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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2月23日 转载)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一部分人财富增加,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
     (博讯 boxun.com)

    在2005年12月21日于清华大学演讲的整理稿,略有删减。
    
    感谢各位同学!从去年开始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 “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谢清华研究生会邀请我。学生的邀请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国家未来需要的就是你们。我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谈谈一个新思维 到底我国的改革开放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一个改革的新思维?在场这么多同学,冒着天寒地冻跑来听我的演讲,我想请现场每一位同学当次历史的见证人。今天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好吗?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 “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定义清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走向共同富裕”。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的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书里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 “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 《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但你不能够剥夺他人的机会,这就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说,在不剥夺他人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你们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么我清楚地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
    
(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二:透过严刑峻法、阻断官商勾结和内部交易,保证社会基本公平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代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搞了个《泡沫法案》,各位晓不晓得当时的欧洲发生了什么?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了股市崩盘,法国的叫做“密西西比泡沫”,英国的叫做“南海泡沫”。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 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地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词 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 “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得富丽堂皇 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
    
    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之后,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100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 民营化和市场化 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治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期,这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 “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部巨著《资本论》。这部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披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这部书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部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了,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根本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 “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念好了,将来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这就是“精英主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就担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就叫博士。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成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有可能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陪审团成员。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给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造假的案子,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造假就有罪。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 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而且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 例如普通法 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予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 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 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的新形式。我们很意外地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天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中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从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地领会到了一个道理 “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三:藏富于民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何创建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制公司和银行), 而采取了彻底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出了股票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玩笑,你看一看安然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实的,如果有假,则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但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从婴儿到老年人,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长大以后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美国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会当仁不让地站出来,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你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由于美国人口不断膨胀,所以美国股市资金的投入是不断地增加,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们国内有很多荒谬的语言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各位,那是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各位想想看,当大家族陆续退出股市之后,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都陆陆续续地上市,成为大众持股公司,那么这象征着什么意义?这就象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你们觉得好笑吗?因为你们不理解股票市场的本意。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它的特点就是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股民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何得到回报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赚了一块钱,那就可以通过市盈率来放大财富。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三十倍,就是说,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30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美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块钱盈利,那么就有30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全部都是大众持股的公司,假设他的经理人都是有信托责任的经理人,每一个人当了公司的经理人之后,他努力为自己的中小股民贡献自己的一生,他拿他应该得到的优厚的薪水和退休金,而美国的股民通过他所赚的一块钱,放大三十倍而得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可以实施,为了保证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保护股票市场,可以发传票,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 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你们看看,多么宏伟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地增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Means)两个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是关于美国的股权结构的。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但是却不断地有矛盾出现!他们发现,真正的矛盾来源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这本书把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转换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矛盾进行了转移。这个转移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反托拉斯法和财富重分配得到了缓解和消除,而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终也化解掉了。这使得紧张变成了祥和,成本变成了财富。
    
    有一个现象值得同学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思想(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新自由主义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一位叫做弗里德曼,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20世纪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走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地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四)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今天同学们可能会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同学,我不想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它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著作 比如微观经济学, 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其他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这个思维不正是25年前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吗?但是各位请注意,邓小平讲可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然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得更加贫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
    
    当然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你们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得到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25年下来,我们走到了什么地步呢?我这里有一个指标。我想各位同学都知道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基尼系数吧!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 4。一般超过0 4就是危机,而我们是0 5,可见目前的危机之大。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 5,你们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你们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的理念吗?你们又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吗?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五)改革:不能图利少数人,而成本由全社会来承担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我们思考一句我今天讲的话 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
    
    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 这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说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己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们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 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融化光,还不如在它融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得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 “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地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这些民企老总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甚至我的学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县去谈一些合资项目。当地国企的老总和他说:“我给你讲,我们把这些净资产通过一些会计操纵压低了价值,你呀,就假装出20%的钱,我就把企业给你,还有呀,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亩的土地,都是共产党的,我全部都送给你,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干部”。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吧,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人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谈到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总是以清华大学为例。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的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是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什么叫做荒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考得上清华?因为你们的成绩好,你们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可能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你家有钱还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在网站上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现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样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都无法进入清华大学。
    
    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那么高,中国就不可以呢?美国就是可以,而中国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各位晓不晓得,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你知道吗?
    
    这些同学可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政府。我想请问各位同学,我们有这种制度吗?我们没有这种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念不起大学, 而是因为没有钱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是在一个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种病,他会说你有十种病,你本来只用开一种药,他给你开二十种药。虽然药品价格下降了5%,但你原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便宜了吗?我们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个医疗费,乱开药的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之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欧洲也进行过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中国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当局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没有生病,却拿着保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当局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最后因为刁民过多,而不得不取消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是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他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这个可能跟你们大学生关系不大,因为你们都不是股民。你们同学当中有股民吗?可能不好意思讲,是吗?你们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讲的原因是因为你被套牢了。只要谈到改革都有问题。什么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改革。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最后的代价就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 你也不敢保证。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掠夺!同时,我们“股改”的目的是要进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吗?你们看看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而我们的“股改”是为了全流通!目的都搞错了,进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
    
    第三部曲,英国“股改”的第三部曲就是股改后的公司,英国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重大的决策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决权!那是对全体股民的一个保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时候,英国中央政府都会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股市。拿我们的“股改”和英国的“股改”比较一下。哪一个是为百姓打算?
    
    “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地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故事之后,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我的理念 不要再轻易引进国外流行的概念,因为那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我举个例子,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1997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19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会立即抓人递解出境。在19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常常与中国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中国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清华大学向各位亲爱的同学讲讲我的体制改革的理念。
    
    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忙碌不堪。早上七点多钟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点还批不完。中国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最多的,到最后都批成习惯性了,不批都不习惯了。结果退休了,怎么办,没有公文批了,不习惯了,把老婆叫过来,你这个菜单拿过来我批一下。批什么?“原则可行”。你们不觉得这两个现象是个奇怪的矛盾组合吗?如果是腐败的话,为什么不一起腐败?如果是忙碌的话,为什么不一起忙碌?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起出现呢?
    
    今天我要拿体制改革和各位同学作沟通,是希望同学们以后谈问题、分析问题,不要简单地、随便地引进一个概念,而是要针对问题来谈论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财货的地方,包括法律、环境、土地等等。中国各级政府低效率和腐败的原因是由于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以前彩电脱销的时代,售货员可以把彩电卖给你而不卖给他,这种小权力都能让他拿到十块钱的贿赂。同样的,由于对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才导致各级干部批给你而不批给他从而产生了贪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共财货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想做事的官员,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每天都要忙得不可开交。到最后,政府又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财货的供给不足。
    
    就拿批土地来说,如果批土地由领导来批的话,需求是无限大的,每个人都想搞定领导,弄一块便宜的地,转卖,投机倒把。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存在,所以跟土地批复有关的领导就有贪污的空间。可是由于土地需求无限大,所以那些在土地部门想做事的官员,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就以批土地为例,和香港的制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个土地的批复、开发、拍卖,都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各级官员按照行政流程办事并进行公开拍卖,由价高者得。由于香港整个批地的程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 因此各级官员根本没有贪污的空间。而且由于价高者得,需求自然减少,香港官员都可以在五点钟下班。而且由于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公文,也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中国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 政改失败。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地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的结果就是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
    
答同学问:金融改革、公平与信仰

    同学一:我叫陈剑波,是经管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看您在澳大利亚的演讲,我觉得您很关注中国金融市场的安全,然后您说中国没有所谓的外汇操作高手,那么,我想问您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外汇人才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还要有什么样的工作历练呢?谢谢。
    
    郎教授:回答完了这个问题,就不能接受第二个问题了,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特别避开了金融改革。但又被你拉了回来,硬逼着我谈这个问题。那我没办法,就谈两点吧。
    
    我就简单地谈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银行改革。我相信各位应该从网上看到过我的观点。你今天把花旗银行放到20年前的中国,它到现在依然是40%的坏账。国有企业不想还你钱,就成了坏账,这和银行本身经营是否到位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做得好?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在纽约借款人都想还钱,而且它有个很好的法治系统,可以保护债权。当我们的银行碰到坏账问题,我们政府管理单位所想的是什么解决方案?就是简单地上市,而没有第二个方案。我想请各位同学,尤其是我们清华的同学不要用脑袋想,用膝盖想就行了。如果上市能解决问题的话,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还如此地衰退?它们都是上市公司呀!为什么美国很多的上市银行会在20世纪80年代大量倒闭呢?因为上市解决不了问题。
    
    银行坏账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经济素质以及法治化建设有关。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素质极差,大家都不想还钱,而法治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银行没有坏账。
    
    但是我们在2004年、2005年把银行大量卖掉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商银行竞相贱价收购我们的银行呢?无可否认的是,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素质不断上升。而且十六大之后,我们法治化建设也提上了议程。经过我们全体老百姓的一致努力,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后,我们的经济素质上去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完成了,银行就可以赚钱了。到时候你会发现,外商银行都赚钱了,你还以为是因为水平高。但是这其实是我们全国老百姓、政府辛勤奋斗的结果。到最后,所有价值都归于外商银行,因为你在2005年把它们卖了。这就是银行改革的下场。这又是一个由外商席卷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中国人负担的错误改革。
    
    同学二:郎教授,您好,我是生物医学系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叫魏小星。刚才您说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并不是否认您的观点。而是我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学过当时的一些改革文章,叫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想请问,您说到这个公平,具体地说是机会的公平,还是结果的公平?谢谢!
    
    郎教授:这位同学问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轴。我们就讲讲微观经济学。你说微观经济学从消费者理论到生产者理论,哪一个不是想透过价格达到最有效率的境界呢?当我们把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在一起,成为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生产者的效率以及消费者的效率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全社会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一个铁律,是不容挑战的铁律。所以我们当然要追求效率。但是效率的前提是全社会要变得更富裕,而不能有人变得更贫穷。也就是别人不能替你买单,这是个原则。
    
    至于你所谓的“公平”本身是什么公平?当然不是你说的“齐头”的平等,那是另外一个观点,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掠别人的机会,比如说教改,比如说医改,比如说国企改革,你不能剥夺别人的机会,每个人的机会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才能达到所谓“公平以人为本”。效率是在公平基础上才能完成的。吴栋教授与崔之元教授的评论
    
    主持人:刚才郎教授已经站了两个小时了,所以大家体谅一下郎教授。我们先让郎教授在讲台那边的位置稍事休息一下。下面一个环节呢,请咱们清华的两位老师就今天郎教授跟大家讲的内容,作一个交流。一位是吴栋教授,吴栋教授在清华长期教授政治经济学,教龄超过了30年。另一位教授是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崔之元教授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刚才郎教授就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学派 “芝加哥学派”。崔教授是芝大的政治学博士,他在加盟清华之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两位老师来跟大家作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吴教授:今天这个场面,使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郎教授在我们清华这个大讲堂里边,作了这么精彩的报告。郎教授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边所谈到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内涵非常深刻,而且观点也非常鲜明。我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很好思考的。他所提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课题,到底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从世界范围内,通过他的丰富的阅历,谈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非常深入的思考。胡锦涛主席在11月25号政治局的学习会上有一个讲话。他的讲话中提到,我们要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郎咸平教授实际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点上我现在不作出评价,但是我想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应该说他是学贯中西的。
    
    因为我现在是给同学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讲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对他所讲的这一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他实际上是从人类发展的高度上来探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对我们的改革他也作出了自己的评价。我们中国的改革,我个人的看法,应该说成绩是伟大的,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郎咸平教授谈到的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我承认也是存在的。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在很多的问题上,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好,我谢谢同学们!
    
    主持人:谢谢吴栋教授,下面有请崔之元教授。
    
    崔教授:谢谢大家,谢谢郎咸平教授给我们作的这么精彩的讲演。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够资格对郎咸平教授作出真正深入的评论。我只是想重复或补充刚才郎教授讲的一些很精彩的观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受到很多启发,郎教授对一些很基本的概念进行了很深入的、并且是历史性的考察。我去年才到清华教书,这一年来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至少在我教的课里面,通过我和同学们有限的接触,感觉到我们对一些西方的概念,对它的历史,对它的历史性,对它的来龙去脉,重视和了解得还是很不够。比如说郎咸平教授一开始就讲“stock”。从“打白条”到“stock market”,为什么“反垄断法”叫“anti-trust”,也就是反对大家族的这些历史演绎,非常有启发。
    
    另外,他讲的1875年的“平等法”,大陆上翻译为“衡平法”。它不直接翻译成“平等”,但是我觉得郎教授直接把它翻译成“平等”,就是说原来在英国历史上,这个“equity court”是一个单独的法院。1875年之后,和普通法判例合在一起了,而直接把“平等”的概念引入到法律实践当中。
    
    郎教授反复强调我们更应该真正关心群众,并且了解这个社会,有一种“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的感觉,而且用很生动的例子作说明。为什么用陪审团呢?这个意义非常深远。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是学自然科学的,学理工科的,我简单地补充一点儿。我觉得这个陪审团在我们整个自然科学发展中,意义非常重大。大家知道,概率论是在所谓拉普拉斯研究陪审团才发展出来的,因为在不确定现象下,19世纪的物理学是牛顿力学,它没有量子力学,那么拉普拉斯本人就是为了研究陪审团问题而发展概率论的,因为他是一个陪审员,他要提出某事件的概率可能是0 5和1之间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郎教授讲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故事。这不仅是故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历史。
    
    最后,我想再简单地说一下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比如说中国香港看病急诊都是不要钱的。美国的评级机构也认为中国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市场经济指标最高。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郎教授刚才提到的 香港有非常严格的法治程序。我这里特别想强调补充一点的是,香港的土地是公有的,正是因为公有土地,产生了收益。不像中国去年8月31号之前,我们一般说的“八三一”大限,就是8月31号以前,我们很多公有土地的使用权是廉价的,甚至是完全靠着关系就划拨给了使用者,而没有一个真正的市场的使用权的招标,也没有一套严格的法治机制。我们要注意的是,香港公有土地的产生,市场的拍卖,产生了公有资产的收益,这样导致香港可以收很低的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国有资产都彻底私有化,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公民都不得不再交更多的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市场中经营公有资产产生收益,实际上可以降低每个人所付的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深刻的内涵,也就是郎教授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本质意义。
    
    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德(James Meade)有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书,叫《效率、公平与产权》(经管学院这个图书馆里有几本)。他在1995年去世之前,一直在研究自由社会主义。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和郎教授今天讲的整个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改革,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是需要改革的,但改革并不等于全部廉价地卖光,或者是只有少数人从中得到利益。真正建立这个改革的方向,应当避免改革最后变成为了少数人得利,这是我们当前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我今天钦佩郎咸平教授,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发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公众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郎教授提出的理念是极为有建设性的。谢谢!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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