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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毛主席与隋炀帝》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1月0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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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与隋炀帝——过渡时代的人格悲剧
    

    [上]武装的暴君
    
    
    一个不受约束的武装起来的暴君,在异教的黑暗中发怒是多么可怕可憎。
    ──(意)卫匡国:《鞑靼战记》
    
    一、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
    
    公元四世纪初,中国曾陷于“五胡乱华”的历史灾难之中。这是社会、文化改变航道时发生的灾难。随着西晋的溃灭,旧型的中国国家及其本土文化终于宣告解体。所谓“南北朝时代”──就是一座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巨型桥梁。在那跌宕不已、变幻无定的漫长时期,正酝酿着汉、唐文化国家之间的巨大转换,它历时三百余年,埋下了以后直到明末清初整整一千年文化的种子。
    
    南北朝时代的种种创造,常被浅陋、短视的学者忽略掉。对此这里无法一一详举。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唐、宋、明、清诸个继起的文化国家,推原之下,都是南北朝苦痛的青春期所孕育、下的灿灿果实。这些果实即使被当代怀有偏见的中国人目为某种意义的苦果──但在当时毕竟是甘甜葱翠的。
    
    “五胡乱华”和后来的北朝统治者有什么积极意义呢?显然,它为唐代文化的诞生准备了相宜的“人类土壤”。明眼人都知道,在汉唐两大文化实体之间,民族心理、社会习惯,制度设施乃至表层的意识形态,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不像官修的史书记载得那么一律化。从陈寅恪开始,不少学者指出隋杨与李唐皇室都是相当“鲜卑化”的,而武则天称帝被视为沿袭了鲜卑人女权主义的风俗。下面即将讨论的“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正是汉人的父系意识对于这一鲜卑女权主义的制衡。
    
    北魏平城政权的前身是代国。代国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只是在国家机器面前徘徊的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的核心是拓跋部,当其强盛时,包含了黄河河套与阴山山脉之间草原上的众多异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即所谓的代王,由拓跋部的首领担任,但在形式上则要由组成联盟的各大部落推举产生。后来建立平城政权的道武帝拓跋,最初就是被势力较大的贺兰等部推举出来的。而在拓跋本部内,由于社会形态尚处于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不久的父系家长制时期,因此,首领的继承方式虽以兄终弟继为主导,但又常处于母权制的笼罩下,并因一度由母后执政而被中原称为“女国”。
    
    这种风俗不可能不随着北魏政权而影响中国。当然说明隋唐文明的政治重心所在地──北中国业已深刻地“异族化”了。这种“异族化”在恪守正统者看来是个悲剧,但实际上为新文化国家准备了新的可塑性极强而又肥沃的人类土壤;若无此等新人及其新型号的肥力──新文化之花又怎能含苞待放?除此之外,拒绝杂交、无菌生长的“理想状态”是没有的。
    
    例如北魏(386年-534年)就有一个古怪的规矩,从开国皇帝道武帝开始实行,凡是储君之母即被赐死,先后有八位帝母做了此种制度的牺牲品。北魏道武帝的宠妃刘氏,生长子拓跋嗣,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刘氏受命自杀。拓跋嗣思念母亲,悲伤泣哭。道武帝安慰他说:“过去汉武帝将立太子,先杀太子的母亲,是唯恐女主干政。现在你为太子,我不得不效法汉武故事。”北魏帝国把赐死储君之母,明定为一种制度。
    
    由于北魏有此残酷的子贵母死旧例,以至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嫔妃们不愿生太子”的消极反抗,使孝文帝只留下孝明帝一根独苗,而孝明帝则根本无子嗣。而在这斗争中,命运最惨的自然是妃妾。在北魏皇宫,妃妾不但成了嫡妻的代孕工具,更成了嫡妻的替死鬼。
    
    北魏各代皇帝中,孝文帝是最赫赫有名的了。然而他的生母也躲不过悲惨的命运。北魏孝文帝的母亲李氏,也是因为儿子被立为太子而被赐死。孝文帝的爱妃林氏,生拓跋恂,立为太子后,林氏依旧例被赐死。孝文帝母亲死于斯,爱妃又将死于斯,心中十分不忍,求之于当权的冯太后,要求不袭旧法,但被太后拒绝。冯太后想让自己的侄女正位中宫,必欲置林氏于死地,于是林氏只好婉转赴死了。冯太后坚守子贵母死之制,除赐死储君拓跋宏的亲母李氏以外,甚至诛戮了李氏全族。由于北魏有此残酷的旧例,以至妃嫔们“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嫔妃们不愿生太子”的消极反抗,使孝文帝只留下孝明帝一根独苗,而孝明帝则根本无子嗣。为皇统计,宣武帝只好取消“子贵母死”的惯例。这种做法连传统社会的史家们批判说“矫枉之义不亦过哉!”(《北史·后妃传》)
    
    北魏朝每次选立太子时,太子年轻的母亲即被迫服毒自尽。一直到第八任皇帝元恪立他的儿子元诩当太子时,元诩的母亲胡贵嫔本应被处死,但元恪实在不忍心,一百余年的野蛮习俗,才告废止。元恪于515年逝世,才六岁元诩即位,胡贵嫔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太后。年轻貌美的胡太后当权后的行为,对她丈夫元恪而言,实是一种尖锐讽刺。胡太后除了大肆营建佛寺和佛像外,几乎全部精力都用在消耗国力上。各地争斗、大臣造反,她觉得不能再信赖外人,只能依靠她的两位情夫孙俨和徐纥。
    
    528年,元诩已十九岁,觉得母后势将把国家带上毁灭之路,计划把她那两位炙手可热的情夫逐走。年少无实权的孝明帝元诩选中了镇守晋阳(山西太原)的大将尔朱荣。元诩命尔朱荣向洛阳进兵,胁迫他母亲胡太后。尔朱荣率军南下,到了上党(山西长治北),但不知何故,元诩又命他停止。消息泄露,胡太后竟勾结两位情夫将亲生儿子元诩毒死。元诩死后,胡太后曾经布告天下元诩生了个男孩,继任为下届皇帝,可是当时宣布的皇子实际上是一位皇女。胡太后隐瞒不住,只好再另立元诩的族侄,刚生下来才三个月的元钊当皇帝。
    
    尔朱荣首先发难,一面宣言要追查皇帝元诩的死因,一面不承认胡太后政府,另行拥立元诩的族叔元子攸当皇帝,向洛阳进攻。胡太后的军队反而投降尔朱荣,于是情夫逃走,洛阳陷落,胡太后和婴儿皇帝,被尔朱荣装入竹笼,投进黄河溺死。距她毒死亲生儿子,只有两个月。
    
    北魏从道武帝开始,凡为储君之母即被赐死,例如道武帝的宠妃刘氏,生长子拓跋嗣,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后,刘氏受命自杀。如此下来,先后有八位帝母作了此种制度的牺牲品。元恪废除了一百余年的野蛮习俗,但天下大乱随即开始。这似乎提示我们:野蛮行为的后面似乎也有一个文明的理由。
    
    面对历史的这一无情性质,学者们常常大惑不解。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指责说,北魏道武帝为了确立、巩固皇权,竟然施行了一种从自己妻子下手的“子贵母死”制度,而且这个乖谬绝伦的制度竟然能与北魏政权相始终。但即使他也怀疑这不是道武帝个人的“创制”,而是有更深层的拓跋社会内部背景。也就是说,拓跋在部落联盟中担心自己与其它部族的关系过于复杂,可能留下什么祸根,因而在以后的北魏历史中出现了“子贵母死”的制度怪胎。
    
    其实怪胎不怪。许多蛛丝马迹显示在部落联盟时期,拓跋君长之妻或母是颇具敏感性的人物,她们所属的部落往往通过她们,控制拓跋部内大事,特别是君位继承。拓跋部落联盟的维持,拓跋部在联盟中君长地位的维持,往往依赖拓跋母后,而且还要依赖母后的外家部落。这就是祸根所在。北魏建国称帝,不能像以往那样跟着外家部落走,而是力求摆脱外家部落的束缚和干预,完成由部落联盟向帝国的转轨,这往往要诉诸战争。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使得田余庆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必然的缘由: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对此,田余庆在《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和《独孤部落离散问题》两文中作了比较。其结果使他深信,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
    
    从道武帝为帝业所需而强力控制外家部族的角度来理解离散部落,等于给离散部落重新作出解读,还可以和子贵母死制度相联系,因为二事内蕴相通。道武帝向明元帝解释杀其母的两条理由,一是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二是不令外家为乱,是完全直接针对拓跋往事而发的深具历史内涵的说明,它牵连到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二事,而前一事实质上是后一事的延伸,都是为了巩固拓跋帝业,使帝业得到可靠的传承。
    
    终北魏之世,皇位继承比较有序,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动乱,一旦出现问题也有制度和手段来加以约束。二事都是道武帝的野蛮行径,但野蛮行径却产生了文明效果,这就是野蛮孕育文明。
    
    《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王沈《魏书》以及《后汉书·乌桓传》都记有乌桓之俗:“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则无相仇报故也。”这说的是乌桓。但在前二书的《鲜卑传》里又都说到鲜卑的言语习俗与乌桓同,然则鲜卑拓跋部自然也有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之俗。正是从这里,很容易出现母后拥权以及母族介入拓跋君位传承事务的可能性。
    
    《序纪》以及诸帝《本纪》中不乏拓跋弑君父而拓跋母后逞权的事例,有些事例在《本纪》中因忌讳的原因而模糊处理。后人编书都一一点出,如在《通鉴》及注中就是这样。这些事例之多,正与乌桓、鲜卑部落怒则杀其父兄习俗符合。道武帝推行专制君权,建立帝国,是对部落联盟的“革命”,是对各种不符合需要甚至形成阻力的部落习俗的大扫除。因此出现了离散后族部落、建立子贵母死的制度。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涌现出来了。
    
    既为帝业需要而扭转母后部族强大的局面,以及由此而来的母强子立局面,是实行子贵母死的直接原因,那么道武帝时有实力的外家部落已被离散,以后北魏后宫汉女日多,她们并无强大外家足以影响朝局,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已失去存在理由,理应逐渐消失。为什么它并没有被废除,一直延续百年之久呢?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后妃既能对政治产生影响,同时,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又戏弄着她们的人生,倏忽之间可由至尊跌落为贱囚,“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命运不堪回首。后妃的地位与能否为皇帝生下皇位继承人有很大关系。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母以子贵,如卫子夫、王政君、叶赫那拉氏都是在生下皇子后,地位迅速提高,成为皇后和太后的。但是,有些时候,子贵母死,下场反不及无子的后妃。
    
    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其晚年欲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而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还很年轻,武帝担心自己死后会出现女主专权的局面,犹豫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在自己生前除掉钩弋夫人。钩弋夫人无端被谴,武帝下令将之处以死刑,钩弋夫人脱掉首饰向皇上叩头求恕。武帝命令下人把她拉下殿去,送入宫廷监狱,夫人临下殿时,还频频回首,希望皇上能回心转意。武帝却挥挥手说:“赶快走,你活不成了!”钩弋夫人死时暴风扬起尘沙,百姓们都为她感到忧伤。后来武帝对他的左右侍臣解释这件事时说:“从前国家所以有变乱,是由于君幼母壮的缘故。女主骄慢放肆,无人能禁止,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吗?”正因为如此,武帝后宫为之生育后代的嫔妃,无论生男生女,其母亲都遭责罚而死。
    
    难怪北魏道武帝有这样的语录流传下来:当其宠妃刘氏在所生长子拓跋嗣被立为太子并因此受命自杀时,拓跋嗣思念母亲,悲伤泣哭,道武帝安慰他说:过去汉武帝将立太子,先杀太子的母亲,是唯恐女主干政。现在你为太子我不得不效法汉武故事。太子听后,仍然悲伤不能自抑,被气恼的道武帝赶了出去。所以有人编出顺口溜说:“西汉武帝糊涂一时,北魏皇帝糊涂几代;汲取吕后专权教训,汉武杀死美貌嫔妃。”
    
    道武帝拓跋珪这个人物,他的历史作用,概括说来,就是用极野蛮的手段,把拓跋部落带入文明,由拓跋部来澄清北方的乱局。如果我们把古代南北朝的十六国比作民国时代的军阀,那么结束军阀混战的则是集中了党政军各项门阀于一身的中共──这相当于北魏。
    
    
    二、路线斗争的秘密所在
    
    我们这一提问也许被正统的历史学者视为荒唐:古代南北朝的“子贵母死”所代表的部落制度的消亡与现代南北朝的“路线斗争”所代表的,有无历史的相似性?
    
    但实际上,古代南北朝的“子贵母死”与现代南北朝的“路线斗争”都是代表了前国家时代部落势力之间的残酷兼并。例如文革就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的红区党与刘少奇的白区党之间的并吞”。例如某种看法认为邓小平就是因为出身于红区党而免受灭顶之灾的。
    
    十次路线斗争是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概括。它说中共党史是一部毛泽东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一次次证明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并不断壮大发展、取得胜利,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课题的历史。这一套概念体系是从苏共、尤其是从《联共(布)党史》那里照搬过来的。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毛泽东1971年在中风之前不久发表的“南巡谈话”。而中共文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这十次路线斗争里,计有所谓1、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2、李立三左倾冒险机会主义,3、瞿秋白左倾冒险机会主义,4、罗章龙分裂主义,5、张国焘分裂主义,6、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7、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8、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9、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10、林彪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以此清算了所有德高望重的前辈和同辈,使得中共沦为一个“洪洞县里无好人”的贼窝。
    
    在早期,“救中国”是目的,“社会主义”还是方法──在“伟大领袖”一类人物大脑硬化的晚年迷信以前,这主次的分野似乎清楚。“救国”的思想(至少是口号)乃是自洋务派、维新派、革命党、共产党以来的“民族共识”,尽管他们出于嫉妒,而常常互不承认。但至于如何救国的“路线问题”,各派就莫衷一是了。事实表明,现代中国人耗费在“路线斗争”上的精力,远大于花在各种建设性的“救国行为”上的;结果,人们奉内战为救国的极境──多么彻底的一场革命!结果,共产主义的天堂,变成了中国民族的地狱;人人幸福的无限许诺,化为人人挨整的超级恐怖。
    
    也就是说,残酷的“路线斗争”的最终结果,并非得出一条“金不换”的绝对正确的救国之路,而是通过酷刑、绝种的炼狱方式,“改造了”中国人!在这里,比“文化革命”更重要的收获,是“基因的革命”!尽管,这收获是血淋淋的,甚至是邪恶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共产党把这种破坏叫做”革命”、“改造”、“颠倒历史”、“天翻地覆慨而慷”。其裂度之深、毒害之大,为中国历史所仅见,为世界历史所仅见。
    
    残酷的“路线斗争”的客观效果,并不在得出一条“正确路线”的万妙灵丹,而是通过绝种与再生的方式,在遗传学的层面改造了中国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传统的野蛮化可谓登峰造极;所以,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很难避免反向的运动。民族自尊、民族文化的抬头,将是很难避免的──作为对一个世纪以来民族自卑、文化自劣的彻底清算。
    
    而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大部分“路线斗争”(从“洋务”到“变法,从”改良“到”革命,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激发的残酷内战,无不直接导源于“火候之争”。而新起的革命势力又总是以更大的热忱投身更大的野蛮。斗争越演越烈,直到把整个社会投入火海,中国成了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动幅最大的社会试验场”。
    
    火候的问题,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生死结。
    
    火候的问题,挑起各派政治力量的仇杀,不斗则垮“成为野蛮化的最高纲领。但它的伏笔,早在 “文革”前的四十年就埋下了:中国式的私刑滥用,在1927年就有了蓝图性的记载──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也就是更左的势力,总是指责“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中止革命,甚至反革命”,从而一举夺取了“革命的正统性”,革命的正统性在近现代的中国,仿佛古代的“天命皇权的正统性”──它可以“使丑的变成美的、错误变成正确、造反变成道理、社会的灾难变成建国的纲领”!
    
    后来居上的、更野蛮的左派势力,他们的“革命要求”还没有磨足。但他们的革命要求本身,却又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最后达到了漫无止境的地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那是“随著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其内核却无非是──野蛮、野蛮、再野蛮!
    
    可以预测的是,这个“火候问题,还将继续成为中国内战的焦点之一。有人说,“革命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和平地建设了!”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上风的人。有人说,“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坐在下风的人。
    
    他们的利益比他们的理想更难协调。其实,他们都对。
    
    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证明,所谓“建设”,不过是一个革命阶段到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喘息罢了;所谓“建设”,不过是在准备更大的爆炸力罢了!所以,满怀信心地建设一段以后,突然发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轮回。于是心情更急切,革命的行动更暴烈,更蛮横,更左。
    
    “他们的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革命刚刚开始。”这里有一个“革命的过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说,人的惰性不仅体现为“反革命”,也体现为“革命”,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怪圈:中国革命的过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认为彻底的革命者,统统打入“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地狱“其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在继续革命、继续野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达到骇人听闻的深度。尽管,它的标语口号将一再改变。它在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新的催眠:
    
    野蛮──活力的象征。
    
    越野蛮越好!
    
    只有打破一切限制的野蛮,方能召唤人类最高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记忆力。
    
    野蛮精神,不仅是社会重建的法宝,也该是个人生活的指南!
    
    检视一下两大南北朝时代的历史悲剧的主角,不难发现数十位“悲剧制造者”,例如古代南北朝从前卫张角至后卫武媚约五十人(武媚之僭号武“则天”有如毛大之学名“泽东”)。现代南北朝则从洪秀全以下迄今约二十人,虚席以待来者可能还有若干即将粉墨登场。
    
    这些家伙的人格悲剧,肇因于其人格分裂;而其人格分裂又肇因于:
    
    (一)个性与环境的冲突;
    (二)愿望与势力的背驰;
    (三)内在信念的飘忽不定与社会道德基础的崩溃;
    (四)生成的罪性与习得的恶贯,及其相互激荡的“恶的循环”──心潮逐浪高,造成痞子运动和劫匪传统。
    
    总之,人格分裂是过渡性社会的流行病;过渡性时代的典型人物皆此中之特立独行者;否则难以出人头地。所谓“过渡时代”,实为社会结构崩坏的时代,即一种社会结构另一社会结构演变的时代。这种社会的特征是:分裂,动荡,离合无常。
    
    
    政治人格的分裂其实源于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人格分裂的后果常常体现为怯懦与瘫软、动摇与不知所措;但在其典型意义上却不仅仅是。所谓典型意义,即指在重要的、决定性的人物身上一再出现的特殊人格分裂现象。正是这类人格的行为及其影响,对历史进程发挥了极大作用。这就是“暴君论”的研究价值所在。
    
    这些典型意义的人格分裂,其最重大的后果即为“偏执狂所分裂的历史”。创造历史的许多偏执狂,其产生莫不源于剧烈的内心矛盾与极端的内心痛苦。在偏执狂背后往往躲藏着羞答答的甚至血淋淋的人格分裂。我们研究的问题关键不在病理学上的偏执狂,而在于社会学上的偏执狂:研究这些偏执狂患者为什么比正常的人更能影响古今南北朝的社会发展及历史进程?“为什么一个人的作用竟然与其偏执程度成正比呢?”答案只能是:“分裂的社会需要偏执狂来予以弥合或摧毁。”故人格分裂度愈大,其表现也就愈偏执,则其对社会分裂、文化混乱的作用力也就愈大……他在那个时代也就愈益显得“伟大”,仿佛前无古人。
    
    总之,现代南北朝的“路线斗争”与古代南北朝的“离散部落──子贵母死”,不仅是政治利益的争夺,也是一个互相残杀的借口,是偏执性格主宰历史命运的大好时机。人格分裂的普遍化和严重化,造就风潮,使得后来居上的、更野蛮也就是更左的势力,脱颖而出,荼毒四海。
    
    
    三、对两种暴君的分析
    
    与其说“暴君等于坏人”,毋宁说“暴君体现了过渡时代的人格悲剧”。
    
    所谓暴君,不是基于个性,而是基于身份。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位民选总统的个性暴躁就称他为暴君,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位立宪君主个性暴虐就称他暴君。
    
    那么所谓“暴君”又是一种什么身份呢?
    
    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格罗托(1794-1871年)在他的《希腊史》中曾经提到,“僭主政治”是传统王政过渡到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个人专政的形态。所谓僭主政治,是指“无限制的个人专政”:“大约在公元前680-670年之间,在西库翁建立了俄尔塔格拉的僭主专政。而值得注意的是,科林斯、西库翁、墨加拉这三个城市,在同世纪中经历了类似的政体变迁。三个城市都有一个僭主上台执政,俄尔塔格拉在西库翁,库普塞罗斯在科林斯,特阿格尼斯在墨加拉。这种政体变迁同时发生于希腊世界的不同部分,大陆的、岛屿的、殖民的等不同城邦。在公元前650-500年间,许多城邦中不同的僭主和僭主朝代兴亡交替。而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中间,虽然还有僭主,但却越来越罕见,因为政治焦点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民主政治的兴起。”
    
    僭主(Tyrant),从来是史不绝书的。在古希腊早期,这个词用来指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权的人,“僭”,在中文里与“拟”相通,《广雅·释诂四》:“僭,拟也”。下拟于上,称为僭或者僭越。通过僭越的途径取得政权的人往往比世袭制下的君王更加残暴无情,而后多将这个词译为“暴君”。但这与君主制下的暴君又不能区分,因为严格来讲,僭主还不是“君”。就像上述故事里读书当了官的人还不是世家,到了第二代才算世家子弟。在古希腊的公元前七世纪初贵族政治开始解体之后一段时间,被称为“僭主时代”。对比那些此起彼伏的希腊僭主们,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定义:所谓僭主就是那些完全无视过去的任何政体及其传承、而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僭主通常都在民族和国家的危机时刻崛起。
    
    因为危机为权威及其膨胀创造了契机,并提供了舞台。危机也为非常的暴力提供了部分的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尤其在一个缺乏民间力量和个人主义素养的地方,危机也使得大多数老百姓呼唤强权人物,对铁腕充满了从站立的方位开始瘫软下去的依赖感。就像当年孙文就任的“非常大总统”的头衔一样,这个头衔本身就是一个形象和典型的“僭主的称谓”。一个非凡的僭主人物在这样的时代,似乎真的像暗夜里的指路明灯,“大海航行的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典型的僭主思想、僭主篡权的理论根据和实践总结。
    
    僭主的时机也是可以人为创造的,并可以通过奸谋推波助澜。就像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在井冈山一样,只要认定了革命的终极正确性,就不妨煽风点火,制造冲突,逼着那些觉悟还不高、还不知道只有革命才能“救自己”(其实最后都是害了自己,肥了僭主)的农民去造反,甚至可以同室操戈、血流成河。就像梁山泊的好汉,一部分是官逼民反,比如林冲,一部分则是匪逼民反,比如卢俊义。更何况即便是官逼民反的林冲,也要被王伦逼着去杀人以纳人头状,来献忠心、断退路。
    
    历来的农民暴乱都是如此:一开始是自发的聚众作乱,是对于暴政的抗议和抵御。后来便一路烧杀抢掠、裹挟大量农民游民入伙。不想参加的,便烧了你家房子,杀了你家老母,看你还参不参加?如同安德鲁斯在研究希腊僭主时说,“甚至在真正有此需要的时候,僭主也大抵超越当时解决危机所需要的程度:因为个人欲望与社会需要既难解难分,而独裁者自行引退也绝非易事”。因此不难理解贡当斯对于僭主政治的厌恶感。他说:“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为何不选择后者”。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的区别,相当于开国皇帝和他的继承者之间的区别。开国皇帝往往更加残暴,充满流氓的兽性。
    
    格罗托所分析的希腊僭主政治,其实也存在于中国先秦的西周、东周、春秋时代,如:共伯和之废周厉王,后来的“三家分晋”、“田氏篡齐”、“陪臣执国命”等等。僭主现象也出现于现代,如英国克伦威尔、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俄国列宁-斯大林、意大利墨索里尼、西班牙佛朗哥、中国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北韩金日成、北越胡志明、土耳其凯末尔、伊朗霍梅尼、埃及纳赛尔、古巴卡斯特罗、埃赛俄比亚门格斯图、伊拉克侯赛因、印度尼西亚苏加诺--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每一个站在现代社会门外的国家,都要产生至少一个僭主,而往往,是僭主不断,宪政无望。所以,“僭主”概念对本书的议题具有意义。
    
    在古代希腊,僭主的权力具有以下几种起源:
    
    1,作为行政长官,逐渐变质,不守承诺,窃取足够的权势,不再理睬推选他出山的人们。在近现代社会则如袁世凯、拿破仑。
    
    2,作为煽动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以无权者的斗士的名义挺身而出,博得人民的好感,得到拥戴,推翻旧政权,自立为僭主。如墨索里尼、霍梅尼。
    
    3,甚至用不着受拥戴的借口,干脆运用一支军队,夺取政权。如列宁--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推动性的政治权威人物中,洪秀全只算得一个传统型人物,尽管他运用了基督教的旗号。而清廷里掌蹄带尾的人士除了光绪,都缺乏现代意义。在分析边疆诸位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时,可以发现:曾国藩、李鸿章,是权臣而不是僭主,袁世凯先是权臣后是僭主,蒋介石、毛泽东是僭主,邓小平则始终是以权臣而非僭主的身份在操纵中国政治,因为他始终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党的领袖,后来甚至不是军队的统帅,但却非法控制着独裁权力。
    
    可以说,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权臣,是为袁世凯那样的半僭主进而为蒋介石、毛泽东那样的僭主,登上历史舞台而做准备,而邓小平这样名不正(以权臣之名而行僭主之实)的人,则要靠“第三代领导核心”来确保自己的千秋大业。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其实是一些技术官僚,而不构成任何意义的政治权威。结果,政治领袖的权臣化,注定中国社会即将进入新的不稳定时代,而第三代以后的集体领导(第四第五等等),也许将被证明,只能借助其他政治权威来推销自己。
    
    在台面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权臣化和僭主化,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僭主专政有相似之处:
    
    英国革命产生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产生拿破仑,德国革命产生希特勒,意大利革命产生墨索里尼,日本半吊子革命产生军部的独裁,俄国革命产生列宁──斯大林……事实似乎表明,绝大多数传统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产生至少一个独裁的僭主,而且被他的追随者集团尊称为“国父”。中国似乎也是如此。但事实上,中国的道路不同于欧美俄日,中国革命因而漫长得多、曲折得多:迄今为止,中国革命,已经产生了至少四个“国家”:武昌首义的中华民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邓小平,由于他的“改革”已经完全推翻了毛泽东体制,变化度并不小于蒋介石对北洋政府体制的改革,甚至不小于毛对蒋的改制,是否该作为另个“国家”?当然,他没有力量改变国号;因此虽然推倒毛的一切作为,毕竟还是趴在毛的墓前叩头,张扬毛像于天安门广场,非英雄也。
    
    其中,至少产生了三位“国父”: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虽然,袁世凯被称作国贼,而毛紧跟斯大林,避免国父的提法,但显然他觉得自己比国父(王朝缔造者)还大,简直是秦皇再世(历史缔造者)。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完成国家统一,完成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而中国的僭主,却是实现国家的分裂,把大一统的世界帝国的尸体,肢解成好几个不伦不类的分裂国家,如蒙古、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先后变成日本、苏联、美国的仆从国家。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在实现民族统一的过程中,发动对外战争,跻身列强行列,即使像俄国这样不争气的家伙,在一战中破产了的国家,也只经历短短几年的内战,就在二战中成为世界霸权。但中国,却在经历了三十八年内战和外侵(1911-1949年)后,又经历五十多年迄今不息的内乱,没有稳定的制度(即使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也远远无法对比苏联制度的成熟),没有社会规范──传统规范被消灭,新规范的试验也宣告失败。
    
    僭主政治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已被证明没有完成它在其它社会中的“统一──强国──对外扩张”等应急功能,反而造成“分裂──衰弱──内乱”;所以中国迄今受到发达国家的欺侮;不断品尝民族的灾难。如此反差的奥秘究竟何在?
    
    僭主本是一种制度化的暴君。但民间使用“暴君”一词,却经常是把它作为一个恶名扣在失败的统治者头上。所以“暴君──失败的统治者”往往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词组。
    
    但从僭主政治的概念看,其实有两种暴君,那就是“善的失败者”与“恶的失败者”。前者的典型如王莽,后者的典型如董卓。
    
    在广义的南北朝说,从董卓到李渊的篡位者,都是僭主(暴君)。当然,隋文帝杨坚也是这样意义的暴君,而且要比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更加接近“暴君”(僭主)的身份含义。
    
    以唐太宗的英名留芳于世的李世民,是个特殊的政治现象。他与我们迄今论述的失败了的暴君(失败,是许多暴君的必然命运;因为人们只把那些终归失败的铁腕统治者叫做“暴君”)不同,他是一个名声很好功的历史人物。但他的行为如用通常的伦理准则去透视,杀害兄弟、囚禁父亲,则非良善之辈。
    
    罗马皇帝马克斯、奥勒留说过,只有当一个不愿充当统治者的人成为统治者以后,他的统治才是善的,社会才可能幸福。显然,这里出现了例外:李世民并非这样一个统治者,而“贞观之治”却为人称道。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他对魏征的容忍,是对伪证的利用,是要洗刷自己的污名。因此贞观之治的出现才极为突兀。
    
    隋的崩溃之由,不仅是由于政治解体,不仅是由于经济凋弊──而且是由于文化的溃疡、由于心灵的癫狂!何以见得?政治──唐承隋制,可见隋制无大碍。经济──隋朝的经济危机主要由于集体化式的徭役过度而窒息,因此隋唐之间的大规模并非像明末那样由于外部压力而引发,而纯粹是来自好大喜功,来自“文化心理上的躁动──癫狂”,和1950年代的躁动到1960年代的癫狂极为相似。唐朝尽量避免隋朝的滥用民力,其它方面并无根本不同。──可见隋朝的崩溃不是制度性的,而是心理性的──心灵的癫狂导致了文化的溃疡──经济凋弊──政治解体的三重混合,这是由于心灵经受不起“统一中国”这一太快、太轻易的胜利,而趋向于崩解了。这一崩解体现为好大喜功、目空一切、只争朝夕、穷奢极欲。相反,在分裂割据的时代,是无法积累如此巨量罪恶的。分裂割据的时代,还替“士”们开拓了的活动天地,对文明的创造活动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
    
    
    四、暴君的帮凶创造历史
    
    刘备的无赖与军阀身世、孙坚的武人出身及其子孙的“军阀立国”──以其行迹论证了王朝起源──军阀立国!虽《三国志·魏书》列“武帝”曹操为正统,但“三国”鼎立才是那个时代的真情。
    
    曹操的略胜群雄在于:他既是武装的士族首领──军阀,又是文化的士族首领──文阀。他是林彪所谓“二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的祖师爷。曹操的屯田组织,不仅是经济、军事的细胞,也是文化的细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后来,曹操的“奸雄”行为模式流行开来,成为司马氏集团积极效法的对象。八王之乱,真正开启了一个天下瓦解但列族分据的时代。外部蛮族,入为内部的武装;直到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才开始蛮族武装的大规模文明化运动。这多少有点近似日本的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相反,在汉人历史上,这样的大规模异化运动却是一直受到强烈的排斥。
    
    刘驰《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认为:“八王之乱”是西晋政权崩溃的直接诱因,其成因诸如分封宗室、实行宗王出镇政策、选择继承人失当、西晋士族门阀势力恶性膨胀等因素。但如果将视线从八王这些主角身上移开一点,就会发现“许多被掩盖在阴影之下的小人物”,而这些小人物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在那些主角之下。
    
    通过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暴君的帮凶是如何创造了历史。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所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语。
    
    在八王之乱中首开杀戒的是楚王司马玮,在诛除外戚杨骏的斗争中其即为主角之一,而杀死汝南王司马亮,则更是由其一手包办,开启了宗室相残的序幕。整个事件的进程中,在其身边始终可以看到长史公孙宏与舍人歧盛这两个人,目前所能见到的史籍中,有关这两人的记载并不多,但从字里行间却反映出这两人所起的作用颇为重要。当杨骏死后,执掌朝政的太宰司马亮欲遣楚王司马玮与诸王各归本国时,正是这两个人劝司马玮与皇后贾南风接近,使贾后留司马玮领太子太傅,司马玮因而得以留在朝廷,并执掌军权。又是他们两个,通过积弩将军李肇假传司马玮的旨意,向贾后讲司马亮与太保卫瓘阴谋废黜惠帝。尽管这纯属无中生有,但早已企图控制朝政的贾后却借此让惠帝下手诏给司马玮,派黄门在夜里送去,命其统率禁军护卫宫廷,并宣诏免除司马亮与卫瓘的官职。公孙宏与李肇率军连夜包围司马亮府,杀死司马亮及其子司马矩。当天晚上,司马玮号令诸军,威震朝廷。歧盛劝说司马玮乘兵权在握时消灭贾后的势力,以安定王室。司马玮犹豫不决,而贾后则乘机让惠帝派人出宫持驺虞幡对禁军们讲司马玮是假传圣旨,军队一哄而散,司马玮不知所措,遂被擒并处死。公孙宏、歧盛则被处以诛杀三族的重刑。公孙宏、歧盛未能从正面推动历史,但从反面推动了历史。
    
    在楚王玮被杀后,贾后的势力在朝中急剧膨胀,但其在皇权的遮护下,尚未触及诸王的根本利益,且任用张华等人处理国家政务,政局进入相对平稳期。不过,随着太子司马遹年龄的增长,其与贾后集团的矛盾逐渐激化,再次进入一触即发的境地。将动乱推向高潮的是赵王司马伦,其首先散布谣言,使贾后除去太子;而后又联合诸王势力清除贾后集团,形成大权独揽的局面。而其废黜惠帝,篡位称帝的举动,则使动乱由局限于京城的宫廷政变发展为全国性大混战。
    
    与公孙宏、歧盛相比之下,赵王司马伦身边引人注目的孙秀则从正面推动了历史──这里的正面不是道义的正面,而是历史的正面。
    
    司马伦一直对孙秀言听计从,当其在关中因处置失当被征还朝廷后,听从孙秀建议,依附贾后集团,遂深受重用。当贾后废黜太子后,朝中矛盾空前尖锐,政局动荡不定。部分禁军将领准备废黜贾后,拥戴太子复位,并通过孙秀来请司马伦主持此事。孙秀在司马伦已做好消灭贾后集团的准备后,为其分析举事的时机及利弊,并派人在外散布流言,劝说贾后集团的重要人物贾谧等先除去太子,以消除隐患。贾后果然派人毒死太子,遂使孙秀的计谋得以顺利实施。司马伦、孙秀策动禁军将领起兵废黜并杀死贾后及其党羽,同时除去张华等与己不睦的执政大臣,控制了朝政大权。在利用权力排挤及诛除异己后,在孙秀的怂恿及策划下,司马伦于永康二年(公元301年)正月废黜了在位多年但一直受制于人的晋惠帝,自己登上皇位。
    
    此后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等分别起兵,共同讨伐司马伦的篡位行动。诸王军队逼近洛阳,禁军将领兵变,孙秀、司马伦等先后被杀,晋惠帝又重登皇帝宝座。除孙秀外,通事令史张林、华林令骆休、尚书左丞王舆等在赵王伦举行宫廷政变及执掌朝政大权后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周围也有够格的帮凶。如葛旟、卢志、孟玖、李含、张方等人。
    
    齐王司马冏率军进入洛阳后,被任命为大司马,执掌朝政,其从事中郎葛旟等心腹都被封为县公,参预朝政的决断。由于齐王司马冏的专权,使其与在外统领重兵的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之间矛盾激化,二王再次率兵进攻洛阳。司马冏召集百官商议,尚书令王戎建议司马冏让出朝政大权,以避免冲突;葛旟认为退让是死路,只有发兵征讨,并应斩杀提议退让者。百官震惊失色,王戎假装药性发作,掉到厕所内,才免除杀身之祸。
    
    成都王司马颖是八王之乱的主角之一,而许多重大决定都源于为其出谋划策的卢志。卢志在任邺县县令时已得到司马颖的赏识,当齐王冏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时,派使者联络司马颖,司马颖采纳卢志的意见,与齐王冏等联合讨伐篡位的司马伦,并任命卢志为幕僚之首的左长史。当前锋战败,人心浮动,有人提议退兵时,卢志力主派精兵连夜进攻,终于取得大胜,决定了司马伦的覆灭命运。在取胜后,司马颖又依从卢志的意见,不以功劳自居,且借其母程太妃染病而返回驻地邺城,拒绝留在洛阳辅政,从而暂时避免了与齐王冏之间的直接冲突,赢得朝野上下的称誉。不过以后司马颖日益骄奢,不再听从卢志的建议,委任身边的宦者孟玖等人,为与齐王冏、长沙王乂争权而不惜大动干戈,失去人心,终至败亡。
    
    河间王司马颙左右的李含与张方也在动乱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赵王司马伦篡位后,镇守关中的司马颙没有像其他宗室那样起兵讨伐,而是派军为司马伦助阵,正是听从了李含的建议。不过在得知齐王冏军势强盛后,司马颙又派李含统军追上张方,反戈一击,加入反对赵王伦的阵营。而李含诡称领受密诏,说动司马颙讨伐齐王冏,则是第二次宗室大混战的主要起因之一。张方作为司马颙的主要战将,统军两次攻入洛阳,杀死司马颙的政敌长沙王司马乂,并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张方统率的军队曾一度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使司马颙不仅独揽朝政,且拥有废立皇位继承人的权力。在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后,张方本人也被任命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集军权、政权及地方行政长官于一身,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除诸王身边的上述心腹帮凶外,禁军中下级将领和宫廷侍卫武官在策划动乱、发动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创造人间奇迹方面,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中著名者如孟观、李肇、司马雅、许超、士猗、闾和、伏胤、朱默。
    
    贾后在阴谋诛杀辅政的外戚杨骏时,就依靠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等,一举成功。李肇后来又参预了楚王司马玮起兵杀死汝南王司马亮的行动。赵王司马伦能成功地进行宫廷政变,诛杀贾后及其党羽,也在于其得到司马雅、许超、士猗、闾和等禁军将领的支持。淮南王司马允起兵反抗赵王司马伦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原本奉诏出宫协助司马允的司马督护伏胤被赵王司马伦一方所收买。长沙王司马乂在率领禁军与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交战时,东海王司马越看到洛阳城中兵疲粮尽,就与朱默等禁军将领合谋,将司马乂缚送金墉城,交给张方处死。
    
    在上述人物中,可以明确其出身为士族高门的仅有卢志。像是孙秀,其出身为不入于士流的寒人。张方,屡世贫贱,确为寒人。孟观,虽然记载简略,且未提及其起家官职,但从其自幼读书,并结合所任官职来看,当属于乡品较低的寒士。其余人物的事迹都过于简略,较难于做出准确的判断。从他们所担任的官职看,基本上都属于寒士或寒人也即上文所提到的寒门范畴。
    
    西晋的建立,是以司马氏为首的汝颍集团战胜以曹氏为首的谯泗集团的结果。汉魏之际施行的九品官人法,晋武帝在平吴后颁布的士族子孙能庇荫宗族及客的法令,结束了士族的形成阶段,使其作为在法律上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特殊阶层而凌驾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这和中共统治初期(1949年-1966年)实行的“三十级干部制度”异曲同工,当然,中共在遏制、逆转、废除民国时期开始流行的“开放社会的平等观念”方面走得更为迅疾,有如其一部小说宣传资料的名字那样是所谓《暴风骤雨》的,因此也就引起了迅速而严重的社会危机,在仅仅八年以后的1957年,就引起了知识阶层的全面抵触;而在十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骚乱。其中一个重大缘由,就在于中共等级制度引起了过于迅速的封建化,不仅使得平民难以忍受。而且使其领袖人物也感到束缚。中共的土改、集体化,像五胡乱华、辽金元清的入主一样,使得自耕农阶层重新沦为农奴,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变成用于提供军粮、公粮的官田。这种主要由外力推动的急速封建化,其动力是蛮族集团所奉行的部落制度或“军事共产主义”,在古代是“游牧民族”,在现代是“苏联老大哥”──这比魏晋之际的“内在封建化”更为急速也更不自然,因而很快都冰泮瓦解,为期不过一两代人,时间跨度远远不及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之间的四百年左右。
    
    西晋时期,取得中正的品评,是出仕的必要条件,只有被定为上品,才能出任各种清要的官职,中品以下,则受到种种限制。这与中共政权建立以后推行的“阶级成分制度”,十分相像。但中共推行的阶级成份制度更为迅疾、广泛,不仅涉及干部制度,而且是囊括了全体居民的一种新型身份制度,可以而且必须世代相袭。应该说,中共的这种身份制度(成分制度)比门阀制度更为严厉,接近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带有埃及社会“职业世袭”的特点,比起清末的科举制度和民国的学历制度是一大“历史的倒退”。当然我本人是不承认历史会倒退的,因为野蛮经常比文明更为有效地促进了历史的前进。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曾论述从公元四世纪初年至五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但正如田余庆坦承,门阀政治,中国学者见仁见智,原无一致的理解。国外著作也颇有异说,多数人接受贵族政治的解释而对具体问题各有主张。有的学者释之为寡头政治。只是学者们多少受西方古史研究影响,无形中假借了西方古史概念,忽视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皇权政治背景。而田余庆从皇权衰弱的角度考察,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中国,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按照田氏的这一定义,“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
    
    在我们看来,如果不用“门阀政治”一词,而用“门阀士族”一次,上述问题就不存在了。例如,在东汉时期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德行”和“才学”,在西晋时的“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政治作用的时期”,已经退居次要位置,这时,家世(即父亲与祖父的官位)成为中正定品的决定性依据。这与民国废除了满清末年的科举制度而改采学历制度、中共时期进一步废除了民国时期的学历制度而改采党性原则,十分相像。只是民国的学历制度没有普遍化革,从而导致社会权力的私相收受、结果导致社会控制系统陷入大乱;中共时期废除了民国期间重视学历的社会风气,从而导致任人唯亲、任人唯“革”的非标准化,使得社会停滞不前。
    
    魏晋的“中正”相当于中共的“根红苗壮成分好”,魏晋的士族高门相当于中共的党员高干──在特权把持下,高门子弟轻易就能得到上品,出任清要官职相比,寒门人士也就是“成分不好”的人要想出人头地,要艰难得多,因而其所积聚的怨恨也日益强烈。
    
    首先是乡品的取得,这相当于中共的“群众评议”。只有得到中正的品评才具备出仕的基本资格。即使在侥幸取得乡品后,仍然时刻面临着被士族高门排挤的可能。由于高门把持了上述朝廷中的清要官职,无力与之竞争的寒门人士只能谋求外任及其他竞争较小的职位。由于诸王在选择自己的属吏上有着较大的发言权,因此与太守、县令等必须由吏部正式委任的官职相比,那些在朝中缺乏奥援的寒门人士更多的选择投靠诸王。如孙秀得到赵王司马伦的赏识,由琅琊国书佐出任赵国侍郎,而他要得到需要吏部正式委任的类似官职,显然要困难得多。
    
    与这些寄身于诸王国中寒门人士情况相似的是朝廷禁军中的中下级将领。晋武帝是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对于禁军高级将领的人选极为重视,除士族高门外,宗室亦常出任禁军将领,如武帝曾先后委任自己的儿子司马玮为屯骑校尉,司马允为越骑校,司马晏为射声校尉,其余宗室还有司马泰为游击将军、司马晃为长水校尉、司马觐为冗从仆射、司马鉴为越骑校尉等。但无论是宗室还是士族高门,都不屑于担任中下级军职,因此,这些职务都由寒门人士充任。不过,由于高级将领的职位牢牢控制在宗室与高门手中,一般情况下,寒门人士升迁为禁军高级将领的途径已基本被堵死。
    
    西晋时期,士族高门的各项特权还处于形成阶段,在社会舆论上尚未形成共识,对此持非议者遍及社会各阶层,包括部分出任要职的士族高门。在官吏选拔上则表现为一方面部分清要职位已基本上被高门所垄断;另一方面寒门人士仍有一定的进身途径,只是这一途径越来越窄,同时其上升空间也十分有限,遵循这一途径,已不具有汉魏之际那些新贵改换门庭的可能性。具有上升欲望的寒门人士在缺乏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只有选择投靠诸王等较为可行的策略,但投靠诸王只是他们的起点,而非最终目的。取得一定权力,但又倍感压抑的寒门人士对于压抑他们的士族高门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与怨恨,并逐渐将怨恨目标转化为代表士族高门利益的西晋政权。
    
    较同样身为诸王谋主的卢志与李含,就可看到两人在对待西晋政权的态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尤为突出的是对赵王司马伦篡位及齐王司马冏、长沙王乂司马执掌朝政所采取的方针。出身士族高门的卢志的主导思想是维护西晋政权的正常统治秩序,所以当赵王伦篡位后,卢志积极主张出兵讨伐,以恢复原有国家秩序;在是否进攻执掌朝政的齐王冏及长沙王乂问题上,卢志则极力劝阻成都王司马颖,不愿因宗室相互残杀而破坏西晋政权的统治能力。
    
    赵王伦篡位后,打破原有的政治均势,引起政局的大动荡,李含恰在此时成为河间王司马颙的首席僚佐(长史)。他给河间王颙的建议与卢志的完全相反,河间王颙出兵扑灭关中起来反抗赵王伦的势力,将齐王冏派来联合反赵的使者押送给赵王伦,并派张方统兵去援助赵王伦等一系列举动都源于李含的建议。只是后来看到局势对赵王十分不利,才又反戈一击,加入到反对赵王的阵营中。当赵王伦篡位一幕以其被杀而结束后,齐王冏进入洛阳,控制朝政。不久,已出任翊军校尉的李含伪称领受密诏,自洛阳出奔长安,说动河间王颙起兵讨伐齐王冏,成为第二次大战乱的直接起因。李含原拟由河间王颙上表要身在洛阳的长沙王乂讨齐王冏,企图在齐王冏杀死手无兵权的长沙王乂后,以此为借口发动各地的宗室力量来讨伐齐王冏。不过长沙王乂起兵后立即进宫挟持晋惠帝,利用护卫皇帝的禁军战胜大权在握的齐王冏,使洛阳政局再度稳定下来。李含的本意是借机一并除去齐王冏与长沙王乂,废黜晋惠帝,拥立成都王颖为帝,使河间王颙入朝辅政,自己就可为所欲为了。因此,尽管长沙王乂因势力不足,对成都王颖等都颇为恭谨,李含也因河间王颙的推荐入朝担任京城的行政长官河南尹(三品),但其仍未满足,还密谋除去长沙王乂,最终被长沙王乂所杀。
    
    李含的才干在动乱前已在社会上得到相当程度的承认,但如没有这场动乱,其仍处于被排挤压抑的境地,而极少可能在短时间内升任禁军高级将领。假如他未被长沙王杀死,当河间王颙真正控制朝政大权时,李含的官位会更高,实权也更大。因此,可以说这场动乱为李含提供了谋求其在政局稳定时所不可能得到的地位和权力的机会。
    
    在动乱中爬上空前高位的是原来地位比李含还低得多的孙秀与张方。孙秀在辅佐赵王司马伦登上皇位后,身兼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等要职,并取得仪同三司的待遇,自己任意书写或修改诏书,即发出执行,可谓权倾一时。张方在劫持晋惠帝到长安后,出任中领军、录尚书事、京兆太守,集军权、政权及京城行政长官于一身,成为朝中最有实权的高官。
    
    正由于只有动乱才能使寒门人士拥有摆脱西晋政权不平等待遇的机会,因此,大多数已占有一定位置的寒门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与西晋政权利益不一致的做法,这对动乱的爆发与政局的持续动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寒门人士则更是苦于没有进身之阶,而热切地盼望现有秩序的被打破,如自幼贫贱的刘灵,虽有力制奔牛,走及奔马的能力,却无人举荐,只好抚胸长叹:“天乎,何能乱也!”
    
    陈安、桃豹等人亦有类似的境遇,故当动乱刚把西晋政权的统治撕开一道缝隙,这些人就立即投身进去,构成了动乱的群众基础。
    
    寒门人士借助诸王对皇位的觊觎之心,通过打破政权的正常秩序与选任制度来开始其自身的上升之路,尽管外在表现形式为宗室诸王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但在表象之下隐藏着渴盼上升的寒门人士与垄断政治特权的士族高门之间的较量。
    
    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寒门人士仅仅基于感觉到自身所受的不平等待遇,没有进身之路而投身动乱,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既不是以推翻西晋政权为号召,又没有打破士族高门垄断政治特权的计划,即使其进入国家权力中枢,也只是改变了自己与相关小集团的地位,并未对原先压抑自己的各项制度提出修改方案或建议,因而从当时史料中看到的是在动乱中若干个人或小集团迅速改变自身地位以及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报复以前压抑或凌辱自己的士族高门,却几乎没有看到其试图改变政策或制度。由于寒门人士对于新选任体制存在着普遍的抵触情绪,尽管没有一个机构来协调他们的行动,没有一个人或小集团来充当他们的领袖,但仍具有着巨大的能量,只是为西晋政权的统治力所压抑,未能显现出来,而潜伏于社会矛盾的底层。一旦机会适宜,爆发出来,则势不可挡。寒门人士虽未以颠覆西晋政权为目标,但其种种做法却削弱了西晋政权的统治能力,激发了潜伏在西晋政权统治深层的诸多矛盾,一步步将西晋政权推向灭亡。
    
    晋武帝遗留下来的是一个相互制约、关系微妙的非常态政权,由于其已经考虑到最高统治者或许不能完全胜任治理国家重任这一因素,特别安排了由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以及宗室诸王之间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政治均势,各方皆难于拥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既定的权势均衡一旦被打破,政局就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联盟对象不断更换,被孤立的执政一方无力对抗其余各方的合力,很快就又被推翻,失败者及其党羽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而且很难保住性命。
    
    由于寒门人士是利用动乱之机以个体形式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与士族高门处于对立状态,所依仗的是某一派系首领的信任,既缺乏政治、经济基础,又没有宗族、婚姻、门生、故吏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随着执政权力的不断易手,寒门人士往往在登上自己事业的顶峰之后,即面临身诛族灭的惨祸,前述权倾一时的寒门人士概莫能外。因而在这场政治大动乱中确有不少寒门人士上升到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无法想象的地位,但他们并未能维持住这些地位,更未能将自己的家族地位上升为士族高门。在动乱中崛起的寒门新贵又随自己所依附派系的失败而在动乱中烟消云散,归于乌有。
    
    士族高门的情况与寒门人士有相当大的差异。首先,高门对于动乱的态度,尤其是初期阶段,比寒门人士要消极的多,与寒门人士主动投身于其中相反,高门大多是较为被动地被卷入于动乱之中,因而其涉入程度多较寒门人士为浅,本派系失败后,一般不是敌方追究的重点;其二,高门拥有由婚姻、门生、故吏等织就的庞大的关系网,平时相互提携,危急时则相互援救,如裴楷就是得到亲故的援手,而能在杨骏、司马亮等事件中两次死里逃生,门孤援寡的寒门则无此幸免机会;其三,高门即使被杀,在事后也有人为其申理,恢复其官爵,使其子孙能继续荫袭,如卫瓘、石崇、武茂等,从而保证了家族地位的延续;其四,高门族大人多,且较少受到夷灭三族的重创,受到打击后,在政治、经济及宗族乡里的基础之上,借助于庞大的关系网,比较容易东山再起,而门单势孤的寒门人士则绝少这种可能。
    
    已经形成的士族高门尽管在动乱中受到一定的打击,但仍把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且随着西晋皇权的衰弱,实力进一步扩张,从而形成高门与皇权共治天下的东晋政权。
    
    这只是寒门人士与刚形成垄断权力的士族高门在政治上的第一场较量,由于士族高门的腐朽性尚未充分表现出来,还具有相当的活力,加之各自为战的寒门人士并未能形成统一的力量,在这场较量中的失败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较量并未终止,只是由于此后士族高门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发挥到极致,使得寒门被深压在社会底层,已不具备这种正面抗争的基础,因而转变为迂回进取的反抗方式。
    
    在现代南北朝,毛泽东如此总结寒门与高门、坏成分与好成分之间的“阶级斗争”:“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迫他们,他们要革命。”这种“革命”,与魏晋之际和八王之乱以及接踵而至的五胡乱华中的寒门人士的祸乱,何其相似乃尔。五胡乃是魏晋时代“最寒的寒门”乃是无可置疑的。他们的革命自然就构成了最具毁灭性的“蛮族入侵”。在同样的理由下,于是便有了现代版的现代南北朝。苏俄所煽动的革命集团,就是当时民国初年社会的寒门分子。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由来。在这种意义上,现代的党国相当于古代的部落国家。
    
    
    五、一个暴君和一群暴君
    
    “八王之乱”之于古代南北朝,具有决定性的前导作用,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五胡乱华,而五胡乱华开起了南北朝分裂又相当于八国联军开启了现代南北朝的分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八王之乱的来龙去脉。
    
    祝总斌在《“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一文认为,八王之乱开始是宫廷政变,后来演化成大规模的屠杀战争。“在这之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本来并不尖锐,社会秩序是比较稳定的。干宝描述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晋书·食货志》也说:“平吴之后,……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些话虽有极大夸张,却并非子虚乌有。而从“八王之乱”开始后,情况就大不同了。规模比较大的少数民族起义和流民起义,接踵而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不过二十几年,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不少人认为,“八王之乱”是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建立过多王国造成的。因为曹魏削弱、控制诸王过于之严,因而时人把这看成是曹魏遭到轻易取代的原因,因为这种制度使诸王无力藩卫中央。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晋武帝前后封了几十个同姓王。
    
    其实,诸王所食之户,大部分收入也要归中央,诸王只能到手大约三分之一。在官吏的任用上,封国也受极大限制。西晋刚建立时,曾允许诸王自选其文武官,但其实并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中央监督。有些藩王也就不敢、不愿自选官吏。至于军队,封国所拥有的数量并不多。《晋书·地理志》记载是大国五千人,次国三千人,小国一千五百人,且由中央配备。总之,西晋诸王无论财权、政权、军权都受中央政府的限制和控制,实际不过是中央集权制度下一种特殊的地方机构而已,所以诸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留在京师陪伴皇帝,而不乐意就国。“就国”有时甚至于成为削弱权力、勾心斗角的一种手段。所以说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是“八王之乱”的原因,理由并不充分。
    
    还有人认为,“八王之乱”虽非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所造成,却是他任诸王以方面重镇、赋予权力过大的结果。这种看法也很可疑。
    
    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采纳了杨珧的建议,增封诸王为都督,并调换封国,使与都督所在地相近,以扩大其权力。到太康十年(290年),晋武帝临死前,为了防止叛乱,加强帝室,他再一次增封诸王为都督,任以方面重镇。
    
    但是探讨一下都督制度,不难看到魏晋的都督是中央集权下的都督,建立这种机构并赋予它重权的同时,限制与防范也很彻底。
    
    第一,都督没有治民权。这样,都督的权力当然要大受限制。
    
    第二,都督没有任命属官的权力。其权归晋王朝。
    
    第三,都督无权自行发兵、募兵。
    
    由于都督权重而又受到上述种种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情况:
    
    首先,在晋武帝一代,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起的基本上是巩固西晋统治的积极作用。
    
    其次,在晋武帝一代没有一个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敢于叛乱。因为他们很清楚,权力是皇帝赋予的,权力虽大,限制极严,一旦用来反抗巩固的中央集权,只会落得可悲的下场。
    
    第三,在西晋初期的臣子看来,都督地位虽高,权力虽重,因远在边地,很容易在皇帝面前遭人离间而大祸临头,远不如在京师作官,接近皇帝,讨好皇帝,来得保险,并易于飞黄腾达。
    
    其结果,出任都督如同诸王就国一样,在西晋初年也成为遭到排挤的标志了。综上所述,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个看法:魏晋建立都督,从制度上说,即赋予重权,又极力限制与防范,目的是既要让它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服务,而又不致变成分裂割据力量。从晋武帝统治实践看,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都基本符合这一要求,二十六年中立功累累而无一叛乱事例就是证明。晋武帝认识到这是个成功的经验,所以在世时广泛推行。后代封建统治者也认识到都督制度的作用,所以不仅东晋南北朝继续沿用,而且隋唐至明清的“总管”、“节度使”、“巡抚”等等,也都是以此为楷模而进一步发展建立的。把这样一个显然有利于中央集权王朝的制度,看成是“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恐怕是过于强调了它权重的一面,而忽视了对它限制、防范的一面,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经过种种排他,祝总斌认为“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因素大致可以归结为:晋武帝在世时安排的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
    
    晋武帝在世时,根据当时的制度和舆论,可供选择的继位人有两个。一是后来成为惠帝的司马衷,是晋武帝杨皇后所生,上面有位哥哥早死,下面诸弟又都太小,所以泰始三年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但他是个白痴,因而不少大臣主张废掉他。
    
    另一个可作为继承人的是齐王司马攸,是晋武帝的同母弟,按照传统制度,不该继位。但他有威望、有才干。《晋书》本传称他“才望出武帝之右”,路人皆知其心的司马昭曾经多次要立他为太子,最终因晋武帝是长子才作罢。所以到晋武帝晚年,朝臣内外,皆属意于他,即便不能作为皇位继承人,也希望能留下齐王攸在京师辅佐惠帝执政。
    
    但晋武帝却对齐王攸十分猜忌,从太康三年起,接连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离开京师。这不但表示不以他为皇位继承人,且也把他排斥于惠帝辅政大臣之外。对这一措施,当时有见识的大臣不论同姓异姓,都曾极谏。这场斗争十分激烈。齐王攸本人不愿就国,“愤怨发疾”,以此为理由,“乞守先后陵”,请求不就国。晋武帝又不许。虽然表面上装作友爱,派御医去诊视,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结果攸“疾转笃,犹催上道”,终于“呕血而薨”。
    
    晋武帝只想让白痴儿子稳当皇帝,为此他采取以下下下策:
    
    第一,为太子的智能低下百般护短,甚至伪造考试答卷。
    
    第二,宣扬皇孙聪慧。但这个皇孙并不出色,晋武帝的“恃皇孙”除了种自我安慰外,就是以此给自己坚持传位白痴多找一个借口。
    
    第三,替太子安排了无能的辅政大臣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
    
    关于晋武帝令人费解的继承安排,梅毅的《华丽血时代──两晋南北朝:人的另类历史》如此揣测:晋武帝司马炎本人所看重的,恰恰是惠帝的儿子司马遹。
    
    司马遹,据史书记载,其母谢玖清惠贞正,选入晋武帝后庭作才人,被司马炎已经尝过“鲜”。司马衷十岁被立为太子,一入东宫,选太子妃就被列入首要大事。“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东宫侍寝。”《晋书》中这句话泄露真相,武帝肯定是用过这位貌美如花的谢才人数次,才觉得这位才人聪敏、善解人意,派去给自己傻儿子作性启蒙,以身试“性”,教会傻小子在床上与女人“那个”。“(谢才人)由是得幸有身。”贾南风过门后,对太子宫内别的嫔妃可以随意杀戮,对谢才子则不敢。谢才人也知道贾妃奇妒,“求还西宫,遂生愍怀太子(司马遹)”。几年后,傻乎乎的太子进宫朝见父皇,见一个三四岁的白胖小子与数位皇子在一起玩耍,非常可爱,便走过去拉着小孩的手嘿嘿傻笑。武帝远远望见,行至近前,对司马衷说:“是汝儿也。”司马衷不明就里,只能跪于地上拜谢。
    
    由此,也可以这样设想,司马遹这个漂亮孩子也是晋武帝的骨血,虽然谢才人和司马衷春风几度,但十二、三岁的小孩让人怀孕的可能性毕竟不是很大。晋武帝只把这位处于嫡长地位的傻儿子做个过渡,内心深处盼望小儿子司马遹日后以皇太孙继承帝位。但让晋武帝始料不及的是,太子妃贾南风太阴毒,朝中大臣太没用,自己的司马氏子弟太子不争气,因此,他撒手一死,不仅晋朝很快分崩离析,自己最喜爱的皇太孙(或皇子)也最终死于短肥黑丑的贾南风屠刀之下。
    
    然而晋武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从这一次次的血腥斗争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特点,即登台表演的主要人物:杨骏──汝南王亮──贾后──赵王伦──齐王冏等,没有一个是有威望、有才干,控制得住大局的,而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手里掌握的却是极度膨胀了的君权,这就不能不启人以觊觎、争夺之心。晋武帝死后“山陵未干”变乱即相继而起,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同样,八国联军之所以能把中国推向全面内乱,就是因为这八国无一国能在中国获得主导权,包括英国在内。1900年至1911年中国全面解体后,欧洲也因为分赃不均而陷入一次大战的全面内战,从而感染了“中国病”──进入战国时代、丧失内在规矩。利用这一空档,日本和苏联开始争霸中国,从而形成新的三国演义──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蒋介石亲美。
    
    正如八国对清朝的现代化本来可以有所助益,但中国因为败于日本而陷入内乱从而激起了八国联军,结果导致全面解体;西晋诸王出任重镇本对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巩固而非破坏,转化的关键在于晋武帝死后出现了皇位继承危机,导致八王纷纷入京夺权,结果天下大乱。
    
    其次,“八王之乱”爆发的力量主要不是来自重镇诸王的军队,而是来自反对篡逆、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来自‘矫诏”。这正是“八王之乱”的突出特点。正如中国全面解体的动力也不是来自外国军队,而是来自争夺中央控制权的一次次“革命”。
    
    当然,和八国联军“战争引起了革命”即八国的入侵引起了辛亥革命不同,八王之乱是“革命引起了战争”即八王的内乱引起了五胡的入侵;和八国联军相同的是,八王之乱同样导致传统社会的全面解体、并推动整个社会在经历了无政府状态和全面改组之后,逐渐形成了南北朝格局。
    
    一个暴君终于激活了一群暴君。
    
    当然仅仅从政治层面甚至仅仅从人事安排的层面来理解八王之乱,是过于表面化了。类似西晋皇位继承危机的争夺战,在中国历史上多有,如汉初、唐初、明初甚至清初都有。汉朝的诸吕之乱、唐朝的武则天专政另立新朝、明朝甚至发生了燕王篡位的“靖难之役”,而清朝的康熙亲政也有惊无险──为什么汉唐明清的皇位继承危机甚至宫廷政变甚至大规模内战都没有引起王朝覆灭更没有导致社会全面解体?而唯独西晋例外?可见皇位继承危机、宫廷政变、大规模内战常有,而王朝覆灭、社会全面解体、蛮族外敌入侵不常有。因此八王之乱引起西晋覆灭、五胡乱华的根由,可能具有更深的背景──那就是“文化出了问题”,文明史要中断了。类似罗马帝国解体那样的社会危机而不仅仅是政治危机,降临中国了。
    
    现在说起“玄学”,似乎总是贬大于褒。其实,玄学正是产生于汉帝国崩溃的时代。正是那个礼崩乐坏时期,士人们对于儒家伦理开始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想从哲学高度找寻真正的“世界本体”,由此,导致了玄学的产生。五四以后,学者刘师培对于玄学有比较客观的阐释:“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虽曰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玄学的思辨精神,对于“谈中之理”、“理中之谈”、“谈中之谈”等等讨论进行了深刻的弘扬,讨论宇宙、人格本体,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才性问题”、“有无问题”、“言意问题”、“有情问题”、“一多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关键的哲学命题,体现了当时学人对于自然和无限的深情追求。当然,渐渐地,玄学也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无聊嘲戏,尤其是日后佛学和玄学合流后,玄学日益消解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世说新语》的《汰侈》篇则记载那个时代奢靡腐败: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尝共诣(石)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固,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晋书》中,此事记载见于王恺家,并详载“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不视”)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做贼。’”
    
    《世说新语》的《纰漏》篇则记载了王敦娶晋武帝女儿襄城公主时的一则故事,可见那时人的“文明程度”: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我们为什么耗费如此之大的篇幅来讨论八王之乱?不仅因为八王之乱首开南北朝之局,而且因为八王之乱堪称“暴君创造历史”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要通过一个较大的跨度,去讨论古代南北朝的终结者隋炀帝──隋炀帝同样是“暴君创造历史”的典范,其才具、影响绝不亚于现代的毛泽东。
    
    
    
    [下]诗意的暴君
    
    一、残虐同义词:作为暴君的隋炀帝
    
    [《隋炀帝研究》源于1987年2月19日的“暴君论”]
    
    (一)历史的文献学
    
    隋炀帝即杨广(569──618年),隋文帝杨坚的次子,一生复杂,毁誉参半,他令人费解和惊异的一生,构成政治史上经久难忘的殷鉴,也是文化史上持续不衰的象征。他是隋文帝杨坚和鲜卑族女子令狐氏所生,杨坚篡周建立隋朝后,杨广被封为晋王,年仅十三岁。“权力真好”,除了王位外,杨广还做了并州(太原)总管。杨坚所以要小儿担任总管,是吸取了北周没有亲近的重臣辅佐,而被外戚也就是他杨坚自己灭掉的教训。
    
    隋朝建立之初,中国还在南北朝对峙中,陈朝据地江南,与北朝抗衡。588年秋,十九岁的杨广被任命为南征军“行军元帅”,率领数十万隋军,突破长江天堑,进据建康(今南京),俘获了藏在井里的陈后主和其贵妃张丽华。后来民间传说杨广迷恋张丽华美色,衍生出许多桃色段子,但多部史料记载,正是杨广亲自下令斩了张丽华。隋文帝于是将陈朝的南兖州改名为扬州,设总管府于广陵。当时,陈朝初平,江南局势未稳,地方豪强地主势力相煽作乱,“婺州人王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憎等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还有不少土豪“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先起淮左、三吴、浙东、浙西,后又蔓延至浙闽。为平定叛乱,文帝改派杨广为“扬州总管,督江都”,总督扬州四十四州军事。“前后七百余战,转都千余里”,终于平定了各地起义。《隋书》因此说杨广“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此后十年在江南担任“扬州总管”。
    
    隋兴兵灭陈,其实真正领兵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将领。灭陈后杨广进封太尉之职,向着伟大光荣正确的路上迅跑。此后,杨广也是“屡建战功”:590年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军事革命;600年北上击败突厥。作为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坏的皇帝之一,隋炀帝杨广被很多人比作秦二世胡亥。但平心而论,杨广是胡亥和嬴政的某种相加。从这点来看,他和李世民有些相似,都是次子,都有“统一中国”的战功,都是通过非常毒辣的手段得到的皇位。只不过李世民做事比杨广更加周密,更有城府,更为深谋远虑。
    
    杨广的性格很不稳定,糅合了很多正反两方面的特性:既有很强的领袖欲望,又喜背地里寻欢作乐;既有纨绔子弟的下流素质,又有亦文以武的才能。为了得到渴望的权力,他极力伪装;等夺取了政权,他就原形毕露。
    
    杨广共兄弟五人,哥哥杨勇是长子,第二便是杨广,老三是杨俊,老四是杨秀,最后是杨谅,最后统统死于他的手下。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有这样一位人物,为了权力,把全家的男性都牺牲掉。
    
    为了实现太子、皇帝的梦想,杨广费劲心机。而他的兄弟却缺少这样的精神。结果他的太子长兄就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明明知道杨坚节俭,杨勇却奢侈浪费;明明知道独孤氏嫉妒男子宠幸姬妾,杨勇却张扬地寻欢,还冷落了长辈精心为他挑选的妻子元氏。后来杨勇还多了一条接受百官朝贺的罪状。杨广比杨勇积极上进:知道杨坚夫妇节俭,他就装得简朴,把奢侈隐藏起来。听说杨坚夫妇要来,他就让美丽的姬妾都隐蔽起来,自己和正妻萧氏一同到门口亲自迎接,还让年老丑陋的妇人穿着破旧衣服来侍候杨坚夫妇。杨广的伪装讨得了杨坚夫妇的欢心,他还常给杨坚夫妇身边的侍从送些礼物,这些人回去都说杨广的好话,这双管齐下的作用使杨坚夫妇越来越喜欢次子杨广。
    
    为加快夺取太子位置的步伐,杨广一次进宫向他妈告别时突然跪在地上伤心哭起来,他妈问他为什么,他说杨勇想谋害他。他妈因为平时就对杨勇喜爱女色深恶痛绝,听杨广一哭,就深信不疑了。杨广又采纳亲信宇文述的计策,请当朝的重臣杨素来帮忙。杨素很受隋文帝杨坚的信任,为说服杨素帮助杨广向杨坚提出废除太子之事,杨广让宇文述先找杨素的弟弟杨约,因为杨约和哥哥杨素的关系非常密切。宇文述先是陪伴杨约赌博,故意输给他很多的钱,赢得好感后,借机将杨广的意图告诉了他。杨素兄弟最终答应了杨广的要求。在杨素的努力下,清除了支持杨勇的大臣,最后使杨坚下定决心,废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为进一步巩固太子政权,杨广让杨素编造罪名,陷害杨广的弟弟杨秀,使他也被杨坚废为庶人。到了公元604年,杨坚病倒在仁寿宫,杨广贪恋皇位,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就找杨素要主意。杨素的回信被送错了地方,落到了杨坚的手里,使杨坚非常生气。后来杨坚又听说自己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被杨广调戏,更是火冒三丈,要人把杨勇招来,意思是要废掉杨广的太子身份,传位给杨勇。
    
    杨广安排在杨坚身边的亲信赶忙把这个坏消息报告给了杨广。杨广立即撤换杨坚身边的人,换上自己的亲信。后来,干脆杀掉病中的杨坚和囚禁中的杨勇,踏着血腥,“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听说二哥篡权夺位,杨广小弟杨谅起兵讨伐,但经过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暴君终于凭借阴谋阳谋,过五关、斩六将,从英雄模范,变成了革命接班人。
    
    也许,从文献去探明历史真象的努力,经常会令人失望;但即使冒着落空的危险,历史的研究也还是离不开文献的。我们既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历史研究,并不是求真象,而只是求哲思。
    
    杨广即位后对政治制度做了改革,如创建沿用到清末的科举制,进士科的建立为选拔下层分子提供了机会。恢复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保存古代典籍。修订法律,将隋文帝末年严酷的法律予以改革,取消一些残酷的法律条文,或是减轻其处罚的程度。隋朝打破了各地民族间的壁垒,完善了建立大一统帝国所必备的各种国家制度,例如将土地全部分配给农民,对其征税的均田制均以实行,将数目庞杂的法律归纳为五百条的《律》,以及行政法令中《令》的制定,用律宜刑以防犯罪,以律采运营政治方针,这两者是国家的两根基础支柱。确立于隋的这一套《律》《令》,不仅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而且传播得比科举制更广,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历史沿革。
    
    杨广还模仿西周,修建东都洛阳。从西周起,陆续有九个王朝在洛阳建都,因而被誉为“九朝古都”。公元605年,他即位第一年,就让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每月都有二百万人在工地上劳动,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外郭城也就是大城,周围有七十里长。里面的皇城是文武衙门办公的地方。再往里,就是宫城,周围有三十里。当时首都长安在西北面,往东的路不太畅通,影响了国家政令的畅达。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还有,在长安的时候,各地的粮食运往长安要费时费力,迁都洛阳便可方便地取得粮食。
    
    新都是一座七平方公里见方的大都市,建好后,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迅速发展,中央和地方政治组织各具规模。隋炀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特别注重从中原到江南广集贤财,并积极推进民族大融合。六年时间就完成了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
    
    隋炀帝的生活很是奢华,史书上说他每一天都在建造新的宫殿,并征发奇材异石,嘉木异草,珍禽奇兽,置诸园囿;还迁全国富商数万户到洛阳居住,以增繁华;又筑西苑,周二百里,苑内有海,海中三神山上建殿阁,海北修龙鳞渠蜿蜒入海,沿渠建十六院,每院住四品夫人一人主持院事,接待他游乐,宫树秋冬凋落,剪彩绫为花叶,缀满树上,色变即换新的,池沼里也剪采绫为荷、芰、菱、芡妆点。又征发丁男数十万人挖掘自山西龙门到陕西上洛的长堑,作为保护洛阳的关防。还在宜阳县造显仁宫,自长安至江都(扬州)沿通济渠造离宫四十多所,又在毗陵东南造离宫十二所,华丽胜过西苑。他还嫌不够,又看天下山川图,挑选好地方造宫苑,例如在山西岢岚燕京山上环天池造了汾阳宫。
    
    洛阳供他游乐的很多,龙鳞渠畔十六院的院主们都想尽办法让他享乐,他常在月夜里带着骑马的宫娥数千人去西苑游玩,又集中乐人和舞人三万,把长安和洛阳两个都城的所有锦彩几乎都给他们做了衣服;并调集全国的乐人和百戏到洛阳,供他观赏。他觉得还不够,征丁男一百多万人开通济渠,又开邗沟,这样,自洛阳西苑乘船可直达江都,官吏严厉督工,民夫死去很多。又选龙舟和杂船数万艘。
    
    公元605年,他乘四层高的龙舟,率领二十万人出游江都,拉船的壮丁就有八万多人,还不算拉军船的士兵,船队长二百多里,骑兵则沿两岸护送。所达州县,五百多里内的居民都得献美食,吃不完的,出发前挖坑埋掉。到了江都,下令大造车舆仪仗,要各州县送缴羽毛作仪仗的装饰,民众纷纷出动捕鸟,单是造仪仗的工人就有十多万,他每次出游,仪仗队长二十多里。
    
    公元607年他又开始称兴北游,征发河北十多郡的丁男凿太行山筑去并州的大路,雁门太守丘和献美食,就升迁为博陵太守,唯独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就令杨去博陵向丘学习。因此,郡县官都献美食。他游到榆林,又征发丁男一百多万人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限令二十天完成,民夫死去十之五六。为保护他游玩,调集军队五十多万人,马十万匹,结成方阵,他和后妃宫眷以及百官家属在中间,出榆林塞,游了突厥人的放牧地后,回到太原,又下令开直路九十里,经过济源回到洛阳。第二年他又出塞,征发丁男二十多万修筑长城。第三年,出游西方,到达青海大通河经张掖回来,在武威县遇大风雪,士卒冻死一半多,马驴冻死十之八九。第四年,又游江都,开凿通杭州的江南河,准备游会稽山。在江都时,他接见地方官,专问献礼多少,献礼多的就提拔,献礼少的就降级,甚至罢官,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职位,就大肆搜括贡献,自己也趁机中饱、贪污。统治秩序大乱,社会分崩离析。
    
    
    (二)新旧与南北之隙
    
    隋文帝杨坚,实乃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年)在其《历史上的英雄》(The Hero in History,1943年)一书中所说的那种“被时势推上者”。这类人影响历史的行为,是在无意间做出的,他们没有过人的资质,没有超凡的能力,也未想要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但他们的有时甚至是在不经意间做出的某种行为,却实实在在地、可见可感地影响了历史。这类可被称为“事变性的人物”,他们不同于“创造事变的人物”,后者影响历史的行为是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做出的;而前者的行为只是机会使然:“事变性的人物是种种事变的创造物──这意味着:由于若干幸运的或不幸的情况天缘凑巧的结果,这个人物立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他采取行动者放弃行动对于某一重大问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他自己不一定清楚:这是什么问题,以及他的行动或不行动对此究竟有什么影响。……事变性人物带到历史上来的那种平凡的能力和他的行动所发生的非常的影响──这其间是不成比例的。”
    
    
    隋文帝结束了魏晋以来的三百多年来的动荡分裂,完成统一大业;同时,创规立制,影响唐宋。他作为一个心狠手辣的篡位者,囚禁并谋杀了自己的外孙,以便夺取其皇位,但我们也知道,他生前身后的社会,其实都是断裂的,仅有表面的统一。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波及面遍及社会的多方面。长期的血腥仇杀使人屈从于武力,伦理道德化为乌有,政治权力空前残暴。在这种世道下,“中国的重新统一”不仅举步维艰,而且成为盗贼行为的借口。南北朝乃是隋唐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乱伦使者。从这个角度看,隋文帝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乱臣贼子,一个超级乱伦者。他的行为比后来杀害父兄的唐太宗、篡夺侄子的明成祖,更加恶劣。他的极度伪善,使得他虽像王莽一样提倡勤俭治国,到晚年仍沦入个人奢侈;从小信佛、老来佞佛,却始终不解佛教的虚无主义;他以“孝”治国,然其家庭却兄弟残杀、父子反目。
    
    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说过,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在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算是一种特殊现象,因为短时的全国动员即可使农业财富的丰溢超过预期。韩昇《隋文帝传》认为“政治的腐败首先来自人事的腐败,起源于用人机制的破坏”(第295页);“政治家直接领导学术,则条条框框必多,御用味道浓厚。”(第362页)。其实,“用人机制的破坏”,是做人方式的败坏、人性的败坏所致;而“政治家直接领导学术”则体现了人性中邪恶一面在无拘无束地膨胀中。这邪恶的东西要求领导一切、指导一切、凌驾一切、代替一切,扮演四个伟大,参照现代南北朝同样如此。“当权力失去目标而以自身的增殖为目的时,那便沦落为专制主义,这种权力是对社会利益最大的攫取,对这种权力的追求便是人们常说的权力欲或权力狂。一旦陷入这一怪圈,对权力的享受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会让权力拥有者孤独、高傲、冷酷、虚伪、猜忌和渴求荣耀,性格变态而焦躁欲狂。”(同上第395页)。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古今南北朝各个朝廷的共同特点,不论其为帝国、民国、党国。
    
    “后宫里的文化”则显示:
    
    1、杨广“上蒸”与鲜卑风俗:鲜卑与蒙古、突厥、匈奴诸部以及后来的满洲等草原民族的共同特点是女性成员作为财产在家族继承中的流通……所以“乱伦”这一汉化概念不适用于上述鲜卑与蒙古、突厥、匈奴诸部以及后来满洲等草原民族的习俗。显然,就南北朝而言,北朝的乱伦现象远远超过南朝。
    
    2、独孤氏(文献皇后)的“性尤妒忌”,与鲜卑的女权风俗一脉相承(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她在皇宫, 后宫不敢给隋文帝送嫔妃,她还敢于杀掉隋文帝看中的女人。这位狼性十足的鲜卑族皇后在 朝中拥有大权,与隋文帝并称为“二圣”。独孤氏还谋划了废长立幼,废黜太子杨勇,改而册立杨广。独孤氏的榜样无疑对后来武媚崛起为“武则天”起了示范作用。武媚就是从“宫中并称二圣”开始其篡位过程的。
    
    “社会上的动乱”则显示:隋文帝苦心孤诣建立的隋朝,只存在了三十八年;它之所以比秦朝长不了多少,与隋炀帝在“赋役法”之外横征暴敛,有直接关系。
    
    隋文帝崇尚节俭,《资治通鉴》说他“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他沿袭北齐的均田制和赋役法,注意减轻民众负担。北齐的均田制按口分配空荒地,普通民众一夫受田八十亩,一妇受四十亩,身死或年老退还官府,奴婢照样受田;壮牛一头受田六百亩,但不得多过四头;又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麻。隋初的赋役法规定,男女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丁受田纳赋服役;六十岁为老,免赋役,比北齐减少六岁;丁男夫妇为一床,课租税三石,桑土调绢一匹(四丈),绵三两,麻土调布一端(六丈),麻三斤;单丁及部曲与奴婢半课,没有受田的都免课。两年后,隋文帝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服兵役却减少三年,又将每年服役三十日减为二十日,并将调绢减为二丈。后来又规定百姓到了五十岁,可纳庸免服兵役,庸就是免役的人每天纳绢约三尺,是对老年人的仁政。实行均田制和赋役法后,民众有田可耕,赋役较轻,生活有了出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国家的收入不仅不少,反而多了。他称帝后十一年,府库都装满了,只好堆放在廊厅里,并另设左藏院放绢匹。他于是下诏说;“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役减半,功调全免。”他在位二十三年,初时,全国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增加到八百九十万。《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创建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这虽有溢美,但隋祚不长,与如此搜刮不无关系。
    
    隋炀帝在赋役立法上并未加重民众的负担,而且还废除了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把男子的成丁年龄放宽到二十二岁。如真能依法办事,隋祚就可能长得多。可是,他有三大爱好促使他在赋役法外横征暴敛。一是大造宫室。二是大游乐。三是大玩战争游戏。他写诗道:“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说明他征辽只是偶然兴起,想打打仗而已。他三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为此征集河北男女一百万人开永济渠,与通济渠相接,两渠共长三千多里。公元611年,他由江都坐船直达涿郡(今北京市),下令调集全国军队到涿郡集中,又在山东东莱海口造船,工人昼夜站水中,不得休息,腰以下腐烂生蛆,死去十之三四;又在河南、淮南、江南造装运军用衣甲帐幕的车辆5万;并征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运粮,船队长一千多里,数十万人在水陆两路运送军用物资,昼夜不停,民夫累病致死,弃尸路边,臭不可闻。牛车被征发完了,又征发人力车夫六十多万人,二人推一车,运米三石,送到集中地时,米已吃完,无法交差,只好逃亡。公元612元,终于集中了一百一十三万人的军队和运送粮饷的民夫二百多万人,行军队伍长一千一百多里;他的御营长八十里,走在最后,他命令诸将的军事行动都得上奏他亲自决断,千里往返,贻误戎机,结果大败。他大怒,又在二年内连续两次征集全国军队进攻高丽,劳而无成。
    
    他为这三大爱好置赋役法于不顾,横征暴敛的财物无法计数,被征用的民夫和兵员约一千万万人左右,当时全国总人口计四千六百多万,除去老弱妇幼,丁男的大部份被征调了,以致主产凋蔽,民众无以为生,人相啖食,结果引发了全民起义。
    
    文化冲突的牺牲品。十三岁成为晋王,二十岁平陈,三十岁成为皇太子,三十五岁继承帝位,四十九岁死。
    
    
    (三)文化脉搏大运河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其部分段落始建于春秋时期,至隋炀帝时全线开凿贯通,经唐宋时期的发展,最终在元代形成现在的规模,明清两代又有不同规模的改造和整修。
    
    再一个工程就是大运河的开凿。在修建洛阳的同一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在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现在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在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水运大动脉。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大运河还对以后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的元朝、明朝和清朝之所以建都北京,从经济上来看,不能不说和大运河对物质供应的有力保证有很大的关系。
    
    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他在位也就是十四年的时间,其他方面不谈,单就大运河一项,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充分肯定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如果我们大胆地设想一下,没有大运河,或许唐太宗李世民也会去开凿的。所以,贞观之治的功绩里面,是不是有一点大运河的因素呢?
    
    对于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动机,自古及今,见仁见智,多所争论:其中有“贪恋江都美景”说,有“搜括江南财富”说,有“耀兵江南、挖掉王气”说,还有“攻打高丽”说。
    
    张昆河评论隋炀帝开运河说:“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然出于君王游幸之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政矣!”(《禹贡》七卷一二三合期)隋炀帝开运河,也和身为晋王具有平陈的威望相关,他从并州总管调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已经埋下伏笔。杨广在江都,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到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被立为太子,前后十年之久。当时的江都郡,是繁荣富庶、人才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享有“天下第一”的盛名。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曾说扬州“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诗人杜荀鹤《送蜀客游维扬》诗中说:“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可见“扬一益二”是当年流行的谚语。而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那时江都郡辖有十六个县,是当时江南地区辖县多、人口众的雄藩大郡。从遗留下来的杨广咏扬州的诗文来看,杨广喜爱江都,不仅是因为江都是个雄藩大镇,还有所喜欢的江都春江花月之美色。他的《春江花月夜》诗的第一首云:
    
    暮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
    潮水带星来。
    
    这诗写出扬州的风光。王夫之评曰:“四句两联,特有贯珠之妙。” 清人朱乾《乐府正义》云:“隋炀自负才高,今观此词,未见其必亡国。如‘暮江平不动’,即唐人能手,无以过之。”“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录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
    
    隋炀帝留恋江都、欣羡江都、三下江都是有历史根据的。唐宋人的传奇小说如《开河记》等,写隋炀帝由于怀念江都美景,并为挖掉睢阳王气,而兴工开凿南北大运河。唐人许棠在《汴河十二韵》说:“昔年开汴水,无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也说是“欲东巡会稽”,他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答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资治通鉴》卷181)在此十分明确讲了两层意思:其一,隋炀帝凿运河是与巡游联系在一起的,他不愿“坐深宫”,他要沿河到各地去“察看”;其二,隋炀帝开凿运河想从根本上解决新建王朝“不能长世”的问题。换言之,隋炀帝四出巡狩,主要是想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履行帝国天子职责,通过巡游了解下情,巩固统治,而不愿效法南朝“亡国之君”坐以待毙。显然,这种“巡狩”已经不是单纯的享乐、游玩,而是一种军事和政治的示威。
    
    有的论著说,隋炀帝采取断然措施,开凿大运河的动机“纯属搜括江南财富和个人巡游享乐”。用“纯属”两字判断动机的惟一性,也是失之偏颇的。持有此论者否定了开凿运河和攻打高丽的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资治通鉴》有一段话:隋炀帝将幸江都,“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乍看隋炀帝征高丽是在开凿运河之后将幸江都之时的偶然决策。其实不然。隋炀帝这句诗,实际上是一种“戏言”。征辽这样的大事,哪里可能是“偶然”的呢?隋炀帝对高丽的征战,决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偶然决策。据《资治通鉴》记载,当隋文帝知高丽王高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后,就曾赐玺书斥责高汤曰:“虽称藩附,诚节未尽”,并警告说,王若不“洒心易行,率由宪章”,“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胡三省注曰:“自时隋终以高丽为意。”(《资治通鉴》卷一七八)直至开皇末年,隋朝君臣“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
    
    隋文帝的决策显然影响隋炀帝,隋炀帝自己也把征高丽称作“承先旨”(《隋书·艺术传》)。当年杨谅等率百万之众,攻打高丽,因“馈运不断,军中乏食”等原因而惨遭失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为军事常识。“承先旨”而征高丽的隋炀帝也深明此理。所以,隋炀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开凿南北大运河,以适应攻打高丽的需要。据《隋书·阎毗传》载隋炀帝“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这里充分说明,隋炀帝开凿北运河有其攻打高丽的军事目的。
    
    有的论著说,挖掉睢阳王气“实为隋炀帝兴工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动机”。“实为”两字又言重了,把其他因素又排斥了。据明齐东野人所编《隋炀帝艳史》云,听得耿纯臣奏,睢阳有天子气现,昔秦始皇时,金陵亦有王气出现,始皇使人凿断砥柱,后来王气遂灭。如凿河从睢阳境中穿过,天子之气必然挖断。此河一成,又不险,又不远,又可除此一段后患,岂不美哉。隋炀帝听后甚喜。于是决定凿河。在《艳史》中作了这样的描写:当凿到了雎阳境时,有一所古时的堂屋拦住了运河的开凿,四周都是白石砌成,十分坚固,用锹锄铲锤,无动分毫,传令石匠去凿,也不曾凿一个痕露。在门上,用绝大的石柱板挂起来去撞,也无动分毫。当运河凿到睢阳时,令城中百姓搬迁,拆毁房屋以利兴工。城中官民不肯,纷纷向河官要求改道,其中一百八十家大户,凑有黄金三千两去进贡官吏,以求改道。河官搬出圣旨,说是奉旨开凿此城,泄去王气。明代小说源于唐人传奇《开河记》,小说固非信史,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谓凿穿王气,实质反映着巩固隋王朝的强烈要求。
    
    他第一次到南方巡游江都时,乘坐的龙舟就高有四十五尺,宽五十尺,长达二百尺。上下还分为四层,有正殿、超堂,还有侍臣们的住处。里面用金银珠宝装饰得富丽堂皇。其他的人,如皇后、嫔妃、贵人们也各自有独立的船只。但算随行的其他船就有几千艘,前后绵延达二百里之远。两岸之上还有骑兵护送。路过的州县,五百里以内的都要殷勤供应,最后吃不完的就地掩埋。
    
    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一样,是名垂千古的伟大功业。营造东都洛阳,意在控扼山东,是强化中央政府控制能力的很必要措置。其他如掘长堑、置关防、修驰道、筑长城等大型工程,都旨在加强国防。至于置仓储粮、三巡江都,更是为了沟通加强南北的经济文化联系。炀帝又出塞北至草原牧场,巡抚突厥,亲临青海,击破吐谷浑,于其地设置郡县,并西出玉门关,经略丝绸之路。炀帝还是一个出色的诗人,自小善属文,诗赋雄丽;又倡导艺术,赏析书画,繁盛百戏。在文治方面,创设进士科,正式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并兴办学校,敦奖名教,统一经学,整理图籍,儒道佛三教并重,积极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者的结论是:隋炀帝功业显隆,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隋炀帝打第三次去江都走上了末路,在那里住了一年多,看着自己的江山在各地起义的冲击下慢慢瓦解,无法挽救,各地将领纷纷独立自保,甚至割据称帝。从太原起兵的李渊虽然没有称帝,但在攻下长安之后,拥立自己的孙子杨侑称帝,尊自己为太上皇,表面上是让他退位,实际是为李渊自己称帝做准备的。
    
    历代皇帝,兴修水利,用人最多,投资最大,费时最长,当数隋炀。京杭大运河经六省市,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凭空挖河,全长一千七百余公里,与万里长城一样,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使中国蒙利。评价大运河工程,人们的心情是矛盾的。白居易在长诗《隋堤柳》中悲哀吟唱:“二百年来汴河路,露草荒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与白居易同时代的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给功不较多。”把隋炀帝比作了治水的大禹。皮日休的逻辑是这样的:大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隋朝为唐朝奠定了基础。从此,南北贯通,舟楫之利,漕运繁华,历代不绝。
    
    
    (四)隋炀帝的躁动
    
    隋在统一中原后,迅即重开丝绸之路。隋炀帝在青海西平(今乐都)“陈兵讲武,演习军事”。击吐谷浑、俘允可汗,十余万众降隋。自西平、临羌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土地尽归隋有。炀帝后到张掖,突厥官员献西域数千里之地,结束东汉末以来中原战乱而阻断的丝绸之路。隋炀帝和汉武帝一样,以战争手段再开西域交通。在均田制使国家权力强化的前提下,裴矩还进而提出:“浑、厥可灭,混一戎夏。”炀帝也萌发雄心壮志,欲步秦皇、汉武后尘,重建大业。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隋炀帝亲巡河西,六月至张掖,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唯一到达此地的中原天子。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拜于道旁。
    
    同样是亡国之君,隋炀帝主观上极欲成为圣君,绝非前朝昏庸之君齐后主、陈后主等辈可比,倒是后朝圣君唐太宗与其有着十分相似的资质、经历和功业。再后来,他陷害了其兄,自立于皇太子。三十五时杀父继位,成为隋朝的第二代皇帝。甚至李唐王朝的渊源,也像杨隋一样具有鲜卑渊源。早在宋代,朱熹便在《朱子语类》论曰:“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此处的“夷狄”,就是指鲜卑。近人陈寅恪更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考证出李氏家族并非出自西凉王室与关陇贵族李氏,只是河北赵郡李氏的一个小支系,而此支系所处地域即在鲜卑拓跋氏北魏政权治下。这支李氏的先祖中有两人,一名李初古拔,一名李买得,汉姓而鲜卑名,据此陈氏断言,李唐皇室之祖或是汉人被赐以鲜卑名,或是鲜卑人被赐以汉姓。
    
    从逻辑上看, 李唐源出鲜卑,是鲜卑人而被赐以汉姓的可能性更大。其论据在于:
    
    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之后,推行汉化,大量鲜卑人被赐汉姓。据《魏书》记载, 当时普遍改鲜卑复姓为汉化人群的单姓。皇帝拓跋氏改为姓元,拓拔鲜卑的八大部落也都封赐汉姓。《魏书》记载了当时封赐的一百一十八个鲜卑汉姓。孝文帝还常为那些受赐汉姓的鲜卑名者改汉名。如:穆泰“本名石洛”被孝文帝赐名“泰”。然而, 汉人被赐鲜卑名的,则未见记载。据此则李氏先祖之“李初古拔”与“李买得”,较不可能是汉人被赐以鲜卑名,而较可能是鲜卑人被赐以汉姓──当其时,汉化乃主流,汉人被赐以鲜卑名的可能性更小。
    
    据《魏书》,鲜卑达阇部落便是被赐李姓。李氏先祖李初古拔与李买得很可能就是鲜卑达阇部人。按《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宋书·柳元景传》等记载,李渊祖父李虎有兄名“起头”,有弟名“乞豆”,李起头之子名“达摩”,都是胡名。而李氏皇族曾有多次乱伦之举,如太宗纳弟媳, 高宗纳其父才人,玄宗夺占子媳,皆不似汉化人群的做法,反与与吐谷浑、鲜卑、突厥诸族习俗相合。
    
    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李氏自言高祖李渊七世祖为西凉武昭王李暠,唐僧人法琳却冒险驳斥此说于李世民之前:“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 唐《隋唐嘉话》记载, 单雄信更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为“胡儿”。《旧唐书》亦云李渊曾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
    
    综上所述,李唐源自鲜卑之可能性极大。退一万步讲,就算李氏祖辈出自华夏,然数代与鲜卑杂居、通婚,几已同化。如李渊之母独孤氏,李世民之妻长孙氏,都是鲜卑人。
    
    《隋书》记载,隋炀帝烝其后母陈氏,“及炀帝嗣位之后,出居仙都宫。寻召入,岁余而终,时年二十九。帝深悼之,为制《神伤赋》。”这里的情节很像是后来唐高宗与武媚(武则天)的戏剧性关系。不过这是一个悲剧,而武媚演出的则是丑剧和闹剧。也许是武媚从反面吸取了陈氏教训,于是自己起来主宰皇帝的命运。
    
    杨广的乐府《锦石捣流黄》(二首)所描写的浪漫情怀,绝对不是附属于任何帝王生活的状态:
    
    汉使出燕然,
    愁闺夜不眠。
    易制残灯下,
    鸣砧秋月前。
    (其一)
    
    今夜长城下,
    云昏月应暗。
    谁见倡楼前,
    心悲不成惨。
    (其二)
    
    这表明,杨广要么是模仿南朝乐府,要么是渴望放浪形骸。而综合他的一生形迹来看,恐怕是后者居多。这在他即位第一年就四处用兵的举动就可以看出端倪来了。这年,与鲜卑同属东胡的北方契丹族侵扰营州,杨广派出将领予以击败。如果说这这还是迫不得已的自卫,那么两年之后,杨广大规模开发经营西域,就不得不解释为“对于异域陌生的冒险渴望”了。
    
    以前隋朝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后来裴矩上疏主张开发经营西域,得到隋炀帝赞同,因此派兵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大障碍。然后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流官治理。但由于诗人情怀,隋炀帝所做的只能是赔本买卖。他用钱诱使贪婪的西域商人来进行朝贡贸易,并命令所过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西域商人,这种朝贡贸易其实是“朝贡”而不是“贸易”。
    
    本来,贸易应该是互利的,但朝贡贸易的思想指导主要是向夷狄炫耀天朝的富有,所以隋炀帝在经济上只能赔钱。在西域商人走的时候,还要给予很多赏赐。公元610年的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演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达一月之久。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让西域商人免费食宿。这到来了现代“国际会议”的先河:旅费自理,食宿全包。
    
    举凡隋炀帝的建新都、开运河、下江南、征高丽,都带有相当程度的躁动性质。他好大喜功,为使行政区域的划分可以“摄制四海”,学习秦王而重设郡县制,并且大大扩充了郡的辖境。除了整治内部隋炀帝还把目光投向扩展和巩固疆域。隋大业七年,连年征发天下之兵,三次亲征高丽,劳民伤财,这也是造成隋政权颠覆的一个重要原因。隋炀帝致力于建设新国家,但是隋朝建立后不足三十年就灭亡了。为其部下宇文化及等缢死。而宇文氏正好是他父亲所篡夺的北周皇族姓氏。正如瓦解秦朝的赵高,正是被秦国坑害了四十万降卒的赵国遗民。天道恢恢,疏而不漏。
    
    即使是隋朝灭亡前夕,各国也还臣服于大隋王朝。还给隋朝进贡送贺礼。“(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隋书》 他不仅作为古代南北朝的终结者,而且作为唐风宋韵的播种者,不能流芳百世,可能遗臭万年。这双重身份实际上又是同一的。简言之,隋炀帝政治上的大失败,不仅是由于其个性的偶然因素,而且发自当时文化的必然命运。当隋室以军事力量结束了南北朝两百七十年的分裂、对峙,马上面临一个新问题:南朝文化对北朝文化的冲击。这各冲击的严重程度,对隋统治集团几乎构成了一个陷井。
    
    
    (五)杨广与帝辛比较
    
    作为暴君研究的一个必要项目,我们可以把隋炀帝与古代传说中亡国暴君的模型──“帝辛”(商纣王),来做一个比较:
    
    (1)两人都是著名的亡国之君。而且都以残暴著名。也就是说,他们一度曾经非常强大过的。
    
    (2)两人都因为改革失败而亡国。帝辛的详迹也许是不可考的。但隋炀帝却实在是因为全盘南朝化的改革而招致覆灭的。
    
    (3)继他们而起的都是强有力的新朝。而且都是以实施“王道”(亦即“间接统治”)而著称的新朝。
    
    (4)两人的长相都很漂亮,具有个人魅力,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想必帝辛也很有些“才子气”,从留下的诗歌来看,隋炀帝无疑是有的。
    
    (5)两人的失败的直接原因都在于连年对外用兵,从而为反叛者所利用。无疑的,反叛者基本上是承袭了他们所开创的一代家业的。
    
    (6)我们观察到,隋炀帝作为北方人却先后三下扬州,直至兵变死在扬州、葬在扬州,这和帝辛同样作为一个北方人却屡征东南夷,最后因此亡国的悲剧历史,几乎异曲同工,仿佛不谋而合。
    
    扬州,作为一个王朝的缩影,留下了隋炀帝很多故事。扬州,是隋炀帝事业的起点、生命的终点。在今扬州市北六公里处的“邗江区槐泗镇雷塘”北侧西北槐泗乡,有一堆不到五米的黄泥土坟,只剩一丘荒冢、半截残碑,它就是隋炀帝之陵。这里虽叫雷塘,但并不经常有雷击事件。但2004年7月24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此处突遭雷击,碎石乱飞。当时突然一声惊雷在陵冢上面炸响,雨停后,发现陵冢正大门的门柱被雷电击毁。他们原打算修复,但旅游局的人说,还是保持原貌好,于是就一直保持当时雷击后的原样。这次雷击事件发生后,当地传言说隋炀帝荒淫过度,天理不容,是老天爷在惩罚他。至今隋炀帝陵冢南门(也叫朱雀门)西侧的廊柱上,一大块石板脱落在地,旁边一块醒目的“雷击简介”牌子,上书:“传说隋炀帝杨广在位暴政,荒淫无道,天理难容,在观音山第二次下葬,正在收殓的时候,突然狂风四起,雷电交加,延误了下葬时间。”
    
    进入陵区,高大的石牌楼横梁上写着“隋炀帝陵”斗大的四个正楷字。陵园占地三万平方米,从南向北依次建有石牌坊、陵门、雷塘、石桥、祭台、神道、城垣、石阙、陵冢等,整个帝陵形制独特、气势雄伟,是典型的隋唐建筑风格。墓冢为规整的平顶金字塔形,高十二米,四边均为规则的等腰梯形。墓前巨型墓碑刻有“大清嘉庆十三年在籍前浙江巡抚阮元建石”,“扬州府知府汀州伊秉绶题”。
    
    隋炀帝陵墓曾有过六次修建、迁移。公元618年,隋炀帝死于叛臣宇文化及的“江都宫变”,当时,肖皇后和宫人只能以床板为棺,草草将其葬于江都宫流珠堂,是为初葬。后江都郡守陈棱念隋炀帝旧恩,在宇文化及率部离开江都后,集部众身穿孝服为惨死的隋炀帝发丧,并改葬于江都宫成象殿吴公台下。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渊下令把隋炀帝陵迁到雷塘,也就是现在的位置。第四次,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肖后病死,唐太宗下诏将其“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同时对陵墓进行了整修,这应该是隋炀帝陵最完整、最具规模的时期。但由于千百年来自然和人为破坏,隋炀帝陵墓的木构建筑遭毁,迄至清代初,仅存一坟土陵而已。第五次,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扬州乡贤、清代大学士阮元经考证并出资加以修复,并嘱扬州太守伊秉绶书墓碑。第六次,1999年,扬州市政府部门出资修复原样,于2000年10月竣工。陆元龙介绍说,清朝后的一百多年来,这里只剩下个大土墩子,当地百姓称其“皇阿墩”。由于都认为隋炀帝是个“倒霉皇帝”,墓中不会有什么值钱的陪葬品,所以迄今未遭盗掘。即使“文革”中有人曾把土墩挖开,露出了墓穴上巨大的青砖石板,但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来人,将土封上,制止了一次革命行动。
    
    隋炀帝身后骂名滚滚。第一个咒骂就是“炀”字,是杨广被杀当年,由隋朝的叛臣、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加的谥号,表示“好内怠政”、“外内从乱”,为“下谥”、“恶谥”。后世对隋炀帝的评价,主要来源于唐朝史官编纂的《隋书》。在后人眼里,隋炀帝是“天下第一荒淫皇帝”,此评价似乎千百年来已成定论。唐朝所修《隋书》,其目的是为了吸取隋亡教训、巩固李唐政权,自然将前朝皇帝贬得很低。后世承袭《隋书》之说,再加上小说、传奇的渲染,隋炀帝更成了历史上最荒淫无道的皇帝。所以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较长的王朝,其皇帝的名声相对较好;中国历史上较短的王朝,其皇帝的名声相对较坏──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
    
    尤其中国的每一部“正史”,都是由改朝换代的胜利者们组织御用文人集体纂写的,而所谓的“集体”其实是一个既不需负责、有没有廉耻的东西,可以让恶势力恣意膨胀。可惜读者往往忽略了这个基本事实:新王朝为了突出自己的文治武功,不免要对自己刚刚推翻恶言相向、曲笔删改,结果给后人留下了众多的疑案和迷案。例如,胜利者还编造出这样的故事:传说隋炀帝曾顾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真是个好脑袋啊,不知道最后谁来砍下它来?”)
    
    为什么说这是编造的故事呢?因为故事的唯一见证人萧后,曾经先后服侍过五位男人:隋炀帝、自称许帝的宇文化及、窦建德、突厥处罗可汗、唐太宗,《隋书后妃列传》也为她惋惜说“萧后初归籓邸,有辅佐君子之心。炀帝得不以道,便谓人无忠信。父子之间,尚怀猜阻,夫妇之际,其何有焉!暨乎国破家亡,窜身无地,飘流异域,良足悲矣!”她的证词可靠吗?我想,这也许是其在“大唐贞观四年……归于京师”之后,为唐朝的合理性所作的证言吧。无论如何,618年隋炀帝被宇文化及的兵变所杀是确定的。历史学家们不禁想到:隋文帝杨坚原来夺取的是北周宇文氏的帝位,最后自己的儿子又被宇文氏的人所杀,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小圆圈。
    
    
    (六)隋炀帝的遗产
    
    隋炀帝的悲剧就在于:一个坚硬、质朴、粗犷的北方心灵过深地陶醉在南朝文化的灿烂阳光中,以至瓦解冰津,彻底毁灭了。
    
    例如,不论他“上烝”的后母陈氏宣华夫人,还是婚配的正妻萧后,都是南朝帝室公主。后者的戏剧性不亚于前者:“炀帝萧皇后,梁明帝岿之女也。江南风俗,二月生子者不举。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养之。未几,岌夫妻俱死,转养舅氏张轲家。然轲甚贫窭,后躬亲劳苦。炀帝为晋王时,高祖将为王选妃于梁,遍占诸女,诸女皆不吉。岿迎后于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于是遂策为王妃。”(《隋书后妃列传》)
    
    他显然忘了:只应在文化的形式方面交融南朝;而不应在精神方面效颦在施,他忘了自已的国本在于鲜卑式的刚健精神,南朝文化本应当作装饰品与调味品的。李唐皇朝的皇帝们在此效为明智,走得没有炀帝那么远──显然是由于看到了“殷鉴”。未来的中国人在统一了中国之后也应念念不忘这个文化史上的严重教训。否则,历史的惩罚就不能避免。
    
    1、南北朝对峙的原因:两股文化势力。它的由来:五胡携带的文化要素。以及西域佛学东渐的影响。
    
    2、五胡的递兴,不是由于它的武力,不是由于它的人口,更不是由于它们的组织能力。它们的兴起,是由于它们所涵有的新兴的文化力量。历史告诉我们:武力──若地恰当的文化力量作为后盾,则是不可能的。它们各自的文化力量有其不同程度的差别;故而有的倏然消灭;有的却能一直坚持数百年。若将五胡等量齐观,则是十分可笑的。
    
    3、“五胡”的大举入侵,其终局是造成了一种强大的种族及文化运动。这种文化运动──不仅造成了南北心理上的对峙,不但造成了南北分裂的定局:而且,也使得南北的分道扬镖成为可能。不但北朝文化的形成得力于这一运动,而且南朝文化也是“五胡”乱华的副产品。没有隔离与压力──南朝文化是难于想象的。
    
    4、前人只注重南朝文化,却忽略了北朝文化。这十分浅见。给唐宋无明清的历史以莫大动力者,实为北朝文化──至于南朝文化,不过是提供了必要的服饰。
    
    5、隋炀帝作为“倾慕南朝的牺牲品”。文化心灵压倒了政治心灵。他的灭亡说明北朝的政治文化其实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以致达到“持之者生、弃之者死”的地步。在综合意义上,北朝政治文化的对于唐宋元明清的作用要超过南朝的艺术文化。
    
    南朝则文化日盛,版图日蹙、偏安一角。它的价值和“积极意义”又何在呢?显然,它为唐代文化国家的诞生准备了传统性的延续的文化种子。有谁会否认:隋唐新文化就其形式言,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承袭、发展了南朝文化:从诗词到工艺,从哲学到言语、社会生活的各个文化层面莫不如此。
    
    
    二、时代祭品:作为诗人的隋炀帝
    
    (一)文化融汇的逆子
    
    人是复杂多面的。如隋炀帝杨广者,作为政阀世所共知;但作为诗人则受到遗忘。就其历史命运言,诗与政治原不可分;但也正因如此,作为诗人的他,也通过其声,向后人流露了那时代的内幕。
    
    下面我们可从“海榴诗”的演化来看待相关特点。
    
    约成书于北魏正始四年至北魏末年之间(507──534年)的《魏王花木志》,曾记载当时两大类茶花的称谓。一是已定都河南洛阳,疆域已达淮河以南的北魏“海石榴”;一是西南地区的“山茶”。原产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茶花──也称海榴、海石榴,在南朝文化相北朝地区的扩张过程,也变成观赏性花卉,并被诗人们吟咏。而最早写海榴诗的,则是南中国的陈朝代官至尚书令的江总(519──594年)。他在《山庭春日》诗中写道:“岸绿开河柳,池红照海榴。”在春天的山庭,河岸上柳树的绿叶挂满枝条,池塘边海榴的红花映照水面。写了花色:红色;点明花期:春天;还说明了当时人们已在山庭旁造景:植杨柳、栽茶花。
    
    第二位写海榴诗的,就是大暴君隋炀帝杨广。例如他的《宴东堂》诗开头四句是:“雨罢春光润,日落暝霞辉。海榴舒欲尽,山樱开未飞。”隋朝东都洛阳,有著名的原晋宫大殿“东堂”。隋炀帝在此歌舞宴乐,作诗时自然叙东堂景物:春日雨后,晚霞映辉,海榴舒展盛开,樱花含苞待放。诗中的“春光润”和“舒欲尽”,点明了植于东堂的海榴正处于花期盛极将衰之际。
    
    江总和杨广的诗,都写海榴盛开于春天。唐李嘉佑的海榴诗曰:“江上年年小雪迟,年光独报海榴知。”则写冬末小雪飘落,海榴花开独报春。皇甫冉写海榴“犯雪先开”。其弟皇甫曾则写“腊月榴花带雪红”。韦应物亦写道:“海榴凌霜翻。”温庭筠的诗也写了花期:“海榴红似火,先解报春风。”而皮日休诗曰:“一夜春光绽绛囊”,即春天早晨绽开大红色的花蕾。诗人接着还用“化赤霜”的比喻描述了海榴的花期。元稹的诗写“早春”时节“海榴红绽”。他们肯定都读过隋炀帝的大作。
    
    杨广的有些作品民经达到相当高的造诣,其悲秋诗“断雾时通日,残云尚作雷”在似乎不经意中透露了一种深刻的哲理。在一组分别题名为《晚春诗》、《夏日临江诗》、《悲秋诗》、《冬夜诗》的四季歌中,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诗化意义上的四季的典型特征;唱出了人处在四季变化这种宇宙的秩序与节律中的情景交融;并展示了那时代、那阶层人们的生活:
    
    洛阳春稍晚,四望满春晖。
    杨叶行将暗,桃花落未稀。
    窥簷燕争入,穿林乌乱飞。
    唯当关塞者,溽露方霏衣。(春)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夏)
    
    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复来。
    露浓山气冷,风急蝉声哀。
    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苔。
    断雾时通日,残云尚作雷。(秋)
    
    不觉岁将尽,已复入长安。
    月影含冰冻,风声凄夜寒。
    江海波涛壮,崤潼坂险难。
    无因寄飞翼,徒欲动和銮。(冬)
    
    从诗歌的形式上看,这已是不折不扣的“五言律诗”了。通过对宇宙所进行的生命化活动,把自已的感情注入到宇宙的节律与秩序中;从而,赋予人类的感觉世界以某种近乎永恒的价值。说杨广的诗开唐诗的风气之先,甚至具有唐诗的风韵,也许并不是一个过份的评断。
    
    在意境的刻划方面,另有一首无题诗(或曰《野望》)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寒鸦飞数点,流水浇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其中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韵味;以清新朴素的诗句,表达了明净优雅的意境。在陈隋之际的靡靡诗音,此诗显得尤为可贵。不仅如此,此诗还影响深远:宋代词人秦观的名作《满庭芳》就是从中化出:“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隋炀帝《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在“诗人杨广”的诸多作品中,较为出色的是那些真情流露之作。这时,诗人放下了他一贯端着的帝王之尊架势,也收剑了因无所不能的权力而产生的玩世不恭态度;而能以一种比较真诚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自已、对待生活。
    
    如《月夜观星诗》,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团团素月净,翛翛夕景清。
    谷泉惊暗石,松风动夜声。
    披衣出荆户,蹑履步山楹。
    欣睹明堂亮,喜见泰阶平。
    觜参犹可识,牛女尚分明。
    更移斗柄转,夜夜天河横。
    徘徊不能寐,参差几种情。
    
    第一个四句写出了夜景的空灵;第二个四句描划了人的感应;第三个四句把宇宙的永恒展示了出来。末两句道出了作者通过景物和人物外在行为的描写,点出了人在宇宙中的心情。这种心情,是人在大自然的广漠无垠中,感到自身微渺与脆弱时产生的,因而是普遍的,可以交感的。这种心情又因其复杂及不可说清,只能以“参差几种情”的模糊表述去姑且说之。
    
    北朝至隋初,受南朝文风影响,不少文人喜用艳丽词藻,虽有北朝民歌朴实传统,却未居压倒一切之势。诗歌方面,由于南北统一,南朝的绮丽文风和北朝的质朴气息,日益合流:南朝宫体诗词藻华丽,志气不强;北朝诗歌质朴刚健,缺少文采。两者互补后,诗歌内容与形式趋向统一。隋炀帝《晚春》和《临渭源诗》可以列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窥檐燕争入,
    穿林鸟乱飞,
    唯当关塞者,
    浓露方沾衣。(《晚春》)
    
    风归花叶散,
    日举烟雾收,
    直为求人隐,
    非穷辙迹游。(《临渭源诗》)
    
    盛唐诗坛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新动向也和隋初政策有关: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诏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结果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文表华艳而得罪”。由此可见唐代“古文运动”其实得力于隋朝政令的先驱作用。
    
    
    (二)《饮马长城窟行》
    
    古代北朝那些具有蛮族血统的皇室,仰慕南朝传统深厚的文学艺术,竟至于多次截留南朝使臣。南朝诗人在出使北方时,常被北朝扣下。著名诗人庾信、王褒和徐陵,都受到过这种“礼遇”,忍受家庭离散的悲剧。完成了大一统的隋朝更是如此,十分优待那些南朝降臣,常和他们一起吟诗作赋。隋炀帝喜欢南方宫廷诗歌较为成熟的技巧,但作为一个野蛮的暴君,又很难消受纤弱的文风。为给群臣示范,他就把北方的铁马秋风重新带进了靡靡诗坛。推陈出新因而开风气之先,这是杨广诗歌一个特点。
    
    例如《饮马长城窟行》,原为汉乐府相和歌旧题。初起时多与边戍有关。后代人士拟作,承继了这一传统。然后,在同一之下,寄寓的精神是悬殊的。隋炀帝西巡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千古名篇,后人对此评价极高,试比较一下:
    
    汉乐府 陈琳 杨广
    
    青青河畔草,饮马长城窟, 肃肃秋风起,
    绵绵思远道。水寒伤马骨。 悠悠万里行。
    远道不可思,往谓长城吏, 万里何所行?
    宿昔梦见之。慎莫稽留太原卒! 漠漠筑长城。
    梦见在我傍,官作自有程, 岂台小子智,
    忽觉在他乡。举筑谐汝声! 先圣之所营。
    他乡各异县,男儿宁当格斗死, 树兹万世策,
    展转不相见。何能怫郁筑长城? 安此亿兆生。
    枯桑知天风,长城何连连, 讵敢惮焦思,
    海水知天寒!连连三千里。 高枕于上京!
    入门各自媚,边城多健儿, 北河执武节,
    谁肯相为言!内舍多寡妇。 千里卷戎旌。
    客从远方来,作书与内舍, 山川互出没,
    遗我双鲤鱼。便嫁莫留住! 原野穷超忽。
    呼儿烹鲤鱼,善待新姑嫜, 摐金止行阵,
    中有尺素书。时时念我故夫子! 鸣鼓兴士卒。
    长跪读素书,报书往边地; 千乘万骑动,
    书中竟何如?君今出语一何鄙! 饮马长城窟。
    上言加餐食,身在祸难中, 秋昏塞外云,
    下言长相忆。何为稽留他家子? 雾暗关山月。
    生男慎莫举, 缘岩驿马上,
    生女哺用脯! 乘空烽火发,
    君独不见长城下, 借问长城侯,
    死人骸骨相撑住? 单于入朝谒。
    结发行事君, 浊气静天山,
    慊慊心意间, 晨光照高阙。
    明知边地苦, 释兵仍振旅,
    贱妾何能久自全? 要荒事方举。
     饮至告言旋,
     功归清庙前。
    
    后人评论此诗“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相映成趣于“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喝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而在清人朱乾看来,甚至曹操的《苦寒行》所表现的悲情亦是作伪,是“盗《毛诗》而篡”,并感叹“吾闻大盗盗律,更有大者盗经”(《乐府正义》卷七)。
    
    有趣的是,在向以绮丽淫糜著称的陈叔宝(陈后主)的笔下,也有一首《饮马长城窟行》叔宝与杨广,可谓同时代人。但叔宝与杨广的同题诗,却有不同的风格。为资比较,特录于下:
    
    征马入他乡,
    山花此夜光。
    离群嘶向影,
    因风屡动香。
    月色含城暗,
    秋声杂塞长。
    何以酬君子,
    马革报疆场。
    (陈叔宝:《饮马长城窟行》)
    
    杨广《饮马长城窟》中的军事热情,与陈琳的反战及陈后主的模棱两可相比之下,是很不相同的,甚至可说“意象全异,意向尽反”。叔宝的《饮马长城窟》,是南朝文化的典型产物。在这首极为罕见的歌颂壮士的诗中,仍然脱不尽齐梁以来已成传统的香脂气和粉黛色。“花枝此夜光”削弱了“征马入他乡”的豪情,“因风屡动香”则大大雌化了“离群嘶向影”的雄姿。
    
    这两位警醒千古的“炀帝”与亡国之君,这两位把个人的艺术冲动置于全社会的幸福之上的末代皇帝,在基本的诗风上却显示了根本的异向。这一区别,与其说是来自个性,不如说是来自文化的土壤。北朝文化的尚武性格,在隋炀帝这位倾慕归化南朝文化的诗人身上,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不失为一个主要方面。后来,正是这种性格的恶性发展,把他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从而加速了隋朝的复灭。
    
    在隋炀帝描写帝王生活的宫庭诗中,有两首应予特别注意。一是《冬至乾阳殿受朝诗》,一是《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两诗都大力表现了自己的帝王尊严和世俗荣耀心理,但由于所面这对象不同──前诗所对为群臣,后诗所对为外族──故两诗的风格迥异。
    
    在研读前一首诗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与《隋书·音乐志·中》所载的周宣帝祭献周武帝的《皇夏》乐辞,有奇妙的平行关系。试将两篇诗歌并举如下:
    
     《皇夏》乐府 《冬至乾阳殿受朝诗》
    
     南河吐云气, 北陆玄冬盛,
     北斗降星辰。 南至晷漏长。
     百灵咸仰德, 端拱朝万国,
     千年一圣人。 守文继百王。
     书成紫微动, 至德惭日用,
     律定凤皇驯。 治道愧时康。
     六军命西土, 新邑建嵩岳,
     甲子陈东邻。 双阙临洛阳。
     戎衣此一定, 圭景正八表,
     万里更无尘, 道路均四方。
     烟云同五色, 碧空霜华净,
     日月并重轮。 朱庭皎日光。
     流沙既西静, 缨珮既济济,
     蟠木又东臣。 钟鼓何鍠鍠。
     凯乐闻朱雁, 文戟翊高殿,
     铙歌见白麟, 采眊分修廊。
     今为六代祀, 元首乏明哲,
     还得九疑宾。 股肱贵贤良。
    舟檝行有寄,
    庶此王化昌。
    
    对此通读一遍,自不难发现这两代帝王之诗间的相似。我认为,这是晚于周宣帝数十年的隋炀帝(周宣帝的是隋炀帝姐姐的公公)刻意模仿那首在周隋间十分著名的《皇夏》乐辞的结果。周宣武的祭辞流畅自如,隋炀帝的诗作反倒显得矫揉造作,有明显的仿作迹象。
    
    相比之下,《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虽然也是有关“国事活动”的,却要自然流畅的多:
    
    鹿塞鸿旗驻,
    龙庭翠辇回。
    毡帷望风举,
    穹庐向日开。
    呼韩顿颡至,
    屠耆接踵来。
    索辫擎羶肉,
    韦鞲献酒杯。
    如何汉天子,
    空上单於台。
    
    不仅如此,杨广的《北乡古松树诗》与刘桢的《赠从弟》之二也有一比,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刘桢《赠从弟》之二杨广《北乡古松树诗》
    
     亭亭山上松, 古松惟一树,
     瑟瑟谷中风。 森竦讵成林?
     风声一何盛, 独留麈尾影,
     松枝一何劲。 犹横偃盖阴。
     冰霜正惨凄, 云来聚云色,
     终岁常端正。 风度杂风音,
     岂不罹凝寒? 孤生小亭里,
     松柏有本性! 尚表岁寒心。
    
    刘桢诗所述者是其“理想的人格”,而杨广诗所述者实为“矛盾的心情”。刘诗侧重写声音,通过松与风的较量,抒写自已的理想人格;杨诗侧重写形色,通过古松在空间中的孤立,描写自己高处不胜寒的心理处境。
    
    
    (三)《白马篇》的比较
    
    
    诗歌的内容,从来都是通过诗歌的形式而为人们所感知。离开形式,人们并不能做成什么。但在相思的形式之下,内容却可以不断改变──这就是诗歌的魅力所在。而且诗歌内容的变化,还比诗歌形式的变化迅速得多。有时在内容和形式之间还造成了某种脱节与某种分裂。例如现代南北朝的军阀用“沁园春”的词牌用来撰写反诗,倒是一个发明;也许这不是发明,而是因为那人不懂诗词的蕴含。这种艺术的分裂有时好会造成社会结构的溃崩。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现代南北朝的军阀如此,古代南北朝的隋炀帝以如此。“名实不符”不仅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痼疾,也是内在生命力不足的体征。
    
    《白马篇》题原出汉乐府杂曲歌齐瑟行歌辞。当然,和自古以来借用汉乐府歌题进行创作的其他作品一样,列名在《白马篇》题之下的各诗人的作品,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风格和内容上,差异都极其显著。这一情况,与唐宋以后的新兴乐府──词和词牌──的情形恰恰相反。在诗歌形式的要求上(字数、句法、韵律等),同一词牌的作品有着严格的一致。歌题与词牌的这一差异,在《白马篇》题名义下的各种作品中,体现得一清二楚。由于魏晋以来的兵戎战乱,以歌颂也塞英雄为主题的《白马篇》多有所作。但写法在实际写法上各篇却大相径庭。下面两首《白马篇》均出自与杨广同时代(隋)人之手,写法的歧异几乎否定了歌题的同一:
    
     辛德源《白马篇》 王胄《白马篇》
    
     任侠重芳辰, 白马黄金鞍,
     相从競逐春。 蹀躞柳城前。
     金羁络赭汗, 问此何乡客,
     紫缕映红尘。 长安恶少年。
     宝剑提三尺, 结发从戎事,
     雕弓韬六钧。 驰名振朔边。
     鸣珂蹀细柳, 良弓控繁弱,
     飞盖出宜春。 利剑挥龙泉。
     遥见浮光发, 披林扼雕虎,
     悬识陇头人。 仰手接飞鸢。
    前年绝沙漠,
    昔岁取祁连。
    折冲摧右校,
    搴旗殪左贤。
    昆弥还谢力,
    庆忌本推儇。
    海外平遐险,
    来庭职贡愆。
    三韩劳薄伐,
    六事指幽燕。
    良家选河右,
    猛将征西山。
    浮云屯羽骑,
    蔽日引长旃。
    自矜有余勇,
    应募忽争先。
    王师已得隽,
    夷首失求全。
    鼓行狥玉检,
    乘胜荡朝鲜。
    志勇期功立,
    宁惮微躯捐!
    不羡山河赏,
    谁希竹素传。
    
    王胄(558──613年),字承基,隋琅邪人,少有逸才。初仕陈,陈亡入隋,晋王杨广引为学士。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重视。从征辽东,进授朝散大夫。其性疏率不伦,自恃才高,凌傲时人。诸葛颍嫉之,屡谮之于炀帝。炀帝爱其才而不罪。杨玄感常与交游。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首义反隋,招致败亡,他遂亡匿,潜还江左,结果还是被捕坐诛。他工诗能文,与虞绰齐名,所作词赋,行于当世。其《奉和赐酺诗》,深受炀帝赞赏,炀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十卷,已佚。今存《别周记室》、《白马篇》等诗近二十首,载《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及本传。
    
    这位王胄虽是“御用文人”,却不是后世那种“逢迎拍马式的”,绝对不同于毛泽东手下的郭沫若、柳亚子等辈。如上述两首《白马篇》,在题材、体裁、内容、形制、风格上,都不相同,具有显而易见的独创性。把两诗与曹植的《白马篇》这个最原始最著名的《白马篇》和杨广的《白马篇》(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对比一下,当发现王胄的诗比辛德源的诗,较为接近曹诗和杨诗。但是,如果我们指出这些对比的另一极端,也就是在时间上相距三百五十年之久的曹植《白马篇》与杨广《白马篇》之间,竟然出现了惊人的相似,那么,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不同于王胄的《白马篇》与辛德源的《白马篇》之间的差别,在杨广的《白马篇》与曹植的《白马篇》之间出现了模仿现象。
    
    曹植《白马篇》 杨广《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白马金贝装,
    连翩西北驰;横行辽水旁。
    借问谁家子?问是谁家子,
    幽并游侠儿。宿卫羽林郎。
    少小去乡邑,文犀六属铠,
    扬声沙漠垂。宝剑七星光。
    宿昔秉良弓,山虚弓响彻,
    楛矢何参差。地迥角声长。
    控弦破左的,宛河推勇气,
    右发摧月支。陇蜀擅威强。
    仰手接飞猱,轮台受降虏,
    俯身散马蹄。高阙翦名王。
    狡捷过猴猿,射熊入飞观,
    勇剽若豹螭。校猎下长杨。
    边城多警急,英名欺卫霍,
    胡虏数迁移。智策蔑平良。
    羽檄从北来,岛夷时失礼,
    厉马登高堤,卉服犯边疆。
    右驱蹈匈奴,徵兵集蓟北,
    左顾陵鲜卑。轻骑出渔阳。
    寄身锋刃端,进军随日晕,
    性命安可怀?挑战逐星芒。
    父母且不顾,阵移龙势动,
    何言子与妻!营开虎翼张。
    名编壮士籍,冲冠入死地,
    不得中顾私。攘臂越金汤。
    捐躯赴国难,尘飞战鼓急,
    视死忽如归。风交征旆扬。
    转斗平华地,
    追奔扫鬼方。
    本持身许国,
    况复武功彰!
    会令千载后,
    流誉满旗常。
    
    
    比较熟悉的读者,很自然地从中看出,杨广的《白马篇》并非曹植《白马篇》的简单仿作,而是融进了这一大时代文学发展的诸多要素。如句法的变化、对仗和韵律感的增强,描写更细腻,文气更顺畅等等。同时,体现的时代精神也是新的。曹诗中背水一战的誓死之情,被一种必胜的自豪感取代了。一种新的热情跃然纸上,而这与隋代国势的盛大是十分合拍的。在这里,模仿变成了推陈出新。艺术之新,是由生活的新潮性灵的新潮推助而成的。从“白马金具装”到“轻骑出渔阳”的二十句,与“白马饰金羁”至”左顾陵鲜卑”的二十句,几乎完全平行,杨广于此,大概也会感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但从“进军随日晕”开始,杨广诗中出现了曹植诗中所无的战阵描写,到“追奔扫鬼方”为止的十句诗,雕刻出了一幅集体搏斗的场景,这使得杨诗的英雄,从曹诗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游侠儿”),化成了军阀集团(“宿卫羽林郎”)──正是这个一度强有力的军事机器,完成了“统一中国”:“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的任务,建立了“英名欺卫霍,智策蔑平良”的征服业绩。
    
    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说:“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其于追《风》勒《雅》,反汉还《骚》,相距甚远。故去时之病则佳,而复古之情未尽。诗至陈馀,非华之盛,乃实之衰耳。不能予其所美,而徒欲夺其所丑,则枵质将安恃乎?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虽卸华谢彩,而绚质犹存。并隋素而去之,唐之所以暗而无色也。珠辉玉润,宝焰金光,自然之色,夫岂不佳?若朽木死灰,则何贵矣?唐之兴,六代之所以尽亡也。”
    
    乘兴南游不戒严,
    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
    半作障泥半作帆。
    (李商隐:七绝《隋宫》)
    
    紫泉宫殿锁烟霞,
    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
    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
    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
    岂宜重问后庭花?
    (李商隐:七律《隋宫》)
    
    这两首诗,反复歌咏隋宫,不仅回肠荡气,而且意象迭映,通过一个“锦帆”形象联系起来。第一首说隋炀帝杨广制帆南游,是在南游的起点;第二首写的是扬帆畅游,已到南游的终点。读过七律,才理解七绝含蓄而冷峻的讽刺。《陈书》:“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陈后主]薨于洛阳,时年五十二。追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曰炀,葬河南洛阳之芒山。”陈后主死后按惯例要给谥号,结果杨广给他一个不好的评语“炀”字。此字按谥法为“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杨广在陈后主病亡后把他谥为陈炀帝,结果十多年后自己死去又被唐高祖李渊追谥为隋炀帝。陈炀帝的名号已经消失在历史记忆中,而隋炀帝的名号却臭名远扬,不亦悲乎。
    
    《资治通鉴》说隋炀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馀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魏徵《隋书·文学传序》说:“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在魏徵看来,隋炀帝不仅是文学改革的典范,而且其本人就是重要的诗人。
    
    
    (四)其他诗歌的比较
    
    杨广的一生,是诗人在从事政治?还是政客在写诗?就其“国家不幸诗人幸”的结局看,这是诗人在从事政治,而不是政客在玩弄词藻。这是与人们时常拿来作比的近人毛泽东很不相同的。表面看,毛泽东类似隋炀帝,好大喜功,生性浪漫,但其实,就其死后依然政权稳固的情况看,只能说毛是政客玩弄词藻、附庸风雅,而不是真的任情赋诗。
    
    无论如何,通过情感的显示器──诗,隋炀帝杨广向我们呈现了颇多的人格映像。有时,他淫糜而玩世不恭,有时,又有几分真情流露,甚至有点赤子之情。但一般地说,他这个人多少总是有点矫情,给人的印象不那么自然,不那么稳定。就其政治家的身份说,他有过强的表现欲和虚荣心,不够内敛沉稳,这也是其一生事业终归失败的主观因素。透过其诗,我们则看到了一个与传统史书上的绘图不尽一致的杨广形象,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不论你给以这个人以什么样的评论,反正他总与那个嗜血魔王的概念保持了距离,甚至有所区别。
    
    难怪明人陆时雍的《诗镜总论》评论说:“读隋炀帝诗,见其风格初成,精华未备。隋炀复古未深,唐人仍之益浅。夫以隋存隋,隋不存也,祇存其为唐耳。唐之存,隋之所以去也。盖以隋存隋,则隋孤;隋孤而以唐之力辅之,则唐之力益弱;唐弱而人不知反,不求胜於古,而求胜于唐,则他道百出矣。正不足而径,径不足而鬼,鬼不足而澌灭无馀矣。自汉而下,代不能为相存,至於唐,而古人之声音笑貌无复馀者。隋素而唐丽,素而质,‘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苔’,唐欲为之,岂可得耶?”
    
    杨广在南巡渡淮时,写有《早渡淮》的诗,诗中写道:
    
    平淮既渺渺,
    晓雾复霏霏。
    淮甸未分色,
    泱漭共晨晖。
    晴霞转孤屿,
    锦帆出长圻。
    潮鱼时跃浪,
    沙禽鸣欲飞。
    会待高秋晓,
    愁因逝水归。
    
    淮河的景色在他笔下别具特色。唐朝诗人韩羽的《淮河》一诗写道:
    
    淮水东南地,
    无风渡亦难。
    孤烟生乍直,
    远树望多团。
    
    “无风难渡”的水面,“孤烟乍直”的空旷,岸边远树“望多团”的模糊远景,也写出淮河烟波浩渺的壮阔水面。是否受过杨广的影响呢?
    
    杨广不仅影响后人,还对前人有所师承。据我们研究,他的一大灵感来源就是谢灵运。试比较以下三首诗:
    
    
    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石壁立招提精舍诗 石壁精舍
    玉清玄坛德众诗 还湖中作诗
    杨广 谢灵运 谢灵运
    
    天净宿云卷, 四城有顿踬, 昏旦变气候,
    日举长川旦。 三世无极已。 山水含清晖。
    飒洒林华落, 浮欢昧眼前, 清晖能娱人,
    逶迤风柳散。 沉照贯终始。 游子憺忘归。
    孤鹤近追群, 壮龄缓前期, 出谷日尚早,
    啼莺远相唤。 颓年迫暮齿。 入舟阳已微。
    莲舟水处尽, 挥霍梦幻顷, 林壑敛暝色,
    画轮途始半。 飘忽风电起。 云霞收夕霏。
    江滻各自遥, 良缘迨未谢, 芰荷迭映蔚,
    东西並兴叹。 时逝不可俟。 蒲稗相因依。
    已熏禅慧力, 敬拟灵鹫山, 披拂趋南径,
    复藉金丹捍。 尚想祗洹轨。 愉悦偃东扉。
    有异三川游, 绝溜飞庭前, 虑澹物自轻,
    曾非四门观。 高林映窗里。 意惬理无违。
    于焉履妙道, 禅室栖空观, 寄言摄生客,
    超然登彼岸。 讲宇析妙理。 试用此道推。
    
    杨广的《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很明显是宗教性、哲学性诗篇,落墨在“于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而前面的风景描写不过是衬托。同样,谢灵运的《石壁立招提精舍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两诗,作为所谓“玄言诗”的代表作,与杨广的《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属于同类项。与《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相比,《石壁立招提精舍诗》的玄言意味更重而山水衬托较少。换言之,杨广的《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诗》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的影响更为直接。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可谓融合玄言与山水为一体,意境高远。此诗因而也作为谢灵运山水诗中的名篇受到称颂。大约作于元嘉元年至三年(公元424──426年)之间。在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谢灵运辞职回到故乡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的庄园里,他在此修建石壁精舍,潜心读书、诵经,感慨甚多。面对湖光山色,欣然命笔,写下这首流芳千古的诗篇。开首三句,对偶精工,语句凝炼,从宏观整体入手,虚处落笔,勾勒了山光水色的秀美。山间,从清晨的林雾笼罩,到日出之后,雾散云开,再到薄暮,一天之内,气候万千,峰峦林泉,丽日蓝天映照。“昏旦变气候”,从时间上概括了一天景色变化;“山水含清晖”,从空间上包举了天地自然美景。此两句清新、自然、贴切,将人引入一个与尘世喧嚣迥异的寂静山林。“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是说自然娱人,陶然忘归。王夫之评说:“谢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
    
    反观杨广的诗,则有另番意味:一种浮夸的、虚文的、严重形式主义的征服欲,十分奇怪地支配了炀帝那颗变幻无常的心。他的“超然登彼岸”的好大喜功不同于汉武帝的实干精神,而充满了肆虐的诗情。毕竟,隋朝的国势曾是中国自东汉以来五百年间最强盛的。这在他题名为《纪辽东》的两首短诗中,也得到一点披露:
    
     (一) (二)
    
     辽东海北翦长鲸, 乘旄仗节定辽东,
     风云万里清; 俘馘变夷风;
     方当销锋散马牛, 清歌凯捷九都水,
     旋师宴镐京。 归宴雒阳宫。
     前歌后舞振军威, 策功行赏不淹留,
     饮至解戎衣; 全军藉智谋;
     判不徒行万里去, 讵似南官复道上,
     空道五原归。 先封雍齿侯。
    
    这里已经具备唐宋“长短句”的韵味,开中国词曲之先河,在文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杨广作为一代帝王,其诗歌创作却比当时一般作家更深更广地受到了乐府的影响,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但是炀帝的诗,总是未能脱尽帝王的装腔作势的架势,故难以像李后主那样直动人心。激励隋炀帝所处如此跳荡之词的,是一种帝国的野心。从他要求“俘馘变夷风”的愿望看,他的辽东之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说是一场“自卫战争”。比帝国主义的野心(汉武帝也有这种野心)更令人瞩目的,则是他所特有的那种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追求热气腾腾、声势浩大的心理。我们知道,“前歌后舞”、“饮至解戎衣”的行为方式,对于一支军旅所追求的胜利而言,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它很可能是恰恰有害的。而“秉旄仗节”之不足以达到军事目标,“俘馘变夷风”之适足以激发当地居民的抵抗心理,则同样显而易见。
    
    在杨广的玄言笔下,也有纯粹的山水:
    
    梵宫既隐隐,
    灵岫亦沈沈。
    平郊送晚日,
    高峰落远阴。
    回旛飞曙岭,
    疎钟响画林。
    蝉鸣秋气近,
    泉吐石溪深。
    抗迹禅枝地,
    发念菩提心。
    (《谒方力灵岩寺诗》)
    
    这不由我们想起谢灵运的命篇《登江中孤屿诗 》: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
    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
    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
    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
    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这是谢灵运游永嘉江心孤屿时写下的。清初人陈祚明认为“康乐情深于山水,故山游之作弥佳”。(《采菽堂古诗选》)诗分三层。前六句为第一层,叙写登孤屿的经过。由江南倦游激发出对睽违已久的江北的怀念,他 “怀新”而忘道路迥远,“寻异” 而恨光景易逝,终于横江北渡,登上江心孤屿。“云日”二句为第二层,写登孤屿所见景色。白云丽日,交相辉映;碧空绿水,一片澄澈。这两二句是诗中的写景名句,将孤屿之“媚 ”生动传写出。“表灵”六句为第三层,抒发登屿感想──由孤屿的幽僻想到远离尘嚣的昆仑仙境,由此生发求仙长生的企望。此中叙事、写景、说理,层次分明,过渡自然;由山水展示玄理。谢灵运的山水诗,不是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而是完成了它。
    
    杨广不仅对前人有所师承,还与时人唱和。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他以《临渭源诗》引出薛道衡《奉和临渭源应诏诗》:
    
    临渭源诗 奉和临渭源应诏诗
    杨广 薛道衡
    
    西征仍屆此, 玄功复禹迹,
    山路亦悠悠。 至德去汤罗。
    地幹纪灵异, 玉关亭障远,
    同穴吐洪流。 金方水石多。
    滥觴何足拟, 八川兹一态,
    浮槎难可俦。 万里导长波。
    惊波鸣涧石, 惊流注陆海,
    澄岸泻岩楼。 激浪象天河。
    滔滔下狄县, 鸾旗历岩谷,
    森森肆神州。 龙穴暂经过。
    长林啸白兽, 西老陪游宴,
    云径想青牛。 南风起咏歌。
    风归花叶散, 庶品蒙仁泽,
    日举烟雾收。 生灵穆太和。
    直为求人隐, 微臣惜暮景,
    非穷辙迹游。 愿驻鲁阳戈。
    
    薛道衡(540──609年),历仕北齐、北周。隋朝建立后任内史侍郎,加开府仪同三司。炀帝时,出为番州刺史,改任司隶大夫。后为炀帝所杀。他和卢思道齐名,在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有集三十卷,今存《薛司隶集》一卷。除《奉和临渭源应诏诗》外,还有《奉和月夜听军乐应诏诗》、《从驾天池应诏诗》等传世。《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说,薛道衡因坐苏威党,被高祖除名,配防岭表。晋王广时在扬州,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将奏留之。然道衡不乐居王府,出江陵道而去。寻有诏征还,直内史省。晋王由是衔之,然爱其才,犹颇见礼。炀帝即位,转番州刺史。岁余,上表求致仕。帝谓内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将至,当以秘书监待之。”学术界认为薛道衡被杀,是炀帝忌其才而为。
    
    再如炀帝写作《冬至乾阳殿受朝诗》后,也曾命群臣赋诗,现存奉和应诏之作有牛弘《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许善心《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等。
    
    
    (五)诗歌艺术的沉沦
    
    在自从开皇九年(589年)“平陈”之役后,为镇抚江南的陈国故也,若杨广被其父隋文帝杨坚任命为“扬州总管”,从此长期居留在当时南方经济文化的中心。据《隋书·炀帝纪》载,他“镇江都(属今江苏省扬洲专区)时,每岁一朝而已。这时,他年仅二十二岁。这种长期的移居,对一个正在发育而并不成熟的心灵来说,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后果。以至于继承帝位并在北方遇到困难和挫折的隋炀帝,以年近五十的“知天命”之年,仍然冒险南下江都,寻求青年时代的遗梦,从而走向亡国丢命的不归之路。
    
    舳舻千里泛归舟,
    言旋旧镇下扬州;
    借问扬州在何处?
    淮南江北海西头。
    六辔聊停御百丈,
    暂罢开山歌棹讴。
    讵似江东掌间地,
    独自称言槛里游。
    (《唐书·乐志》曰:“《泛龙舟》,隋炀帝江都宫作。”)
    
    王夫之评隋炀帝《泛龙舟》曰:“神采天成,此雷塘骨少年犹有英气。”然而,旧梦岂能觅回。沉迷于妄念与幻想的人,终于带着追求极端刺激的冲动,一“下”不返了。这可真是富于戏剧性和讽刺意味。同时也表明,一个人年轻时的经历,会多么深刻地左右他的一生。
    
    大时代的波澜,把一个年轻的征服者推入了两股文化潮交错而成的漩涡,他以北方的质朴受到南风的袭击,震澶是免不了的,从习以至沉迷,也不是不可想象的。这个过程,是由微而著、由表而里的。在《江都夏》中,所观者还是现象的世界:
    
    黄梅雨细麦秋轻,
    枫叶萧萧江水平。
    飞楼倚观轩若惊,
    花簟罗帷当夏清。
    菱潭落日双凫舫,
    绿水红粧两摇渌。
    还似扶桑碧海上,
    谁肯空歌采莲唱。
    
    一派动人的江南夏季景色,却被这饥渴的北方心灵牢牢捕捉住,并以不乏南朝乐府风格的笔触,给巧妙地烘托了出来。
    
    很快,作者的自身也被融入这种金色的氛围中去了。《江都宫乐歌》可以说代表了这一过渡;从客观的即外在的绘制到主观的即内在的感受:
    
    扬州旧处可淹留(这是一个价值的判断),
    台榭高明复好游(这是一个情感的归宿)。
    风亭芳树迎早夏,
    长皋麦陇送余秋。
    渌潭桂檝浮青雀,
    果下金鞍跃紫骝。
    经觴素蚁流霞饮,
    长袖清歌乐戏州。
    
    这一由外在观察向内在体验的过渡,表明作者正被更深地卷入那个时代的文化涡流。这个涡流是由南朝文化的新潮对北潮文化传统的冲击造成的。而涡流的朝向是:社会政治上的北朝化(南朝逐步统一于北朝)和思想艺术上的南朝化(北朝归化于南朝)。有评论认为,《江都宫乐歌》形式上已经十分接近七律,甚至可谓七律之祖。表明隋炀帝的诗歌地位承上启下,在百年陈梁诗音的靡靡之中,恢复汉诗的风骨与精神。
    
    但就隋炀帝来说,对南朝文化的倾慕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已不再是勾留南方时的心血来潮,而成为不分地域的普遍情愫了。例如,在一首描写北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洛阳景色的《东宫春》中,这时已通过争夺继承权的阴谋而身为皇太子的杨广,也以一种彻底南朝化了的风格,寓情于景地作了春天的抒怀:
    
    洛阳城边朝日晖,
    天渊池前春燕归。
    含露桃花开未飞,
    临风杨柳自依依。
    小苑花红洛水绿,
    清歌婉转繁弦促。
    长袖逶迤动珠玉,
    千军万岁阳春曲。
    
    这也许还只算绮丽而不算淫糜。但在《喜游春》中,绮丽已化出了淫糜:
    
    禁苑百花新,
    佳期游上春,
    轻身赵皇后,
    歌曲李夫人。(其一)
    
    ──诗歌趣味的沦丧之速,实在使人骇然。这尤其以下面一首为然:
    
    步缓知无力,
    脸曼动余娇,
    锦袖淮南舞,
    宝袜楚官腰。(其二)
    
    而在另一首题名《江陵女歌》的乐府仿作中,则以露骨的象征手法描写了肉欲的活动:
    
    雨从天上落,
    水从桥下流;
    拾得娘裙带,
    同心结两头。
    
    真可谓,得齐梁诗风之精髓。至此,南朝风格的“写形”已实现了向“写神”的过渡;坚硬的北方心灵已全然溶化在温馨的南方春风中。
    
    
    (六)文化涡流的祭品
    
    A·隋统治集团起源于一个鲜卑化的反文化军阀集团。
    
    a·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的社会文化形势,充满了鲜卑精神与汉化形制之间的冲突,在周隋之际达到了高峰。
    
    b·杨坚原名“普六茹坚”,他的夺权及其政治行为充满“汉人世家”对鲜卑风尚的适应与让步,具有十足的反文化倾向。
    
    B·杨广在这个文化意义上的北朝──周隋统治集团内部,其实奉行了“反传统行为”,如热爱汉化形制,奖励艺术等等。
    
    《隋书高颖传》所载“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可以看出北朝军事征服者像后来人们熟悉的蒙古人一样,把被征服的社会当作战利品对待,随意处置其人民的生命财产,实行类似的共产主义的没收政策──所谓“诏收”不就是“政府没收”吗?本来,形式为内容的一种外延;残暴的手段显示用心的险恶。当残暴的手段与险恶的用心这种联系一旦成为社会生活里经常的甚至必需的节目之后:极权主义的戏剧就会泛滥,并因为泛滥而失效,因为失效而导致极权主义自身的崩溃。暴君往往片面地追求绝对的权力,企图利用人心的弱点暗渡陈仓;加倍地夺权摧毁了社会平衡,最后压断了骆驼的只是一根稻草。
    
    杜晓勤《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也谈到,隋文帝虽在军事、政治上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却未使关陇军事豪族、山东旧族和江左士族这三股势力在文化上统一起来,他压制山东旧族、江左士族,阻碍三方归一的文化融合。这种状况在隋炀帝嗣位后就得到改观。他一改其父排斥山东、江左文化的做法,致力于吸收与融合山东和江左文化,还躬自实践,虚怀若谷、勤奋创作,融南北诗风之长,取得诗歌创作成就,为初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
    
    杨广虽出身关陇蛮族军阀,但有一个出自江左士族的妻子。炀帝萧皇后,性婉顺,有智识,好学善属文,杨广特别宠敬她。很可能就是她给杨广介绍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并促使他热爱南方,以致于到了几乎着迷的程度。由于杨广对江左士族文化比较了解,隋文帝在开皇六年任命他为淮南道行台尚书令,驻寿春,经略淮南,为平陈做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准备。平陈之际杨广就注意保存江左文化,攻入建康城后命令高熲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陈朝所藏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时人皆称杨广贤明。《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亦云,“平陈已后,经籍渐备。”而在此之前,鲜卑的北周勤侵入郢都,竟将七万余册图书“咸自焚之”。
    
    陈亡后,由于语言文化和社会政治的隔阂,江南士族没有驯服,一再爆发武装起义。单靠军事镇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不久隋文帝又起用谙熟江南士族文化的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负责整个东南的军务和行政管理。杨广上任后,即对江左士族实施文化羁縻。他首先利用江左士族信仰佛教的特点,笼络佛教高僧,再通过高僧大德在江左人士中的威望来安抚民众,消除他们的抵制。其次杨广尊崇道教,以笼络江左下层民众。此外杨广还大量擢拔南人有威望者,或以安抚民众,或备顾问。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百多位江左士族中善诗能文者,召集儒士到江都讲授和撰述。杨广在江都十年中,以后南方再也没有发生叛乱。
    
    杨广长期驻守东南,对江左文化日趋精通喜爱,因此嗣位后就着手改变文帝排斥江左文化的政策,致力南北文化的融合。在文帝的领导层中,大部是关陇豪族,无人出自江左。炀帝即位后首先任用南人为其政治顾问。而北人的地位和权势则渐渐削弱。在南人的帮助下,炀帝开始将南方的文化艺术介绍到北方来,并设法使之融合。
    
    炀帝即位后,不但恢复儒学,复开庠序,而且特别重视南方儒生。南学在朝廷礼仪活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营立七庙,诏有司详定其礼。由于南儒参加,隋朝礼仪便可参详北齐礼仪、江左礼仪,合二为一,新创兼长南北的新体系。作乐方面,隋炀帝亦重江左音乐,改变文帝不喜音乐尤其不喜南乐的状况。炀帝即位后兼采南北雅俗音乐。《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又云:“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隋炀帝不仅集南北音乐之大成, 而且集华戎音乐之大成,标志南北朝音乐文化的真正融合,直接开启了唐乐的先河。
    
    炀帝还把江左的园林建筑艺术移植到北方。《资治通鉴》卷一八0“大业元年”云:“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沼内示翦綵为荷荠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炀帝此举,是因其久驻东南,喜观江南水乡之景,故移置于此。再如炀帝在营造东都时,亦多模仿江左建筑。《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云:“初造东都,穷诸巨丽。帝昔居藩翰,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疎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
    
    隋炀帝提倡艺文,无地域限制、文风偏见。和隋文帝杨坚不重文艺相反,炀帝不但喜文,更喜延揽文士。他在任扬州总管期间及嗣位以后,召集了众多江南诗人,并虚心学习诗文艺术。炀帝并不只重南人,他对别具文学传统的山东诗人、关陇诗人也十分欣赏。山东诗人在文帝时代仕途多蹇、抑郁埋没;但在炀帝时代的命运则完全改观。炀帝也对关陇诗人恩遇有加。由于炀帝较少地域文化的偏见,使三地诗人齐聚京城与宫廷,他们相互唱和,切磋诗艺的机会大增,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和。
    
    虽然隋炀帝有上述的业绩,只是在我们看来,隋朝的迅速灭亡,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史例,说明隋朝覆灭的最大原因是“无条件接受了乃是推崇、仰慕南朝文化”,其结果使整个北朝的社会风气迅速南朝化了,如此一来,隋炀帝实际上已成陈后主,南朝的腐化所导致的失控,也就落在了隋朝的头上。
    
    在论到南朝文化时,我们先不必攻击士族制度,而仅仅需要知道,整个南朝乃至包括魏晋(孙吴与东晋)在内的六朝文化都是与士族制度、九品中正制密不可分。没有士族制度,六朝的精致文化将是不可思议的。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是文化的保存者和育种者。而那个时代的佛教寺院,作为文化温床,类似于东罗马帝国,而不类于西罗马帝国;在这一点上,北中国的佛教与罗马帝国西部黑暗时期基督教会更为接近,但不是南中国。但我们知道,即使在走向分裂的五胡十六国及走向合一的北魏,保存文化的主要温床也还是各大士族,是大家族而不是大寺院,多少有些近似蛮族入侵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之后,所形成的文明的孤立据点──修道院。
    
    我们不妨说,士族制度衰而文化交汇成,文化交汇运动的成功说明一种新文化的奠基礼已经完成。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士族制度是通向新文化的艰难之路,它虽有种种弊病,但作为通向新文化的过渡来说,却几乎是惟一的,它虽然不能有效地提供一种有效的普遍秩序,但却成功地保证了一种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性却正是新文化的创造必不可少的。
    
    唐宋文化基本上是科举制的产物,而且是诗赋取士的科举制,不同于元后期和明清的策论八股。而作为唐宋文化的缩影和预演,上述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却是士族制度的产物。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寺院,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寺院,它们与其说是处在国家保护下,还不如说是处在各大士族的夹缝中,禅宗的兴起,是寺院在没有了势力均衡互相牵制的一统国家中受到政治压力的自然结果。
    
    隋炀帝死的那年四十九岁。四十九岁的毛泽东则刚刚发动“延安整风”,确立他在部落(边区政府和“党”)内的领导地位。
    
    
    三、“四个伟大者”的诗言志
    
    1984年10月15日,我发现毛主席和隋炀帝之间的相似性:诗人暴君,而且很可能同样是二世而亡。(幸亏毛泽东的政敌邓小平后来发动不流血的政变,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式,既推翻了毛家王朝又延续了毛家王朝。结果让毛泽东在名义上避免二世而亡的秦、隋命运;实质上,华国锋就是秦二世。)
    
    毛泽东自命“四个伟大”(导师、领袖、统帅、舵手),虽然土气,却在一堆蚂蚁中叱咤风云。因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现代南北朝比之古代的魏晋南北朝相差太远!毫无创造性、缺乏新气象……用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这也许是因为还没有一种新的隋唐政治和新的两宋文化,使得二十世纪的中国的种种动人之处得以显影。这没有什么稀奇──使金沙江乃至一通天河为人人注目的乃是三峡以下那伟大壮观的扬子江啊。我们就是幽闭在通天河里的小生物……故“吾已矣夫”之叹兴焉。
    
    在这个渺小的时代,猴子称大王:“伟大”结果变成了“尾大”──沐猴而冠者也说自己的诗言志,其实是“伟大的平庸”之凡响。沐猴而冠者曾以僭主的诡计支配了我们的生活。他把自己的印记无情打在中国身上。他的个性与隐秘的欲望甚至堂而皇之地成为一代“统治的哲学”,尽管这只是“泥腿子哲学”,尽管这位走完了号称“二万五千里”泥泞之路的泥腿子,说自己编辑的《毛主席语录》比《老子》和《论语》的篇幅还要大些。
    
    揭示这一泥腿子个性、山大王欲望对我们时代的影响,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认清了这些影响的暂时性质,中国民族才能更快地摆脱现代南北朝的梦魇,迎来现代唐宋文明的清晨。请原谅我的深刻与深刻带来的“大不恭”。
    
    “猴王”的自知之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及其带来的悲凉心情: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生当二十世纪之中国的灵魂,必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见诸越深透,也就越狐独。它没有始终一贯的志同道合者,甚至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对话者。他只有在面对自然时,才有一丝松快的心情:
    
    “看万山经遍,层林尽染,漫红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潜底,万类霜天竟自由。”
    
    被压抑的心灵,在自然界气象万千的奔流中,获得了“自由”之感。但这解脱是短暂的:对心灵来说,“自由”只是获得支配性权力的准备阶段,于是,紧接着的一个当然问题就是: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那么,谁主沉浮呢?以前的诠解家都说是暗指新兴的无产阶级。其实,这一解释远离诗义。在本词的下半阙中,无一字暗示过这一提问的答案是无产阶级。相反,却通篇说明了“主沉浮”的这个“谁”就是“我”:
    
    “携来百侣曾游……”显然,不是阶级,不是团体,而是一个率领百十个随从的领袖人物,即作者自己。而这个领袖及其随从的形象离人们能够理解的“无产阶级”也甚为遥远: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粪土当年万户侯”,是贯穿其一生的根本“思想”,是毛思想,而不是精确的思想,是毛重而不是净重。那是企图摧残一切比自己更高大、更持久、更纯净的事物的动物欲望、原始意志──这就是他毕生活动的最终目的。
    
    而对于这一属于无产阶级的动物欲望、原始意志,作者如此眷恋:“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反潮流、自我表现、个人英雄主义──很少得到如此不加掩饰的表白。
    
    有论者说:1957年在《诗刊》发表十八首,是毛诗词公开发表最多的一次,也是第一次;196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一书,收诗词三十七首;1976年再版,收诗刊三十九首﹔一九八六年为纪念毛死十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出版《毛泽东诗词选》,共收诗词五十首,分正、副编,都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因为这些作品写作时间前后相距近五十年,有些早期作品的写作时间,据说作者生前都已记不清楚,有些较晚作品的写作过程,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不清楚。
    
    如一首咏蛙诗,在韶山毛故居作为毛少年作品展出,后经人查出该诗原是清末安徽名士程正鹄的作品,由毛拈来改了两句,变成他的作品。还有《送纵宇一郎东行·七古》一首,说是毛1918年所作,发表于1979年《党史研究资料》第十期,是毛死后三年以后的事,提供这诗的罗章龙,是毛早在1918年前的好友,后来成为政敌。当罗章龙的《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时)》在《党史研究资料》发表时,北京文艺界一些旧诗词爱好者,即怀疑该诗词为罗章龙所作,曾去电《党史研究资料》调查并无毛的亲笔,因而怀疑滋甚。
    
    田日吉《应不应该摘下毛泽东头上的诗人桂冠?》一文曾经深入探讨过《沁园春·长沙》一首“绝唱”。毛自称“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应该是想到这首词才有这种自负。但是,北京文艺界一个旧诗词爱好者对毛的少年朋友作了多方调查,发现这首词的原作和公开发表的稍为不同,兹收该词原作记录于下:
    
    “肃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欢歌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据说此词是毛泽东1920年和1921年间和许多同学游岳麓山和橘子洲头,大家所作的联句,经几个诗词造诣深的老师修改而成。毛泽东后来和一些朋友重游湘江、岳麓山、橘子洲头时念过。三十年代,萧三在陕北获得此词,当是毛泽东提供的。但已改“肃立”为“独立”,改“欢歌”为“偕来”。此词整套功力上和风格上和毛泽东先后所作词迥异,其著作权,为词学界所怀疑。
    
    但是人们用一些旁证可看出其中确有不少问题。
    
    第一:《毛泽东诗词选集》刊明该词是1925年作,查当年8月,毛泽东即由湖南启程赶往广州,9月到达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10月被毛的恩师汪精卫提拔起来,推荐他充当“代理”宣传部长。按新历8月当为旧历六月,湖南一带的气候尚未降霜,何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第二:毛泽东当时已为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在国民党的地位也不算低,怎会像初出茅庐的小伙子那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第三:如果毛泽东当年八月在湖南长沙有此佳作,九月份到了广州大有可能录呈在广州的林伯渠、柳亚子、郭沫若等人欣赏,作为“粤海饮茶”的谈资,可见毛泽东当时还不敢公然把此词的著作权全部占为己有。
    
    第四:到了陕北以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做为己作公开于世,直到萧三在延安将它录出来发表,才在1957年收录于《诗刊》发表,其中蹊跷,明眼人一推即可全知。
    
    1949年毛泽东坐进了北京的宰相府(中南海),没有立即发表自己的佳作,直到1957年才收录十八首发表于《诗刊》,这一方面说明他的谨慎,有自知之明,后来他和陈毅谈诗的一封信,说自己对律诗“还未入门,偶尔写过几首律诗,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当非谦语。因为毛初坐朝廷,十八首诗词中的多首根本没有写好,或没有改好,所以最初不敢贸然发表。但进到北京坐稳以后,毛泽东不仅有了空余时间读诗、写诗和改诗,更和许多著名文人学士交流写诗经验──他和柳亚子最初唱和时,也是非常虚心,要柳亚子收他的诗稿鉴定之后,才敢拿给其他人看。除柳亚子外,毛泽东也请郭沫若经常改诗,后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要他把“诗二首”,“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而郭沫若在修改毛泽东诗词时,常常先是极口赞美,然后通过吟诵将自己修改意见沉吟数次,让毛泽东听到加以采用。只有很早就和毛泽东熟悉的章士钊知道毛泽东的根底浅薄,多是看了之后点点头,附和几句,再通过其他人将自己的意见转告毛泽东。
    
    为什么毛泽东热衷于写诗?原来自秦代以降,帝王写诗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这可能是世界文化现象中的独家字号。推其原因,无非有二:一、中国诗的“言志”传统;二、中国帝王们的自我神化或叛乱领袖的个人英雄主义,尽管这种自我神化与古代埃及等国相比是大大世俗化了的“神化”;而其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也需要以诗歌来传诸永久。毛泽东坐进了北京的宰相府(中南海),却不敢登上故宫里的太极殿,只敢退而求其次地“登上北京天安门”,生动说明他想当袁世凯而终究不敢,不敢称帝而只敢称相的僭主状态。
    
    秦始皇帝的《登山刻石》可算是他的言志之作和主宰之歌。楚项羽有他的《垓下歌》,汉刘邦有他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辞》、魏三曹父子的诸名篇。隋炀帝是个纵情声色的诗人,明君唐太宗也懂得对仗的功夫。总之,刘邦项羽以来的中国皇帝们,其诗作可以编上一迭巨册的“帝王之歌”,再加上众多的叛乱者(包括“人民领袖”),为数就更加可观。
    
    当然,世俗意义上的主宰者不尽有其主宰之歌。有些人缺乏才能,有些人则过于诗人化甚至“词人化”了。如陈后主、李后主等。
    
    而终于未能主宰历史者,也有留下动人的主宰之歌的,如黄巢的《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是破坏。
    
    至其《题菊花》则有更加一层的升华:
    
    飒飒西风满院裁,
    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
    报与桃花一处开。
    
    这是建设。
    
    诗不同于韵文,甚至不同于诗式的“断行的韵文”──它不仅表现了声音的韵律,也表现了人类心灵的韵律。它既是一种最原始的艺术,又是一种最现代的艺术;它既是最质朴的艺术,又是最狡谲的艺术;它既纯真又驳杂;既热烈又隐秘……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代,就有诗了。人们既用它来诉说不平,也用它来祭献诸神;既用它来表白爱情,也用它来颂扬血腥──也许这一切本身自有其共通之处。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有主观之诗人,有客观之诗人,前者李后主是也,后者曹雪芹是也”……但这并不合乎“中国诗”的本来样态。因为王氏从习欧洲艺术理论的结果,是对“诗”的外延做了不合乎“中国诗”特点的拓展。这一点当然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还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把曹雪芹算做小说家吧。
    
    我们知道,即便是《国风》或是汉、唐的旧、新乐府中的“非抒情诗”──比起荷马和曹雪芹的叙事作品,仍然是十足的“主观之诗”。而曹雪芹的作品比荷马的作品更远离诗,哪怕是“客观的诗”。
    
    今天,我们只谈王国维意义上的“主观之诗”,即“中国诗”或中国式的诗,而对其它广义的诗则暂不涉及。
    
    由上述视角观之,中国的、主观的、抒情的──或更确切地说“言志”的诗,约可分为两大类型:诗人的诗和主宰者的诗。这两类诗统被包括在所谓“诗人的诗”之中,以区别于“词人之诗”。因为“词人之诗”大多“言情之作”,这与“言志”的严肃性质约有不同。
    
    用今天的术语说,“言情”之“情”,是情绪之情,它较浮泛而短暂;且大多发乎两性关系,止于个人遭际。多有动人之处,少有崇高之气。而“言志”之“志”,则兼情感、意志、理想、精神倾向等而有之。它基础广泛表现深刻,远比情绪更为稳定。上天入地,宇宙人生、穷理竟命、吐纳真言──皆属此类。
    
    简言之,诗有主观(中国式诗歌)、客观(印欧式史诗)之分。客观之诗演为寓言小说、戏剧、叙事诗、抒情诗(如希腊抒情诗多史诗遗绪,而有何那克瑞翁、萨福、品达之上品佳作之属;主观之诗分化为抒情(狭义的言情与广义的倾吐个人不平,或咏叹生活的幸福与悲衰等)之作与言志之品。
    
    言志的诗又有两种:
    
    诗人的诗与主宰者的诗。
    
    “仰天尤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这是诗人的诗。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这是主宰者的诗。
    
    诗人的诗是秋天里的歌声。它萧索凄怆,但却渴望着春日融融的时光。
    
    主宰者的诗是春天里的歌声。它蕴含惊人的热情,但却预示肃秋降临。
    
    诗人常是生活的失败者,他言志,是因为不得其志;主宰者是生活的征服者,他言志,是因为要遂其志。这样,诗人们只倾诉了一个即将逝去的灵魂没落;主宰者却预言了一个即将来到的时代狂飙。新时代并不等于好时代,春天也常常流行瘟疫,但即使死气沉沉、腐臭遍地的春天,却依然是一年的开始。
    
    
    四、对毛泽东诗词的个案分析
    
    据田日吉《应不应该摘下毛泽东头上的诗人桂冠?》一文进行的计算,从1949年到1957年共计八年时间,所收诗稿多是描写江西游击战争和长征路上的遭遇,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今天,我们从他的诗题和诗词内容,可以看出一个事实,诗词多是后来补作的,十八首诗的许多首,属于“倒填年月”之类的东西,这即是说,井冈山游击战争前后的诗词是在进入北京以后写的。何以见得?
    
    1、如我们看《菩萨蛮·黄鹤楼》注明是1927年写的,其中“沉沉一线穿南北”,注称“一线”是指“长江以南的粤汉铁路和以北的京汉铁路”!而事实是,1927年的粤汉铁路,还没有修成一线。
    
    2、又如“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而事实上内战规模不大,双方少用旌旗鼓角,这种不顾事实的描绘,只能说因为“倒填年月”的方便。又如“战地黄花分外香”,“风展红旗如画”,作者在战斗中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去尝画品香?
    
    3、三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注明作于1949年,可是1957年不放到《诗刊》上发表,直到1963年才收入《毛泽东诗词》,可以肯定也是后来“倒填年月”补作的,所以“宜将剩勇追穷冠,不楞沽名学霸王”二句,十多年后才改为“不可”。
    
    4、还有多次补充的作品,如《清平乐·蒋桂战争》,写1929年蒋介石和桂系的战争,不发表于1957年的《诗刊》而发表于1962年5月《人民文学》,相隔三十三年。
    
    5、《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写的是一九三零年的事,发表于1962年《人民文学》,相隔三十二年;《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写于1931年春天的事,发表时间相隔三十一年;《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写1931年夏天的事,发表时间亦相隔三十一年。凡此种种,极为可疑。
    
    6、另一些作品从创作到发表的时间较短,推敲不够或修改人不敢尽情提意见,诸多原因局外人不尽知晓,如《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7月1日写,1958年10月3日发表,最初“千村霹雳”,后改为“千村薜荔”,注释此说是形容村落荒凉,如是前者,只能解释为“人遗矢”像“霹雳”那样响,改为后者,那末家家种有常绿藤本植物,亦能形容绿化悠雅,不必和荒凉联系来解。“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和牛郎扯在一起,已属勉强,而牛郎问瘟神,又怎会一样悲欢?第二首“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一联,即使把自然界拟人化,怎么能得出“六亿神州尽舜尧”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一联,是同义语,有一句即可,真有瘟神,“纸船明烛照天烧”有什么用。
    
    7、《七律·到韶山》,1959年6月作,1963年12月出刊,中间相隔四年,其中“为有牺牲多壮志”,“遍地英雄下夕烟”,整句连贯生硬,农民出身的作者不知农民有多辛苦?他们一天最多八个工分,一个工分最多五六分钱,谁能在他们的痛苦上面陶醉?
    
    8、《七律·登庐山》1959年7月作,1963年12月刊出,相隔四年“热风吹雨洒江天”对“冷眼向洋看世界”亦属勉强,只能解释为作者在清凉的庐山中想到有热风吹雨,下联“云横九派浮黄鹤”对“浪下三吴起白烟”,试问,浪下怎会起白烟?对此注释者不敢注释,许多读者百思不得其解。
    
    总的来说,毛泽东的诗词有不少语句是勉强凑数的,其中有些是词费,可要可不要,有些是隐晦,可以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要转弯抹角才能解得通,并完全缺乏诗意。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是硬颈称英雄,如《念奴娇·井岗山·1965年5月作》,其中“独有豪情,天际照明月,风雷磅礡”,读者知道豪情可以和风雷联系起来,但明月插在中间有什么联系呢?其他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月9日作》,有“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云水怒”,“风雷激”等,都属这类。这些缺点的造成,最大的原因是经过反右派和反右倾之后,除了毛泽东指定郭沫若提意见之外,其他人已噤若寒蝉,不敢再提意见,以致毛泽东发表诗作的水平日益下降了。
    
    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毛泽东就在国内肆无忌惮的搞个人迷信,由林彪、陈伯达等人把毛泽东捧到马列主义的顶峰,其声势比一场迅雷霹雳暴风骤雨更使人害怕,当时群氓耸惧,万簌失声,对毛泽东本人天威咫尺,对毛泽东着作奉为无上之宝,出现许多读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1963年12月人民出版社《毛主席诗词》有毛泽东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也曾掀起一片赞扬之声,誉为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最强音,其实,和毛泽东过去的许多作品一样,许多句子仍是类似标语口号,毫无诗味,如“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而《七律·答友人》之“红霞万朵百重衣”,其用意到底要说明什么,使人大费猜测。其中“红霞”说是意指“芙蓉花”,但“红霞”能用“朵”来计数,谁道有一朵一朵的“红霞”?“百重衣”上接“红霞”,又说明什么?还有“长岛人歌动地诗”,注释者说:“长沙橘子洲(见《沁园春·长沙》橘子洲注),代指长沙,可是《沁园春·长沙》并没有注明长沙即长岛,从古以来也没有定橘子洲名为长岛,只是作者为对偶上句的“洞庭”而生造的,即使有特权可以这样生造,但“动地诗”其意何在?迄今没有看到毛诗的注释和赞颂者详细的解释。照《毛泽东诗词选》收录的数目来看,1949年以前,毛泽东在战争的万忙中写出那么多诗,为什么1949年后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末,共计二十多年却写得那么少,其中原因可能是自己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也可能是位尊权大,羞于向一般人请教,也可能是写好之后,觉得难登大雅之门,随即撕毁。
    
    现在人们知道的是关于田家英的文章中,说毛写了一首《咏贾谊》丢在字纸篓里,被田家英捡回,毛拿去看了又看,说“写得还可以”,要田家英收录。不知道此诗是什么原因至今未曾发表。据田家英收录的全诗看来,其中如:“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空白泪罗步尘埃”,显然不够通顺易解,现在抄录唐人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来对比:刘诗是“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即岂知。寂寞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两相对比,一高一低,显而易见。看来毛“可以”的标准是太低了,远远不够“四个伟大”。毛写给胡乔木的信,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为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说明他还有自知之明,为了保住自己的诗人桂冠,他的前期诗词多请帮闲修改补充,后期有的干脆掩盖、不予发表,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平生好学,这不是坏事,也可以说是他从一个图书管理员成为“人民政府主席”的内在条件之一。毛的文艺思想主张政治挂帅,所以他诗词中政治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红旗跃过汀江”──“分田分地正忙”──“百万工农齐踊跃”──“前头捉了张辉瓒”──“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横扫千军如卷席”──“敢教日月换新天”──“金猴奋起千钧棒”──“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雠”──“军号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等等。在组织这些句子时,他确实动了脑筋、尽了努力,他的诗词修改者也为他寻找许多其他词句来搀和配搭,使之有机结合成为一首诗或一首词。不幸的是,后来这种标语式的革命口号竟在大陆蔚成风气,似乎变成一种诗学的流派,炙手可热且不可一世。文革中,湖南道县一群民兵和革命小将,就是这样边唱毛诗词,边用斧头柴刀砍死数万“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
    
    令人费解的是,毛平生主张造反有理、冲决传统文化的一切纲罗,古物古书在他眼里都是封、资、修的东西,《词源》、《词海》、《说文解字》,和唐诗、宋词等书籍都要付之一炬,可是他自己用旧形式写的诗词,却要别人奉为红宝书,连续几千万册地再版。他写的旧诗词还遵奉旧诗的法度,要求律诗讲平仄,正经八百地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他的一些诗词平仄不协,不是他不愿讲,而是他做诗的功力不济,没有更好的词汇去替换协韵。在旧诗词创作上,除加入标语口号词句外,完全没有反潮流的独创精神,有时套用别人的现成句子,脱不了模拟的习气。如《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即来自唐人张沁《寄人》:“别梦依依到谢家”,或是温庭筠的《苏武庙》:“空向秋波哭逝川”。李贺的“雄鸡一唱天下白”,被毛泽东改用为“一唱雄鸡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更被毛泽东全句抄用。李白:“我欲因之梦胡越”,毛用为“我欲因之梦寥廓”,“记得当年草上飞”全句,毛则袭用了黄巢的《题像诗》。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旧诗界袭用前人诗句的做法,并不犯规。问题是毛这样做与他倡导别人遵循的破四旧、反潮流的精神大相径庭,这才使人觉得奇怪,觉得他是否心机太深,甚至别有用心。中国旧诗传承时间久远,出过许多伟大的诗人,其诗作传诵千古。宋代以后出现集句形式,是将不同诗人或同一诗人的名句凑合起来成为一诗,读来不逊于原诗,甚至胜过原诗。据说,王安石和文天祥都是集句的能手。集句这种形式说明旧诗遗产丰厚,也启缫袭他人诗句的方便之门。特别是旧诗遗产丰厚,出现许多陈陈相因的现成套话。一些剽窃能手只要把那些现成套话串通起来即可成诗。在毛诗词里,这些现成套话也不算少,如“分外香”、“天高云淡”、“西风烈”、“只等闲”、“望断南飞雁”、“白浪滔天”、“萧瑟秋风、“郁郁葱葱”、“惊回首”、“雨后斜阳”、“霜天烂漫”、“风雪迷漫”、“白云飞”、“下翠微”、“一时稀”等等,在《诗韵集成》、《诗韵合壁》、《诗谱》等指导作诗填词的书籍里俯拾即是。毛袭用这些现成的语句来写战争环境,这是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战争是危事凶事,战争中血肉横飞,战争双方互有死伤,如果有人面对战争的死伤创痛,面对战争的惨重破坏,独自一人在那里吟“战地黄花分外香”、“弹洞前村壁,今朝更好看”,人们不说他无人性,就会说他发神经。自然,事后补写也是作者的自由。
    
    鲁迅写旧诗也写新诗,周恩来也一样,直到现在没有听过毛泽东写过新诗,这说明毛对旧诗的迷恋执着超过别人,这是什么样原因呢?经过一番研究,多方面思考,认为这和毛本人的素养有关。毛的诗词和黄巢、洪秀全的“反诗”大体类似,如:“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试看天下谁能敌”、“敢教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都属这类毫言壮语。黄巢“通书记”,洪秀全为落第秀才,他们年轻时野心勃勃以及老年后的“寡人有疾”等等,与毛十分相似。
    
    深入一层,为通过毛诗词了解其思想,不妨拿出几首做具体解剖:
    
    《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曰,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诗被许多人誉为构思奇特,气魄雄伟,千古绝唱。胡乔木临死时争取过它的著作权,但胡乔木发表的诗词沉郁而不流畅,遗词造句很少诗味,大有可能是毛泽东写成初稿由胡乔木加工修改,实非全由胡乔木所作。在写作前毛泽东看过唐人岑参的《白雪歌》,在设想、构造意境上面有所参详取舍,但艺术描写远远不及岑参的细腻、深远。毛诗的“千里”、“万里”是平行的,岑参的“千树”、“万树”是递进的。花开由千到万,而冰封千里,雪飘万里,就难以令中国人接受,除非是爱斯基摩人或在毛的“祖国苏联”。大河被冰所封,失去滔滔,和长城内外一样惟余莽莽,将大河和长城分开来写,不免割裂形象。晴日的阳光经白雪反映,一般不会变成红色,“红装素裹”的联想,有一半落空。“折腰”一词的原义是“卑躬屈节”,毛说“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知为江山折腰何谓五斗米折腰,有何不同?而用“无数”二字,更不确切。诗词允许超现实的构想,也允许重文叠字,但文字构思和意境构成要脉络分明,妙趣天成,如果经不起盘问,经不起品味,不能算为上乘。
    
    看来,毛泽东的咏雪词也是一种八宝楼台,“折下来不成片断”。该词下阕议论更多,的确,毛泽东在发狂乱吼,可能是他没有看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的诗,没有见过唐太宗的书法,不知道汉、唐文化的盛况,才会下“略输”、“稍逊”那样不顾历史事实的字眼。更有可能是他生性悖逆狂妄,为了行文吟咏方便,企图抹煞别人的成就,以为加“略”加“逊”可以减轻自己的错误,但信口开河,总不是一种美德,而把毛泽东的无知捧到了九天之上去予以顶礼崇拜,那又是怎样的行为呢?
    
    毛的历史地位可以论定了。不过很遗憾,不是秦始皇,也不是汉武帝,因为他们都是文明开始衰落时代的统一者与扩张者:此外,毛既不是唐宋,也不是宋祖,因为他们都是新文明兴盛时期的保护者与奖励者。毛更不是成吉思汗,因为那是文明世界的征服者。毛的历史地位是类于北魏的某个领袖。尽管北魏诸帝对中国制度的贡献何尝不大,可惜人们很少注意这点。这是历史命运,力图摆脱它,不是人力可以办到的。现在能想起北魏帝王们的“伟大业绩”的,就是少数懂得欣赏龙门石窟和云岗石窟的历史家了!
    
    (摘自《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南北朝原理》2006年)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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