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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陈智淙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3月08日 来稿)
    “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重为本”——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论“以人的尊重为本”是国家的立国之本
     三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 (博讯 boxun.com)

    作者:陈智淙
    
    有兴趣的读者可对照二评中的“民主德国的八个特征”来分析胡锦涛的“以民为本”。下面我们换一个切入点,从对应着“以人的尊严为本”的八个要素,主要从宪政、制度、法律的角度来讨论我们的“以人的尊严为本”和胡锦涛的“以民为本”的区别之处。
    
     (1)众所周知,马列主义的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国,经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中华,直到胡锦涛的“以民为本”的“理论基础”。其实,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二回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女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卢森堡 (1871.3.5-1919.1.15)在《论俄国革命》一文中提出了 两个极为精辟的论点:一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如果法律、自由和民主保障遭到破坏,或者哪怕受到限制,这个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蜕化。二是把第一个取得 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当作战略和策略的样板向国际工人阶级推荐是有害的。1918年列宁的老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说:“ 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 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引自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历史是一面镜子。苏联70年的 历史发展结果,被卢森堡普列哈诺夫言中了。而列宁却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因此,列宁的哲学是中共的“理论基础”才讲得过去。
    
     如同希特勒纳粹把人定义为“人民同 志”,将犹太人排除于人民之列一样,1949年7月1日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说“人民是什么? 在 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可到了1957年,人民是什么? 那就变成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了,将地富反坏右排除于人民之外。到了1966年,1971年,连“毛泽东思想”的发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毛泽东本人所钦定的接班人、亲密战友林彪,以及一大批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都被踢出了人民之列,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野心家,反党分子,连同地富反坏右
    
    一起,成了“牛鬼蛇神” ,人民的定义这才叫真正的与时俱进吧!而胡锦涛的“以民为本”中的“人民”又是什么呢?我们无从得知,我们更想关注的是谁,或讲是什么个机构比如是由中共九头,是经过什么个程序,才得出的结论。我们更想关注的是中共治下的“人民”的定义是否科学性。
    
     (2)诚然中共建国后也搞了好几部宪法。
    
     意大利民主宪政学者萨托利曾把宪法分为三种类型:保障性的、名义性的和装饰性的宪法,只要宪法是得到充分实施的、富有活力的、其目的在于为真正掌权者取得 排他性收益的,就是保障性宪法;而名义性宪法则在于它的“名义性”,即“徒有虚名”之组织性宪法,是组织而非约束特定政体中政治权力运转之规则集合;装饰 性宪法则在于其冒充“真正宪法”,它之所以不真乃是它被置之不理,至少在其保障性特质方面如此,所以它是一纸空文。1789年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中第十六条宣布,“凡人权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中共或讲最多只有“名义性宪法”、“装饰 性宪法”,或讲 “ 就没有宪法 ”。暂且不谈1954年宪法被其制定人毛泽东弃之为如同废纸,对于1982年宪法来讲,林来梵教授就说“在当今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没有任何一部规范性文件像宪法这样重要,也没有任何一部规范性文件像宪法这样不重要”。“在英语世界里,如果一部法律没有相应配套的罚则,或没有什么实效性,就会被称之为‘没有牙齿的’法。如果借用这样的说辞反观我国,那么可以说,我国的现行宪法正是一部典型的没有牙齿的宪法。”
    
     (3)国家根本就没有负担起尊重保护和促进人的尊严,相反地肆意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
    
     就拿言论自由为例吧,1954年诞生了中共第一部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1957年在中共保证事后不打棍子、不揪 辫子、不戴帽子的承诺下,应毛泽东之邀各民主党派成员和知识界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提意见是在党指定的合法场合下公开进行的,反映政见、主张、建议和批评。可是,毛泽东中共却把55万余的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对右派定论与处分,无需法律依据,也不允许本人作任何申 辩,就凭支部书记拍板。这种行为称为虐政。1981年邓小平给反右斗争作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本身 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的结论。55万余知识分子成了阶下囚,蒙受苦难20余载,试问他们触犯了宪法和法律 中的哪一条?对此,至今未见有人作出过明确的回答。
    
     另外,我们还得提一下刘晓波《零八宪章》案。《零八宪章》是刘晓波、张祖桦等一批八九民运参加者为了纪念六四镇压二十周年,提出宪政改革的一份公民联署签名的政治文本,它被中共当局截获时甚至连正式的名称都没有,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被拘捕。12月10日逾300名内地学者、作家、记者通过网上于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之际发布《零八宪章》,要求中共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中共当局于2009年圣诞节(西方人放长假)之际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11年监禁,引起国际社会震惊。正是因为当局以言治罪进行了打压,以至于“促成”了《宪章》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正可谓,众望所归,人心所向。这如同萨哈罗夫当年获得诺奖后,苏联当局曾对此批判谴责,而今刘晓波获奖后,中国当局表现得愤怒和不满。如同萨哈罗夫今天在俄罗斯倍受尊敬一样,中国迟早会为自己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感到自豪和骄傲。
    
     托尔斯泰说,“在这个国家,一个正直的人唯一合适的去处就是监狱!”尽管我们在许多方面不能认同《零八宪章》所持有的观点,(我们的观点和价值理念谨请读者自行对照即可得之,)如同伏尔泰说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
    
    (4)胡锦涛的“以民为本”的中国
    
     ①根本就没有实行过一次全民普选直选。
    
     中国号称是共和国。什么叫共和呢?《零八宪章》中的定义是摸糊不清的。美国制宪之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赋予共和一词以新的含 义后,其关于共和的解释便差不多获得了经典的地位。麦迪逊所讲的共和有两个基本的元素:1、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反对世袭或任何形式的“钦定”;2、实行 严格的任期制,以反对终身制。 今日所称共和, 即为非君主专制、非独裁。君主专制和独裁两者 的共同點,在於国家元首並非透过选举而产生(君主专制大多是靠著世袭 而独裁大多系借着军事政变),且元首常常终生占有其位 。共和原则排除任何 袭断性、持续性、独占性之权力統治。司马泾 于1998年发表的民主中国宪法设计一文中对共和原则,写道:共和意味着对所有继承君主制的否定,也意味着对终身不可废黜的君主制的否定。实行总统的任期制和最多任期制,总统对下届总统没有任命权、提名权、推荐权。国家元首按人民自主的原则,定期选出,是可罢免的。
    
     从这一共和原则来看中共的“共和国”只是冒牌货的“共和国”而己。
    
     去年出现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的茉莉花运动的根子,就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拿叙利亚宪法来说“第八条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爱国进步阵线谋求人民的团结,并领导人民为阿拉伯民族的目标服务。和第八十四条根据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的建议,人民议会发布命令进行总统选举:第一款将总统候选人提交全体公民进行公民投票;” 其二,叙利亚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团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调查报告,指出,叙利亚军队和安全部队出现了大规模和系统性的即决处决、任意逮捕、强迫失踪、包括性暴力在内的酷刑以及侵犯儿童权益等侵犯人权的行 为。报告认为,在叙利亚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已构成危害人类罪。(对此二点评论,其一,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袭断了绝对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权,以致出现老子提名儿子,世袭化的现象,如同北朝鲜金家世袭三代。其二,叙利亚宪法第八条与中共没有明文规定的但却起了特号条款作用的中共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党是何等相似。)
    
     ②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六十多年来中共的中宣部在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在中国实行目前世界上最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依法行政原則乃支配國家行政权與立法权之首要原則,亦即一切行政行為应遵守之必要原則。國家权力的依法行政原則是法不授权則不為,沒有明確的規定,則不得行使。为此我们倒有个建议,建议迅速通过一部《新闻检查法》,好让中共的中宣部师出有名地依法治国。“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因此取消结社自由。(付国涌语)
    
     ③宗教信仰与活动自由是一种消极权利,一种公民权利。它们只要求政府不去做可能损害它们的行动,不需要动用多少资源就可以立即实现。且不谈在“文革” 中由于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是人类的鸦片”这一句话,佛教庙宇、道教宫观、清真 寺、教堂被封闭、被烧毁、被侵占,宗教活动、礼拜活动被禁止,教徒和尚等被迫害,整个国家的各类宗教信仰与活动遭到了“限制、改造、消灭”的惨状。众所周知,天主教的一切教 义和伦理(教会的生存和事业的整体,包括圣统制、行政和纪律)上完全服从耶稣在世的代表―教宗,并与之密切配合。天主教的主教的统治权(管理权)一方面来自神品圣事,但它又间接地来自于罗马教宗(委任主教),因此,主教应绝对服从教宗。这一点是天主教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宗教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故讲,实行不实行“宗教信仰与活动自由”的标志就是看它怎样对待天主教的就可以了。中共刚掌权不久,教会的大量财产被没收。中共意识到要彻底消灭教会必须从内部下手,他们要使信 友自己组织起来去捣毁其精神支柱,瓦解中国教会的圣统制,斩断她与罗马的联系,如此教会便不攻自破了。1955年,政府看到三自运动对天主教不仅行不通,而 且遭到大多数神职人员的反对。于是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提出“爱国爱教”的口号,用宣传、威 胁、利诱、开会讨论等手段,使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参加爱国爱教运动,否则便对之加以洗脑,再不行便对他们加以诬蔑、迫害和凶暴打击。在1955年9月8日,无端地发动了大逮捕,龚品梅主教等3000多人被逮捕。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中国国土染满了殉道烈士的鲜血,但那是种子,人世间的事物无论悲欢离合,无论强弱,迟早都要成为过去,唯有基督所立的教会因天上神明的 引导,直到世界末日继续前进,满全和平利人的天职。传教教会能受人攻击,但不能被人战败。因为他们坚信天主的许诺,心中坦然无惧,风暴阴暗之后必有晴天 之时。
    
     ④二评中讲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于1933年7月14日,颁布《反对新党建立法》,不仅取缔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而且解散了包括天主教中央党和民族人民党在内的一切政党。宣布禁止其他一切政党的存在和新政党的建立,从此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就成了“德国唯一的政党”。”尽管在中共还没有制定《反对新党建立法》,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却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名义,封刹1998年徐文立、王有才、秦文敏的民主党组党案。六月份的克林顿访华“直播”;十月初的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官方报刊、杂志、出版界的相继活跃;使国内的民主气氛升温。到十一月初,以徐文立为代表的国内民主党人顺应潮流成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国内外民运人士积极响应,紧接着“民主党京津党部”和“武汉党部”相继成立。到12月 初,官方逮捕三地民主党领袖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国内外人士作出强烈反应和抗争,各先进国家政府也作出迅速,高规格,强有力的反应。12月17日以后,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人先后被重判13年,11年,12年。王有才在作自我辩护时说,组党结社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中国政府也己经签署了联合国公约,他只不过履行一个公民应当拥有的权利。其实中共也为之得化出更大的代价,国际人权观察组织指出,中国政府以重刑对待异见人士的和平努力,使其在国际人权公约上的签字,一钱不值,将永远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我们有个建议,中共应向希特勒纳粹学习,迅速通过一部《反对新党建立法》,以名正言顺。
    
    (5)和埃及叙利亚等国宪法相比较,这些国家宪法中还规定了公民享受了好多的程序性基本人权。而中国宪法中间几乎找不到程序性基本人权的踪影。前一段时间国内开展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童之伟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表的“刑诉法修改宪法视角研究”,王全章,“一部“维稳”和“严打”的刑事诉讼法——-刑诉法的修改之批判”。
    
     (6)拒绝国家权力划分、权力制衡,建立有限政府的原则,就是要坚持由斯大林所发明的由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下的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中共政法委分管的所谓中国特色的不伦不类的治国模式。
    
     (7)拒绝设立宪法法院。目前中 国的宪法、法律、法令、法规的事情时有发生,权力的行使不受限制,公民权利受到粗暴甚至野蛮的破坏。只有释宪权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对此无能为力,除此之 外又没有其它的严格明确的违宪审查机构,因此建立宪法法院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尽管目前国内有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建立宪法法院有无可辨驳的五大必要性,或六大必要性,等等。建立宪法法院是融入文明社会的要求。建立宪法法院是限制权力的要求。建立宪法法法院是保护人权的要求。建立宪法法院是落实司法独立的要求。建立宪法法院是吸取历史教训的要求。“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法律虚无主义的时代,他的跳出周期率的努力的所谓民主离开了法治而滑入了专制的泥潭而 不能自拔,江青的名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彰显了对法治的嘲弄和傲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手举宪法而无任何抗争之力表现了对法治的粗暴践踏。在毛 泽东时代,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从反面认识到了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而胡锦涛的“以民为本”的中国就是偏偏拒绝设立宪法法院。
    
     (8)拒绝司法独立。有人还在高叫,“人民法院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人大监督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绝不能简单套用、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能搞“三权分立”式的司法独立。” 这种依法“独立”审判,有人戏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但事实上,法院的审判权经常受到政治的粗暴干预和干涉,尤其受到执政党 的干预和干涉,党权高于宪法、权力大于法、人治代替法治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罪推定甚至成为执政党滥用权力的理由,诸如“双规”、“喝茶”、“表忠心”、维 护中央权威等明显违宪的方式更使得宪法与法律形同虚设。童之伟教授讲,“须知,我国公权力组织历来的和时下的违反宪法、法律的做法,从“大三长”会议搞未审先定到秘密逮捕、违法拘禁,都消耗着执政党从社会 获得的信任和公信力资源,而这些资源又远非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大三长”指同一级行政区域中的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和公安局局长,“大三长”会议通常由本地党委政法委的书记召集和主持,有时也有本地党委相关临时机构的负责人召集和主持。)
     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制度根源,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就是中共政法委即周永康此人在中国在没有任何宪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和法律监督的情况下统治了整个司法系统,用黑箱作业、半黑箱作业的方式(除了上面提到的“大三长”会议外还有别的不可告人的方式)操纵著整个司法系统。这是中共搞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依法治国”情况下的一种无奈。
    
     中共不敢明言的是,中共政法委即周永康在全国无数各重大案件如高智晟案胡佳案陈光诚案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案杨佳案郭泉案刘晓波案等等从检察起到审判止的司法全过程中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中共政法委有哪些规则来確保对检察公安法院的绝对领导的?我们有个建议,迅速公开一部《中共政法委司法法》,以名正言顺。不可告人的《中共政法委司法法》其实只是中共一个 救命圈,最后的救命稻草则是赤裸裸地动用军队了。
    
     最近我们拜读了《某领导在中央政法维稳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话》(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23日)他讲,“维稳就是保卫政权,保卫党,保卫我们三十年到手的改革成果,保卫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和后代。 (博讯 boxun.com)
     今年二月,突尼斯埃及事变,有些人蠢蠢欲动,想在中国上演茉莉花革命,中央及时布置在全国范围重手出击,将一场可能的动乱扼杀在萌芽 里。有些同志缺乏危机感,觉得我们反应过度,中央明确指示宁可过之,不可不及,现在回过头看看埃及利比亚的结局,后果触目惊心,如果让他们得逞,在座的, 包括我们的家人后代,都要上断头台。”
    
     当年,毛泽东,囿于其狭隘的党内外斗争的经验,依其对中国赫鲁晓夫上台后可能的作为的推测和估计为依据,用“卫星上天,人头落地”来煽动民众,发动文革,并将他的推测作为对他所认定的中国赫鲁晓夫进行有罪推断的出发点。今天中央某领导,学着毛泽东,站在其执政者的位子来,用他自己编造的谎言,“如果让他们得逞,在座的, 包括我们的家人后代,都要上断头台。”来煽动文强们,王立军们,政法公安们,如同89年六四,再来屠杀中国人民,再来维持一个他的二十年吧!①某领导讲了“现在回过头看看埃及利比亚的结局,后果触目惊心”。在埃及,埃及人民推翻了一个压在自己头上长达三十的独裁者、腐败者,埃及人民牺牲了一百多人,而独裁者穆巴拉克是不是有罪目前还处于审判中,这能说是“后果触目惊心”吗?②联合早报网一位作者的话,足以彰示埃及事件的内 在意义:“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埃及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长期以来埃及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官员贪腐成风;人民贫困绝望;社会矛盾尖锐。与埃及人均日收入2至3美元相比,执政三十年,穆氏家族的财产居然高达500亿—700亿美元,埃及民众的愤怒感受怎么想象都不过分。三十年不变的集权力于一身的极权人物,三十年不变的专制的国家治理方式,最终迫使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街头,用一种非常规的、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实现 了国家权力的转换。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埃及人民的表现也许不是完美的,甚至有悖于某些既定的法律和程序。但是,在改变历史的紧要关头,人民的意志应该得到 尊重。”③聚集在解放广场抗议的埃及民众,提出的重要诉求之一,就是制止警察频频恣意逮捕及滥施酷刑的权力。(恣意逮捕及滥施酷刑,外加动用军队,镇压百姓,这就是穆巴拉克违宪违法之事实。)埃及专家称,穆巴拉克一再强调的“稳定”,而正是这“稳定”“最终成为根本的不稳定因素”。④我们讲,保障程序性基本人权,这是“以人的尊严为本”的 一项基本要素。“无辜的后代都要上断头台。”明显地是句用心险恶的煽动和谎言。
    
     从宪政、制度、法律的角度就可以看出,胡锦涛的“以民为本”的虚伪、荒谬。如果结合起胡锦涛的所作所为,胡锦涛的黑暗、残酷、暴戾恣睢就暴露无遗了。余 杰讲:(2/21/2012)“我个人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证明:由于我与刘晓波一起参与许多人权活动,比如组织独立中文笔会、发表各种公开信等,在江泽民时 代,我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跟踪、电话监听,但他们一般斗士偷偷摸摸地干这些事情,似乎还有一点廉耻之心;但在胡锦涛时代,秘密警察在“六四”等敏感的日 子,直接用桌子抵住我的家门,不让我出门,他们明目张胆地干坏事,已经毫无羞耻感。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我被软禁、绑架和酷刑折磨。秘密警察头子 甚至威胁说:“我们不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你活埋。”秘密警察的黑帮化,表明胡锦涛时代的中国正在大步地走向法西斯化。”
    
     也许有许多善良的人会想,谁让余杰跟刘晓波跟得那么近的。且不谈中国以外的全世界是怎么样看待此事的,只需问一声,余杰算不算属于胡锦涛的“以民为本”的“民”的范畴?!这里面还涉及到胡锦涛个人和整个共产党的诚信问题。也许有许多善良的人会想,胡锦涛多次讲话中说的,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诚信…的社会。古代贤哲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诚信格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将诚信原则演绎得淋漓尽致。
    
     为此我们提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问题供大家来思考。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可谓是一波三折,必定会成为经典历史疑案之一。
    
     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院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经北方局刘少奇建议中央批准的决定,索取“自首书”,签名打手印,在《华北日报》上登了“反 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出狱“抗日”去了。薄一波在1943年曾向毛泽 东说过这段往事。毛泽东当时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李维汉回忆说,七大时毛曾提议薄一波出任中央委员,陈赓 认为薄一波从北平反省院出狱,属变节行为,不宜升任高级职务。毛不仅不采纳,反而进一步推举之。
    
     到了1967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 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指出:“薄一波等人自守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 同意,背了毛主席干的。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此在全国掀起了抓叛徒狂潮。
    
     鄧小平指出:六十一人的問題必須解決,把那件事的責任歸咎於他們是不公 道的。中共中央組織部于1978年11月20日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中共中央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徹底平反。
    
     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从“不是叛徒”,到“是叛徒”,又转到“不是叛徒”。
    
     主流媒体公众與论亦跟随着一波三折,否定,肯定,再否定,似乎天下没有公道可言了。
    
     查了网站持异见者惟有,恽仁祥(他的亲人恽雨堂是陈云的入党介绍人)于乌有之乡上发表的“关于“刘少奇叛徒案”拾零”(2008年2月)萧武 于六十年代网上发表的 “评陈云在否定文革中的恶劣作用”(2011-9-1)指出,“ 陈云讲了“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因为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因此,即使写了《反共启事》也不是叛徒。” 彭小明:“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情结 高层内斗的血雨腥风——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情结 ”(阿波罗新闻网2010-07-15)类似的问题有,章敬平:“1944:战死,还是投降”(2011-10-26 )等。
    
     我们的证辨性论证:
    
     “因为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因此,即使写了《反共启事》也不是叛徒。”
    
     “按诚信原则,写了《反共启事》就是叛徒。”
    
     严格上讲,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一般是不能作为法律的。但在这里充其量,就把它视为一条法律,甚至于一条法律原则吧。
    
     所谓的原则冲突是指当某一情形依一原则受到允许,然而依另一原则却受到禁止。规 则冲突包括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应首先适用协调冲突的基本准则:在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则之间,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在同一位阶的法律规则之间,特别法优 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在第 二种情况下,则需要对冲突的原则进行利益衡量。
    
    对此,阿列克西提出了一个衡量法则:其意是说,两项原则出现冲突时,其中的某一原则必须退让,但必须结合个案的不同情况进行比较衡量,且此种退让并不意味着该退让的原则被揭示为无效,而只能说在某一个案中,某一原则优先于(prior)另一原则。
    
     “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和“诚信原则”在这“六十一人案”上产生“原则冲突”。若按“在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则之间,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诚信原则”是上位法的法律规则,则可以確定,六十一人就是叛徒。若结合个案的不同情况进行比较衡量吧,如果将“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 这一原则决定为优先于(prior)另一个原则“诚信原则”,那六十一人就不是叛徒,如同鄧小平陈云所干的那样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徹底平反,但是共产党就得担当起不是一代,二代,终生的,而是“历史的” “共产党是不讲诚信的党”的骂名吧,这样的“不讲诚信的党”,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莎士比亚讲,“失去了诚信,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硬着陆会机毁人亡,身败名裂的,鄧小平陈云却偏偏要硬着陆。因此“诚信原则” 这一原则应该优先于(prior)另一个原则“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
    
     我们的结论,写了《反共启事》就是叛徒。叛徒就是叛徒,没有假叛徒的一说。
    
     我们对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处理的意见
    
     (1)毛泽东的罪责
    
     尽管毛泽东抛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时的结论“薄一波等是叛徒”和我们上面通过证辨性论证得到的结论“薄一波等是叛徒”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但毛泽东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的处理和我们按“以人的尊严为本”理念的处理是有根本的区别。按我们的理念,毛泽东的行为构成了犯罪行为。
    
     ①毛泽东的文过饰非的罪责。“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的关键性的证据就是中央原来的档案(中央批准“叛徒案” 的档案),在这份档案上是谁签的名,毛泽东的签名在不在档案上。胡锦涛,十八大以后的习近平应公开这份档案。即使不愿意公开这份档案,或者说违法销毁这份档案,我们己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是毛泽东批准了刘少奇北方局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和周恩 来是签了名的。至于《反共启事》、《自首书》、《出狱手续》对于国民党的监狱作为当年人的常识是一样东西的不同的叫法不同的名称吧了。作为这样的建议批准者 的毛泽东就能脱了干系吗,能象1967年3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的《薄一波、、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讲的那样,“是张闻天 同意,背了毛主席干的 ”吗?这文过饰非就是毛泽东其人的卑鄙的人品所定。
    
     ②毛泽东的居心险恶的企图。“毛泽东以刘少奇包庇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為突破口,借此证明“ 刘少奇不仅有一條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條反革命修正主义組识路线”(康生的话),进而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和“投降納叛、結党营私的资产階級司令部头子”。 ”毛泽东将三十多年前的陈迹旧案来证明仅是幼童才会相信的谎言,抓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一大帮。毛泽东其实本人也不信这,毛泽东将饶漱石打成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而饶漱石却是刘少奇的部属。什么叫资产階級司令部或者说反党集团?如何作法律上界定?至今也未见之。
    
     ③毛泽东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处理上利用公权力组织,采用违宪违法方式,(前几年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搞的重庆黑打模式由此学来的)严重侵犯了当事人薄一波刘少奇等人的程序性基本人权,严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法的不溯既往原则,司法救济权与诉讼权,公正审判权等等,甚至犯有酷刑罪的嫌疑。张扬暴力,非法羁押,任意拘禁,严刑逼供,秘密审判,株连无辜。
    
     (2)刘少奇的罪责  
    
     刘少奇在“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这一案上是无辜的。既然无辜,何来罪责呢?我们经过反复的推敲后,还得使用罪责二字。有兴趣的还可参考,宋永毅: 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 《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杨学武:刘少奇是被谁打倒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2/3/1)
    
     ①主导造神的罪责。正是刘少奇,在延安时期率先提出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确立其至尊地位,强化毛泽东的最高地位和绝对 权力。杨学武一文中说,“随着中共打败国民 党、建立新中国,毛泽东的威望更加如日中天,刘少奇当年提出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随之“扩大化”到武装全国人民,以至于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 地步——十亿人的大脑只有一个人的思想。于是,毛泽东成为万万不可不可冒犯的神,毛泽东思想成为万万不可怀疑的“绝对真理”;于是,谁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 思想,谁就是“反革命”,谁就要被“打倒在地”——轻则批判,重则坐牢甚至杀头。从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王实味等人,到建国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胡风等人、 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的彭德怀等人、反右运动中的几十万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无以计数的反革命分子,都是因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获罪而“罪该万 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到这种地步,刘少奇应该负有间接和直接的重大责任,这是“是耶”,并非“非耶”。
    
     ②毛泽东专制独裁的同案犯的罪责。杨学武一文中说,“1943年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刘少奇在讨论时郑重提议:在宣言的最后一段,加上“全体共 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一句。“这个提议,在党内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问题。”看来,我们今天 仍然在高呼的“为首”、“核心”之类,其首创者是刘少奇,他的这些“政治遗产”,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③鼓吹“工具论” 的罪责。康德认为“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必须服从这样的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 是刘少奇从延安起第一个鼓吹“共产党员的修养”,大力鼓吹“工具论”,在儒家孝忠观念己广泛流传己二千多年的中国大力鼓吹“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共产主义道德”、“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号召实现无产阶级意识纯洁化。号召“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笔者评点,即为了毛泽东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 牲自己的生命”。刘少奇就是在《刘少奇的最后的岁月》里还“对‘论修养’身体力行”,(刘少奇)(爸爸)“托警卫员转告我们:“让孩子们与我和妈妈划清界限。””其实,《刘少奇的最后的岁月》一书“还教育”我们,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的那一“党性”之类的东西,刘少奇也是知道,这些全是假的,全是骗人的东西。请看,“1968年11月24日…是爸爸70岁的生日。…这天早上,爸爸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爸爸气愤 已极,浑身颤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体温升到40℃。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一双干涩的、快要绽裂的眼睛, 喷射出怒火…… ”面对“永远开除出党”应该是表现出一个修养家的“受得起误会、打击、”忍辱负重的涵养、凤度吧!何来怒发冲冠呢!
    
     刘少奇之死,那只是罪孽之回音,天国之血祭,帮史之哀歌,茶饭之笑料也!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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