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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王康年的冤案——从水浒传的人肉包子到三聚氰胺毒奶粉/秋风秋水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9月06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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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互联网上有文章描述了1953年“三反五反”期间被作为“不法奸商”遭到处决的上海“大康药房”的老板——王康年的冤案。文章写道因为王康年拒绝赊账给军方出售药品以及拒绝捐钱支援“抗美援朝”,而被共产党政府诬陷向政府人员行贿和给朝鲜战场的作战部队出售劣质药品投入监狱,最后被作为“三反五反”运动中的祭刀者含冤而死。 (博讯 boxun.com)

    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又查阅到了1952年3月19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署名洪林的一篇题为《药业奸商谋财害命的罪行》的文章。该文章写道:“继奸商王康年骗取志愿军的购药巨款,奸商李寅廷用烂棉花作救急包暗害志愿军的事件之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西安、沈阳、广州、济南、太原、杭州、苏州、扬州、无锡、青岛、蚌埠、贵阳、鞍山……几乎每一个大、中城市都揭发了中、西药业奸商不顾人民健康制造和贩卖假药、坏药的严重罪行”。
    至于如何制造出售假药,文章中列举道:一是制药过程中偷工减料、掺水掺杂;二是偷梁换柱假冒国外名牌药品;三是出售失效药品。
    其中写道:“……在替病家配方时,许多药店和医生勾结,病人看病后一定要到医生指定的药房去配药。而药房则根本不给够量的药。或以次药顶替好药。这样取得的非法利润,药房拿出一部分送给医生,作为回扣。……”
    又写到:“……奸商们为了大量盗骗国家资财、坑害人民,还用了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把公营医药卫生机关和企业的干部拉下水,或者直接派遣坐探掌握重要部门,以包庇他们的犯罪行为,使假药、坏药在检验时容易通过,……”文章还有名有姓地列举了一些制造假药的制药厂、销售假药的药店以及受假药之害的患者。
    看到这篇文章后,觉得今天的现状与60年前何其相似!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出售给广州医院的假药致死人命案、山西假疫苗案、2011年浙江省破获一个医院工作人员将正规药品的空药盒回收转卖给假药贩子的犯罪网、最近曝光的胶囊案等等。至于那些与医药界有关的各级行政官员如今已不是被“拉下水”了,而是自己主动地扎猛子跳下水,2007年被判处死刑的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美国公众利益科学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20万至30万人因假药丧生。
    我本人就知道这么一件事:2010年深圳眼科医院不知道从哪里购进了一批劣质硅油(硅油:用于视网膜修复),这批劣质硅油用在了一些手术患者身上,手术后没有多久就因硅油乳化致使手术失败。
    目睹当今触目惊心的医药界之乱象,当年的那篇文章所描述的事情现在看来绝非是空穴来风。仔细观察一下,可以看到60年前和今天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民营经济结构成分在经济舞台上占了很大比例。1950年代初刚刚建政的中共政权尚未对当时的民营企业实行共产化;而经过经济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民营经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自1956年开始城里的公私合营和1958年开展的乡村人民公社化,直到1980年初的经济改革这20多年中,中国被禁锢在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物质商品也没有今天这样丰富多彩。然而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时候生活在城里的人们,上街买菜购物对所购的食品不必疑神疑鬼、去餐馆吃饭不必担心是否会吃到地沟油、去医院看病不必担心是否会服用假药,总之那时候的人们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地缺乏安全感。
    在吃饭看病这些基本生活方面,过去之所以要比今天有安全感,在我看来并非是那个时代的民风淳朴,更不是人们“共产主义觉悟道德”的提高,而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二公”的鸟笼经济使得人们缺乏利益驱动的同时也丧失了造假的动机。那个时代在城里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工厂、国营商店;在农村则是变相的奴隶庄园——人民公社,人们被禁锢在这个简单的双重经济结构下,单位的经济效益与个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对个人来说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所付出的造假代价与所得利益不成比例。试想一下,那个时代有谁会甘愿冒坐牢杀头的风险通过造假来为自己的单位增加经济收益而其所获收益对个人来说又等于零的傻事呢?“大锅饭”的经济体制所产生的结果是生产效率低下,物质商品匮乏,然而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食品和医药品倒是货真价实。毛泽东时代的鸟笼经济体制固然扼杀了人们劳动致富的活力,却也将人们造假的邪念冻结在冬眠状态中。
    邓小平时代开展的经济改革以及号召人们发家致富,人们从过去的鸟笼经济桎梏中解脱出来。一方面民营企业重新获得了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其经营模式也与从前大不相同,企业的收益与个人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因此人们在又有了利益驱动的同时,造假基因也随之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我记得在1980年代中期就听到过有人喝了用工业酒精兑的假白酒而致死致盲的事件,也听说过假药事件。1989年北京有个朋友就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以后的生活真是没有安全感了。她说的是当时媒体披露过有人在油条里掺加洗衣粉的耸人听闻的事情。三十多年的改革虽说取得了巨大经济辉煌,而危害人的假货却泛滥成灾愈演愈烈,巨大的经济成果反而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恐惧和不安。
    在天津,我有个认识人曾经经营过一家火腿肠加工厂,因为用病死猪来做加工原料,在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每周质量报告》中被曝光后关门倒闭。然而他不仅不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反而为自己鸣冤叫屈。用他的话说:现在整个行业都是如此操作的,别人做没有被发现安然无恙,自己却成了冤大头。他所说的也许是个实话,所披露出来的现象毕竟是冰山一角。
    2007年北京电视台在节目《透明度》中播出了“纸馅包子”这一新闻,节目播出后,日本的四家电视台转播了这个节目,结果使横滨中华街本来很受欢迎的包子生意一落千丈。被揭了疮疤的北京当局对此恼羞成怒,将该节目的编辑记者訾北佳以制造假新闻造成恶劣影响为由判了一年徒刑。后来我问了在北京电视台工作的人,这个节目是否是假新闻?对方告诉我说:节目本身不是真实采访而是现场临时炮制的,但是他所要反映的事情确实存在,因为无法暗中采访,为了披露这个现象,只好模仿纸馅包子的加工方式自己擅自做了这个假新闻。虽然该节目被官方宣布为假新闻,但是在政府诚信丧失和假货泛滥的今天,訾北佳所要反映的现象人们恐怕会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
    造假并不是中国特有的专利,著名电影《第三人》中的奸商哈里为牟暴利不惜向儿童保育院出售假疫苗给而使众多儿童致残。影片的时代背景是一个二战刚刚结束的一个物质匮乏、百废待兴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那种特殊环境给了那些黑心商人浑水摸鱼的可趁之机。然而在中国,物质商品匮乏时代鲜见假货,而在经济高度发展、商品令郎满目的今天,假货却随之大范围地横行泛滥,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当初的那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以布尔什维克式的口吻把这个现象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进攻”,这显然是郎中号错了脉。我倒是觉得这个现象应该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其根源。说起了那个“纸馅包子”,让我联想起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张青孙二娘夫妇经营的人肉包子店,也许中国的造假可以追朔到那个年代。这个黑店谋财害命不算,还要把杀了人的肉剁下来做成包子卖给下一批受害者,其野性与罗马斗兽场中与角斗士厮杀的野兽并无二致。
    为了不使人生走邪道,有句俗话告诫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然而这两本充满了暴力和权谋的文学巨著却恰恰不知道“启蒙”了多少代中国人。在这种启蒙下,人们从小就接受你死我活和滥杀无辜的社会现实,使每个人对杀人都会变得麻木和自然,还延伸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的哲学。今天杀我,明天就可能轮到你,这便是无可逃避的残酷现实。中国虽标榜着以儒学治国为本,所谓的“仁义礼智信”又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美德。然而在这个漂亮辞藻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那种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厚黑学在两千年前就在人们内心中奠定了的根基。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三国演义,那些风云政客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无一不使用权术、骗术。说假话、做假事的民族文化传统从那时就已铸成,“指鹿为马”就是一个典型特征。这样的文化传统只能产生劣币驱除良币的效应,讲真话、守诚信在这个土地没有生存的空间。
    今天的假货之所以泛滥成灾正是这条民族文化主动脉的自然延伸。而今天的工业文明和科技进步使造假的范围越来越广,手段越来越高,假货不但在国内泛滥还跨出了国门。为了牟利可以不惜制造三聚氰胺毒奶粉残害儿童、为了牟利可以不惜倒卖血浆导致了艾滋村的出现、为了牟利可以不惜活摘人体器官这个连奥斯威辛集中营都没有过的耸人听闻的杀人行经。造假现象不仅局限于医药行业、食品行业,学术界的剽窃抄袭成风、盗版软件的流行泛滥于市、最近在欧洲北美屡屡查出来源于中国制造的假车票等等,造假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付出了丧失诚信的沉重代价。
    有人说这是中共的六十多年的统治造成了今天的人论道德大滑坡,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作为执政者的中共政权垄断了国家资源、封杀了人们的话语权,对如今的乱象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尽管中共当局造出了雷锋这一神话来试图规范和约束人们的道德准则),然而我们可以看一下共产政权统治七十多年的北方邻国——俄国。电视连续剧《围城》中,方鸿剑一行从上海逃往乡下的途中在一家小餐馆就餐,餐馆老板将生蛆的肉公然拿出来做菜肴,方鸿剑仅仅是诙谐地嘲笑:“你们的肉还长豆芽吗?”在俄国电影《波将金号》里,当厨师拿出生蛆的肉试图用作舰上的膳食,引发了水兵们的哗变暴动。也许这两个例子不具有代表性,但是我们看看,前苏联时期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商品傻大黑粗;苏联解体后的俄国社会混乱、腐败盛行。然而不论是往日的苏联还是今天的俄罗斯,很少听说过俄国人为了牟利不惜往牛奶里、面包里、伏特加酒里掺假、也没有听说假药、假疫苗在俄国泛滥。同样是共产国家为何俄国人起码能守得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而中国人则不能呢?
    俄国之所以没有出现中国今天这样的道德崩溃的乱象,这要得益于基督教文化底蕴在俄国人灵魂深处中的支撑,尽管在前苏联尤其是在斯大林时代基督教遭到了严重摧残,但是具有历史传统的俄国东正教文化的基因却没有从根本上被毁灭而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因此当共产主义在俄国灰飞烟灭后,基督教信仰马上填补了人们心灵中的真空。
    有人说:宗教是文化的地下水。一个有宗教情怀的民族文化不仅得益其宗教的滋润哺育,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内心心灵会受其约束。电视连续剧《都铎王朝》中的亨利八世不可不说是一个我行我素、唯心所欲的君王。他喜欢沾花惹草,但他不能像中国皇帝那样地公开拥有众多宾妃,只能偷鸡摸狗般地干风流韵事,他想抛弃结发之妻——凯瑟琳皇后和新欢——博林小姐结婚,却不得不要征求罗马教廷的首肯。在以基督教为主流的欧洲各国,神权高于王权。君王地位无论多么崇高,在十字架面前他和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区别。
    反观中国。却是一个没有神权约束的彻头彻尾的世俗社会。俄国至少有表面独立于皇权的东正教神权,中国则连这种表面的神权都没有。中国主流社会所遵奉的所谓“儒教”不过是一个回避彼岸世界,而以敬奉君主为其宗旨(所谓的“忠君爱国”)的道德说教而已,即便是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也没有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引进佛教的中国并没有变成像东南亚佛教国家那样全体国民所具有的宗教情怀的国家。这种不信神的宇宙观是一个把现实世界视作为终极的一元化宇宙观。在这种文化架构之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身后哪管洪水滔天”的人生哲学观则势必主宰着人们的灵魂,在这样的文化心理架构下,为达到目的不则手段的厚黑学哲学的应运而生也就一不足为奇了。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个缺乏宗教地下源泉滋润的干涩文化。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看王康年的冤案,按照该文章作者的说法,王康年是因为拒绝与政府军方合作而被诬陷蒙冤的。在中共执政的六十多年中,被中共当局草菅人命的冤魂成千上万,从个案来说,也许王康年确实是其中的蒙冤者之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能因为王康年的冤案而漂白了当时医药界出售假药成风的罪恶事实。毛泽东当初之所以发动“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固然有为数年后对城市工商界实行“共产化”的布局,也不排除他怀有一种试图通过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和杀一儆百(总有人会为此掉脑袋,不是王康年就是张康年)的震慑效应来净化世人的心灵,使中国在一夜之间成为他所心目中的“尧舜理想国”的急功近利心理。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百年后的今天,造假之风以更大的燎原之势席卷着今天的中国大地。如今杀鸡猴不怕,无论是当年王康年的脑袋还是今天郑筱萸的脑袋都没有阻吓住后继者们前仆后继的勇气。这恰好验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那句名言:资本家“为了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人们头上既无三尺神明悬挂,内心更无道德法则,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以牺牲环境和透支未来的代价来实现眼前的GDP。这种心态的国民最终会自己把自己送进坟墓。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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