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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概念的历史/杨光斌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6月12日 转载)
    
      正如民族国家的形成催生了新的政体理论一样,新的时代也造就了新的政体理论。只不过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征已经不是国内政治的变化更多的是国际关系的变迁。而新国际关系下形成的政体理论直接决定了今天的政体观念。政体本来是国内政治的问题,怎么会变成国际关系的问题呢?到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变化,宪政结构不变,只不过选举权在一些国家有所扩大。但是,冷战发生了而冷战起源于意识形态冲突,话语权的“主义”之争成为20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这样,“人民主权”学说下的关键词“人民”、“自由”、“民主”等便成为西方思想界争论和论证的焦点。客观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社会主义阵营在“自由”和“民主”的话语权上并不逊色于资本主义阵营。新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践行着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穷人革命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着。也正因为担心“多米诺骨牌”效应,西方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民主观与资本主义民主观的斗争。遗憾的是,由于教条主义的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在民主理论上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只停留在经典作家的论证上,并且在实践中也出现过与“人民主权”相悖的个人崇拜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一些错误和灾难。在与社会主义阵营斗争的同时,西方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关于“民主”的大争论,即表现为自由主义民主的精英民主主义与表现为古典民主主义的参与式民主主义(精英主义者称之为“激进民主主义”)之争,精英主义者试图解构古典民主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并建构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反精英主义者则极力维护古典民主主义。精英主义者似乎占了上风,“熊彼特式民主”即选举式民主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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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之争就是政体之争。熊彼特在政体意义上讨论民主[15](P395),萨托利和达尔也如此。萨托利说:不同于社会生活中的社会民主和工业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是大范围的宏观民主,是政体层面即国家范围和国家管理的民主问题;民主就是一级实体(政体)意义上的民主制度。[16](P12-13)达尔以选举权的范围和反对的自由为标准,将政治体系划分为“霸权政制”和“民主政制”或“民主国家”。[17](P104-105)
    
      在冷战时期,政体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以意识形态化的“民主的战争”面目出现。到冷战高峰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不得不让位给意识形态理论家们,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体类型学,形成了达尔所说的“类型学的洪流”[18](P89)。
    
      实际上,不存在一种最佳的类型学,很多政体类型的划分看上去很复杂,但我认为其中都贯彻着“二分法”(即两个类别的对立):一是以西方的政治体制为中心进行的传统与现代之分;二是现代政治中的民主与专制之分,或自由主义民主与极权主义之分。二者都是西方中心主义。为了厘清意识形态化的政体理论,这里首先有必要简单地提及建立在“二分法”上的类型学。
    
      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一个重要遗产是认为没有归纳就没有科学。即使基于事实的科学化分类,也具有排他性、掩饰多样性和过时等诸多问题。如果在类型学中采用最简单的“二分法”,那么问题会更多,解释力也会更差;而如果以意识形态而非事实为标准的“二分法”,这种分类的价值就更值得怀疑。寻求类的对立的“二分法”往往建立在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之上,舍弃了政治社会结构中其他重要变量。“二分法”无视或忽视了中间地带、混合地带以及政体谱系上的“级数”,是一种简单的非对即错、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在很多时候,“二分法”不符合常识,是无效的。
    
      “自由主义民主”就是二分法的政体类型学的产物,对此,其最有力的辩护者也不讳言。萨托利认为,“民主是什么”这样的命题是指一个实体的类型,“由此而要求的逻辑处理时分类处理,即二分法处理或分离处理。我们要确定某个政体是不是民主政体。这也使得由这样的处理而产生的不同是类的不同,而不是程度的不同”[19](P185)。
    
      分“类”而不问“程度”,就意味着只讲差异和对立,而不讲共性和通融。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并没有区别。斯特劳斯式的辩术士反对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只追问终极价值。在对待政治学的根本问题即政体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只在价值上强调对立,而不关心事实本身到底如何。这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是冷战时期两极对立状况的写照。由于冷战的需要,被贬抑几千年的“民主”终于在理论上被正名,成为理论家们相互争夺的一个词语,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西方国家的代议制(贵族共和制)被说成是“民主政制”。但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国家都自称“民主国家”,达尔用“多头政制”、精英主义者用“自由主义民主”来指称西方国家,以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国家。
    
      本文旨在澄清政体理论在西方的演进,考察“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看看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贵族共和制”如何被论证成“自由主义民主”政体。
    
      “自由民主”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中包括很多不同的思想体系。把政体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之说归结于一个人、一个事件,是很困难的事。谁最早提出“自由民主”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有人归结为约翰·密尔,也有人说是托克维尔。我认为这些都是事后追认或寻求合法性证明,因为西方的主流思想直到20世纪初还是在负面意义上指称民主,也不愿意这样标榜自己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从19世纪中叶开始,“自由民主”已经导致诸多严重问题,因此才有了马克思的革命性批判,有了帕累托、莫斯卡、米歇尔斯等的精英主义批判。“自由民主”已经不堪重负。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在与激进民主主义的论战中,“自由民主”被修正主义者重构后才被“正名”,成为一个积极的概念。其中,熊彼特和萨托利是两个绕不开的人物。本文所考察的“自由民主”就是在国外属于主流之一而在国内影响最大的“熊彼特式民主”即选举式民主。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熊彼特预言,人类社会将“大步进入社会主义”[20](P25-42)。也就是说,西方国家面临空前的政治挑战,如何认识“人民主权”成为问题的焦点。在当时,社会主义意味着大多数人当家做主,而在以“人民主权”为旗帜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中“人民”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西方的理论家必须回答这个根本性问题。熊彼特和萨托利等给出了答案。他们认为,要使“自由主义民主”成立,首先必须直面千百年来盛行的“人民主权”。熊彼特这样解构古典的民主理论即“人民主权”:第一,人民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不同的集团在不同时期都声称他们是人民。而且,“人民”怎么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去进行统治?第二,作为社会选择理论的先驱,熊彼特认为不存在共同的社会福利。第三,基于政治与人性的关系,熊彼特援引勒庞关于大众心理的“乌合之众”之说,即一般人没有政治判断力。第四,从西方国家的真实政治过程看,职业政治家和利益集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甚至制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只能是它的产物”[21](P373)。
    
      和熊彼特一样,其他的精英主义者都不认为“人民”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并且群众社会不利于民主政治。萨托利甚至无视读者的智商,从语义学上解构“人民”和“民主”。[22](P377)绕来绕去,他主张的所谓有限多数即保护少数派权利的多数原则,说到底不过就是为了捍卫精英政治。这一点萨托利本人毫不含糊,但是读者却可能掉进其思辨的陷阱之中,干脆连“人民”也不要了,连“人民的统治”也不要了。在精英主义者那里,人民是不存在的,在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的世俗化时代,民族国家规模空前的条件下,古典民主理论中的“人民主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论基础。[23](P390-394)
    
      但是,“政治正确”的需要意味着任何人既不能放弃“人民”,也不能不要“民主”。聪明的精英主义者对“人民主权”进行了革命性改造。熊彼特说,古典主义民主观是“人民以挑选能保证他们意见得以贯彻的‘代表’来实现这个主张。这样,选举代表对民主制度的最初目标而言是第二位的,最初目标是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全体选民。假如我们把这两个要素的作用倒转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目标”[24](P398)。作为经济学家的熊彼特将经济生活的竞争移植到政治生活,认为民主政体就是为争取获得领导权的自由竞争,“民主政体看来是指导竞争的公认方法,而选举方法实际上是任何规模社会唯一可行的方法”[25](P398)。
    
      这样,民主将不再是一种价值追求,实质民主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程序方法”,即一种可以衡量的实际存在。更重要的是,程序民主理论能够回答古典民主所不能回答的“领导权”问题,即集体的意志通过控制“领导权”(政府)而实现,而“领导权”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关键性制度。为此,民主政体就变成了“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26](P395-396)。也就是说,民主政体仅仅意味着选民选择政治家的过程和权利,而对于提案、立法等纯属形式性质的活动,属于议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民主方法会产生反常的结果,因而不适宜民主政治。[27](P395-397,424)这样,熊彼特式民主就是“民主等于选举”,萨托利并将之界定为“选举式民主”。[28](P115)而选举只不过是诸多政治过程中的一个可以衡量的“程序方法”而已。
    
      从此,民主政体被说成是人民通过选举的程序而同意谁领导、谁统治了,也就变成了“选举式民主”,通过选举式民主而变成了“同意的政治”。那么,“选举式民主”的“同意的政治”意味着什么呢?熊彼特和萨托利都很坦率,说就是人民“同意”被统治。在熊彼特式民主那里,“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人民真正在统治……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来要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29](P415)。用萨托利的话来说,作为一种“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概念,程序民主倒是真实地描述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过程,即人民被统治的过程。
    
      熊彼特和萨托利虽然道出了事实真相,但有违“政治正确”。在一波又一波要求人民权利的社会运动的美国,怎么能明目张胆地说民主就是统治人民呢?达尔将主张赤裸裸精英政治的自由主义民主改造为政治多元主义,提出了著名的“多头政治”说。在达尔看来,多元民主指的是“现代那种实行了普选权的代议制民主”,“多头政治”与“多元统治”、“大规模的民主”、“多头政体”等是同义语。而构成达尔“多头政治”六项政治制度中的第一项便是选举产生的官员。[30]这些制度和萨托利所说的精英民主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不仅如此,萨托利甚至还多次引证达尔关于选举与民主的关系的论述来强化其“选举式民主”理论。[31](P115)也就是说,和熊彼特、萨托利一样,对达尔而言,选举也只是选择谁统治。
    
      精英主义者和表现为多元主义的精英主义者告诉人们,不要回避民主就是被统治的观点,因为在自由主义民主中,人民的选择权自主且自由,有拒绝选择的权利。但是,在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中,选民的选择权到底有多大?即使可以拒绝选择,但不能拒绝接受。因此,拒绝选择的自由是形式上的,而被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所统治倒是实质性的。到此,我们不得不追问自由主义民主”或“自由民主”这一命题本身了。
    
      精英主义者讲民主,首先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或者自由民主。“我们有时所说的民主系指‘自由主义民主’,有时则仅指‘民主’。在第一种场合,民主被赋予自由主义的全部特质,因而民主理想体现为一种自由的理想。在第二种场合,自由主义和民主被分割开来,结果是民主理想回归到平等……如果使西方政体围绕自由理想运转,论题就应当是自由之锚泊定于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如果使之围绕平等理想运转,那么论题就是:民主可以或者应当脱离自由主义。”[32](P371)萨托利显然是将民主寓于自由主义之中,否定的是以平等权为宗旨的民主即大众民主。
    
      可以明确两点:第一,“选举式民主”其实就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这在政体上意味着什么呢?萨托利援引克罗齐的话说:自由是产生并推动贵族政治而非民主政治的途径。因此,萨托利说:“自由主义的平等本身的意图首先是——经由自由之路——推动良好的精英政治”[33](P391),而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可见,自由主义民主的内在逻辑是自由主义而非民主主义。第二,如果把自由主义与民主相联系,很多思想家包括精英主义者萨托利都承认,二者的关系就是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那么在政体上又意味着什么?“自由主义民主可被视为两股线拧成的一条绳,只要这条绳保持安宁,那就万事顺遂;不过一旦我们开始拆散它,两股线就互不相干了。”[34](P391)
    
      在这里,萨托利是正确的,因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内在诉求各不相同,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尽管二者有时会会车。萨托利花大量篇幅批判新马克思主义者麦克弗森对自由主义的解释,即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财产“占有性市场社会”或“占有性个人主义”。[35](P381-385)但是只要承认洛克式自由主义,自由首先就是个人主义的财产权。理解了这一点,就应该知道,柏林的消极自由(免受国家干扰的权利)和积极自由(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之分是没有意义的。所谓不受侵害的自由,比如财产权,其实是以国家强力为后盾而受到保护的,而国家强力的存在又是以税收为基础的,因而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权利之一。[36](P40-48)如此巨大的国家开支说到底就是为了保护拥有财产权的人。那么谁拥有财产权?当然是社会中的一小部分能人,市场经济社会是精英们的天堂。也就是说,洛克式自由主义首先是个人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
    
    
     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是实现平等权的最好的工具。如果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少数人的民主”,同样正确的是,“没有社会主义运动就没有大众民主”[37]。简单地说,大众民主是19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一波又一波工人运动的产物。平等,与其说是民主主义的,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的。
    
      这样,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的背后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首先,精英主义者不喜欢“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因而用民主主义替代社会主义,表述成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其次,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产物的平等已经成为政治社会中的一部分,怎么办?也就是说,仅承认自由主义的精英政治而不承认民主,既不符合时代潮流,也不符合现实政治,因为西方政治已经变成一个合成物、一个复合体,既有设法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也有越来越多的平等地参与政治的民主。同样,只承认以平等权为标志的大众民主,既不符合精英主导的现实,也不符合秉承个人首创精神和财产占有权的自由主义原则。为此,干脆来一个调和,名曰“自由主义民主”。萨托利说得明白:“自由与平等之可以调和,正是体现在这一事实上:西方式的制度既是自由的、又是民主的。我们投入大量精力所要研究的,就是在于他们是怎样汇合到一起的。[38](P390)
    
      即使做了这样的调和,自由主义的精英主义者还是有着深刻的忧虑。如何保持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平衡或抑制民主的增长依然是个问题。“自由主义民主中民主成分的增长,越来越要求我们正视走向反面的危险。”[39](P395)“如果追求更大平等这一目的损害了使我们得以要求平等的手段,民主政体将会再度灭亡。”[40](P397)相反,如果把“民主作为自由主义所作的补充,同时也就是自由主义的一种成果”[41](P395)。真正的“民主国家——如果我们要想重新为其正名的话——就是自由立宪国家,这就意味着政治民主与自由主义的结合,并且大体上已被它取代”[42](P396)。至此,可以明白,萨托利的自由民主其实和哈耶克的政体观一样——自由立宪国家(即都铎式政体)而非自由民主国家。可见,这种“汇合”并不是简单的并立,在自由民主理论那里,社会主义消解于自由主义之中,平等消解于自由之中。现实给了诠释:20世纪70年代美国《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失败,恰好说明美国开国之父华盛顿、杰斐逊等设计的复合共和制是一个“自由立宪”政体而非保护平等权的大众民主政体,修宪的严格规定即国会的通过和州的四分之三的许可,其实就是使得多数人权利的获得变得难上加难。
    
      在几代精英主义者“投入大量精力”(萨托利语)之后,“自由民主”终于成为一个规范性概念,进而变成了一套观念和常识而流行。目前西方关于民主转型与巩固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在自由民主理论的脉络下进行,比如自由的竞争性选举作为衡量民主转型与巩固的根本指标。国内关于民主的看法,不少也是基于自由民主理论,比如将民主等同于选举。而我们没有认识到或者没有注意到自由主义民主所明确宣示的政治实质:贵族政治、精英政治、自由立宪。不管用什么样的词汇,目的所指都是限制多数人的权利,多数人的政治权利充其量是行使选举权,而选举政治仅仅是一个政治周期的开端,而政治过程中其他重要的角色还有官僚体系和利益集团,更不要说政治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后的政治关系。但是,自由民主给人的印象是,西方政治既自由又民主。实际上,西方人享有相对多的法治和个人自由,或者是法治下的生活方式自由,但民主活动是极为有限的(选举权)。如果百姓对此满意,我们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中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印象中的“民主国家”是虚幻还是真实?是不是把法治和自由统统冠于民主?
    
      可以说,“自由民主”与其说是萨托利所说的“描述性概念”,不如说是规范性概念,是观念的产物,是对立性的观念性概念。作为一种观念,其内在的紧张关系很明显。把自由与作为平等的民主糅合在一起,即把相互冲突的一对范畴糅合在一起而变成让人接受的规范性观念,也不得不承认其意识形态建构能力。自由虽非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成就,但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功劳;同样,平等虽非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成就,但也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功劳。把自由与民主拧在一起,其实就是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拧在一起,其内在的张力是显然的。著名民主理论家科恩和马克思一样,也认为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43](P66)尽管社会主义来自于自由主义,但是二者在本体论上是对立的:一个是多数人(下层阶级)的平等主义哲学,一个是少数人(资产阶级/精英阶层)的个人主义哲学。正是这种差别我们才会看到,即使在西方国家,不同理念的政治家所推行的社会政策差别很大,比如是增税还是减税、增加还是减少社会福利、加强还是弱化政府监管、扩大还是缩小政府职能。那么,不同的“主义”如何能在同一种政治制度内运行?这又需要回到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的方法论那里,即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过程。不同的“主义”(过程)都可以在用以命名的政体内存在,或者说政体具有舞台性功能。
    
      不仅如此,理论家们还可以因“主义”(过程)的变化而将不变的政体贴上不同的标签。“自由民主”就是这样来的。在政体上,“自由民主”与18~19世纪思想家们所说的贵族共和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把早已存在的代表选举制嵌入了代议制,论证出了一个“选举式民主”,贵族共和制因而也就变成了自由民主政制。其中民主只限于选举权,而选举权只不过从一部分人那里拓展到所有公民那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熊彼特式民主开始流行时,战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美国黑人还不是“公民”,没有选举权,美国也敢称自己的政制是“自由民主”,也足见重点是自由而不是“民主”。
    
      更不可思议的是,当理论家们把嵌入了选举制的代议制转换成自由民主政制时,正是代议制衰落、官僚制(行政权)盛行的时期,政治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过程因而也发生了根本改变。无视已经变化的结构)过程而聚焦于早已存在的选举制,其理论的政治社会基础都是问题,何况“自由民主”还是不能自洽和充满张力的、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这里的教训是,如果自己因教条主义而不能建构自己的话语,就会接受别人的话语,哪怕是经不起推敲的话语。
    
      如果说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民主”不能真实地描述西方政治本身,那么,“二分法”下的与“自由民主”相对立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等概念能否真实地描述其他国家的政制呢?在方法论上,萨托利采用典型的二分法,寻求非连续性的“类”的对立。保守主义者如斯特劳斯也是如此。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里,选举就是民主,那么没有选举的国家就是非自由民主的,是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极权主义”、“专制主义”。二分法只讲“类”的对立而不问“程度”的不同。“程度”意味着复杂性和客观性,是连续性谱系上的“级数”,这样的研究才具有科学性而不是充斥意识形态性。可见,不讲“程度”只讲“类”的政治研究,只能说具有“政治性”而非“科学性”。何况,“类”的划分只基于选举这个单一变量,其他的甚至更重要的政治社会结构被舍弃了,这样的“类”也就没有政治科学上的意义了。
    
      冷战时期的政治学,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信奉方法论上的“二分法”即“类”的对立,神话化自己,妖魔化对手。由于“类”建立在单一或简约化的变量之上,话语和政治事实本身可能有很大出入,甚至南辕北辙。但是,在美国影响最大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似乎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更新其知识体系,依然以“二分法”来界定政体。阿尔蒙德等说政府主要有两种类型,即民主和威权主义。“在民主和威权体系之间,存在着政策制定功能的最重大差异。民主意味着‘民治政府’……在民主体系中,竞争性选举使公民能够选择和拒绝关键的政策制定者,从而赋予他们影响政策的机会……相反,在威权政体中,政策制定是由军事委员会、世袭家族、主导性政党之类的政治结构选择的。公民或者被忽视,或者被迫对政府的选择表示象征性的同意。”[44](P116)显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严重脱离实际。必须正本清源,跳出意识形态化的“二分法”政体理论,寻求新的政体理论。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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