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反思（六）∕郑恩宠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15日 来稿)
“十二五”规划已在2010年年三月的人大会上通过。“五年计划”是苏共制度的产物，改革开放至今，中共是否取得“经济奇迹”？“中国模式”的真相又如何？无视走过的弯路，再好的“规划”也可能此路不通。数亿国人看了足球世界杯赛的直播后，见不到中国队的身影，还会有多少人相信“奇迹和模式”之类的童话？
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司长张春生，在2010年7月11日上海世博会论坛表示：“人口城镇化十二五期间将超过50%，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预计要到2033年才能过半，现流动人口规模保持2亿以上，39%的农民工是1980年以后出生”。说明到2033年，中共才有可能“解决”农民工的户口问题。 (博讯 boxun.com)
失败的新农村建设
2005年10月，中共“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近五年。以执政党与政府最高当局名义发起的“新村”运动，被称为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规划。
有心人观察到，2008年后，“新村”运动起步时的口号或跃进，渐渐退去。2009年底，中共重提城镇化战略。2010年6月24日，中共在上海举办了近二百名地级市委书记、市长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区长培训班。李克强说，推进城镇化，既是当前一项紧迫工作，也是一项长期艰巨工作。
地处上海郊区 的嘉定区华亭镇毛桥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村。2005年，这里成了上海35个示范村之一，105农户成了改造试点。上级派工作组进村，由各级政府主要官员亲自挂帅。2005年起，区、镇、村三级政府共出资二千万元，每家出资500元，现在只是见到每户“农家白墙、老树青藤，村容环境和卫生条件”比以往好。在这个人均收入达2万元的村庄，两年中政府就投入二千万元。大陆现有70万个行政村或170万个自然村，各级政府每年至少要投入“新村”建设7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各级政府每年财政收入除工资及必要公务支出外，是否还有7万亿？
湖南省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5年来新农村建设，尽管问题和矛盾从政府负担层面上升到经济发展层面，但当前的农村矛盾，农业困境、农民问题仍然明显。农民们从电视中看到，国家近年用大量的钱来支持新农村建设，但却没见到政府大笔钱来到自己的村里或组里。人们发现，大量财政资金投入了一些示范村。绝大多数非示范村很难得到支持。少量示范村，不惜投入重金大拆大建，大涂大造。将新农村建设变为“新村形象”建设。5年来，“新村”运动并未使农民增收，农民仍靠到城市打工养活家庭。
“新村”运动若维持下去，有可能像“三年自然灾害”，再次将中国推向灾难的深渊。李克强在2010年6月《求是》上，不得不承认：“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据透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的数据显示，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时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新京报》10月31日）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单向输出”，时下许多地区的农村年轻劳动人口正日趋减少，“有田无人种”的现象已相当普遍。《中国统计摘要2010》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全国平均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每天有20个行政村在消失……
在一些内地农村，农民种田一年的纯收入，往往只“相当于外出务工一个月的收入”，一旦遇到自然灾害，“还要到赔钱”。再如，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凋敝。
在农村教育方面，教学设施陈旧、匮乏、落后，大量生源、师资严重流失。在农村医疗方面，基本卫生资源严重不足、医疗卫生人员严重匮乏，医疗保险保障能力有限。在农村养老方面，家庭养老功能已严重弱化，而社会养老又仍未到位，大量本该颐养天年的农村老人还要照看至少五千万的留守儿童和下田干活……
当前农村的现实，还进一步表现在;触目惊心且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等正在不断“下乡”，一些地方的污染程度甚至较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据2011年6月环保部发布的数据，“中国农村的污染排放已占到了全国的‘半壁江山’”。
“一胎化”国策何时了？
1980年9月25日，中共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9.25公开信》承诺：“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30年后的今天，没有多少人会记住中共的承诺。
30年来，“一胎化”政策少生了四亿人口，是取得“经济奇迹”的主因之一，但“奇迹”的取得是靠“罚款、拉粮、牵牛、扒屋、关押”等野蛮手段。30年来的“一胎化”，使老年化步伐远超其经济发展，2009年底大陆65岁以上人口总数为1.13亿，已占总人口8.5%，大陆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用了18年，而发达国家经历了45年以上。中共高层有人认为日元升值和广场协议是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20年停滞的原因，这个结论是误判，人口老龄化才是真正原因。日本在20年前并没有预见的后果，到2030年中国老龄化将达到30%，超过今天的日本。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从1980年“一胎化”后出现并加剧。在中共《9.25公开信》前，人口性别比正常，在105—106间波动，进入21世纪，出生人口性别比升到了120的高位，即出生120个男婴的同时出生女婴100个。预计到2015年“十二五”未，大陆约有1.12亿25岁到35岁男青年，而20岁到30岁女青年约有0.72亿。届时男青年约超过4千万人找不到女人结婚，或有三位适婚男人，就有一位单身。若届时低收入、失业、半失业、无房、蜗居、蜗婚、蚁族等问题伴随，任何开明的政府都难以应对。
2009年11月，中共在《人口“十二五”规划发展思路》讨论稿称：“近年来，我国的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生育质量令人堪忧------全国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达1.02亿，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独生子女伤亡或夭折阴影使千万个家庭失去幸福。拒不完全统计，2008年5.12大地震中，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有8千多户，其中死亡独生子女达3700多人。当年7月，中国政府作了特别决定，允许这类家庭再生育，但至今仍有三分之二家庭仍未恢复完整。面对大规模灾害，政府才出特别决定，除此以外，不知有多少家庭因一胎化，无法找回永久的伤痛。这是目前中共不敢放开“二胎”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若“放开”，以往因“一胎化”受到伤害的千万个家庭要追究责任，由谁负责？这个不亚于中共建政来，饿死四千万人、“文革”、“六四”、“法轮功”、征地拆迁、贪腐等僵局，若不反思纠错，无疑难保执政地位。
“贼喊捉贼”的医改
中共的新医改方案刚实施两年，去年就突曝的“天价芦笋片”事件，惊动了中共高层，这个最终的“无头案”，凸现出“中国模式”的真面目。从个案牵出的利益链看出，医改方案只是应对局面，愚弄百姓的“贼喊捉贼”方案。
2010年5月16日，中共电视台揭露湖南省长沙市湘雅二医院，将出厂价15.5元一瓶的芦苇片提至213元一瓶，溢价1300%。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表示：“这绝非个案，几乎所有的药品存在药价虚高问题”。当日，医院紧急成立“事件工作组”，院长任组长，成员12人。三天后，湖南省和长沙市中共两级纪检监察、工商、卫生、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医院，50余名医生陆续被约往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谈话。只有一人一去不归，承认收受回扣4万元左右。暂时查无实据的医生被放回，但医生们开始“怠工”，普遍感到委曲。
一位医生讲起一个美国案例：“患者手术之后，发生陷入腿部的一颗钉子标价一美元，手术技术包含医生多年勤学苦练标价4999美元。而在中国正好相反！”.另一位医生说，2010年6月上旬，一位在长沙出差的李先生眼结膜炎发作，前往湘雅二医院就医，主治医师挂号费3元，检查费20元，药费40元。
业内人士看来，芦笋片是药价虚高的“替罪羊”。一位药品流通公司负责人表示，他手中有一份药价虚高清单，“芦苇片排不上名次”。在药品的收益中，包含着对政府医保、物价、药品招标部门的公关成本。越查下去，包含着体制，政府收费及公权寻租，其结果往往是无头案。
一瓶出厂价为15.5元的芦苇片，经由经销商批发，价格为30—40元，销到医院为185.20元。医院依规定顺加15%，到了患者手中为213元。6有2日，中纪委派人调研，寻找根治方案，天价芦苇片成了一个特大社会事件，胡锦涛责成相关部委拿出方案，温家宝、李克强作了两个批示------
然而中共高层的运作并非是正本清源而是病急乱投医，问题根源是伪市场化的改革，是政府对药价不当的管制和无能建立医务人员的正常收入机制，将所有公营医院的公益责任推向医生本人，政府财政在医疗改革中几乎一毛不拔，甚至空手套白狼。医院的成本及人员收入，全靠实施药品加成管制，在药品进货价上加15%。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中，所有人都希望低价进货，高价卖出。唯独中国大陆公立医院希望高价进货，高价卖出来维持生存。现实中，在市场上流通的药品达上千种，其不同的品种则有上万种，要求物价局的“神仙们”时时掌握上万种药品的成本和价格变化。证明中共高层的某些作法，简直荒谬之极。
当今，大陆各地为应对各类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问题，往往陷入病急乱投医的境地，无效、无能、荒唐乃至有害的“药方”比比皆是”。
重评一切“改革路”
罗斯福讲的四大自由，现出现第五大自由-网络自由。互联网刚在中国普及，物联网又兴起，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革将远远大于互联网。全球化必然是透明化，苏共经不起，一透明就下台。中共能否经得起透明化？历史证明某些政治高度集中的体制，一时也可以发展经济。苏联模式是当今中国的原型，中共改革开放仅对该模式略作修正。中共和苏共一样，打倒一个统治阶级，自己成了统治阶级。美国前总统里根坚称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
历史证明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为“专制为体，枪炮为用”。从经济学讲，不存在“某国模式”和“某国奇迹”，只有客观规律和常规。盲目强调“特殊国情”，历史证明往往此路不通。探索现代社会起源，否定个人权利，仅用行政工具的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的社会，往往是法西斯主义。国民的责职不是去崇拜和轻信任何执政党领袖及领导集团，而是牢牢把聚光灯对着他们，看他们有没有辜负公众的信任？避免国民的错误，本不是政府的责职，避免政府的错误，却是国民的责职。那些无视自己错误，试图闯出第二、第三道路的“政客”，有几个成功？
本文曾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现依据新资料修改、补充后发表。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392330
锘�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