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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模式已成为改革时代的黄河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01日 转载)
    
    来源:08宪章 作者:陈永苗
     (博讯 boxun.com)

    我渴望朝鲜人民按照其社论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千万不要改革开放,否则又是三十年无边无尽的征地拆迁等苦难。
    
    体制是无物之阵,凡是追求改革的,都会被排泄成为党外民主派,尽管他们以为还在党内。
    
    在今天,持改良立场,就意味着继续参与作恶,参与分赃(名声地位金钱美女),空喊改良立场,就是散布鸦片麻醉人。空喊革命立场,意义极为重大,意味着解除效忠关系。
    
    中共若能改良,所有的革命言论只会帮助改良,若不能,所有的改良言论只能促成革命的怒火。
    
    按照民间说法,温州动车追尾事件是冤死鬼来找替死鬼,同一个地方2008年施工时发生事故7死21伤。这是一次错误地鬼魂复仇。我在想,将来如果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是不是过去被专制无辜牺牲的数千万冤魂来复仇呢。于权贵中产阶级,改革之美好如同红楼大观园,可是大观园的前身就是坟墓。改革是宪政的敌人,越改革中国距离宪政越远,将来付出代价越大。光吹冲锋号,没一个人冲锋。那种改良派认为民间力量增长倒逼政改,这是一个临时的、必要的谎言,以善意谎言的方式来为维权鼓吹统战。但是民间的力量增长,不会倒逼改革,只会成就高度维稳。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间的生长,只会是革命的预备,不会是政改的推动。因为政改需要党的自杀,可能么。
    
    有重建公民社会的空间,却没有政改的空间,没有根本性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空间,没有政治改良的空间。为什么老把二者混为一谈呢。重建公民社会,只是为了你自己,做了良好公民,却不会导致国家政治变好,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怕的,一定要发生。往往是越想不革命,越会革命。历史就是如此吊诡。时势,社会政治矛盾的总体集中,是愚蠢与聪明都不能改变的。就像你整天不上厕所,到了非拉不可急死了,这时候你很愚蠢,或者你很聪明,能干什么用?告别革命的宪政只是一种例外而幸运的结果。告别革命,必须代替以革命的替代品,例如选举政党轮替,如言论、结社自由,如司法审查。汉密尔顿说,“替代”于政治科学中异常重要。目前民间政治有两个地震源:一个是受专制迫害,实现自我认同,找到“我方”。另外是一种改良派的倒塌,这种倒塌,是党内地位或者因专制缝隙而产生垄断性稀缺的话语权的倒塌。例如韩寒,另外一种形式的郭美美,通过自己的倒台,塑造出舆论风暴,这是“友的分化和统战”。
    
    韩寒蜕变为“白色五毛”,引发的革命与改良争论倒是一个好事。固然与晚清比较一下,不过是茶杯里面的风暴,蚂蚁窝大槐国里面的战争。因为晚清能参与争议的人,如袁世凯,手上有兵,有资源,有地盘。思想路线的争议,就意味着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今天的,有嘴巴,意味着争论很爽了一把,除此之外,nothing。思想和舆论,甚至中央政策,对体制性疾病的作用力,等于零或者负数。80后90后有政治意识,是因为受改革迫害,而不是受韩寒影响,是时局造就分赃体系破裂。政治意识先于启蒙。而党内民主派和韩寒的启蒙试图赋予虚假的希望,不是贩毒是什么。参与改革呼吁那叫吸毒。所有的争议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争论得烂透了。现在当改良派,就相当于炫耀我有一部跑车,你们没有,另外一种形式的郭美美。我们有钱有地位,所以想当,有资格当改良派,你们没有。之所以说他们是郭美美,是因为都从体制获益。郭美美不是也成了推动慈善改革者么。郭美美是分赃体系的组成部分,是罪恶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中的共犯,不分主次地承担道德责任。文革中受害者的无辜,但被专政模式,视为有原罪的。改革时期他们的翻身解放,不愿意自我为罪,没有原罪的意识,就像绝大部分贪官,不认为自己是贪官。整个中国1949年之后政治经济形成一个金字塔形传销压迫体系,下面做虾米泥土的,只有死的份。这一些翻身奴隶加入对更底层的专政,同时自己身体欲望的无限膨胀,塑造一种无政府主义,对民众的特权意识。
    
    改革是宪政的敌人。如果转为宪政国家的话,尚僵化的北朝鲜,要比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更容易实现,因为其利益分化和特权渗透社会的复杂程度,远不能和中国比。不怕政治上的刚性结构,这个只要斩首或者摧毁就行了,更怕政治和社会团体的刚性结构,造成牵一发坏全身。体制的体重增加,惯性就增大,更难。2007年写作《改革之死》时,我们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要不是改革开放,文革之后的专制是不是早就完蛋了。当时推翻专制的声音很强大。就像92年,如果邓小平不放开市场,专制也可能完蛋了。所以我渴望朝鲜人民按照其社论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千万不要改革开放,否则又是三十年无边无尽的征地拆迁等苦难。近三年来,甚至十年来,除了想改良派需要启蒙之外,所有的人都已过河,就这一些想改良派还在摸石头,还以为别人都要模仿你们跪下来摸石头。改革有一种甘蔗渣理论,当某个领域已经被榨干了,没糖汁,没油水了,于是该领域就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例如当城市户口已经没多少含金量的时候,于是就放开了。
    
    这一些党内改革派都算体制外,其实党内民主派,都在党外,被排除在政治运作之外,只是这一些人比较牛逼,觉得自己是贾府的焦大,把自己命名为党内民主派,不外乎为了与社会人士相比而凸显优越地位。体制是无物之阵,凡是追求改革的,都会被排泄成为党外民主派,尽管他们以为还在党内。碎步走,在现有体制和党纪的强大约束之下,能突破一点点,具有极大的偶然,好像就是“月球一小步人类一大步”,环顾落后的别人,觉得自己是神宠之人,特有成就感。可是莫将成就感当做了成就,而且还以为垄断了走向未来的真理之路。说真话很难,但是没屁用。那不叫转型,只是摇晃,摇晃可是体制的锻炼身体和维持。没法统治的时候,变个脸,欺骗收买一下知识分子,是唯一的锻炼,晃脑型。党内改革派 “奉旨政改”,全部发言是扭秧歌,身段拙劣,屁股乱扭,一半靠自己一厢情愿附加上去,一半靠猜测揣摩子虚乌有的圣意。这让我想起康有为臭名昭著的“矫诏”,骗钱唬人。他们嘲笑访民离不开清官,可是他们也离不开圣君。改革派才是愚民,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还不掉泪。党内改革派坚持体制内分赃的边缘立场。这一些人,将比他们的主子,更加捍卫分赃体制,林语堂说奴才最善于说主子的话。又必须阻挡民众参与分赃。他们的主子移民美国,是美国人,才不管中国民众呢,也不与民众争论,他们管的是美国政改,移民法案,如《环球时报》要求美国完善改革。有一天早上有朋友在msn上,想给我传《乌坎模式的样板意义》,他说是胡德平他们搞的座谈会什么。我拒绝了并骂道搞屁乌坎模式样板意义。改革派蛮惨的,只能像义和团求雨那样干巴巴跪着端着脸盆,汪洋好不容易下了一点水,还没落到地上,就挥发干净了。到处找还改革的证据,就像丁春秋的徒子徒孙竭力想出颂词。他们总是看到裸露的手指,就想到要上床了,以为有希望政改了,归根到底,他们是一批改革饥渴症患者,只要找到希望,他们就全力欢呼,病就好了,一切都ok. 乌坎事件有意义,但意义十分有限,没有国家层面的体制改变,这样的行动连抗争都算不上。我的意思是提醒人们在改革骗局中要保持对终极追求的自觉,对被当政者“合流”的警惕。快感还相当可疑、若有若无时就大声叫床的属于装高潮。压根就没有互动。在乌坎这里,只有柔性维稳和糊弄,还有拖延,秋后算账。一个小村庄的都没有互动,更别说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巨大的问题上。我们就像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沒有的。未来没有路,只有死路,要想侥幸活得过去,一个移民是办法,当然大部分人没法移民,很惨。在今天,持改良立场,就意味着继续参与作恶,参与分赃(名声地位金钱美女),空喊改良立场,就是散布鸦片麻醉人。空喊革命立场,意义极为重大,意味着解除效忠关系。既得利益集团,与改革的受害者,都觉得自己受害。前者是受到已经过去的文革的威胁,将来尚未发生的群众暴力的威胁,但是受到体制保护,大把捞钱移民淫乐,嘴里叫着委屈。后者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却被当做过去文革的施暴者(其实都是太子党联动干的),将来的施暴者。过去当下未来,都是一身污水。既得利益会给党内改革派他们保护性幻觉。越多既得利益,越觉得安全。很显然在改革中既得利益和特权越多,越阻挡这种认识的生成,正如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
    
    后改革思潮否定自己可能产生的这样一种道德暴政,把自己变为一种要求每一个人都需要服从的道德立场,从而发现财产和特权构成对达到这种道德立场的阻碍,因此呈现无政府主义的绝对征服渴望。而这正是法国大革命与文化革命的特征。不需要有实质性的暴力,只要持革命立场,是对共同体关系的撕裂,废除效忠关系,这是告别国家被用来当做官僚专政手段的困境,就意味“无权力者的权力”产生。而改良立场,正是对专制的无形扩展和延伸,就像海底之下的大陆架,遮蔽官民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真相,再次强化效忠,阻挡消灭民众涌上政治舞台,取消知识分子对民众的代表权。空喊革命口号,就意味着从无物之阵突围。即便不采取激烈的实质性的举动,只要越来越多的鲜明的喊出来、鲜明的表明立场,它都已经会崩塌瓦解了。它是一种寄生关系,只要你坚决的“不合作”,它就已经寄生不住的了。按照拉.波哀西的观点,我们只要不给统治者奴役我们的权力,不自愿被奴役,不反对我们自己就行了。哪怕我们只发出萤火虫的微光,聚在一起,也将驱逐黑暗。也只有革命的大戏拉开的时候,个体在剧中。而改良或者改革中,即使是胡锦涛,也是在剧外,因为体制是一个空心的,没有人可以并且愿意负责和推动最为紧迫的政治问题。
    
    我们现在的处境,与1949年的中国人民一样。1949年的中国人民就像在婚姻中受苦的女人,说只要不是这个坏男人,任何男人都行,将来更坏的,再说。民众现实处境不是你们这一些人做梦能够解决的。中共若能改良,所有的革命言论只会帮助改良,若不能,所有的改良言论只能促成革命的怒火。
    
    (作者为宪政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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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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