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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我获奖正说明中国成功/《时代周报》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4月05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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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时代周报》

     谈到获奖,茅老很高兴。他说5月4日将携夫人准时赴华盛顿领奖,获奖感言已经写好了,主要是讲“人类社会追求自由几千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为什么自由如此重要,又如此难以获得,怎么才能得到它。”

    茅于轼:我获奖正说明中国成功/《时代周报》

     83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又获奖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25万美元。3月29日,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宣布了这一消息。

     尽管此前茅于轼已经荣获过无数显赫的奖项,但这些奖项大多源于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因此,这次他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自然引起海内外瞩目。

     3月30日,茅于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争取自由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

     获奖消息甫一传出,祝贺电话、短信和邮件铺天盖地飞向茅于轼在北京的住所。但没多久,便传出他在深圳《中国未来经济展望与金融改革》论坛上的发言—“房地产一破灭,金融危机就会马上到来”。显然,“自由奖”并没有牵绊住这位老人的脚步。

     影响许多年轻人一生的人

     茅老的家位于海淀一个幽静的小区一楼。出门迎接的是茅夫人赵燕玲女士,茅夫人比茅先生小5岁,家中的人情往来、大小家务基本由她一手操办。

     茅夫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没吃过苦,但却跟随茅先生走南闯北五十余载,不管是反右派,还是“文革”,都对挨整的丈夫不离不弃,这在亲人相互揭发、儿子打断老子肋骨的年代,是很难得的。茅先生也说,妻子是他这一生最值得书写的人。

     屋内光线很暗,穿过过廊进了厅,视线才慢慢亮堂起来。房子很旧,一眼扫过,每间屋子都密密麻麻地摆着各类书报、奖章,悬挂着大大小小的相框。客厅不大,四周摆满生活用品,略显凌乱、局促,沙发后面的柜台上陈列着茅老荣获的各种奖杯、奖章、奖状。最醒目的是《东方企业家》杂志颁发的“全球华人企业领袖经济学家终身成就奖”。

     谈到获奖,茅老很高兴。他说5月4日将携夫人准时赴华盛顿领奖,获奖感言已经写好了,主要是讲“人类社会追求自由几千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为什么自由如此重要,又如此难以获得,怎么才能得到它。”

     被问及如何处置奖金时,先生脱口而出,“奖金全部捐给社会,一分钱不剩”,一部分会捐给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由他一手创办的、当今中国最富盛名的非营利性民间智库。

     尽管已有83岁高龄,但老人仍然保持着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的良好习惯。每天,他都有各种接待和采访,还要写文章、参加各种会议。现在,天则所他已经去得不多了,所里日常事务都交给现任所长盛洪处理。

     俩老虽年事已高,但身体都还算硬朗,经常要去全国各地出席活动,以至于茅老常感到时间不够用。即便如此,茅于轼还是坚持给年轻人写信,他在博客里发表了很多他回答年轻人提问的博文。每天都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找他帮忙,有的向他告状申冤,有的请教问题,有的是采访或活动邀请,还有找他介绍工作的、很多问题他爱莫能助,但都会耐心诚恳地答复。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年轻人会把茅于轼称为“影响自己一生的人”。

     在挨整中学会隐忍

     茅于轼1929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名门望族,祖父茅乃登是清朝江浙联军革命军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父亲茅以新是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母亲亦为苏州名门闺秀;二伯父茅以升则是中国著名的桥梁专家,主持设计过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

     因父系和母均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又都有留学背景,因此,茅于轼从小耳熏目染,崇信科学。茅于轼出生不久即随父母去了杭州,从小学到中学,跟随父亲工作的调动,他一共念了13所学校。1946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系,这在当时是非常冷门的专业,大二时转入机械系。1949年全国解放,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他带着建设祖国的满腔热情去了齐齐哈尔,在铁路局从火车司机、技术员一路做到工程师。

     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茅于轼被划为右派。对于被划为右派的原因,至今他也无法确定,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了四种可能:一是铁道部右派未达到规定的5%的名额,就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二是他们单位一个右派都没有,而其他研究所都划了右派,人家就说,茅于轼平时讲了那么多的话,怎么可能不是右派;三是因为当时茅于轼的住所离单位较远,每次开会时他都要提前1小时回家,结果就被定为右派;第四种说法是后来上世纪80年代他才听到的,本来要把茅以升定为右派,但因为茅以升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得以幸免,必须得拉一个人代替,于是就找了茅于轼。

     当了右派后,茅于轼立即被降职降薪,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加上第一个孩子出生,茅家的生活遂一落千丈。1960年,茅于轼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茅于轼饿得全身浮肿,穿不上鞋,也弯不了腰。

     自从当上右派,每次运动,茅于轼都是“运动员”。“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集中挂牌、批斗、强迫劳动,还被抄了家,夫妻二人都被剃了光头,母亲也被剃了阴阳头。而那个时候,剃了光头的人出门就会挨打,因为这些人必定是反革命分子,人人都可以打他。

     说到这段经历,茅于轼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说,这段经历耽误了自己几十年,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坏事总归有好的一面,就是自己在这段时期更加奋发图强,在数学、力学、英语上没有放松。另一个好处,就是自己在挨整的过程中,学会了隐忍,这种性格使他能适应各种环境,不为所动。因此,今天许多网民因为不理解他的观点骂他、“公诉”他,他可以毫不在乎,“因为,比起‘文革’和‘反右’,这种骂人(的方式)算文明多了”。

     “得诺贝尔奖不是我的目标”

     茅于轼学的是机械,从事了几十年的铁路工作,后来为什么会成为经济学家呢?

     茅于轼说,“我的数学很好,我把经济问题看做是数学问题,很容易就进了经济学。我把经济学看做是财富生产最大化的问题,看成资源最有效使用的问题,这样就可以用数学来回答。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是自己想出来的。不过,也不能完全这么讲,但最基本的东西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当然,我也看外国的书。”

     在从事铁道研究院的运输经济研究过程中,茅于轼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一年,他正好50岁。当时他还没被平反,但已在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希望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去,但因为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被拒绝。

     茅于轼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大体可以分为前25年和后35年,“前25年主要是在铁道机械、牵引动力方面;后35年则在经济学方面。”在经济学上的最大成就是择优分配原理。有人认为,这套理论重构了微观经济学,如果当时国门敞开,茅于轼有可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后来,因为认识到改革的事情比数学更重要和紧迫,他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我不是追求名声的人,得诺贝尔奖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想把中国搞好,让老百姓富起来,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弘扬改革的精神,这是我这20多年工作的重点。”

     茅于轼的著作涵盖面非常广,代表作还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我们致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茅于轼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也成为了他的一个标签,即“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认为,“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他为富人说了话,也为穷人办了事,但却常常招致骂声,甚至惹上官司,但他依然固我。

     接触过茅于轼的人都说他是谦谦君子,有儒家风范,有家国情怀。秋风说他是中国的绅士,萧翰说他是精神上的贵族,张维迎说他是自己治学为人的楷模,还有人把他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中国的脊梁等等。而骂他的人多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他,只是听过他的一些言论的人,这些言论包括经济适用房不应有独立厕所、取消18亿亩红线、应该允许高利贷等。不理解他的人对他嗤之以鼻,斥之为“汉奸”“走狗”,“乌有之乡”网站更是发起活动,要“公诉茅于轼”。

     他对这些一概淡然处之,“我理都不理他们,来不及理他们”。他叹息道,“这些人很可悲,他们把坑害自己的人看作是大救星,把真正帮助他们的人看做汉奸,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只喜欢听宣传口号、假话、谎话。真正对他们有好处的话他们听不懂,不知道到底谁帮助了自己,谁害了自己,这是很可怕的事,也很可怜。”

     即便“乌有之乡”对茅于轼发起“公诉”,但在“乌有之乡”“被关”时,茅于轼还对他们表示了声援,他在微博上写道,“当局把乌有之乡等网站封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有说理的机会。我虽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是发言权是不可剥夺的。我也希望他们不要诽谤别人,说某某人是汉奸,也不可鼓动别人去杀人,去抢别人的财产。给人发言权是为了讲清道理,不是去害人,也不是发泄情绪。这些都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有的现象。”

     在茅于轼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够享有人权,但是,“光有这个还不够,我提倡的是自己享受人生,还要帮助别人享受人生,人权的最基本公理就是人与人平等,人与人平等的结果就不可能有特权,特权是人与人不平等造成的。”

     但是茅老所提倡的“人与人平等”仅指权利的平等,不是收入的平等,“因为人跟人有差别,有的人能干,有的人不能干,有的壮,有的弱,所以就有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不能没有,没有的话变成吃大锅饭就完了。”

     有的人认为茅于轼“激进”,他也自认为自己的许多观点“很超前”,太过超前以至于很多人接受不了,比如爱国和爱民的差别问题,茅于轼就有不一样的解答。但是正如秋风先生所言,茅于轼身上有一种保守主义气质,他坚持原则,而且他并不是很多人眼里的“永远的批评者”。

     他为政府说话,为中国政府说话,他说,“跟其他国家的政府比,中国政府是很强的,是很有能力的,它能配置大量的资源,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和脱贫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可能自己不承认,但是其他人承认了,世界银行也统计了。”然而,他也直言不讳中国的问题所在,“中国政府越来越被利益集团控制住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1993年,茅于轼与盛洪、张曙光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联合创办了一所研究机构,命名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现在它已成为中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而建立一个按照制度和法律良性运转的社会,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正是茅于轼一生奔走呼号的动力所在。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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