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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恩宠:方励之是中国维权律师的导师和榜样(一)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7日 来稿)
    
    
     4月6日(美国当地时间),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1980-90年代曾敢于批评中共体制和邓小平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六四”百万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精神领袖之一的方励之先生在美国去世,享年76岁。 (博讯 boxun.com)

    消息传到上海,我见到部分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我和我的朋友们认为,让更多的人知道方励之、李淑娴老师、知道“六四”、知道历史的真相,这是对方励之教授最好的悼念。
    我们正以静悄悄的方式,分头找大家在自家和亲朋、邻舍收听、收看海外的广播、电视、网络,以各种管道使更多的人知道事实和真相,特别是90后的大、中学在校的学生和00后的小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以此为机,加快破网软件的传播……
    方励之先生不仅激励着八九的一代人,也是中国维权律师的导师和精神领袖。我和方励之先生根本不认识,没有任何的联系,但当年陈良宇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将我打成方励之在上海等地的代理人,是以方励之为首任主席的“中国人权”组织在上海等地的地下负责人。
    我知道方励之教授是于1986年末的那次学潮,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中日合作上海天山内衣厂,担任合同管理员工作,同时每天还至少平均到上海以及外省市的商场、宾馆等为单位催款10万元,否则资金难以周转、工资发不出、大量外贸订单接不了。
    在那中国外汇奇缺的年代,我们生产的是外国高档女士的内衣、裤和睡衣、裙。内销部分是专供一些高档的消费者购买,当时连知名度很高的影视女星都消费不起,为了剧情的需要,凭上海国办外贸公司领导的批条,有时往往由我将货送到位于宾馆的拍摄现场。因此,通过宾馆的卫星电视知道了许多中国大陆“出口转内销”的社会信息,包括1986年那次学潮前后的更多信息。
    当时我一月的工资和奖金不到70元,母亲的住处只有19平方米,还住着我弟弟一家三口人,我家三人就在外借房居住,每月租房的钱至少50元。好在厂方给我的奖励,每催回一万元,增加奖金一元,有时一月的奖金就300元,但我都将钱都化在学习上了。
    我知道方励之和学潮信息是来自更多的内部传达,起初主要来自于后来成为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同班同学柴俊勇等。92年秋之后,有关方励之和海外民运的消息的相当部分是来自在海外定居的战友,我在黑龙江兵团认识的一个东北小妹。她于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到了美国,不属民运圈,但同情他们,父母也是中、高级知识分子,惨死于“文革”初期。她是一位基督徒、独生女,对共产体制没有好感,一直将我当作改变她人生命运、始终忘却不了以及魂牵梦绕的大哥。
    1985年2月-1987年1月,我在上海工交财贸经济法律顾问培训中心学习,柴俊勇和我是第五期面授班的学员,陈良宇是第三期函授班的学员。因是业余学习,我们是二个晚上和一个下午,陈良宇是周日全天,大家工作都很忙,时常串班学习。上海大学法律系主任庄金峰教授《法律基础》课程,退休后和我同在上海精诚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是我所派往香港工作的律师。柴俊勇时任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处长,黄跃金时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韩正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良宇任黄浦区区长。
    最后两门课程《专利法》和《经济法》的考试时,我与柴俊勇都在外出差,于是在1987年的2月,我们在班主任胡惜之(女)老师的家中进行补考。在老师家一个四方形的饭桌上进行了三小时的补考,《专利法》是闭卷考,《经济法》是开卷考,班主任就坐在家中的沙发上监考。考前、考后我们三人约有一小时的自由交流机会。谈到刚发生的学潮和方励之以及胡耀邦的辞职,我认为事态不会很快地结束,因腐败越来越严重;柴俊勇认为,方励之不该鼓动学生上街,胡耀邦辞职没想到,腐败也太不像话,对腐败决不能手软;胡老师认为,今天受到处罚,以后说不定哪一天会平反,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2003年8月28日下午,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我的所谓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在法庭上由上海人民检察院二分院的副院长担任第一公诉人(也是杨佳案的公诉人),宣读了国家安全局的鉴定结论,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于1989年在美国ⅹ大学成立,首任主席方励之,现执行主席刘青,焦柏固是主席助理……
    因此,上海当局就推论主席助理只有一个,我与焦先生联系过,就是“中国人权”在上海的负责人,是方励之在上海的代表和地下负责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全体中共上海市委常委集体签字,向胡锦涛保证办成铁案。2005年1月1日-2006年6月30日,中共在全国共产党内进行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教育,中共上海市委制作了《党在我心中》的影视资料片,在全市160万共产党员中播放,将我打成中共在上海的第一号敌人,理由是我与“中国人权”组织以及方励之存在种种的联系。将我打成方励之的代理人是无中生有并拔高了我,也说明了中共有些人对方励之先生的敌视和对其影响力的恐惧。
    在我于2006年6月5日出狱的前7天内,上海官方派了一大批官员与我谈话,平均一天达五次,认为方励之在1989年是53岁,你在53岁犯罪,但你不能和方励之比,这几年我们还没发觉你那个在美国当了富豪的东北小阿妹来过(上海),出去后不要乱讲话,否则周正毅他们会打断你的腿。
    有个处长还握紧双拳,上下来回转圈并说,人民政府要给侬做一笔交易,五百万怎么样?小妹叶红会叫你到她那里去?真的也很好,她们的公司还是要和我们政府做生意的,你们所有的信都落在我们手中,到她那儿,要比到方励之他们那儿好,这些人你看今后连骨灰都不能回来……
    在今年薄熙来事件、方励之去世后,百度网发生了一些小变化:出现了2006年4月,中共上海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党支部所写,看了《党在我心中》的小结,客观描述了我的言行,没有去批判,也没有对中共上海市委的肯定和支持。百度网还出现了《大纪元》记者李真、梁珍的名字以及对我采访报道的片段。
    悼念方励之先生,不得不让我们回忆起23年前“六四”血腥镇压的一幕,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指挥着数十万军人并动用坦克、装甲车镇压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坚持了数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这场镇压,远超数十倍于“文革”之初的1967年1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对上海参加炮打“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炮打张春桥”、“炮打姚文元”的20万青年学生和市民的镇压。2011年6月号的香港《开放杂志》曾刊登我写的《我经历了“六四”和“文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揭露周正毅和炮打黄菊、陈良宇等新上海帮的岁月中,方励之老师是我的榜样、旗帜和导师之一。
    现将略作修改的《我经历了“六四”和“文革”》摘录如下:
    89年的学潮同样波及上海,那时我已经38岁并通过了全国第二届律师资格考试。六四前后的约二十天中,上海主要街区交通处于停顿状态,中心城区有时只让有规模的游行队伍通过,当时母亲与我一家四人借住在南市区老西门中华路上一间沿街石库门的房上,所搭建在三角顶上7平方米的阁楼,晚上一家人睡在地板上,三岁半的女儿在新疆路一家幼儿园上学。蒋美丽每天上下班带着女儿转乘两部公交车,路径西藏南路、南京路、人民广场等游行队伍必经街区。每天下午3时,为了接女儿回家我也不得不加入游行队伍,以便快速前进。在老西门一带,每天有几位30岁左右的市民打着上海市民声援队的横幅,朝人民广场方向走去,一路上加入游行的市民越来越多,有时长达几公里。游行队伍每到路口,武警、解放军、警察和纠察等组成的一道道封锁线就自动放行,对其他人群予以劝阻……
    随着游行队伍进入闹市区,口号不断升温“学生爱国,我爱学生!”,“反对官倒!”,“反对垂帘听政!”,“声援北京!明日罢工!”……
    当时公交车司机几乎将所有的车辆都停在大道上,处于未经宣布的罢工状态,有些车辆还横向停在路中,声援北京的学潮。
    我每天早晨5时从家出发,步行上班,中午11时才到单位,只见工人们已拿着饭盒吃饭,单位领导让我签到一下,停留5分钟就返回家老西门看望母亲,然后去接女儿。将近十天中,往往不是我接女儿,而是女儿在外婆家等我,女儿无法回到老西门的家,就住在开封路外婆家。我每天除了步行上下班之外,就在老西门和开封路之间照顾母亲和女儿……
    一路上,只见大街两侧的老人、妇女、孩子将自家水桶盛满水、稀饭、馒头送给游行的人们,有的还送给游行的学生太阳帽和润喉片,还有更多的人在捐款。许多单位的大喇叭和扩音器搬到停在马路中间的车辆上,播放美国之音。市民里三层外三层静听着海外的广播,街上贴满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等的复印件,有关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消息和照片……
    当时我工资和奖金不到70元,每天到店铺买了约30个大饼和油条,用报纸包着到人民广场送给那些静坐的学生,每当此时周围响起了掌声,有人用相机对着我照相,我赶忙用报纸挡着脸,因为家中还有三岁半的女儿和73岁的母亲……
    198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历史将记住这一天》,文章记录了北京市百万市民上街游行的消息。下午3时,我在上海老西门邮局排队买了一份《新民晚报》带回家看,正准备去接女儿回家,没想到女儿回家了。当天,家长们早早地将孩子接回家,以防交通中断,女儿爬上阁楼向我扑了过来:“爸爸你咋么哭了”?当时我正在坐在椅子上看《历史将记住这一天》,我也不知咋么会流泪……
    中华路和老西门是上海西南地区高校学生游行队伍的必经之地,游行队伍四个人一排,两边用长长的绳牵着,靠左的学生用左手抓住绳,靠右的用右手拉住绳,长达几公里,和平有序……
    那年已38岁的我,内心还是那样的“热血沸腾”,但认为学生们终究会受到无情的镇压、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我在“文革”之初的两年中,曾多次上街参加过炮打张春桥、姚文元的行动,在1967年1月27—30日,参加了“绑架”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徐景贤,围攻张春桥的行动,那一年我才16岁……
    方励之去世后,在4月15日举行的家庭追悼会上,李淑娴老师表示“当他(方励之)还是中科大副校长,若感觉到自己又要遇险,首先即安排学生出国,协助寻找各个学生出国,协助寻找各个学生合适的学校,然后,我们被驱逐出中国……他念念不忘故土,不忘学生和同事。学生经费遭遇困难,他就说服原来要捐助我儿子费用的单位转而帮助中国学者,这笔费用延续了十多年,直到我小儿子(因车祸)去世。”
    方励之先生的精神感动了我们,至少我本人也是那么做的。我放弃了到海外的学习机会,放弃了何俊仁等每月给我的生活补助和为我聘请律师,我认为要将有限的资金去援助更多的年轻人。
    4月24日晚,上海电视新闻:俞正声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党管武装工作会议并高调讲话,重申党对所有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正是这种体制才导致了文革和六四的镇压。所谓党的绝对领导,实际是党魁的绝对领导,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和国防部长,但兵权只在毛泽东一人手里。所谓党魁就是党的实际控制人,华国锋是党的主席,但兵权却在邓小平手中。赵紫阳是中共的总书记,但并不是真正的党魁,真正的党魁是邓小平,这并不是一个符合现代国家政治文明的法治体制。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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