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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比老人院的条件更好?/杨恒均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8月13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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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杨恒均凤凰博报 作者:杨恒均 (博讯 boxun.com)

    
    73岁的付达信老人对记者坦言:养老院比不上监狱。这让我想起20多年前的一件事,当时我在政府外事部门工作,接待一个考察中国监狱状况的美国代表团,那个代表团成员在离开时对我们说,你们的监狱状况太差了,犯人每日三餐的营养都不达标准,如果不能每天,那么至少应该保证两天供应一次肉菜。当时从农村到北京不久的我就愣住了,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农村,可是有大批的人一个星期也吃不上一两顿肉啊,按照你这个“人权”规定,想吃肉的农村人,不都跑到监狱里来?
    
    20多年的经济发展,早就打消了我当时的顾虑,更何况,中国的监狱可不是那么好呆的地方,直到几年前还有“躲猫猫”与喝水喝死人的事件。然而,时至今日,我当时的担忧竟然成真,应验在一位叫付达信老人的身上。这位老人家为了“老有所终”而故意“犯罪”而被抓进监狱里!从某方面来说,也许与中国人权的改善有关,作为文明社会最能验证人权的监狱条件,大大改善,就像付达信老人描述的,“有馒头和稀饭,不用劳动,生病了有人看”,好过老人院。
    
    这是光明的一面,但监狱的“光明”却从某种程度折射了现实中的无奈:老人的社会福利如何解决?老有所养如何实现?这几个月,我85岁高龄的父亲瘫痪住院,我回到家乡湖北随州,在随州市中心医院的病房陪伴父亲,也让我得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同住院病人及其家属、医生与护士接触,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福利主要是医疗和养老保险(保障)有了一些认识,结合我自己在澳洲的生活经历,中国目前的医疗、养老社会福利保障机制让人深感忧虑。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让国家积累了丰厚的财富,领导人注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福利的改革。然而,就拿广大的农村地区与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来说,中国目前与发达国家例如澳洲相差得实在太远,不但无法相提并论,甚至没有可比性。
    
    这几年,我在国内有两次“住院”的经历,一次是陪生病的母亲,另外就是这一次陪父亲住院。我父母医疗保险能够报销的百分比比较大,但即便这样,靠父母的工资与积蓄也都无法支付住院费,这些费用都是由四位子女出的。而我在两次陪父母“住院”其间接触的其他病人,包括农村地区来的病人,也多少都有了医疗保险,甚至还有一些补助,但同高昂的治疗医药费相比,保险和补助显然是杯水车薪。这次在随州第一中心医院呆了十天左右,比较深入地接触了12位病人及家属,其中竟然有9位尚未治愈的病人要求出院,原因都是因为担心治疗费用过高。
    
    我正好也有过两次在澳洲医院住院的经历,一次是我自己,一次是儿子。澳洲的医院,且不说医院的医疗条件相当不错,就连病房的设备包括床褥与被单,也让人大开眼界。我在一篇博文里记录过这样一个对比:西方这些年已经很少兴建五星级酒店,而那些老牌的五星级酒店里的设备都有些陈旧了,与此同时,中国这些年各地都兴建了很多家五星级酒店。但西方医院里的设备,包括床上用品,看上去就如同五星级酒店里的一样,而中国的医院,尤其是城镇一级的,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让人惨不忍睹。当然,更鲜明的对比在于:在澳洲住院几乎一分钱不花。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目前正在追随发达国家的脚步,但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社会福利这一步,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个人认为,目前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是要改变观念,从“养儿防老”的思想转移到“养国家防老”;第二个要从大制度与理念上实行变革。

“养儿防老”还是“养国家防老”?
    
    中国是一个讲究“孝”的社会,儒家的精髓就是“孝道”。我不否认“孝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必不可少的作用。胡适、殷海广、陈志武等都对“孝道”有精彩的论述,我基本认同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以家庭为中心。每个人都会老、都会生病,国家与社会对个体的生老病死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没有家庭成员的关照,没有子女的“孝道”,可以说都会出现少无所养、病无所医、老无所依的现象,到那时,别说家,就是国,恐怕也难以维系下去。
    
    然而,现在不是农业社会了。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在很多方面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甚至逐渐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孝作为一种感情与报恩,即便不值得推崇,也是值得羡慕与肯定的。但至今仍把孝作为一种道德要求、社会规范,甚至有人要制定法律,形成制度,实在是开历史的倒车。简单点说,感情不能靠“规定”,报恩不能靠“制度”,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复杂点说,农业社会时期的“孝道”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的家庭与社会要求。
    
    就拿“养儿防老”来说,除非你是大富大贵,或者高干子弟,普通人多养几个孩子负担太重,“计划生育”政策也不允许你超生。而你老了后靠儿子来养活更是不实际。前面讲过,我在随州医院陪伴老父亲的十天里,遇到要求提前出院的病人,几乎都有因为医疗费用的问题,尤其是农村地区,靠子女的钱根本不可能承担老人的住院费(即便他们还有新农村医保,可以报销60%以上)。
    
    医学已经发展到所有的人都能被找出身患某种疾病的程度,同样发展到绝大多数有病的人都能被医治或者延续生命,然而,我们的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险却远远跟不上,一些老人一旦得了花钱与费时间照顾的病,子女往往就被严重拖累,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出现“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伦理悲剧,一些老人不愿意拖累子女而想回家等死。中国农村地区,常常有违背人之常情的荒唐故事,都涉及到子女虐待老人,其实其中大多故事反映出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懂得“孝顺”,而恰恰是推崇“孝道”才有的中国特色。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但很多人还在试图使用农业社会时的“孝道”来维系家庭,管理社会,推卸国家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
    
    很多人以为以家庭为中心是中国的传统与儒家特色,这完全是误解,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推迟到几百年前,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养老制度,所有的国家与民族其实都同中国一样,也是以家庭为中心,人家也是“养儿防老”的。但人类进化到现代社会,已经从“养儿防老”发展到“养政府防老”,最终到了“养国家防老”。
    
    “养国家防老”比“养政府防老”更进一步。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养儿防老”到“养政府防老”的过程中,大多的农村人口与弱势群体还在“养儿防老”,政府甚至是鼓励的,例如允许农村地区的可以生二胎。而城市的人正在“养政府防老”。其实,我们下一步就应该像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要进化到“养国家防老”。
    
    “养儿防老”不但靠不住,还给自己的子女带上沉重的枷锁,把感情、亲情与爱烙上了工具与投资的印记。地球上绝大多数家庭道德与伦理悲剧都发生在中国,恰恰都是不合理与不合时宜的“孝道”造成的。西方分开上下两辈人,你是你的,我是我的,财产归财产,感情归感情,鲜有纠纷,更少悲剧。
    
    “养政府防老”的问题在于,这个政府你得防着,他会贪污腐败,他会亏空你的钱财,他甚至把自己当成你的“父母”,要求你孝顺他,却在你需要他的时候,置之不理。那么,“养国家防老”呢?那就是健全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以高于政党与政府的法律规定,保障国民的养老与福利制度,并以社会力量取代政府力量,介入养老与福利事业,大力发展金融与保险业,发展健康的证券与股票市场。只要国家还在,社会健全,商业规则明确,哪怕政府换了,甚至一些顶层的政治制度变了,那些福利保障机制照样可以延续下去,无论你是公务员还是农民,老了或者生病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而不用看谁的儿子多,儿女们官有多大,赚钱多少。

全民医保,我们准备好了吗?
    
    澳大利亚可能是世界上全民医保做得最好的国家,远远强过美国,这也是我把儿子放在澳洲不放在美国的原因之一,当然看到父亲现在在中国大陆医院里的处境,我认为自己把儿子放在澳洲是最正确的决定,这和爱国无关,因为按照目前大陆医院的收费标准,如果我儿子在大陆住院,我会负不起医疗费,当然如果我是公务员可能会好些,报销比例较高,再说,我还可以贪污腐败一下。但我还是选择澳洲的生活方式。在澳洲,只要你拥有一个医疗卡,看病基本都不要钱。所有的医生每看一个病人,就可以收三十多澳币(相当于一百多人民币),这钱从哪里来?当然是由国家医保那里出,也就是全民上交的税收的一部分。
    
    这个制度好不好?当然好,可我当时一知道澳洲有这样的全民医保的制度后就暗中为澳洲政府和人民捏了一把汗。因为这个制度实在太大方了,如果稍微不小心,就会有人钻漏洞,澳洲政府受不了的,最终吃亏的还是澳洲纳税人。不过,我担心了好久,都没有问题出现,就在我不再担心的时候,却突然爆出了一件案子,惊动了澳洲,更“雷”到了我——因为我的担心成真!
    
    原来,一位不良医生和自己的亲戚朋友(好像还包括街坊邻居)串通好,于是那些亲戚朋友每天就不停地来“看病”,(可能有时根本不用来,只提前或者事后签一个名),于是这位澳洲医生一天竟然看了一百多位病人——大家算一下,一百多个病人,每看一个病人医生就收到相当于一百多元人民币的诊金,这位医生一天收入多少?一万多元人民币啊!按照澳洲全民医保的规定,来看病的病人如果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数字,一分钱也不用出。那么就是说,那位不良医生每天欺骗来的钱都是从澳洲政府国库里拿的钱,也是澳洲老百姓交上去的税金。
    
    这正是我当时了解到这个医保制度后担心的。目前中国的医疗保险也在模仿西方,而且在很多的地方,包括我父母住过的这家医院,早几年都传出过医疗腐败问题。就我的观察,即便现在,医院也还存在为了赚钱而对病人用重药、骗取医保的事。我对澳洲的全民医保的担心,其实更多地是想到了中国。澳洲的问题,我们反而不用担心,在澳洲这种制度性的漏洞还有很多,可去钻这个漏洞的人却越来越少,少到几年出现一次,就被大肆报道,及时纠正。
    
    在全民医保上,中国显然“不差钱”,如果能够成功执行,十几年后,我们国家的全民医保不应该亚于西方国家如澳洲。问题是,我们从西方模仿来的全民医保计划,真能够适应中国的水土?或者说,人家的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制度是与政治制度及社会价值理念相适应的,我们在抵制人家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能够单独把一些福利制度引进来?
    
    这才是我的担忧。这种从外面引进的福利制度肯定是有漏洞的,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相应的社会道德水平、应的职业道德标准、相应的环境、相应素质的民众……情况会如何?在澳洲,医疗保险明显是向穷人倾斜,有钱的看病需要交一定的费用,没有钱的则被免掉,可中国却正好相反,有钱的人群如公务员也是享受福利最多的一群,相对较穷的,尤其是农村人被继续鼓励“养儿防老”。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具体制定的福利制度。如果没有很好的制衡和防腐败的机制,加上“中国文化”造成的有一点小权就要贪污腐败一下的中国特色,中国这些年好不容易从民众手里积累的那雄厚的GDP,也是经不起折腾的。我曾经预言,如果我们吸取西方的福利制度,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下,中国大制度造成的腐败会很快深入到这种外来的小制度中,最后弄得国家财政紧张,普通百姓又得不到好处,搞不好真要“国破(产)人亡”了。
    
    我认为,福利制度的改革,是公正公平与和谐社会的一部分,是无法同总体的政治改革分开的。中国过去三十年不是没有一些好的改革措施,但总会因为大的体制不改,而让各种改革的好处都被少数利益集团占去,最后功败垂成,甚至怨声载道。这些教训不能不吸取。
    
    (原载 《阳光》)
    
    本文来源:杨恒均凤凰博报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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