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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制约权力比约束资本更重要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21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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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12月11日消息,由投资者报主办的“2011投资者论坛—寻求共识”于2011年12月9日-11日在中国深圳观澜湖召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认为制约权力比制约资本更重要。 (博讯 boxun.com)

    
      秦晖: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我昨天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制约权利比制约资本更重要,那么这个问题有两个含义,从两种意义上不能否认制约成本可能是一个真的命题。一个是我要论证制约资本并不是一个虚假的话题,他还是有意义的。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中国面临主要问题是制约权利,如果回避这一点只谈制约成本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就是要谈谈所谓的资本为什么会带来利益。
    
      前天我们已经讲了,本来这个讨论就是肮脏的话,当然这个“肮脏”是马克思的话,他说的资本实际上就是资本所有者,但是要讲资本所有者这个很难讲,我们对这句话的支持和反对,这两种说法都是可能的说法,一个就是资本家谋利是邪恶的,但是我讲谋利所有要素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资本家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凭什么道德主义一定比资本家高呢?我觉得这是两个意思,那么反过来讲,有人说这个话是不对的,说这些话的人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其实嫉妒作为人性的一方面,他是针对所有比嫉妒更成功的人,并不是仅仅针对资本家的,比如说你比我有钱我嫉妒你,你比我有才、比我漂亮、比我有钱、比我在爱情的角逐中胜利,我也会嫉妒你,但是并不是针对有学问的人,但是社会并不会针对那些对学问、婚姻美满的人产生厌恶,因此从嫉妒这个层面很难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对资本反感,其实这些反感并不是不道德的,前面说的莎士比亚等等,尤其是那些大思想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种反感你不能从嫉妒来讲,那么到底该怎么解释呢?我觉得从思想上讲,真正值得讨论的解释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所谓的资本纯粹是一种技术上的东西,这样的说法就是资本用钱生钱,就是马克斯讲的MCN(音)的那种循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循环,前面一代人和后面一代人都是货币,唯一不同的就是后面的货币比前面的货币就要多,但是另外一个非资本循环就是这样,其实导致层面,他都是要赚钱,而且都是要追求最大的利益,但是他这个循环是和资本的循环不一样的,他不是MCN而是CNC(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前面一个C和后面一个C是不同的,比如把面粉变成面包,把布变成了衣服,因此有人说这种人就是有用的,或者给社会提供了使用价值,而资本按照的说法没有用,他只是给资本提供了一些东西。这个当然也谈到一个问题,因此资本作为一个要素当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作用他其实是一个要素,不管是土地、人力、信息技术等等,都是从投资行为才能够走在一起,而且资本这种投资行为还提供了一个两者的整合是不是有标准,这是总值的利润率或者是标准也行。
    
      现在有些人说我们可以消灭资本主义,但是取消了以后还是有一个投资行为,如果没有市场机制这种投资行为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如果政府本身不受制约的,这种行为不但没有效率肯定也是公正的,因此我们不能说资本没有用的,他其实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其实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这里,说实在的我也没有必要把马克思的命题反过来说,马克思说资本没有用,劳动才是伟大的,我们现在反过来讲,资本是最伟大的,劳动才是可有可无的,这样说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因此我觉得在生产要素划分生产是第一要素、第二要素,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这本来就不太对,因为市场经济本质就是契约经济,而契约经济讲得就是形式,所有的人在资源的情况下达成交易,也就是所有人的意愿在这个过程就是平等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契约本身它的平等当然是形式的问题,在面临契约的过程当中各方面讨价还价的能力并不是一样。那么这个就带来第二个对资本反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因为资本和道德是一样的,而是在很多情况下资本由于它的稀缺性在契约订立的过程中它是强势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些对差距反感,这种反感其实老实说并不是对不道德的反感,而且是对于制约强势这样的一种需要。但是这里要讲的,这个所谓的强势,他在很多情况下是体现为某一个要素,但是他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体现为这样一种要素,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很多要素都有可能具有成为强势的机会。
    
      我昨天提到的占领“华尔街”就是一个例子,他体现的并不是资本的强势,我们讲占领“华尔街”这个行为是我们很多人都高兴的,没有人去抗议巴菲特、没有人去抗议乔布斯,而且与占领“华尔街”的同时还引起了美国人很感人的场面。如果说没有因为害怕犯法,那么你跑到这里去抗议,在美国也是不犯法,这些人只到“华尔街”抗议,但是并没有到大公司门口去抗议,这是为什么呢?有些人说不同的资本,邪恶的资本都是不同的,按照他们的说法金融资本好像更为邪恶,可是这样说我觉得也说不通,因为什么叫做金融资本,这个金融资本归谁所有。但是我们在占领“华尔街”的时候人们抗议的是谁呢?比如说“华尔街”现在人们骂得最厉害的,就是类似于麦道夫这样的金融骗子,如果麦道夫今天还是一个金融资本家比如像巴菲特,那样就不会有人讨论。如果他赌输了他会用自己的钱去赌,人们会认为这个人很窝囊,不会那么讨厌。麦道夫之所以讨厌,是因为他用别人的钱去赌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弄了很多虚假信息,用大量投资者的钱去赌,那么他又赌砸了,他是委托的一个理财人,他辜负了自己的投资者,他做了坏事,这个坏事就是诈骗,也有可能是蠢事。这个蠢事就是非理性的冒险,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华尔街”不仅出现了麦道夫一个人,实际上全世界的资本家在抗议“华尔街”,或者说全世界的股东投资者在抗议“华尔街”的这些雇员,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参加抗议的人本身并不是投资人,他很可能是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有些不是投资者的去抗议。那么这个从根本上来讲,实际上这个事情就是资本家抗议,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中不是资本家欺负了雇员,而是雇员欺负了资本家。这个例子中并不是资本的所有,而是被认为具有理财能力的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金融市场是一个资本市场,去寻找大量有理财能力的人,因此他才是强势。
    
      因此我们可以讲,在质疑的过程中不存在官商勾结,那就只有一种稀缺,你只要稀缺你就是强势,你不稀缺就不是强势。这是指的强权的情况下。这里有一个问题,由于稀缺造成的强势是不是需要制约?有一些对市场的原则保有信息,他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市场调节本身是可以稀缺问题的。那么简单一下就是市场可以自己控制,有的说很多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提高资本原来从稀缺变为过剩,反应的速度上就是利润的降低,而且从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大家知道马克思把资本下降的现象看成是资本必然,大家看过资本论就知道马克思并不是资本道德者。但是马克思看到的这一点,那么另外一些人他用这个事实,其实是在为资产的道德合法性做辩护,但是不管怎么讲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管怎么去用这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也的确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就是说什么东西稀缺他并不是固定的,由于稀缺他缺少供给,你不必干预或者改变。如果干预了有钱人认为会遏制它的供给,使得他更稀缺了,这是一种理由。但是有两点,这就是视差的问题。资本利润率的提高会有一个很慢的过程,但是资本前期来讲实现这步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可怜,我有没有权利要求解决的办法呢?这是第一点。并不是视差因素,并不是我们不可以考虑的。第二个有一些要素的供给刚性,并不见得稀缺就能够增加问题。比如说我举一个的例子,这个因素制约权利最重要的之一,权利东西是不能增加的。当皇帝利润最大的,这个跟自己的权利有关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他们的一些资源不能够通过简单的稀缺增加供给,因此这种稀缺造成的强势说完全没有限制的必要,当然也是不对的,或者说我认为是不易商榷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稀缺造成的强势进行某种限制,和稀缺本身由于市场本身的调节和自然解决,这两个理论我们也没有必要和他对立起来,其实这两个理论在发展中,我认为是同时起作用的。比如说当代发达国家它的劳动地位改善,比如我们知道左派的认为那是因为劳动力短缺,因此他们的利润提高了。那么一般经济资本主义者他就不认为劳动维权的作用,关于劳动的问题说法就是这样。那么他们认为这样的解释由于资本提高,资本相对过剩,劳动力的成本自然就提高了在经济发达国家资本并不稀缺,但是劳动就相对并不过剩了,那么他们的谈判就提高了。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其实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在我看来由于多数政策他就使得在劳动过剩的条件下,他的地位也不会过于可,而在他不过剩的情况下,他的地位当然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但是这个也是变化的,全球化以后就出现一个变化,那就是大家知道全球的资本在全球化以后他就有更多制度,原来发达国家资本他是用不起这些劳工的。但是全球化他就可以用这些利润群体,那么他跑掉了,你不就没有谈判能力了,所以现在中国的崛起的确在全世界内,对所谓的福利国家构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对于这点你可以见仁见智。可以说我们有些人认为是好现象,有些人对此忧心忡忡,不管是好现象还是忧心忡忡,我觉得他们应该这个现象对美国、对发达国家和对中国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左派人物对于这种现象在欧美产生的反应,我肯定会表示反感。由于西方的资本跑到低人权国家,而低人权国家我们要去抗议。这些资本欧美跑到中国来,实际上是减少了中国的资本稀缺,增加了中国的劳动谈判实力。相对简单一点,大量的资本涌入中国,而中国的商品输出到中国各地的,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谈判的由于在西方造成了资本的稀缺,但是在中国他其实是解决了资本的稀缺,有助于使中国的资本变得过剩。中国最近这一个时期劳动地位的改善或者说包括方方面面,当然和这个有关的。我们只是说由于中国的政策体系,由于对中国对公共维权活动的打压,使这个市场均衡对劳动有利的方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但是我们不能说市场均衡对劳动地位的改善和劳动维权是对立的。
    
      假如,一些外资进入中国,是由于中国的这个体制进行了某种待遇使他进入不合理的优势,这个问题本身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因为他所谓的超国民待遇是你赋予他的,而这个问题说穿了还是官商勾结的,而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中资还是外资都会有问题,这就是钮文新(微博)提到的所谓特权的问题。这里要说两点。第一个问题由于这一点当然我要谈到的更重要的就是最稀缺的资源,而且权利对限制制约也不是契约的关系。关于这点我要强调一点,我要引入到一句话就是肮脏的这句话,其实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4章,所谓的资本主义一般规律,讲的是资本通过资本交易产生剩余价值的问题。但是马克思讲的并不是这一章,他讲的另外一章,就是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讲的并不是资本积累而是资本主义以前现象。比如说海盗掠夺、强制圈地、奴隶政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强抢权,基本上就是一种强权行为,这种行为马克思没有用资本的概念。总而言之这个“血液肮脏”指的是抢钱行为,这个抢钱他不是资本的一般属性,甚至为资本的稀缺没有关系,因为资本由于稀缺产生的谈判强势和我刚才讲的抢钱行为也不是一个思维。
    
      有些人说原始积累虽然在资本社会以前,但是他是封建社中的资本因素,我说这是不对的。封建社会可以有资本的因素,但是这种因素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指的还是资本主义,比如说资本主义设计的手工业、电子,他指的不是杀人放火,杀人放火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在封建时代他们也是杀人放火,现代杀人放火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因素,说杀人放火体现了一种血液肮脏,比杀人放火更有用的就是强权带来利润,讲得还是一种强权,那么这个当然也是血液肮脏。
    
      那么最后我要说在一个时代有这个问题,原始积累以后的一切专制时代其实都有问题,而且在这个时代限制权利也仍然是左右派方式,在左派他们一直有这个共识。虽然他们不满意自由竞争,但是他们从来认为专制国家的待遇比自由竞争更糟糕。大家知道,即使马克思的重商主义比重民主义更干预,但是知道重商是国家干预,重民是对经济的。我们知道1902年俄罗斯民主党讨论中明确提出,沙皇政府可以保护工人,列宁就提出工人的权利只能靠自己的维护,不能希望一个专制政府会一个工人权利,而专制政府会损害工人的权利。当然列宁讲的工人权利只能由自己来维护,关于这点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可能认识有异议,但是对列宁这个反驳我觉得大家不会有异议,而且列宁的这些话包括马克思在内,也就是说我们不指望不受权利制约的政府。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游戏。大家知道两个小孩分梨,然后狐狸说我来给你分梨,他说你这个梨子太大,然后他又咬一个,最后两个小孩都没有梨子了。实际上狐狸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不受制约的。前不久我参加另外一个会,这个会上有两个企业朋友他讲了两句话我印象很深,一个人说他说其实把蛋糕做大和公平的分蛋糕哪个更重要,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这两种事情做得太多,而是偷蛋糕抢蛋糕的人太多了,既不是公平分蛋糕的人多,也不是做蛋糕的人太多,而是用权力抢蛋糕的人太多。还有一个朋友说假如工会和商会进行驳议,就是劳资双方进行充分的驳议。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量最大一块,国民经济增长快的多也比可持续收入甚至比资本邪恶的速度快得多。今天我们看到两个现象,第一,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毫无疑问是紧张的。我看过一个材料是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个材料说在中国最近这些年的通货膨胀中,其实中国的所有的物价区别于实际水平的优势,只有一个物价是特别低的就是白领。如果人民币还有升值压力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其实纯粹考虑目前的问题。所谓的人口白领这个劳动成本的趋势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对这方面民营企业导致高利贷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给出了民营企业一个生存空间。因此在目前的中国我觉得淡化官员矛盾,强调劳资矛盾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其实在今天中国劳资双方,无论牺牲哪一方都不太可能,而且牺牲的余地并不太大。所有的就是政府强权,我们要逼他让出更多。这块意见是非常大的,如果这块能够凸出来,企业的经营环境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我们都要找到一种底线,这就是我要讲的,谢谢大家!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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