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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薄“风波”左右之争符号化表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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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23日 来稿)
    
    官僚专制体制有一种最强烈的趋向,就是把人民和他们的螺丝钉去政治化,驱赶在政治之外。除非他们允许和需要,才允许他们参加政治生活。政治本身被行政吸纳,体制之外无政治,党外无政治,就像罗马天主教常有的“教会之外无救赎”的说法。
     (博讯 boxun.com)

    那么,除非政治正确,否则民众无法参与政治,对政治感兴趣的学术界,则必须通过学术来政治包裹得严严实实,看不出来有政治成分。
    
    在国内语境之下,都有一种符号化表达的困境,必须满足专制的政治正确。只有被允许的,才能唱。除了被允许的形式之外,就没有了选择。如何超越这种困境,尤其需要手段:将专制者的“圣旨”贬低为道具甚至虚无。
    
    石景山民众一唱红歌,就被禁了,只有被允许的,才能唱。也就是说当只有经过同意才能鼓掌的时候,只有这种这种机会,你觉得需要鼓掌的时候,你鼓不鼓掌?所以民间的政治参与,有非常大困境,要做到传播最大化,就必须依赖于中共1949年构建的政治符号,在符号石林中寻找缝隙。如谈到平等和共同富裕,就离不开毛泽东。
    
    符号化,都是在具体巨大政治冲突语境中形成的,是被赋予的。符号化表达,有着能指和所指之分。所指就像现实世界,而能指就像镜中世界,现实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的,而镜中世界并不能虚无现实世界。不管如何极权,极权之下的普通生活,还是普通的,具有现实感的,不会觉得极权主义的宣传,会真正地污染了生活本身。如金氏王朝应该被嘲笑,但朝鲜人民的生存不应该被嘲笑。再有例如重庆官方如何唱红,重庆人民还是搓着麻将吃着麻辣烫。
    
    左右之争中的左右两派都有符号化表达的困境,而且通过可耻的左右之争,镜中世界被当作完全的真实,现实世界被虚无,完全吸纳入镜中世界。也就是主义完全吃掉了现实,而现实生存的力量完全丢失。现在到了超越左右翼,用现实的社会力量出发,来反思左右两派都有符号化表达的困境。
    
    先谈左派的。为了捍卫社会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被迫挺薄熙来或者重庆模式。在意识形态拉锯战争的磁场中,非此即彼,没有第三方,而且总是把第三方要么作为反对方,要么作为支持者,例如不是挺韩寒,就是挺方舟子。都没有一种反过来,用敌对双方来彰显自己立场,也就是不突出人,而是要突出“道理”和“原则”的思维方式。“道理”和“原则”内于一方,天道在我,而没有高高地在于头顶,我为天道之麦克风。
    
    作为党内思想路线的左右之争,通过对立,就会把本来作为符号化表达的道具形式,碰到最高位,例如必须是支持或者反对毛泽东或者薄熙来,而没有看到毛、薄之上还有“道理”和“原则”在,能指之上还有所指在。如此把民间舆论当做官场的延伸和无机组成部分。要超越这一点,就必须抛弃党内民主派,抛弃党内思想路线,建立民间主体性和党外性,反噬改造党内政治符号,需要利用的妥善利用,需要抛弃的时候果断抛弃,为我所用或所不用,以我为主。
    
    当下话语中的文革,是改革之内的“文革',也就是无关于真实文革的,作为对改革进行批判的表达话语,内置于改革,本质上是改革话语,而不是文革。它无关于历史事实和受文革冲击迫害那几代人的记忆和恐惧,仅仅关于受改革冲击和迫害的改革受害人痛苦和呐喊。是一种情感,不关乎历史真相与事实。
    
    1978年为界,中共以及四五一代,在竭力做一个断代史或者新时代的歇斯底里臆想。而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只于改革相关。改革之后,尤其九零之后,中共本身就是一个官僚体制,所有的政治理想都外在于官僚体制,也就是几乎没有内在的关联。薄熙来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超出官僚体制,正如唱红仅仅是文化活动,而不是政治运动,那一抹红色仅仅是官僚体制的口红,没有内在的血肉相连。正如薄熙来说的,他不是搞文革。
    
    官僚体制本身对政治,国家以及历史都有一个反噬力,有着总体影响,也就是按照自己逻辑运行,改造政治,国家以及历史。但是这一些都成了口红和化妆品,不再是运行运转统治的驱动力,所以不能以这一些来判定薄熙来的,但是可以用来支持薄熙来的社会基础的思想背景。薄熙来本身是官僚体制的螺丝钉,仅此而已。
    
    右派同样陷在泥潭里面。国内改革派媒体的,为了哄专制者进步,或者政治正确,采取这一些文明准则以下的标准,来哄小孩或者坏人,或者把坏苗助长。否则就没法办。改革派媒体人员有职业病,被污染了脑袋,把谎言只当做了真理,欺人最后自欺,又继续欺骗民众。
    
    可是正常人应该有正常人是标准去评价政治事务,下水道的东西,怎么升都在下水道。不要当做正常地面上的。他们迫使民众成为改革派权贵政客的扭秧歌老太太,消解了民众的主体性,与民主宪政的精神背道而驰。
    
    政客权贵,即使是改革派的,按照人类正常文明标准,是要受到传媒批判的,做好事的时候后理所当然,不能表扬,做坏事的时候,使劲地踩。所以我认为国内改革派媒体,污染了降低了败坏了人类文明标准。
    
    所谓模式,就像一种远期的期货。如改革模式,或者重庆模式,并不是单指实际上做了什么,而更是指能打开多大的政治能动性空间。光用某模式实际上干了什么,而不辩论是否能打开空间抵达目标,是低劣的批判手段。已经做了什么,确实可以推导出将来“还能干什么”,如改革模式,过去干的事情很血腥,就可以推导出来“改革已死”。
    
    左右派的争论,往往总是掩盖自己过去不好的历史,无限放大将来的可能性空间,不外乎都是忆苦思甜的糊涂战争。其最核心点就是将来能打开多大的政治能动性空间,也就是说,是可行的甚至说成是唯一的路径。
    
    左派回忆述说1949年之内的平等与共同富裕革命理想,右派回忆述说1949年之内的自由理想。这都仅仅构成一小部分人的原教旨主义做梦,政治幼稚病,并不是一种清晰准确的政治立场。目的与手段(组织领导)之间严重冲突,手段把目的目标驱赶到来生或者遥不可及的彼岸,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抹杀距离与鸿沟。
    
    且权贵官僚体制的形成,就意味着一切政治理想的死亡,除了权贵官僚的利益之外,就毫无其他运转的逻辑。没有矛盾,只有官民矛盾,权贵官僚体制既不是左,也不是右。只有维稳,掌权和掠夺性利益。左右派,不管你以任何名义参与政治,突破其非政治化或者去政治化的防线,就开始专政,如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因为薄熙来事件而被关闭。
    
    可以看到将来一种倾向:以社会为出发点,直接目的和承载中国出路之地,以社会压倒虚化秩序,从而为重建秩序预备。新“社会”主义灵魂和党外性在复兴。以正义感和常识作为基点来“超越左右”,也是开始超越当下符号化表达困境的努力,已是行动产生共识。这样共识不再是党内路线斗争,与党内性断裂开来,狼奶吐尽;也是改良或者善政的终结,党内思想不再牵引政改或者民生。
    
     有知识分子看到底层抵抗扛着毛泽东像就破口大骂,看到乌坎的农民说拥护党,就不高兴放弃支持。维权运动兴起的举着宪法旗帜,也被争议过。底层民众总是诉诸于中央政府,反对地方政府,也争议过。也许是策略,更也许是他们能想到的抵抗道义资源和路径。这一些的暧昧性,会消解净化在民众抗争的大力度里面。也就是说,小力度没作用的启蒙运动,这一些负面作用才特别大。疗效好坏假广告无关紧要。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政改是维权的广告形式》,只要将假广告置于好药之下,假广告及其坏处会逐渐消失。
    
    在维权运动和民众抗争中,1949年之内专制所所塑造的政治符号,强加于我们头上的符号化表达枷锁会逐渐融化。这就像蛇蜕。一层层褪去,就有了新生和成长。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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