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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从科技高峰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0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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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9月11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有篇文章《中国对人类创新贡献了多少?》根据统计数字做出结论说:“中国历史上的创新项目,主要在两个时期: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之后的中国创新引擎几乎完全熄火。”这就在无意中再次印证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最近一段时间,我带着一些学生对世界科技发展史做了系统性整理和学习。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从人类几千年浩瀚的文明史中,选出1000项最重大的创新发明,同 时选出200项最重要的科学成果,做成数据库。这是一项很具有挑战的工作。人类创新源远流长,创新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创新(例如一项医药和一项信息技 术)很难比较,即使是同一类东西,评判和比较其重要性也缺少客观和定量的标准。在学习和研究了几十种不同版本的科技史书籍和年谱之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推出 了人类重大历史创新数据库(第一版)。希望这个数据库的建立,能够回答一些与人类创新有关的问题,包括不少中国人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 占人类20%人口的大民族,中国人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了多大贡献?
    
    我们选择的创新项目分布在九个大类别:材料、能源、居家、医药、信 息、交通、军事、生产和测量,入选项目列举的是首创地区和日期。图2显示的是所选择的人类历史上的1000项创新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前三名是美国 (36%)、英国(14%)和德国(6.8%),中国位居第四,占总数的6.1%。
    
    对于人类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我们也小心选出了200项(与创新项目完全不重复),包括重大的科学发现、方法和理论。图3显示各地区历史上的科学成就分布。科学贡献排在前三名的是英国(23%)、美国(20%)和德国(10.5%)。而中国仅录得两项:墨子的小孔成像(约公元前400百年)和《九章算术》(约 公元前150年)所使用的“负数”。
    
    虽然不同国家和时期的历史学家对创新和科学项目的选择采用的是主观方法,结果也不尽相同,但综合很多版本所得出的数据仍然会告诉我们很多有意思的信息。与中国相关的可小结为如下几点:
    
    1、中国历史上的创新项目占比为6.1%,比欧美相去甚远,但与几大文明古国希腊、埃及、印度、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等相比,在总数上略为优胜。如果考虑人口和时间基数(由于历史上人口数据不准确,疆域也不确定,很难得到准确数字),中国的成绩单不会这么好看。
    
    2、中国历史上的创新项目,主要在两个时期: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之后的中国创新引擎几乎完全熄火。
    
    3、从创新类型来说,中国人的贡献包括著名的四大发明,还有不少居家用品(丝绸、茶叶、陶瓷)、农用工具和天文观察工具等。而在近几百年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这两个人类创新的大项中,中国完全缺席。
    
    4、中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十分黯淡(仅占1%),不仅与英、美、德以及欧洲诸国相差甚远,较其他文明古国也相形逊色。
    ]
    
    上面这篇文章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创新项目,主要在两个时期: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之后的中国创新引擎几乎完全熄火”的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牵涉到了所谓的“唐宋变革论”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我看来,“唐宋变革”是一个表象,其实质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逐步展开。
    
    而所谓“唐宋变革论”,最初是由日本国学者内藤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的,经过一百多年的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国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认识,即承认唐宋之间确实存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的飞跃,而不是一般的朝代演进。一般学者虽然不明白这个飞跃是由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进程决定的,单打都承认这个飞跃的现象是存在的。
    
    李华瑞《二十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一文指出,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二十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得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年),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
    
    当然,内藤的这种观点是建立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之上的,在欧洲本土已经因为落伍开始被抛弃了。不过他所揭露的史实,在无意中触及到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如何展开的踪迹。
    
    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宫崎市定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
    
    1、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
    
    2、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
    
    3、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
    
    4、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
    
    上面两位日本学者具有日本人常有的特点:精细但缺乏全局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相比之下,还是雷海宗的《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1936年)一文说得比较清楚:
    
    1、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
    
    2、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
    
    雷海宗文章的缺点是:只知中国文明有“两周”期,不知中国文明还有第三个周期;结果把第二期中国文明延伸到了民国时期的“至今”。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也有这个问题,他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固然不错,但是他把宋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说成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唐的后半期藩镇割据(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春秋时代)、五代十国和两宋(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开端的社会
    特征,已经在元明清的帝国(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秦两汉帝国)得到完成并结束了。
    
    二十世纪,已经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端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构成未来中国的“端倪”。
    
    谢和耐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说:“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这和毛泽东之流乱说“中国在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异曲同工。如果按照同样的逻辑,应该再往前推,说中国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谢耐和与宫崎市定、内藤湖南一样,没有意识到唐宋的活力是因为那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因此才充满了创新能力。
    
    雷海宗虽然断代正确,却也没有意识到民国时代的中国已经深入了第三期中国文明,而把清朝的第二代中国文明抛在了身后。雷海宗与谢耐和一样,错误地认为唐宋和我们这个时代(近代)还属于同一个文明,而没有意识到第三期中国文明已经来到我们身边;而不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都被迫作为艰难困苦路的拓荒者,度过我们的一生。
    
    雷海宗在1957年作为“右派”遭到毛泽东的摧残打击,1962年郁郁而终,很可能就是没有意识到“二十世纪作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草创期’必然具有极其残忍的野蛮性(革命性)”。
    
    而我们,也正是在经历了从“1950年代开始的原始社会”(共产风)、“1960年代的奴隶社会”(文化大革命)、“1970年代的封建社会”(林彪事件)、“1980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六四屠杀)、“1990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向钱看)、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血腥开端,已经在我们身后了。
    
    那就是八国联军的铁蹄、辛亥革命的硝烟、日本苏联对中国的撕裂、现代三国演义(蒋、汪、毛)和现代南北朝(大陆、港澳台)所预示的第三中国。
    
    第一期中国文明 第二期中国文明 对照表
    
    西周 唐朝前期
    
    春秋 唐朝后期五代十国
    
    战国 两宋辽金西夏吐蕃朝鲜越南南诏
    
    秦两汉 元明清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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