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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比赛的政治经济学/赵京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3月07日 来稿)
    
    2010年11月8日,广州四万球迷挤进天河体育场观看广州亚运会最先开赛项目--中日男足之战(右图显示比赛现场,中日球迷被警察和治安人员隔开)。最终中国队0比3败于日本队,日本观众在警察的保护下最后离场。中日足球比赛类似的场面已经成为惯例,这在国际上也不少见。带有流氓气息的英国足球队与带有法西斯遗风的德国足球队的交锋一直被比喻为二战的重演(直到德国队占上风),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为了足球比赛还大动干戈、诉诸战争来决定胜负。英国足球俱乐部Glasgow与Celtic之间的比赛常常反映出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莫斯科的火药味很浓的Dynamo足球队与CSKA足球队代表着不同的权力背景:克格勃与军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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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政治、宗教纠纷外,商业利益日益主导、败坏足球比赛的风气。中国足坛的丑闻只不过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预演,老牌的“全球化先驱”英国队最能说明问题的结症。本来,英国的足球有全民基础,从七、八岁就开始踢球的训练体系最体现“科学发展观”,能够进入职业球队的是经过三百分之一概率选拔出来的球员。即使这样,英国20个最有名的足球俱乐部的球员的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外国(前6名俱乐部的外籍球员的比例更高)。但是,自从1966年赢得世界杯以来,“重商主义”的英国队一蹶不振。
    
    无独有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上一蹶不振的日本也利用足球来振兴国家。自从“土建业”出生的田中角荣的“列岛改造计划”以来,日本经济的内需是靠大兴土木拉动的,以此也形成了日本的特殊政商利益阶层。但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的统治阶层需要新的理由为政界、银行界和建筑商输送利益,就开始向日本民众推销日本职业足球联赛“J-League”,并由电通公司(广告业产值为世界第一,包办世界杯在日本的转播权等)出面,向各地方政府推销雷同的劳民伤财的足球场、高速公路[2]、飞机场[3]等修建计划。多数地方政府毕竟是选举出来的,特别是议会不由行政长官控制时,在财政危机之下不敢贸然下赌,但也有愿者上钩。1992年,我就职在电通集团的一个咨询公司,参与了电通为静冈县(相当于美国的州或中国的省)浜北市提供的“振兴”计划。
    
    浜北市才8万人口,地处静冈最大的浜冈市(56万人口)北部山地,很多住民也愿意被吸收到浜冈市,但年轻的市长有田中角荣式的野心。他的朋友(一个国会议员的秘书)出面,为电通和浜北市拉上关系,由我所在的公司以电通的名义设立事务局,提供浜北市的21世纪发展规划。我们先邀请当地的日本大学的一个教授和一个讲师,加上市政府的两个官员、八个工商界等代表,组成“恳谈会”,引导他们到达电通设置的规划前景。其中有一个“妇人会”代表鹤立鸡群,抱怨“汽车社会”,弄得我们很难堪:如果交通不便,修建足球场有什么用?我们在报告书中只好修正了她和另外一个赞成被浜冈市吸收的代表的发言要旨。我的工作是提供数字模型:根据东京迪斯尼游乐园等成功实例修改各种参数使浜北足球场多少年后也开始赢利。1995年,我逃到美国后,在我任编辑的H-Japan讨论J-League,提到这段经历,指出应该制止这样的“规划”。一个在日本任教的美国人告诉我:浜北市长因为在这个项目中受贿被逮捕了,日本放送协会NHK还专门主办了一个关于J-League的经济效应节目,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该上马相关的项目。
    
    对于世界足球事业,幸运的是:美国由于被不讲究技术、靠体重蛮干的橄榄球传统商业劫持,没有介入到足球商业中来(女子足球还没有商业化的价值),否则不堪设想。
    
    当然,金钱和国家权力没有完全主宰足球。例如,赢得2008年欧洲杯和2010年世界杯的西班牙队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本国队员,而代表21世纪新足球技术的FC巴塞洛拉队(以及出色的巴斯克队)长期以来是反抗弗朗哥独裁的象征。德国FC St. Pauli队的门将Volker Ippig经常为了支援尼加拉瓜的工人事业放弃足球比赛。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阿根廷队的Lionel Messi就是13岁起在西班牙的La Masia受训的。数度与世界杯擦肩而过、把足球比赛发挥到艺术阶段的巴西队是一只民主进步的团队:1970年世界杯开赛前,它的经理Joao Saldanha被军政当局突然解雇;世界著名中锋苏格拉底Socrates(也是开业医生)从1982年以来领导了他的球队Corinthians不懈地为球员的权利和巴西的民主而斗争。捷克的Bohemians队在2005年破产后被支持者的合作社解救的;土耳其的Besiktas队的支持网络具有安那祺主义性质,它的队旗上有大写的A圈;特拉维的Hapoel队一直坚持进步,受到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的支持。更有甚者,世界上活跃着各种自由球队,如旧金山的喀朗斯塔得FC队、苏黎世的FC巴枯宁队等,还有自1989年以来斯德哥尔摩自由足球杯年赛,自1997年以来的意大利Mondiale Antirazzisti年赛(有两百队参赛)等。这里没有权贵强加给人们的象征君主万代的“日丸”旗、象征一党专政的五星旗,以及纳粹、法斯西等人类文明未开化的标志,真正体现了足球体育活动的团结、友爱和互助的精神。
    
    [赵京,2012年3月5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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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关于中日以外的足球比赛信息来自Mike Long, “Soccer: Opiate of the People?”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Winter 2012, #57. 他在文中引用和评论Chris Green, Every Boy’s Dream, A&C Black Publishing, 2009和Gabriel Kuhn, Soccer vs. the State, PM Press, 2011.
    
    [2] 除了本文举出的足球场规划外,我也参与过一个在11公里之短的高速公路出口之间又修建一个立交桥出口的规划。
    
    [3] 静冈县在石川知事(省长)的推动下,强行修建新机场,几乎导致静冈破产,后来被迫停工。我所在公司的顾问曾任石川的秘书,很喜欢预测日本经济会3-5年内“复苏”到八十年代末的泡沫水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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