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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民国回归的当下性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1月14日 转载)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14/2012
    
    

    作者: 陈永苗
    
    共和宪政就是我们当下立即要求实现的,这才是二十世纪中国以来的政治精神主轴,体现为革命或者革命理想。现代性的载体就是革命。辛亥革命之前如此,之中如此之后还是如此,而改良不过是革命的替代品,正如选票是枪支的和平继承人。改良是一种暂时的和解妥协,当改革已死,妥协与和解的可能性已经完全破产,当下立即实现的渴望,就会充溢主宰中国。 当下呈现末世论的紧张感,与对结果加速度立即实现的急迫渴望,也就是处在民国降临的叙事当中。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共和宪政就是我们当下立即要求实现的,这才是二十世纪中国以来的政治精神主轴,体现为革命或者革命理想。现代性的载体就是革命。辛亥革命之前如此,之中如此之后还是如此,而改良不过是革命的替代品,正如选票是枪支的和平继承人。改良是一种暂时的和解妥协,当改革已死,妥协与和解的可能性已经完全破产,当下立即实现的渴望,就会充溢主宰中国。 当下呈现末世论的紧张感,与对结果加速度立即实现的急迫渴望,也就是处在民国降临的叙事当中。
    
    二十世纪中国民国奠基之后的每一步和预备,都是对民国奠基的回答,也就是持续性奠基,向前一步就像向后回归的一步。如改革时期,就是延续军政训政宪政的妥协性作法,归于宪政。现在要求急迫地归于宪政,容不得拖拖拉拉,任何拖延的借口都不可以接受。如此,我们再次回到辛亥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革命,塑造一场新的辛亥革命,回到民国奠基的政治体验中去。一个轮回合拢,一个长龙首尾相连。是为民国当归的当下性与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迫性。
    
    拒绝四五一代启蒙对体位过程的技术性自我美化和巫术性抵达目标,已经成为首要的。首要的就是政治的,那么四五一代对此回避的,就够成非政治的,具有一种模糊性,是对目标实现可能是一种帮助,也可能是一种阻碍,随着时间推移后者越重。
    
    民国之于二十世纪之后中国的至高无上地位,就像美国人民理性选择政府那样的政体实验成功之于世界的优越地位。它并不因为1949猪圈内人心的否认和堵塞,就不存在了,也不因为启蒙而再次存在,也就是不以人心为转移,人心并不战场,也不是储存器。也就是它并不是处在于1949猪圈的对立而存在。民国目标之存在,发动启蒙他也在,不启蒙他也在。根基于生存和幸福,自由,与生命同在,有生命则必有。
    
    如体制扼杀民国目标,则必革命,若暧昧,则在改良和革命之中徘徊。启蒙,尤其是在专制条件下受限制的阉割地太监式启蒙,只会对原目标的去政治化和阻挡,而维权就能与原初目标结合得好。
    
    总不能把总在空喊当做战争。还以战争作为比喻,启蒙就是兵马老吹冲锋号,不开枪,其威武和战斗,可以与解放军千军万马叠被子相媲美。不能刻舟求剑,过去也许需要依赖启蒙,今天到了必须抛弃启蒙,才能更进一步。启蒙在当下就是拖累,就是帮凶,就是阻挡。
    
    当下抵达目标的手段冲突,成为根本冲突,足以包裹目标,如非革命不能抵达宪政,这时候就必须与启蒙派拉开遥远的距离,自己身上消灭启蒙的特征,如我的《告别启蒙,走向辩护性立场》。启蒙需要完成的任务,已经不可能在启蒙中完成,而只有在维权中才能大规模完成呢。招式太老,就会把自己绊倒。
    
    大陆沦陷区的民众,站在大陆硕大无朋的官僚权贵机器体系面前,等于虚无,即使联合起来,也会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维稳打得粉碎。于是在改革的话语中,和大陆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当下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推不动什么,只会遭致相反的结果。所以我们基于我们的身体体验,判定改革已死,不再去填永远让努力归于无影无踪的无底黑洞。
    
    既然执政当局把我们当作屁民,我们也把他们当屁给放掉。我们转而追求民国当归,在当下追求,例如申领民国护照,民国政府虽然没有答应,但好歹也给答复,或者在马英九的双十国庆讲话“网络上的朋友”,或者对新闻界披露我们申领护照的总体情形中,予以承认。在民国政府的眼里,我们不是一个屁。石头从扔到湖里,有个水花,扔到无底黑洞里面,只会让黑暗更随而来捕获我们。
    
    即使站在促成改革的角度来说,不跟中共玩,是最大力度的压力,就像菜市场买菜,砍价砍了大半天,你突然不买了,卖家一定拉住你,低价卖给你。胡德平说,人民不陪我们玩,我们就玩完了。找民国,就是不和中共玩。我呢,建议大家多对民国和台湾的事务发言,把土共的哪一些东西当屁放掉,不去讨论,不对他说话。不管他改不改,都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不会把我们当作一回事,把我们当屁民,我们也把它当屁。
    
    洪灾快淹没到脖子了,赶紧想办法救我们自己,而不是痛骂放洪水的敌人。民心向背早已清晰,不清晰是因为利益所致,已经无需做任何启蒙工作,无需任何知识分子的批判。利益问题所致,并不是启蒙和批判能完成,今天骂共党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抛弃一切可能对你不利的东西,使自己的身体充分自由灵活,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洪水不会到你的胸口并奋力逃走。也就是放弃在949年政治秩序内的重负,回归民国。
    
    正如维权运动,进入民间政治,可以部分稀释我们的焦虑,我们的不安,在行动中不再狂躁,而会发现我们政治力量不断增长,我们可以添砖加瓦,获得莫大希望,以激励更大的行动,进入一种良心循环。我们转向追求民国当归,是一个荒芜多年杂草丛山的国道,可以更大地安慰我们的焦虑不安。也就是有了民国当归,我们就有了在沼泽地一步一步可以前行的踏脚石。过去因为当下推动无能的绝望颓废自毁而只能寄托于未来的身体体验,也在民国当归中得到升华,民国不在于遥远的将来,而是一张可以在当下极小额零星长期领取的巨额支票。未来提前到了当下。
    
    超越启蒙民国史运动
    
    改革时代中议会普选制的主张,与党治国呈现对立。党治国本是嫁接在议会普选制之上的集体神话君主独裁。对孙中山1913年以及1927年国民党启动的党治国模式的批判,都具有对当下影射否定意义。且是对美国模仿,和对民初复归。考察美国立宪之初,不管国事艰难外敌威胁,对议会普选制的坚守,带来莫大福祉。
    
    台湾的现状难道不好么,难道不是民国,民国不仅仅是1949年前那段历史。民国不能仅仅是民国史,而且必须是当下已有的宪政(北洋和台湾)和将来的宪政,民国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国。把民国限定在民国史中,是一种挥刀自宫,对民国本身存在,停留在一个虚无缥缈的非当下性当中,只能以移情或者寄托的非政治情绪存在。
    
    如果民国当归没有当下的政治根基,那么就像新浪微博“耿逍遥”说的,犹如当年老百姓对于腐败的国民党失望寄希望于共产党一样,是对共党的绝望而投射于民国。是一种没有当下的死亡焦虑意识,民国是虚无的墓穴,而没有成为真实的家园。如回忆述说国民党在台湾转型,用来暗示促进中共的转型,就没有当下根基,国民党在台湾转型与大陆沦陷区人民之间,根本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不能是仅仅虚无主义的渴望:批评母鸡蛋下不圆。作为一种要求更高的道德批判,是可以的,但是进入政治,尤其变为制度,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更是莫大的冒险。共党就是对民国要求更高的道德批判政治。当然冒过险后,后人应该清理、资产重组,而不是一味诅咒。否则已有巨大代价,巨大牺牲都白搭了,而且因为有了第一次,重来一次的诱惑和几率将更大。第一次的失败,虽然能够产生挫败感,但是挫败感可以同时产生政治理性与更大的渴望。而且后者更容易战胜前者。
    
    一个好的,有着生长空间的政治符号,就像一个基督徒的忏悔带来新生去掉糟粕保留精华,如民国,在忏悔之后,也就是小蒋还政于民之后,就高于历史之中的民国。托克维尔在美国发现了超美国的民主。中华民国在民国历史之外之上。坏的净化去掉了,好的留下好上加好。民国是当下我们的,逐渐靠近我们,与我们发生关系的民国,并不是作为叛乱者乱臣贼子父祖辈生命体验中的民国。乱臣贼子的生命体验,带着病毒原罪,我们拒绝接受把我们的脑袋,作为他们的跑马场,拒绝思想殖民,也就是不再纠缠于他们关于民国史观。我们会重建我们的民国历史观,就像普通法学者构建英国史。
    
    发酵议题需要对立面,我不做宣传,因为我相信民国当归的高度,不需要当做真理宣传,也就是拒绝启蒙,不需要真理感,也不需要我同道的真理感来来主宰公共领域,我宁可来发酵之膨胀之,希望民国那棵大树在不确定性中强有力的显现出来,覆盖整个大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际法上并不存在的伪国家,甚至只能是一个具有部分统治权的政权,并不是国家。1949年毛泽东宣布成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是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上魔术,国家和政府不断混淆,以及黑社会般国际政治中强力和金钱贿买,造成错觉好像是一个国家,其实不是。新浪微博“北野的理想国”说:从历史说,我们依然生活在民国时代,所以毛一定要解放台湾,让中国加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惜他失败了。
    
    致力于这一些过去民国历史政治符号的恢复,还不如致力于要民国护照的维权运动。历史批判为当下民间政治的武器,当下就会对民国历史提出要求。当下对民国历史批判提出要求,就意味着主体性。不会迷失在历史主义的陷阱里面。我们必须出于民国于当下回归,当下为其预备这个目的之下,来征用民国历史,设置议题。不是现在反驳共党对民国历史的污蔑中,不可自拔。
    
    我们基于我们的渴望,作个世界历史法庭陪审员。对历史的同情移情地理解,要服务于当下首要的政治问题,做学问并不是政治,不可混淆。二者之间有着通常知识分子的灯下黑,看不见的裂痕,且当知识分子以自己为教主或者使徒建立政治神话或者意识形态的时候,进行启蒙的时候,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对立起来了。
    
    在历史故纸堆中寻找宪政影子,那是没有主体性的体现。也就是野孩子才干一生全力找家谱的事情。意味着自己找不到北,找不到自我,有着承认的危机。宪政就意味着和当下发生直接关系,在当下生成意义和方向。沉湎于民国启蒙的,明显没有从体制主流话语洗脑的受害中,挣脱出来,还有后遗症,有着民国正当性的心理危机,还以为别人关于国民党独裁的认识,都是受到洗脑教育,其实并不然,这种认识有着强大的自然正当基础。行动派丝毫没有这种危机,反而认为民国就是所欲,剩下的就是行动,如何归于民国。
    
    民国之于二十世纪之后中国的至高无上地位,就像美国人民理性选择政府那样的政体实验成功之于世界的优越地位。它并不因为1949猪圈内人心的否认和堵塞,就不存在了,别以为眼睛瞎看不见,就不存在,耳朵聋听不到,就不存在。也不因为启蒙而再次存在,也就是不以人心为转移,人心并不战场,也不是储存器。也就是它并不是处在于1949猪圈的对立而存在。只有国体与政体的二分,而且国体恒在,而政体循环,才有助于认识到这一点。
    
    对民国政治符号的推崇和意识形态的启蒙宣传,是要的,但这还是启蒙和公知的路径,一边批判着启蒙和公知,一边把自己塑造为新的启蒙者和公知。自命道统同样是一种犬儒懦弱和自大的混合物。国家的命运从不在某一思想和某一些人的手上握着。想掌握权力,又不想进入政治去冒险,而退到文化审美或者知识中,简直是天方夜谭的意淫。
    
    自命道统的对“真理在我们”的捍卫,与红色粉红色公知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一种政治判断,并不是一种道德指令。也就是从结果和效果作为起点的判断。不是认识到什么,传播了什么,或者披上了什么道统就是精英,精英是对抗承担责任而造就出来的。谁都害怕坐牢,但是因此退出躲到文化知识当中,就是聪明,就应该成为领导者。允许犬儒,但拒绝犬儒地自大。
    
    他们认为真理在于宪法。他们会认为自己的政治措施是当下唯一正确的,但绝不会等同起来,就像闹钟中钟摆,不会把自己当做整个闹钟的。一定要区分政党与国家,否则就是党治国体系了。党治国把思想路线和政治措施当做全部,闹钟的钟摆把自己当做整个闹钟,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极权主义运动,把所有政治融化于运动,可以变来变去,随时打破重来,新的纪元随时开始。那么这个政党就必须获得绝对性,超越凌驾一切变化之上,领导运动。一定要摆脱党狼奶来谈宪政。他们的思维方式类似于支持文革毛左的道德原教旨主义。他们同样认为文革理想是要美好的,故一切惨重代价都虚无,以美好理想而不是惨重代价作为该段历史的标记。不是理想而是手段和代价,才与民众相关。国民党政府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是我们考量的。
    
    启蒙批判呈现虚无的可能性,挣脱现实和历史条件的约束的渴望,对必须性和日常性超越的渴望,如何在当下落地生根,是当下必须首先考虑的。没有当下性,年轻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说这种解决要等一百年,可是这样过程的老百姓怎么活。当下的生命自我保存,就是实实在在的首要问题,容不得回避。如果回避,就把死亡和虚无的深渊当做出路。
    
    申领民国护照
    
    申请民国护照,是民国当归的当下行动,也就是民国与当下和沦陷区的我们发生了法律上的关系,向民国政府申请,就意味着认同民国,效忠于民国宪法。当提出权利,就意味着把政府当做物业管理公司,把自己当做民国主人,而不像党治国思维的奴才,认为是依赖于民国政府。要讲民国派民宪派,不要狼奶等身。
    
    权利诉求就是当下获得实实在在的支撑,在世界历史当中,现代性是贵族消失之后的世界,资产阶级的道德渴望,与小资产阶级和奴隶的神秘主义,也就是道德的非理性基础,二者统称虚无主义,都会在权利求中获得坚实的当下性,不再是未来和彼岸才能实现的宗教方案。当申请民国护照,民国就在当下回归,也就是行宪区在大陆的扩张。
    
    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当下,到底是过去的重复,还是未来的起点或者预备,游移不定,充满着暧昧性。当以道德审美的眼光看待当下,就会要么如儒家那样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批判中,化为沼泽,要么如社会主义乌托邦工程那样,仅仅为未来牺牲,毫无意义。这样的标准中,在过去的压迫下,或者未来的掏空中,当下变为虚无深渊。但是如果以法律权利的诉求,建立在稳固而低俗的基础上,如自我保存和正当的上升空间时,过去和未来都结晶于当下,当下的每一个时刻都获得过去和未来的加持,从而获得坚固。
    
    民国当归是一种类似神学是探索神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民国与沦陷区遗民的关系。民国派更加关怀普通人自由,生命和幸福的民国政治救赎。也就是政治宗教和贫富问题再分配。也就是民国目标的守护。
    
    只有民族国家的民国,才能吸纳这一些反腐败与民生等,并且赋予其普遍性价值,否则都是特殊性,个体的或者特殊群体的。特殊性的,反对者必多,必定弱势,呈现胶着的状态。这一些爆发点若没有上升为国家利益,如专制的存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障碍,则爆发不出什么。
    
    政治共同体就像男女之间的婚姻,如果老公要长期残害老婆的话,那么共同关系消灭归于自然状态,甚至当初的恋爱都会变成黑色的,一个基于强奸的婚姻,更是错弱的,动态的时好时坏。所以我更多从当下的迫害和未来的窒息玉石俱焚来看,不依赖于当年的历史,且以当下和未来的不幸,来重提过去的强奸。关键之处在于民众如何在政治中在场,如何行使革命权,动不动就厌恶政府,要求下台。也就是如何使民众获得自由和公共福祉,才是衡量民国,呼唤民国当归的标准。
    
    把民国精神承载于政治神学,人民,公民社会或者律法身上,才是比较好的做法,对领袖或者精英的怀念崇拜,都有魔鬼的影子相伴随。我基本厌恶各种领袖崇拜,认为是民主大河前进的堰塞湖,具有暧昧性,同时是民主和反民主的力量。
    
    之前只有推动民国行宪区之扩大,把大陆的民主化当成沦陷区的宪法性收复,这样一种维权运动,如民国护照等等供我们行动。政治行动和参与,而不是民国政治符号和意识形态的塑造,是首要的。
    
    行动的思想:共同行动先于共识
    
    维权才是知识分子的起源,介入政治和行动,才是知识的源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就相当于另外一种上访的访民,改良的政治品质,希望出清官的访民处在同一等高度,同等人才津津乐道批判同等人,以此为业,公共知识分子才老批判下跪。因为这一些奴性内在于他们自己。
    
    启蒙是不可能涉及老百姓的,而只能对知识分子,而且未必有效。老百姓只有用利益才能启蒙,而且只有在政治行动中才能被启蒙。不在于他想干什么,而在于他能干什么。
    
    绝大部分的人心变化,只有在大规模的政治行动中才有可能,三维立体的。并不是通过点对点,或者点对面的启蒙,可以解决的。启蒙的效果很小很小。甚至是负面的。大规模的“启蒙”是在伟大政治事件中完成,例如大规模广场运动,或者革命,之前的“启蒙”是永远西西里弗的徒劳。道理大家都懂,不用讲,官方也懂,讲了没用不要浪费感情.
    
    宪政均衡与知识分子垄断性代言政治,是冲突的。 我觉得宁可需要宪政均衡,也就是各阶层力量的均衡。你看蒋介石虽然独裁,但是还有制衡。
    
    任何舆论的力量,都不足以搬动改动官方为自己人民币服务这种官僚逻辑的列车。整个世界文明历史证明,权贵官僚集团的出现,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千年发展的归零。任何对官方道德说理,都对权贵官僚集团毫无作用。你可以说他是宦官集团,可是就不怕你骂,你又能如何。
    
    思想并没有办法说服权贵与民众,行为则是有说服力的:征服或表率。有一种思想即暴力征服的结局,那就是共识。有一种思想即暴力征服的开端,那就是对抗。唯一能达成的共识是我们不要共识:各得其所,各遂其愿。
    
    启蒙老师们,没有力量制约可能大规模产生的暴力,只会去鼓励,暗示,推广大规模是不怎么成熟的行为。 如果人体炸弹怀疑了自己的信念,那还会行动么。行动只会强化信念,强加信念的说服力和权威,吸引他人更随,行动才是最大的启蒙。
    
    绝对不是思想的细微的差别导致巨大政治效果分别,不管思想如何激进,如毛泽东的改造,呼唤新世纪,其实干的事情也没什么新的,不外乎思想改造,财产再分配,杀人,就这三种。政治有着自己的逻辑,不管打着什么旗帜,都是阳光之下无新事。意识形态的激进,并不影响政治本身的运转,二者是分离的。
    
    极权具有一种张力,能对知识人进行收割,堵塞行动的可能性,思想革命无法带动政治变革。整整二十世纪巨大的革命及其延续中,我看到的是,思想的重要性,只有放在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和竞争的紧迫性之中,思想才有攫取人心的能力。思想并不重要,而是对付危机的方式,才是重要的。只有在特定的危急时刻,可以非常强大。主义作为信仰,总是在寻找敌人,吓唬人民,让人民陷入恐慌。
    
    历史的关节点,往往是坏人,罪犯,小人推动的。韦小宝的作用,要比郭靖大。晚清恭亲王虽显赫于当时,但于历史作用不大,康梁虽布衣,然显赫于历史。
    
    不可能让你准备了充分条件在行动,在行动中成熟条件,边建设便准备,行动会带来准备条件的更大空间,就像维权运动带来更大的言论自由。抗争将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和逐步升级的。不要苛求刚开始就立意多高,或形态如何完美。重点在行动。只要动起来,就将有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客观上也为后继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底线和共识何需自由讨论,只要有行动,就会彰显出来,交叉出来,没有行动,讨论它一千万,还是聚讼纷纭,“内战”不已。行动高于共识,行动产生共识,共同行动之外无共识!
    
    “是什么”,是以“怎么办”为前提的,政治目的和立场,决定认识的尺度和标准。“怎么办”并不来自认识,而是来自目标,这是理性与适应的过程,理性目标如何与现实和解,并且塑造现实本身的倾向性。你想干什么之后,才会想“怎么办”,然后去想会碰到什么现实问题。这是行动的逻辑。
    
    政治问题,不是靠认识和启蒙来解决,也不是靠站道德立场来解决的。就像看到美女,你怎么想是次要的,关键是怎么做才能搞定!中国的问题,基本上一般的老百姓都能看透二三,这已经足够了。
    
    读百年中国的抗争口号,从晚清的“伸民权,兴会党”到八十年代末的“民主与法治”,从有动词到仅剩下名字,是一个主体性消失的过程,“我们”消失的过程,是一个被斩首的过程,主语动词上交了“党”,就是等待恩赐。幸好有维权运动,再次有了主动词,“我们”要人权“我们”要宪政。“我们”的出现,就是知识分子的消融于民众。权利性话语,而不是空洞的道德呐喊。
    
    凡是伟大的国家,例如罗马、英国、美国,都是反智的。凡是阳痿的国家朝代,都是高度推崇知识分子,例如宋朝。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凡是知识分子牛逼哄哄的时候,都是乱世,国家弱小,人民不幸福。“知行合一”从来是个扯淡。只有患有痨症的人,才觉得理论资源永远不够。读书已经没必要,多思考如何行动,行动的学问才是当下首要的。文化软实力并不来文化,而是来自制度,所有的教育都是政治教育,而不是文化教育。伦理也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个人内心的道德教育。
    
    在行动中,自然而然会产生答案,产生思想,产生精神。在行动之外,没有答案思想精神。其实理论或者精神,不用思考言说在就有。行动高于思考言说,没有思考言说,他在,有思考言说,他也在。精神带动行动,是一个从柏拉图开始的知识分子自我神化。可能是精神与行动同在,精神在行动中。先有行动,你要自由,你才回去思考自由主义。自由在于人的生命之中,有没有胡适,丝毫不影响要不要自由。要自由,就有行动。人没有被异化,只要“要自由”,就从异化拯救出来。
    
    共同行动先于共识,共同行动塑造共识,共同行动之外无共识。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力量问题。只有行动才能凝聚力量,然后形成较整体的共识。共同行动先于共识,产生共识,并不是共识产生行动,先于共同行动追求共识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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