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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苏联造成了1929年世界大萧条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1月1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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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正在攻陷西方的壁垒
    
    (一)1929的苏联与2008的中国
    
    在2009年发表纪念1989年二十周年的文章《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世界仍在关注中国人渐渐忘记的六四”?》里,谢选骏曾经指出:
    
    1、全球金融危机来自中国的高储蓄。
    
    2、中国的高储蓄率来自中国血汗工厂。
    
    3、中国的血汗工厂来自1989年六四镇压后的超经济压榨。
    
    [
    
    序言
    第一章 中国高储蓄与全球金融危机
    第二章 中国的高储蓄率与血汗工厂
    第三章 血汗工厂与六四镇压
    第四章 中国的“血汗工厂化”
    第五章 六四镇压不是孤立的
    第六章 中国的崛起依靠乡下的奇迹
    第七章 中国的崛起造成世界的改变
    第八章 世界仍关注天安门惨案?
    第九章 迟到二十年的血腥教训
    第十章 八九民运与人血馒头
    结束语
    
    ]
    
    现在,又经过两年的研究,我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六四屠杀之间的关系不是孤立的。例如,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实际上也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由苏联推行的超经济压榨、向西方世界倾销廉价商品而直接引爆的。
    
    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一词,是指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这是以农产品的下跌为起点的。
    
    而在此之前的1928年,苏联的木材因为过度开采和倾销全球,导致全球木材价格的暴跌,从而引爆了全球经济大萧条,进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可以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性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尤其考虑到,无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德国的纳粹主义,都是以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为蓝本的。
    
    到了1929年,加拿大小麦因为生产过剩而大跌,美国不得已也把所有的农产品压低价格出售。不管欧、美还是澳大利亚,农业进入全球性大衰退,加上10月华尔街的金融大崩溃,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这场灾难导致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不足以偿还债务,形同破产。资本的短缺,造成了便于消费需求锐减,工厂关闭,造成大规模失业。
    
    苏联虽然促成了经济大萧条,但因为其具有垄断性质,反过来又可以通过垄断而大捞不义之财。
    
    (二)
    
    《苏联“一五”经济计划带来的全面危机》(余一中)一文指出:
    
    2008年,当新一轮经济危机刚开始在全球肆虐时,有人预言,这一轮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打击将不亚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重创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两年过去,人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世界经济并没有遭受大萧条时期那样可怕的打击。
    
    关于那场大萧条,在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中这样写道:“在1929年底爆发了破坏力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在以后的三年中加深了这一危机。”“美国工业在1933年底降到1929年的65%,英国工业降到86%……”、“有2400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贫困、痛苦的境地。几千万农民遭受着农业危机的折磨。”
    
    这一时期苏联的经济状况如何呢?《简明教程》里说,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济危机的国家”。俨然“风景这边独好”。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理论上说,斯大林们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说过,自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之后“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从近几十年陆续披露的史实看,斯大林的说法只是一个神话,一个弥天大谎。
    
    众所周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后来依次曾有过俄共、联共、苏共等简称——通过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它面对的却是瘫痪了的俄国经济。在随后的内战时期,俄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国际共运史上最早的“穷过渡”,并于1921年初赢得了军事上的惨胜,而俄国经济却从瘫痪过渡到了崩溃。是年3月,列宁在极左思潮泛滥的俄共党内力排众议,推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通过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着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主动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使苏联经济很快就走出了困境(1922年苏联取消了实行多年的食品凭卡供应制度),从而挽救了苏维埃政权。
    
    在吃了几年饱饭之后,联共党内的极左势力又开始折腾,并着手穷过渡了。斯大林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上世纪20年代末他在巩固了自己的党内最高领袖地位之后,急切地决定在1929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斯大林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经济。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五”是要在苏联社会生活中实现“伟大的转折”,而这一转折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对城乡资本主义的坚决进攻”,目标是“彻底消灭私人资本,使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彻底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这个匪类,青少年时代在神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尽管后来成了无神论者,但却始终保持着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他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宗教,将它消灭私有制的未来理想当做现实行动的教条。在他看来,国有大工厂、大企业是国家的长子,这些单位的工人是一等国民,而城市里大大小小的私人工厂主、企业主和农村的富裕农民则是资产阶级,个体农民在随时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对城乡资本主义的坚决进攻”,就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即全力发展国营大工业、大企业,用它们挤垮私人资本;农业集体化则是在大办国营农场的同时打击富农,把个体农民组织进集体农庄。工厂主、商人、富农作为资产阶级都在被消灭之列。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制定和实行的。经济落后的现实被置于不顾,市场规律遭到蔑视,行政命令体制重新复活,农、轻、重的比例彻底搞乱,国企迅速膨胀,专家们噤若寒蝉,富农受到打击,“贫农崇拜”在农村泛滥。“斗争”、“进攻”、“消灭”等词语满天飞。“党(也就是“斯大林”)鞭策国家”,计划指标不断提高,完成期限一再缩短。“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口号喊得山响,浮夸之风盛行。国际共运历史上因此第一次有了“大跃进”这一词语……毛泽东这个匪类后来不过是东施效颦。
    
    经过一番折腾,1933年1月初斯大林宣布,苏联仅用四年零三个月就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即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他还给出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结论和数据:“资本主义成分被从工业中彻底而永久地排挤了出去,社会主义工业成了苏联工业的唯一形式”,苏联从小农经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几年后,斯大林们用自我表扬的方式把这一切作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写入了《简明教程》。
    
    反科学的苏联“一五”计划严重脱离实际,在执行中很自然地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抵制和反对。斯大林对付这一切的方法是:找出捣乱的“人民之敌”,给予无情打击。五年间仅经司法审判处决者就近四万人,监狱、集中营里更是人满为患。另外,还有殃及数十万个家庭和上百万人口的驱逐富农运动和扫荡科学界、教育界、文艺界的各种大批判。整个苏联不仅不像斯大林和《简明教程》说的那样没有经济危机,而且有着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危机。
    
    斯大林嘴上说,“不能靠掠夺殖民地或战败国人民这样的龌龊办法”来获取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所需的资金,但是他消灭富农、恣意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损农补工的政策,他注重在经济数字上赶超西方国家的做法,都说明他实际上走的还是西方工业国的老路。只是他的做法更为粗暴,也更为残酷,因为被他掠夺的“殖民地”竟然是他祖国的农村。而他那打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号把劳动者全都变成了无产者,他的“计划经济”只不过是官僚统治经济和短缺经济,他的“按劳分配”甚至不是总能保证人们极为低下、贫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没有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法制和社会公正的生活。
    
    《简明教程》出版后一度作为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教科书,在各国共产党中流传。它所表述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被奉为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使它们重复了折腾、运动、穷过渡、跃进、大饥荒等人间悲剧和惨剧。在这以后人们就不再相信它了,正如邓小平后来自我剖析、坦白交代的那样:“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学到了什么》,载《半月谈》2008年11月下)
    
    当代俄国作家达尼伊尔·格拉宁在谈起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时曾悲怆地说,它的意义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对世人说:不要走这条路,这里除了罪恶和贫穷,没有别的东西!”
    
    苏联共产党在1920年代的政策毁灭了苏俄的农民。
    
    实际情况,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当时的苏联为了建设重工业,在市场市场已经被苏联摧毁、粮食原料价格大跌的情况下,依然不断让苏联的扩大出口!导致苏联国内粮食肉蛋等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也直接导致乌克兰大饥荒!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见一斑!
    
    其实中共“建国”之后也有类似经历,毛泽东强迫人民勒紧裤腰带,造出了原子弹!为了还苏联的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毛泽东这个汉奸分子说砸锅卖铁还他:毛泽东三年不吃肉、天天吃鱼翅燕窝,反而导致严重营养不良,那几年饿死了7000万中国人!
    
    斯大林在1930年代推行农业集体化,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将农民的私有财产以及地里的全部产出完全由毒菜者进行支配;在划分“富农”的过程中,下层执行者蛮横粗暴,随意划分“富农”,原来“富农”的指标是3%,结果农民中被划为“富农”的比例是8%。这样恐怖统治的结果就是1932年全苏联发生饥荒,几百万人死于饥荒。
    
    (三)
    
    一篇题为《苏联大饥荒饿死多少人》的文章,激发国人忆起共产党中国“三年大饥荒”以及现政府的责任,人们不禁反问:“中国饿死人是因为人口多吗?为什么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大规模饿死人,而地广人稀的前苏联却饿殍遍野?出了中国,地球上还有哪个国家是因为‘没有搞强制计划生育’才挨饿的?”
    
    幸存者在该文中披露,人们对魔鬼斯大林的痛恨,有网友就指出,小魔毛泽东没有什么创造性,都是学苏联的,他在斯大林面前比孙子还孙子。联想到1960年代中国的大饥荒网友们留言说:“看看GCD(共产党)国家的历史,朝鲜的饥荒,红色高棉的黑暗统治,苏联的大清洗和饥荒,中国的饥荒和文革,给我的感觉都是反人类的!”还有中国大陆的网友直接打出这样的字:打倒害人的GCD(共产党)!
    
    据估计,当年中国饿死的人数约在6500万至7500万之间,神州处处是地狱,万户萧疏鬼唱歌~
    
    苏联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
    
    2000年12月24日至29日,走向民主的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档案:在1932年至1933年,仅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就饿死了700万至1000人!每天饿死25000人。但是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3.2万至3.3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万人的追悼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1973年前的档案曝光,这1000万人被活活饿死,是前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罪行。“每分钟有十七人饿死;一天大约死亡25000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还要多。”
    
    在饿殍遍野的时候,斯大林把搜刮出来的小麦向美国出口了400万吨,以吸取西方资金,表示苏联的“强大”。俄罗斯的普京政权认为,这场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的,因为全苏联普遍遭殃。乌克兰是重灾区?还是普通受害区之一?人们要求俄罗斯公布历史档案。但是俄罗斯当局还羞羞答答,进行遮掩,不肯把罪恶全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大饥荒、“种族大屠杀”由何而来?它的原因有四条:
    
    1、列宁遗患——流氓革命彻底破坏了苏联的经济;
    
    2、斯大林规定人民全部加入集体农庄;

    3、让城里的流氓到农村随便杀人抢粮;凡是家有粮食的富裕户,都被打成“新富农”,没收土地房产,枪毙或者流放。
    
    一个前苏联人的惨痛回忆:

    “许多农民被先后打死啦”;“乡村几乎被摧毁了!”这是不久前远东军区七十九岁的中校军官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在介绍自己一家人是靠“吃人肉活命出来的”而接受采访,回忆叙说的。
    
    这位中校的童年生活在富饶的伏尔加格勒,他说:“1932至1933年集体农庄运动开始,苏联农民更大的苦难也就从那时候发生了。那一年深秋,从城里派出大批工作队下乡。他们一家一户的搜查,翻出来一点隐藏的粮食,也要把全家人枪毙。粮食被全部搜查出来掠夺走。”
    
    “十月革命的破坏,经济大萧条,到处是饥荒。无产阶级没有吃的,只能喊口号和凶残的革命了。列宁不得不放宽政策,鼓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使原始商品交换稍有恢复。至1932年前,半数人能够有饭糊口,半数人仍然在挨饿受冻。这是不错的新经济时期。”
    
    苏联人民靠吃死人尸体活命:“ 这时候已经进入冬天了,气温在零下25℃--30℃。寒冷异常,村庄里被枪杀死和饿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无人掩埋,变成冷冻僵尸。半年的长冬,我每天出去寻找尸体和新被屠杀死、饿死的人。那时候宣判执行枪决的人家,部份逃跑出来了,躲藏到森林里和其他地方。寻找死人吃来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经成帮结伙了。每当村庄里向外抛新死的人时,我们大家趴伏在远处瞧着,等着。等他们走远了,我们一拥而上,纷纷砍剁软绵绵的皮肉……。在那两三年间,为逃避残暴的红色政权躲藏在白雪覆盖的深山老林里,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饿死了;依靠吃死人尸体的才活了下来。”
    
    巴夫洛维奇一生特别痛恨列宁和斯大林灭绝人性的政策:“被枪决打死的人和活活饿死的人,太多太多了!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人都没有农业集体化那个时期的遭罪、挨饿、困苦,朝不保夕。万恶的魔鬼斯大林,在1933年逼迫大家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抢劫粮食造成大饥荒、大灾难。”
    
    “除了城里派来的共产党土匪工作队外,当地农庄的少数布尔甚维克党员,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配合行凶抢劫,他们可以保住自己的粮食财产。村庄里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饿死……能活下来的,都是皮包着骨头的骷。”
    
    幸存者揭露苏联大饥荒真相:他的太太卓娅说:“我家在毗邻新西伯利亚的阿勒泰地区,1933年同样的罪恶政策也施行到我们那里。父亲被定为新富农。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房屋财产全部没收。父亲逃到深山里,免遭处死。”“母亲带领我们十三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后来孩子们陆续长大了一点,就送到了孤儿院。父亲东躲西藏还是被抓住,强迫他到军队前线送死。还算幸运,父亲由于能干、会做饭当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烫伤了双腿,才活着回来了……。”
    
    以上两人在不同地区的经历,也是苏联1932年至1933年大饥荒的幸存者的自述,暴露了苏联大饥荒的真相。伏尔加格勒是苏联(今日俄罗斯)最富饶的地区。伏尔加河又称为苏联的母亲河。在这个广袤大地、富饶的地区大批地饿死人,大批屠杀镇压善于耕作的农民。
    
    可怕的数字让人毛骨悚然:再来看乌克兰,这个多少年来号称“苏联的粮仓”。乌克兰的人口历来占苏联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也就是1930年代大约3000多万人;苏联解体前人口二点八亿,乌克兰为五千一百万人。如果像莫斯科当局所说的,“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全国都一样的话,当时苏联的大饥荒至少饿死五千万至六千万人!苏联解体前笔者在外兴安岭,与一位七十多岁的俄罗斯妇女交谈,她说:“那时候饥饿的人们,在地里挖出来一个生土豆,没等吞入口中,就被国家安全局人员打死了!”
    
    即使把苏联其他地区罹难的人数减少一千万,另外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最少死亡人口在两千万,加上乌克兰的一千万人,最保守计算,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集体农庄运动,苏联的死亡人数在三千万以上,这是不容置疑的!
    
    世界人民一直不知道苏联当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大灾难、大饥荒。更不知道这一饥荒与大萧条之间的悲惨联系。但残忍的史实终于曝光,展示到装聋作哑的世人面前。
    
    网友留言指出,原来老毛是学苏联老大哥才有后来的“三年困难”,保守来说,中国当年至少也是3000万以上,搞共产主义为什么饿死这么多人?就算清朝也还会开仓救济灾民看看GCD吧。另有网友讽刺道,三千万冤魂,没一个出来算账啊,只剩冤魂在神州的轨道上游荡。残忍的史实终于曝光,展示到世人面前。
    
    前苏联的样板如此影响中国:列宁和斯大林三次制造大灾难,大饥荒,都有大批人员被饿死、折磨死。一次是1921年至1923年;一次是1946年至1947年;最严重的一次是1932年至1933年。一年的大饥荒死亡三至六千万人,中国的人口是当年苏联的三倍: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中国人,一定不止三四千万人。有一些学者考证中国延续三年的大饥荒,死亡的人口可能达到七千万。
    
    中国的三年大饥荒与苏联的一年大饥荒是姊妹篇,都是人为的,饿死了三千万至六千万人。斯大林只用一年的时间,中国延续了三年。在和平时期,居然创造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人间惨剧,让人深思。
    
    网友亿年一梦则揭露说,当年,我国的粮食还在大量出口!据说当时许多省的粮仓里都有粮食,但就是不发给灾民,因为那些是属于“国家”的。
    
    网友秋风渭水贴出一首打油诗:
    
    六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倭寇赶跑,地主打倒。
    
    老蒋“退休”,资本没收。
    
    “联合政府”,一党作主。
    
    “老九”作怪,打成“右派”。
    
    “赶英超美”,满地饿鬼。
    
    文革战鼓,群魔乱舞。
    
    猫论一讲,“官倒”喊爽。
    
    “六四”事件,屠戮又现。
    
    镕基铁腕,寿命太短。
    
    “代表”讲完,“政绩”泛滥。
    
    城建拆迁,肥了贪官。
    
    工程开花,都是豆渣。
    
    胡温新政,激化矛盾。
    
    汶川流泪,作秀无罪。
    
    媒体“监督”,助长贪污。
    
    “民主党派”,惺惺作态。
    
    质检安检,照样危险。
    
    法规党纪,视同儿戏。
    
    (四)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因为在此之前,实际上没有“共产党专政”、“社会主义国家”这样极具垄断性的政治怪物。
    
    苏联因为没有粮食而闹饥荒,西方却因为粮食太多了闹饥荒(价格下跌导致农业和工业的连环破产)。
    
    这次经济萧条是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首先发生在木材的价格上(1928年),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木材竞争的缘故;但更大的灾难是在1929年到来,由于苏联大量出口倾销从乌克兰强行没收来的巨额小麦,导致加拿大小麦的过量,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澳大利亚,农业衰退导致金融崩溃,尤其在美国,避险需要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
    
    1931年法国银行家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反而使得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制度破产了:它导致了德国银行家为了自保,而延期偿还外债,进而也危及到了在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家。资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没有市场必然使工厂关闭,货物越少,货物运输也就越少,这必然会危害船运业和造船业。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大萧条对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响,使得在一个几乎被欧美银行家和商人企业家完全支配的地区失去了外资和商品出口。
    
    关于经济大衰退(1929年—1933年)的原因,经济学界各种各样的商业循环理论都无法解释,在分析大萧条的原因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因为,历来的研究者都没有充分考虑苏联的破坏性作用。
    
    结果他们只好从西方本身寻找一些导致危机的因素,例如“一个或几个社会集团支出减少的幅度超过了其它社会集团支出增加的幅度”之类。
    
    1929年,消费者购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2%,工商业者投资消费了18%,美国各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使用了略少于10%,其余的用于出口。
    
    在1929—1930年,由于投资者和消费者减少了大约一百五十亿美元的支出,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约减少了一百四十亿美元。政府支出虽稍有增加,但其影响微不足道。反映投资和消费支出有所减少的是:劳动力市场上解雇和失业增多了,工商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降低了。根据上述分析,可见只要查明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所以减少的来由,既能确定这次大萧条的产生原因了。
    
    通过历史剖释,可以清楚看出:在二十年代已经存在着当时被人忽视或漠视的若干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趋向。而农业一直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推行的暴力农业集体化,导致巨额倾销,压断了世界的骆驼。
    
    此外,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这十年内,新机器的应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例如,在1920-1929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人增加最多,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了许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技术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资略有提高的统计数字,看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由于工农群众是基本消费者,这两类人遇到经济困难对消费品市场一定会有影响。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了它的“黑色星期四”(美国华尔街股市的突然暴跌事件)。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
    
    1929年10月29日这天是星期二,而且这天的纽约股市暴跌达到极点,因此也有人用“黑色星期二”来指这次事件。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但美国股票巿场崩溃不过是一场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火山口。
    
    当时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随着股票巿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由于苏联人民的血汗转化而来的。资本家进口了乌克兰的粮食,等于和斯大林一起欠下了血债,这时候就需要西方的消费者一起偿还了。
    
    城巿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著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

    股票巿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国家。对千百万人而言,生活成为吃、穿、住的挣扎。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剧恶化世界经济形势,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
    
    1933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他错误地认为大萧条是由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于是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制订的15项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律就占了1/3。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

    罗斯福其实在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整顿金融,并学习苏联用政府来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五)苏联出来的魔鬼袭击西方
    
     第二次大饥荒——1928:“非常措施”催生集体化运动
    
    1927年10月,苏联放弃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以大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之配合的是农业的集体化。由于保证城市和工业粮食供应以及出口的需要,需要以国家核定的低价收购粮食,农民对余粮的拥有和贸易权再次面临取缔,公开的理由则是1927年的粮食收购量下跌。
    
    1928年1月斯大林秘密前往西伯利亚考察,在边疆区会议上提出将苏联《刑法》第107条运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该条文内容为“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1年以下监禁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仅监禁”。以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对拥有余粮者以投机罪名惩处,这一“非常措施”此后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 “粮食收购三人特别小组”,“三人小组”是衍生于战时的特殊机构,拥有不经审讯批准逮捕、判刑和处决犯人的权力,在苏联二三十年代各级政权中仍旧存在。此后苏联全国纷纷仿效,先后都成立了这种拥有极大权力的“三人小组”来统一领导各自的粮食收购工作。
    
    “非常措施”的实行,再次激化了苏维埃与农民阶层的对立。1928年上半年苏联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暴动事件。联共(布)中央内部于是出现了意见分歧,斯大林坚持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富农囤粮不售,蓄意制造饥荒,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他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如此方能确保国家工业的粮食需求。
    
    布哈林等人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用在工业上的投资过多,而对农业投资过少,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又定得太低,挫伤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1929年4月,布哈林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斯大林可以放开手脚实施其农业集体化了。
    
    斯大林大魔鬼措施:大饥荒期间大量出口粮食。
    
    在“非常措施”以及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从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1日,有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的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而迅猛发展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生产者的积极性遭到摧残。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而国家在将粮食出售给农民们的时候价格却高得惊人。
    
    集体农庄的农民们无法忍受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重负,再次用减少播种面积等办法来消极抵抗,产粮区出现了“罢种罢收”。粮食产量在下降,国家征收乃至出口的粮食却在逐年提高,以获取资金推进工业化。如此作为之下,1930-1931年粮食不足问题已经显现出来,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等地区饥荒最严重。
    
    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的报刊都严禁谈论1932-1933年大饥荒,提及灾荒的人以“反革命鼓动”罪名入狱。1932-1933年苏联爆发的大饥荒,灾难性远远超过了1921年的饥荒,主要原因是苏联官方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掩盖了真相,致使饥民们得不到任何救援。而且大饥荒期间苏联仍然坚持向国外出口粮食。
    
    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多数学者倾向于500万的数字。虽然比起毛泽东饿死7000万农民是个小数字,但已经接近希特勒的灭犹人数。
    
    《苏联何以成为经济大萧条中的“大赢家”》一文更在无意中揭开了苏联的血腥内幕:
    
    2008年当前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常被国外媒体拿来和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那么,中国在这波金融动荡中能否有所作为,化“危”为“机”呢?在这方面,大萧条时期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当时,有一个大国不仅没陷入危机,反而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这就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一、西方闹危机,苏联获良机
    
    1921年,俄国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的“一战加内战”。到1926年,在“新经济政策”推行五年之后,工农业产量已经达到1914年一战以前的水平。192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向世界各国疯狂出口原料,换取工业化急需的设备。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的时候,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了苏联大国崛起的良机。
    
    当时的苏联采取了下面的对外经济政策:
    
    1、引进技术。
    
    1929年,苏联同西方专家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已达70多个项目,涉及冶金、工业机械、金属加工、燃料动力、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农业机械、农业灌溉工程、汽车、轮船和飞机制造等多个重要经济部门。由于苏联没有外汇和黄金,只有用农产品和其他原料换取这些设备,廉价倾销直接导致西方经济崩溃。截至1931年,苏联接受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个,总值为8300万卢布(当时,1卢布约合0.5美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的工业部门,许多是利用西方先进设备技术,甚至是在外国专家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据美国人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年)》一书介绍,斯大林曾说,“在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
    
    2、大量进口机器。
    
    这个时期,苏联成为世界市场上机器的最大买主。1931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是卖给苏联。1929~1930年,英国机器出口总量的70%是销往苏联,到1932年这个数字为90%。1931年,世界机器出口总量的 30%是销往苏联,193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在苏联的进口总额中,1929年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了30.1%, 1932年则高达55.7%。1929~1932年,苏联进口机器设备的资金总计60.1亿卢布。
    
    3、重视“智力进口”。
    
    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他们被招聘到苏联工作。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达1919人,技术人员10655人,分别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时,苏联也通过“技术援助协定”等渠道,派遣人员出国学习。1929~1933年,仅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往国外学习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就达2000人。
    
    4、吸引国外贷款。
    
    1929年之前,西方大国都不愿贷款给苏联,即使贷款也附有苛刻的条件。但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1929~1931年,苏联先后从德国、奥地利、英国、意大利、美国、芬兰、日本、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到1933年底,苏联获得的贷款总计已达14亿卢布。
    
    5、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提出合作共赢的建议。
    
    1933年6月,苏联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提出一项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计划,建议西方国家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以保证苏联正常出口,苏联则准备在短期内向国外提供总值约为10亿美元的订单,并可能在近期内购买1亿美元的有色金属,2亿美元的黑色金属,约1亿美元的纺织品、皮革原料和橡胶,约4亿美元的设备和5000万美元的消费品。这些建议,既有利于苏联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西方国家缓解危机,应该说展现了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错误政策导致乌克兰大饥荒
    
    大萧条时期,苏联的一些经济政策也有争议:
    
    1、加强对外汇和关税的管理,构建经济安全的“防火墙”。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一度允许有限的私人外汇业务,1930年则实行了对外贸、外汇、关税在国家垄断下进行严格管制的制度,完全取缔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动。这一临时性措施在当时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向苏联本土扩散,但在国际经济危机结束后,特别是在二战后没有放宽,反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重要特征。这些稳定经济秩序的积极措施,最终转变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2、逐步取消租让制度,赎买外资企业。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曾鼓励外资以租让企业的形式在苏联存在。1930年,苏联颁布了废除租让制的法令。在大萧条期间,苏联利用外资的方式,逐渐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变为向国外借贷和有偿技术引进为主。但借外债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偿还压力;有偿技术引进的效果,往往不如开办合资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直接学习。苏联日益孤立于发达国家扩大相互投资的潮流之外,长远来看阻碍了经济发展。
    
    3、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却扩大出口。
    
    斯大林当时判断,下一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因此,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在10~15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为此不惜忍受暂时的艰苦生活。苏联为了加速工业化,不得不依靠农产品和原料出口来换取外汇,以支付机器设备等进口费用。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和原料价格都暴跌,苏联却扩大出口,因此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特别可怕的是,苏联扩大农产品出口时,国内农产品大幅减产。而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需要供养的城镇人口却大量增长。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粮食、肉、奶的供应都严重短缺,不得不开始凭证供应。这样,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一些地区有所下降,乌克兰甚至出现大饥荒。乌克兰在20世纪90年代独立后,议会通过了“以反人类罪谴责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在乌克兰政策”的法案。
    
    三、苏联政权是大萧条的“大赢家”
    
    苏联人民的大量死亡和苏联领导人穷奢极欲所形成的“对外经济政策”,使苏联政权成为大萧条时期的“大赢家”。
    
    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因为大萧条造成的西方各国生产率的下降。1933年与1928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4%,德国下降45%,法国下降25%,英国下降20%。从当时标志国家工业实力的重要指标——钢铁产量来看,苏联的生铁产量从1928年的330万吨增加到1932年的620万吨,钢产量从430万吨增加到590万吨,轧钢生产从340万吨增加到440万吨。机器制造业的水平也达到世界第二位。
    
    与苏联经济的高歌猛进相对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也随之上升。
    
    在西方经济崩溃的同时,苏联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空想家的美梦,而被认为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从苏联回国后发表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在西方大量失业的情况下,苏联在1930年消灭了失业者。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人都在认真思考并坦率讨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1933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美共有史以来的最高选票。当时,美国失业工人甚至到苏联驻美使馆排队领取签证。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在1932年的德国总统选举中排名第三。
    
    当时的法国《时报》写道:“共产主义正在用极快的速度完成改造事业……布尔什维克在和我们的比赛中成为胜利者。”
    
    1933年,美苏复交的谈判在华盛顿举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先后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和代理国防部长摩根索会谈,双方表示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互相保证不支持旨在反对对方政治制度的一切活动。1933年11月16日,美苏宣布恢复邦交。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其他国家与苏联关系的改善。1934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
    
    四、苏联恶有恶报,得出错误的“经验”
    
    斯大林执政前期的苏联,本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苏联后来却很少提及对外经济关系对“一五”计划的重要作用。1960年苏联社会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就突出表现出这种倾向。该书总结说:“苏联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资本主义国家竭力阻碍和破坏我国的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惟一方法是依靠内部源泉的资金积累。”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对外贸易又恢复到较小的规模。
    
    苏联在大萧条中的经济政策,对今天的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过,也要注意到,目前发生的只是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引起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没有引发全球性的物价暴跌。像苏联当年那样大买技术、机器设备的条件尚不具备。不过,苏联的一些经验教训还是很有启发价值的。
    
    苏联能基本避免大萧条的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行了前无古人的五年计划。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并非简单的转轨,而是制度创新。笔者认为,建立适合本国在一定时期内具体情况的体制,而不迷信某种在别国曾经成功的制度,是战胜危机的关键。
    
    另外,大萧条中,迷信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损失惨重。苏联当时处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相结合的阶段,却获得成功。然而,苏联后来却错误地总结“经验”,走上单一的计划经济道路。而西方国家则加强了国家管制,逐步在经济发展上超过苏联。
    
    苏联趁人之危、趁火打劫,利用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输血,最后却制造了“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神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走向亡党亡国的不归之路。
    
    (六)中共正在攻陷西方的壁垒
    
    读者可能会问:
    
    既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六四屠杀后超经济的压榨引爆的,而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也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由苏联的超经济压榨引爆的,那么中国的集体农业化怎么没有引起世界经济危机呢?
    
    可能的一个答案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三年灾害”等超经济压榨,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巨额农产品,并没有流向世界市场(没有像苏联的“统购统销”、“集体农庄”、“大饥荒”等超经济压榨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巨额农产品那样流入世界市场),而是统统拿去喂了苏联,因此,自由世界逃过了一劫。
    
    《百年潮 》杂志《五十年代中苏贸易:中国支付战略物资换军工技术》一文记载了老牌苏联特务阿尔希波夫的有关回忆:
    
    根据两国的协议,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飞机、坦克、火炮和无线电工厂,提供了当时最现代化的仪器和设备、先进的军械样品,如飞机、坦克等。我们还帮助中国建立了生产潜艇的工厂和相应的基地。对苏联提供的设备,中国是用易货方式支付的,军工技术是用优惠贷款支付的。中国向苏联提供了某些战略物资,如锡、锡精矿和钨精矿等。中国还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费品。
    
    苏中双方对于执行各自承担的义务都非常严肃认真。例如,1951年苏联企业向中国供货严重拖欠。我报告了斯大林。之后采取了严厉措施,撤了十来名部长和副部长的职。此后,严格执行对中国的供货协议便成了不可违反的法律。中国对于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是持这种态度。这可以举一例说明。50年代,苏联缺少可兑换的外币,我们请求中国用外币支付一部分我们供应的货物。中国每年向我们提供1亿至1.2亿美元,这笔钱主要来自国外的侨汇。1959年至1960年,中国侨汇情况严重复杂化,便向我们提供黄金,由我们拿到国际市场出售,从而弥补了苏联外汇的不足。这些事实都证明双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对双方又是何等重要。
    
    据《周恩来指导1950年中苏贸易协定谈判简况》(高长武)一文指出:
    
    1950年上半年,中苏两国“政府”陆续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长路和旅大问题、贷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苏联专家合同问题、贸易问题等多个相关协定。其中,中苏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最为漫长。作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这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对外贸易谈判始终关注有加,悉心指导。但是,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相关协定相比,目前已经公布的关于1950年中苏贸易协定的史料并不丰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则更为少见。因此,当时周恩来指导中苏贸易谈判的具体情况一直不甚明了。
    
    关于与苏联的贸易合作,我国“政府”一开始的想法,是双方签订商约,但后来考虑到当时条件尚不成熟,于是改提签订贸易协定,由中方负责起草与当时中苏贸易有关的条文及附件、附表,苏方表示同意。中苏双方在贸易合作的大原则上并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贸易谈判涉及许多具体问题,比如进出口货单、市场价格、交货条件等等,都需要在综合考虑国家利益、国家财政状况、双方其他领域的合作情况等多方因素的基础上拟出计划,经过反复谈判,才可能达成一致。而且当时中方代表团的主要精力,放在订立具有统领作用的中苏新约和解决最棘手的中长路和旅大问题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最需要的资金问题,暂时无暇全力关注贸易问题。因此,当中苏新约及有关协定谈判结束、付诸签字的时候,关于中苏贸易协定问题的谈判还在进行中。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长期经济贷款作为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的机器设备的协定》。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乘专列离开莫斯科回国。中苏谈判中尚未解决的其他相关问题,由李富春、王稼祥等五人组成代表团留在苏联,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回国前议定的大原则继续谈判。
    
    在这些问题中,难度最大的就是贸易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早有预料。2月17日7时,毛泽东就由李富春主持中苏贸易谈判等问题专门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份由周恩来起草的电报称:在尚未解决的诸问题中,“最费事者为贸易合同及出入口货单的厘定,尤以货单的规格价目为最难确定”。显然,毛泽东和周恩来抓住了当时中苏谈判中的主要矛盾(贸易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贸易货单的规格价目)。电报还请刘少奇提醒当时负责国内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薄一波注意:货单“价目不宜提得太高,致与苏联方面相差悬殊,颇能影响商谈”。
    
    据笔者看到的材料,自离开莫斯科回国至中苏贸易协定签订,周恩来就贸易协定谈判问题先后以自己或中央名义至少八次致电中方谈判代表团李富春等。
    
    周恩来之所以多次致电指导,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货单始终不能达成共识。原因是什么呢?在上面提到的毛泽东2月17日电报的指导下,中方已经注意对货单价目进行调整,以使与苏方的要求不致“相差悬殊”。但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不过几个月,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所以在与苏方谈判时,除了照顾苏方的要求,还要争取通过贸易顺差改善我国财政困难的局面。周恩来先是在李富春等1950年3月21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上批注:“货单尚需缓一步确定,因需挤出外汇。”紧接着,3月31日,他又在中央致李富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如能做到“争取出口货平均增价百分之五,入口货减价百分之五”,“当然很好”;“尚有何种货品,可以向苏出口,以资弥补外汇”,这点也要考虑。
    
    经过中苏双方的多次磋商,4月7日,贸易协定谈判情况有所好转。4月8日,李富春等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相关情况。电报说:4月7日,“苏方最后答复了我重要出口货的各项价格”;至于我方增加出口货问题,苏方原则同意,待外汇确实不够时,再具体商谈;关于我方进口货,通过减去一部分原定进口的工业设备,推迟部分大设备的交货时间,压低部分进口货的价格,全部进口货总价款减少1120万美元;全年进出相抵的余额加上贷款剩余,可有6850万美元用于军事订货等。
    
    对李富春电报提到的情况,周恩来十分满意。他在中央4月9日给李富春等人的复电中,表示同意贸易协定的各项文件和进出口总货单。对于中方谈判代表团“已经减少或推迟的进口货单”,他用“甚妥”二字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周恩来又以惯有的冷静提醒李富春等人特别注意一点:军事订货费用加上支付苏联专家薪酬等,算上从苏方所贷款项在内,仍有近2000万美元缺口,如空军方面再需增加军事订货,则缺口会更大。这就提醒中方谈判代表团,在协定正式签字之前,只要还有一丝可能,就要努力争取更理想的结果。周恩来还指出:在签字前,我方必须声明,我们对于进出口货的价格,多数是满意的,但我方有些出口货价格确实是赔本的;由于缺乏国际贸易经验,虽然我们觉得有些进口货价定高了,有些出口货价定低了,但因无充分证据,中方“愿保留将来对这一部分货物价格的声明权,以便作中苏双方今后谈判新的易货协定时的参考”。这里,周恩来着眼于中苏贸易的长远发展,并不避讳当时我们经验不足的弱点,坦诚声明,有理有节。
    
    周恩来对中苏贸易谈判的把握和指导,还体现在对贸易协定及相关文件的斟酌和修改上。周恩来在3月26日代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李富春等人的电报中,对中苏贸易协定及相关文件共提出了九处修改意见。这些修改意见,有的是针对原文中的错误,如贸易协定第十二条第三节,原文“将根据本协定第八条第四节”实为“第七条第四节”之误;有的是针对原文表述不周全,比如,交货共同条件第十二条,原文并没有考虑到购方船只如晚到也需赔偿的问题;有的是针对文本翻译不准确,比如,银行结算计算办法协议中,原文“年息一分”的表述容易使人误解,不如直译为“年利百分之一”。在最终的协定文本中,这些修改意见都被采纳了。4月5日,周恩来又致电李富春,对贸易协定的全称作出改动:在中苏两国政府名称之间加了一个“与”字,以使名称更规范(最后签字时,在两国政府名称之间加了一个顿号)。这也体现了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思想和“小处着手,为大于细”的处事风格。
    
    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1950年4月19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1950年中苏贸易协定及相关文件。同年5月12日,政务院第32次政务会议予以批准。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指出:这次中苏两国签订的贸易协定的重点,是争取出口要多,进口要少,还要努力争取同其他国家做生意。这是周恩来对这次中苏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总结。“中国政府”在这次谈判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并由此逐渐开始了对“新中国”对外贸易之路的探索。
    
    这种所谓的“贸易”,其实就是中共汉奸集团对苏联的进贡、对中国的掠夺。
    
    《中苏货物对外贸易比较(1950~1989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1950年,苏联货物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2.5亿美元,是中国的2.88倍。其中,出口17.9亿美元,是中国的3.26倍;进口14.6亿美元,是中国的2.51倍;顺差3.4亿美元,而中国是逆差0.3亿美元。
    
    1958年,苏联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到86.5亿美元,但领先中国的优势有所缩小,只相当于中国的1.65倍。其中,出口43.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1.58倍;进口43.5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1.74倍;逆差0.5亿美元。
    
    1958年以后,由于大跃进、中苏关系恶化、西方经济封锁及文革的影响,中国直到1972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才恢复并超过1959年的水平。因此,这一阶段,中苏之间的差距开始迅速扩大,至1971年,苏联进出口总额已经相当于中国的5.35倍,其中出口是中国的4.96倍,进口是中国的5.86倍。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苏联进出口总额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领先优势,相当于中国的5.86倍,其中出口是中国的6.01倍,进口是中国的5.71倍,顺差是中国的11.70倍。
    
    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苏对外贸易经济差距开始逐渐缩小。
    
    1978年,苏联进出口总额是中国的4.87倍,到1989年则缩小到2.00倍。
    
    其中,出口1978年是中国的5.25倍,1989年缩小到2.08倍;进口1978年是中国的4.54倍,1989年缩小到1.94倍。
    
    1950年至1989年,苏联进出口总值累计为26649.9亿美元,是中国的3.05倍。其中,出口累计13766.0亿美元,是中国的3.32倍;进口累计12884.0亿美元,是中国的2.81倍;顺差累计882.0亿美元,比中国多1312.5亿美元。
    
    1950年至1989年,进出口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中国为12.5%,苏联为11.5%;出口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中国为12.4%,苏联为11.1%;进口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中国为12.6%,苏联为11.8%。
    
    其中,改革开放以前的1950年至1977年,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三项指标的年平均增速,中国都低于苏联,分别为10.0%、10.2%和9.7%,分别低于苏联同期2.9、2.5和3.4个百分点。
    
    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这三项指标的年均增速均大大高于苏联。1978年至1989年,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进口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中国分别为18.4%、17.6%、19.3%,分别高出苏联同期10.1、10.0、10.3个百分点。
    
    正因为1989年以前中共搜刮的民脂民膏大多去了苏联,而不是直接进入世界市场,世界才避免了了一次浩劫。
    
    但到中国共产党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成为其第143个成员之后,中共进入了西方系统、孙悟空就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金融危机开始布局,七年之后终于爆发。
    
    西方世界,正在重蹈1924年国民党联俄容共的覆辙,走向无法回头的不归之路。
    
    中共正在攻陷西方的壁垒。但与此同时,中共自己正在异化,走向自己的七十年大限(1949——2019年)。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2/11/17)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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