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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台湾是“亚洲地中海”的锁钥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31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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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在1988年写作的《走出黄河心理(延安精神)》(《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的第四集《两种选择》里说:
    

    台湾学者凌纯声在他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行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
    
    这段文字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但是结合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围绕钓鱼岛/钓鱼台/尖阁群岛而起的争端,还是很有启发的。
    
    按照“亚洲地中海”的逻辑看,日本在1879年夺占琉球群岛的动作只是一个“夺占亚洲地中海”的序幕罢了。然后,日本依序夺取台湾(甲午战争)、北亚洲地中海(日俄战争)、南亚洲地中海(太平洋战争)……可以视为同一个序列。所谓的太平洋战争,虽然轰炸了珍珠港、袭击了中途岛,但主要战役其实是在南中国海沿岸也就是“南亚洲地中海沿岸”展开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印度支那……这其中的锁钥就是1895年拿下的台湾。西方各国没有阻止日本拿下台湾,也就自掘了太平洋战争的坟墓。
    
    这其中,日本的扩张步伐每隔十多年就迈进一步:1879—1894年,十五年;1894—1904年,十年;1904—1914年,十年;1914—1941年,十七年。一头一尾间隔较长,中间时段比较频密。
    
    从“亚洲地中海”的逻辑看,台湾应是“亚洲地中海”的锁钥:台湾以北是中国、朝鲜、日本、俄国构成的“北亚洲地中海”,台湾以南是中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构成的“南亚洲地中海”。
    
    从中国的利益看,不直接进攻台湾,而通过清除“南亚洲地中海”(台湾以南)和“北亚洲地中海”(台湾以北)这两翼的障碍,实施“围点打援”的“毛式解放战略”,应该是成本较小的统一台湾的“正确方针”。
    
    因为说到底,占领台湾比占领小岛有利可图得多,而且攻占台湾引起的国际纠纷却要小得多。这一进一出的区别,不可谓不大。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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