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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反思(二十九)∕郑恩宠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6月01日 来稿)
     —六四和饿死近四千万人谁之责?
     2012年的“六四”又到了,23年前的这一天世界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指挥着数十万军人及坦克向在天安门广场已坚持数月的百万爱国学生冲去,让历史看清了一个真实的邓小平。另一件是波兰举行了圆桌会议,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卡钦斯基法学博士等一批刚被释放的政治犯与波共的爱国军人委员会举行会议,波兰从此走向光明和成功。
     中共即将举行十八大,若继续高举邓旗,那么再次证明中共拒绝了普适价值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八大,首先要对发动“文革”和饿死近四千万人的事实向全体国民赔礼道歉。在饿死近四千万人和550万人被打成右派等问题上,作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责任并不亚于毛泽东。 (博讯 boxun.com)

    本文刚写到此,就接到上海近十户市民家庭邀我吃饭的消息,有的访民家庭与政府达成了和解协议,有的孩子获美国使领馆签证,即将到美就读。我思绪千万,吃饭免了,有机会我一定到机场送行,送上鲜花,送上我的祝福;作为律师,多年的辛劳和汗水没有白流……
    日前,《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刊登了当年饿死近四千万人的一些史实-《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对于邓小平们的历史“罪行”,并非天方夜谭,并非是对中共领袖的污蔑。在历史面前,现任中共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诚实,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与偏见都应靠后,都应服从于事实。
    一个民族要进步,必须有自发的意识,要有良知和本能,中国人必须对于那个已经告别的年代中所发生的种种史实,不要回避,要直接面对那些惨痛的历史警示;永不可回到毛泽东体制和继续邓小平那样的体制……
     《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李盛照,在这位82岁的老人家里,珍藏了厚厚一叠调查报告、幽闭中的诗歌以及一封封未能寄出的信件。这些早已发黄的纸上,布满了他忧愤的文字。在1957年的言论“春天”中,他称斯大林为封建暴君,于是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遣送回乡后,他又成了一名“大饥荒”的上书者,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监狱生活。此后,他不断抗争,尽管,在过去五十多年时光里,当局几乎从未给过他积极的回应。
    饥饿报告
    1949年,李盛照考入了国民党军校。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被派到了战场。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持续毕生的习惯—做调查,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1955年,他复员回到家乡,才知道农村的变化并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妙。作为小地主家庭,李家失去了房屋与土地,挤到远处一个小房子里。当他看到“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民的粮食紧张,立即展开调查,写出来粮食情况报告,被四川一份内部刊物采用。
    1958年,他去修河渠、炼钢铁。劳动改造没有改变李盛照的思想,还让他了解到更真实的中国。他看到为炼钢铁抽空劳动力、烧光树林的荒诞,也看到了路边饿的哭泣的小姑娘,那是他第一次感受的饥荒的存在。
    1961年,保卫科的人将他押送回家。火车上,饿死人的消息不绝于耳。早在1960年,四川各地农村已经传出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李盛照以为他看到的情况只是当地执行政策不力所致。一回到家,他就到各个生产队调查,收集关于饥荒的民谣,完成了诗稿《忧心集》,辑录了民谣《饥饿集》。他还写了3篇报告:《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成渝线饥饿、死亡调查》、《悲剧及收场之法》、《普遍饥饿引起的盗窃风》。
    1964年9月30日,他涉嫌“反革命”,不正式逮捕了。在看守所,李盛照不折不饶,以他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一遇见来自那些亩产8万斤、4万斤地区的人,就询问调查。他想戳穿这样的谎言,证明自己的正确。他写各种控诉材料。两年后,法院开庭,当市检察院读完起诉书,他立即发言;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我控告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罪恶。当第一次审判以判处他15年有期徒刑而匆匆告终时,李盛照坚持上述。反抗的结果是更严酷的惩罚,最终,他被处20年有期徒刑。
    其实,民间对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这是一个民族必须自发的意识,是良知和本能的趋势。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
    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牌
    父亲吴德金死于1959年的大饥荒,那一年吴永宽15岁。对于那场饥荒,农民实实在在地叫它“粮食关”—人死得多了,就成了个难过的“关口”。吴永宽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关”55人,“没过关”73人。2004年,作为村里最年长者,他决定为那些亡魂立一座纪念牌,既是慰藉,也是纪念。
    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征收任务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1959年农历八月,村里食堂的“大锅饭”越来越稀,到后来,食堂干脆断了火。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
    村里第一个饿死的人是吴德刚,是吴永宽的堂伯父。堂伯父死后,是几个小孩,接着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时候一天能死几个。人人都知道村里饿死人,但没人敢往外说。直到农历十月,村里的副队长吴永冠饿极了,杀了生产队的牛。牛肉没吃多少,他被生产队抓住。吴永冠被扣上“反对大跃进”的大帽子。他说:“老百姓饿死了,我对北京首都有意见。”村民们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里去了,反正谁也没吃到。在那场饥荒里因为杀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数。
    “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
    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县城里的人虽然同样吃不饱肚子,但在食堂凭票打饭也可以苟活。村里的长辈吴德琴,本息的县城投奔大儿子,但没走到县城便饿死在了半路上。
    吴永宽记得,当时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队干部抓回来批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出去。关键是,“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里去?”到了农历十月下旬,天寒地冻,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村里剩下的人,就等着死、等着活。他们躺在炕上“等死”的时候,《河南日报》却登出了头版头条—《今年我省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这条喜讯背后,光山埋葬了多少饿殍。据统计,1959年、1960年全县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0768人、99378人。
    1960年初的一天,村里的食堂终于又响起了钟声。不久,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来到了光山,在县一中的操场是开了一场万人大会。省长向全县人民道歉。可人都死了,“检讨还有什么用?”吴永宽表情漠然。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河南省委改组了光山县委,派出工作组纠正“五风”错误。这期间,信阳的8位县委书记被捕。
    让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
    村里死去的那七十多条性命,吴永宽始终难以忘却。听吴永宽讲起当年村里的惨状,大儿子吴晔哭了。吴永宽时常会担心,“再过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没有人知道了。”“良心的驱使”令父子两人一拍即合,要为那些死去的人立个碑。
    那年清明节,吴永宽自家的庄稼地里立起了“粮食关纪念碑”。吴永宽说:“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当年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都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所以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吴永宽琢磨着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国家开始反思当年的大饥荒,他就掏钱把纪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他觉的那时候国家应该不会反对。
    牛寨大队的1960年
    牛寨大队的1960年是从饥饿中开始的。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1960年初,大队总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
    2011年1月,牛寨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出版了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作者是牛犇。他说自己并不想渲染大饥荒的悲惨,更想展现那个时代下的人性。那段岁月本就压抑了人性里善的一面。“越是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人性的卑劣展现得越彻底。”牛犇说。
    在访谈时,68岁的牛付中突然哭得泪流满面。那一年,他快要饿死。他娘说:“官,你要死就到外面去死,别死在屋里。”于是,他就真的“去死了”。他饿的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他那个同样饿得没有一点力气的娘亲,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一个星期前,他弟弟也饿死了,“我娘她是不愿再看到家里人在她面前死了。那样的话,她即使不死也会疯掉。”牛付中说。于是,他又开始爬,不知道爬了多久,遇上另一个饿极了的人,那人出主意去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苗。这样总算是活过来了。牛发现,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乡里间相守的规矩都不存在了,更无所谓的道德,“为了活命,什么也都不讲了”。由于大炼钢铁,村里的树已经被砍光。食堂没有柴火,生产队便安排村民趁夜去扒棺材板来烧。照老理儿,没人愿意干这偷坟掘墓的缺德事,但去扒的人便能领到一碗稀饭吃,缺德也就不算什么了。
    为了话下去,再小一点的权力不受制约,都会引起私欲。对于当时食堂里的人来说,偷吃是肯定的。马春采当时是牛寨大队马营小队的食堂司务长。因为常常中饱私囊,村里人给他编排了童谣。五十年后,他依然不愿承认童谣里讲的丑事,但在记者追问下也说“私心谁都有”。他觉得自己当年也拿米糊救活过别人的命,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人只记得他的坏。
    写书的过程中,牛犇觉得最难得一次,是采访当时的牛寨大队书记张效林。老人似乎已无法面对那段岁月。当时大队很多百姓都把矛头指向这位大队书记,甚至有人专门写举报材料揭发他吃饭不给钱。张效林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现在的干部不也一样?”
    “那时的干部实在是不好当,上边经常来查,食堂没搞好,是你的事;生产没上去,也说你的事。”张效林说。他也曾反思。“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况且一两个人也坚持不了,结果我们成了替罪羊。到最后一起处理,说这是一批坏干部。”……
    今年5月4日,上海《新民晚报》刊登了李泓冰的文章—《请让孩子拜都“家丑”》(上海《东方早报5月7日以传媒视点刊登》。真没想到,作为中共喉舌之一的《新民晚报》、《东方早报》也希望让中国大陆的孩子记住饿死近四千万人的历史。现将该文摘自如下:
    最近,关于“大跃进”继之以“大饥荒”的话题成了舆论焦点,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迄今,这还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并不是没有权威的说法,比如被广泛引用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称:“1960年,中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经过研究,认为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是2158万……
    这样伤惨的一段历史,对国人该是刻骨铭心之痛吧,何况距今并不遥远。但是,若从街上随手拉个路人,恐怕鲜有人对这段历史能说得明白,中学历史教科书也一笔带过,不光是孩子们,连一些读书人也不免茫然。
    我向读高中的女儿借历史课本一看,她却指给我看她正在读的一部砖头厚的美国历史教科书,感叹说,这美国人写自己的历史有意思,越是丢脸的事儿,写得越细,比如歧视黑人那一段儿,还有大萧条啊,虐待华工啊,麦卡锡啊,真是历历如绘,读了半天,也没找着几段说他们“伟大成就”的。哦?美国人这一招狠啊,家丑杨给下一代,那是为了警醒惕惧后人,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其实,我们也不乏这样的史观。31年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份振聋发聩的文件,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文革”等“家丑”,让刚刚开始还有些踉跄的改革步伐走得更加坦然自信。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否定,还需要系统而翔实的真相剖白,细节呈现和深刻反思来支撑,更要严肃地进入全民族共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给历史整容,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最可怕的,是家丑还可能重现,君不见,仍有人在为“文革”招魂么?
    请让孩子们拜读“家丑”,而要是谁愿意回到“文革”,自己穿越便罢,别拉着13亿人陪葬……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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