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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死于劳动教养的上访老农——祭河南宜阳县农民赵文才/楚寒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24日 转载)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楚寒
     (博讯 boxun.com)

    ●在五十多年的日子里,无数老百姓在“阶级斗争”、“维护治安”、“维护稳定”等等此类的口号之下,被坚甲厉兵的国家机器以国家的力量踩在脚下,以国家的名义投入劳教农场或劳教所,战兢度日。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他们被迫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被动接受大而无当的思想改造,他们的权益、健康、尊严、甚至于生命安全均得不到保障,像蝼蚁一样屈辱地活着,像祭牲一样凄凉地死去。这样一种雷霆威慑、荼毒千万生灵的国家机器系统,一种肆虐长达半个多世纪、且至今仍在持续的制度系统,让人想起了法国作家左拉在抨击司法机器滥用权力时所形容的——“最黑暗的国家犯罪”。
    
    耶和华啊!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
    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
    ——《耶利米哀歌、西番雅书》

    
    1
    
    “广受争议的劳教所死讯频传,名目多样,有“洗脸死”、“睡觉死”、“冲凉水死”、“激动死”……
    
    劳教制度在法理上缺乏基础,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存在重大瑕疵,在接二连三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冲击下显得摇摇欲坠。”
    
    上述这两段文字,出自《世界博览半月刊》杂志(2010年第11期)的一篇报道,标题为:《屡屡死亡与劳教所异化:“劳教制度”困局求解》。从标题可以看得出来,该文是在近年来劳教所频频传出非正常死亡事件的社会背景之下,探讨如何革除劳教制度的弊端的。作为一名曾经的法律人,我曾对“良法与恶法”问题有着相当的学术兴趣,对现实中的一些“恶法”深恶痛绝,譬如收容遣送制度、城管制度、户籍制度等等,我还记得自己在多篇学术论文中引述过“恶法非法”的学术观点。也因此,劳动教养制度(简称劳教),作为当代中国“恶法”领域持续时间最长、侵犯人权程度最为严重的一项制度,更准确地说,一大弊政,自然是我所极为关注的。这些年来,我陆续了解到许多的无辜公民被关进劳教所里受尽折磨的案例,其荒谬、野蛮、丑恶和无良,曾令我憎恶,也令我惊颤莫名。
    
    二零一零年的夏天,我在“中国新闻媒体观察网”的“法治中国”栏目上,又读到了一则有关劳教所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报道,这是一位河南的残疾农民在劳教所冤死的案例。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八年前,宜阳县农民赵文才耕牛被盗抢/七年后,上访无果被劳教,离奇死在严管室”。当我将这篇新闻报道稿打印出来一遍遍细读的时候,窗外充沛的阳光斜斜地洒进室内,在我的周围,编织成一种温煦而又跃动的氛围,可我的内心,却被一股强烈的悲痛之情所充溢。后来当我看到这位河南的年迈残疾冤死者临死前几张惨不忍睹的死状照片时,顿感心如刀绞,继而无法抑制地流泪。于是我低下头来默祷,既为含冤受难的逝者,也为平息自己心头涌出的悲愤情绪。心中满盈的酸楚,仍是一如奔腾的海潮。
    
    如今,对于我曾搜集过的众多劳教案例,其中相当一部分劳教案例的具体细节,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我仍清晰地记得这宗发生在河南宜阳的劳教冤死案例。我又想起了那天心头的疼痛,和那无法控制夺眶而出的泪水。在这个日新月异纷纷攘攘的时代,我相信,所有的感触都有它的意义。此刻再回想起这宗案例,一句诗句倏地闪入我的脑海,那是19世纪德国诗人海涅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罗蕾莱》,诗中的第一句是这么说的: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会这般悲伤。有一个旧日故事,在心中念念不忘。”
    
    2
    
    这个旧日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赵文才。
    
    你是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丰李镇小李屯村的一名普通农民。如今,这个小小的村子已脱离了宜阳县管辖,在行政上划归给了洛阳市洛龙区丰李镇。小李屯村,是你们家族世代扎根生活的地方,祖祖辈辈就在这片属于洛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上以务农为生,耕作、开荒、种植、收成、生儿育女、养老送终。这里是你们家族赖以生存的土地,这里见证着你们家族一代代人的生老病死、人生况味。这里地处河南西部的浅山丘陵地带,北与属于黄河支流之一的洛河相望——这是一个至今依旧偏僻穷困的地方。
    
    你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一辈子与泥土相伴,也一辈子与黄土、锄头、镰刀、农药和化肥打交道,长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生活。因为少时就失去了父亲,为了体谅体弱多病的母亲,照顾家中的三个妹妹,你在很小的年纪就下地干活、担负起养家的责任了。成年后随着母亲过世、妹妹嫁人、自己结婚生子,你又一肩挑起了这个家,开始为自己的家庭操劳忙碌了。你特别地能吃苦耐劳,在田间地头经营起庄稼来,有的是一身的力气,无论是耕种,还是收割,你都是一把好手。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的,你也要去田里忙活一阵子,常常冻得满脸通红的。
    
    等到到了农闲季节,你又开始了自己的另一种忙碌:去镇上做苦力,打零工,比如干些搬运、挖煤之类的活,挣点工钱补贴家用。你是一个勤劳的农人,也是一个干活的能手,可尽管你平生尽力劳动,难得有闲下来的时候,干活比谁都勤快,可你的一生却仍然饱尝了贫穷和拮据的滋味。五十多年的辛苦操劳,换来的是一辈子的穷苦生活。数十载辛勤的农家生活,几十年窘迫的日子,你经历了岁月的风吹雨打,一点点地变得佝偻、瘦小,在还不到六十岁的时候,你已俨然像是一个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满手沟壑的老人了。
    
    尽管贫穷,可你和你的祖辈们一样,仍是以土地为生,穷得安乐,穷得坦然,仿佛生来如此,从来都不怨天尤人的。尽管也常听说村里人进城务工的事,但你从来就没有动心过,你总觉得自己习惯了乡间生活,你的生命,已经和这块土地融合成一片了,你此生就在这里生长,死了也要融化成泥土的一部分。你的身上,有着农村人与生俱来的憨厚、善良、安乐,还有俭朴。你平时都不舍得自己买新衣服,衣服穿破了总是补了又补,再继续穿,你身上常常穿着破了裤脚的裤子,和一件老旧的风衣——这件风衣是你的最爱。
    
    你们家是小李屯村一户普通的农家。你和妻子任妞共育有两个孩子:长子赵现锋,小学毕业后就放弃了学业,去了市郊小店区的一家工厂做杂工,工作岗位是在流水线上用丙酮擦拭汽车的散热片;次女赵利霞,也是念完小学就辍学了,之后陆续在外打工,二零一零年年底又与二舅前往河南,当了一名焊工学徒。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期,你从镇上的耕牛市场购回了两头耕牛,为了买这两头牛,花掉了你们家的一大笔积蓄。从此后你就常常扛着犁和耙,赶着牛,到田地里去耕田。耕田的时候,你的双脚浸泡在水田里,头上戴着斗笠,弓着身子,左手牵着牛绳和桠枝,右手扶着犁,口中吆喝着,微微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向前耕田。若是在夏日,犁地耙田干了不一会儿,你的全身就会被汗水浸透,湿了的衣服贴在身上,映出微微驼起的脊背。这两头牛成了你犁地耙田的好帮手,又听话又好使。
    
    你对这两头牛十分地钟爱,将它们当成自己的命根子,一年两次的耕作就全指望它们了。为了让牛圈保持清洁,你几乎每天都要打扫牛圈,替牛更换垫草、清理牛粪什么的。一天数次,你会为两头牛准备好充足的饲料,给它们铡细细的草料,喂它们水,有时你还会将一堆萝卜刨成丝,然后剁碎,再拌上米糠,让它俩细嚼慢咽。有时,你会牵着这两头耕牛,到村外去寻找嫩绿茂密的草地,让它俩在草地上慢悠悠地踱步、吃草、咀嚼。在天气晴朗的日子,你就将它俩牵出牛圈来到太阳底下晒太阳,还用篦子对它俩从牛头到尾巴,从腹部到四肢,进行全身的梳理,生怕牛身上长出虱子,再不就是在太阳下为两头牛洗刷、挠痒。每到这个时候,它俩就会时不时地伸出舌头来,舔舔你的手心手背,它俩大而黑的眼睛里盛满了温顺和感激,这时你就会像对待朋友一样跟它俩说话、聊家常。在你的悉心照料之下,一直以来这两头耕牛都养得膘肥腿直,看起来十分地健壮,村里人看在眼里都非常地羡慕。
    
    村里熟悉你的人都说,你就像家里养的两头耕牛一样的忠厚、勤劳、老实巴交、让人信得过。因此每当你到镇上去打零工时,总会有村民托你顺便办点事,在农忙的时候,也有人会请你帮忙去干点农活。还有一点与牛相像的,是你的脾气。你从小身上就有一股牛脾气,性格特别地倔强,家人、亲友都觉得你有点拧,不顺服,有点较真,凡事都要讲出个理来。这样的脾气让你什么事都讲究规则,在村里你从不乱扔垃圾,犁地时你避免踩踏到别人家的水田,看到村民乱丢狗屎或牛粪,你也会跑过去清理干净,连和家人朋友打牌时,你也从不许别人作弊、耍赖。你虽然一生贫穷,对钱财看得格外得重,但更看重的是“讲理”,凡事就认一个“理”字,有一股“认死理”的精神。——你是一个像牛一样倔强的人。
    
    3
    
    你没有想到的是,倔强的性格会给你带来厄运;你也没有想到的是,有人盯住了你犁地耙田的好帮手、生活中忠实的伙伴——你最心爱的两头耕牛。
    
    那一天,是二零零二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深夜、二十七日凌晨。初春的村庄宁静中带着一丝寒意,在夜深人静的时分,一幕越货行劫的勾当在夜幕的掩盖下正悄然进行。
    
    凌晨一点半左右,同村和邻村的农民赵宜有、牛长斌、赵留义、赵庆伟、赵新伟等五人蹑手蹑脚地来到你们家。他们先将你们家门口躺在角落昏睡的狗毒死,然后由三个人手持凶器把住几个屋门,再由赵宜友、牛长斌二人翻墙而入,将两斗耕牛盗走、牵出门外,同时有人将你们家的砖砌院墙捣了两个大窟窿。在这伙窃贼行窃的过程中,你在迷糊中感觉到屋外有动静,依稀听出这几个人是乡里远近闻名、游手好闲的犷悍无赖,平日里尽干些打架斗殴、偷鸡盗狗的事,也因此多次进出公安局的大门。因怕家人遭殃,在那一刻你显得胆怯而又懦弱,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等到早上天一亮,你就带上女儿赵利霞,匆匆赶到丰李镇派出所去报案。当时派出所的警员还没有上班,值班人员便让你们回村等待,同时你的妻子任妞也拨打了洛阳市“110”报警电话进行报警。回到家后过了一段时间,丰李镇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员,他们的到来引来了周边群众的围观,两个警员来到现场看了看又走了,临走时说会回去通知县刑警队来现场勘察、拍照,结果警方却再也没有人来。围观群众散去后,盗牛团伙的家人留在原地,将你们家屋门外、围墙上可能留下指纹的砖块掸了一遍,以图销毁指纹证据。
    
    在派出所警员和围观群众离开之后,你和家人顺着牛蹄印寻找,一路跟踪到邻村的油坊头村,来到一户开宰牛作坊的张云发家门口,赫然发现两头牛就在张家,但张某拒绝归还。你便去找到该村的村干部,村干部陈某去往张家看了看,之后对你说:“一头牛应值八千,给你四千,……,别把事情闹大了”,他的这一说法让你愣住了,你当场不置可否。当天夜里,张家将牛宰杀掉,用一辆人力三轮车、一辆机动三轮车拉到位于洛阳市南昌路的肉牛养殖基地销售掉。
    
    四月二十九日,你再次来到派出所,告知发现两头被盗的耕牛在油坊头村张云发家、及该村村干部陈某提议折价赔偿的事。派出所的接待人员露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打断了你的话,然后对你说:“五一我们放假五天,等我们上班后再说这件事情。”。之后,丰李镇派出所在你的再三要求之下,不得已传讯了赵留义、赵新伟等人,问完话后却又将他们给放走了,自此对盗牛一事再无下文。
    
    五月二日晚上,你的妹夫刘小民来到你家,此行他是受盗劫团伙委托,让你去小李屯村村干部、盗牛团伙之一的赵宜友亲戚赵青三家进行私下“和解”,也即“私了”的。他的劝说遭到了你的拒绝,你十分笃定地对他说,“我只要法律给我解决”。因为你不断前往派出所要求处理、以及你拒绝“私了”的态度,惹得这伙盗牛团伙恼羞成怒,此后他们便经常地纠集在一起,并且还时不时地辱骂你和你的家人,甚至有时还拳脚相加。
    
    五月三日上午,盗劫团伙赵宜友、赵新伟、牛长斌、李念堂等人公然窜到你家对你进行殴打,边打边叫嚣着“我们打的就是你,怎么着,反正公安局上下都被我们买通了”,然后,又将你拖到街上毒打了一顿。可是当你的家人前去报警,派出所对此却置若罔闻。
    
    为了讨还耕牛,寻求公道,追究盗牛一伙的盗窃、殴打伤人的法律责任,从此你和家人开始不断地上访。从县城、市区到省城,从河南到北京,从一家单位到下一家单位,你们一家奔波于艰难困苦的漫漫上访路。
    
    二零零三年的一月六日,你和家人到河南省公安厅上访,之后将省公安厅开具的一封督办信函,送到了洛阳市公安局。然而省公安厅的这份督办信函,并没有使得这起案件引起重视,进而加以解决,反而使你再次受到盗劫团伙的伤害。一月八日上午,赵宜友、牛长斌、赵留义、赵庆伟、赵新伟等五人埋伏在你家门口附近,当你从地里干活回村后,刚走到自家门口时,他们趁你不防突然窜出来围了上来,将你打倒后按压在地上,捡起地上的砖块,朝你的身上乱砸一通。你被打得浑身是伤,满身是血,伤口处鲜血不停流淌,眼睛、鼻子也血流不止,右腿腿骨被砸成粉碎性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伤情级别为“轻伤”。(依法规定伤害等级达到“轻伤”,责任人已涉嫌故意伤害罪)
    
    这次,你被盗牛团伙殴打得落下了右腿残疾,需要拄着枴杖才能行走。此后,你艰难地拄着双拐,到各有关机关继续上访。一次你拄着双拐到县委大院上访,你想向县委书记反映情况,结果被宜阳县公安局以“扰乱办公秩序”为由,先后分别于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一日、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加以拘留,拘留时间分别为五日、十日和十五日。在拘押期间,拘留所干警对你多次进行殴打、饿饭,他们专挑剩的、和坏的馒头给你吃,并且还指使其他被拘留人员殴打你。此外,拘留所干警多次提出要你不要再上访,把此事“私了”,说“赔你点钱算了”。对此你的态度一如既往,依然不同意“私了”,坚决要求依法处理。
    
    你和家人将宜阳县的各大机关几乎都跑遍了,市里和省城也去了很多遍,但事情却一直都没能得到解决。无奈之下,到了二零零五年,你们夫妻俩便一起到北京上访——这是你们最后的一点指望了。但你们可曾听说过,在北京,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截访工作人员,他们来到京城的任务是专门拦截、跟踪、围堵上访者,甚至会动用暴力、采取关押等措施,以阻止上访者的上访。果不其然,宜阳县公安局早就盯住了你们一家,该局派来的截访干警在北京将你俩抓住,毒打了一顿,然后送回原籍,将你俩关押进了宜阳县陈寨沟一处专门容留上访者的拘押场所。后来你俩费了一番气力,从这家拘押场所逃了出来,再次来到了北京上访。但这次,你们再度被宜阳县公安局的截访干警抓住、毒打,并再度送回原籍,又关进了陈寨沟的这家拘押场所,然后严加看管,这次你俩总共被关押了二十天。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五日,正是农村收麦子的时节,宜阳县公安局来人将你的妻子任妞逮捕,以所谓的“殴打了赵宜友的女儿赵新朋”的罪名。后经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任妞一年管制,她在看守所被关押了几个月,最后看守所让她签署了一份所谓“不上诉、不上访”的保证书之后,将其予以释放。
    
    在你和妻子双双被释放回家后,你俩又开始了不屈不挠的上访,去省城,赴北京。期间,你们夫妻俩多次被地方截访干部接回,予以关押,也多次地遭到殴打,你的牙槽骨被打坏,门牙也被打掉,你的伤残程度更加严重了,几乎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在村里甚至就连拄着双拐也不能种地。
    
    为了生活,也为了继续上访讨个说法,在二零零七年的时候,你又来到了北京。这次来北京你打算长住,每天以捡拾瓶子、捡垃圾为生,时不时地到各大机关去上访,反映案情经过,递交上访材料。到了这一年九月初的一天晚上,你借住在老乡的一间破屋子里,被来京截访的你们村的村长赵见聚、以及他带队的一群截访干部抓住,劈头劈脸便一顿好打,然后用车直接拉回洛阳。到了洛阳,你先被关进了拘留所,过了一段日子,你又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一处新的羁押场所。那段日子任妞到处找不到丈夫,整日面容愁苦,以泪洗面。
    
    任妞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她的丈夫在一个新的羁押场所,遭遇到了这几年上访以来最严重的凌虐和折磨。她更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羁押场所,她无辜的、残疾的丈夫会被摧残致死,再也没能从监所走出来。
    
    置她的丈夫于死地的,是一个不是监狱的“监狱”,一个唯中国才有、世界各国之所无的羁押场所——劳动教养所。其具体的名称,叫做——河南省洛阳市黄河桥劳动教养所。
    
    4
    
    现在,请允许我将笔在讲述赵文才的故事的时候,暂时在这里停顿一下,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劳教制度在中国的前身今世。
    
    六十多年前,一个“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新生国度诞生在古老的神州大地。连年战争的创伤还未及抚平,一连串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就接踵而来,源源不绝。在百废待兴的头十年,就陆续有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对武训传、胡风反革命集团、俞平伯红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政治批判、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等等无休无止的政治风暴,左一个运动,右一个批判,搅得神州大地鸡犬不宁,血流漂杵。在一九五零年代政治运动的暴风雨中,一种师法前苏联的“古拉格”、而后形成了世界上中国独有的社会管制制度,在这片土地上应时而生。它将存在数十年,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已与当今时代的氛围格格不入,却依然屹立不倒。
    
    它,就是劳教制度。它的全称,是所谓的“劳动、教育和培养”制度。这项制度,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迄今为止已足足超过半个世纪了。五十多年的风雨与沧桑,当时出台的许多政策都已消散在历史的烟尘里了,但劳教制度还顽强地存在着。
    
    翻开一九五零年代的历史,当时出台劳教制度针对的,主要是这样的三种人:其一,在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他坏分子”指政治骗子,叛变投敌分子等);其二,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其三,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政治上不适合继续留用的人(主要指右派分子)。从收治的对象可看得出,劳教制度分明是那个年代“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所谓“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一项“创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的,堪称现代社会中荒谬绝伦、残民害理、逞凶肆虐的一项弊政,一件“恶法”。它不是监狱,只是所谓“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一定地方,让他们替国家做工”的工作和劳动场所,却与羁押、拘禁囚犯的监狱并无二致,其劳动强度相比于监狱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是学校,却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对收治人员进行所谓的“政治、思想的改造工作”、“思想教育”云云。办成所谓“教育人、挽救人的特殊学校”;它的收治对象,并不是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而是所谓“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此系合法公民)、“运动中被镇压者的家属”(此系“连坐”),等等之类被贴上特定政治标签的公民,却完全以对待囚犯的方式囚禁、管束他们。甚至于,收监的囚犯还有一定的刑期,被劳教的人员却没有明确的期限,被劳教者中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长达二十多年的比比皆是;
    
    它的产生,并没有经过周密的调研、论证和全民讨论,仅是有关机关揣摩、迎合伟大领袖浮想联翩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结果;它是一项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处罚,却并无拘捕、起诉、审判、上诉等法律程序,仅由公安机关内部进行封闭式的汇报审批、自行裁判、独家决定,而毋须经过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公民收治关押,其程序上的独断性、随意性和主观性令人咋舌; 它的产生和存在,没有法理的基础,也缺乏立法机关出台的任何法律,仅凭执政党高层一纸所谓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最高行政机关一纸所谓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就可以长期地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在这样一种“无法无天”的虐政之下,盈千累万的共和国公民被剥夺了自由及各项公民权利,被贬为政治贱民,沦为现代版的奴隶,在恶劣的环境中从事繁重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流离失所,受尽折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现在,让我们具体一点,从劳教制度的个案来审视劳教制度吧。让我们就从活生生的具体案例来看一看劳教制度的面目,看看它在我们的国土之上究竟制造了怎样的苦难和伤痛,展现出怎样的狰狞和暴虐,再看看它制造了多少的凄惨冤魂。如果你觉得劳教农场似乎离你的生活很远,让你觉得有些隔膜,那么请你听一听那些寻求、述说历史真相的言说者的声音吧。二零零二年,天津作家杨显惠出版了纪实性文学作品《夹边沟记事》,讲述了甘肃酒泉的一处昔日羁押右派分子的劳教场所——夹边沟劳教农场——里面众多受难者的故事。为撰写这本书,他历时数年搜寻和采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幸存者和管教干部,查阅了相关的大量资料,实地考察了现场,终于揭开了一段黑暗、罪恶的历史的黑幕。
    
    在一篇书评《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中,媒体人李玉霄如此叙述道:“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O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三千名右派,大面积地死亡,死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死得很惨……”
    
    另一位劳教农场的幸存者和凤鸣,在她的《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中回忆道:“酒泉夹边沟农场对送来劳动的右派成员进行了有组织的虐待、迫害,导致大量右派成员因饥饿等原因非正常死亡,包括我的丈夫王景超。……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二千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二千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二千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甚至十六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而《夹边沟记事》一书的作者杨显惠,则用细腻的笔法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劳教农场上血淋淋的、惨不忍睹的真实场景——
    
    在文集中的《一号病房》一文中,作者是这样描写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们奉命迁徙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后就陷入绝境,没粮食吃,没房子住,没有煤烧,寒冬又急遽降临。到了11月下旬,人员的死亡就进入不可遏止的状况。农场领导慌了手脚:尽管他们多次向地委汇报情况严峻、请求援助的行动遭到严厉的训斥——地委书记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们的尻子松了吗!”
    
    文集中的另一篇《夹农》,则让读者了解到在劳教农场里,右派们除了承受监禁、饥饿、苦役的种种折磨之外,还经常遭到农场管教干部的残忍虐待。有一天,农场教导员宋有义奸污一名女右派豆维柯被人发现,人们纷纷议论此事。恼羞成怒的宋有义召集全体女右派到场部开会,当场宣布将“到处造谣”的两名女右派李怀珠和张香淑进行“严厉惩治”。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副手铐,哗的一声扔在地上,几个积极分子就把李怀珠和张香淑铐起来了。铐的是背铐。背铐就是一只手在前,从肩膀上拉过来往下拉,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拉,用一副手铐在后背上把两只手铐起来。人们把这种铐人的办法叫苏秦背剑,是最厉害最残酷的一种铐人的方法。两个二十多岁的女人被人用背铐铐了起来,铐的时候旁人就听见她们的胳膊关节和筋骨发出“咯巴咯巴”的响声,她们的喉咙发出凄惨的断了气一般的惨叫声。那几个男人一松手,两人就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了。这时,宋有义又问:你们还造谣惑众吗?两个人被铐得连气都喘不上来,疼得嗷嗷地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宋有义又喊,给我关起来!那几个男人就把她们拖到办公室旁的一间空房里去了。拖她们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能走路,身体蜷成了小小的一团,头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像是后背上有根筋抽着她们的头。她们的脸色惨白,泪水从她们脸上流过,豆粒大的汗珠子脖子上滚动。她们的腿可怜地蜷着,悬在空中。……她们自己说的,她们的胳膊一铐起来,扯得全身都疼,跪在地上动弹不得。后来就趴在地上了,一直趴到天亮。张淑香那天刚好来月经,铐起来后月经流得特别多,把裤子浸透了,把趴的地方浸湿了。
    
    在讲述了一个个劳教农场里受难者受尽摧残折磨的故事之后,作者沉重地发出一声叹息:“右派们的叙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读至此,我再也忍不住为劳教受难者们捶胸一哭!
    
    劳教农场里种种触目惊心的场景,劳教受难者们种种悲惨的遭遇,让人读后心头像是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久久难以呼吸,也让人看清了劳教制度的真实面目,以及阶级斗争极左体制的内核。然而,这幕令人目不忍睹的人间惨剧,并没有随着极左时代的结束而走入历史。换句话说,劳教制度带给这片国土的噩梦,并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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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历史翻到改弦更张的一页,三十年的红色政治风暴悄然远遁,阶级斗争极左体制开始有所松动。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局面出现骤变,渐渐地,中国的社会面貌、法治和人文环境、国民的法律意识业已渐次发生变化,一个个的政治运动或走入历史或被否定,而成为远年的记忆。当年那些服务于阶级斗争体制和计划经济的制度、法规或政策,也因此而绝大多数或废或改,在最近的这三十多年来,已难觅其昔日的影踪了。但是,作为阶级斗争体制之余孽的劳教制度,却并没有因此而走向消亡;相反,在近三十年来,它依然在中华大地上顽梗地存在着,继续地逞性妄为,继续地为非作恶。
    
    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毕竟要改头换面了。在某些方面,它确实有所收敛,而在另一些方面,它作恶的行径却变本加厉了。在性质上,它从“政治斗争的工具”、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手段,转变为新的历史时期所谓“社会管治的手段”;在羁押时间上,它不再像前三十年那样没有期限,动辄好几年、十数年甚至二十多年了,而是规定了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期限为一至三年,最长可延至四年。但是,劳教针对的行为并未构成犯罪、达不到刑罚的层次,劳教的期限却长于刑罚中的管制刑和拘役刑,实为荒谬之至;
    
    在法源上,它在原先的“指示”、“决定”的基础上,又陆续出台了中央级行政机关的“补充规定”、“试行办法”等部门规章。但是,根据宪法中“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以及法律中“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劳教并未经检察院或法院的批准决定,劳教制度并无立法机关出台的法律,因此毋庸置疑的,它是一项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设计,一种既无法律之名、亦无法律之实的“法外之法”,一种明显违宪违法、危及公平正义的“非法”制度;
    
    在适用范围上,相比前三十年的政治挂帅,它在适用范围上不断地加以扩大,从以前的政治案件,扩及到治安案件、民事纠纷乃至所谓的不服从领导、违规上访等等之类的行为,成为一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在收治对象上,它从以前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其他坏分子”、“被镇压者的家属”、“右派分子”,扩及到治安案件当事人、上访者、维权行动者、不服从领导者、宗教信仰者、贪腐举报者等等;在收治程序上,随着警权的进一步膨胀,劳教的随意性、封闭性和独断性进一步加强。尤其荒唐的是,公安部门既是劳教唯一的审批、执行机关,同时又是不服劳教进行申诉的复查机关、错案的纠正机关。这种缺乏制约和监督的办案制度,使得公民完全处于被动的处境,无法申辩也无法向其他的部门申诉,导致劳教审批的极其随意和冤假错案的大量产生。甚至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它还出现了花样翻新,成为一些部门随心所欲的整人工具,打击迫害上访举报者、维权行动者的工具,譬如一些地方官员可以随意将自己不喜欢的人送去劳教,譬如为了实现部门的“创收”,将劳教当成一种有利可图的敛财手段,以牟取部门利益的工具,再譬如由于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或由于经费紧张、人手有限,或由于案情复杂、无法查清,或由于超过法定羁押期限无法侦查结案,如此等等的案件便干脆判个劳教了事。一言以蔽之,仅凭几份既含糊又草率的政策性文件,使得劳教几乎可以网罗一切“够不上定罪判刑、又不情愿释放”的公民,成了当局惩罚那些其找不出罪名、而又必欲整之的公民的一种“杀手锏”。德国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对“恶法”有过一番经典的论述,依据这位洞谙纳粹暴政内核的德国学者的定义,也即“恶法非法”的拉德布鲁赫公式:“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劳教制度无疑是彻头彻尾的“恶法”,它无疑不是法律,而是罪恶。
    
    这样一种百弊丛生、积敝难除的收监制度,威胁着全社会每一个人的人身自由,今天发生在劳教所里劳教人员的身上,明天就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想想它诸多的弊端和它长期的存在,意味着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存在着“被劳教”而随时失去人身自由的风险,真让人不寒而栗。谁又能够担保,自己不会突然哪一天因与周遭环境发生抵牾,而猝然间落入劳教的制度陷阱?关于劳教制度的弊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啊,请读一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的论述吧。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九日,这位建立了“中国问题学”观点的学者,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出《就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在这封建议书当中,他是这么呼吁的——
    
    尊敬的中央领导人:您一定知道,因为冤屈上访、与“领导”不和、举报腐败、无辜牵连、不明不白地错误被抓、判刑无证据又不愿放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或因素,许多人被劳教,致使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在太平盛世的当代中国,此种人间悲剧不应当继续上演了。在此,我郑重建议:尽快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最近中央不容许超期羁押,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一些地方公安当局花大量的精力、财力,抓大案要案,未等事实弄清楚就急于宣传出去;后来发现抓错了人,也不放人,为了表明当局没有办错案,便对无辜者处以劳教;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有的地方对违法人员只由办案人员一人进行讯问,或由联防队员盘问,由办案人员事后签名,匆忙将人处以劳教;有的地方形势一紧就把一批人送去劳教,一律劳教三年,把一些本不应当被劳教的人予以劳教;有的办案单位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劳教成为创收的工具;
    
    有的把属于道德调整范畴的人、因民事纠纷引起的一般打架斗殴,情节显著轻微的送去劳教;有的把法规禁止收容的精神病人、残疾人、严重病患者和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送去劳教;有的突破劳教对象年龄的限制将未满16周岁的人送去劳教;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领导人徇私枉法,蓄意报复,随意将自己不喜欢的人、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正当申诉的人、上访维权的人进行劳动教养。而这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如“拣了你的手机,还不请我吃一顿?”而被劳教。大量的事实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一部分官员作恶的工具。我所接触的许多有良知的地方官员都表达了对劳动教养制度的不满。一位地方公安局领导表示:“我就顶着压力,一个劳教的案子也不办。因为劳教制度太坏了,真的太坏了!”
    
    在经过了充分的摆事实和讲道理之后,在这封建议书的最后,这位北京学者发出一声郑重而又严肃的呼吁:尽快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现在,让我们从媒体曝光的一些具体案例,来凝视当代中国的劳教制度,来看一看这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制度巨兽,怎样地吞噬了这片土地上一个又一个公民的羸弱身躯——
    
    《新京报》(2010年4月14日)载文,《何红兵:劳教所缘何屡屡成为“死亡之城”?》:河北唐山荷花坑劳教所一名叫董雄波的学员,因患病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而且被要求从事体力劳动,导致健康极度受损,于4月9日在保外就医时死亡,年仅37岁。身高1.80米的董雄波死时体重仅35公斤。全身皮包骨头,就像一具骷髅一样。此事件被称为“骷髅死”;
     
    《郑州晚报》(2010年3月26日)报道,“内蒙古20岁少女死在戒毒所 尸检被拖4个月”: 2009年11月8日,内蒙古20岁少女郗红在隶属于内蒙古女子劳教所的戒毒所内死亡,戒毒所于2009年9月22日收治郗红时,对她进行过例行体检,没有发现异常(未怀孕),劳教局称她因“异位妊娠、失血性休克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此事件被称为“妊娠死”;
    
    《京华时报》(2010年5月7日)报道,“河南开封劳教学员冲凉死续:劳教所大队长被拘”:2008年3月14日,在气温很低的情况下,开封劳教所二大队大队长杨某称学员穆大民多天没洗澡,让两名学员架着穆大民,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水。当时气温很低,冲完水后穆大民倒在地上,丧失知觉,随后因脑血管破裂死亡。随后,杨某因在“冲凉死”事件中涉嫌渎职被刑拘。
    
    《华商报》(2003年9月4日)报道,“劳教人员因口角打死同伴”:2003年8月22日,陕西省戒毒劳教所三大队劳教人员惠晓东,因口角被同监室劳教人员打死,之后该劳教所几名管教干部受到处分;
    
    《北京晚报》(2003年8月25日)报道,“葫芦岛劳教人员张斌被折磨致死前前后后”:2003年4月16日,辽宁省葫芦岛市劳动教养院劳教人员张斌,在连续一个月遭受“老虎凳”等酷刑、长期被其他13名劳教人员殴打后突然死亡,身上遍体鳞伤,其状惨不忍睹。之后,多名涉案人员被批捕,数名劳教干部遭处分。
    
    《民主与法制》(2009年第3期)报道,“郭光允:告倒程维高之后”: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在1994年至1995年间举报河北省建筑市场的腐败问题,被省领导授意“判几年徒刑”,但因缺乏证据,于1996年被以“诽谤省主要领导”的罪名判处劳教两年。出狱后落下糖尿病等各种疾病。
    
    《南方周末》(2001年9月7日)报道,“举报慕绥新马向东被判劳教、反腐斗士周伟获释”:1998年,辽宁沈阳离休干部周伟因举报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副市长马向东等人腐败问题,于1998年5月被送入沈阳龙山劳动教养院接受两年劳教。
    
    《法制日报》(2002年1月18日)报道,“揭发山东枣庄一教委主任腐败行为,举报者竟被劳教”:山东枣庄记者贺某因举报枣庄教委主任腐败行为,于1998年12月被枣庄市劳教委以“诬告”罪名判处劳动教养三年。
    
    《北京青年报》(2004年4月29日)“对信访女村官实施拘留是违宪行为”: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塘下村农妇、民选村官余兰芳,因到乡、县、市、省反映“村小学教学楼建成豆腐渣”、“村财务十几年未公开”和“税费改革违反上级政策”无果,不得不进京上访,于2003年被咸宁市公安局判处劳动教养一年半。
    
    《民主与法制时报》(2007年7月23日)“知名举报人李文娟终获赔偿”:2002年,辽宁鞍山市国税局工作人员李文娟,举报该市国税局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以“败坏鞍山市国税局有关领导的名誉、进京无理上访、扰乱了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名判处劳教一年,后起诉至法院,李文娟获得胜诉,并撤销劳教决定,另获得国家赔偿。她在劳教所落了一身的慢性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视力急剧下降,牙齿掉了4颗……
    
    《新快报》(2011年8月9日)“一元劳教案,荒诞离奇的一元劳教案,总有一些新闻让人悲凉无力”:2009年,江苏常州三名妇女进京上访,在乘坐14路公交车时,司机崔林以车上有上访人员为由报警。时隔一年多后的2010年7月,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句“突然想起”这件事,以三人拒不购买1元公交车票为由,将她们先拘留,后常州市劳教委判处三人劳教一年。被媒体称为“荒唐离奇的一元劳教案”。……
    
    这些经媒体曝光的近些年来的劳教案例,连同经披露的前三十年劳教农场里的黑幕,堪称一桩桩令人发指、让人震惊、蛮横暴厉的人间恶孽;这些受尽折磨的劳教受难者们,以他们惨痛的经历或是悲惨的死亡,为五十多年来数不胜数的劳教罪恶留下了历史记录。可我知道,如今这些暴露在阳光下的内情黑幕,仅仅是劳教制度的冰山一角罢了,仅仅是成千上万劳教制度下被侮辱被损害者群体中的片鳞半爪罢了,而尚未被曝光、或将永沉海底的还难以计数。并且,这些惨不忍睹的劳教事件,绝不是某一个劳教农场的个别、偶发现象,也不是某一个劳教委、某一个劳教事件责任者的个别、偶发行为,而是一个长年存在的“长期的恶”,一个存在于这片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劳教农场上的“普遍之恶”,同时也是一个被整个国家制度系统予以认可、纵容甚至鼓励的“制度之恶”。五十多年来,它就这样一日不曾中断地肆虐在中华大地上,至今还仍然堂而皇之地存在着。呜呼,我不知道这样的罪孽何日是一个尽头?!
    
    无论是作家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劳教农场幸存者的回忆录,还是学者专家的调研成果、专业记者的媒体报道,读来都让人心悸、惊骇、难以置信,继而止不住地痛心、悲泣、义愤填膺。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今天,这些劳教制度的具体案例,像冰瀑一样颠覆了我们心中最基本的信念与价值,甚至那些终日研究权威主义体制之弊病的专家学者,在面对此情此景时也会震惊得无以复加。我相信所有拥有正常思维的读者,面对这些血腥恐怖、蛮横无理的劳教事件,均会感到日常的思维和逻辑在这一刻统统不再管用了。劳教农场在名义上并不是监狱,却比监狱还要黑暗,还要残暴而又肆无忌惮;劳教制度并没有合法存在的依据,竟如此地飞扬跋扈、蛮横无度。这个靠铁丝网、钢枪和血汗工厂支撑起来的法外王国,俨然已成为中华大地上最黑暗的角落;这个非法、荒谬、蛮暴的制度体系,俨然已成为当代中国积久难治的痼疾。
    
    这些劳教农场、劳教所里所谓的“劳教人员”,这些命若蝼蚁、命运比泥土还要低贱的人们,他们绝大多数是这个国家中的合法公民,其中的许多人是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公民。在劳教制度的前三十年,他们是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其他坏分子”、“在运动中被镇压者的家属”、“右派分子”,他们只不过曾在一个国际社会承认的旧政权里谋过一份饭碗,或是农村基层中平常得罪了基层领导的贫苦农民,或是亲人在政治运动中被镇压而受到牵连,或是中了当局“阳谋”的计而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知识分子;在劳教制度的后三十年,虽有部分是治安案件的涉案当事人(但应通过其他的社会管理制度去解决),但就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他们只不过循合法途径向有关部门正当申诉,或是固守家园拒绝房屋的强制拆迁,或是卷入了某宗普通的民事纠纷,或是为自己或他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上访维权,或是举报检举了某个工程项目或官员干部的腐败问题,或是因发表文章批评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或是接受记者采访透露了地方上存在的问题,或是一不小心得罪了单位领导或地方官员,或是坚持过自己的信仰生活而不肯放弃。于是在这五十多年的日子里,他们就在“阶级斗争”、“维护治安”、“维护稳定”等等此类的口号之下,被坚甲厉兵的国家机器以国家的力量踩在脚下,瑟瑟发抖,以国家的名义投入劳教农场或劳教所,战兢度日。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他们将被迫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被动接受大而无当的思想改造,他们的权益、健康、尊严、甚至于生命安全均得不到保障,像蝼蚁一样屈辱地活着,像祭牲一样凄凉地死去。这样一种雷霆威慑、荼毒千万生灵的国家机器系统,一种肆虐长达半个多世纪、且至今仍在持续的制度系统,让我想起了法国作家左拉在抨击司法机器滥用权力时所形容的——“最黑暗的国家犯罪”。
    
    说它是一种“最黑暗的国家犯罪”,我想,是恰如其分的。今天,就让我们再度体味一下这位19世纪法国作家的话,思考一下在当代中国,到底该如何防止这一“最黑暗的国家犯罪”对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践踏。同时,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看看这种“最黑暗的国家犯罪”,怎样地将一个可怜的农民打入苦难的深渊,最后将这个无辜的公民变成了一具尸体。
    
    这是河南省宜阳县一个年事已高的普通农民,也是一个普通的上访者。这位普通的农民,是千千万万因遭遇不公进而上访、被拦截之后饱受打压的上访户的标本,也是千千万万在劳教农场或劳教所里受尽苦难折磨的劳教受难者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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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关进劳教所的那一年,你已经将近六十岁了。因为家中精心饲养的两头耕牛被盗,你前去报案反而屡次被盗贼殴打、直至被打成伤残,对此当地警方竟放任自流、消极办案。你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遂逐级地进行上访,四处求告诉苦,以求讨个“说法”。但你多次在市区、省会和京城被地方当局派出的截访工作干部拦截,也多次地被拘押,每次拘留时间从五日到二十多日不等。在看守所、拘留所里,你经常地遭到殴打,伙食极差,仅能吃到发霉的馒头。但是你的性格倔犟、执着,心中认定了这个社会总该有说理的地方,因此在看守所、拘留所里尽管处境艰难,可你还是数次拒绝了公安局的“私了”要求。到后来,你遭遇的打压进一步升级,你被送往一处比看守所、拘留所更可怕的地方——劳教所。
    
    在一个秋日的上午,你今生最惨怖的一段经历开始了。
    
    这一天,是二零零七年的九月十三日。这天,在你被关押的拘留所,来了宜阳县公安局的两名警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向你发出“最后通牒”的,也即,最后一次向你提出“私了”的要求:与盗牛一伙私下解决。他们的劝说简单又直接——“赔点钱算了”。这天的你依然坚执不从,依然坚决不同意“私了”,同时一如既往地要求“依法处理”。听到你的这番答复,来人脸色一沉,厉声说道:“不行的话,我们就采取错办法。”他们口中的“错办法”,指的是对被拘留人采取“劳动教养”,一种他们对待“难缠”的上访户、辖区的“麻烦制造者”屡试不爽的强力手段。当天,你就被以所谓“多次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了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罪名,判处劳教一年零三个月。刑期,截止到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依规定,丧失劳动能力者不应被劳教。)
    
    翌日,你被转送进了洛阳市黄河桥劳教所。接下来的日子,你在这家劳教所里尝尽了饿饭、饥渴、寒冷、孤独、绝望、体罚和殴打之苦,并且劳教到期之日竟得不到释放,被继续地非法关押。最后,你竟真的如他们曾扬言的“你再告,就关到你死为止”,在劳教所里步入死亡之途。
    
    此刻,就让我截取几个你在这家劳教所里所受遭遇的片段,借以回顾一下在死亡来临前夕、你在劳教所里所承受的苦难——
    
    二零零八年三月六日,你因购买的食物被劳教所的管教员盗走吃掉,气得浑身直哆嗦,遂与管教员发生了争吵。不由分说地,你的行为被管教干部认定为“违规”,说要以所里规定进行惩处。就这样你被关进了一米见方的“禁闭室”,禁闭期限为十日,每餐只供给一个馒头、半碗粥。在这间小小的禁闭室,你受到的是比以前在监室更加非人性化的对待。更糟糕的是,这时你的枴杖被 “狱头”(劳教所监舍室长)跺脚折断了,使得你在“紧闭室”里仅能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要走路时只能在地上挪着走。坐着或躺在水泥地上时间久了,因为水泥地汲取热量,你的背脊常常变得发冷,身子骨不住地打寒颤、发抖。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劳教所对全所劳教人员进行了一次例行考核,内容包括跑步、走队列等等。负责考核的一名科长明知你腿有残疾、无法走路,却故意地要求你做“齐步走、跑步走”的考核动作。因考核未过关,这次你被关进空无一物的“严管室”。在这间“严管室”里,你的境遇进一步恶化,接下来的日子无论秋寒还是严冬,你白天只能坐在冰凉、湿冷的水泥地上,夜里则是躺在地上睡觉,铺盖每晚十点送来,次日凌晨五点定时取走,每餐仍是仅能得到一个馒头、一小碗汤。更可怜的是,腿患残疾的你不仅没了枴杖,在这期间,你唯一的健康的那条腿又被人打伤。从此,你再也无法站立起来了。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你和另外几名患病的劳教人员,在所里接受驻所医务人员的诊疗。当时你们当中的一名劳教人员因嗓子有疾,无法发声回答医生的提问,只能打手势比划着,在一旁的你理解了他的手势,就随口替他回答了。这被在场看管的管教干部看到了,按劳教所规定劳教人员是不可以随便说话的,他便对你吼叫要惩罚你,“给你点颜色看看”,顷刻他就指使数人对你进行殴打,且在一日之内对你陆续殴打了三次,导致你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躺在地上不住地发出“哎哟哎哟”的痛苦呻吟声,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淌。后来看到你躺着不能动弹了,呻吟声渐渐没了,管教干部这才将你拉到医生面前治疗。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一年零三个月劳教刑期届满的日子。当日你以为劳教所会将你释放,但是你左等右等,一直不见有人叫你出去。到了下午,你便对着室外大声叫喊:“今天到期了,放我出去!”。不一会儿,来了一名管教干部,他厉声向你宣布:“鉴于你的表现不好,而且至今拒不放弃上访,我们决定对你继续关押”。听到这话你顿时傻了眼,一下子瘫倒在地,刹那间心如死灰,不知道这样黑暗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就这样劳教所刑满到期了不放人,明目张胆地予以“超期羁押”,并且,也未将延期的决定通知你的家人。事实上从这年八月开始,劳教所就违背法规规定,剥夺了你会见家人的权利,一直不让你的家属来所会见,理由是所谓因为所里分配给你的活你没有完成,才不让与家属会面的。
    
    二零零九年的春节前夕,劳教所有一次集体放风,这是你平生的最后一次见到阳光,也是你生平最后一次出现在人群之中。当时的你已经完全不能走路,放风时就蜷曲着腿慢慢蠕动,艰难地在地上爬行,其他放风的劳教人员看到这凄惨的一幕,一时惶骇得全都屏声敛息,都不免心生了几分同情。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那一天天色阴沉沉的,一团团大块的云层沉重而又凄凉地,翻滚在天空中。那一天,是二零零九年的二月二十一日,农历正月二十七。这天离你劳教期满的日子,已经过去整整七十天了。这天,你又像往常一样,为自己早就劳教到期却不予释放而喊冤,大声叫喊着要求放人,其他监室的不少劳教人员都听到了你的叫喊声。但是回应你的这一诉愿的,不是解释,不是安抚,更不是道歉,而是粗暴和野蛮,这粗暴和野蛮将导致你永远地消声,再也喊不出来。到了这天夜里,劳教所的一名管教干部来到你家中,告知你的家属“赵文才有重病住院”。当你的家人抵达后,此人方才告知“人下午已经死了”。你的妻子任妞一下子懵了,她看到自己的丈夫身上仅穿着一件单薄的毛衣,面容极度扭曲且痛苦,双手紧握,眼睛半睁着,蜷缩着腿躺卧在床上,尸体上下有着多处的伤痕,尸身惨不忍睹,任妞在心痛和惊骇中泪如雨下,嚎哭得几乎昏死过去。二月二十四日,河南科技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出了一份死因鉴定,“赵文才尸表所见符合缢死征象。”劳教所的答复是,“赵文才是在严管室卫生间内‘自缢’,被发现抢救后死去的,监控录像不能查看。”对此,你的家人表示不能接受,她们对所谓的“自缢”一说提出诸多疑点,并且要求重新予以鉴定,要求劳教所出具死亡事实经过的书面材料,要求看监控录像,这些要求均得不到满足。
    
    一茎压伤的芦苇堕入漆黑的潭渊。如今我面对这起劳教所非正常死亡事件的一堆资料,对你的死因结论,对你临死当日在劳教所里究竟遭遇了什么,感到惶惑不解却也不得而知。但常识告诉我,在空无一物的劳教所严管室里,劳教人员哪有什么绳子可供自缢?关押劳教人员的监室,怎么可能会有皮带、绳子之类的东西,何况是管控更为严格的严管室?作为“自缢”的直接证据(或是其他原因致死的直接证据),为什么监控录像不能查看?死者头后部位及脖梗存在大面积伤痕,后背有大面积瘀伤,下巴底部前沿有伤,脚后跟有伤痕,这分明是暴力致死的证据,岂是所谓的“自缢”留下的伤痕?一名关押于死者对面监室的劳教人员提供证词,当天曾听到死者似被殴打的呻吟惨叫声,尖利而又持续,这又如何解释?
    
    没有人来解释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会让某些人及劳教所等单位受到法律的追究。也因此,这起疑点重重的劳教所非正常死亡事件,让死者家属、让所有关注本案的人士均不相信所谓“上吊自杀”的死因结论,而倾向于死者系在超期羁押期间受到暴力致死。也正因为此,媒体在报道本案、评论员在评论本案时,不约而同地在标题或正文冠以“冤情记”、“上访被劳教,含冤死劳狱”、“今世奇冤”、“蒙冤被劳教、惨死劳教所”等等的用语,进而呼吁“彻底查明案情,为民伸冤雪耻”、“让冤死者的灵魂得以安息”等。
    
    一个年近六旬的农民,腿部染疾的残疾人,被非法关押进劳教所近一年半之后,就这样在超期羁押期间、在非人道的境遇中凄凉地死去了。
    
    一条无辜的生命横遭摧残,一个合法的公民被逼上死路。——你成了五十载带着血腥气味的劳教制度的又一个牺牲品。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户贫穷农家的顶梁柱,一个家中耕牛被盗的受害者,一个被歹徒殴打致残的伤残者,你以报案人的身份前去报案,以受害者的身份四处上访,却陆续地被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和劳教所,并且刑期届满不予释放,在无边的黑暗里受尽寒霜,在恶劣的环境里饱受折磨。你希望法律能帮你讨还一个说法,却被司法系统以法律的名义加以打击,施以刑戮,夺命于监所。
    
    在你的家人认尸回家之后,一家人抱头痛哭,悲痛欲绝,她们的泪水和内心的痛楚无以复加。在家中耕牛遭到失窃的变故发生之前,你是一条健壮的农家汉子,如今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却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并且尸身遍体鳞伤。她们不相信加诸你身上所谓的“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她们更不相信所谓的“自缢身亡”的说法,她们相信你是死于非命,死前横遭暴力,她们发誓要为亲人洗雪冤屈,要为这事四处上告,哭诉喊冤。一家人从此生活在悲伤和阴影之中,期盼着未来能出现一线希望让亲人的沉冤得以昭雪。
    
    你死于那年农历正月下旬的日子,死于元宵节刚刚结束后的一天。当其他的村民怀着喜乐的心情欢度新春佳节的时候,当外出的村民纷纷赶回家中过年的时候,你却在劳教所里以无罪之身服刑,煎熬,最后蒙冤而逝。你生命的最后五年,在几个监所的高墙内黯然神伤,有家难回;你生命的最后时刻,在阴暗的劳教所严管室里凄凉度过,无法见到亲人最后一面。你生前为了上访流落异乡,死时也回不了家门,诉愿未遂,沉冤莫雪,你死不瞑目。
    
    你是一个视土地如生命的农人,却无法在生命的终点与土地相伴、融成一片。在那熟悉的田埂乡土里,深藏着你的冤屈和你的苦难。
    
    你生前想要求助于国家机器,怎料得国家机器却囚禁了你;你想要寻求法律,却没想到法律早已为你设下了陷阱。你的死,让我想起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里的一句论述:“被称为正义的刑罚应该是必要的刑罚。伺机以待的暴政以暂时的利益和某些显贵的利益为诱饵,却不顾无数不幸者的绝望和眼泪,立法者如果不想使暴政有机可乘,就不能容忍有利可图的非正义。”我想,倘若这位怀揣人道主义情怀的学者生于今世,他一定会如这段论述中所说的那样,对劳教所里包括你在内的无数不幸者的绝望和眼泪,洒下一掬同情之泪,对当代中国的劳教制度发出愤怒的谴责!
    
    你死于洛阳市境内西郊的宜阳县,有着“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美誉的洛阳,是中国的四大古都之一,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如今,前人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历史名城,却成了囚禁后代的监牢,烙上现代社会耻辱的印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历代文人墨客在河洛大地上挥翰著文,留下了绚丽的华章,东汉女诗人蔡文姬在目睹了官府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难后,在这里饱蘸血泪写出的《悲愤诗》,今日读来,仿佛正是诉说着你的凄惨遭遇:“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你的悲惨遭遇,还让我想起了《聊斋志异》中的一篇《冤狱》里的主人公,也即那个被官府构陷、严刑拷打得死去活来的山东阳谷人朱生。可与你相比,朱生最终毕竟能够冤情昭雪,县令被参奏免去官职,而你,却永成冤魂。当我读到蒲松龄在此文的附笔感想中对皂衣官隶的愤怒、对无辜良善百姓的同情,感到强烈的共鸣,转而想到你受到的冤屈和迫害,心中的悲愤尤甚于撰文之初:“诉讼折狱乃是当官的第一件要务,培养(自身的)阴德,(或者)泯灭天理,都在这些事上,(因此)不能不慎重啊。急躁、贪污、粗暴,原本违背了与上天的气数;(使犯人被)等待、拘禁、连带(卷入他人),也是损害了百姓的生活。……哪里知道(地狱中的)水火狱里(比喻官府的牢狱),有无数的冤魂,伸着脖颈喘息,期望有人拔救呢!这在奸险凶顽的百姓身上,也没有什么好可惜;但在无辜牵连的百姓身上,又怎么能忍受呢?况且无辜的牵连(之中),总是奸恶的人少而无辜的人多;但无辜百姓遭受得损害,甚至比奸恶的人加倍。为什么呢?奸恶的人难以惩治,而良善之辈易受欺侮。皂衣官隶的殴打辱骂,公差侍从的需求索要(贿赂),都是看中良善的人而施以暴行。”
    
    你死的那一年,一场举世瞩目的隆重庆典将要粉墨登场。到了金秋十月,届时在京城将会有盛大的阅兵仪式,华丽的文艺演出,炫美的焰火表演,还有雄浑的一口颂歌。为了确保这场盛大庆典的顺利举行,活动筹备工作要花上几乎一整年的时间,倾举国之力准备,动员,周密部署。而你,赵文才,一个中原大地上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腿部染疾的残障者,在这一年的二月,在尝尽了摧残和虐待,饱受了上访之苦和劳教之苦之后,在劳教所里无声无息地死掉了。你的死状凄怖骇人,尸身伤痕累累,并且面容极度痛苦,双目圆睁。
    
    7
    
    在你因上访被判劳教并且超期羁押、而后在劳教所非正常死亡之后,这起残疾上访农民在劳教所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成为近年来接二连三的监所内非正常死亡事件冲击波之下的又一起恶性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普遍对你的冤死表示同情,各种媒体作出报道和评论,发出“赵文才之死,谁之过?谁应该为此承担司法责任?!”的沉重责问,不少媒体人和评论员为你的冤情不停呼吁,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对你的家人进行采访报道,你的子女赵现锋、赵利霞强压着悲痛和泪水,如你生前那样四处上访,不断地奔走于各级机关门口,要求重新进行死因鉴定,重新认定死因,对劳教所的非法劳教、超期羁押和其他违法行为着手调查,同时要求追究相关责任者的法律责任。尽管本案最初的死因鉴定疑点重重,死者的伤情一目了然,死者家属提供了照片、证人证词等有力证据,但有关机关至今仍然要么是消极的不作为,要么是相互推诿,再不就是拿点钱出来作为“封口费”,希望死者家属接受,以图息事宁人。这使得疲于上访之路的赵现锋兄妹二人如父亲生前一样,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讲,也使得本案的真相至今仍是未能公之于众,死者的冤情仍是未能昭雪,让善良的人们深感无奈而又忿忿不平。
    
    在你死后的这几年间,不断地有专家学者、法律人、媒体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普通民众和劳教受害者等各界人士发出呼吁,或以公民联署的形式,或以违宪审查建议书、废除建议书的形式,形成了二十一世纪以来一场中国社会罕见的民间集体行动。这些洋溢着道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联署主张书或建议书,直指“劳动教养堪称当代中国第一大弊政”、“终结恶法”、“消除弊政”,种种直陈汇聚成一个义正辞严的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人们希望,就像二零零三年的孙志刚事件最终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那样,近年来接连不断的劳教所非正常死亡事件,也能够带来一系列劳教领域的“恶法”即劳教法规的废除,也能够埋葬另一项弊端更加突显的制度——劳教制度,从而在劳教制度领域杜弊清源,而作出根本性、制度性的变革。
    
    但时至今日,这些呼吁均像是落在茫茫旷野之中得不到回声,人们至今也看不到如今已是声名狼藉、千夫所指的劳教制度得以终结的一线曙光,只看到一些地方当局出台的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应对举措,譬如“开展集中整治劳教场所非正常死亡问题”之类的所谓“专项行动”,均是些扬汤止沸之举,而不是釜底抽薪之策。不仅如此,这几年来,类似于你的劳教所冤案和非正常死亡事件仍不时地发生而被曝光,百弊丛生的劳教制度依然无日不断地在吞噬着这片土地上的善良百姓、无辜公民。17世纪英格兰剧作家本琼森曾期寄的“罪恶在蔓延,所以正义应得到声张。”的情景,对于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来说,依然是水中月镜中花。
    
    时至今日,你辞别人世已经三年多了。在你的家里,你曾经精心拾掇的牛圈仍一直闲置着,你生前最爱穿的那件破旧风衣在衣柜里已经蒙尘。三年前你离去的时候正值寒冬,如今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远方的河洛大地应是春意盎然,无数盛开的牡丹争妍斗艳吧。在安葬你的那片荒野,必有浩荡的春风不断地吹来,好似在述说你生前承受的苦难,同时也在抚慰你的伤痛——如今你终获自由,再也没有构陷和逼迫,再也没有囚禁和凌虐。只有明月照着你的墓碑,清露沾濡你的坟冢,还有那轻而柔和的荒烟缕缕,蔓草萋萋。
    
    写于二零一一年十月至二零一二年五月(注:动笔于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后因其他事务搁笔数月,完稿于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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