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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思想的传承与独创/郑竹园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08日 转载)
     一、前 言
     在当代大政治家中,孙中山是迄今为止,最受海内外中国人共同景崇的人物。孙氏不仅是一位革命领袖,而且好学深思、学贯中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从他遗留下来400多万字的言论及著作中,处处显露出高超的理想和过人的智慧。但在西方世界,孙中山思想并未如甘地、尼赫鲁,甚至胡志明、卡斯特罗等人的言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
     长期以来,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对孙氏的定位为革命领袖,而非思想家。他们认为孙氏的许多著作,“仅仅是对现代西方思想的综合,并没有重大的创见”。1985年3月,在中国大陆河北涿县举行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孙中山是不是一个思想家,进行十分热烈的争论。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孙中山对西方学说,“只知道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是从一些通俗读物上得知的,他的三民主义等等,与其说是思想体系,毋宁说是一些宣传口号”,所以算不上一个思想家。 (博讯 boxun.com)

     西方一些学者的浅见和偏见,虽不能增损孙中山的伟大形象,但在西方社会,也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数年前美国《时代周刊》挑选20世纪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中,竟包括胡志明而漏掉孙中山。前年年初,纽约市立图书馆为庆祝其成立100周年邀请具有权威的书目专家挑选“世纪之书”175种,甘地的《不合作主义》和《毛泽东语录》入选,影响中国革命及建国的“三民主义”及“孙文学说”也未列入。主要原因,是两岸研究孙中山的学者,未能用外文对孙中山学说作清楚而具体的阐述,使外国学者能真正了解中山思想的源流,独创学说,以及其对中国及东亚国家的长远影响。本文之作,系以此为主题,提纲挈领,作简括的论述。
     二、孙中山思想的渊源
     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其思想主题皆必有所传承,而非全由独创。即以共产党人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为例,即系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蒲鲁东的社会主义观点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在这三大支柱上,创建其“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
     孙中山的思想也有其渊源。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曾自述其思想的传承,“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本节试就传统文化、西方思想及清末民初的时论三个方面,来研析孙中山思想的渊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孙中山受正规教育于夏威夷及香港。但其幼年教育,则一直受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思想对其立论行事,有极深刻的影响。他曾自述其求学之历程:
     (余)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入英监所掌之书院肄业英文……回华,是十八岁时也。……居乡数月,即往香港,再习英文……数月之后再往夏岛, 数月而回,自是停习英文。后治中国经史之学。二十一岁改习西医,……于中学则独好三代西汉之文,……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
     据“国父年谱”所载,孙中山7岁至9岁,就读于私塾,习《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书。10岁入乡塾读四书五经。至13岁读毕四书五经。他自述后来恢复研读中国经史的动机是“念及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学。”
     孙中山对中国文化的浸淫有几件事予以证明。1886年当他在广东医学院求学时,在他宿舍中放置一套中国通史。初时同学们以为是装点门面,不久即发现他对中国历史内容非常熟悉。才认识到孙中山的抱负,不仅仅是当一名医生。1924年7月,离他逝世前数月,他曾向黄埔军校图书馆捐赠一套《二十四史》和《四库备要》,显示孙氏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乃训练革命干部所必需。
    孙中山受中国文化的陶冶,在其1924年回答共产党第三国际代表马林(Maning,原名Sneenlier)自述其革命思想的基础时,即明确表示:“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学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的。”在他所著的“三民主义”中,有多处系引用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在民族主义方面。他曾谓:“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无待外铄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因为他认定民族思想是无待外铄,所以在他陈述民族主义时,从未提及外国的理论和学说,更未认为应学习外国的民族主义。相反的,却极力主张发扬中国固有道德、智能,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其次,在民权主义方面。孙氏认为:“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是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民权的见解,两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在论及共和政体时,他也强调“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仰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岂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
     再次,在民生主义方面。他举出:“民生二字,是中国向来用惯的一个名词”,“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便)是民生主义的事一史”。他并力言“井田制度,就是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主张的渊源”,“吾国古时,尝有井田之制,与平均地权,用意正同”。
     从上举各节,可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非如西方一些学者所说是摭拾当时西方流行的学说,而有其深厚中国文化的基础。
     (二)西方思潮的启发
     孙中山虽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但他成长后的正规教育系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完成。当时西方的主流思想,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伦敦蒙难脱险后,曾滞留欧洲两年,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博览群书,对欧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流派,深入研讨,寻求中国革命及建国最进步可行的方案。在政治思想方面,他研读过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在政治经济方面,他对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以及共产主义创建人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圣西蒙、欧文,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巴枯宁,以至于主张物竞天择,进化论的达尔文等的名著均有研读与认识。其政治经济思想,虽受到他们的影响,但并非全盘接受,而系采取批判态度。
     孙中山对美国的倾慕,远大于对欧洲国家。对华盛顿和林肯两位总统的事功与言论多所推崇。美国学者亨利。乔治的“单一税”主张,威尔可斯的全民政府论及美国牙医威廉。莫里斯的社会调和论,均为他所推许。在孙中山思想的形成中,都可发现这些名家的影响。
     (1)孙中山的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威廉?莫里斯的影响。威廉抨击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力量,而非经济力量,才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的行为是自觉思考的结果,而非简单地受到物质环境的影响。根据这一论点,孙氏摈弃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观点,并指责马克思乃-“社会病理学家”。
     (2)孙氏的土地政策,深受美国学者亨利乔治土地改革理论的影响。亨利乔治在其《进步与贫穷》一书中,认为是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带动地价暴涨,并非地主的贡献,但地主坐享暴利,不劳而获,违背正义,故主张政府重征土地税或收购其土地,将土地增值归公众所有。实行单一税,而蠲免其他税收。孙中山主张都市土地涨价归公,多少受到亨利乔治的启发。
     (3)孙氏“五权宪法”的观念,其中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系由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理论借鉴而来,并参照美国联邦制度之运行,另加入中国特有的考试及监察两权。
     (4)孙氏的政治思想,也吸收了美国政治学者威尔可斯“全民政治”的理论。认为“国家的责任是设立政府,为人民谋幸福”。其所倡导的民主政治,在本质上和美国总统林肯的民主理念极为接近。他自己曾说:“兄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实是集合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这个结晶品意思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民有、民治、民享’的话相通的。林肯所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可见,孙氏民主政治的理念,确受到欧美民主思想与制度的影响。
     (5)孙氏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源于互助合作,而非阶级斗争,是受到克鲁泡特金的影响。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生物界可能如此;如果人类也采用这一法则,世界必将仅有强权而无公理。克鲁泡特金认为人有合作的本性;合作与互助,其重要性超过竞争。互助合作,才是人类的本能与社会进化的动力。这一论点,对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有重大的影响。
     (三)清末时论的激荡
     除传统文化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外,孙中山思想的形成,也受到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各种言论的激荡。其中影响较深的人物,包括康有为、张之洞、郑观应和冯桂芬等。
     孙中山一生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儒家的大同社会,而首先揭示这一理想的是清末中国思想界重镇的康有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策划者。早在1890年即表达他对儒家政治哲学的新看法,先后发表《致太平三段论》,及《大同书》等脍炙人口的著作。其中《大同书》所标揭“天下为公”的理念对孙中山有深刻的影响。在他一生的题词中,“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他最喜欢的题词。而“大同篇”的铭文更成为孙氏最著名的墨迹。在“天下为公”的原则上,他把上古尧舜时代解释为“民主”时代,把井田制和均田制认为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都受到康有为的启发。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对孙中山也有若干影响。但他比张之洞更进一步。他把西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技术,包括“坚甲”和“利兵”;一部分是西方制度,包括教育系统、金融组织和工商业。他认为西方制度远比西方技术更值得学习。
     另一影响孙中山思想的人物是1892年发表《盛世危言》的郑观应。郑氏指出:“外国富强之道,不全在坚甲利兵,而包括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曾采用这些论点。
     综合上举三项,孙中山思想的渊源,一部分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来自西方思潮,另一部分来自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思想。孙氏在构思其理论及政策时,曾广泛阅读中外著作。在上海孙中山故居有关政治的西文藏书中,有关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各国政局、政治人物传记等书目即达500多种,其中有不少是经典著作,绝非如偏见之士所说“靠一些通俗读物来建构其理论”。另据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保存孙中山滞留日本时期购人书籍的清单中,可窥见其涉猎的广泛,用功之勤奋,不但能沟通中国文化与西方思潮,且形成其独特的思想体系。
     下面各节将简述孙中山独创部分,以说明其对中国革命及现代化的理论贡献。
     三、孙中山思想的独创
     孙中山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虽内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迪,外受西方思潮的激荡,但其重要著作,包括“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及“建国方略”等,均有许多独创的理论与政策。对早期中国的革命及近半个世纪两岸现代化与政治革新,均起指导作用。其有关工业化及国际关系的理念,对第三世界及21世纪的国际关系,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济弱扶倾”的民族主义
     近世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系挟其强大的经济及军事力量,以压迫弱小民族炫耀其种族之优越感;而弱小民族则以反抗西方的宰割为目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随革命的进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早期的民族主义,以推翻清王朝为号召。辛亥革命成功后,其重点转为反抗帝国主义,求中国之独立平等。“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民族主义更以“济弱扶倾”,支持全世界弱小民族独立为鹄的。这与西方强权以侵略他人或自固吾圉的狭隘民族主义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他“大同”思想的实践,代表当世最进步的民族主义。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推行,有三大特色:
     (1)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狭隘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复仇意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以复仇为事。他反清并不排满。辛亥革命成功后即强调“五族共和”,“五族一家”。对于压迫汉人300年的满族,一视同仁,不念旧恶。
     (2)寻求合作,共存共荣。对长期侵略中国的列强,只要肯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中国,孙中山主张开放门户,欢迎外资共同开发中国。他的“实业计划”就是一部国际资金共同开发中国的蓝图。其目的在使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过剩的资金,有合理的出路,达到共存共荣。
     (3)世界大同。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同。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他提出庄严的宣告,“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可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大责任。我们要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的天职……世界大同才是民族主义的最后理想。”在当世的大政治家中,具有如此广大襟怀的人物,确实并不多见。
     (二)权能区分的政治制度
     孙中山民权主义最重要的创新是提出权能区分的制度。他认为西方议会政治,人民所得的只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大事都要由议会通过,实在是国会独裁。但在广土众民的国家,直接民权也难实现。折衷之道,是将国家政治大权分为政权与治权两部分。政权操诸于民,他提出四种直接民权,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俾使人民能直接管理政府。治权操诸于政府,政府拥有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
     对这一设计,他提出浅显的解释:
     五权是属于政府的权,就它的作用来说,就是机器权。一个极大的机器,发生极大的马力。要这个机器所做的功夫很有成绩,便要把他分成五个做工的门径。民权就是人民用来 直接管理这架大马力机器之权,所以四个民权就可以说是机器上的四个节制,有了这四个节制,人民可以管理那架机器的动静。
     在这一制度下,人民在地方实行直接民权,对地方公职人员有直接选举罢免之权;对地方自治事项,有直接创制及复决之权。对于中央公职人员,有的实行直接民权,如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有的实行间接民权,由民选之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及复决之权。
     孙中山对这一权能区分的设计非常自负,认为“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三)循序渐进的民主宪政
     推翻君主专制,实施民主宪政,是孙中山革命的中心目标。但中国在数千年君主政体的笼罩下,民智未开,教育不普及,要骤然推行民主宪政,必然扦格难行。孙中山所规划的步骤,系采取循序渐进办法,将宪政程序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及宪政时期。
     在孙中山的规划中,军政为破坏时期,主要任务是扫除障碍,清除军阀。训政为过渡时期,主要任务是推行地方自治,并宣扬民权主义。宪政为建国完成时期,在中央实行民主宪政,在地方实行直接民权。
     这三个程序有连续性。前一程序为后一程序之预备工作,前一阶段之成功奠定后一阶段之基础。在《建国大纲》中,孙中山对每一时期应做的工作,及具体的做法均一一加以规划,这一别出心裁的设计,是孙中山的另一项独创。
     (四)自由平等的新理念
     自由与平等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基石。但西方有关自由平等的主要理论,如洛克的“天赋自由”,“天赋平等”,与卢梭的“人生而自由”等观念,孙中山认为并不适合于中国政治文化。照孙中山的分析,中国过去的专制政治与欧洲假借神权、迫害人民不同。中国人民除完粮纳税、忠君守法外,政府对人民行为并未如欧洲专制政府的严酷,人民享有相当的自由。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
     由于中国人民在专制时代,仍有相当的自由,孙中山的革命一方面固在维护个人自由,更为重要的是争取国家民族的自由。他认为国家民族有自由,个人自由才有保障。这一对自由性质的界定。也与当世政治学者不尽相同。
     孙中山对平等的观念,更与卢梭等认为自由与平等皆属天赋人权不尽相同。孙中山认为天赋平等,在人类原始自然状态中容或有之,但到了近代科学昌明,人类大觉大悟,才知道没有天赋平等的道理。他指出自然界的万物皆有特征,都不相同,既不相同,即无平等之可言;人类社会更难有生成或天赋的平等。人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不同,是天生而来。他把人群天赋才智能力的不平等,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人。这三尊人的起点原是平等的,但以聪明才力等的差别,其以后的成就即大不相同。如将其压下来一律平等,世界便无进步,人类便将退化。他主张人人应在政治上地位平等,即民权的平等。平等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能做到民权平等。
     人既生而不平等,如何使人能在政治与社会上作出约略平等的贡献,孙中山提出其服务的道德观,强调人生应以服务为目的。服务是高尚的道德。要调和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人使之平等,人人应以服务为目的,不当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的人,当尽其力以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的人,当尽其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至于无聪明才力的人,也应尽一己之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果如是,虽天生人的聪明才力有三种不平等,而人类由于服务的道德观,必可使之成为平等,这就是平等的精义。”
     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念,也使他与西方政治学者的论点截然不同。证明他并非如一般全盘西化学者对西方学说盲目附从,而有其独特的观察与见解。
     (五)以民生为中心的历史观
     孙中山孕育其革命理论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盛行的年代。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层次。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政治、道德、宗教等等。支持此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部门。生产力决定如何生产,生产关系决定谁生产。在特定社会中,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方式如改变,则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也必随之改变,故存在决定意识。
     马克思将人类历史过程划分为五个相连而不可逾越的阶段,包括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乃同一阶段的两个层次)。马克思认为,历史乃人类控制自然的发展。由于一切生产活动皆需在社会组织范围内进行,故历史乃社会制度的连续变迁,其中心现象是将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阶级的界定,以对生产手段的关系为基准。握有生产工具者,为统治阶级,无生产工具而佣雇于人者,为无产阶级。在奴隶社会此对立阶级为奴隶主与奴隶;在封建社会为地主与农奴;在资本主义社会则为资本家与工人。社会生产力发展后,如生产关系不随之改变,则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阶级斗争必然发生,故整部人类历史,乃一部阶级斗争史。
     孙中山认为,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不符史实。他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步,系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经济利益的调和,而非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步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他强调:“古今一切人类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求有不问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
     近百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险的建立。劳工组织的兴起,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与苏联共产制度的崩溃等等,都证明孙中山民生史观的正确。
     (六)公私兼顾的混合经济
     在经济制度的建构上,孙中山不赞成英美式的私有经济,也不赞成苏俄式的国有经济,而系采取一混合制度,使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世共存。在《实业计划》第一计划中,他主张中国实业的发展,应分两路进行:一为个人企业,一为国家经营。“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由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
     孙中山这一产业划分原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但60年后,首届经济学诺贝尔奖金得主田培根所提出制度建构的最佳形式,却与孙中山的构想不谋而合。照田培根所提出,合理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上,凡经济活动具有外延效果或不可分性者应划为公营;凡不具备此两条件者,应归私营。所谓“外延效果”,系指投资效果,不限于个别企业本身,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所谓“不可分性”,系指投资项目必有相当规模,不能零碎进行。比如交通、运输、公共事业、国防工业,以及各种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联的基础工业(钢铁、石油、电力等),皆有外延效果,或不可分性,故宜归公营。反之,如中小型企业及一般服务性行业,由于生产单位比国家计划者更能具体掌握各种资料,应归私营,因为私营较公营更能提高效率,适应社会需求。
     其次,在经济决策权的集中与下放问题上,集中程度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如将执行社会经济重要政策之决定权委诸下层机构,往往因主管人员不识大体,易于作出错误决定。因此,凡有关社会总需求,总投资等重大决策,应由政府执行。凡次要事物,应归私人自决。
     比对孙中山与田培根对公私划分的见解,可谓若合符节。孙中山60年前的立论与半世纪后西方经济学大师的论点竞如此吻合,证明其见解之高超与远瞩。
     (七)和平正义的土地政策
     在孙中山的经济纲领中,平均地权是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以农立国,地权问题一直是经济问题的症结,从孟子时代的“井田制”,王莽时代的“王田制”,到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都企图为土地问题提出一合理的解决方案。基于这一历史传统,孙中山对平均地权特别重视,认为“土地问题能被解决,民生问题便可解决一半”。
     对平均地权,孙中山既不主张无偿没收,也不主张收买全国土地,而系将全国土地分为两部分:对都市土地用征收地价税形式,将地租转入国库,防止地主阶级不劳而获。在农村则实施耕者有其田,以“消灭分利、坐食”的地主阶级。他认为平均地权可达成三项效果:
     (1)将资本家对土地的投机,移于工商业投资,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
     (2)按地价征收地价税,不但人民其他税收可以蠲免,且可用于兴办各种公共福利事业。“社会之福,聚于国家,国家之富,还于社会。”
     (3)可避免走上资本主义之老路,不致陷入贫富对立的覆辙。
     在这一套理论之下,他提出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对都市土地核定地价,照价征税,增价归公,或依价收买。先由国家规定地价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业主自行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为防止业主报价不实,同时规定,国家可依价收买。若地主高报地价,则纳税不得不高,若为纳税从轻而估价过低,又恐政府依价收买。“两者相权,遂不得不出乎平。”孙中山认为这一办法简单公平,乃其生平一大创见。
     对农村耕地,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办法,50年代已在台湾推行,奠定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础。
     (八)尊重知识的孙文学说
     孙中山思想体系中,在哲学层次的贡献,是他创立“知难行易”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知易行难”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持相反见解。
     他认为传统“非知之艰,行之维艰”的说法并不正确。为此他博览群书,从饮食、用钱、作文、造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来证明知之不易。他认为,“知”是脑力思维的运用,乃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必须穷究物理。“行”为手足之动作,乃对客观事物之处理。前者为科学之知,后者为具体之行。他将人类进化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 由草昧到文明,为不知而行时期。
     第二, 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时期。
     第三,为科学发明,为知而后行时期。自科学发明之后,人类乃始具以求真知,故始能进于知而后行之第三时期之进化。在“孙文学说”中,他处处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期事半功倍之效也。”
     “孙文学说”所强调之科学精神与格物致知之重要,正是当代科学文明的特征。近50年来,世界物质文明之进步,可谓一日千里。许多过去认为绝无可能的事物,皆由科学的研究而成为事实。往往是基本原理一经发现,应用技术随之产生。故孙中山“知难行易”之学说,在现代科技文明中,也获得印证。而近年风靡各国的“知识经济”,在孙文学说中,早已阐发其精义。
     四、孙中山思想之特色
     孙中山一生致力革命,未能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其思想体系不如西方学者之严谨,此乃客观之事实。但他目光远大,综览全局,吸取当时西方社会科学之精华,参酌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融会贯通,成一家之言。而其思想体系,具有四大特色:
     第一是融合中西文化。从上举八项独创之理论及政策视察,可以发现他既非如守旧派的食古不化,也非如新文化运动者的全盘西化,而系撷取东西文化的精华,择善固执。其民族主义中的大同思想,民权主义中的权能区分,对自由平等之体识,以及民生史观等等,皆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也同时吸取西方主流思想,如五权宪法中之三权、社会和谐之进化观,对都市地价税之征课等等,都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他对中外学说,是采取批判性的传承,而非盲目附从,照本宣科。
     第二是凸显中国特色。他虽接受西方教育,但其思想体系,处处显露出中国特色。在《中山全集》400多万字中英文著作中,甚少直接引述外人的著作。但对中国古圣先贤的著述,则不惮反复引用。并一再告诫国人:“一种道理在外国是适当的,在中国未必是适当。”他不但主张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与智能,认为《大学》中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是中国独有的宝贝。他对中国文化的浓烈感情,与当时从事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主张反对儒家、“全盘西化”,形成一鲜明的对比。
     第三是政策具体可行。孙中山思想与西方许多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不同。其所规划的政策,大多具体可行。如混合经济制度、“耕者有其田”政策、实业计划等等,都已在台湾地区次第实施,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其中有一些部分,近20年来也开始在中国大陆施行。
     第四是洞察世局演变。孙中山的思想体系,虽完成于1924年,距今已80年,但其“三民主义”、“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与世界经济社会的变迁,大体上均能吻合。如第三世界的兴起,东西德的复合,捷克的分裂,苏联的瓦解,均证明民族主义的重要。战后100多个新兴国家,大多数以共和政体立国,民主化潮流日益高涨,民权思潮已弥漫全世界。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恐慌后,社会安全制度已成为欧美国家的共同方针,与民生主义的目标完全符合,证明孙中山思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总括而言,孙中山思想虽没有学院式学者严密的体系及推理方式,但从20世纪以来世局发展印证其所揭示的理论与政策,可发现其见解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与指引性,非当代一般革命家及思想家所可比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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