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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殖民非洲,是双赢还是双输?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2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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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余 杰

    
    ●随着非洲老一代政治家相继去世或隐退,在民主化进程中走上政治前台、崇尚西方价值观念的非洲新生代领导人,对中国的感情及中非传统友好的观念趋于淡化。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拓展,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已陷入四面楚歌;表面上是双赢,实际上是双输——惟一赢得一点面子的,是胡锦涛一个人罢了。
    
    我们要中国离开、让以前的殖民统治者回来。虽然老殖民者也剥削我们的天然资源,但是至少他们会照顾我们。他们兴建学校、教我们他们的语言还有带给我们英国文明,至少西方资本主义还有个人类的外表。而中国人只是无情地剥削我们。
    ———赞比亚总统萨塔

    
    二零一零年八月四日,位于赞比亚南部锡纳宗圭市(Sinazongwe)的科蓝煤矿(Collum Coal)工人举行抗议示威,要求增加工资。抗议最后演变成暴力冲突。示威工人在愤怒之中,用一辆矿车冲撞在场的中国经理,致使这名吴姓经理当场死亡,另有一名中国管理人员受伤,被送进医院。冲突中还有七名赞比亚矿工被打伤。
    
    这是二零一零年十月该矿发生中国管理人员向工人开枪事件以来,再次爆发劳资暴力冲突。当时的事发原因也是工资纠纷,枪击造成十一名赞比亚工人受伤。这一枪击工人事件引起巨大反响,使中国投资人在非洲的形象令人反感。在中方压力之下,赞比亚当局撤销了对两名中国管理人员提出的谋杀未遂指控,但枪击工人事件一直让科蓝煤矿笼罩着紧张气氛。据来自当地的消息说,矿工们对工资仍低于政府最新公布的每月三百二十美元最低标准感到愤怒,所以再次举行示威抗议。
    
    赞比亚目前有多家煤矿和铜矿属于中方投资企业。据统计,中国公司二零一零年在赞比亚的投资总额超过十亿美元。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责中国公司在赞比亚经营的铜矿不仅安全条件极差,还经常无视工人的权利。报告列举这些中资公司违反赞比亚法律的许多事例,比如工人在极差的健康和安全条件下工作,重体力劳动的上班时间一般长达十二小时,有时甚至十八小时。矿工被迫在烟尘弥漫的矿道里工作,还要自己购买安全设备,如果工人参加工会活动,就会受到被开除的威胁。报告提到四家中国经营的铜矿公司,都属于中国国有企业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胡锦涛“非洲合作论坛”讲话之玄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今年七月十九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显示中非亲密无间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本来是“部长级会议”,并非几年前的“中非峰会”,顾名思义,出席者为部长级别的官员。胡锦涛却耐不住寂寞,亲自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的讲话。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二零零零年十月,“中非合作论坛”应运而生。这一创举符合时代要求,反映了新形势下中非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望。十二年来,这一合作机制持续向前发展,取得重要成就。本届部长级会议的主题是“继往开来,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中非双方应该共同描绘下一阶段中非合作发展蓝图,为中非关系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胡锦涛表示,今后三年,中国政府将采取措施,在五个重点领域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第一,扩大投资和融资领域合作,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中国将向非洲国家提供两百亿美元贷款额度,重点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第二,继续扩大对非援助,让发展成果惠及非洲民众。第三,支持非洲一体化建设,帮助非洲提高整体发展能力。第四,增进中非民间友好,为中非共同发展奠定坚实民意基础。第五,促进非洲和平稳定,为非洲发展创造安全环境。中国将发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增加为非盟培训和平安全事务官员和维和人员数量。
    
    虽然胡锦涛的任期只剩下不到一年,却越俎代庖地宣布未来三年的中非合作计划。覆水难收,继任者习近平将不得不亦步亦趋。可见,胡锦涛多么不希望人走茶凉。这一讲话也透露出若干耐人寻味的玄机,其帮助非洲的“五个重点领域”,个个都可以读出弦外之音来。
    
    第一,中共以两百亿美元的对非贷款,超过欧美发达国家而成为非洲国家最大的债主。说是贷款,未来很可能像昔日给越南、缅甸、北韩等“兄弟之邦”的贷款那样,为显示“天朝大国”的皇恩浩荡,只要某个领导人金口一开,便可统统一笔勾销。虽然中国国内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的资金缺口很大、政府投入很少,中共却舍近求远,不经人民同意,擅自将人民的血汗钱投入非洲。
    
    第二,所谓“让发展成果惠及民众”,这句话应当反过来看:长期以来,中共对非洲的巨额援助,大都落入了非洲的贪官污吏手中。这些钱并没有成为非洲发展的动力和助力,并没有切实改善非洲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而是豢养出一个贪得无厌的食利阶层来。不过,这也符合中共的初衷:中共需要的只是当地的统治者的顺服和支持,而根本不在乎当地老百姓的死活。
    
    第三,中国在对非洲的外交中,除了展开国与国层面之间的交往之外,还要与在国家之上的非洲的区域组织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在这个方面,中共颇有危机感。最近两年来,在北非各国的民主化浪潮中,非盟、阿盟等区域组织都明确支持反对派,严厉谴责利比亚、叙利亚独裁政权,让中共感到怅然若失、心有余悸。所以,中共希望通过加强与这些区域组织的合作,改变此种“一边倒”的情况。
    
    第四,中共意识到非洲的“民意基础”对其是反感的、负面的,在非洲民众眼中,中国是比老殖民者还要坏的“新殖民者”。“新殖民主义”不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妖魔化,而是非洲民众对中国的一种直观认识。赞比亚发生的暴力事件只是冰山之一角。故而,中共计划投入巨资,沿用在国内的那套文宣方式,对非洲民众进行洗脑的教育和宣传,进而树立中国在非洲的“正面形象”。
    
    第五,既然中共在国内建立了“铁桶江山”般的警察国家,也念念不忘将成功的经验传授给非洲的独裁者们。中共看到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独裁国家相继变天,总结各国独裁政权失败的教训只有一条:这些国家的军警宪特没有他们的中国同行那么忠心耿耿、训练有素、杀人不眨眼。故而,中国乐意向非洲剩下的那些独裁国家传授“维稳”之经验,帮助他们培训军警,巩固政权。

中共在非洲的三大战略目标
    
    在对非洲的外交战略中,中共遵循“经济为表,政治为里”之原则。胡锦涛反复表示,“国际社会应当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此说法的真实涵义是:中国认为,非洲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天生就热爱独裁统治、喜欢成为奴隶。所以,帮助非洲独裁政权长久维持下去,是中共在非洲“义不容辞”的使命。同时,与独裁政权做生意,可以绕开法律,不顾民意,独裁者是最好合作的对象。反之,谁去帮助非洲人民推翻独裁政权,摆脱独裁制度和奴役状态,谁就是不尊重非洲人的传统和干涉别国的内政。
    
    这是一种逆时代潮流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外交战略。中共在非洲推行一党独裁的价值观和竭泽而渔的发展观,积极支持独裁政权,在联合国投票阻拦通过制止苏丹、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独裁者屠杀人民的决议,让联合国陷入瘫痪状态,对非洲人民是祸非福。
    
    从胡锦涛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共在非洲有四大战略目标。首先,中共的黑手伸向非洲,是所谓“和平崛起”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国家外交,而是领导人外交,是胡锦涛的“面子外交”。为了重现当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热烈追捧的荣耀,胡锦涛以“中非合作论坛”为平台,在北京举办多次“中非峰会”,挥金如土,散财如水。礼仪部门公然要求,在胡锦涛莅临会场的时候,非洲各国元首必须起身鼓掌。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朝贡”体系的延续,是胡锦涛想当“万王之王”的欲望的投射。另一方面,中共也意识到,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变,在自由、人权、知识产权、贸易等关键问题上,与欧美国家之分歧是不可弥合的。因此,中共刻意拉拢包括非洲各国在内的“第三世界”,以扩大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并以此对抗欧美。
    
    其次,近年来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能源与材料的无限消耗的沉重代价。当中国本土的能源与材料不足以支撑这种畸形发展模式的时候,中共便将眼光瞄准非洲。中共通过投资和无偿援助等各种经济合作方式,获得非洲地区的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在此过程中,中国国有企业在非洲造成了可怕的环境破坏和污染。有一位中国工程师以亲身经历撰文揭露说:“国际工程的各种合同文件都规定了施工时要保护自然生态,采取降尘措施,减少环境污染。我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期间,有一天要到阿姆哈拉州处理公务。车子开到修建中的公路上时,见一些车辆停在了用废轮胎、石头和木棍筑起的路障前,我急忙下车了解情况。原来,这里有家中国建筑公司在筑路,由于没有采取降尘措施,车辆通过这一路段时扬尘蔽日,严重危害着当地居民和牲畜的健康以及农作物的生长。在他们多次与这家中国公司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万般无奈采取了这一极端措施,阻止所有中国人的车辆通过。”可见,中国公司与当地民众的冲突已经一触即发。
    
    第三,中共全力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非洲也成为两岸角力的战场之一。胡锦涛舞剑非洲,意在台湾。虽然两岸暂时处于“外交休兵”状态,幕后仍暗潮汹涌,中共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过挖台湾的墙角。伦敦奥运期间,中共使馆甚至不能容忍当地的民间商会挂出中华民国的国旗。胡锦涛哪有大国领袖的胸襟和气度?在台湾现有的二十四个邦交国中,非洲有五国(布基纳法索、马拉威共和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斯威士兰王国、冈比亚共和国)。中共通过外交和经援等手段,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向这五个仍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小国施加有形无形的压力。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峰会上,胡锦涛破天荒地主动邀请五个台湾的邦交国与会,似乎宽宏大量,却“醉翁之意不在酒”——让这五个国家亲眼目睹中国之大、中国之强,从而迫使它们早日“弃暗投明”。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对非政策具有鲜明的马列主义和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色彩,以“输出革命”为旨归,经济为政治服务,所以在经济方面是“只出不入”、“损己利人”。而在胡锦涛时代,则是“政治先行、经济为辅”,在政治上帮助独裁政权的意图昭然若揭,经济利益的考量也越来越重。换言之,如今中共在非洲推行的“新殖民主义”,不仅是经济殖民,更是政治殖民——中共在非洲的手伸得越长,其独裁政体和独裁思维就毒害更多非洲国家,使这些国家远离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非洲国家苦难与落后,固然有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伤害,也有近半个世纪以来苏联和中共在冷战背景下划分势力范围、扶植反西方势力的外交政策的遗毒。比如,持续数十年的安哥拉内战,背后就有苏联、中共、古巴等共产独裁国家运筹帷幄的影子。

中美在非洲的竞技:民主与独裁的对决
    
    二零一零年八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进行为期十一天的访问。她先后访问了塞内加尔、南苏丹、乌干达、肯尼亚、马拉维、南非、尼日尔和加纳等八国。美国国务院指出,希拉里在访问非洲期间,强调美国计划加强非洲国家的民主体制、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推动非洲实现和平与安全,并呼吁这些国家实行改革以推动经济发展以及强化民主体制。
    
    美联社报道说,在访问期间,希拉里警告非洲国家要提防某些国家的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不要与那些想攫取非洲财富的国家合作”。她敦促非洲领导人审慎考虑外国提议的项目,因为这些项目不要求完全责任,可能助长严重危害世界最贫困国家的腐败。她还呼吁非洲的精英和民众要认识到,他们获得良好治理和更好生活标准的最佳机会,取决于同美国等负责任伙伴的合作。
    
    这个观点并非美国的自我炫耀而是事实陈述。譬如,从布什时代启动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经济救援计划”,拯救了数百万非洲人的生命,为一千六百万非洲孕妇提供母婴预防措施。美国在非洲援建的各类医疗基础设施,给非洲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小布什在其自传《抉择时刻》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描述美国在非洲的人道主义项目,以及美国对非洲民主进程的推动。小布什全力支持那些优秀的非洲领导人,他写道:“他们努力地为本国人民服务,并且切实为他们解决问题,包括消除贫困、打击腐败、遏制疾病。他们的优秀表现跟那位占据新闻头条的暴君——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穆加贝打压民主,让他的人民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盘剥,把一个粮食出口国硬生生地搞成了进口国。他那不光彩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一个人就可以毁掉一个国家。而我希望向世界证明,好的领导人可以带领一个国家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与之相反,胡锦涛在非洲最好的朋友,绝对不是曼德拉,而是穆加贝之流的流氓独裁者。在胡锦涛执政的十年里,几乎所有的非洲独裁者都应邀访问过北京。
    
    希拉里的发言并没有直接点出中国的名字,但其言论被视为针对中国。在希拉里警告非洲国家领导人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对对其发起猛烈抨击。新华社发表英文评论,称希拉里的讲话“充满恶意、粗鲁、信口雌黄”。新华社的评论说,希拉里要么是对现实一无所知,要么是视而不见,并说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关系深厚基础是“友谊和平等”。
    
    从这篇措辞激烈的评论可以看出,胡锦涛及中共领导层,对中非关系中的变数充满焦虑感。非洲国家已成为中美政治制度的又一竞技场。而二零一一年以来发生在北非各国的风卷残云般的民主化浪潮,已显示出民主对独裁的绝对优势。民心可压抑一时,而不能消灭一世;独裁者可以风光一时,而不能耀武扬威一世。卡扎菲在垮台前的豪言壮语中,念念不忘天安门屠杀是其效仿的榜样——“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抗议了好长时间,中国领导人派坦克进入,把学生摧毁、清除。”胡锦涛不敢接其话茬,除了让央视不断报道卡扎菲政权转危为安的“好消息”之外,坐视其灭亡而不敢出手相助。中国在各国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随着这些独裁政权的垮台灰飞烟灭。若希拉里再去非洲大地“火上浇油”,非洲的民主风潮必愈演愈烈,更多独裁国家将应声而倒,而中国在非洲的朋友就屈指可数了。对此,胡锦涛能不忧心如焚吗?新华社能不气急败坏吗?
    
    研究中非关系的官方学者张宏明在论文《民主进程下中非关系新挑战》中不得不承认,始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外交多元化业已成为非洲形势发展的趋势。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非合作关系所面临的新问题或新挑战,有相当大一部分均与非洲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民主化后,非洲国家内部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中非关系政治层面的影响显而易见。其一,非洲国家与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异明显拉大,连带地也影响到双方对民主、人权、主权等问题上的价值判断。其二,随着非洲老一代政治家相继去世或隐退,在民主化进程中走上政治前台、崇尚西方价值观念的非洲新生代领导人,对中国的感情及中非传统友好的观念趋于淡化。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拓展,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已陷入四面楚歌;表面上是双赢,实际上是双输——惟一赢得一点面子的,是胡锦涛一个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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