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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华民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封公开信/叶家林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7月05日 来稿)
    (博讯编者按:请作者朋友注意,本文时间有点老,另外,您的公开信我们已经发了近10篇,如果没有新意,我们不方便重复发表。博讯为作者负责,也要为读者负责。谢谢)
    
     中华民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博讯 boxun.com)

     1938年,我父亲叶绍野参加了福建省国民政府从福州撤到南平前组织的游击队后加入国民党。光复后在农村当农会理事长。1949年,国民政府撤去台湾,父亲去了厦门,看到情景很乱,未去台湾,来到上海在正泰橡胶二厂当了工人。1959年被查出历史问题,被判管制3年,戴历史反革命帽子。从此,这顶历史反革命帽子也仿佛戴在我们全家头上,我们家庭受尽苦难、歧视、侮辱、欺压和迫害几十年,没有人同情,只有落井下石。文化大革命前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多次致信贵党中央委员会和几位主席,没有回音,令人心寒。2003年7月9日我们家被强迁,2005年2月23日父亲被迫害致死,至今没有解决。和我们一起被强迁的人家,偷渡到德国政治避难不住的、有拿汽油到政府部门淋浴的都在2006年解决了,而我们家庭没有去上访、不闹事,却不能解决。人家老年人可单独安置一套房,我父亲单独住的一层比有的人家分几套的原住房还要大,却不能安置一套,现在又以我父亲已死为借口,不给安置。上海20101115火灾是企业工人操作失当引起火灾,上海市政府赔偿每位遇难者65万,补偿31万,也没有把死难者的房产收去,何况火不是上海市政府放的。我们与别人相差多么远,还要受辱骂,威胁。近日,我看到民进党前党首谢长廷说:民进党和共产党没有冤仇,搞台独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统治。言下之意,民进党和国民党有冤仇,也影射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有冤仇的。毛泽东时代最大的阶级斗争是国共斗争,就连文化大革命都被解释为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毛泽东时代,我们受歧视、受欺压、受迫害是因为国共冤仇。任何相互敌对甚至像死敌的造反派、革命派为了表示他们是革命的、忠于毛泽东的,都能把上至国家主席、副统帅当成国民党代理人,下至天天在向毛泽东请罪的黑七类进行侮辱、批判、批斗、迫害、公开打死、杀害甚至辱尸食肉,就差寝皮了。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对外国哲学家的批判材料中有康德的一句语录:天上的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猴子。 我们在当地政府的眼里连猴子都不如,过去猪狗不如,现在还是这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向全世界宣示“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靠的是导弹和坦克,靠的是坚定的盟友和不移的信念”,并且继承先辈未完成的事业以实际行动继续下去。而共产党政府却把我们这些从小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人当敌人。如今,国共和谈,一个中国,双方互访,达成共识。有人用“劫波历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形容现在国共是同胞兄弟关系。但是,当地政府还是把我们当敌人,用极不公平和剥夺权利来对待我们,使我们在屈辱中困难生活和养育小孩,使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在迫害中成长,不能安心读书和学习。国共两党兄弟相逢一笑泯恩仇了,难道贵党也把我父亲在中华民国国难当头为保卫中华民国冒着生命危险投入抗日战争、加入国民党也泯没掉了。我多次致信贵党中央委员会和诸位主席,我不向贵党请求救助,也没有向贵党请求解决房子,只哀求贵党或主席为我们说话,难道是因为什么主权和治权的原因?刘晓波不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吗?为什么马英九主席能为刘晓波呼吁,不能为我们说话?我盼望贵党中央和马主席为我们说话。此致
    敬礼!
     叶家林敬上
     2012年6月25日
    我家租住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眉州路230弄6号
    联系电话:15618252698
    下面是以前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封挂号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我于2009年12月10日致信贵党中央委员会,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音。难道贵党中央委员会不愿意给我回信,抑或根本没有收到我的信。诚如张荣恭副秘书长给我的信里所中说,贵党现在已经没有财政收入,无能力如此救助。因此我在上封信里已不提向贵党中央申请经济救助,我们生活困难只能自己去熬。但是我们几十年来为什么会如此的困苦,受尽各种歧视、迫害。与别人相差很远、不公正的侮辱性的待遇总是落在我们的身上,究其原因就是父亲在国难当头之际参加了国民党,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一直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尽管我们是那么沉默、懦弱、任人凌辱都不能得到同情和宽容。在和平年代的哪次政治运动不是在演绎着那些政治恐怖疯子“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残酷斗争,为了体现自己是立场坚定的革命者,诬陷别人是反革命。在毛泽东“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在毛泽东(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和政府)的支持和怂恿下,国民相残成了国家风气,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及其家庭进行抄家、批斗、殴打、甚至当众打死。有的地方、甚至在皇城根下都会发生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庭的灭门大屠杀。许多政治组织都以捍卫毛泽东的革命派的姿态相互把对方说成反毛泽东的反革命派,先是文斗,然后武斗,甚至发展到动用枪炮拼命、烧杀掠抢,抓到对方俘虏甚至当街枪毙。后来全盘否定,不会是全盘革命 ,只能是全盘反革命。火烧圆明园在清朝是国耻,在中华民国是国耻,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国耻,文化大革命所破坏的文物国宝远远超过圆明园,而且是永远消失了。就连日本打进中国都没有破坏的代表中国文化鼻祖孔子的孔府都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被毛泽东形容为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的文化大革命恐怖政治环境里,那位曾经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的父母的墓都被扒了(当时的“国母”是江青,天无二日,国岂能有二国母),曝骸骨于光天化日之下任人践踏,宋庆龄闻之,嚎啕大哭。在红色政治恐怖疯子自以为豪、大言不惭的红色恐怖下,我们战战兢兢地悲惨地活着,就连我们这些孩子说“错”一句话都会遭到政治性的指责,文革初有一次我说我们是大禹的后代,同学们说我是封建反动思想,他们说我是大禹的后代,他们是毛主席的后代。幸好只是对我批判,没有批斗。我们连与别人近等的权利都没有,谁都能当面侮辱作贱我们。因为我们是国民党反动派历史反革命的遗老遗少,残渣余孽。
     如今毛泽东时代已成历史,但是毛泽东的那套搞人的遗毒仍有存在。在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择手段的甚至是反共的政治威胁和政治迫害在需要时继续会使用,我在上封给贵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已经有些阐述。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社会里要被不断迫害,想侮辱我们就侮辱我们;要批斗我们就批斗我们;想给我们制造困难就给我们制造困难;想强制我们就强制我们;要抄我们家就抄我们家;我们这么穷的人家要被抄几次家。我们的权利、甚至老人、病妇、孩童的权利要被剥夺。母亲真正是苦死的,父亲身体强壮,在文革中忍辱负重地熬着活下来,现在却在强迁的迫害中抱恨而亡。我们有什么错?!又有什么罪?!要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政治灾难。使我们没法安居乐业,没法好好地工作和学习。过去,毛泽东自乱天下,国风恶狠,人性泯灭,文人斯文扫地,学生停课停学,严重影响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如今,政府迫害我们,乱我们家庭,剥夺我们的权利,我们工作了一辈子,还不如个混混和吸毒人员,让我们感到自卑自贱,就如文革中批斗和侮辱被迫害者,逼人自污自秽,失去信心,甚至活下去的勇气。政府官员对待我们的那种傲慢态度比美国对待我国大陆还要狠,美国有时候还表现出出甜哥哥蜜姐姐的样子,和中国大陆弄点蜜月期、蜜月日、蜜月时出来,就是“小孩”生不下来。我们的政府却用美国对待大陆政府最强硬手段来对待我们。2001年发生的撞机事件,大陆政府把入侵大陆的军事人员和军用飞机还给美国,而美国对在撞机事件中坠毁的大陆飞机和牺牲的飞行员的赔偿只有3.4万美元,大陆方不同意,至今没有解决。而我们的政府强行扒了我们的房子,对我们像抄家一样强制搬迁,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侮辱性的不公平来对待我们,从政治和经济上制裁我们,和我们同地块、同时期被强迁的警察、混混、偷渡到外国政治避难的、出于无奈拿汽油到政府机关浇在身上洗澡和洗地板的早在2006年就解决了安置,而我们至今没有解决安置,生活困难,严重影响孩子的读书和受教育,甚至在政府官员的政治挑唆下,我们家庭还出现政治矛盾。现在这个社会到处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的高级性娱乐场所和隐秘在民房的低级性娱乐场所,而且这个社会还为性服务工作人员配备高干队,努力将过去被形容为最肮脏的性交易卫生化、道德化。那些政府官员贪污受贿、道德沦丧、做黑社会的保护伞,那些一有机会就使用权力把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国家和纳税人的钱转移卷逃到反共国家政治避难的官员哪一个不是在党旗下宣誓过的共产党员?!而这个社会却不能容得我们,把我们低声下气地争取一点公平和平等的权利的乞求说成是反党反政府,像林彪一样要做最大的谋反者,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今天,我又一次向贵党中央委员会致信是请贵党中央委员会为我们说话,我父亲和贵党中央的许多委员的先辈一样,都是在国难当头的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被视为敌人,受尽迫害,父亲被迫害至死。没有人为我们说话,就连一个未成年人的没有户口而引起的保险问题,我找到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她想为我们说话,后来也噤若寒蝉。甚至有的政府工作人员说我儿子没有户口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也不想想看,在这有户籍制度的大陆没有户口是违法的,这个社会是宁可违法,也要剥夺人权,包括未成年人、老人和妇女,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罪恶的最广泛、最邪恶、最明目张胆的表现,现在只是若隐若现而已。2007年,德国有几个议员提出开除为竞选德国总统而加入德国国籍原奥地利人、掀起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发动二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的德国国籍,最起码这几位议员还认为希特勒是德国公民,只是想开除而已,最后不但没有开除希特勒德国国籍,反而使希特勒获得更大的关注,德国政府已决定出版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亏得我们政府还要向德国政府表示我国是讲人权的,偷渡到德国政治避难的人房子都安置好了。德国政府也向我们表示讲人权,其政府总理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我们的政府向我们明确地宣传和示威:偷渡和政治避难者后面有德国和强大的、敢于挑战和侵犯我国核心利益的帝国主义阵营。就如动迁人员对我所说的那样,他们后面有政府、有国家。我原以为为动迁商后面的政府、国家也是我的政府、国家,其实我后面什么也没有。
    过去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假谈真打,死了千千万万的的人,而且以死人多为骄傲,就如动迁人员当我父亲的面威胁我们那样,他们说:……国民党800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你们搞什么?当时我是回答他们的,我说:你们知道国民党800万军队被共产党消灭了,中国人要死多少?民进党把国民党推翻(当时国民党已下野),人没有死一个。后来民进党执政,主要领导人带头贪腐,行政大搞政治斗争,把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放在次要位置,台湾人民通过选举又选择了国民党执政。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又谈到一起来了,我不希望现在也是假谈,更不希望有什么解放台湾、反攻大陆的战争。战争是要死人的,即使一边倒的战争也要死很多人的,就如美伊战争。几千年来世界和中国的战争发动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罪恶和灾难,还有那些独裁者把战争最极端恐怖的你死我活的概念引入和平年代,不顾人民死活造成人道灾难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发展的滞后都应该到此为止。但是和平与美好的愿望往往都是弱者的奢想,我们在这个社会经历的失望实在是太多太多,即使是很小的事情,甚至是举手之劳的妇女儿童权益之事都要受到那些政治家、军事家般的官员乘人之危的胁迫。没有人同情我们,只有那些以迫害、刁难我们为乐为荣为傲的官员的冷漠和幸灾乐祸。我这两次致信给贵党中央并没有要求国民党要为历史负责任,有的责任是谁也负不了的。负不了的责任没法负,但是负得了的小责任难道不应该负一下吗?如今国共两党进入蜜月期,两岸直通,求同存异,政治缓和,经济框架都是在和谐与平等的状态下谈成的,谁也没有强制谁,这是多么美好的状态。而我们这些国民党在大陆被视为遗老遗少、残渣余孽的人群为什么要被各种软硬的手段强制过几次,有许多人甚至老人、小孩和婴儿连生命都被非常残酷地强制掉了,更不要说人权了。虽然现在泛社会的残酷的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毛泽东时代的许多作风没有弱化,我们至今还沉浸在被强制的苦难中,长期的被剥夺与别人同等的权利,在艰难的环境中生活、学习。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向贵党中央委员会请求出面为我们说话,没有任何过错吧。难道我父亲早就叛党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如非如此贵党中央委员会无任何理由不关心和注意我们,我向贵党中央委员会的请求没有不正当,我一个家庭际遇现状相对国共谈判的内容是小事,但是对我的家庭是大事,对几十年来被归纳到“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而遭受你死我活地残酷迫害,甚至迫害致死和杀害的阶级和阶层是大事。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在以阶级斗争和政府所支持的反共舆论为理论基础的迫害下生活?难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为我们讨回一个公道?难道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见面还是假谈?以后见面还是你死我活的真打,以杀人多为荣?难道几十年前的在和平时期的人道灾难还要出现?现在网上和社会上还有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津津乐道者,只要有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潮存在,那些毛左分子就会利用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来全盘否定改革,甚至会发生和平时期文化大革命那样或更严重的内战。
    敬礼
     中国国民党万岁
     叶家林敬上
     2010年10月10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我父亲叶绍野,福建闽侯沪屿人,1918年4月5日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省政府从福州迁移到南平前在当地组织了抗日游击队,父亲参加了区(峡)南游击队,1938年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在当地农会担任理事长,党内职务是乡镇党部里的一个书记。
     1949年,国民党退入台湾时,父亲曾到过厦门,看到当时的情景很乱,想到家中还有老母和有病的妻子,没有去台湾。那时候的农村生活是很苦的,而且时代又变了,对他的身份又不利,于是他只身来到上海,在上海正泰橡胶二厂当工人,挣得工资寄回老家。后来在农村的妻子病逝(她因病没有生育),父亲和我母亲结婚,在上海买了房子,生育我们兄弟姐妹四人。1959年,父亲被查出历史上加入国民党,被判管制三年,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当时正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父亲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母亲没有工作,只能帮人家缝缝补补,有时晚上父母亲和我还要剥做胶鞋边角料上的橡皮,干到很晚,为了橡皮好剥些,把边角料泡在水里,冬天也是这样,那时候的冬天非常寒冷,经常下大雪,夜里窗上结着冰花,床上垫的是稻草,盖的是破棉絮。有时拆纱头,都只能挣点小钱,就这样都无法维持生活,母亲经常去卖血,以至于她体质很差,浮肿、很早就得了冠心病。在福州农村的祖母病饿而死。粮食不够吃,肚子饿,大妹妹有时去抠黑泥土吃,父亲到河边买青草煮了吃。没有钱买黑市食物,放假或星期天我经常和母亲去浦东抓蟛蜞、挖野菜回家煮了吃。有一次,在河边看到到一个大洞,我把勾蟛蜞的钩子伸进洞里,想不到勾出一个骷髅头,母亲连忙叫我把骷髅头放下去,她害怕极了,跪在墓洞旁边连连合掌磕头,嘴里不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小孩不懂事,惊扰了你,请你原谅……。由于收入极低,生活难以维系,只能把楼上以每月只有两元钱的租金租给人家,一家六口人住楼下。后来为了还债,把这间较好的房子与别人换了间一边墙板都被撬光、前后进风的两层破房,以差价还债。楼上继续租给人家。楼下年年进潮水,水深至大腿,退潮后水舀光了,还不断地从地下渗出水来,最长时能持续近半年。全家都得过关节炎,我膝关节红肿、疼痛地不能走路。由于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家属没有半劳保,有病只能去熬。幼年时的弟弟扁桃体经常发炎引起发烧,唯有的积极办法就是喝水和冷水湿毛巾敷在头上,母亲把两根针放在小水碗里搁在门后,然后抱着昏沉沉的弟弟,嘴里不停地叫着弟弟回来。因为生活困难,父亲向厂里要求补助,都要受到侮辱,说什么“工人阶级都没补助,历史反革命还要补助……”,即使给点小补助,也要受一番训斥。因此父亲曾对我们说过:有困难尽力量自己熬过去,去求人家就有可能受人家侮辱。我们从小就是在苦难和受欺辱中度过。小学时,班级同学都是父亲厂里职工子女,与同学发生争吵,同学就会说我:你爸爸历史反革命……。去告诉老师,老师叫我不要睬他。回家告诉父母,父母叫我不要与别人吵架。有个同学买了几张火药纸放在裤袋里,拿着一张火药纸一边撕一边让同学抢,乱哄哄中他被推倒在地,火药纸在他裤袋里烧起来了,别的同学跑开了,我帮他把火扑灭。他却说是我把他推倒的,找我妈赔钱。我妈赔了钱,还要帮他把裤子补好。60年代初,父亲厂食堂放映《女驸马》,父亲买张票给我(全家只有我去看)。还没开始放映,我和附近几个孩子在食堂大门口顽皮,被一个检票的厂职工抓住头发恶打。当时有人指责这个工人怎么可以这样打小孩,他回答说:反革命子弟,打了怎么样!有孩子跑到我家告诉我父母,我母亲跑来把我抱回去。回到家里,父亲默默无语。当天电影票也废了,那时电影看的很少,别说电视机,收音机都极少人家有。我们慢慢地懂得“历史反革命”的沉重分量,这顶附着紧箍咒的帽子不但戴在父亲的头上,也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不敢和别人吵架和打架,我们也长的骨瘦如柴,弟弟长的更是瘦小,经常被人欺负。被骂被打眼泪只能自己咽下。
     1964年,我考进重点中学,父母非常高兴,给我钱买了支包头金笔和一本厚大的日记本送给班主任,以谢老师的教诲之恩。父母期望我能好好的把书读下去,他们说:只要你把书读好,再困难都要给你读大学。这就是希望,但是这个希望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破灭了。十七年的教育路线被批判,学校停课闹革命,大批判、大斗争,把老师批斗的死去活来,有一次,同学把我叫到学校,看批斗老数学老师,老人家被斗的浑身颤抖、抽搐。许多老师被批斗,我们的英文老师卧轨自杀。抗日战争时,敌机在天上扔炸弹,地面学校在迁徙,还在办学上课。而我们却在和平年代人斗人,革人的命、革文化教育的命。我弟弟班里发现一张反毛泽东的纸条,工宣队把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叫去审问,不承认就打人。后来查出是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写的。那时代,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的种族遗传理论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政治遗传理论下,遗传学大师谈家桢都在复旦大学被批斗,一盆墨汁从他头上浇下来,白衬衫都染黑了,学生勒令他从校门爬出去,家中的妻子悬梁自尽。许许多多熬过日本入侵国破家亡残酷年代的人、甚至非常有名望的人,绝望地自杀了。父亲也被批斗,我们这个破家也有人来抄家,我们一家几乎每天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后来,象征性地搞了复课,还是闹革命。我是67届初中生,高中不办了,工作分配时是有工矿的,我家非常困难,但是由于出身问题,我连分配到工厂、农场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去上山下乡。革命的老师带着红卫兵白天在我家门口敲锣打鼓,夜里坐在我家通宵达旦做思想工作,要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断绝关系,去上山下乡。父亲连说话的权利都不敢行使,蒙在被里流泪。我是第一批去安徽淮北插队落户的学生,个子又瘦又小,刚满17岁。插队落户中连谈女朋友都因家庭出身而告吹,前途充满悲观失望。哀莫大于心死,我们受欺凌、苦难,只能无望地熬着。就如我现在所说的:别人去上山下乡是因为革命,而我去上山下乡是因为反革命;别人是激情燃烧,我是悲观失望;别人是大有作为,我是前途渺茫。
     毛泽东死后,是邓小平让知青得以返城。回到家里,我们兄弟姐妹已经都是大龄青年了,都未结婚。望着破烂的房子和年年涌进的潮水,我们全家齐心协力要翻造房子。那时候,什么都紧缺,申请的材料不够,到处求人帮忙。向单位和私人借了很大一笔钱,许多年以后才还清。终于在1982年把破房翻造成楼板整浇带四层阁的三层楼房,结束年年进潮水的苦难。那时候造房子是很辛苦的,许多人家经济条件比我们好都不愿去造房子。后来,两位妹妹先后出嫁。由于债务和低收入家庭经济依然困难,我只好娶了位农村姑娘为妻。弟弟生性老实,责任心强,虽有女友,至今尚未结婚。他工作了几十年,工厂政策性倒闭,每月只有100元的生活费。
     2003年初动迁人员到我家来,当着我父亲的面,对我们说:国民党800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拆迁与国民党800万军队被共产党消灭了有什么关系?我父亲是国民党党员全厂、全弄堂和附近都知道,动迁人员讲此话的目的是进行政治胁迫。后来动迁人员还用6.4北京大学生和法轮功都被共产党镇压了的话来威胁我,我听了只是笑笑。动迁人员用此话威胁另一人时,那人辩驳说:6.4大学生和法轮功都是阶级敌人,你们把我们当阶级敌人。这人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说:他不是把你当阶级敌人,是把自己当阶级敌人,这是国际上反共舆论。1989年6.4后,上海发生交通堵塞,我还参加厂里组织的夜间拆除路障的行动。我们不信迷信、特异功能,更不信什么法轮功。但是,拆迁时我们却要受动迁人员对我们进行反共舆论的教育和威胁。然而,正如动迁人员所说的他们后面有政府有国家、他们代表政府和国家。杨浦区政府的房地局也代表他们,作出剥夺我们财产,剥夺我们权利的裁决。同时,杨浦区社会保障机构取消了我弟弟每月100元的生活费,理由是人户分离,这时是2003年5月。7月7日动迁人员把我单位领导找来谈,他们态度蛮横强硬,我大妹要求给父亲安置一套一室一厅,动迁人员非但不同意,还用强迁来威胁,与我大妹吵起来。我叫大妹不要和他们吵。我最后要求给我父亲和弟弟各安置一套川沙的一室户,他们都不同意。动迁单位不是政府机构,是为开发商服务的中间商。他们就是要让政府在我家显示共产党消灭国民党800万军队的力量;显示共产党打败联合国军的力量;显示共产党打败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力量;显示共产党镇压6.4大学生和法轮功的力量;显示共产党打倒苏共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力量。7月9日杨浦区政府出动大量的工作人员和警察对我们家实施强拆强迁,8点15分,在几架摄像机下,政府一工作人员向我宣布政府对我家庭实施强拆强迁。我当时用头撞碎窗玻璃以示抗议,俩动迁工作人员把我架了出去。我父亲被抬上救护车,我小妹为看护父亲随救护车。父亲就像人质一样,为了不使父亲担心害怕,我们只好随后跟去。当天父亲饭都吃不下,路也走不动了。他躺在床上,尽管我们怎样安慰他,总不能让他释怀。强迁前他几乎每天都是自己上街吃早饭,有时还到菜场买菜。强迁后,他不愿走动,我们只好买轮椅给他用,我兄弟俩和妹妹不间断地照顾他,但是一辈子受尽苦难和迫害的父亲还是在强迁一年半后的2005年元宵节凌晨猝然去世。父亲从来不打骂我们,有事只向我们讲道理。他没有不良嗜好,最苦难的时期,他吃过草,让我们能多吃些。我想起我考进重点中学后,每天清晨,父亲上班我上学,他带我去厂对面点心店吃早饭,我吃着甜豆浆和父亲厂里买来的大油条,看着父亲坐在装满箱子的卡车后面,一手拉着吊绳,一手抓着两只淡馒头,随车远去。回忆往事,外祖母、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共患难的悲怆亲情,历历在目,使人潸然泪下。
     被强迁后,我妻子带着俩孩子在原居住地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生活。我收入低,患慢性肝炎、脂肪肝。妻子无工作而且患有右肾巨大囊肿,无钱医治,体质很差。家庭经济非常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最低生活保障,靠借债度日。我弟弟连100元的生活费都被扣了,当时上海最低生活保障是290元,我弟弟没有收入完全靠借债度日。在这样的生活压力下,我们苦熬着。我们这里的其他强迁户基本上都起诉到法院,全部败诉,于是他们集体上访,一次次被送回来。他们回来后,政府还给他们补助。而我们家庭没有人去上访,政府对我们的困难状况却没有救助。困难家庭学生义务教育书、学、杂、伙食费全免,我们的孩子全部自费。后来在2005年发生困难家庭人员要不到低保点燃液化气自杀的事件,一位信访员打电话到街道政府机构,还拖着不办,打了几次电话以后才给我们家庭办理低保,但是我的妻子至今没有低保,理由是没有户口。而我弟弟一直到2008年5月才给他每月100元生活费,已经五年过去了。
     2007年春,一个穿滑雪衫的人,一进化解办就破口大骂,我问他什么事,不要骂人,他说化解办的工作人员骗了他。原来他是我们那一片被强迁户,从他的话中我得知他家被强迁的问题解决了。后来我去打听情况,此人姓阮,他的的大弟弟我认识,他们家产是二层楼房,比我家要小多了。大弟弟在强迁前已分得一套两室一厅。大哥、小弟和母亲遭强迁,2006年解决大哥一家三口一套大两室一厅,小弟单身在德国分小两室一厅,母亲分一室一厅,地段要比拆迁安置使用权房地段要好的多,而且都是产权房。大哥看到在他们后解决的拿桶汽油去谈的强迁户比他家安置的还要好,心里不平衡了,所以才到化解办骂人。偷渡到德国,这里不住都能解决一套两室一厅产权房。而我弟弟工作了一辈子,厂倒闭了,安置费都没有,失业了,连每个月100元的生活费在我们还没有被强迁前一个月就被停止了。当时上海最低生活保障是290元。迫害机制启动迅速,还有提前量。这是要人命,还好现在借得到钱,否则,要像三年人祸时期那样饿死了。
     被强迁的六年多,我一次次的找政府,要求解决强迁的问题,我没有参与群访,没有去北京,连上海叫“康办”的地方都没有去过。以前我去政府机构去要求解决强迁问题都是低声下气,受尽侮辱。2007年7月9日,我们被强迁四年第一次我把两个孩子带到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化解办的负责干部当着我两个孩子的面说我把小孩带来是反党反政府,听了这话,令人愤慨。我当时就对俩孩子说:文化大革命的那套东西又拿出来了,她所说的反党就是反共产党,她所说的反政府就是反共产党政府。我现在告诉你们,反党反政府的都是共产党员,戈尔巴乔夫就是这些共产党员的头。事实就是这样,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就是例子。从丘吉尔的名言:把共产主义掐死在摇篮里;到他的铁幕演说;从热战到冷战;无论是内斗还是外斗,苏联越来越强大,核武器和导弹世界第一。就是戈尔巴乔夫允许推倒象征社会主义铜墙铁壁的柏林墙,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经是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叶利钦下令取缔苏联共产党,最后苏联亡党亡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员完成他们的死敌做了七十余年而做不到的事情,苏东共产主义事业全面崩溃。亚洲的共产党国家红色高棉柬埔寨虽然是被外国军队推翻,但是推翻它的是越南共产党,重建的却是君主国,组成的政府什么党派都有,就是没有共产党。在我的孩子面前开口就说我反党反政府,就是对我的孩子说我是反革命,就像小时候别人骂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一样。反革命就是几千年来的第一大罪:谋反罪。有些共产党员贪污受贿,有的甚至叛逃、把巨额财富转移到敌对国去,辱国辱党,被判刑时也没有说他们反党反政府。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理念永远改不掉,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用于打击我们。我说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她说“你以为你就可以把小孩教育好?!”,这不是疑问句,而是坚决的否定句,此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能把孩子教育好,也可以给我们设置障碍,打击我们的积极心,使我们教育不好。那种恨人不死的心态就像毛泽东,政治上稍有一点不合其意,就发动政治运动整人,发动文化大革命,17年的教育路线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连高中、大学都不办了,把学生教育成暴徒,许许多多的教授、专家、老师,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惨遭批判斗争,迫害致死。我们在受迫害、受苦难的状态下努力的教育下一代,却被说成“还会教育出反革命”,对我们进行侮辱,我回答她:林彪、江青这些老革命不知是谁把他们教育成反革命。文革中对立的政治组织,互相说对方是反革命,光天化日下搞武斗,打死人,还要滥杀无辜,犯下那么多反人类的罪恶,都是谁教育出来的。还说我反动,我回答说:我难道比文化大革命反动?!我反动?反动一个人;文化大革命反动,反动全国。2007年初,这位负责人在我妹妹面前说我:写信给国民党,坍台吗?我说:我父亲是国民党员,正因为我父亲参加了国民党,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我们受尽苦难,我现在生活这么困难,我写信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求助,坍什么台?!我当时只是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到2008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前,谈到大选时,这位负责人讥讽我:国民党自身都难保了,还指望国民党。我反唇相讥:去年你讲我写信给国民党坍台吗?我坍什么台。人家偷渡到德国,政治避难都能分一套两室一厅,而我们却分不到,我知道,你们是为了向默克尔表示你们是讲人权的,默克尔也向你们表示,他们也是讲人权的,去年9月份她会见达赖喇嘛。你们把热面孔贴在默克尔的冷屁股上,她还要放个屁给你们闻闻,你们坍台吗?他们甚至以嘲讽的口气对我说:你也去偷渡,你也去政治避难。在政府干部傲慢与偏见的眼里我们猪狗不如,几十年来我们都要低人几等,我们那么低声下气了,还要欺压我们。以前,听了一些传闻,总认为阳光下的罪恶不可能超过法西斯。今年我装了无线网,我学会了上网,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特别是三年人祸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事件。在人为灾难横行时,首当其冲的就是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子女惨遭饿死、屠杀、甚至灭门,和平年代阶级斗争你死我活,惨绝人寰。
     我父亲在年轻时只是一个未喑世面的农村种田小伙子,抗日战争让他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加人了政府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我从小受到的是美帝国主义支持和怂恿日本侵略我国、国民党卖国不抗日的教育,好像抗日游击队都是共产党组织的,所以我问父亲,这个游击队是政府组织的吗?父亲做了肯定的回答。后来父亲又加入了国民党,抗战中出生入死,骚扰日本人。有一次,他和一位战友跳水逃跑时,战友在水里被日本兵一枪打在头颈上,牺牲了。父亲游上岸,拼命地往山里跑才脱逃。就如父亲所说的,随时都有命没了的感觉。抗日战争结束后,父亲在农村当个小干部,在农会工作。正是父亲的历史,毛泽东时代我们受尽迫害和苦难。熬到了邓小平执政,有了生息和感觉平等的时期。到了拆迁,不平等的待遇又来了。动迁单位对我们家庭的历史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动迁人员才会当着我父亲的面用“国民党800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的话来提醒我们,威胁我们。动迁人员走后,父亲对我说他们:现在还讲这种话,恐怖死人。我现在提到这件事,有的干部还说:他们(指动迁人员)没有说错,共产党是消灭了国民党800万军队。我想请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历史上国民党有过多少军队,被共产党消灭有800万吗?被军阀、日本侵略者消灭的军队有多少?有些问题上我是有疑问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很明显地被国家和社会把我们当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1979年,有了摘帽政策,但这不是平反,只是历史的问题结束公开地戴在头上;也不是父亲加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或成了利益既得者。因此在发生矛盾时,沉淀了多年的东西就会泛起。就如拆迁时,政治威胁、政治迫害就会接踵而来。我家的房子面积不算小的。我父亲单独居住一楼,为什么别人家面积只有十几、二十几平方米可以单独分,而且分几套,而我父亲却不行。我弟弟是大龄未婚,别人大龄未婚可以安置一套两室一厅,而我弟弟却不行。就像前面所说的偷渡到德国政治避难不住在中国的,都可以分开安置,而且是好地段的产权房,2006年就解决了。吸毒人员都可以单独分一套两室一厅,把房子卖了吸毒,钱花完了,偷盗危害社会。难道他们的房子比我家大吗?!就是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是历史反革命,对我父亲的歧视和不公平,造就了对我们的歧视和不公平,没有人同情我们,只有变本加厉的落井下石。我父亲受苦受难一辈子,最后还要被迫害到死。我们至今还在受不公平的待遇、受迫害。去年11月份,一个干部对我说:毛主席气量算大的,没有像过去帝王那样,把国民党都杀光。我说:清朝时满族旗人处处欺压汉人,清朝被推翻,国民政府也没有对满族人怎么样。后来我想这位干部不是在为毛泽东歌功颂德,是在威胁我。
     去年张荣恭副秘书长给我回过一封信,他对我们全家遭遇的历史悲剧和不幸深感遗憾,我在这里向张荣恭副秘书长对我们的同情表示感谢。其实历史的重大人祸悲剧都是独裁者和法西斯为了其统治和个人目的故意造成的,历史只是载体。张荣恭副秘书长认为我所说的问题应属大陆政府和大陆公民间的问题,我可以这么说,问题的起源在于我父亲是国民党党员,是被大陆政府定为历史反革命,我们没有和别人相同的权利。我们低声下气的乞求权利,都乞求不到。别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敢于起诉,敢于从法院里面打到法院外面,败诉了敢于集体上访,敢骂政府干部,敢拿汽油倒在身上,用极端的方式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去年汶川大地震后,有一强迁户来对着干部说:地震怎么不把你们震死掉。还有一位老太太对他们说:上海怎么不地震的?我说:上海地震我们也会死的。老太太回答说:要死一道死。汶川、唐山大地震是多么恐怖,当时有的报纸甚至用国殇来形容地震所造成的灾难,可见她们的心理状态。汶川地震的能量抵得上几万颗核弹,这些人如果有原子弹,还不抱着原子弹带着我们同归于尽,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倒霉受害者。这位老太太家有25平方米的公房,同住俩女儿各安置了一套两室一厅使用权房(当时安置都是使用权房,要付房租的),当时给老太太一套一室一厅,她嫌小,给她两室一厅,嫌死过人。现在给她一套两室一厅产权房,她要附近的一室一厅。化解办干部说:你的女儿以前分过房,这里还分了一套两室一厅。老太太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把它拿回来。我想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评判一下,我们的权利和待遇与别人相差多少远?我父亲单住的一层都比人家全家大。就如偷渡到德国政治避难的人,不住的都能分两室一厅,前化解办负责干部质问我:你怎么知道人家是政治避难。你瞎讲人家,人家到法院告你。我说:你赶快叫他到法院去告我。他是人才吗?德国人才济济,就是爱因斯坦,德国都不要。偷渡和非法居留在哪个国家都是犯法的,是会被拘捕和遣送的。但是政治避难不犯法,那些藏独分子敢在德国破坏奥运圣火传递,就是因为政治避难,你最好叫藏独分子也一起到法院告我。德国在历史上是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严重的国家,他们到德国难道就变成雅利安-日耳曼种了吗?我国的政治歧视甚于任何歧视,而且普及,残酷,持续时间长。祖龙虽死秦犹在,毛泽东承袭斯大林那套残酷的政治理念和手段是绝灭不了的。杨浦区政府宁可媚敌也要用毛泽东的手段来迫害我们这些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像默克尔这样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长大的反共分子,这种人权小把戏能哄得了她吗?!默克尔之流要的是藏独分子和疆独分子搞藏独和疆独的人权,不知杨浦区政府能给的了吗。这个社会到处有变相的赌馆和变相的妓女院,这个社会连过去被形容为最肮脏、最藏污纳垢的行为和地方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我们一点点的合法权利,就如我的儿子,至今没有户口,连治病的保险都不能办,还要被政府保险机构工作人员斥为“没有户口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2007年德国有议员提出开除出生在奥地利、发动二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德国国籍,喧嚣了一阵也无下文了。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歧视已经甚于德国有些议员对希特勒的仇恨。我的妻子与我结婚已经20多年了,为了配合政府胁迫和迫害我们,公安局不让她把户口迁移到我的户籍中来。我们是多么的可悲,不论过去和现在,就如丧家之犬、覆巢之卵,生息不得安宁,几十年来我们受尽凌辱和不公正的待遇,父亲最后还是被迫害至死。我们被强迁6年多了,也谈了6年多,要求低都谈不成,而拿汽油去的,却谈好了,安置的地段比我们原来居住的地段还要好,夫妻和孩子三人分得115.78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我们无能力又无魄力,在政府干部眼里又像敌人一样。今年6月19日区联席办的一位主任与我谈话时警告我不要和林彪比,后来又说我要做最大,好像认为我要篡党夺权,还好毛泽东死了几十年了,否则,这个欲加之罪可是要人命的。
     6年多来,我曾经给贵党中央委员会和三位主席写过许多封信。2006年8月9日接到贵党中央大陆事务部徐新生副主任来的电话,当时国民党正在野,他对我的父亲当年加入国民党参加抗日表示了敬意,对我们的遭遇进行了安慰。去年10月9日,我接到贵党中央张荣恭副秘书长的来信,表示国民党没有对留在大陆党政人员有困难时的救助政策和国民党无财政收入无能力救助,并认为我所提之事是大陆政府和大陆公民间的问题。我父亲是在日本对中华民国全面侵略之际,和千千万万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将士一样,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共赴国难,加入国民党。虽然父亲他很渺小,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但也是反抗外民族侵略保卫国家的巨浪中的一滴水。国民党吴伯雄前主席去年在中山陵说:历史不可抹杀。共产党没有抹杀我父亲的历史,我父亲成了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更不应该会抹杀我父亲的历史,因为我父亲的历史是嵌在国民党的历史中最惨烈的那段经历中。国共两党历史上多次合作,多次为敌。如今国共两党又走到一起来了,我盼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能就我家庭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向共产党或大陆政府作交涉,匡扶社会所提倡的公平和正义。我向贵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这个请求,可能会有人认为只是一个小小的家庭与大陆地方政府的矛盾,其实里面蕴含沉重悲剧的历史政治大背景,贵党中央委员会应该考虑到其中狭义和广义的因果关系,这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家庭,过去有许多,将来可能还会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不同情我们、不为我们伸张正义,孰能为之?!我盼望贵党中央委员会对我的请求能给予我一个答复。此致
    敬礼!
     叶家林 敬上
     2009年12月10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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