德崩坏的经济社会现状。
    
    在当今的社会里,共产党的控制已经极端严密,党员有八千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这个组织、这些人在促进社会进步都起到了些什么作用?只有一个结论,严重的妨碍作用!如果按革命战争时期的标准衡量,在中央的干部90%是纪实革命小说《红岩》里甫志高一类的叛徒。其实还不如甫志高,付志高是受到严刑拷打的威胁而叛变,而现在这些人则是自动贪腐。他们大大多于工资收入的家庭财产怎么来的,能公开讲吗?
    
    在这里我们要澄清几种说法:第一,大国困难论。其实凡是搞经济学、管理学的人都知道,在经济发展上,小国的困难要比大国多。因为大国领土面积大,经济布局开阔、门类齐全,综合平衡的条件好,抵抗经济波动能力强。可能一时的整体速度不如小国,但是长期稳定,综合发展困难小。发展速度和素质,一定是大国具有优势。第二,机会论。讲什么周边小国因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机会所以发展起来了。其实全面的讲法是机会和机制统一论。机会是外部条件,机制是内部动力。机制不行,再有机会也没有用;有了机制,就能抓住一切机会。因此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机会,而在于机制。因此至今一直在散播这两论的人,不是无知就是故意混淆视听,意在欺骗大众。
    
    在很多场合多有一种说法,把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的功绩算在共产党领导的名下。真是这样吗?在朝鲜战争之后,韩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层次相比完全乏善可陈,现在相比哪?当年的香港和上海相比也就是渔港和小规模的贸易港,而上海已经是工业、商贸门类众多的大都市。而现在能在同一档次上比较吗?台湾、新加坡莫不如此。经济的一般性增长是社会的自然现象,根本不能说成是执政者的功绩,除非显著超出一般。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可以用两个尺度衡量。一是从1949年共产党开始执政起算至今,当年经济发展层次与中国大陆相近的国家,看今天与中国的现状相比。中国当年是亚洲第二,仅排在日本之后。现在最多也就是第六名(石油输出国情况特殊、不算)。二是以经济起飞三十多年之后的发展水平比较。亚洲四小龙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我们还未能全国进入小康。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的实际历史作用是停滞和阻碍。
    
    如果说,在共产党领导下,计划经济时期带来的全民特征是世界闻名的懒惰;那市场经济改革时期带来的全民特征就是禽兽,缺乏基本道义准则的禽兽。这一特征,已经随着商贸、旅游大流走出国门,开始流弊世界。现在不少人对于许多国家欢迎中国人去而洋洋得意,他们其实应该想到,人家喜欢的是中国钱,对于到来的中国人更多的是忍耐。而事实确实有些人明知金钱与忍耐的存在,不但不加收敛,反倒更加肆无忌惮,以加重别人的忍耐为乐。这实际已经与流氓无异。
    
    是的,毛泽东长期是大陆中国的领导人,但是我绝不认为他是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专制制度的统治者;是党内一大批钻营个人私利的野心家和两面派的主子,当然也可借用现代词语称之为领袖,即使如此也只能是借用词语,因为实际在他身上连领袖的概念都不存在。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实意义,至此也已大致说清。我认为本人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至于你父母曾经在患病的时候,受到这个体制的诸多关照,我想这笔账也不能算在毛泽东头上,应该首先算在全国人民群众头上,因为来源在此。试想如果执行者一心为人民群众节省,那你父母得到的关照一定会被严格控制;只有不在乎节约,反正也不花我自己的,得好人何乐而不为,索性尽量关照,自然得到你的感谢。实际的利益关系已经摆在那了,往往在事实上身不由己。不过怎么看法还是靠自己。
    
    啰嗦不少,还望讨论、交流。
    
    
深入探讨毛泽东的信(修改稿)/吕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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