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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笔下去势男性描写及“悍妻懦夫”的模式建构/高泓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2日 转载)
    
     在关于莫言的女性主体论述里,笔者考察了莫言笔下的女家长形象,这些女家长的权威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文本中出现了父亲权威的空白——旧的象征秩序被打败而新的尚未建立。因此在这一章里,笔者将进一步探讨莫言对文本中男性形象的去势描写手法,这一手法被频繁地应用在莫言的各个文本中,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男性阉割构图。
    

    所谓“去势描写”,是指莫言往往把男性家长排除或放逐在文本之外,并在精神层次和肉体层次上贬压其男性气质和父亲权威。这些去势的男性形象往往是旧的父权象征秩序的代表,他们与莫言塑造的一批“女家长”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更加耐人寻味的“悍妻懦夫”结构。可以说这是莫言书写策略中最值得重视的地方之一,正是通过“悍妻懦夫”这一模式的建构,莫言才得以对父权文化的编码展开反指涉/指涉和自我解构/建构的工程。
    
    因此,在这一章里,笔者尝试通过剖析莫言笔下的去势父亲和男性阉割构图,来窥探莫言笔下男女人物关系的构成,并希望借此对莫言的历史书写和阉割男性策略运用等问题,作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
    
    第一节 去势的男性描写
    
    纵观莫言的去势男性描写,主要有两种类型——肉体残障与精神残障。前者是在生理层面把男性身体给予贬压去势的处理;后者则是从内在精神层面阉割传统宗法父权的男性权威,借此挖空他们的尊严、人格和身份地位。
    
    肉体残障的方法主要出现在莫言早期的小说作品中,例如在《透明的红萝卜》里的小黑孩是个不能说话的哑巴,在《红高粱家族》里的单扁郎是个麻风病人;在后期的小说创作里,莫言则倾向于从精神层面阉割男性家长,因而一批拥有精神残障特质的男性形象出现在莫言的文本中,他们甚至有时还伴以肉体残障,也即双重残障的方式出现在文本中。例如《丰乳肥臀》便是一个让双重残障的男性人物集体登场的去势男性文本;而到了《檀香刑》这个圆型的杀父文本里,作者则注重刻画了人物的精神残障,且多以象征的方式来表现。下面我将对此展开具体的论述。
    
    在《红高粱家族》这个巨大的象征体系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父亲权威的交迭过程。前一种去势的父亲权威是以“我”的外曾祖父(“我奶奶”的父亲)以及单家父子为代表的,后一种崛起的父权体系则是以“我爷爷”和“我父亲”为中心代表的一群高密东北乡的英雄汉子。对于去势的父权体系刻画,作者所费的笔墨很少。“我”的外曾祖父每次都是以“醉得像一摊烂泥”[1]的形象出场的,单廷秀则被刻画为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子,他儿子单扁郎是一个麻风病人,“生着一个扁扁的长头,下眼睑烂得通红。”[2]
    
    烂泥、干瘦、麻风病,作者首先通过肉体的去势描写剥夺了男性家长的权威,此后通过“我奶奶”的身体背叛行为以及与情夫(“我爷爷”)合谋杀死了单家父子的情节完成了杀父/杀夫的过程。而交待这一过程,作者仅仅是用了小说开篇的几页篇幅去完成的,此后大量的小说篇幅,充斥的都是关于新生势力如何在“纯种”与“杂种”的斗争中建立。
    
    到了《丰乳肥臀》,承受双重阉割(肉体阉割和精神阉割)的男性形象开始集体登场。首先是上官家族的男性(上官福禄、上官寿喜和上官金童)作为明显的去势男性代表出现在文本中。作者一方面是通过身体/性的无能来贬压他们作为男性家长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进一步通过精神层面的“孩童化”来剥夺了他们的男性权威。
    
    上官福禄在驴前弯下腰,伸出那两只与他儿子同样秀气的小手,按在黑驴抽搐的肚皮上。父子二人对面相觑,都咧嘴,都龇牙,活脱脱一对难兄难弟。他们父起子伏,父伏子起,宛如踩在一条跷跷板两端的两个孩童。……父子俩都没有力气,轻飘飘,软绵绵,灯心草,败棉絮,漫不经心,偷工减料。[3]
    
    从这一段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上官父子的双重阉割。首先是肉体上的阉割:秀气的小手、没有力气、软绵绵、灯心草、败棉絮。这一段的描写出现在上官鲁氏与上官家的小黑驴同时生产的场面里,因此作者在这里除了突出上官父子缺乏阳刚之力外,其实还影射了他们父子的性无能。从后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官家一直历代单传,人丁不旺,传至上官寿喜这一代,更要通过上官鲁氏出外借种才得以延续香火。而从“活脱脱一对难兄难弟”、“宛如踩在一条跷跷板两端的两个孩童”的描写,更可以看出作者对父子俩做了“孩童化”的处理,也即精神上的阉割,从而剥夺了他们作为男性家长的地位。在上官金童出生之后,他们便退出了小说的舞台(被日本皇军杀死)。然而上官金童却是个患了“恋乳症”的男性,终其一生的努力都不能脱离母亲的乳房(“孩童化”),同时他也是个性无能。
    
    除却上官家族的男性,作者还对斗争中各种势力的男性代表进行了集体阉割,他们或是哑巴,或是身体残疾,或是因久居洞穴而失去语言能力,这些人最终都无法逃过死亡的宿命。
    
    及至《檀香刑》,莫言对男性人物的去势描写发生了转变,他往往不直接地从肉体上阉割男性,并且在精神残障的处理上也脱离了“孩童化”的处理方式,转而使用更隐秘的象征符号来暗示父亲权威的失落。
    
    在《檀香刑》里,主要有四个男性人物:赵甲、赵小甲、孙丙、钱丁。除了赵小甲被塑造成白痴并具有性功能障碍的形象外,赵甲、孙丙和钱丁都在文本里具有一定的男性权威。赵甲的权威以他手中的刀为象征,他是大清朝的刽子手,杀人替代了他作为男人而性无能的一面。在很多场面的描写中,杀人获得的快感都成为了做爱高潮的隐喻。他最后在为孙丙施以檀香刑的高潮极致中为孙眉娘所杀。孙丙与钱丁的男性气质则是通过他们各自拥有一部美须来体现的。由于各自立场不同(维护朝廷与反朝廷),孙丙与钱丁以“斗须”为名进行过一次权力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是孙丙被钱丁媷了胡子,意味着孙丙男性权威的丧失,孙丙自此在文本中走向了去势的方向。而另一方面,钱丁的美须是作为性能力的象征出现的,他的官职则是男性权威的象征。于是钱丁在文本中便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美须和官位而耗尽了心血。为了抓拿孙丙保住乌纱,他愁白了一部美须,官位最终也无法保住。作为男性家长的地位最终也丧失了。
    
    从上面分析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莫言塑造去势男性形象的一个轨迹。从早期的《红高粱家族》中身体残障的去势描写,到《丰乳肥臀》中双重残障的男性阉割,再到《檀香刑》中用象征的符号隐喻父权的缺失,莫言对男性形象的去势描写经历了一个从直白到隐讳的转变。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莫言尝试重建历史,从主动寻根到主动杀父的历程。
    
    《红高粱家族》是个寻根(寻找父亲权威)的文本,尽管在开篇中涉及了杀父的情节,然而这并不是文本中要着力的地方,因此在往后大段大段的篇幅中,作者为我们展示的都是关于“种”的辩论。因此这里对于去势的男性描写处理得相当直白,因为这些男性在文本中不过是过场的人物。
    
    《丰乳肥臀》是一个关于“根的失落”的文本,作者把寻根的梦想寄托在了“母亲”的身上,因此作者对文本中的男性作了刻意的、双重的去势描写,以突显出母系的历史来。
    
    《檀香刑》是真正意义上的杀父文本,这是从小说一开始莫言就为文本定了性的。小说中呈现的不再是《丰乳肥臀》中那处处可见的男性去势描写,多了的是隐藏更深的象征意象,莫言正是通过对这些意象进行解码和重新编码,来瓦解了文本中所建构的父亲权威。
    
    第二节 “悍妻懦夫”的模式建构
    
    从女家长的塑造到男性去势的描写,笔者为莫言的小说文本寻找到了一种建构的模式,也即“悍妻懦夫”的模式:一位普通的少女嫁与无能的丈夫做妻子,而这位少女同时又具备了悍妇这样一种强硬的特质(女家长),因而她们得以与丈夫以外的男人结合,并最终杀死了自己的丈夫(阉割男性)。这样的情节结构反复出现在莫言的小说里,有时又会产生不同的变化来适应文本的需求。下面我尝试通过对此一模式的解读来理解莫言小说的写作策略。
    
    1、夫妻关系的重新定义
    
    小说是作者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莫言执著于家族小说的创作,实际上乃是通过重建家族的谱系来实现国族历史的重建。“家”是国之基本,亦是家族小说中最核心的要素。既然作者要重构历史,他必然要以对“家”进行重写开始。莫言的做法便是重新定义夫妻关系,也即“悍妻懦夫”的家庭结构模式。
    
    文本
    
    夫
    
    妻
    
    结合方式
    
    情夫
    
    占有财产
    
    去势描写
    
    夫的下场
    
    《红高粱家族》
    
    单扁郎
    
    我奶奶
    
    父母之命
    
    余占鳌
    
    我奶奶
    
    麻风病、性无能
    
    被情夫所杀
    
    《丰乳肥臀》
    
    上官寿喜
    
    上官鲁氏
    
    父母之命
    
    8个男人
    
    上官鲁氏
    
    性无能
    
    被日军杀害
    
    孙不言
    
    上官来弟
    
    政治命令
    
    鸟儿韩
    
    上官来弟
    
    哑巴、双腿残疾
    
    被妻子所杀
    
    上官金童
    
    汪银枝
    
    勾引上当
    
    男妓
    
    汪银枝
    
    恋乳症、性无能
    
    离婚,家财尽失
    
    《檀香刑》
    
    赵小甲
    
    孙眉娘
    
    父母之命
    
    钱丁
    
    孙眉娘
    
    白痴、性无能
    
    其父亲被妻子所杀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无一例外的对作为丈夫的男性进行了阉割,这种阉割被普遍地体现为性无能及身体残疾。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妻子一方的旺盛性欲,她们都无一例外的在丈夫之外另有情夫,且掌握着家庭财产而在经济地位上相对独立。处于弱势的丈夫往往走向被杀或被放逐的下场。
    
    去势的丈夫与被赋予主体性的女家长相结合,形成了“悍妻懦夫”的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彻底颠覆了宗法夫权社会下的家庭结构模式。在这个基础上,男体不等于男性,女体亦不等同于女性,因此莫言这种“悍妻懦夫”的结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达致男女主体移位的象征仪式,他让现实中的父权世界被文本中的去势和杀父内涵所渗透,因而“悍妻懦夫”的模式在莫言的小说中一再出现,实际上乃是一种宗法权威的去势化工程。作者借用女性家长的确立以及去势模拟和杀父书写的手段去抗衡宗法父权,在某种寓意上解构了父权的神话。
    
    当然笔者认为作者抗衡父权神话,进行文化突围的尝试,并不是为了体现女性本身所处的亚文化边缘和压抑处境,女性的主体性,她们的身体、声音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在文本中呈现,实际上乃是为建立新的父权权威服务的。关于女性主体性的虚假建构笔者在第三章已有详细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2、妇德的再定义
    
    从“悍妻懦夫”的结构模式引发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作者对妇德的再定义。长期以来社会对于男女道德的判定存在着双重的标准:以一个男人的成功判定其名誉,而对一个女人则只看她的贞洁。然而在上面列举的几个婚姻中,作为妻子的一方除了丈夫以外都各自有自己的情夫。对此莫言并不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去描述的,相反,他刻意把丈夫描述成去势的男性家长,而赋予女性以女家长的地位。这样便发展出一套新的双重标准:对男人仍是检验他在世上的勇气和能力;而对一个女人的判定,则不再是性的贞洁与否,而是母性责任的失败与否。
    
    正如我在第三章所论述的那样,在莫言的小说中,妇女的性欲与贞操无关,相反它所连接的是旺盛的生命力和绵延无尽的生育能力,因而女家长往往被塑造成“地母”的形象。在这里,母亲的责任被突显出来,她们身体所承担的是关于“种”的传承。在《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对单扁郎的身体背叛就是与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对这一幕,作者极尽赞扬、歌颂之能事去描写,何以男性的目光可以肆无忌惮地观察一个情欲饱满的女体?那是因为这次野合所联系的不是性,而是“种”的孕育和传承,正是这一次野合,“我奶奶”怀上了“我父亲”。
    
    同样的,作者乃是抱着赞扬的态度去看《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的借种生子的。因为上官寿喜没有生殖能力,上官鲁氏为了继承香火而不得不向外借种,借种的结果是为上官家生下了八女一男。在此,作者所赞扬的明显不是上官鲁氏的情欲自主,而是她作为“地母”的象征而拥有的强大生育能力和持续的母性的爱(正因为此,使“种”得以传承)。
    
    而一旦违反这一准则的女性,莫言便对她们的性进行了谴责。在《丰乳肥臀》中出现了许多现代女人/坏女人,她们的性也很自由,如汪银枝、鲁胜利、耿莲莲、沙枣花等,但作为作者对她们的惩罚,她们都无法怀孕且各自得到了不好的下场,以区别于母亲的性。
    
    无论是赞扬母性,还是谴责坏女人,莫言的这种操作,客观上使得文本中女性的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松动。《檀香刑》作为莫言最近期的作品,其中对孙眉娘情欲自主的展现便远远超越了《红高粱家族》中的“我奶奶”和《丰乳肥臀》中的众多女性。她以身体来征服男人,且与生育无关。正如前面分析中提到的那样,《檀香刑》是莫言家族小说中的一种变奏,与前面的寻根文本所不同的是,它是一部杀父文本。因此孙眉娘在小说中承担的不再是“种”的传承的责任,而是要用女性身体来杀父。所以即便孙眉娘最后肚里怀有了情夫钱丁的孩子,但在她完成了杀父的使命后,作为她获得主体性的重要载体——情欲的身体,作者却说“眉娘的身体看起来如同一团败絮,轻飘飘的失去了重量”[4],隐喻着眉娘在完成杀父后走向死亡,其胎中的孩子并不起到“种”的传承的作用。
    
    总而言之,无论女性的性是为了担负“种”的传承,还是为了完成杀父的使命,在莫言这种“悍妻懦夫”的模式结构下,她们的性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并由此发展出一条与传统不同的妇德伦理。这种伦理为作者所利用,去服务于他重构历史的需要。因此,妇女的性始终没有得到自主,它仅是在可怜的、可以得到允许的范围内,满足着作家写史的需要。
    
    第三节 阳化母亲与阉割焦虑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莫言文本中持续出现了无能的丈夫与强悍的妻子这样的结构模式,若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描述,也即是恋母情结与阉割焦虑双重作用下的文本书写。
    
    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中,恋母情结与阉割焦虑仿佛是一对双胞胎,总是双重作用于小男孩,从而使他得以完成转向异性恋和父的认同,也即性别主体的获得过程。小男孩欲求绝对拥有母亲,视父亲为敌对的竞争者。然而他在母亲身上发现了阳具的匮乏,因而害怕自己因为亲近母亲而遭致阳具的缺失。因此,为了抒解父亲的阉割惩罚,他压抑了对母亲的欲望和对父亲的仇视,并转而认同于父亲、父亲的社会权力及其对女人的占有。
    
    然而,孩子被压抑的欲望从不会消失,它的强横的欲求常打破成年的意识,这些无意识常常在梦中宣泄出来,通过压缩和置换伪饰了愿望象征性满足时的欢乐,撕开了超我(Superego)的面具。文学作品同样是对无意识欲望的伪饰和满足,只是相对于梦而言,其艺术和意识的装饰能愉悦除作者外的许多人。
    
    莫言的家族小说无疑是这样一种宣泄作家焦虑的创作,性在作者构思、人物动机、读者反应和文学文本中潜在的结构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正如尚·莱兰切(Jean Laplanche)所说,“如果性是最典型的被压抑事物,那么它就一如‘历史’和‘革命’一样,足以成为探究现代文学的一个主体概念。”[5]
    
    一方面,小说创作作为作者阉割焦虑的宣泄之途,作者在不断地推翻父的权威,塑造一大批软弱无能的男性形象,以此来抗衡被阉割的危险。另一方面,小说作为作者的欲望投射,也显示出了作者对于女性的性的焦虑。这种性的焦虑集中体现在对女性的阳化塑造上,其造成的结果便是对女性的性的理想化,把女性的欲望和性处理为对地母般的生育和奉献的赞美。而一旦女性被等同于地母,女性的身份便变得异常复杂,她不再是作为单纯的个体而存在,女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母亲,在莫言的文本中成了国家民族的象征。
    
    在这样的置换下,“中国”在莫言的创作中便被比附为他所欲求拥有的女人,他对母亲的性的焦虑,反映出他希望得到一个更为强大的“阳化母亲”(即更为富强的中国),因此对于国族论述的建构,莫言是主动将自己放逐到了一个被动的、女性化的和孩童化的立场上,去渴望一个足以让他奉献深情的阳化母亲的出现,也就是对于种/根的追寻。
    
    同时在阉割焦虑的视角下,男性作家及其笔下的男性人物形象都成为了一种隐喻。在男性作家惧怕被阉割的焦虑下,莫言遂在他的书写中对男性人物/父权家长采取抗衡的态度,并试图盗取传统父权文本的“菲勒斯”,用于建构女性人物形象的主体性上,其造成的结果是在盗取传统父权文本的“菲勒斯”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欲望。因此,小说中总是出现性无能的男性。
    
    于是整个文本的创作过程就成为了作者在写史和寻根之间的一种摇摆的历程:试图在创作中超越阉割焦虑。
    
    [1] 《红高粱家族》,莫言,第65、68、93页,南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
    
    [2] 《红高粱家族》,莫言,第64、65页,南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
    
    [3] 《丰乳肥臀》(增补修订版),莫言,第8-9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4] 《檀香刑》,莫言,第510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5] Jean Laplanche, Life and Death in Psychoanalysis, Jeffrey Mehlman,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9.
    
    
     作者:高泓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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