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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时期的“反革命”剧团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18日 转载)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章敬平
     (博讯 boxun.com)

    导语:自古以来,文人相聚以诗,志士相会以义,演员相欢以戏,因缘而起,缘尽而散,高兴而来,开心而去
    
    一个年近而立的青年,风流倜傥,一表人才,正准备迎娶自己的美丽新娘,岂料祸从天降。因为组织参加剧社,这个素无政治野心的文艺男青年,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未入洞房,先进牢房,为我们今天反思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演奏了一曲欲哭无泪的悲歌。
    
    1958年11月17日,杜良骥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之一,被判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报道这一新闻的湖北官方报纸说,杜良骥参加了一个名为“海鸥剧社”的反革命集团。这个以反动军官、流氓阿飞、坏分子、叛党分子为骨干的反革命集团,混进了武汉文艺界,他们打着“同仁剧社”的幌子,干着叛国投敌的勾当。
    
    报纸在报道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时,强调了两点:一个是投敌叛国,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几个首要分子,曾经密谋取道香港,逃往台湾,投靠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另一个是“上山打游击”,投敌叛国的计划失败之后,他们打算赴东北打游击,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神勇的公安机关侦知了他们的阴谋活动,一举摧毁了这个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无一漏网。
    
    很多年以后,一份整理武汉文史资料的刊物,根据当年的那则官方报道,重述了“海鸥剧社案”。满纸荒唐言,勾起杜良骥一把辛酸泪。
    
    当年那则官方报道刊发之前的某个夜晚,一辆警车撕碎了杜良骥的美梦。他刚刚和一个芳名为“玉”的女教师,去照相馆照了一张订婚照,照片上,他西装领带,衬衫笔挺,面带微笑,那个女教师烫着卷发,身着30年代《金粉世家》中镶边绣花女式唐装,温柔美丽,一脸藏不住的幸福。再过6天,他们就要喜结连理,共赴美好生活。他讨厌警车的胡搅蛮缠,他抗争,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陷入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抗争有何意义?待他慢慢冷静下来,他知道了,祸根原来是“海鸥剧社”,一个业已申请但是未获批准的民间文艺团体。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谈到“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艺术发展的方针”,“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在“三个方针”的宏大背景下,北京传来政府允许民间创办剧团开展戏剧演出的小道消息。宏大背景外加小道消息,让热衷演戏、小有名气的杜良骥,高兴了好一阵子,当同道中人倡议设立民间剧团,他不但积极响应,还为这个尚未诞生的民间剧团取了一个名字。
    
    彼时供职于中国戏剧家协会武汉分会的杜良骥,毕业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表演系,算是科班出身,是个行家。在那个以苏联为师的年代,苏联某个著名剧院的大幕上展翅飞翔的海鸥标志,激发了他的灵感。他提议,“海鸥”这个充盈着革命浪漫主义气息的名字,应该成为他们新设立的剧社的名字。受聘为导演的杜良骥,热情洋溢,不但参与修订了最后的剧社章程,还跟他人一道去武汉市文化局找局长,为他们的剧社申请“准生证”。
    
    说来说去,关于海鸥剧社,杜良骥就干了这么一点事。
    
    可是,在那个反右斗争风起云涌的特殊时代,就是这么一点事,将他变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杜良骥自己说,将海鸥剧社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两大“犯罪事实”,无论是“投敌叛国”,还是“上山打游击”,都是小人物在非常背景下闹出的笑话。
    
    所谓“投敌叛国”,实质是慌不择路。反右的日子里,杜良骥偶然发现一个不懂文艺的马列干部将他和其他几个人列入了右派名单,他赶紧通风报信,闻者一下就懵了,一群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知识分子吓呆了,慌乱之下,寻思着南下广州,逃往香港,等到真的到了火车站,徘徊了一阵子,感觉前路茫茫,又各自回家了。所谓“上山打游击”,纯属挨批挨整之后的酒后气话,不值一提。可是,捕风捉影的政法干部们,硬把酒后气话写进了判决书。
    
    杜良骥觉得委屈的是,他既没有“投敌叛国”的行为,也没“上山打游击”的言论,却也牵涉其中,无端地做了十来年的牢。尽管20多年后拨乱反正揭掉了“右派”、“反革命”帽子,为他和朋友们平了反,但灵魂深处的那份忧伤,怎么也不能随风而去。
    
    2000年以后,垂垂老矣的杜良骥将自己的遭际撰写成《武汉“海鸥剧社案”内幕》,发表于《武汉文史资料》,字里行间,泪痕闪烁。他们干啥了,不就是组织一个海鸥剧社吗?文化局没批准,他们马上就停止了活动,怎么就成了反革命集团了?是的,平反了,落实政策了,可是,30多人牵连其中,或判刑,或坐牢,或免职,或降级的悲惨命运,能够因为一纸否定原判的新的判决书而烟消云散吗?逝去的青春再也不会回来了。
    
    夜读杜良骥的个人历史,令我感慨唏嘘的,不仅仅是他和朋友们的个人命运,还有结社自由的宪法性权利。
    
    结社自由,白纸黑字地写在很多国家的宪法当中,我们国家的宪法也铿锵有力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结社自由。从遥远的黑漆漆的洞穴走向现代文明的人类,之所以将自由结社作为公民权利写入宪法,是因为人类的经验表明,允许人们在共同领域组建社会团体,既有利于人在私人场域中的解放,有利于文艺之花的绽放,有利于慈善之光的辉耀,也有利于公民在公共领域对抗国家专制的淫威。
    
    杜良骥和大伙筹办海鸥剧社,说到底,不过是几个公民行使自由结社的宪法权利,如果当时没有社团管制,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跑到文化局寻求批准。本来文化局没有理由不批准,自古以来,文人相聚以诗,志士相会以义,演员相欢以戏,因缘而起,缘尽而散,高兴而来,开心而去,关政府屁事。跟你文化局联系,按理,最多备案一下,可他们非要审批,审批就审批吧,不准就不准吧,怎么上下折腾几下,硬是把社团弄成了反革命集团!
    
    出狱之后,尚未平反的杜良骥,举目无亲,四顾茫茫,昔日恋人在痴痴苦苦等待8年过后,另嫁他人,他能留下的只是那张订婚照。不知是迫于时局,还是姻缘如此,这个戴着右派、反革命帽子的文艺男中年,被发配到湖北某个偏远的贫困乡村,入赘一个带着5个孩子的寡妇家庭,寡妇所在村庄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向他保证,从此不会有人再整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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