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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共产党专政是第三中国崛起的魔鬼训练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8月06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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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党专政是中华民族成长的魔鬼训练,也就是说,虽然万分痛苦,但却是必由之路,就像驱赶日耳曼人、毁灭罗马帝国的匈奴人,在欧洲文明在生的过程中犹如“上帝的鞭子”。如此一来,毛泽东对待本国人民的暴行就像阿提拉对外国人民的暴行,虽然极尽荒唐之能事,但却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博讯 boxun.com)

    
    毛泽东这个奴隶创造了历史,所以他宣传的唯物史观就变成了“奴隶史观”、“卑贱史观”、“愚公史观”、“野蛮史观”。
    
    毛泽东思想作为“卑贱的奴隶史观”、“野蛮的愚公史观”,在中国导致亿万人民的死亡和灭绝,几亿人口甚至被剥夺了出生的权利,这在人类历史上肯定都是空前甚至是绝后的。
    
    共产党专政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了魔鬼训练营。
    
    魔鬼训练营最早起源于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训练”,现代则风行于欧美。二战以后,在欧美和日本,魔鬼训练的课程,旨在锻炼人的意志、忍耐度、心智模式、团队精神、沟通能力和生存技巧,兼有“开拓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功效。
    
    在美日魔鬼训练计划中,魔鬼训练是“磨练之路”,需要近乎野蛮、残酷的意志训练,而魔鬼训练又是“现实之路”,传播立刻实用的知识;因而魔鬼训练又是“超人之路”,它使人成为决战商场的强者。它是一种超越常人生理极限、心理极限的训练模式,其宗旨是锻炼人的意志、心智和团队精神。
    
    例如 海豹突击队接受训练魔鬼训练的模式,在日本企业界已逐渐发展成为强化自我、克服障碍、重塑人格、培养意志的法宝,收费极为昂贵,而且对学员的入学选拔条件极为苛刻,并非有钱就可以加入,但上课的人仍然需提前半年排队报考,大量的中小企业家就是通过“魔鬼训练营”变成了当今一个个著名的企业家。
    
    几十年来,美国陆军及其他部队、NBA球队85%的球员接受过“魔鬼训练”,将“魔鬼训练工厂” 搬入自己培训科目的企业更是不计其数,美国企业界人士已首次逊训练为荣。当有记者问到美国年度风云人物、曾挽救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命运的前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李·艾柯卡先生如何训练及培养职业人才时,他说:“送他到‘魔鬼训练工厂’接受历练,这是被证明过的捷径”。   课程将走出人工规划的拓展基地,走出游人趋之若鹜的风景区,取而代之的是带领学员们走进深山老林,走进神秘大峡谷,身背行囊,脸涂迷彩油,挑战生命极限,此训练不但锻炼了学员在艰苦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考验在困难面前作战能力,更增长藐视一切困难的信心,为今后在工作岗位上遇到问题能迅速调整心态做好准备。与传统培训设计上最大的不同,魔鬼训练的效果是来自于受训者的体验与领悟。课程的特殊性是其学习的重点不仅仅是来自课程的内容,更多的领悟是来自参与活动的过程。以活动为主。通过教练的引导,每个受训者将参与活动的过程与结果,跟个人的成长经验进行比对,进而领悟活动的意义,通过超常规、超强度的训练内容,令人刻骨铭心。
    
    这是自由社会里的魔鬼训练。其特点是,是否接受魔鬼训练,对于任何个人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这就不同于专政条件下的全民都要接受的魔鬼训练。
    
    下面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1、
    
    就现代中国社会的重构来说,马列主义发挥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功能。主张斗争的马列主义与主张和平的佛教不同,发挥的不是远离尘世的出家功能,而是垄断尘世的专政政治功能,其特征因此不是虚无主义的,而是野蛮主义的,虽然虚无主义和野蛮主义在古今两个南北朝时代都是以反对传统、取消传统为特征的。
    
    对比研究一下,公元338年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下令准许汉人出家为僧的历史意义,和孙中山1924年宣告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等“三大政策”、毛泽东1949年下令“一边倒向苏联”,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引入外来势力、大乱中国的社会纵火行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疑,近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马列主义,犹如古代南北朝的星星之火是大乘佛教。
    
    漠北人石虎放纵佛教淹没中国、岭南人孙文勾引苏联淹没中国,异曲同工,一古一今、一北一南:都是通过引入外来势力壮大自己的颠覆行为,以便乱中取胜。但这两者也都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转型意义的重大事变。
    
    正是杀人不眨眼的石虎所作出的这一驱使汉人出家的决定,为佛教的广泛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并给予了强有力的经济上的保证。后来,基于复兴中国要求的周武帝与唐武宗之灭佛,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石虎的这一命令给予佛教的特权而发的,而主要不是基于敌视佛教和虐待佛教的态度。因为只有限制佛教的特权,中国社会的解体过程才会中止、社会重构才有可能。否则,大批社会寄生虫就会假借“皈依佛门”的名义来偷吃洋教,不仅偷税漏税、拒服兵役,逃避社会义务;而且自娱自乐、断子绝孙,逃避种族义务。而所有这一切,正是凶残的蛮族首领石虎之类所期待的结果,他们的希望就是要削弱汉人的力量,让外来民族成为中国土地的主宰。
    
    为什么东汉与三国(魏、蜀、吴)都不许可佛教获得这样的特权?因为他们深知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国将不国”。下面我们简单考查一下其相关政策的来龙去脉。
    
    汉、魏时代,官方不准汉人出家。“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高僧传》卷四)。当时佛教如同黄老学说一样,只是在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流传和崇信,“沙门不入王者”,没有出家受戒的僧人。
    
    
    2、
    
    在我们的研究中,古代南北朝的“门阀体制”与现代南北朝的“党组织先锋队”具有可比性质。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根据“三个代表”思想,中共《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作了如下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先锋队”也就是强调其至高无上的特权。“三个代表”初次提出虽是2000年的事情,但据说概括总结了中共八十年的历史,反映了中共发展的进程和经验教训。新党章强调中共始终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意思至为明显:中共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特权门阀,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特权门阀。
    
    所谓“先进性”和“阶级性”都是其特权的理论基础,就像门阀体制血统优越论一样。而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早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间就被明确表述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在特权理论看来,党的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障,因而也是党的先锋队 品格的重要方面。党的先锋队品格必须体现在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上,党的先进性必须落实到党员的实际行动中。如果党内存在腐败官员,党就不再是先锋 队,党的威望就丧失,执政能力就受损。党的特权就会从根本上遭到腐蚀和瓦解。而党必须永远执政下去的“理念”于是必然要求恢复精英党的组织路线,这就是所谓“先锋队思路”。
    
    “先锋队”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工人政党,而且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是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职业革命家,党员队伍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其他阶级、阶层的成员要成为党员,首先要用工人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成为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凡此种种,都是一种变相的门阀观念的体现。
    
    其极端表现,就是文革中大肆流行的血统论。这种血统论在中国已经绝迹了一千年左右。正是野蛮的苏联和苏联化的汉人把它重新输入中国,用以完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野蛮化或曰革命化的工作的。血统论在当今中国,就演变为“官二代”、“富二代”的冷酷现实。
    
    
    3、
    
    这就是表现在文化大革命身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它起因于恶,起因于对敌视文明的野蛮革命,另方面它却激发了中国文明重新启动的火花。文革充满恶行的破坏,阴错阳差刷新了中国的精魂,使之变得年轻有力,使之焕发了新的活力。因为中国的精魂不会毁于风暴,中国精魂最大的敌人,不是任何类型的风暴,而是没有风暴,没有敌人──是的,中国精魂只会毁于“平安无事”,只能复兴于动荡不安。这就是我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野蛮运动比喻为孝文帝改革那样的文明运动,而称之为“南北朝时代的枢纽”,列之为中国文明的重大转机。
    
    根据孝文帝改革九十年之后古代南北朝时代才告结束这一既成事实,可以推测现代南北朝的结束时间,也要在毛泽东文革和邓小平改革的将近一个世纪以后。而在我看来,北周六官制的复兴以及种种汉化文明的建树,都是发展和深化了孝文帝时代的改革,于是最后就导致了隋唐盛世的来临。当然在运动的性质上,孝文帝改革更接近邓小平改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排外的,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媚外的;但在我看来,一个同样明确甚至更加有力的事实就是: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的“改”,最后竟阴错阳差地落实为邓小平这个走资派的“改革”。就其反讽的意味讲,“邓小平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最为戏剧性的事件。
    
    现代南北朝已经进入末期,也就是“南北合”已经在望了。这时,虽然已有类似孝文帝改革的邓小平改革在帮助中国大陆也就是现代北朝在推进其的文明化过程,然还缺乏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故中国的全面复兴,尚需时日。就社会严重腐败和不公这一点来说,中国若不经过一次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洗礼,则绝不可能步入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繁盛。因为使南北朝末期的中国积弱不振的,已经不是野蛮而是腐朽!由此可见,不论古今南北朝,其末期的主要危险是社会的腐败而不是社会的停滞。
    
    在当代中国,类似古代南北朝末期的那种危机,就是启导了六镇之乱的鲜卑集团内部的分化,也同样威胁着现代的北朝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稳定,那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的极端不公,道德沉沦并丧失了是非标准。在这种条件下,六镇起义的号角也许会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再次吹响。尤其考虑到,新南北朝的曙光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若要这一曙光成为真正的黎明,而不仅仅是一道转瞬即逝的曙光,那就还需经过一次卓有成效的“光荣革命”。
    
    在没有贵族传统的汉人社会所构建的中国,光荣革命只能是对社会偏颇所进行的激烈纠正,而不大可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尤其不可能像英国的光荣革命那样短促而有效。正如1989年的流血事件所预示的,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类似英国的封建贵族和日本的大名武士那样的“中间阶层”,所以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革命集团”的重要性就变得极为突出了。
    
    
    4、
    
    作为“新南北朝曙光”的发现者和总结者,我们依然受到生命的局限。我们的学说既然先于这一时代的结束而完成,就不免会有种种“事先愚昧”的缺陷,不比事后聪明者那样求全责备。但我们既然做了发现者和总结者,就准备让后来居上的人们可以从我们思想、行为上踩踏过去,从而帮助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越过这个时代的深渊巨壑。因为我们填平了或仅仅试图填平这一现代南北朝的巨壑深渊,而感到一种满足。
    
    中国文化精魂的惨遭废弃、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瓦解,导致中国生活的全面紊乱,它的最为意义深远的恶果,则是中国文化阶层的凋零破落。──然而,这一切的一切“背后的那个罪魁”又是谁呢?是野蛮主义吗?不是!因为野蛮主义的狂风,只是在那些早已破败的废墟上空盘桓旋舞的,而不是它造成了废墟!狂风的作用,最终只是摧枯拉朽、扫荡废墟、打开新基地,它并没有破坏城堡、折断广厦的能力。
    
    很明显,“背后的罪魁”乃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或曰“中国对现代世界的不适应性”。多年来,我们仅仅把这罪魁叫做“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不公正的。为什么不想一想,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对日本起不了作用?很明显,因为日本适应了,中国却没有适应,而且做了日本的垫脚石、“适应对象”。所以,我们的灾难变成双重的:被西方打败了,被日本比败了。现在,当西方的衰落迫使他们降低了侵略性的时候,中国的不适应性却增加了:名落孙出的中国,排到了“世界的一百二十几位!文明失败了,我们只有祈求新的野蛮主义!
    
    在野蛮主义看来,精魂的游离、结构的崩溃、生活的混乱、文化阶层的解体,不失为”千年一次的巨大机会”。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革命的唯一结果,即为国家权力的不断强化”,就丝毫也不会感到吃惊了。和野蛮主义互为表里的革命运动,无异于一架超级绞肉机──其使命是,扫平强国之路上的一切障碍!唯其如此,我们才不致幼稚地指责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种种“变态的疯狂”……而毫无作为。
    
    
    (摘自谢选骏《新南北朝的曙光──军阀造国是现代南北朝原理》,1979年──2006年起草,2006年2月9日──2006年9月2日第一稿,2007年3月31日──2012年8月3日修订》)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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