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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01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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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之由来


(一)
    
    1、天安门是皇权的象征。
    
    2、保留天安门作为国徽,体现了僭主的皇权崇拜的放肆作风。
    
    3、天安门挂某人相片,暴露了僭主专政“山寨皇权”的狼子野心。
    
    4、天安门的存在,说明中国人内心都有一个皇帝情结。有共产党员反省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这话无知,实际上,应该说“每个中国人内心都有一个小皇帝”。毛泽东的尸位天安门,凸显其窃国大盗的面目。只知有毛泽东而不知有皇帝,浅陋哉;犹如北洋军阀之“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
    
    5、以上事实俱在,体现了“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就是从中国拔除皇权余孽。
    
    6、“炮轰天安门”计划的威力,连炮轰的首要对象毛泽东都受到扭曲,影响所及,后来文革中,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来转嫁这次受到的惊吓。

(二)
    
    查“炮轰天安门”者,并非“匪党宣传”(蒋匪或者毛匪),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2009年6月4日,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20周年纪念日,“人民网”发表了《“外交部最新档案”解密:美蒋间谍“炮轰天安门”阴谋》(作者:左健 徐京利;选稿:李宏洋),好像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纪念“天安门屠杀”。文章如下:
    
    在外交部档案馆最近解密的外交档案中,有一份《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对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案起诉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书》,将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前夕,人民政府成功破获以李安东为首的美国间谍组织,粉碎其炮轰天安门恐怖计划的历史画面重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北京解放前夕,美蒋特务机关安排了大批间谍、特务潜伏下来,为他们配备了间谍工具和武器弹药,妄图伺机刺探情报,从事破坏活动。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a Riva)就是潜伏下来的间谍组织头目之一,他的公开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
    
    为了武装李安东的间谍组织,在解放军进城之前,美国特务机关将一门STOKES82迫击炮和炮弹掩藏在美方提供的所谓“救济物资”中交给了李安东。李安东把这个“重型武器”化整为零,分别藏在自己和另外一个间谍分子马迪儒的家里,并一直在盘算着怎么样让它派上用场。
    
    1950年1月的一天,李安东把以目录编辑员身份潜伏在北京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的日本籍特务山口隆一(化名刘逸)找到他在北京东城甘雨胡同乙17号院的家里。李安东告诉山口隆一,他这里存有一门迫击炮,可以“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山口隆一开始还觉得这样干有点冒险。但李安东非常坚决,他给山口隆一打气:“可以冒险,只有冒险才有代价。”山口隆一后来交代称:“我有仇视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也同样的敌对。我知道李安东的迫击炮,我想做冒险的射击。”俩人经过密谋,草拟了一份趁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时,炮击天安门城楼,谋杀毛泽东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的计划报告,通过他们的情报管道,先寄到特务组织“日本东京日洲株式会社”,再由该会社递交给日本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在该计划中,他们说要进行一次大的“挑战”,宣称“现在正同对方(指我方)很痛快地对抗”。
    
    计划很快获得了批准。从5月份开始,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开始进行炮轰的准备活动。按照计划,将由山口隆一开炮。为此,山口隆一多次跑到天安门广场,测量了广场周围的地形,将测量结果绘制成地图,上面注明了炮击的目标和毛泽东主席检阅群众队伍时的位置。该图底稿后来被我警方缴获:图的正中是天安门城楼,城楼上一个小人代表我领导人的位置,一条代表炮弹走向的抛物线从金水桥直指城楼顶部。图上还有用日文做的说明和山口隆一的签名。草图把他们炮轰天安门的计划暴露无疑。
    
    9月16日 ,山口隆一将绘制好的图纸寄往东京,并加紧制定炮轰的具体实施方案。山口隆一在被捕后的口供中供认:“我知道集会时政府要人都到天安门来,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我想一定在这里开会,我给东京盟军总部画这个天安门,就是告诉他们天安门毛泽东目标的位置。”
    
    9月26日,他们将实施炮轰的具体方案寄往东京,方案估计了计划实施的可能性和实施后的逃跑计划,内称:“事情很突然,里面是有枝节的,如果是那样的化,山口隆一得要逃跑,别无他着。”如果阴谋实现而又没暴露,“那样的话,打算立刻躲起来,但是绝不能放弃这个重要任务,如把使命放下的等等说法是笨的计划,所以这点请放心。”李安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自以为周密严谨的革命计划,早已在我方的掌控之中。就在他们静等着占领军司令部的最后指令的时侯,他们寄往东京的情报已经到了我公安人员的手中。
    
    1950年9月26日,距离新中国成立一周年还有4天时间,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已经呈现出节日的喜庆气氛。这天,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军管会一行人员突然封锁了北京甘雨胡同,并迅速冲进乙17号院李安东的家。
    
    李安东被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公安干警和解放军战士吓呆了。与此同时,在旁边16号院内,山口隆一也被解放军战士抓获。
    
    公安干警向李安东宣读了逮捕令,并立即对房间展开搜查,当即起获了82迫击炮一门,手枪两支,迫击炮炮弹、子弹494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头和引信等各种武器零部件273件,烈性毒药两包。此外还有包括记录着我中央领导人、人民政府各部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住址、汽车牌号等资料在内的情报卡片和底稿一千多件,其中还包括山口隆一绘制的那张炮轰示意图。
    
    在这些物证面前,李安东乖乖地举起双手。至此,一个策划了半年之久的恐怖计划彻底破产。
    
    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典还有4天。
    
    被捕时的李安东55岁,他1896年生于中国上海,10岁时随其家人回到意大利,成年后进入意大利空军学校读书。当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思潮已经兴起,李安东在学校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教育,成为一名狂热的法西斯主义信徒。1919年,23岁的李安东从空军学校毕业后,参加了意大利政府的“航空使节团”重返中国。当他重新踏上中国土地的时侯,已经从当年那个会讲一口流利汉语的稚童,变成一个担负法西斯主义秘密使命的间谍分子了。3年后,李安东在天津开办了以军火贸易为主的“意亚公司”,一边为北洋军阀曹锟等提供军火,一边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从事搜集情报的活动。随后,他组建了法西斯党北平支部,自任支部长。为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经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齐亚诺介绍,李安东组建了“意国空军指导团”,担任秘书长,为蒋介石训练空军人员,并帮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买了200架飞机,用于进攻革命根据地。“七七事变”后,李安东同侵华日军特务机关“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高级特务日高富明勾结在一起,摇身一变,成为当时《北京时事报》的记者,流窜于华北各地,为日军搜集大量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为积极反共,李安东投身到美国脚下。1948年11月11日,李安东写信给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武官,信中说:“从几年来我们多次的交换政见中,我相信你能证明我一贯的反共主张。共产主义问题已具有广大的重要性,或许只能用战争去解决。我很愿意为反共阵营公认的盟主美国效劳。” 北京解放前夕,李安东以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的身份为掩护来到北京,建立间谍组织,开展间谍破坏活动。此间,他网罗了一批谍报人员,其中就有山口隆一。
    
    山口隆一也是一个极端仇视共产党的老牌特务。他1938年受日本海军部委派来到中国,化名刘逸,担任日伪华北航业总会北京办事处副处长,专门搜集有关华北沿海的船舶及抗日游击队的情报。1946年1月,山口隆一加入美国特务机关“美国战略情报局”,受该局委派,两个月后,他成为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情报机关(对外称“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少校研究员。
    
    1948年11月,北平解放在即,山口隆一接受长期潜伏的任务,从那时起,位于东交民巷台基厂的法文图书馆里来了个默默无闻的“图书目录编辑员”。北平解放后,山口隆一以此为掩护,将大量有关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和全国政协代表的姓名、简历、住址、汽车牌号等情报,通过美国的情报网,传送到了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总部。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捕后,我警方顺藤摸瓜,一举捣毁了他们的间谍网,先后将间谍分子马迪儒(意大利人,潜伏身份:天主教易县地区紫衣主教)、魏智(法国人,潜伏身份:法文图书馆经理)、哲立(意大利人,潜伏身份:教员)、甘斯纳(德国人,潜伏身份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等抓获。此外,还有一个为间谍组织传递情报、藏匿物品的中国人马新清也一并落网。
    
    1951年8月17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内,开始对李安东等7名罪犯进行审判。
    
    作为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瑞卿宣读起诉书: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于1950年9月,侦悉美国政府特务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从事重大的阴谋武装暴动罪行,乃于同年9月26日首先将李安东、山口隆一等加以逮捕,搜获军火武器、情报等大批罪证……
    
    起诉书长达24页,列举了李安东等人的大量犯罪事实。铁证如山,李安东等没有狡辩的余地,只能表示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忏悔和愿意接受军法处的审判。
    
    最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王斐然对7名罪犯进行宣判:
    
    被告李安东、山口隆一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策划武装暴动、谋杀我国家元首及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两被告均处死刑。
    
    被告马迪儒为国民党匪帮组织特务武装,破坏解放区,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并为阴谋暴动充当美国政府特务的李安东隐藏军火武器,处无期徒刑。
    
    被告魏智搜集我国情报,供给美国政府,窝藏阴谋暴动充当美国特务的山口隆一,处徒刑十年。
    
    ……
    
    宣判之后,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立即将李安东、山口隆一绑赴天桥行场,执行死刑。刑车沿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向天桥开进。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老百姓,人群中“打倒帝国主义!”、“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口号此起彼伏。
    
    下午5点整,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声,李安东、山口隆一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

(三)
    
    上述报道,只是“报告文学”,也就是“报告”其表、“文学”其里;更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于是我们只好再来参考阅读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反谍第一案——美国间谍炮轰天安门破产记》(杨颖)
    
    建国初期的北京,一封寄往日本的普通的信件引起了公安人员的高度警觉,经过紧张严密的布控,他们终于侦破此案:这是一项由美国间谍机关策划,企图在国庆节用迫击炮炮轰天安门城楼、谋杀新中国领导人的惊天大阴谋。于是,公安健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出击……
    
    一个外国女人进入我方视线
    
    1950年9月27日,北京的东单大街一早就已车水马龙,热闹非常。上午9点左右,一个伊拉克女人肩披一条印花绸巾,风姿绰约地来到东单的北京国际电讯电报邮局。她飞快地办完邮寄手续就匆匆地走了。在马路对面的“北方皮货”商店里守候监视她的一个高大、肥胖的日本人,见女人从邮局出来,确信邮件已经发出,便跟随着女人向东四方向走去。
    
    就在发信人自以为万无一失时,他们的这封信已被摆在了监视他们许久的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狄飞处长面前。从字面上看此信似乎只是一封购销通知。信件的投送地址用毛笔写着:
    
      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
      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
    
    经过秘密检查,信件的内容是:
    
    CLC总部: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一切并无异样之处,但狄飞处长一分析就感觉有蹊跷了。首先,CLC是一个间谍组织,并没有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为何要购买消防器材,而且选在北京?再看信中,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形草图,并画出了射击天安门检阅台的指示目标:从御河桥上放的灭火机上,一条又粗又黑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画像。
    
    狄飞大吃一惊,预感到问题严重。拍照后他立即向公安部侦查处处长李国祥作了汇报。李国祥马上召开了案情分析会。会上,大家都感到此信件中隐藏着一个大阴谋,今天是9月27日,再过四天,就是国庆一周年的日子,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众共同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这个日子也正是信中的那个“发货”日。他们将“发”什么“货”?如果把“发”的“货”与草图上的抛物线联系起来……
    
    “我这就去向中央请示!”问题太严重了。李国祥匆匆赶往中南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在西华厅听了汇报,并看了证据,也感到事关重大,他指示李国祥:“这很可能是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美国武官离华前布网
    
    其实,早在1950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科的曹纯之就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收集国际间谍的材料,目标很快锁定在北京东四三条一个美国人设立的机关——“美国新闻处”。
    
    “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经常出入这里的,是长期居住在北平和天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的侨民。这些战败国侨民中的部分人以前的身份曾是间谍,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通过多日观察,李安东首先进入了侦查视线。很快,外线侦查员就掌握了与李安东联络密切的意大利人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以及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经理魏智等人的情况。
    
    李安东,意大利人,又名汤尼,住北京市甘雨胡同乙17号,公开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在京的代理人。此人于1919年来到中国。“七七事变”以后,李安东在华北地区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1948年3月,他又接受美国驻华大使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所下达的间谍任务,并收罗了日本、德国等特务为其充当情报员,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山口隆一,日本人,公开身份是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也是被包尔德收买的间谍。
    
    甘纳斯,德国人,曾是纳粹党徒。1938年,他来到北京,任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1940年,他与李安东相识,与李安东一起为美国间谍搜集情报。公开身份是西市汽车行的经理。实际上,这个汽车行只有一辆小卧车,供他使用。
    
    哲立,意大利人,1921年来到中国,曾任意大利驻天津海关总督。日本投降后,他与美国间谍机关发生关系。北京解放后,包尔德离京,带走了他的老婆俄国女人霍尔瓦特伊芙娜,他现在是无业侨民。
    
    马力悦,意大利人,北京廼兹府的天主教堂主教。1946年来到中国,李安东以每月给他薪俸140美元、每次交通费5美元为条件,命令他提供中国的情报。
    
    从粉盒里查出半截名片
    
    就在侦查员对李安东等进行全面监控时,1950年9月25日,一个年轻女人走进了哲立的住所。下午4时,侦查员沈继宗返回侦查科汇报,该女子叫程梦,住北京廼兹府大街770号,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现任北京师大音乐系助教。解放前程梦在燕京大学就读时,跟苏联人霍尔瓦特伊芙娜学过钢琴。
    
    很快,居委会报告:程梦大姐程娜最近从香港来京探亲,程娜丈夫是英国人,在香港开银行,解放前在北平时与包尔德有过交往。
    
    曹纯之当即派侦查员辛立学、沈继宗和翻译张宝英到程娜住处执行搜查任务,但遭到了她的严厉拒绝。曹纯之立即驱车赶到。曹纯之环视屋内各处,突然手指梳妆台问:“这个检查了没有?”
    
    “没有。”张宝英回答说。
    
    “检查!”张宝英拉开梳妆台的小柜子,只见里面有一个美国产脂粉盒。一打开,露出半截名片,经检查是原驻华上校武官包尔德的。
    
    曹纯之严肃地对程娜、程梦说:“包尔德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处武官,他的秘密身份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机关的负责人。你们受包尔德的指示到我们中国首都来进行间谍活动,这一条,就是罪证!”
    
    程娜说:“我这次来是看母亲的,受丈夫朋友包尔德的委托,以半截名片为凭,请哲立先生帮助卖掉霍尔瓦特伊芙娜存放在我妹妹家里的钢琴。妹妹已经和哲立联系了。”
    
    “卖钢琴?伊芙娜和哲立,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夫妻,都有权卖自己的钢琴,还用得着包尔德作主吗?”
    
    “他让我代问哲立好,并告诉他我们的洋行银根紧,生意不太好!”
    
    “这是间谍用的语言,是在向他们下达指示!”
    
    当晚,曹纯之把程娜请到公安部,客气地说,“你到这里来会更安全,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
    
    程娜哽咽了,说:“我是中国人,愿意做对祖国有利的事。”
    
    “我打算让程梦做你的联系人,好吗?”程娜点了点头。
    
    在北京海德曼咖啡馆里,程娜按照曹纯之的指示,把半截名片交给了哲立。哲立十分欣喜,然后,他驾驶一辆灰色的小轿车飞快地来到李安东的住处。
    
    美国情报机构下达炮轰密令
    
    想入非非的李安东,正急切地等待着包尔德从香港派人送来的联络暗号。只要对上名片就等于包尔德向他们下了最后的命令,这样,他震惊全世界的计划就要实施了。
    
    原来,1949年包尔德逃离大陆前,曾与李安东有次密谈。李安东毫不掩饰地说他那里还藏有一门Stokes式迫击炮,还有几十枚炮弹等武器,说:“我计划将来会有机会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呢?”
    
    “我想等中共政府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时,可以在天安门试一试。”
    
    包尔德立刻许诺:“李安东先生,如果你们的计划能够成功,我们可以给你们50万美金!事成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洲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去做一个百万富翁!”
    
    此次包尔德正是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头子杜诺万的授意下,通过程娜向李安东发出行动信号的。李安东接过哲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的半截名片,又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意文书,从折叠处取出另一半名片,然后在检测镜下仔细辨认:“OK,联络暗号完全准确!”
    
    李安东眼睛里闪着凶光,命令道:“你立刻就去告知山口隆一,马上与东京方面联系!”
    
    傍晚,山口隆一开车来到东交民巷后的一条街。下车后,他匆匆走进使馆区伊拉克女人开的“熏鱼店”。包尔德在北京时,与这个女人常来常往,用金钱收买了她。山口隆一来到了伊拉克女人的家,递给她一个袋子:“这是1000美元!”接着又拿出一个牛皮纸信件:“明天早晨就到东单国际邮局快件发出!”伊拉克女人欣然应允。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吉普车、摩托车呼啸着奔向目标
    
    从中南海回来的李国祥处长一到公安部便向曹纯之交了底:“彭真同志定了,要求国庆前破案。我看明天行动吧!”9月28日,6点15分,一阵清脆的哨音刚落,全副武装的侦查员们已集合好了。李国祥下达作战命令:经过侦查,美帝间谍分子企图在国庆节炮轰天安门,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国际混乱。据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间谍分子!
    
    一辆辆吉普车、卡车、摩托车呼啸着奔向目标。
    
    晨曦中的北京甘雨胡同一片宁静。甘纳斯突然感到莫名的不安。他决定,马上去天津,取道香港回德国。甘纳斯跑到院子里大声地叫喊:“司机!司机!开车!”
    
    司机回答汽车不好发动,“排气管不通,废气太多。”
    
    甘纳斯见司机态度有变,便掏出一支无声手枪对准了司机的胸膛。只听“嗖”的一声,埋伏在汽车旁的侦查员李五海,一脚踢飞了他的手枪,甘纳斯惊魂未定,一副冰凉的手铐已经戴了上去。
    
    清晨,山口隆一正闭目静坐,口念经文,突然屋外响起震耳的马达声,魏智惊慌地跑进来:“不好了,共产党来人了!”
    
    山口隆一下意识地伸手到办公桌上拿手枪,被冲进来的侦查员沈继宗一把按住。“你被捕了!”沈继宗出示逮捕证。山口隆一大声吼叫:“我抗议!我犯了什么法?”
    
    “你以商人的名义寄往东京的是什么信件,你自己明白!”沈继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名义上购买高射程灭火器,实际上是向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报告炮轰天安门的计划,还有精心绘制的天安门地形图,企图在‘十一’谋害毛主席和我国政府领导人,难道这不是犯罪吗?”
    
    9月28日,李安东起得很早。按计划,他今天应把拆卸分散的迫击炮零件集中起来,做好射击的准备。一大早,他就准备开车去隐藏迫击炮零件的迺兹府教堂。这时,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侦查员辛立学、张宝英推门进来,“李安东先生,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员,现奉命逮捕你!”李安东一愣,毛茸茸的手腕子被戴上了手铐。同时,哲立也在隐蔽的住处成了阶下囚。
    
    就在这时,辛立学从李安东家打来电话,焦急地说:“科长,李安东家没有查出明显的犯罪证据!”
    
    曹纯之厉声说:“你再仔细地搜查,我率内勤警卫组立刻就到!”正当他走出门外时,保定市公安局侦查科长韩复光来了。曹纯之转忧为喜:“老兄来得正好!主犯李安东家中没有搜出明显的罪证,你赶快到李安东家去,负责现场检查!”
    
    韩复光立即赶到现场,侦查员们打开刚搜出的三个红木雕柜子,里面装着一叠叠外文资料。经过翻译,张宝英说:“这些材料大都是有关我国政治、军事的情报,其中有保密级很高的《华北空军基地资料》、《四平战役资料》,还有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全国政协主席、委员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住址、电话和汽车号码等。”
    
    韩复光走到李安东面前,威严地说:“你是个商人,搜集这么多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干什么?”
    
    “这是贵国的NEWS,我们外国人向国际社会舆论提供中国的情况,是完全合法的,这是我们的新闻自由。”
    
    机灵的张宝英在一旁立刻用英语驳斥他:“胡说,新闻的英语是‘NEWS’,情报一词是‘INTELLI-GENCE’,译成中文是‘及时的秘密的报告’,与新闻的概念不一样!”
    
    突然,前来援助破案的天津市公安局一位侦查员从李安东的接近天花板的书架上搜出一个油纸包装的小铁筒子。韩复光听到“当啷”一声闷响,立刻走过去。他捡起来一看,发现上面有Stokes字母,认出这是一个伪装了的Stokes小型迫击炮炮筒。他立刻打电话向曹纯之汇报情况。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在迺兹府的天主教堂也展开了大规模搜查。身披主教大衣的马力悦用生硬的中国话拒绝说:“这里是教堂,不许你们侵犯教堂的尊严!”
    
    “对不起,你无权拒绝我们的检查。你在中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令!这也是对你负责!”
    
    果然,侦查人员在壁炉内左侧发现藏有迫击炮炮座、炮架和手榴弹等武器。侦查员立刻向指挥所曹纯之报告。
    
    李安东盼望的武器运来了。侦查员们取出炮座、炮架,韩复光拿起炮筒、炮架,熟练地用腿一夹,用手一扭、一合,便迅速地拼成了一架Stokes型迫击炮。然后,把十几颗炮弹往旁边一字摆开,气愤地质问:“李安东先生,这也是NEWS吗?这是间谍的罪证!”李安东吓得腿一抖,喃喃地说:“这是……”“这是什么?”韩复光大喝一声。李安东的精神防线垮了,美国间谍炮轰天安门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判决,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甘纳斯和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
    
    (摘自《大案实录:震惊中国的刑事重案》,杨颖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这篇也是报告文学,“报告”其表、“文学”其里;更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由于缺乏对方的解说,真相不得而知。
    
    但“炮轰天安门”的计划本身,却体现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之外的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

(四)
    
    “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之外的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透过六十多年的烟尘,逐渐清晰起来了:
    
    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就是从中国拔除皇权余孽。
    
    1、炮轰天安门,就是炮轰皇权的象征。
    
    2、炮轰天安门,就是炮轰现僭主的皇权崇拜。
    
    3、炮轰天安门,就是炮轰僭主专政“山寨皇权”的狼子野心。
    
    4、炮轰天安门,就是炮轰中国人内心的皇帝情结。
    
    炮轰天安门事件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和联合国作战,因此,这个计划很可能是联合国授权的,就像联合国授权铲除卡扎菲政权一样。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要讨论这个。
    
    我们要讨论的是:如果炮轰天安门事件成功了,中国就不会遭到历次政治运动的荼毒了。
    
    就不会有“没收农民土地”、“没收市民财产”、“禁止知识分子说话”、“全面专政的文革”等系统灾害的发生了。
    
    这就是“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
    
    后来文革中,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就是受到“炮轰天安门”震撼所产生的余波。
    
    毛泽东甚至用他自己一贯的曲折方式,总结了“炮轰天安门”的性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泽东《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
    
    又过了十年,在文革中的人们怎么也不明白,毛泽东自己是中国大陆的独裁者,他怎么会用这样的口号来号召人民把自己拉下马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打倒他毛的自己扶植起来的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
    
    不是的。
    
    毛泽东这是被“炮轰天安门”吓糊涂了,从此不得安生。毛即使在梦里也不时浮现出“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这是连独裁者自己都控制不了意念。毛不得不靠安眠药来度过自己的中南海余生。
    
    第三中国的曙光、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辉煌,是从“反对皇权”开始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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