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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上〕/陈智淙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2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重为本”—— 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必须重新评价五四运动和所谓的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
     --- 陈智淙 (博讯 boxun.com)

    
     三评中我们己阐述了“以人的尊重为本”理念的八大要素。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不仅可以为中国的未来的宪政发展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也可以用它以分析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为世人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的脉搏和变化轨迹。下面结合中国的现实我们重点地说明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由苏联解体评说哲学的作用。
    
     近一百年前,列宁通过十月革命的成功,亲手缔造了世界上开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日落西山气息奄奄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一个世纪过去了,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却平安无事, 由 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短短三十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并成功抵御了法西斯德国的进攻,并攻占柏林,携手共创横跨欧亚大陆包括中国、朝鲜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成其盟主,成为足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超级大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拥有90多年党史、70多年国史、2.8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既无外敌入侵,又无内部人民揭竿造反,却于顷刻间坍塌解体。
    
     总结苏联失败原因,无非有三类。其一是批判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模式的“专制”,这是无法挽救的。哲学家马克思的哲学是过时了,列宁错了、并且是有罪的,列宁的学生斯大林那是罪恶滔天的。其二是以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久加诺夫为代表的,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 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共产党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 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没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了。其三是中共的“正统”说法,围绕苏共“蜕化变质”,背叛“马列主义”做文章。诸如“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说”〔彭真〕、“和平演变说”、“戈氏蜕化变质背叛马列说”、“戈氏葬送说”〔彭真张全景李慎明〕、“改革失败说”、“党群疏离说”、“腐败亡党说”、“舆论失控说”、“民族矛盾说”、“体制 僵化说”、“僵化教条说”、“历史合力说”等等。总之,哲学家马克思是对的,列宁也没错的、根本没罪的,列宁的学生斯大林那只是三分错,还有那七分功呐。有罪的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也。
    
     与美国人欧盟人不同,与俄国人也不同,“总结苏联失败原因”这桩事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来讲应该是休戚相关的头等大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如果认为是“赫鲁晓夫戈尔巴 乔夫蜕化变质背叛马列说”、“戈尔巴 乔夫葬送说”〔彭真张全景李慎明〕的话,那么就应该反其道以行之,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过渡”、“和平相处”、“和平竞赛 ”的外交路线,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治国思想,中共却继续地沿着赫鲁晓夫指出的道路前进,这不是自找灭亡嘛!假如说戈尔巴乔夫1990年获由苏联官方宣传机关长年累月指摘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喉舌”的诺贝尔奖,这件事 也许还能说得通的话,那2012年5月3日, 戈尔巴乔夫又被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授予了作为俄罗斯最高荣誉的象征--圣徒安德烈·佩尔沃兹万内勋章,这件事可怎么也就说不通了。我们认为,戈尔巴乔夫能以零死亡的代价来完成了制度的换轨转型,对这一历史功绩授予什么勋章都是不为过的。授勋这件事就明确无疑地说明了作为当事国的俄罗斯人民在时隔二十年后对于苏联解体事件所作出的历史性的结论,俄罗斯人民将永远牢纪戈尔巴乔夫所作出的历史功绩,而且这是永不改悔的。由以上简单指出的二个矛盾点可足以说明了中共搞的“总结苏联失败原因”如此的马虎,或者说找不到原因而草草收场,或者说找到了一个无法公开的原因。而久加诺夫为代表的三垄断说,看来也不是中共所要找的原因。就说垄断真理的意识形 态制度吧,比如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由中宣部在中国实行目前世界上最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果真如此,是苏联失败原因之一的话,那么就应该立即终结新闻检查制度。中央纪委、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6年联合摄制完成了《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大型党内教育参考片。这是二十一世纪版的“皇帝的新装”。如何看这“皇帝的新装”,在当今中国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围观的人,心里明白,只是一言不发,他们是大多数,其中 幸灾乐祸者有之,明哲保身者有之,还有不少是纯粹的麻木不仁。第二种是那个叫了一声“他什么也没穿”的小孩子,他们是极少数,或者在坐牢,或者被赶走,或 者自愿出走,或者被带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或者网站被封掉。还有第三种人,是那两个裁缝,他们说,皇帝明明穿着衣服。这种人里境界比较低的是骗 子,只是为了骗骗别人,自己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修炼到最高境界的是那些的的确确“看见”皇帝穿了衣服的人(第三种人大多数在各级党校里,现在多半已经升到 副局级以上了)。〔此段借引自于博客〕
    
     哈贝马斯在1963年发表的《理论与实践》中论述斯大林所整理过的马克思主义所无法克服的障碍时认为,由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纯理论、纯科学加以接受,所以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了不能说明实际问题的教义。这就是哈贝马斯在1963年作出的、二十八年后被苏联坍塌解体所证实了的预言吧!
    
    早在1968年,哈贝马斯写作长篇论文《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在全世界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 命题。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从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借用了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在这里我们且不予理会是“继承”、还是“剽窃”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需要告知读者,哈贝马斯就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二〕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节中写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使得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所正確指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条件消灭了。”〔摘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哲学的,特别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并且有必要对《三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上)》中有句话,“以人的尊严为本,其哲学基础和理论来源大体上是三个:(1)康德的哲学理念,...以及尤其是哈贝马斯的哲学、阿列克西的法哲学等等。”以及对《三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第(1)段话,即“众所周知,马列主义的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国,...因此,列宁的哲学是中共的“理论基础”才讲得过去。”加以进一步解释与说明。
    
     可以总结以下几条:
    
     ⒈哲学在科学中只能作为批判而存在,除了批判,留給哲学的並沒有別的权利。
    
    哈贝马斯的哲学最明显的特征是反思与批判。尽管马克思哲学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批判、革命。但马克思也会有反思,马克思在临终前不久说,“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64页〕
    
     ⒉马克思是个人,而不是神。马克思的哲学中许多重要的结论不是完全正确,有些是部分正确,有些是错误的,它的许多重要的的方法和结论由于条件的改变由正确变成为谬论,而有些重要的结论仍然是正确、适用的。哈贝马斯指出,“近代思想家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的建立就是历史的终点,马克思却发现这不过是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平等。马克思的这一断言,即使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适用的。”其实这种现象在科学界、学术界、哲学界是屡见不鲜的。自然我们现代人不可以无端地要求马克思哲学对哲学的所有分支的、所有的问题都给出正确无误的答案。但就算马克思喊了一辈子的阶级斗争,马克思至死也没有给出什么叫阶级的定义,阶级的定义可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的基础了,这就不能不叫人对他的理论的‘科学性’‘逻辑性’表示怀疑。对中国人而言,尽管中共宣布不再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了,但离开了阶级、阶级斗争理论就无法搞清楚共产党的过去和现在。必须要搞清楚你我他属于哪个阶级的?必须要搞清楚马克思、列宁、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属于哪个阶级的?〔按列宁语,马克思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要搞清楚江青、毛远新、李纳属于哪个阶级的?否则就搞不清四人帮。必须要搞清楚薄熙来、谷开来、薄瓜瓜属于哪个阶级的?否则就搞不清薄谷案。另外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据德国新近历史研究表明,纳粹运动作为工农运动的分支之一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它们各自政治理念里的对工农利益之关心和维护、对劳苦大众之同情、 对社会公平正义之渴求,简直毫无二致。纳粹党的党纲里更是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将垄断性企业收归国有,工人分享企业利润,国家以廉价出租的方式扶持小商人,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 机,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严惩高利贷者等。〕更别说在马克思那时代还没有出现的那些重大问题。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资本论》怎么说也不是“圣经”,马克思远远地没有为人类正确给出了马克思在其生时或从其死后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规律、方向,政党的战略、策略。
    
    ⒊马克思学说最主要的遗产、指导原则和几个极有争议的问题。
    
    这是首先必须要搞得清楚的。
    
    就马克思学说最主要的遗产、指导原则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生产关系的总和,即人类组织社会生产的方式及其使用的工具构成了社会的真正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形成了与此基础相适应的一定的意识形态。”“人类生产其生活资料的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政治,精神的全部生活。但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会超过生产关系。这时,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样的阶段社会开始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这些生产力只有在现存生产关系下发展到最充分的程度,旧的社会秩序才会崩溃。”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造成社会分裂的最后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一崩溃,人类社会的史前史也就宣告结束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将随着革命时期的到来而崩溃;而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崛起,通过自己的政党,夺取政权,并经过一段专政时期,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据许多研究表明,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两个不同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显然都与马克思原来的思路很不相同:第一,马克思主义最终被描绘成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 主义教科书所体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体系,这条道上最初几步是由恩格斯迈出的;第二,面对以革命党著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民主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成 功,恩格斯不得不作出了妥协、予以承认。”
    
     在这里着重谈一谈四个极有争议的问题:一是暴力问题,二是为什么马克思一直把欧洲北美视为世界舞台和未来革命的问题,三是科学技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重性,四是必须用三重尺度来审视历史,马克思的双重尺度是错误的。
    
     ⒋暴力问题。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殖民制度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从历史尺度来考量,否定了暴力的历史意义。但马克思又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又意味着从历史尺度来考量,肯定了暴力的历史进步意义。
    
     主要正是因为暴力革命的分歧,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派和修正主义 社会民主党派。而在共产主义指导下苏联,中国,东欧,柬埔寨等国为了暴力革命引起了一亿二千万的生灵惨遭荼毒。这一罪行的事实自然主要由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来承担,但 马克思是否是有罪的?
    
     鉴于①言论自由权是马克思个人的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②马克思也没有讲过贫穷国家中怎样搞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话。③刑法中有个追诉时效 期限的原则,我们坚决反对毛泽东共产党对地主搞的追诉时效实行无期限的原则④最主要的,我们搞法律的都知道,有个无罪推断原则。我们坚决反对毛泽东共产党对 地主搞的有罪推断原则。由此推出,马克思是有 错的,但是 无罪的,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是有罪的。
    
     德国人民对待马克思的态度是正确的,理性的。恢复马克思城的原名,但保留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柏林的塑像。因为马克思的学说中还有许多有意义的正确的判断。
    在这里有必要补充介绍一下马克思的学说在他的故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左翼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惨状。
    
     1891年10月,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了由考茨基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在理论方面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写成的,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吻合。《爱尔福特纲领》又指出:“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增大”,“剥削者和被 剥削者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政治斗争”,掌握政治权力,然后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
    
     而正是这样一个结论,使伯恩施坦认为德国“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按照《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 这说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计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和方式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错误估计。于是,伯恩施坦得出了以和平的改良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结论,“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现实了”。1921年9月,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派在格尔利茨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由伯恩施坦参与起草的新党纲——《格尔利茨纲领》。这部新纲领虽然仍坚持社会主义整体替代资本主义的主 张,但在方法上已完全抛弃了暴力革命的道路,而全面确立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即“力图通过现存制度内的行动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社会民主党人至今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他们认为伯恩施坦、考茨基、希法亭当初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并没有错,20世纪末苏联社会主义失败证明伯恩施坦等人的观点是“给人深刻 印象的远见”。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原因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和平演变”,而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身的一系列原则性结构缺陷,它们使这些 国家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停止和衰退阶段之后终于垮台。“革命”与“暴力”在其文献中基本上已成为贬义词。
    
     1959年11月,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召开了特别会议,通过了新的基本纲领——《哥德斯堡纲领》。在新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基督教伦理学、 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从而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再加上民主社 会主义“不想宣布任何最后的真理”。社会民主党在新纲领中对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国有化这一传统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否定,有利于消除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政党的特征。通 过上述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就顺其自然地抹掉了“阶级党”的光环,它不再仅仅是一个产业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成为一个能够代表多个阶层利益的政党。正如 《哥德斯堡纲领》指出的,“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党”,这实际上是以笼统的抽象的带有道德色彩的价值目标替代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目标的描述。正如 《哥德斯堡纲领》指出的,“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党”。
    
     20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在威斯巴登举行的非公开会议通过了2003年 度的具体纲领和《威斯巴登声明》,“宣布了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纲领”〔此段为综合杨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基本特征》与童建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建经验教训 》中央编译局,王存福《论中产阶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 文章而成〕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许许多中国人认为,那是伯恩施坦领导的修正主义党,不足为奇。
    
     左翼党民主社会主义党,那可是正宗的由原民主德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演变过来的,“把民主德国时期认定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因此,为摆脱自身的旧标识,它竭力淡化马克思主义。”〔孙劲松:《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左翼党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第190~216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哲学在他的故乡德国当今的处境可谓惨!惨!惨!
    
     黃花岗杂志副主編李刚博士翻译的斯特凡·庫尔图瓦 著的《共产主义黑皮书》指出,“共产主义罪行为何迟迟未得到清算?”,“对共产主义犯罪层面的掩盖还有三个更具体的原因。首先是对革命这个概念本身的迷恋。”“革命的标誌——红旗、《国际歌》、高举的拳头——在每个重大社会运动中都会再现。”“第二个原因是苏联在战勝納粹主义中的生参与;这让共产党人得以利用狂热的爱国主义作为面具,掩盖其自己想要夺取权力的图谋。”“落败的納粹主义被同盟国冠以 「无上邪恶」的称号,共产主义就自然而然地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共产主义得享溫柔待遇的最后一个原因比較微妙且不易解释清楚。”正因为这些原因说明,我们揭露共产主义的罪行是何等的艰巨与非常的必要。
    
     ⒌马克思一直把欧洲北美视为世界舞台和未来革命的中心的问题。
    
     麦克莱伦说,“马克思一直把欧洲北美视为世界舞台和未来革命的中心”。“而现在,马克思被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更为广泛地尊为导师,这是很矛盾的。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发生在这样的国家,其经济福利达到一定的水平,足以保证革命以后人民享有很大的政治自由。然后结果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贫穷国家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政治自由在那里却是无法得到的奢侈品”。
    
     哈贝马斯认为,“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的建立是历史的事实,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被最大限度地僵化了。”由力量簿弱的无产阶级发动的,由小资产阶级和反资产阶级的农民群众 的,在列宁主义训练的职业革命家的指导下进行的1917年10月的反封建革命,并没有直接的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建立了官僚和党的干部的统治。在此基础上, 十年以后,斯大林依靠农业集体化,自上而下官僚主义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既然如此,苏维埃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只能是一条缩短发展中国家后工业化进程的道路,这条道路远远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解放,而且实际上往往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己经取得的公民权力倒退到党的专政的合法恐怖中去。”中国部分的人士认为,在苏联,中国等国搞马克思所期望的无产阶级革命,出了问题,表现出了认识论上的局限性,主要的是夸大了人的意志和精神的力量及作用,无视历史本身的成熟和历史条件的具备。而哈贝马斯的这一段话就很明白地说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己经取得的公民权力”不仅要保留,在原历史社会条件下没有取得的公民权力要创造之,扩大之,决不可“倒退到党的专政的合法恐怖中去”。否则就是,“马克思主义被最大限度地僵化了。”必败无异。“公民权力”最最起码的就是自由言论权。必须首先立即彻底废除新闻检查制度。
    
     ⒍科学技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重性。
    
     何谓生产力,马克思曰,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哈贝马斯修正了马克思的内涵,认为,生产力应由作为劳动力的生产者、能转化为生产的技术知识和组织生产过程的知识。哈贝马斯沿着马尔库塞的思路,结合发达工业社会的现状,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重性,即它既是笫一生产力,同时又执行着意识形态的附带功能。此乃是人类认识的一种深化。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短暂的时期指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方法和结论是正确的,但后来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使得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所正確指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条件消灭了。” 首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范畴不再起作用。
    
     其次,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失效了。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应用前提便从此告吹了。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在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力价值基础上来计算和研究发展方面的资本投资总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虑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
    
     再次,阶级斗争理论过时了。哈贝马斯认为,“那些同维护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利益,不再是阶级的利益,它们不再带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在一切传统的社会中存在过的,并且出现在自由资本主义中的基本关系现在成了次要的关系,这就是说,组织上处于一种暴力关系,经济上处于剥削关系,政治上处于压迫关系的阶级对立成了次要的关系。”
    
     复次,生产力将不断起着解放人类作用的“信条”被淘汰了。“生产力就再也不是解放的潜力,再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了。”
    
     最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能用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己经过时了。
    
     ⒎必须用历史尺度、道德尺度、法律尺度这三重尺度来审视历史,马克思的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尺度、道德尺度的双重尺度是错误的。
    
     何中华在《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一书中说,“《宣言》对于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现象的诠释,鲜明地体现着马克思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双重尺度即历史的和道德的尺度。”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 克思但又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 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何中华说,“《宣言》除了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之外,同样也从道德上对其作出了评击和揭露。而《资本论》在道德上谴责资本及其制度安排时,没有遗忘 对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上发生的具有的进步性质。” 何中华这一段话似乎是针对方文的质疑。“本来,资本家在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中居功至伟,《共产党宣言》已有所肯定,然而,在剩余价值论之下,却成了不劳而获 的剥削者,对工人创造的财富的剥夺者,落得个恶贯满盈,臭名昭著。今天,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澄清。”〔参见方文: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规律的质疑〕
    
    其实方文的发问也没问到最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原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对于富农资本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给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翻身,错,错在何方?何中华这一个“哲学匠”却一方面扭扭捏捏地承认,“资本家赚钱无疑是具有反道德的性质,但这在总体上并不是资本家个人的道德错误所致。” 用马克思的话“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资本家〕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何中华另一方面则反复强调,“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考量是持双重尺度的,即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这“正是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所在。”
    
     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的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尺度、道德尺度的双重尺度,由于缺少了另一个重要的尺度――法律〔严格地说,法哲学尺度〕尺度,在审视人类社会发展中,马克思忘缺法律尺度,从而给自己所创造的哲学带来灾害性的后果,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的。正是因为没有了这一把法律尺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证明了剥削是反道德的,造反有理了,于是一部分的人就有理由去造反了,就可以去杀人了,去放火了,去抢窃了,去搞他的“无法无天”了。这就是几十年来问题与答案的全部所在。
    
     从四评的第二个问题,严格的说,从五评起我们就用历史尺度、道德尺度、法律尺度这三重尺度来审视历史,还历史以一个真实的历史。
    
     ⒏坚持非暴力的斗争。
    
     从历史经验来看,人类基本的交往方式无非是两种,战争的或和平的。战争方式 遵循的是强权逻辑,以暴力为工具,以参战各方的牺牲和毁灭为代价。和平方式遵循的是语言逻辑,以商谈为手段,以共存共荣为旨归。哈贝马斯将人的的行为分为两个 范畴:一是“工具行为”,二是“交往行为”。所谓交往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一 种行为者个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为,称为交往行为。“商谈是交往行为的继续”,哈贝马斯为之提出了《商谈伦理学》,“使在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成为非法”。用大家的话说,坚持非暴力的斗争。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其先决条件是,要实现言论自由权,彻底废除新闻检查制度。而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而且掌握了一票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必要时可以露出,我流氓,我怕谁!六四大屠杀,你外国人能拿我怎样?〕中国民主运动的各支力量应该严肃认真对待之。
    
     ⒐ 哈贝马斯说,“ 哲学在科学中只能作为批判而存在,除了批判,留給哲学的並沒有別的权利。”当前怎么正确对待哲学、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呢?
    
     ①首先要真正地读懂马克思,国内有位叫俞吾金的公开了他的读书方法-搞差异分析方法,此意见大致是不错的,即应该搞清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列宁,恩格斯与列宁,马克思与斯大林、毛泽东之间的差异,
    
     ②其次,要切忌先入为主,凡马克思说的,就是对的,批判马克思,那肯定是错的,此人是唯心主义者,那他说的,肯定是错的,不要一看到工农运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就是对的,批判工农运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那肯定是错的,等等。要切忌人云亦云。
    
     ③要学会能同一个思路来解释剖析尽可能多的不同的历史事实、政治现实。上面提到的那位俞吾金先生用主观能动性、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唯意志主来解释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值得加以认真反思的历史实事。众 所周知,“大跃进”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唯意志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当时提出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等等都是明 证。”而认为由“大跃进”而引发了三年大饥荒发生。但不去剖析为什么在中国没人去承担饿死三千七百万与你我一样的生灵的责任呢?不去剖析为什么在生产更落后、没有现代化的电话电报铁路公路的古代中国也不会发生长达三年饿死人的惨境却发生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呢?不去调查是在什么时间段伟大的领袖和党中央获悉到全国第一起饿死人的,事后采取还是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在六十年后的今天这是可足以证明我们的领袖和党中央是何等的伟大的历史档案为何还在封存之中呢?不去剖析事后是谁会撰造的是赫鲁晓夫逼债的慌言的?不去剖析事后是谁会撰造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引起的慌言的?〔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一文写得太粗了〕等等,等等,就对三年困难时期这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即可提出一百为什么?除了三年困难时期外只有对共产党干的所有的事实作出解释剖析,你才会得出关于共产党的正确与否的判断。
    
    就三年困难时期这一个历史事实就可以推断出,中国要进步,首先要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假如于1958年和1959年存在有新闻自由制度,就会有人在报上揭露这假大空的新闻和会饿死人的后果,就会有人在报上揭露出现了全中国第一起饿死人的事件,全中国就会紧急动员,加以援救,绝对不会出现饿死三千七百万的。这一点作为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匠”俞吾金先生总得承认吧!一百五十年前,反政府的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在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版发行,但马克思也曾受到新闻检查。“我们也知道,在写于 1842年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这种书报检查令以虚假的方式谈论的所谓“自由”:“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 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页。〕 并为真正的出版自由大声疾呼。”引自于俞吾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而一百五十年后,短短的两页纸的零八宪章不仅不予出版发行,连协助起草人刘晓波还被这位俞先生的新加坡辨论会的同僚、当今中共意识形态的首席主持、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发明人王沪宁直接指挥下投入囹圄,这哪在搞意识形态呢,这分明是犯罪行为,马克思也会在九泉之下为自称是他马克思的信徒的行径而蒙羞。历史将会作出它的公正的审判。
    
     ④ 最后要不畏强暴敢于批判。马尔库塞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只有两个目的,即实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被当作橡皮泥,在苏联社会的摸子中被随意塑造成当权者所要的样子。”阿道尔诺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当唯物主义一旦变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它就可怕地畸变为一种不可理喻的理论伪造。此时,唯物主义是最不唯物的。”
    
     ⑤要不断反思。
    
     ⑥要不断地研究其他学科特别是法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最新成果,要不断地研究世界发展的最新动向。谨请读者注意,在三评中有一句,“尤其是哈贝马斯的哲学、阿列克西的法哲学等等。”因为在当今西方哲学界惟有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得如此清晰和彻底。而阿列克西应用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于法律论证上创立了法律商谈理论,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发展了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并发表了《法律论证理论》、《基本权利基本理论》、《柏林墙射手案:论法、道德与可罚性》。只要一读起《柏林墙射手案:论法、道德与可罚性》,马上就可以判断出中国共产党搞的六四大屠杀的非法性。
    
     ⑦在这里,我们心平气和地、客观地、唯物地向中国共产党建议,删去其中国共产党党纲中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句话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字样,因为从学术上讲,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虚构和捏造。

第二个问题 太平天国的重新评价问题
    
    但是象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其实,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的大前提的问题,也就是,农民起义是不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一观点决不是作为唯物史观的创始人的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一观点是“一种不可理喻的理论伪造。”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谬论。这一观点即不能从理论上加以严密论证,也无法从历史实践上归纳得出。
    
     ①作为太平军的同时代人,马克思“1853年对太 平军曾寄以热切的期望,但到1862年,当他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他用德文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这类魔鬼是停滞 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思想家的眼光是深邃 的。万里之遥的马克思比我们更能一针见血。
    
     ②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藉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据宫崎寅藏 《孙逸仙传》,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太平天国史来。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满清而放手拔高太平天国,目的非常明确,而且这个目的也已经达到了。宣传中间有些背离史实之处,可以理解,可 以谅解,这种做法未可厚非。但是因此却留下了后遗症,在我们的印象里,太平天国常常与“英雄”、“革命”连在一起,给认真评价太平天国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值得钦佩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并 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 皇帝思想,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主义。“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 境。”(《民权主义》第一讲)他虽曾经自居“洪秀全第二”,也并不以洪秀全作为学习的榜样,至少他终生不许任何人对他呼万岁,就是明证。〔引自史式的文章〕
    
     ③ 三百六十年前成都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就是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今天官方的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张献忠依然以“高大全”的形象 出现。那么,这个代表“农民阶级”的“伟大领袖”究竟对人民做了些什么好事呢?冉云飞整理出长文《明末清初蜀难编年初编(附杀人方法及死亡 人数)——兼纪念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其中有不少屠戮妇婴和让人触目惊心的历史文献。面对这样的史料,秉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物史观”来撰写中国历史的御用史学家们,则统统斥之为“地主阶级知识份子对农民起义领袖的侮蔑”。“湖广填四川”——正是因为张献忠的“功劳”,导致了人口最稠密的四川需要从外省大量迁入新移民。这样的事实总不是谁能够的杜撰吧。张献忠的“由魔成圣”,说明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凭藉杀人之多而成为英雄。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可怕的传统,即“屠夫崇拜”。
    
    中共建政以来,漠视生命价值、崇尚暴力英雄的“中国特色”的历史传统,与作为“农民党”的中共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便衍生出一套虚幻的“农民起义创造 历史”的乌托邦(当然,与其说中共是一个“农民党”,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流氓无赖之党”,因为它依靠发动农民革命夺取政权,却对农民实施了历史上最为严 酷、最为恶毒的统治)。
    
     思想家鲍曼致力于对大屠杀进行研究,他深入探讨了大屠杀产生的背景:“杀人不眨眼的暴政所缔造的非人的世界,逼迫其受害者和那些冷冰冰地看着迫害进 行的人把自我保全的逻辑当做丧失道德感和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藉口,而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在不堪重负这个绝对事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有罪。”当把人 定义为“非人”的之后,屠杀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在张献忠的逻辑里,那些被杀害的读书人都不是人,而是猪、狗、羊;在毛泽东的逻辑里,那些被杀害的“反革 命”都是“牛鬼蛇神”,他们不属于这个“新社会”。屠夫蔑视爱、同情和悲悯这些高贵的价值。〔本段引自于网上文章〕
    
    屠夫张献忠主导的成都大屠杀从道德尺度与法律尺度上讲,根本就没有一丁点能站得住脚的理由,张献忠屠 戮妇婴足以堪当希特勒的祖师爷。张献忠屠戮妇婴就是“农民起义创造 历史”的一个明明白白的反证。
    
     冯友兰老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的《自序》中就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倒过来说,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这要具体地分析,要看他要学习的是什么。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 的长处,并不是西方 的短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 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 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就是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
    
    请读者注意冯友兰老先生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 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就是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句话的直接的说白就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统一了全 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
    
     尽管冯友兰老先生在中共的强暴统治下,特别是文革期间,说了很多错话,但在他临终前,能说出如此之真言,是难能可贵的。中国人民将永远地牢记冯友兰老先生!
    
     说起太平天国的重新评价问题我们不能不讲一下 潘旭澜教授。
    
     潘旭澜在《太平杂说》中的这样一段话很有说服力:“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的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 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化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 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那就是根据事实来下结论,而不是像以往那种一惯做 法,仅仅从大道理出发,毫无根据地赞颂农民起义的“丰功伟绩”。为此甚至不惜掩盖事实,无原则地美化起义者。潘旭澜指出:“不加分别地从根本上肯定‘农民 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误区。”“认为无论怎么样造反都天然合理,造反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进步意义,是一种背离事实、违反科学的 历史观。根本的尺度应当是,根据其所作所为和造成的效果,带给广大人民福利还是苦难,促使社会文明进步还是落后倒退。”〔潘旭澜..太平杂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潘旭澜又说:“马克思对太平军的否定与我的看法相通(而且表达更自由更严 厉)”。“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太平天国’论著和作品,其实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也直接违反马克思的评说。”
    
     中国人民将永远地牢记潘旭澜先生!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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