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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反思(二十七)/郑恩宠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24日 来稿)
     ―《兴于征地,亡于征地》
    (本文曾发表于2012年4月号香港《开放杂志》)<动态网>)
     从土地财政发展到土地腐败、金融腐败。不断透支明天的钱去追求现在的发展与政绩,孕育着财政信用危机和中共亡党失政的危机。陈光诚案产生于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中国处处有陈光诚,陈光诚案不是一个刚爆炸的气球,而仅是数以万千地雷群中的一个小雷。) (博讯 boxun.com)

    
     3月3日-14日,本届全国人大、政协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从会议透出的信息,高层对今后的改革难有统一认识、目标和方向。邓小平曾认为“摸着石头过河”,但无神论者的邓小平,不可能预知改革早已到了深水区,再“摸石头”就可能被淹死。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认为:“改革如果不能深入,对国家是个灾难”。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危机已经出现,二、三十年前在国外留学的都是研究生,后来本科生开始留学,现在很多到国外读中学了,说明老百姓用脚投票”。有人大代表坦陈,去年有一百万高中生弃考,而到海外留学的人数增加25万。82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国企等领域的改革,,近年有倒退趋势……
    从人大会后,温家宝答记者问中看出,中共的改革已进退两难,越改越失人心。本文仅从税制和土地征用方面,论述当局是如何一步步走近“亡党失政”的危险区。
    税收达九万亿 税负越改越重
    2011年中国大陆财政收入首次破人民币10万亿元,其中税收近9万亿,比上年增1.6万亿,同比增22.6%。2009年,《福布斯》发布“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全球排名第二”。1994年,名义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0.3%,2009年就达21.4%,若按全部政府“帐内”收入计算,宏观税负则高达31.4%。当年税收6万亿,但加上非税收入,如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外收入合计10.7万亿,而政府非纳入预算外收入是无从查考的天文数。有人大代表认为,谁去调研就被认为刺探国家机密,谁公开就是泄露秘密……
    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除体制性腐败外,极不公平的税制属主因。目前实行的以间接税为主而个税等直接税为副的税制,个税占总税收6.7%,再改对缩小贫富差距只是杯水车薪。间接税表面上由企业缴纳,但消费者才是真正的缴税者。针对1989年“六四”惨案后的经济下滑趋势,邓小平在1992年春发表南巡讲话,当时的中央财政已无力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也无人听从江核心的指挥,1994年中共就用党纪的“铁腕”手段来实行易于征收的以企业等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导致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85%以上,这与市场经济国家以个税为主的税制极大不同,个税普遍占总财政的比例为40%—50%。中国的企业税意味着董事长和清洁工一视同仁,导致贫富差距难以改变。更多的数据表明,个税缴纳的主体并非是真正的富人,而是工薪阶层占75%,他们是税负最沉重的群体。在税收征管制度还存在巨大漏洞时,往往是富人挟持政府,启动遗产税或各种针对富人的税,比登天还难,贫富差距在近十年内不可能缩小。
    有人大代表认为:“作为城市工薪阶层,每人一生至少要缴100万元的税。如你年薪15万元,从25岁工作到60岁,35年间扣除社会保险需缴纳个税52万元,一生中买一套150万元的房,建房人已交各类税费25万元,每月给孩子买奶费,看一次电影,买一件衣服或护肤品,请朋友吃一次饭等以1500元计算,每月实际缴纳300元,到60岁时,为此缴税25万元,总共是102万元,这不算你在25岁之前和60岁之后的花费”。
     税入高于GDP二成国民负担重
    中国的增值税为17%和13%两档,但欧洲平均为10%,日本为4%,增值税是一种间接税,商品每流通一次,都被征税,最后由消费者承担,增值税是压在中国民众头上的一座山。2003年来,中国的年GDP增长率为10%左右,但财政收入始终高于GDP20%以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认为:“古今中外十分罕见”。
    2004年起,中共一再提“结构性减税”,但至今财政收入非但没减,甚至连减缓增长也没有。这还不包括税之外,更为庞大的而根本无从查考的“费”,公民所承担的“费”并不亚于税。恰恰是每一个纳税人,养活着执政党,政府机构与每个公务员,而掏钱的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自己的钱用在哪里?总有一天,公民会在大街上理直气壮地呼喊“共产党你把我的钱用在哪里?”……
    1950年代,所有美国人缴给联邦政府的个税占GDP的6%,2010年为6.5%;而1950年代,美国的企业税占GDP的4%,2010年降为1.8%,企业税在过去60年减少了60%。可以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美国政府从公民和企业收的税较低,政府又不能乱花钱。中国政府为何首先宣布渡过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啸,秘密就在于税收超高增长,花钱无人可监督,以超军费的维稳费来强制“社会稳定”。
    欧洲国家在过去60年,宏观税负也基本维持在40%左右,由于欧洲高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高,使政府无法摆脱高赤字、高国债、高税负的状态。美欧各国政府在制度上设计了限制政府随意征税、增税,反而将还富于民的哲学制度化,使宏观税负无法随GDP增长而上升。另一方面政府的民生支出居高不下,为争取选票宁可背负巨额的国债和赤字。有的欧洲国家国债余额平均相当于GDP的85%—90%的水平,以至于面临政府破产的风险,但美欧市场经济国家是民选政府,“政府破产”不等于制度破产。政府破产是因税收低,剥削少又不能乱花钱,用高福利来挽救“政府危机”。而今日中国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高税收、民生支出少,政府虽没“破产”但却面临着制度破产的危机。美欧民众要的是改选政府而不是改变制度,而中国民众对改选政府领导人兴趣不大,但从心底里是要选择更佳的制度,改革现行制度……
    今日美债、欧债危机的实质,或许终会促使世界市场经济的进步,今日中国的改革已走到拐点,高举邓旗的人再去“摸石头”是否会被淹死?让历史证明。
    地权博弈系中共生死之命
    对广东乌坎事件,汪洋认为,是十多年前《村委会选举办法》的落实而已,没有任何创新。作为中共十八大政治名星的汪洋只向公众表白一些“外交语言”。但作为胡耀邦之子、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表示:“中国当前改革的突破口,应自土地始”并警告中(共)国“得之于土地,如果失败了,也将失之于土地”
    胡德平先生的警告和我十年前在上海法庭上的意见类同:“上海的改革将败在土地上”和2008年以来在香港《开放杂志》中有关“中共将亡于征地、拆迁制度”等相关论述有何不同?今日之中国,一句话由中共高官后代讲出,视为合法,而出自另一公民之口,就视为“危害国家安全”……
    一块土地,可以种粮,也可以“种”房,两种“种法”间有巨大差额,引得无数利益相关方各出奇招,强征农地、地票买卖、“小产权”房、指标置换、合资联建等,暴露出改革三十年“经济成就”的秘密,除明目张胆违法乱纪外,中共各级领导人以“改革、发展”之名,明目张胆暴力征地却可游走在模糊法律的边缘……
    《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从目前的统计中,整个农村约有90%的土地属村民小组,约有三、四百万土地所有权单位,但中国政府从未颁发过《集体土地证》。
    集体土地在法律上没有房屋拆迁补偿一说,而将之归为“地上附着物”,除房屋外,农地上的其他设施都笼统归为“附着物”。农民为建设现代农业,土地平整,土地改良,水利设施上所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都没有明确列入补偿范围。一些现代农业实施、规模化养殖的前期投入巨大,有的投入不久就被征用了。农地的投入是长期并具各种风险,目前的征地补偿标准根本没有考虑去评估并补偿。中共的土地征用政策,根本没有保障农民被征地后的生活水平、质量有所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
    考察世界各国的农业,特别是自二战以后,全球很少有政府主导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交政府或企业经营。美国、日本等成功实现农业现代化,都严格限制公司直接进入农业生产环节。只有为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才允许公司从事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土地出让金暴涨超过三万亿元
    2004年,土地出让金近六千亿元,2009年达1.5万亿,2010年增至2.7万亿,2011年已超3.2万亿。中共的“政治特色”是每届政府不会管下届政府的事,因此卖地可一次性榨取未来若干年收入的方式,被各地政府所接受。一位人大代表、中部城市市长坦诚,自2010年4月全国房地产调控后,有的政府甚至连发工资的钱也没有了……
    中共的改革越来越依赖土地炒卖,用土地财政维持政府运营,当土地财政尚不足维持“经济发展”的巨额投入和缺口,各地政府就将土地为筹码向金融机构筹款,从炒卖土地发展到“炒卖金融”,土地财政发展到土地金融。近年来城市建设资金中土地金融的比重越来越高,已远超土地财政。东部地区的城市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约30%,60%是土地金融。中西部地区20%是土地收入,70%是土地金融。改革三十年各级政府从土地财政发展到土地腐败,现又加上金融腐败。不断透支明天的钱去追求现在的发展与政绩,形象地说,就是寅吃卯粮,孕育着政府的财政信用危机,也孕育着执政党“亡党失政”的危机。
    2004年前,农民上访为了税费问题,而后就发生变化,70%是为了土地问题。税费问题根在县级政府,县政府决定着当地税率及征收方式;而土地县级政府批不了多少土地,批地权在省级和中央政府。税费问题中共已下达不允许使用警力,但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往往动用武警和特警,当地方政府以维稳的理由动用警力时,中共高层早已授权。
    尽管征地制度改革,已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土地管理法》也正在抓紧制定;但《宪法》不大修,下位的《土地法》再改也难有作为。征地改革,已关系到现今五千万失地农民权益、地方和中央政府稳定收入、国家粮食安全、3亿农民工安居乐业、数千万访民诉求以及相关用地者的利益,牵址面太大,工程师治国难有良方……
    利益集团就在执政党内执政党
     当今世界,一个想继续改革的执政党,没有一个是垄断真理、垄断政治的党。历史证明,持续有活力的经济都是自由市场经济,而这些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都是有跟它相匹配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和它相匹配的法治体系,乃至真正运转有序的民主制度。
    任何思想、制度、政策,只要能使国民生活得更幸福,社会更公平正义,使国家更民主富强,就值得人们去追求和实践。判断一种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应当问是“姓马”还是“非马”,“姓社”还是“姓资”,“属中”还是“属西”,属“共”还是“非共”,属“邓”还是“反邓”……
    中共30年的改革,不断强化党的权威作用,乃至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几乎耗尽了大自然及人体本身的潜能,留下了环境和权利赤字,使人与人、人与环境、民与官之间陷入一种极度紧张的关系,如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层出不穷的矿难和安全事故,谈虎色变的食品、人口危机、腐败蔓延、两级分化、道德溃败等,并最终以群体抗争的方式不断涌现出来。本次人大《预算报告》显示,公共安全-维稳费2012年是7017.63亿元,比2011年增长11.5%,而国防预算是6702.74亿元。
    有人认为,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阻力来自于意识形态,而近年来的改革的阻力,是来自于特殊利益集团,但我认为,阻力仍然是原先的意识形态,至少框架还未打破,加之利益集团的代表就在执政党内。
     当今中国,似乎都在谈改革,但结果什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相信高层改革者的话?当中共改革者的诚信发生危机时,即使想改革也难以持续。中国强人时代已过,任何中央权威都不断地被消失。1980年代,邓小平是公认的政治强人,邓之后,尽管还有人三番五次地强调中央权威,但收效极差。用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的呼吁“执政党领导集体要和既得利益切割”来厘清,为何当今中共的改革,越改越失人心?就不难找到清晰的答案。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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