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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1月23日 转载)
    
    来源:搜狐网
     她是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在我们联系到资中筠老师的时候,一开始她拒绝作采访,本意是该说的都说了。但在电话那头,我被她的态度所感染,温文尔雅的声音,似乎在给年轻人作功课。她强调自己一直保持独立性,不接受所谓的左右之分。以下的文字根据其授权整理后发布,旨在找出中国改革的困境以及中国下一步如何走。【以下文字由资中筠女士授权发布】

    
      改革要有中国道路
      如今,改革再次被提上台面,呼声渐高。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改革希望,受振奋和鼓舞。但是我没有感到振奋和鼓舞,相反,觉得希望渺茫。我们现在要寻找的是“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一处,只要前进不要倒退,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无法绕过的。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但是,面对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等造成的灾难频发,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知识分子要承担责任,不能让整个道德价值系统垮台。现在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种分界很可笑。因为事实是权贵资本和国际跨国资本正在联手,危害工人阶级。
      回到改革话题,首先要改的是“举国体制”,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居庙堂之高者显然比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做而不是说。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财政,财政既然是取之于民用于民,那就要还给老百姓。老百姓想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
      以前有一个说法是“改了马上死,不改等死”,到底是谁死必须要弄清楚。就像顾炎武说的,明朝朱家王朝灭了不等于全民族都死了。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不能整个腐败下去,所以孙立平写的溃烂理论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可怕的是全民溃烂,整个精神的堕落。所以眼睛应该向下,而不是总是向上,老是想给决策者提点什么意见,让他们痴心的想着,这种自作多情的事可以少一些。现在更需要的是眼睛向下,即全民的问题。
      前些日子以所谓爱国为名的打砸抢,一是为了发泄他们的不满,二是说明了民众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当时感到非常悲哀。回顾历史,上面还是慈禧太后,下面是义和团。这样的心态,难免不让人情绪低落。我不是反对不妥协,我认为必要的时候就得妥协,不能够打仗。当然,先进的中国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多少“奥运”“世博”,建多少孔子学院。其实,这背后无法遮盖中国特色的贪腐、官员廉洁度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以及社会缺乏诚信等负面形象。
      此外,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也不能全盘的把西方制度全盘引进,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地震”。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引进的人到底有多少?至少我还没怎么看到。大多人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你天天喊革命就完了。
      解决腐败问题要靠法治
      古往今来,腐败一直存在。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过去国民党就是官场腐败,学界、文化界、新闻界、企业界没有腐败,现在我们是全社会各界,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受腐败教育:妈妈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对我不好。今天在我们这里讲公平、正义,觉得现在不够好,到现在的幼儿园小学生上来或者中学生上来,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事很不好?恐怕不是,他们觉得在这里面谁都是这样,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也是,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但是,中国的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的一块。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但不可能长期如此。
      腐败问题不搞法治和权力的制衡就没有希望。若不能够让舆论和群众监督的话,这种腐败也不会被解决。现在官员权力太大,需要改革。但是,从人的观念来讲,为什么改革开放必须达到两个凡是,所谓真理的标准的辩论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文化的解放,思想解放,但是那个很不彻底。后来实际上又回到两个凡是上面去了,要冲破一些东西的话,你必须要思想解放,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但是并不等于说现在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就不是制度改革问题了,当前非常重要的还是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碰到的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早期改革碰到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马克思讲的雇工几个以上就是剥削,现在的问题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心里明白的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碰到很多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个改革的冲击力应该是自下而上。
      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正在成长起来,但是在歪歪扭扭的成长,并不是很健康,马上就会有法制观念,无形的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到处都碰到各种潜规则,你如果触犯了这个潜规则,无论你有多好心去帮助别人做事,都是大逆不道的。我觉得文化的普及,这种思想,新的思想,解放思想的普及非常重要,对于每一个有了这种思想的人应该有责任,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老师们就更加有条件和有责任传播,授业解惑,就是正视我们的历史。
      市场经济需平等的权利
      谈经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若是单纯为了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中国的大部分GDP是来自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得来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卖地。若真正以人为本,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的需求外,还要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除了短期的GDP增长数字,还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那么,应该承认,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已到了拐点。
      健康的市场经济需要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需要健全的法治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而配套的制度是民主而不是专制。在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做出来成绩,但必将制约长期的发展。此外,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在促进优胜劣汰的同时也造成“弱肉强食”,制造着不平等。一个好的体制既要保护优胜劣汰,又要遏制或弥补“弱肉强食”的弊病。
      现在严重的社会分工不是市场的竞争造成的而是权力严重受到侵蚀,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证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如果说美国的利益集团华尔街的大老板们挟持了美国的政府的话,我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政府本身就是大老板,就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利益集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体制非改不可。可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改革也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同一个根源。另外一点,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跟美国有相同之处的,全球化分配是极端不公的,绝大部分的利益进入了权贵和暴富群体的口袋里,而广大的劳动者只分得了非常小的一块蛋糕。但跟美国有一点不同,因为过去中国是处于极端贫穷和完全没有权利的情况之下的,所以有了这点松动了这点分配,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底层的人的生活也还是有所改善的。所以,虽然很多的企业家都已经提出来不能一天到晚只关注GDP的不断增长,刚才也有人谈到了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脚步来进行一些调整,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其原因是经济利益的绝大部分的集团,只有不断地把这个蛋糕做大才能剩下一小块来分给老百姓以使得他们不造反。他不可能调整为我那80%让出再让出10%来,这个可能性不大。
      到目前为止,老百姓还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以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个是国际的条件,比如说国际市场上缩小了,这点我也不用多讲了。还有一个是下一代新的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一方面机会越来越少,一方面要求越来越高。这个要求并不是说不合理的。他不再忍受上一代父辈所不能忍受的条件,这种权利不公造成了财富不公,也造成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分配都是不公的。这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不公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平则鸣。
      最后,我想说,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容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到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要高。这样就是,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长远来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年轻人走进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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