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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如何应对骚乱?/武振荣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1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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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民主论坛.电子日刊》
    

    社会是人类一种有序的组织形态,它的根源是非常古老的,在没有国家之前社会已经存在了。现代社会在接受现代技术管理之后,秩序性大大提高了,然而,事情总是不如人意,即使这样,非常有秩序的社会往往会发生骚乱,甚至暴乱。一时间秩序被破坏的无踪无影,平时善良的人一下子变得恶毒起来,软弱人也变得刚强无比,奉公守法的人竟然成为不法之徒。
    
    某些骚乱的后果有时候相当严重,但是,当事后人们分析其起因时,却只可能找到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所以,骚乱的根源人们是看不到,人性之水如此之深,如此浑浊,谁可以看到底啊。
    
    情况若是这样,人们就应当对骚乱做出不同于中古的评价,另眼看待它,把维系社会秩序的事情同尽量降低骚乱次数、减少骚乱造成的损失联系起来。日久天长,人们发现骚乱对于健康社会来讲,似乎是缺少不了的。
    
    如果说自由社会的情况如此的话,那么专制社会的情况如何?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50年代中叶,中国共产党专政的社会发生了许多正常自由社会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从此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事情无不连带着一种“中国式”的根蒂,是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很难解释的。头脑发昏的中国共产党高层认为中国可以独立地建成“人类最理想、最幸福、最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没几天,共产主义运动完全破产了,而破产所引起的政权危机,使已经被冷淡的阶级斗争又重新
    派上用场。事物的法则是,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不抓则已,“一抓就灵”,结果,阶级斗争愈来愈“升级”,“阶级敌人”却愈来愈多,“社会上阶级敌人”在被打垮后,他们“党内代理人”──这种特殊的“阶级敌人”反而更多、更凶恶、更有能量……。最终,阶级斗争不是结束在“社会主义”,而是要斗到“共产主义”。可不是吗,骑虎难下啊!
    
    可见,中国社会的统治者们缺乏基本的社会学常识和知识,难怪那几十个坐在中南海的最高统治者,要定期的请“老师”给他们上课,而他们也装得象小学生一样的“认真听讲”,就连做笔记的姿势都象小学生啊!
    
    有了这样的统治者,提高人民水平的事情难免会遇到挫折,所以,在社会出现骚乱后,人们对此的看法是传统的“祸乱”,是“犯上作乱”,所谓的“目无王法”。上一个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骚乱次数飙升,到今天为止,社会骚乱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引发革命的可能性,普通人都可以觉察到。
    
    骚乱可以引发革命──这是刚刚发生的至今仍未结束的中东茉莉花革命可以证明的事情,因此,在如何应对骚乱的问题上,共产党高层已经感觉到重大危机的逼近。所谓的“维稳”就是他们的应对方式。
    
    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尽管大政方针的安排是符合公正原则的,然而,国家政权和社会机构一旦运作起来,却为不公正的事件腾出了空间。于是,公民公开反对国家政策,批判、批评社会,都是在此空间中开展的。仔细研究便不难发现,此一空间不是临时设置的,是预先准备的。换句话说,一种本质上的破坏行为,却被包容在健康的社会之中。中国人不是爱讲辩证法吗?这就是辩证法啊!情形就如同一家健全的中药店,里面存放着剧毒的砒霜、丹顶红一样啊!
    
    专制社会不同,特别是如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更是不同。它被认为是受理性支配的,并且建立在最高水平的理性设计基础之上,所以,它一旦运行起来──仅就理论而言──是没有缺陷的。是特意的理性设计,排斥了不公正的人和事。自然而然,于此情况相应的是,社会一旦出现骚乱,甚至可以波及社会体系甚至国家体系的存在根基,也就自然而然的被统治社会的人视之为“捣乱”、“破坏”,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
    
    上一个世纪中叶,西方社会学出现了很有影响的“趋同论”,是说“资本主义社因会”因自身政策的不断翻新和调整,日益趋向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也随着对自己政策的不断“修正”(可以联系“修正主义”思考),日益趋向资本主义。前苏联和东欧解体后,“共产主义阵营”溃散了,此一学说便消沉了。以我之见,在解释现在中国社会的问题时,“转型论”显得别扭,“趋同论”倒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改革开放”时的高层动机并不是要把自己统治的社会形态转变为另外的一种形态,而只是想对自己所统治的社会进行一种外表上的“修饰”自己,使它在“模样”上象人家西方社会。用中国的话来说,这叫西施效颦,有点“趋同”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在没有“转型”、“不转型”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容忍骚乱,也不得不放宽对骚乱事后的惩罚。
    
    尽管情况已经有了变化,但是,骚乱在中国社会有可能引出的后果和自由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自由社会,骚乱并不就意味着危机社会本身的存在,也不一定就意味革命;而在中国,大的骚乱却可以激发出程度不等的革命情绪来,有危及专制政权的可能性。理由是,在自由社会里,骚乱的那些种子有自己漫游的空间,因之,当骚乱发生时往往因为缺乏压抑性所造成的“逆反”力量之凝聚,而缩减了破坏的程度。在专制社会之,特别在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了,骚乱发生时所
    释放的力量大都来自于过度压抑所形成的逆反力量凝聚之途径,也就是说,它所具有的破坏性和破坏能能量是人们难以测度,难以控制的。
    
    事实证明,当一个社会不能够容忍正常的公民运动时,那么,产生公民运动的那些种子却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在社会坯胎中酝酿着畸形儿。中国社会的情形就是如此。就在我写作此文的这几天,因为钓鱼岛问题,中国许多大城市出现反对日本政府钓鱼岛“国有化”的游行集会事件,按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正常的事情却引出了反常的“打、砸、抢、烧”(多了个“烧”字,不是我的发明,是引自官方的话)行为。在过去的几年,和日本的多次冲突中,中国高层动
    用武警力量制止民间自发的抗议游行,这一次,高层又想玩民意牌,所以容忍了民间的游行抗议,果不其,一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表达意愿的行为却夹裹着丑陋的行径。
    
    如何应对骚乱,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引发骚乱的事件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一个挑担的农民进城,一不小心,担子的一头碰了某个大牌人物,后者对前者出拳便打,于是引来了围观的人群。当挑担的农民苦苦求饶,支撑不住时,就有人出头警告打人者……,一场骚乱就这样的引起了。
    
    中国人有“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传统和观念,因之,一旦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时,许多人都有一种想上手的感觉,这是一种原因。另一种原因是,当人们平时心理窝着火,撇着一腔怨气,那么,就可能遇到了一个出气的机会。事实也是,人在生气时,摔茶杯,踢凳子,是最常见的事情,一旦,遇上骚乱,就用不着茶杯和凳子了,把气直接地撒向他人即可。人在单独行为时,往往有好多的顾虑,可是在一个集合的人群之中,顾虑就没有了,痛快行为的诱惑就难以抗拒。更不
    用说,在一个相当数量的人群里,人类所具有的模仿性,和人于人行为之间具有的暗示性,就足以点燃一场骚乱的火焰。
    
    和有组织的公民运动不同,骚乱没有发动者,没有筹划人,没有类似的主脑机关存在,一般都是偶发的、突发的,当社会里的积怨没有发泄的途径,当社会里的不公平事件日益增多,当社会控制机构只知道“压”,不敢“放”,只管“堵”,不会“疏”,骚乱就成为家常便饭了。目前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2010-09-30,一则消息说:“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近日援引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发布的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事件,比十年前增加三倍多,且社会动荡仍在加剧。”
    
    1989年之后,当权者可以遏制公民运动,扼杀民主运动,但是却没有办法可以遏制日益增多的骚乱,为什么呢?当一个社会不能够容忍正常的公民运动时,那么,产生公民运动的那些种子却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在社会坯胎中酝酿着畸形儿。骚乱──就是这样的畸形儿。十月怀胎的女人就怕生下畸形儿,可是,偏偏就生下来了。
    
    我写此文的本意,不是要批评参与骚乱的普通人,而是通过研究骚乱理出一个头绪来,最终寻找出那些控制社会和制定政策的当权派责任。如果说,我的这一做法得需要一个参照系的话,那么,说一说美国如何应对骚乱,就不是东拉西扯了。
    
    美国建国不久就发生了谢斯起义,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镇压的过程难免残酷,但是,由起义所引出的如何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争论却给美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机会和思路。按照中国处理此类事件的模式,那么,很简单,“犯上作乱者”,“斩无赦”。可是呢?美国开国先辈们在反思谢斯起义时,非但没有遏制人民对政府的权力,反而在起义后的国家反省中,产生了主张无条件扩大公民权力的民主主义思潮和运动(杰斐逊为代表人物)。
    
    南北战争时间,美国分裂了,在如此严重的事件在过程中,产生了林肯伟大的“民享、民有、民治”的政治思想,人民权非但没有因此而受到限制,反而给扩大了。林肯不至一次地强调了美国人民对政府“享有推翻它的革命权力”。也就在美国发生南北战争的那个时期,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运动失败后,清政府是如何看待此一起义的,如何制定起义后的政策,我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杀尽长毛”,“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就怎么简单。
    
    上一个世纪60年代,在中国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美国黑人运动如火如荼,运动所引发的骚乱,比比皆是。1965年8月的洛杉矶骚乱是具有代表性的:“这次骚乱造成34入死亡,1,032人受伤,财产损失达四千万美元。”
    
    但是,在对这一场事件的处置过程中,产生了“伟大社会计划”。事后,约翰逊政府在组织事件经过和起因的调查研究时,调研机构做出了“两个美国”的结论:一个现成的美国在不公正现行政策的驱使下,正在分裂成为两个美国:一个是“白人的美国”,一个是“黑人的美国”。也正是他们这样看待问题,罪恶就只不是往参与骚乱的黑人身上推了,非但不是这样,甚至同情倒在了黑人一边。于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是“中国式”的“全民声讨动乱”,而是,社会动手
    扒掉一个又一个隔离种族的篱笆,使社会政策和政治制度朝愈来愈有利于提高黑人地位,愈来愈有利于黑人发挥作用的方向发展。也仅仅过去了50多年,黑人先后入住白宫,成为美国的国务卿和总统,试想,如果没有先在的黑人人权运动,也没有骚乱,也许在今天的美国真的可以看见一个“黑人美国”的扭曲存在呢?
    
    对比的看,中国一有风吹草动,一有骚乱,若不是“反革命分子在破坏”,就是“打、砸、抢分子在捣乱”,要么就是“动乱分子在兴风作浪”……,一句话,社会政策方面的问题、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以及当权派的责任统统没有了,有的只是参与者的罪。一锅汤原本好好的,只是掉进了老鼠。所以,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是“消灭老鼠”。
    
    孔夫子老人家在他所处的古代,就向我们提出了问题:“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朱熹老先生的回答是“典守之过也”。用这样的思想去分析美国处理骚乱的一事,我看正好符合以上两位老先生的意思。用现在的话说,在当官的身上找原因。
    
    我写这一篇文章,有如此的用意,就是我个人对于未来13亿人参与的伟大民主运动存有骚乱的疑惑,因此,我对于骚乱的这种思考和研究带有应对未来事件的动机,也可以说,想打个提前量;若不是这样的话,就是杞人忧天。
    
    (2012-09-16)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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