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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历史要求共产党做出正确选择/张玉祥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8月22日 来稿)
     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举世瞩目,举国关注。从政府企业到坊间地头,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基本上谁做主席,谁做总理,谁进常委。各方各派,各个阶层以至每个个人,均圆睁双眼,凝神静气,不惜道听途说,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探得些许消息,一似等待开奖摇号的彩民。此情此景,实在令人百感交集。我除了肯定其“关心国家大事”的“参与”热情之外,同时又从心底升起一股怜惜之情。这些善良的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次会议,我想无非是想借一些小道消息,以判断会不会有自己所期望的变化发生,从而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吧。
    很不幸,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共十八大必将与其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一样,成为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普通的例行会议。除了利益分配,除了为领导人树碑立传,除了推出那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所谓“理论体系”之外,除了将赵钱孙李换成周吴郑王之外,不会再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了。它绝不会是一次划时代的政治变革,它只能是对现有体制的修补延续。说句让大家失望的话:除了可能导致习酒涨价之外,夜还正长,大家艰难的生活还将继续。
     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应放在这没有可能的期许上面,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只有一个人能拯救美国总统,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自己”,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只有靠每个人自己。 (博讯 boxun.com)

    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似乎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放在对中国国情,放在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作清醒认识,并加以理性的关注上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的症结所在,才能真正从中找到中国正确的发展道路,才能明确中国到底要去往何处,从而真正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天真的以为换了领导人就会有改变,那就如同希望美国人会放弃国家利益来支持中国民运一样,是极端幼稚的。
    我们只有真正地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不甘历来顺受地做愚民顺民,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国的民主化建设中来,方才正确和有意义。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此时的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日子也并不比老百姓好过到哪。除了锦衣玉食享受特权贪腐掠财之外,他们的内心也是很不好过的。如果说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人民是压抑和郁闷的,那么,他们也一定觉得这“皇位”做的并不轻松。如此深重的社会矛盾,令他们进退维谷。恐惧和疲于应付,是他们的心理常态。他们比我们更加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这个摊子已经烂到何种程度,他们比我们更加清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道理 。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只有实行真正的政治变革才能挽救目前中国“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从当年的朱镕基和现在的温家宝那些既要保持党性原则又十分无可奈何的表白中便可得到想象。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军队领导好像又在强调什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了。按照政府说话必须反听的原则,军队也是人心思变了。是做党卫军还是做人民军,是服务一个集团还是服务于全体人民,军队越来越有自己的选择,越来越觉醒。这也是更加让他们睡不着觉的一块心病。
    那么,中共为什么不思进取,拼命维持现状呢?我想,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中国的大势所趋是什么(开国皇帝毛泽东早在1942年就和蔡元培说过,跳出周期律的唯一法宝是靠民主)。他们不作为的根本原因是放心不下自身利益,下不了决心的主要原因无非还是那打江山坐江山的冷战思维。他们难舍既得利益,害怕“社会动荡”,恐惧清算是他们真正的心结。他们对民主的后果过分担心,害怕复仇,害怕人头落地。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虽然唱了几十年民主,却对民主的要义没有真正理解的缘故。他们死抱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冷战思维,从不认真去研究世界民运历史,从不认真去研究民主的真正要义。我想,蒋经国先生当年在处理美丽岛事件时所说的一句话应该非常值得中共领导人好好深思和学习:“(历史上)哪有千年的江山?”蒋经国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正确面对历史和现实,划时代地开放了党禁报禁。虽然后来国民党下了台,但是在再后来的某个历史时刻,我们又看到国民党重新成为了执政党。同样道理,如果真要维持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地位,那么,中国领导人就应该向蒋经国学习,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励志变革,真正地实行“改革开放”——修改宪法,开放党禁,带领中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这不光是救中国的善莫大焉的好事,也是对共产党自身利益的最大维护,这也才是对共产党真正的负责。诚如斯,虽然共产党可能会在一时间 “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一定仍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历史机会。当然,它的前提是中共集团以他的党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为考量,而不是自私地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既然民主是救中国的不二良药,那么中国就应该毫不动摇地走民主强国之路。民主运动的主体是人民,只有广大民众真正觉醒并主动参与到民主运动的伟大实践中来,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成功。当然,要唤起民众,我们就要坚决抵制愚民教育。人民也只有对中国国情和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正确认识了,才能主动参与到运动中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汇聚民意,形成压力,迫使中共做出正确选择。
    中国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呢?
    政治现实
    一党专制凡六十余年,是中国社会灾难频发和乱象丛生的半个多世纪。得益于毛泽东早死、江青弱智、华国锋无能而上台的邓小平虽然进行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较大发展,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执政者也在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甚至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并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东西都只是停在纸面上的,只是为了应付国际社会的指责和愚弄国人的。中国的政治现实仍然是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执政集团顽固维系威权统治,排拒任何政治变革,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国家灾难。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的激化和群体事件的激增,正在显示着失控趋势(最近江苏爆发的启东民众冲击市政府,扒光市委书记衣服事件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公权垄断,分配不公造成了深入骨髓、积重难返的贫富分化和全面腐败(尤其是司法系统,本人最近亲历的经济纠纷诉讼,各种的腐败让我体会尤深。还了钱却仍然被判还款,实在是太过荒唐!)。国富民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为了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政府毫无理智并近乎疯狂地以牺牲国家资源和子孙后代生存空间为代价,杀鸡取卵般地发展现有经济,给中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环境灾难。天灾不断,人祸频仍。对自己的国家,大多数人已经绝望,去国之势,大潮汹涌。从贪官污吏到中产阶级,人们纷纷“逃离雅典娜”。
    国家财产被既得利益阶层源源不断地大量转移到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裸官现象愈演愈烈,国家财富已被严重掏空,“可持续发展”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种美丽幻想。
    现实政治中,共产主义理论已经成为笑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已经完全失败(连胡锦涛总书记恐怕也不会相信吧)。而不断标新立异的短命“理论”也越来越理屈词穷并缺少底气。一个领导人上台推出一种理论,让整个国家无所适从。
    国家没了精神支柱,民众信仰已经真空。杀人越货,男盗女娼,道德沦丧,正义缺失。以薄熙来为代表的窃国集团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尖锐,政府的统治危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
     惶惶不可终日般的极端恐惧之下,政府草木皆兵。人民不能集会,六人以上聚集需要申请报告。离十八大召开尚有数月,便声称要“举全警之力保卫十八大”,“要举全军之力保卫十八大”(“一旦有事能一声令下,完成任务”)。(让人实在不知道为政府什么要如如临大敌,是不是得到可靠情报,有什么组织或有哪个国家在那个时候要轰炸北京人民大会堂)
    为了维护一党专制和既得利益,维稳成了中国的最大政治。政府严厉钳制舆论,打击不同声音,对异见人士疯狂迫害。推行更加严酷的、前所未有的国家恐怖主义。
    经济现实
    从最近的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颓势已现。种种迹象表明,2012年GDP增速全年保8的难度似乎很大(截至6月份增长率为7.6%,是三年来最低点)。出口方面在减速,投资方面在减速,作为近些年主要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房地产也在减速。而通胀方面却有增无减,CPI今年第一季度是百分之三点二(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政治数字。虽然专家们的推测实际通胀为百分之十六左右。但在遇到上帝他老人家之前我只能引用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经济衰退,投资环境恶化,发展严重缺乏后力。那种大病初愈般的快速成长已经好景不在。政治体制对于经济领域的制肘已经越来越显现。甚至于“世界工厂”的地位也因不习惯遵守规则而行将为拉美、南亚等国家所替代而不保。
    在2009年,中国政府投入了四万亿巨资来弥补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但与此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泡沫。 无可奈何之下,降准降息成了唯一手段。可是,不管是降息还是降准都是在加大货币的流动性。而货币的流动性增加又必将进一步推高房价。保增长和消除房地产泡沫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政府不可能同时达到两个目标。事实也证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投资推动,造成了制造业过剩,房价过高,而且,现在再采取这种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已经是力不从心。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由投资、消费和外贸做为支撑。但政府可支配资金和可使用的手段不足。他们试图通过民间资本来激活国有资产、盘活中央政府投资不足的目的也很难实现 ,因为民资机构对中央政府极不信任。
    中国的经济分配形式,造成内需很难拉动,经济改革步履维艰。权势集团已经劫持了这个国家,他们垄断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那种寄希望于某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登高一呼,叱吒风云,迎刃而解所有问题,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中央政府推行的调试政策运行非常困难,权势集团对国家的挟持已经引起市场反应。各种政策已实际上变成各方利益集团妥协调和的结果,公共政策没有了公共性,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升斗小民,除了捂紧口袋,“长夜难明赤县天”,美好生活之于他们,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
    另外,政府把政权合法性与经济成长紧密联系起来之后,一直在制造着“繁荣”的“奇迹”以欺骗国人。一切有欠繁荣,萧条、危机的信息,被统统掩盖。每当经济出现大的问题,他们便让国家统计局出来公布数据,以图社会安定。 其实,表面繁荣的景象后面已经是暗流涌动,歌舞升平的背后是“万家墨面没蒿莱”。人们有理由推想,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出现无预警性崩溃。
    外交现实
    由于顽固实行一党专政,严重背离国际公认的普世价值,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非常失落,国际盟友分崩离析。“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景象已是明日黄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成语现在用于自己似乎更为合适。放眼中国外交,虽然割地赔款,以牺牲本国主权和资源换取他国欢心,但小国穷国仍然不断与台湾建交,把中国搞得顾此失彼;欧盟、日本、美国等仍然时刻寻找机会羞辱、诋毁甚至是分裂中国;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再没有像过去那样是“兄弟手足”;即便是意识形态相同的朝鲜、越南,也再不把中国当一回事了。当前,在中国外交部的对外发言中,除了抗议就是遗憾、不满和谴责。看一看发言人那僵化机械的表情,我们到哪里去寻泱泱大国的威严!最近的钓鱼岛事件,更加让中国人汗颜至极,无地自容。俄罗斯韩国的领导人敢于登岛宣誓争议岛屿主权,普京一句“俄罗斯土地虽多但没有一寸是多余的,解决纠纷的唯一办法就是战争”,让人感到了真正的大国威严,让人感到了真正的威权和回肠荡气!可是我们的领导人在哪?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到自己的土地钓鱼岛去看看??几个保钓义士去几回被扣押几回,实在是有损国体国格!(我建议政府以后干脆不要再说钓鱼岛是中国的什么固有领土了)在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我们非但不是朋友遍天下,反而是朋友寥寥无几,在有些问题上,中国甚至已成孤家寡人。中国外交已经无法向人民交代。
    中国的外交为什么如此失败?我想除了领导无能,缺少外交智慧外,除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南海问题、疆独问题等现实和客观因素之外,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错误。
    为了讨好欧盟、日本和美国,中国政府不惜牺牲原则,屡屡妥协。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明明是无所作为,却美其名曰“韬光养晦”。(还说什么要等100年,我不知道这样下去,中国是否还能活到100年)另外,在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中, 中国到处宣扬和推行不现实的和谐世界与和平崛起的理论,自己困住自己的手脚。思维混乱,缺乏真正的长远眼光。
    中国试图不让以人权等原因干涉、特别是武装干涉他国内政成为一种国际惯例,中国多次要求与欧美尊重相互核心利益,但这似乎不太现实。美国独立宣言及法国人权宣言被视为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人权宣言,人权是他们的立国之本。按美欧的标准,中国人权状况远未达到他们的预期。尽管尊重他国主权是国际法原则,但卡扎菲、巴沙尔之流剥夺了人民的人权,因而不再合法,故将其推翻是理所当然。而中国与西方在此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必然要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投票中反映出来。
     我们来具体看看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在处理几个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表现 。
    在最终导致多国部队对伊拉克采取“沙漠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表决中,中国虽未投反对票,但却成为投弃权票的唯一常任理事国;当世界上多数国家一致谴责前南联盟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对阿族进行种族清洗导致科索沃战争时,中国却与俄罗斯一起,成为反对谴责南联盟独裁者的少数国家;在对利比亚建立禁飞区的安理会投票时,中国虽未反对,但却又成为投弃权票的少数国家;在有关安理会的叙利亚表决中,中国又一次选择了与俄罗斯一道,站在了少数国家一边,票数极为悬殊13∶2。更有甚者,在稍后进行的联合国一般大会表决中,中国再一次站在了少数国家一边,票数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137∶12。而且,在12个投反对票的国家中,除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外,朝鲜、古巴、伊朗等都是被视为世界上最声名狼藉的国家。
    过去,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投票中,非洲国家居功至伟。而今利比亚民众却在中国驻利使馆门前示威,这在中国对非外交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而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日本、印度甚至澳大利亚都站在了越南及菲律宾一边。 如果说,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国融入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并因此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的结果,但是中国在价值观和政治上依然没有融入现有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双方的抵触和冲突正在加剧。中国正在为了维护专制体制和现有国际体系的价值观进行对抗。但可以想象的是,如果长此以往,中国也最终会被国际社会所抛弃。
    生活现实
    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把人异化成物欲的奴隶。去集体主义后,中国经济完全是靠国家集权掠夺式的财政收支维系,而这一收支体系在官僚体制的支配下顾此失彼,在供养不断膨胀的官僚权贵之外,全民的经济需求无法维系和满足。财政则举步维艰,捉襟见肘。通货膨胀持续恶化,实体经济全面萎缩,中国经济已陷入滞涨的局面,公有的未必公有,私有的也未必私有,权贵们富可敌国,老百姓一穷二白,国富民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内心充满了压抑不安,人心思变。
     一位年轻人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到:“ 我的祖国已经越来越显现出浮躁,狂热,悲哀,迷茫的气息。社会在财富的迅速积累下,糜烂与堕落,国富民衰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各级政府处处想着与民争利,社会两极分化异常严重。富人们肆无忌惮的忘乎所以,穷人们走投无路般的苟延残喘,青年人的思想在社会的约束中被扼杀,中年人的幸福被居高不下的房价击碎,老年人的健康被日益污染的环境毁灭。学术界一潭死水,文化界死水一潭,政治界腐败堕落,娱乐界本着娱乐至死的精神,麻痹所有还有一丝想要抗争与改变的人们,所有中国人都在争骗抢夺,生怕自己被别人挤下去。高油价,高房价,与民争利的地方政府绑架了整个中国的向前发展,弱小的人民只有在网上穿着马甲,搞笑娱乐,无奈自嘲,解构雷人。这便是如今国家最大的可悲。看似表面的欢声笑语一团和气掩盖着深深的悲哀。看似繁荣向上的祖国,却处处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危机。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年轻人,我担心未来的国家会像虚幻的巴比伦之城一样在顷刻间坍塌毁灭。所以,我亲爱的祖国,请你不要继续堕落了……”。
    一声声一句句,揪人心肝,不忍卒读。我想如果政府不是妄加定义,从字里行间来看,应该看不出是出于敌对势力的杜撰和妄加,此年轻人也不应该是什么敌对分子,他,就是一个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一名普通青年。他所表述的,就是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真实生活感受。
    说句实在话,就生活水准而言,现今的中国也许不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国家,可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里感到生活得不快乐呢?最近有一条微博写得很有意思——中纪委:中国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并不现实;交通部:中国取消公路收费并不现实;教育部:中国教育全部免费并不现实;卫生部:中国全民医疗免费并不现实;计生委:中国取消计划生育并不现实;发改委:中国成品油降价并不现实;全国人大:中国公民独立参选并不现实…..所以,他们得出结论,中国人都不是生活在现实里,所以没办法快乐。
    可以毫不夸张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生活在中国的人,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人。虽然本人没有实际上在国外生活过,但可以从各种资讯中,从人们的移民浪潮中,从生活在中国的现实体制的感受中可以得此判断。这个国度的人民没有信仰,没有权力,没有隐私,没有尊严,政府垄断一切资源,公权被滥用,人民从没有被真正的当人看待。那种认为部分人有了一点钱就认为中国人民的生活就是很好了的认识是浮浅的,因为这些人也许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人的生活。何况,我们的人民虽然收入不是世界上较低的,但负担却是世界上最重的。我说的不仅仅是经济负担,它还包括精神负担。从我下面引用的一篇文章所给出的数据中便可以帮助我们具体知道中国人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现实中。
    “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中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现实中,美国是3:1,日本是4:1,发达国家最高的是悉尼为 8.5:1,纽约7.9:1,伦敦6.9:1,首尔7.7:1,东京7.9:1,新加坡5:1,而中国20~30:1,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达到 40:1。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一向将称成功消灭了多少贫困人口列为政绩,称中国贫困人口只有4,300万人,可要分摊联合国经费时,中国却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 25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 5亿,高居世界第二位。
    195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的1.1倍。但经过50多年“翻天覆地”的增长,到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韩国7%。
    奥巴马日前接受采访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停留在美国1910年水准。
    中国历代民、官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 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中国:25.6%,印度:6.3%,美国:3.4%,日本:2.8% 。
    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中国:3.8%,印度:19.7%,美国:21.5%,日本:23.3% 。
    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
    现在中国有“裸官”118万。平均每个省(直辖市)有3万多名“裸官”,如按全国2,000多个市县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关于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资料:以2004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中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中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中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中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 7.5%。
    据官方统计,2006年中国政府逮捕了604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是2005年的两倍。同样,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而遭逮捕的人数在2007年(742人)相比前年增加了23%。
    中国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全球第一。
    各国政府费用比较: 德国:财政收入的2.7%,埃及:3.1%,印度: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而我们中国是30%!这还只算公务员部份。而我国的税收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每年要给政府纳税 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每人要给政府纳税:18,461元。
    物价,97号汽油价格是美国的1.3倍,电影票价格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价格是美国的3倍,宝马Z4在中国的价格是9万美元,在美国是3万美元,Levi’s牛仔裤价格是美国的7 倍。房价,早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若干倍了。
    1997~2008年间,劳动力工资的增速是11.6%左右,但是财富性收入,比如国企利润增速是32%,政府土地转让金收入的年均增幅超过33.6%。
    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药品污染、工业污染的结果就是癌症村的出现,癌症的发病率大幅上升,先天缺陷大幅上升。全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残疾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天则所(一所调查机构)报告展示统计称:与民企相比,2001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地租3.09万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 1,198亿元。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利益,远大于同时期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所长盛洪说:“国有企业已被内部人控制了”
    中国政府开支44%用于养活公务员,而日本仅为2.5%。
    保守评估,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总数在20万左右,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占0.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意外伤害是中国0~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每年有超过20万的0~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64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因为贫穷导致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居世界第一。
    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估计,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致死的人数为65万以上。世界银行同年估计污染在中国每年致死75万。
    呜呼!这就是中共治下的社会真实,这就是中国人每天要生活的真实处境。悲催中国!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贫富分化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改革的成果造就了一大批权利新贵,财富定向源源不断地流入特权阶层和官僚阶级腰包。“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实际上就等于商家说消费者是上帝样令人怀疑。
    财富的高度集中使中国实现了阶层结构定型化的倾向,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权利经济和官僚资本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的中产阶级很难长大成人,那种寄希望于中产阶级发展之后带动中国转型的想法也许比人类移民火星的进程还要遥远。
    私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的股份制经济的改造,都使得中国不但没有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纺锤形社会结构,其社会结构反而与南美国家、东南亚的泰国、菲律宾等国相似,成了两极分化的金字塔结构社会。上等阶层少,下等阶层、社会边缘阶层相当庞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属于社会下层与边缘阶层。
     阶层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从中国大中城市基本上已形成富人居住 区,并形成一个个戒备森严的高尚住宅区,以及城市居民消费格局的阶层化——已形成专门供富人购物的各种精品店与专门供穷人消费的地摊等消费分层现象可以看出。   
    然而,政府每天还是在粉饰太平,山也欢呼海也跳跃,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中国人民被幸福的似乎可以藐视全球,各种主流宣传媒体的广告灌输似乎让我们觉得美国人的生活比之于中国还差的很远。可是,我想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愚民了。人民可能更加相信他们自己的切身感受。不管政府如何掩盖和洗脑,人民也会从薄熙来贪腐六十亿和杀人越货的事实中联想那些尚在宝座风光无限极尽威严高喊廉洁的大员都是些什么角色,中国人民从来不乏想象力。政府似乎也不应该再无视和侮辱人民的智商。
    民运现实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代又一代的民主先驱、志士仁人,为了人民的福祉和国家前途而前赴后继。
    从19世纪中期中华大地上发生“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皆因顽固势力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20世纪初那场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使得中国的民主化历程又一次被迫中断。虽然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也终因国共内战再一次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并一直延续到今日。
    今天,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仍然没有停下它的脚步。但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命运却无疑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由于极权主义国家机器的镇压和破坏,当代民主运动显得非常弱势,并几近消灭。“民运分子”要么被流放海外,要么被判刑收监。刑满出狱的也每时每刻处于严密监控之中。今天的民运,特别是国内民运,难以组织化运作,工作局面很难打开。他们孤单无助,缺少外援,一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前方战壕里那些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的红军战士。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坦克,除了以身殉国的信念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别力量了。
     除了互联网,民运已经没有任何活动阵地。大部分省区的民运群体,基本上都成了散兵流勇,甚至有的地方已成空白。而作为民运的另一种方式——维权运动(我称之为准民运)虽然风起云涌,但最终也不是握有一百多万警察和三百多万军队的统治者对手。经天纬地的民主运动在中国仍然属于初级阶段。
    究其原因,中国民运的不理想状况,除了专制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除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为了其自身经济利益和国家战略及安全需要,放弃有力支持中国民运,使中国民运缺乏资源和国际支持以外,我想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民主运动是最为崇高的人类活动,在它的成长初期,其队伍必然是由国家民族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必然是先知先觉和志士仁人先行,而后再影响和带领民众的一个过程。对于民运领袖来说,没有非常之人格就不能做这非常之事业。革命是人类的最高艺术,对于民运领袖来说,没有伟大的能力,也不能做此非常之事业。客观现实虽然严酷,但我认为它不一定是必然陷民主运动于困境和失败的根本原因。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其客观环境是没有不严酷的,(我们的“老师”——中国共产党当时所处的环境也是非常严酷的)如果一味的强调客观原因,则不是革命的正确的态度。一味强调客观,如果不是为了开脱,则必然是在认识上存在问题。
    这里我也不得不谈谈民运队伍和民运领导人的现实问题。
    本人自八九六四以来,一直置身于中国民运的风口浪尖,亲历了中国二十多年的民运历程。得益于前辈先贤和现代资讯的发达,使得我较早地从中共的愚民教育中清醒过来,实现了从一名中共军官到一个民主战士的华丽转身。这是我人生重大而正确的抉择。期间从成立民运组织,到被捕入狱,到出狱后被长期监视,再到后来不断联络和接待各地民运组织和民运领袖,不断地被喝茶被旅游,不断被警告,不断被拘留,以及写作、谋生等经历。王炳章事件加速了我母亲的死亡。共产党除了摧残本人,也严重耽误和扼杀了我的孩子和家人。当年所有的“光荣和理想、美好与希望”,都随着自己“不识时务”和“好日子不过”的选择戛然而止,困顿和苦难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无奈之下答应不写文章养家活口做生意,却又在稍好之时被共产党推进万劫不复之境地。
    在此期间,除了应付迫害,我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此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不得已地与共产党国安“打交道”的经历也让自己收获颇丰。可以说,我对中共和民运两方面都比较了解,共产党的手法思路和思维方式,我是很熟悉的。在这里中共方面就按下不表了,我还是循着思路来说说我们民运的情况。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运队伍可以说没有真正光鲜地存在过一天。由于专制政府的极力打压和严密防控,民运的成长非常之难,其力量也非常薄弱,过得硬的民运组织和民运领导人少之又少。
    一些有海外背景的精英分子和组织一开始是好的,特别是在“六四”过后的一段时间,得益于当时大的国际背景,民运的运作基本上还是有声有色的。但是在以后的实际运作中,就暴露出了民运自身的很多不足。山头林立,组织涣散,纷争不断,冒功作秀,特别是一部分民运领导人综合素质不高,一些人自身受共产党专制制度影响很深,其思维方式、行事方式和共产党大同小异;有的因长期困于牢狱,受过共产党“特殊照顾”,从而形成他们性情上的多疑、好斗、自尊、自闭、甚至几乎不懂人情世故,有着严重的性格缺陷和精神障碍。加之又没有经过严格的民主体制的领导岗位锻炼,没有领导政治组织的经验和知识,缺乏经营事业的组织能力,不少人好名好利、浮夸自大,私心有余而公心不足。更有甚者,有些人因为名声在外,往往在“光环”中唯我独尊、独断专权,不遵守民主程序和原则,不能团结人,也不能公正分配利益,反而引发组织矛盾和组织涣散,海外先后加入过民运队伍的人数达二、三万人,但是,现在多数人或是淡出江湖,或是对民运失望而离开。所有这些,是海外民运的普遍现象。
    海外民运是如此状况,国内民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应该说国内民运在面临中共的高压暴政之下,还是显得坚韧有力的,他们舍生忘死,忍受着心灵的孤寂,承受着生活的苦难,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和高贵的坚持,和专制体制作着不屈不饶的斗争,一批又一批的民运人士不断涌现,一代又一代的民运精英层出不穷,他们在忘我的奉献,勇敢的战斗。但他们缺少外援,在国际社会国外的民运组织基本上没有大的支持配合,只能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用自己的存在和微薄的力量延续着中国民运的香火。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很多人也是综合素质不高,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发发牢骚甚至是谩骂宣泄的斗争阶段。缺乏斗争经验,幼稚迂腐,空头政治,不懂得如何将自己和运动结合,不懂得如何将民运与人民结合。另外,在反迫害反分化的斗争中,显得幼嫩懵懂,根本不是共产党对手(更遑论与共产党抗衡)。他们剩下的唯一武器便是理念和道义的力量。
    总体来说,缺少有能力有底蕴有作为的精英群体和异见领袖是国内民运的具体现实。这些问题可能在民主化之前的反抗中共专制和腐败的现阶段被忽视,很多人还没有观察到这一点。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打开民主化之门的时候,异议领袖群的素质能力问题将会逐渐凸显,在真正天降大任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就会显得准备不足和捉襟见肘。
     不过,中国民运的不理想状况,我们也似乎没有灰心丧气的理由。比较一下东欧和苏俄,在“民主化之门”打开之前的极权主义专制之下,除了波兰等国,这些国家的民运和人民抗议活动,皆未达到中国这种程度。前苏俄在戈尔巴乔夫开启民主化改革之前,社会的民主运动皆比不了中国民运。我说的主要是民众维权抗争运动。
    那么,我们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实际状况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些什么呢?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到底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到底应该如何去走??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当局和民运(民间)都必须客观对待的大问题。
    在共产党这边。
    首先应该面对客观现实,做出正确的历史抉择。现今的中国,社会矛盾所积累的全民心理能量有可能如核武裂变般爆发,政权危机已近临界,由威权统治向民主宪政转型的条件已经成熟。无论是国际国内的呼声还是基于理论上的阐述以至于世界上各个威权政府的转型实例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你们那些中国特色和什么中国不适合搞宪政民主都是骗人的鬼话。我想你们也早已是心知肚明。既然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实现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既然没有千年的江山,多做三二十年江山又有多大意义?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不管再怎么扩大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政权总会有走到头的那一天。这正如一个人不管再怎么营养锻练,总免不了临终一死是一样道理。那何不顺应大势,敢做勇为, 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根本福祉为考量,彻底抛弃那一党利益,做出对历史对国家负责的正确抉择?何不“杀了皇帝,效了蒋氏(经国)”,真正地走民主宪政之路,为共产党留下后路同时也为中国为子孙后代留下后路?那种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的思想是极端危险的,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暴君行为,是反人类的。其后果也是很严重的(看看萨达姆们就会知道)。况且,在人类基本是一家的今天也似乎没有实现的可能。社会在进步,人民在觉悟,他们不再是任人宰杀的羔羊。另外,你们的意识形态已无法保证你们的统治地位,因为中国的不得利益者总是大多数。共产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没有了市场,而且正在产生负面效应。
     从长期来看,体制内也无法集结统一内部意志,掌权者的统治意志已经出现严重分歧和动摇,更多的人不愿意也越来越不敢把坏事做绝。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给自己留后路。共产党治理一党腐败已经力不从心,更遑论治理好这个国家?既然民主宪政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既然“不改是等死,改革是找死”那么,死国可乎???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你们当拿出勇气,实行变革!
    也只有这样,共产党在中国的文明进步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才能得到肯定和认可,历史也将給于你们最可能高的历史地位与评价。诚如斯,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国家和人民也才会原谅甚至会感谢你们。
    一个瞬间的壮举对于历史的贡献绝对会超过你们为自己树碑立传九十年。在历史需要你们做出牺牲的时候,你们是否可以真正地如自己宣称的那样,为了中国的“劳苦大众”而牺牲自己暂时的利益??
    在民运这边。我想说的话似乎要更多些。我们大多数人投身民运,其基本诉求还是中国实行民主宪政,而不是自身的恩怨情仇,在追求的同时,我们当正视中国现阶段实际、民运自身状况和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客观现实。我们不能不承认自身力量的不足。除去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因素,须知共产党要拍死我们还真的叫易如反掌,一如蒋介石当年对方志敏说“杀个将军并不比动个棋子困难”一样。中国当前的境况要有实质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共产党的真正觉醒和抉择比什么都来的更加重要。掌握国家机器的是他们,垄断国家资源的是他们,掌握整个国家公权的还是他们,即使他们大限已到,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力量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如果共产党能够自己主持政体变革,比起任何一种方式都节约变革的成本。“拼将十万头颅血,誓将乾坤力挽回”的豪情似乎只应该是我们的决心与豪情。如果砍了我们的头就可以让共产党下台或是说中国的民主宪政就能实现,我想很多人都不会惜“此头”的。像利比亚叙利亚的方式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再者,即使是现在共产党拱手相让其政权于我们,看看我们的实际,我们有能力担负接管整个国家的治理大任吗?等到我们成长起来,在今天中国的现实社会里,似乎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的民主宪政不能等,中国不能等,中华民族不能等。因此,大家也不要整天一副血债还要血来还的架势,这样会吓着人家的。 “血债血还会导致宪政的迟延,因为掌权者会有所忌惮”。
     宪政来自于信念。宪政也必然在相互期许中产生。中国转型的主体在民间力量,但变革的推行在特定的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执政党或其领袖往往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这个从台湾民主转型的实例中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今天的执政党面临的是往左走加速其消解和崩溃,往右走则产生政治改革不可逆之困境。变革力量首先要将掌权者作为主要考量因素,就是他无论作为个人还是集体都具有的威权因素,转型之于他们,往往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他们也不是不可能将社会带向转型,有的人现在矛盾的心里很重。我们在判断人的时候要对事不对人,我们只对制度的优劣不对人的善恶,给予这个制度下人性善恶更加宽容的对待。凝聚并释放和平民主的公民意志以驯化国家机器,让体制内外都充满信心,让掌权者充分意识到其一步一步的释放权力,走向宪政,不仅没有坏处,而且对他们也有好处。在民间释放并进行和平民主努力的同时,让掌权者 “没有敌人”,没有担心,这也许才是让他们痛下决心的最好方法,或许也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民主宪政的实现向来都有历史的逻辑,不可能有捷径,更不可能实行 “大跃进”。
     另外,广大的人民,特别是中产阶层也要担负起历史变革的责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人民应该认识到只有自身觉醒和联合起来,才能过上自己幸福的生活。在既有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剥夺与压迫难以逆转,并愈加深重,积重难返的境况使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这就决定了底层人民与统治集团的关系将难以调和,并且最终难以摆脱暴政与暴民的历史循环。底层人民被一直压制得喘不过气来,人民在经济、教育、科技、社会现实等方面的话语权几乎完全丧失,没有博弈妥协的能力,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只有靠虚幻、麻木的方式来解决。这里只剩下民粹主义的风云际会,真正的自由与尊严诉求总被各种情绪无情湮灭,再加上统治者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屑一顾,或许注定了他们与统治者之间向来是一种零和游戏。 所以, 普通民众首先应该行动起来,彻底改变中国人只能做顺民的历史。要力所能及地宣传民主,保护和支持民运人士。生活的艰难,压力的沉重,不应成为事不关己的理由。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除去突发的政变和起义,或者是统治者的良心发现外,中国社会的变革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经济、政治、文化、信仰各个层面,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通过暴力革命一夜功成。所以,它迫切需要每个个体力量的整体汇聚。
    中产者需要清醒的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和前途,虽然中产阶级在目前还是少数,但无疑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比起底层民众,你们的生活应该比较富裕的。但物质生活的温饱并不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没有政治权利,就与皇宫里的丫鬟太监无异。自身小康但不能小富即安麻木不仁,要有社会担当,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担起改造中国的重任。今天的中产阶级大多数是靠自己的诚实与辛勤劳动得到,与靠掠夺而暴富的权贵阶层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力量无疑是很有优势的。为了自由与尊严,中产者要自觉联合起来,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
    怎么办???
    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中共十五大行即将召开,中国社会要求政治变革的声音越来越响,民意如此,中国的变局已是不可避免。此情此景之下,要不要宪改已经不需讨论,中国如何宪改,宪改的有效路径是什么,怎样宪改才能平稳更替,让人民免遭折腾,让中国走出治乱怪圈,这才是需要全民讨论和全社会达成共识的关键所在。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转型有可能产生的社会动荡,实现社会转型的平稳着陆,我在此提出如下意见以与当局和各界人士共同探讨。
    在我推出中国政改路线图之前,我还是想花点篇幅先说说南非,说说曼德拉。
    从1911年始,当时的白人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将黑人赶出城市,圈定在偏僻边缘的穷乡僻壤,将黑人和有色人种固定在受限制的“家园”里,以“保护不同种族和文化的独立发展”。1949年甚至规定不同种族不得通婚,黑人和有色人种变成了没有丝毫权益保障的廉价劳动力,生活暗无天日,“阶级仇恨”天高海深。
    南非政府成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医治种族隔离时代留下的创伤。那些制定种族隔离政策的人在哪?那些杀害黑人与政治犯的罪魁祸首将如何惩罚?那些遭受苦难和迫害的家庭将如何赔偿??按照惯例,按照历史的通常做法一定是成立特别法庭或将他们交由国际法庭对其进行审判。但曼德拉和南非新政者却认为,应该有一种新的思维来面向国家未来。因为同一个家园的人们还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如果通过审判的方式来惩罚他们,可能会撕裂国家族群关系,造成新的人道灾难。他们基于宗教和南非传统文化中的宽恕精神,通过还原真相,宽恕罪错者达到和解,从而使南非获得了没有负罪感的未来。
    1995年12月16日,对于南非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日子。16名南非人权活动家、律师和宗教界的领导人聚集在南非大主教图图拉位于开普敦的家中,举行了真相和解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他们肩负着揭开一段黑暗历史的真相和埋葬旧时代幽灵的使命。四个月后,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一名女证人向委员会成员讲述了她的丈夫——一名黑人活动家在1976年被从家里带走就一直没有活着回来的经历……。
    任何一个宏大的命题,都与一个个具体的人有关,更深入一点的说,都与每一个人的心灵有关。南非民主新政倡导了追求真相,却进行了宽恕,和解了敌对也获得了未来。当一个人女人永远的失去了丈夫,当一个母亲永远的失去了儿子,她们却向当局向社会索要真相。她们要不回自己的亲人,她们只有索要真相。因为只有通过真相,人们才能认知正义才能使恶行得到惩罚,才能使同样的事情不发生在别人身上。真相因此具有黄金一样的价值。
    那些在暴政之下作恶的人们,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与痛楚?让他们在新制度下也享受做人的尊严,让每一个人都通过还原真相来获得解脱,这是南非珍惜与和解委员会的最高精神追求。所以,当时做了27年牢的曼德拉毫不犹豫地说,“将武器扔进大海”!他不是简单地通过处罚获得解气获得正义,他是要让整个社会通过真相与和解重建理性与互信,使每一个人真正成为有良知的、向善的人。这是一种对人的灵魂的救赎。
    南非的变革模式值得我们效仿!中国人在冤冤相报的历史循环中已经转的太久了,暴政和暴民的政治生态已经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今天的中国,执政当局和人民都迫切需要新思维,以一种更加现实更加节约也更加高贵的方式赢得未来。
    我提议,在维持共产党现有执政地位的前提下,由现政府主持,实行先“训政”(培训宪政)后“行政”(实行宪政)的两步走战略。训政期为五年,中共承诺五年后实行民主宪政。训政期主要用于修改违背民主宪政精神的现行制度和各项法律,培育全民宪政意识,为实行民主宪政创造条件。具体做法如下:
     1、成立全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向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声明五年后实行宪政。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由政府、民间、民运、和历次政治迫害中的受难者家属代表组成,邀请联合国、国际法庭、世界人权组织等国际机构进行监督。政府向全国发出社会和解倡议。举行听证,公布真相。政府就执政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给国家和个人造成的伤害向全国人民道歉。释放所有政治犯,对受难者和受难者家属实行国家赔偿。人民不追究共产党执政期间所犯下的罪错。
    2、成立中国民主宪政筹备(过渡)委员会
    委员会由现政府人大代表、民运代表、人民代表、商企精英、法律专家组成,邀请民主国家政治顾问参与指导,邀请联合国派员监督。该委员会暂不实际管理国家政治。其功能是组建民主政府机构。全面设计科学的、完善的、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民主宪政制度。五年后施行。
    3、修改现行宪法和改革现行人大制度
    废除现行宪法中一切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四项基本原则),或将此放入共产党党章。改变目前党政不分、功能重叠的不类政治,真正还政于民。真正以宪法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真正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到实处;改变人大代表的选举和产生制度,改人大代表为民意代表,实行民意代表职业化。
    4、有限开放党禁报禁。容许民间自行结社。由现民政部主持接受社团登记备案并加以在宪法精神下的管理。容许民间办报, 取消网络审查控制,尊重人民的言论自由。落实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
    5、修改现行法律中一切不符合主权在民和剥夺人民权利的所有条文条款。立即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6、吸收民运人士和社会精英进入现行政协,参政议政 。
    7、逐步试点军队和武警部队的国家化(可先从一个军区或一个军分区做起),取消军队中延续至今的原苏军双轨制模式,取消政治委员编制,使军队先置于政府而不是党的领导之下,为逐步实现军队国家化做准备。
    8、改革宗教管理: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现行宗教团体必经登记的前置条件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9、履行国家义务,杜绝金钱外交。对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实行政府包干制度,真正将财富用于本国人民。成立反财富转移机构,严控财富外流。
    社会和解的实质是和平转型,其要义是和平民主,其宗旨是不造成社会动荡和人权灾难。它需要全国上下共同参与配合,需要各派各方特别是共产党站在历史的高度,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以一党一己的利益为考量,在利益均沾和利人利己的前提下进行。它能否顺利实行的关键是看中共是否有胆识魄力,是否有远见胸怀。此方案由于是政府主动实行和解,承诺五年后实行民主宪政,因此,过渡阶段不会造成任何社会动荡,共产党也没有任何政治风险。相反中国人民一定会以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中的宽恕美德去对待共产党,他们也一定会为共产党真正而不是被迫地拍手叫好,自觉配合和维护训政期的社会秩序。
    中华民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共产党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奉天承运,乘势而为,还是徘徊彷徨,苦苦维持,是人民要求共产党做出正确抉择的时候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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