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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集结须要及人性丑恶面与土改真相/谭松年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06日 来稿)
     在历史研究课题中,几乎每一件历史大事都有人进行深度的研究,唯中国近代史中的土改却甚少有人进行深入研究. 现存既有的研究都只是大概,非常肤浅,并且是错漏百出,就拿土改的背景来说,很多学者都沿用中共宣传丶政策文件里面说的那一套,旧中国土地过分集中,地主占有大部份土地,以收取重地租剥削农民,也是当时中国农民在衣不保暖,肚不饱食的主要原因;中共之所以能得到农民支持取得政权,原因就是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获得了民心等等, 人云亦云。据我研究和调查发现这些都是以历史事实不符的; 当前世界风云变幻,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直卷中东,中共一向被人视为独裁者,国内外很多仁人志士有意以革命推翻其独裁统治,以什么理念丶口号来煽动民众起来呢?这也是当前革命者思索的问题。土改牵涉到六万万人,一百多万条村庄,持续近一个世纪,死亡丶受害人数是世界事件之最。然而,在通过土改后农业丶农村并沒因此而得到很大的发展,相反政策反反复复,其间更饿死几千万人,到现在还引发很多并发症,农业还停留在一千多年前耕作模式的和落后贫穷状态,农民医疗丶教育丶养老也成问题,地方官员胡乱圈地引至极大民愤,令执政者诚惶诚恐。凡此种种,在这个时候研究革命者集结须要及人性丑恶面与土改真相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一方面可回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方面可以为冤者伸冤;三方面可以令革命者注意,不要重蹈历史覆辙,更好地引领革命;四方面有助执政者在处理土地和私有财产政策。
    一丶历代革命者是如何推出自己的口号进行集结的
     中国在历史上发生的革命不计其数,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也是他自己不择手段以求取得江山的真实写照。要起义除了有突发性事件外,还要有煽动人加入为自己效力的纲领性口号,到底中国历史上的起义者是如何推出自己的口号进行集结的呢? 陈胜吴广起义无论在任何朝代都是最惹人关注的,我们就从他说起: (博讯 boxun.com)

    1丶陈胜吴广“起义”.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秦政府征发闾左的农民去渔阳戍边,陈胜和吴广为屯长,戍卒队伍途经蕲县大泽乡时,遇到大雨,道路冲断,不能前进。秦朝当时的律例规定仆戍失期者斩,情急之时,陈胜吴广商议作反,一方面借鬼神之兆,大呼:大兴楚,陈胜王,一方面假托扶苏名号,劝募兵员,杀死押解的将尉,发动兵变,揭扞起义. 续而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伐无道,诛暴秦○1” 口号。连克大泽乡丶蕲县,并在陈县建立了张楚正权。
    在整个起义过程中,虽然有“伐无道,诛暴秦” 的正义口号,但从他们使人将写有“陈胜王”字眼的锦缎放进鱼腹中,有意让其他士兵看到,并在深夜使人走进有回响的深山大呼“大兴楚,陈胜王”,是借人迷信的心理,假借天意,迷惑人心,应该说这样的行为是蓄意误导,是不良行为。在《史记》中还有记载:“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龚上,帐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也就是说:陈胜少年时,曾经帮人打工耕田,当在田头坐下来休息的时候,百感交集,感怀身世, 非常苦恼。就是由于有这一段文字记录共派学者为此大造文章: 说什么在秦朝时中国的土地兼并已经相当严重,为了谋生,陈胜不得沦为雇农,受尽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因而对地主怀有强烈的仇恨,诱发他的逆反心理,从而速成了日后的起义,共派学者的论据是“佣耕”“怅恨”两个词。其实,这样是非常片面和断章取义,我们首先看看陈胜佣耕时的背景,当时,整个秦朝只有3000万人口,从秦朝版图可以看出,中原只开发了三分之二,整个江南丶西南丶华南人烟稀少,到处可以开村辟寨,而正好当时秦朝展开大规模开发领南政策,如果陈胜真只希望拥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为什么不去开村辟寨?为什么他偏偏要与人佣耕呢?很明显这个“佣耕”“怅恨”是另有内情,我们再看下一句:陈甠对同伙说“苟富贵,无相忘”,也就是说将来有朝一日大富大贵了,不要忘记大家。这样疑问就解决了,陈胜之所以佣耕,可能是因为佣耕比自己种还要好,他只顾收工钱,不会因为天灾影响收成而有所损失。然而,他不稀罕一亩二分薄田,不稀罕帮人做工的平淡生活, 他要大富大贵,他要做“鸿鹄”,而且跟着下来的起义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就更加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陈胜吴广起义并非真正是为了“伐无道,诛暴秦”,这口号显然只是晃子,他的主要目的是称王称霸。他不是要讨回自己的权利, 他是要取得决定别人生死存亡的大权, 而他的追随者,抱着迷信心态,以为陈胜为王已是天数,为了捞取一官半职而付和,绝非像共派学者所说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农民反地主的战争。
    2丶赤眉军“起义”. 西汉天凤五年(公元18年), 王莽复古“改制”失败,徭役赋税加重,官权滥用刑罚,樊崇在家活不下去,转到莒州雇给人家扎活,意图以此摆脫饥饿,谁知王莽新朝官吏在莒州更加残酷向农民勒粮逼税,扎活的樊崇为了活下去,伙同周边的靑壮年农民,于莒州起义。开始时赤眉军纪律严明,史书上称“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这也是起义军的口号。公元25年9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政权刘玄出降。然而,赤眉军却大肆在长安城中抢掠,及后还杀害刘玄,与他的起义口号背道而驰,使得百姓隐粮反抗,赤眉军被迫退出长安,但又遭“西州上将军” 隗嚣和风雪阻击。但当赤眉军二折长安之时,而此时的长安,已是“城郭皆空,白骨蔽野”了。
    赤眉军有最合情合理的起义口号,保护每一个人的权益,但他失败了,主要是由于他讲一套做一套,失之于民心,虽然在长安城中抢掠,并非早有预谋,可能是士兵太过饥饿引起。在整个历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饥饿”“勒粮逼粮”“风雪”“大旱”等字眼,可以断定当时是发生了连续几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但在这个时候更应该秋毫无犯,同百姓共渡时艰。然而,在这种环境下相对更加容易得到江山。
    3丶黄巢之乱。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在长垣起兵,黄巢和子侄黄揆丶黄恩邺在冤句起兵响应。乾符三年(公元876年)七月,天平节度使宋威在沂州城下大破王仙芝军,王仙芝率残部逃走,宋威向朝廷假称王仙芝已死。王仙芝却转攻山东丶河南并进逼汝州。九月,攻克汝州,杀唐朝将领董汉勋,俘虏汝州剌史王镣,宋威紧追王仙芝,不作姿态,他与曾元裕说:“昔庞勋灭,康承训即得罪。吾属虽成功,其免祸乎?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王镣是宰相王铎堂弟,王仙芝对他十分优待。王镣为王仙芝写信给蕲州刺史裴偓,表示原意接受招安。是年年底裴偓诱降王仙芝,愿授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之职,黄巢坚决反对,大骂王仙芝“始吾与汝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汝独取官而去,使此五千余众何所归乎?” 随后以杖击伤仙芝头部,头破血流,其众喧哗不已。招安不成,不久两军分裂,三千余人从仙芝掠蕲州,黄巢引兵二千北上。不久仙芝兵败被斩杀,残余部队即投奔黄巢,推黄巢为黄王,自称“冲天大将军”。乾符五年(公元878年)三月,黄巢军进攻汴丶宋二州,受阻,转攻卫南丶叶丶阳翟等地,朝延征调义成兵三千人守卫东都附近的伊阙丶武牢等地,河南一时势壮。黄巢遂率军渡江南下,与旧部王重隐相呼应,攻下饶丶信等州。同年十二月,进入福州,转入广东。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九月,攻克广州,俘唐领南东道节度使李迢。控制领南,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檄文,斥责朝延“宦竖柄朝,垢蠧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广州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重要的财赋供应地之一,黄巢军在广州大肆滥杀无辜,据《中国印度记闻录》记载,阿拉伯丶波斯等穆斯林商人和犹太商人被杀者有二十余万。广明元年十一月(公元881年1月16日)黄巢在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原朝官员,四品以下留用,余者罢之,不久,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唐宗室留长安者几无遗类,唐室官员惶惶不可终日,《秦妇吟》言:“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烧为锦诱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又没收富家财产,号称“淘物”,宫室皆赤脚而行。次年,唐军曾一度反攻长安,贼军暂时撤出,驻军灞上。唐军入城后烧杀掳掠,不得民心。黄巢贼军当夜反攻,将唐军驱逐出城。这一次黄巢恨城民协助官军,于是纵兵屠杀,血流成河,谓之“洗城”。黄巢贼军所过之地,只顾著吃粮,极少建设,百姓眥净丶赤地千里。
    黄巢起义军在短短的9年纵横全国,雄师百万,夺取长安,共派学者认为是地主阶级和农民的阶级矛盾,是在地主阶级压迫剥削下的反抗,是“天均补平” 纲领口号的凝聚力,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相当重要的农民起义运动。我们认为这恰恰是中国土匪政治的开端,他们打着“天均补平” 的旗号到处抢掠,将打杀抢合法化,利用人性最丑恶的一面,不劳而获心态抗大自己军队。而且黄巢本身也是一个走私犯,不受约束,生性张狂,无法无天,竟敢与朝廷緝私队发生多次武装冲突。有些共派学者认为黄巢没做过杀戮之事,是写历史者有意加害。但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掠夺,在短短的9年时间战斗如此频繁,三军粮草从何而来,广州是当时的国际商贸中心,如果沒有在广州掠夺大财富,干吗要杀几十万人,如果没有掠夺财富那么多年的征战军费从何而来。以下还有很多历史证据:《旧唐书丶列传第一百五十丶黄巢传》载:“贼围陈郡三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俄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新唐书丶列传第一百五十下》:“楷击陈州败死,巢自围之,略邓丶许丶孟丶洛,东入徐,衮数十州。人大饥,倚死城堑,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匡碓,穈骨皮于臼,并啖之”。《资治通鉴丶第二二五卷》“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可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干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丶许丶汝丶唐丶邓丶孟丶郑丶卞丶曹丶濮丶徐丶衮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4丶王小波李顺“起义”。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青城王小波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的口号聚众起事。仅十余日,就聚众数万人。占领青城后,起义队伍分兵两路向江原丶彭山进发,十二月王小波阵亡,起义队伍推举李顺为首领。淳化五年正月,起义队伍攻占成都,李顺建立政权,自称大蜀王。
    反映这段历史的资料并不多,但共派学者却对这次起义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李顺领导的是农民起义,他严重打击了地主阶级,标志着中国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自唐未五代以来,一直为封建割据势力所把持。这里曾建立过前蜀丶后蜀等割政权,朝代政府势力在此非常薄弱,官僚丶恶霸横行。由于它地处中国西南部,峻岭环抱,关隘林立,地势险阻,所以当时的朝廷也无可奈何,而恰恰正因为这一点,使得历史上所有犯事罪恶之人都逃避到这里作为栖身之地,这些人为了生存,最终沦为王小波式的“旁户”。虽然史书有记载:“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为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然而,《晋书丶食货志》记载:“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足以证明“豪户”非地主,而是官僚或恶霸,而“旁户”也非农民,是流民。所以我们认为王小波丶李顺起义,只不过是一次黑吃黑的土匪斗恶霸罢了。当然他的口号“均贫富”,也是受黄巢“起义”所影响。
    5丶钟相杨幺“起义”。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灭北宋,康王赵构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南宋。钟相小商人,暗中传教,钟相之长子钟子昂是年招募一支300人的勤王兵到赵构即位的南京应天府,随即被遣回乡,回来后“团集在家,结成队伍,多置旗帜,器甲,意要作乱”。建炎三年,赵构迫于金军攻势退兵,谋偏安江南。时金军紧逼南下,宋溃军沿途剽掠,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繁贼重,激起江南民众纷起反抗。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钟相起义,抗击溃兵游冦集团抢劫,破州县,焚官府,杀贪官,口号等贵贱丶均贫富,得鼎丶澧丶潭丶岳丶辰等19县民响应。三月,遭宋溃军游冦集团孔彦丹部镇压,义军奋力抗击,初战获胜。后因孔彦舟遣间混入义军作內应,钟相不备,被俘杀。钟相牺牲后,数十万义军在杨幺率领下转入洞庭湖区,据湖泊港汊为险,濒湖设寨,兵农相兼,继读与官府抗衡。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四月,杨幺立钟相少子钟子义为太子,自号大圣天王,重建楚政权。
    早在钟相杨幺起义前,洞庭湖地区由于长期横征暴敛,加上金兵铁蹄的抢夺已是千疮百孔,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鼎州一带残破至极,满目荆榛。为剿杀起义军,宋将李纲派兵占领了洞庭湖附近富庶的村落,岳飞禁止百姓贸易往来。更不幸的是,赶上南宋遭遇特大旱灾,“田畴荒芜”,“水乡荒索”,“州县荒残”,全国饿死者不计其数,宋朝士兵也只能5天才分到糯米一斗,百姓不得已卖妻过活。本来在这内忧外患的现实背景下,起义非常正义,他们可以打着一驱外敌,二除暴政作为动力,团结起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然而,起义军却大径相驰,推出“均贫富”土匪性质的口号,又说什么“等贵贱”。然而,却讲一套做一套:杨幺自立大圣天王后,把这四个字写在大旗上以示身份,所有人都要对他俯首称臣。杨幺和钟子义的居所像宋朝皇宫一样,称“内”,还设有三衙大军。钟太子为显示高贵,还在龙舟上摆设龙床、龙簟和金交椅。很明显纯粹是做皇心切,并非为仓生天下百姓。像黄巢一样,起义军除掠夺财富外,还“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寓居鼎州的皇亲,“昭宪太后之裔”杜防、澧州知州黄琮、澧阳县令叶畲、桃源县令钱景、荆门知军事吴日方、江南著名僧人武陵文殊心道祥师、反抗起义的袁显、为朝廷充当说客的晁遇等人都命丧起义军之手。本来朝廷派出说客,为百姓性命财产着想,好应该跟他们谈判,运用政治智慧,展开政治妥协,或者会成为多党政治的前身,但杨幺错失了这个大好机会。然而,也逃不过土匪政治的平价。
    6丶张献忠“起义”。明思宗崇桢三年(公元1630年),张献忠在米脂追随府谷人王嘉胤起事,自号八大王,初属王自用,王死后改投高迎祥。1635年张献忠参与荥阳之会,议决进取,与高迎祥等共攻略东方,攻破凤阳,焚明皇陵。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故分裂,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1637年遭明军总兵官左良玉部的进攻,张献忠起义部队严重受损,张献忠本人受伤。1638年,张献忠在湖北谷城受招安授予副将。驻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镇,以示休兵。1639年,重举反明大旗,转战四川境。1641年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监军兵备副使张克俭丶推官邝日广丶知县李大觉丶游击黎安民等同死。1644年攻破成都,巡抚龙文光丶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圮全部自杀身亡。张献忠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份州县。8月16日登基成为大西皇帝,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本来,张献忠有非常正义口号:剪除贪官污吏。在历史资史中也看不到有掠夺的证据,应该予以正面评价,但从历史资料中显示他是一个凶残暴君,有《平冦志》记载:“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丶丶丶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末有”。另据清朝史料记载,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退出成都时,绝望之下,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有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20户居民,天府之国四川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导致后来清朝时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大规模移民潮。所以,也逃不了土匪的评价。
    7丶李自成起义。明崇祯二年(1629年),身为军把总的李自成在榆中发动兵变。李自成起义后转战汉中,在投奔王左挂丶张存孟。之后,再投奔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从子午谷进攻西安时兵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杀,高迎祥残部投奔李自成,李便被推为“闯王”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京城与崇祯帝秘密淡判,据《小腆纪年附考》卷四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丶丶丶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双方谈判破裂。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所部军,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进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时崇祯带著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宫,大臣皆已逃散,最后崇祯前往景山自缢身亡。
    李自成是一个杀人犯出身,但在整个起义过程中甚少滥杀无辜,反而在历史资料中可以见到:“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2”“金钱数十万赈饥民” 等字眼。又有“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所为闯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异人,故军中亦无识之者”。可以说李自成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人,虽然他有“均田免粮”等“平均主义”及误导性的口号。但是,我们相信投军者并非受此诱惑,而是基于当时兵荒马乱,做平民很吃亏,出于保护自己的方法。历史还有记载:“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3” 要前朝官员补交税款我们认为是必要的。“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4”,“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5” ,“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6”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对滥用刑罚,士兵抢掠平民百姓,我们不能接受。虽然, 他不是以掠夺作招徕, 可能是因为士兵历年征战, 现得天下, 居功自傲引起, 但是也必须遣责.
    8丶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曾多次到广州参加科举,落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4年),他与表亲冯云山丶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在广西贵县一带传教,不久返广东,学习《圣经》,之后再前往广西挂平与教友冯云山会合。1848年初,冯云山被石人村地方团练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前往广州欲以“传教自由”为由,找上层关系营救。后冯云山被信徒集资贿赂桂平知县王烈,而得到释放。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团营令,要求会众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偏伍,同年年底,太平军先后在思旺丶蔡村江与清军展开战斗,由此开始了与清廷的武装对立,初以“大平”为号,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并实行公有财产制。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后改称天王。1851年秋,太平军占领永安州。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3月19日攻克江宁,两江总督陆建瀛阵亡,太平军将江宁改名“天京”定都在此。
    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虽然他的口号更近乎土匪语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历史资料中也有记载他杀人,掠夺。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就有这样的记载:“所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满地荆棘,丧失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以富庶著称的长冮下游各省,受祸尤烈,几于无地不焚,无户不擄,死亡殆尽。幸存者亦均面无人色,呻吟垂毙”。然而,他并非以眼前利益和无度自由作招揽。也不是像共派学者所说的由于《天朝田亩制度》要均地权,而唤起农民。根据数学坐标图分析,洪秀全推出《天朝田亩制度》后,发展趋势图显示反而缓慢了一年才到高丰期。所以,太平天国起义主要是宗教作号召,权立事实作巩固。
    二丶人性的丑恶面
    1丶人性的正义面
    思想指导行为, 人的思想为之人性. 人性有正义的一面,孔子在《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生性是善良的。那么正义又是什么呢?人人都能接受的为之正义。《韩诗外传》卷五:“耳不闻学,行无正义”,《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汉,桓谭《抑讦重赏疏》:“屏羣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 三国,魏,曹植《七启》:“览盈虚之正义,知顽素之迷惑”。 也有人将正义解释作:正确本来的意义和公道正直;正确合理,都是非常抽象或仅点到题。
    人是群居动物,你要在群而居,你所做的行为,就必须人人都可以接受,否则你就会成为千夫所指,无法立足。所以,正义成了人类世界的主流。那么是不是正义的人就不会做坏事了呢?非也,无论是那一个人,包括所谓的名人丶圣人,他们都会做坏事。当私欲出现,但在正途沒办法完成,恶念就会出现,如果在那时有后果画面出现,显示得不偿失,私欲就会隐藏。相反,如果此时有来自思想内外的兴奋剂,他就会完成罪恶行为。好人做坏事,名人被暴内幕太多了,就不举例了。
    2丶人性的丑恶面
    儒家荀子以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可见丑恶在人性中占据的位置。早在中国古代也有心魔之说:人的心中有一个天使,一个恶魔,即善恶两面。心魔就是人性的丑恶面。仇恨心、贪念、妄念、执念、怨念等都属于心魔;也有人认为:人性丑恶乃是兽性。心魔大部份时间是隐匿的。但当私欲急切的时候,兽性就会大于人性(正义)。如果此时被族群隔离,他就会兽性大发成为恶魔。然而,恶魔也有人性的一面。他对自己可以容忍丑恶,但对人他又会以正义衡量。当他看到有人被欺负的时候,他也会出手相救,他也会做好事,但是丑恶还是贯穿了他的整个人性。我们经常在电影中可以看到: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他看到路边有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孩,非常可爱,他就会动恻隐之心,抱回家中,无微不至,养大成人,视其如命。
    3丶革命者如何煽动利用人性的正负面
    在中国古代历次比较大的起义中,号召口号可分为三类。一丶正义的。夏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陈胜丶吴广:伐无道,诛暴秦;赤眉军: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王薄:无向辽东浪死歌;李密: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张献忠: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等,他们的口号都是正义的,他们主要是抗暴君丶护秩序丶反徭役。然而,往往正义的口号他的号召力却不大,因为太遙远,太抽象,太广泛了,吸引不了人。二丶中性的。导人迷信的口号,李通:刘氏复起,李氏为辅;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韩山童: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洪秀全:他有迷信行动,但没有迷信口号。他们主要是借巫术丶预言丶教派作凝聚力,他们队伍是最团结的。三丶丑恶的,土匪性质的。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巢:天均补平;王小波: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均田免粮;洪秀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他们主要是煽动人性的仇恨心丶贪心丶妄念丶怨念打家劫舍引人加入,维持军费。然而,往往利用人性的丑恶面动力是最大的,因为利益来得直接丶现实,所以被最多起义领导者采用,及后的毛泽东更加将它他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丶土改真相
    1丶农民与土地的历史
    农民的历史也就是土地的历史,土地的开发伴随着农民的迁徙,农民的迁徙伴随着土地的开发,几千年来土地的所属都是奉行先入为主丶自由调整的原则,而土地的重中之重就是田, 引起最大争议的也是田. 据说,早在夏朝, 商朝, 周朝出现过皇家分配耕地的 “井田制”, 一井分为9个方块, 周围的8块田由8个人耕种, 中间则是皇家公田, 所有人必须先合力耕好中间的公田, 才能回私田工作. 本人认为, 井田制度可能仅仅是由于当时赋税未发展, 市集未健全, 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制度, 由于实际地形地貌的千差万别, 这种制度可能从未得到过严格的实施, 就算有过实施, 由于管理上的困难, 可能只是在皇权集中的地方, 没有可能维持1800年之久. 而在“井田制”以后, 虽然有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 但几乎沒有那个皇朝对土地作过全面的干预丶调整, 相反, 据有地方志记载, 洪武三年(1370年), 明朝皇帝朱元璋为了繁荣土地, 鼓励苏州丶杭州一带民众迁至风阳(濠府)耕种, “所种之田永为己业,官给牛、种、舟、粮等钱物以资助,且三年不征税”. 所以总的来说土地的历史是平静有序的, 但是到了近代, 从太平天国时期的 “天朝田亩制度”, 到孙中山的 “耕者有其田”, 再到中共 “打土豪, 分田地” , 不但沒将土地的利用值发挥最高, 反而给土地带来前所的混乱, 还增加了几分血腥味儿!
     中国的土地开发过程是自东向西, 由北向南, 根据中国各个朝代的地图记载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在战国时期人类多聚居于华北地区,黄河以南几乎是一片空白,到秦丶汉时期中原一带开始多人聚居,但重点还在华北。中国的彊界很有趣,每一次的战争都带来一次大开发, 国土的大扩展, 这不是军队侵占带来的, 而是大批逃避战乱的难民, 他们往往会选择边远, 土广人稀, 依山傍水的原始地, 开村辟寨, 筑陂围滩, 垦荒造田, 通常是一户人一个地方, 除宅地丶农田, 他们经常性的活动范围就成了他们的属地, 外人不得侵占, 所以通常一个村都是一个姓, 也有两个姓或同姓多家的, 大多是由于繁衍几代后仍然人丁单薄, 为防外敌, 而正好有人寻找新地方落脚, 相方同意才迁入的, 当村中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他们又会分支另辟基业, 到清朝初年全国大陆基本上开发完毕, 这个规律贯穿了中国土地历史主旋律.
     在开发过程中由于各地地形地貌千差万别, 各人的对水土的认识有深有浅, 各地各村的土地数量也不同, 会利用地势的人只需少少劳动便开垦得千顷良田, 相反有些人几代下来才造几百亩, 经过几十代的繁衍后,每个人也有了不同的背景,比如有些同龄人,但已是公孙辈份,有些可能几代单传,有些无儿失嗣,每个家庭拥有土地自然就参差不齐, 此时农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需要,就通过买卖完成调整, 实现农有其耕, 耕够其食, 当粮食吃不完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个小酒坊, 做点小生意, 这就成了土改时的地主.
     在春秋时代以后, 中国可以说是战祸连连, 每一场战争结束, 特别是中原地带, 由于当地居民为逃避战乱大多迁居, 都会留下有很多无主农庄和荒芜之地, 有时就会引起很多散兵游勇丶流民丶官僚争相霸占土地, 东汉末年的 “屯田制” 以及北魏丶唐初时期的 “均田制”, 都是为了处理这个混乱的局面而作出, 但执行的时间不长。而很多所谓的 “兼并”说, 是指这些地区。更有甚者有共派学者将统治阶级官僚圈地,强加到地主的头上,与地主相提并论,比如:和坤丶徐乾学丶高士奇等,大家都知道这些人明明是官僚,怎么会是地主呢!这是极其反动的行为。在中国土地历史大河中,官僚恶霸王圈地,只是一条很少的支流; 完全是中共为了土改的目的而过分渲染罢了. 退一步说,如果真如共派学者所说的,中国历代都是土地兼并,土地高度集中。那么中国一早就农业现代化了,难道地主没有思想智慧,与其逐家逐户的去收租,倒不如机械化产值来得高,太平天国还未起义,美国已经开始运用机械犁丶发割机丶播种机丶割草机丶脱粒机了,难道中国的地主看不到吗?都是皆土地太少太分散,英雄无用武之地罢了。如果中国的土地历代都高度集中,可能中国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机械化了。
    由于从秦未到东晋的600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朝代变更战争最为频密的段落,到了东晋时期长江流域成了开发的高峰,人口也散落到全国各地,连一贯认为是蛮荒之地的领南也开始有人聚居。
    唐朝时期整个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已经非常兴盛,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战乱,更换了众多的朝代始终找不出一套和平改朝换代的办法,在唐朝到明朝的800年间,又发生了无数的战乱,更换了十三个朝代,到了明朝是中国人居住最分散的时期。
    南粤是中国最迟开发的地区,根据广东各县县志的记载,广东大部份村庄都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明未清初全国大陆基本开发完毕。
    我们从谭氏迁徙的过程,就能生动看出,中国开发的过程,谭氏早年活动于山东,后因战乱丶逃避瘟疫丶汉朝时迁徙于河南丶山西,唐朝时迁徙江西,宋朝时迁徙广东,明丶清散落到广东各地。
    说到土地不得不说说剥削, 所谓的剥削实质是指城郊, 由于中国一直战乱连连, 城郊首当其冲, 很少人愿意在城郊定居, 因此城郊农民拥有的土地一般较多, 然而,凡是在城镇郊区都会有很多流民, 这些流民为生存,有时会租田耕种, 也有商人亦商亦农, 以求解决口粮, 由于这些人短暂性和流动性大, 风险也大, 所以田租必然会偏高, 据本人调查,一般的佃农在当地居住都未超过三代, 超过三代的一般可以自己买田, 至于雇农当时的长工, 薪金要比自己种田高几倍, 又沒有天灾风险,但一般人想做也不行, 因为东家一般都不会随便请, 要诚实可靠, 勤恳的人才够资格! 现实的民国时期佃农非常之少。
     最近, 我看到一些学者在境外媒体节目上的公开谈话, 以及很多讨论到土改前耕地田租的文章, 他们说旧中国的确存在剥削问题, 农民辛苦劳动一年, 所交地主的田租达七成, 自己只有三成的收入, 可以说这些学者存在严重的错误! 他们“听价不听斗”, 不懂得农业耕种, 又缺乏深入了解。
     本人曾在农村调查了一些老农,他们说:当时肥田的田租最多是五箩谷, 一造每亩通常能打六箩谷, 一年两造就是十二箩谷, 实质田租只是当时产量的四成, 而不是七成, 而地主所收的田租中有两箩谷要交税给政府, 也就是说地主租出一亩田一年的收入只是三箩谷.
     在过去, 农耕基本上是一种一收, 没有什么管理, 也没有化肥丶农药丶除草剂之类, 农民付出成本和劳动就是: 一亩田大约是四斤的谷种, 犁耙丶耕牛每天租约一斗谷, 还有撒一些草灰.
     劳力方面: 犁田丶耙田要一天, 播种丶插秧加上两次荡(除)草要三天, 撒草灰丶灌溉丶晒田丶赶赶虫鼠加起来要二天, 收割晒谷要四天, 总体一亩从犁田到晒谷要十天功夫, 早晚两造下来就是二十天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那来辛苦一年呢? 就好像现在的农民工, 春天在家播下种, 就全家南下打工, 等到秋天就回家收割, 你总不能将在工厂打工的时间算到农耕上去吧! 据资料显示, 当时的市场售价是14元一石米, 如果将收获到的谷折米计, 一共是245斤米, 这二十天的功夫却赚了28元, 比当时的巡警月薪还要高两倍!
     所以当时地主收的紧紧是反映土地的价值, 绝无半点剥削, 有剥削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有收税, 但没有尽兴修水利丶改进五谷的责任, 导致谷物品种老化, 产量极低, 使农民有种无饱, 没有大力发展工业, 使无田的农民难以转型.
    2丶地主的作用与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铁器的出现, 开始有人将它打制成尖锐的农具, 用以农业生产, 彻底改变了农民耕作不翻土的习惯, 使产量大大提升, 这是中国第一次农耕文明, 但是由于仍是手工操作, 农民耕种的田地非常有限, 没有办法抗大生产, 只能自给自足, 改变不了不种田就没饭吃的全民耕作状态.
     据一些老农叙述说:某一天, 一位年轻的农家小子看到一群野牛在自家田边沼泽戏水, 牛脚卡住了大水时冲下来的枯树, 那牛还不停向前走, 把沼泽的烂泥拖得异常平整, 这小子灵机一动, 我何不做个工具要它来拉, 帮我平整土地. 耙就这样出现了, 后来传到各地, 触发有人发明了犁, 专门用于翻土, 此后经过近一千年的不断改进, 犁耙配合得天衣无缝, 到东汉时期得以全面普及.
     牛耕的出现, 让农民开发出更多的土地, 扩大了生产规模。这样就使农民有了盈余, 一些熟练掌握耕作技术的人,收获还非常丰厚。这就为地主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也直接令到乡村市集繁荣起来。农民们往往用自己多余的东西,去换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市集的繁荣,使得一些由于牛耕而节省出来社会劳力, 相继投入市集, 如售卖农具丶缸瓦丶草席丶杂货丶肉类丶竹器丶茶馆等, 这是中国农民的第一次转营, 形成了中国任何行业的人都出身自农民的特点。这些人一旦生意稳定了以后, 他们就会弃田从商, 将乡下的所有农田变卖, 套成现金, 抗大经营规模. 正巧, 由于地主他收人丰厚, 以及不断的积累, 使他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去换取更多的农田, 地主就这样出现了, 这就是中国第二次农耕文明.
     长期以来, 中共宣传地主靠巧取豪夺兼并农民的土地, 贫病的农民为了医病不得不变卖土地等。其实, 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任何疾病者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家人将土地变卖来为自己医病, 这样不但自己要死, 连累全家也要跟着死. 然而, 在当时也没有当今如此先进的医疗, 需要那么多的钱, 这是完全中共为了土改合理化的需要有意编造的.
     历史进程来告诉我们, 越多人洗脚上田, 社会就越文明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有大批的农民洗脚上田, 才有中国经济如此高速发展. 然而, 正当农耕由全民耕作走向部份耕作, 由部份耕作走向精英耕作的时候, 毛泽东却偏偏要把进步社会拖回原始社会, 搞土改, 搞平均田地, 禁止农民转营, 搞城乡二元户口制, 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 障碍了工商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假如没有土改, 中国的农业必然由牛耕时代转向机械时代, 由经验时代转向科学时代. 必然有更多的农民提前60年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然而, 由于土改, 打乱了整个社会链, 今天工商虽然得到很大的发展, 农民也走向了城市, 但尾巴却在农村, 户口二元化, 耕地没办法转让, 致使出现了工商业达飞猛进, 农业却陷困境的崎型状态, 也扼杀了中国第三次农耕文明的到来!
     中国有8亿农民, 现代社会跟本用不着那么多人耕田, 如果按照中国有18亿亩耕地计算, 按照中国的现有科学机械水平, 只要有4500万农民就足够, 如果到达先进国家水平, 那就只要600万农民就足够.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然而,不管是那一个朝代的地主,都逃脱不了富不过三代的周期率。
     当年的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
     地主们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思想,深入骨髓. 怜贫恤老、救济寡孤、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他们凭借着自己的知识为村中的建设做出贡献。
     有恒产者,始有恒心. 因为地主们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 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农村有一句古话 “见人好禾换谷种”, 也就是说在农田里看见人家的谷物特别丰收, 品质特别好, 就将自己收成的谷物跟人家交换作为来年的种子, 所以研究培育粗壮丶质优丶丰收谷物种子非常重要. 当然, 如今时代昌明了, 近几十年这个责任就交给了大专院校的头上了, 但是在过去主要是靠农村中精英分子, 这些精英长年的农作物收成都比别人好, 日积月累他们富裕了, 顺理成章的成了地主.
     很多人都知道, 农作物一般十年左右就会渐渐老化, 收成每况愈下, 直致果粒无收. 所以必须不时改造农作物品种, 改变或新增加一些新的基因, 使农作我长期保持年轻, 产量品质才有保障.
     那么那些地主是如何改进五谷的呢? 当然他们没有现在的科学, 有什么直接改基因种子, 太空种子了.
     地主们改进五谷, 主要靠长期的经验累积, 细心观察, 勤劳所取得. 在长期的劳作中他们发现新地(没有种过该种谷物的土地)的谷物生长特别好, 收成比旧地(长期种植该种谷物的土地) 要增产三成左右, 于是他们灵活实行轮作生产, 采取今年种水稻, 明天种杂粮的形式. 他们还发现恶劣环境下生产出来的果实, 在正常环境下种植特别高产, 例如: 花生, 秋植种出来的花生虽然果粒细小丶 皮皱, 但作春植种子却特别高产. 在同样的季植中他们还分出早丶中丶晚熟的种子, 分散劳作, 以免劳作过分集中, 应接不暇, 令到谷物熟透落地造成浪费, 人畜劳累过度. 他还采取不同种类不同季节的作物相互授粉, 异地异种互相交配等来改造物种.
     地主们研究培育出新品种后, 不自私自利, 多向一方的农民兄弟传播, 续渐形成了各地土特产, 那个地方的地主专长种养什么出色, 那个地方出的什么就出名.
     地主改进五谷, 为农作物的不断更新换代, 为连绵不断且越来越多的人类粮食供给, 为当今的农业科学化经验累积发挥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然而,当他们有丰富的收入,就承担起了农村中救助弱小的责任,很多兄弟农作物失收,不够食,或遇到钱银手紧的时候,就会向他们借,当时全国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借粮是借一担还三箩,借钱最高是九出十三归,有人说:这是血盆大口、重利盘剥。如果站在当今商业社会就算不了什么。事实上,弱者并沒有交税地主,而是交税政府,求济弱小乃当是政府的责任,地主沒有义务。然而,政府却沒有承担,而将承担转架给乡村地主,而基于对地主的一种鼓励,对弱者的一种承担,息口偏重是需要的。然而,这却成了以后剥削论和杀害地主的一个口实。
    3丶耕者有其田与共产主义
    清朝末年,农民处于非常贫穷状态,据一些农村的老人说:“xx专门到人家新坟里,挖开泥土偷陪葬烧酒丶饭团丶果品吃”。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当然也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在1905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时就制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的革命纲领。1924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把三民主义改造成新三民主义,并提出“耕者有其田”。本来在当时世界各国,纷纷成立共和国或君主立宪的大气候下,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也是中国人民受尽了几千年帝制和番邦外族的蹂躏所期盼的。但是,他却在未经深入调查农村土地分配状况,不弄明白每个人的不同背景,人与人之间本身的不公平,每个人的志向能力,盲目把太平国的土匪式口号搬出来,这是不负责任,也要对日后的影响负责的。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以后, 辗转进入井岗山, 井岗山是个不毛之地, 如何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呢? 在整篇《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想到去抢,但如何抢得其所?抢得合理呢?中国素有将锄强扶弱丶劫富济贫的匪徒称之为侠义, 毛泽东也深知中国人非常现实,眼前利益观相当严重,他也不可能不知道黄巢之所以能够纵横中国的原因。正好,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毛泽东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及“耕者有其田”是受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 所影响。毛泽东急中生智:这些口号不正是恰恰迎合自己当前的需要及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
    于是毛泽东在井岗山展开了初步的“土地改革”. 并以 “打土豪丶分田地” 为口号, 大肆怂恿农民掠夺村中富户的财产,并实行人身摧残。在外,大肆宣扬,自己是实践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拉拢孙中山国民党的支持者,企图使自己抢劫杀人合理化。由于中共在井岗山“土改”初试啼声,尝到了甜头, 1947年10月10日中共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时颁布了[中国土改法大纲], 首次将土改正式合法化, 全面吹响了杀人丶掠夺的号角, 在新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土改! 大规模的掠夺! 大规模的杀戮!
    所以,中共之所以获得农民的支持,并不是因为“土地改革”,而是因为他纵容农民的罪恶心理得到放肆,随便抢人物资,随便致人于死,还可以像毛泽东本人所说:“土豪劣伸的小姐小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农民一下子有了决定别人命运的权利觉得非常得意,这才是农民支持共产党的原因。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孙中山,他们都不知道当年农民贫穷的原因,其实,当时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是粮食产量低,而导致粮食产量低有几个方面:一丶稻米品种老化, 缺乏改良; 二丶水利设施落后, 容易受水灾丶旱灾冲击; 三丶缺乏土壤研究, 田地瘦削; 四丶缺乏病虫学研究, 防虫抗病能力差.致使好年产量低, 灾年裸粒无收的恶性循环.
    孙中山先生并未耕过田, 用“耕者有其田” 足以证明孙中山的片面性。土地乃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足以证明他提倡的民权是骗人鬼话。
    有共派学者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辛辛苦苦一辈子都是为了土地。事实却不是这样,在过去土地并不像现在那么值钱(因为现在工商业发达了,财富多了土地才有天价),也并不像有学者所指的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当时,中国人只要有了固定的居所,屋不漏雨,他们就心满意足,他们根本不想很多的拥有耕地,因为拥有耕地不管你耕与不耕,有无收成都是缴税的,人的自由会束缚在土地上。所以在旧中国土地有参差,但基本上平均的,因为他们结合了自身的耕种能力,人口多少来自我调整,自由买卖。
    现在再论天下之土,天下人所有“平均地权”这一说法。从字面解释这句话似乎无懈可击,但我们仔细分析:首先看这个土字,土一直奉行的是先入为主的规则,无论是中国丶外国也是如此,否则就会天下大乱。中国之村大多是族长率妻儿在原始或荒废之地开发而来,族长死后,就会将土地分成两份传给儿子,儿子死后,就会将各自的土地传予孙子,然后一代传一代,如果大儿子子多孙多,当然分得土地也会越来越少,小儿子几代下来人丅单薄,他的儿孙土地也就越比越多了,这样就造成了土地参差的原因,当然我在上面说过了,他们会根据自身耕作能力,人口的多少,自由买卖,自我调整,但为了讨论平均地权,我姑且当他不会这样。现在讨论那个人字了,本来族长死后将地平均分给两兄弟无可厚非,公平致极,但问题是大儿子几代下来一共有几十个小孙子,小儿子几代下来只有五六个小孙子,这是同样是孙子,但这个人字就有不同写法了。用现在的话说:谁叫大儿子生那么多,不计划生育,凭什么大儿子生儿子要小儿子负责,分小儿子的田地,如果这样可以成世界,很多就会什么也不做,就娶老婆生儿子抢占天下,至于那些流民,凭什么要和本地人平分土地,要平分只能回老家去!
    现在再看看他的做法:对地主征收重税,再用地主所交的课税强征地主的土地,用人家缴交的钱再掠夺人家的财产这是什么逻辑,又是什么道理。
    结果,平均地权后,如果可以自由买卖田地不久就会回到耕田能手的手上;如果不可以买卖,多生者依然会无地可耕,那时政府什么也不用做,就只有天天搞土改!
    4丶土改运动的过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定都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此时,周围人心惶惶,大批商人和农村富户争相举家逃亡香港丶澳门。初初建国,百废待兴,资金奇缺,一九五o年一月廿四日, 新解放区开始有步骤有准备的“改革土地制度”, 当日,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各级人民政府里设立“土改”委员会, 组织各级农民协会直接指导“土改运动”, 为了动员组织指导农民群众实行“土地改革”, 各级农民协会作为“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直接指挥机关。在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 在一个时期之内, 各级农民协会成为乡村之中一切组织的中心.
    六月三十日,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内容包括:“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是句非常响亮的口号,但无论我们怎么想象,也看不去土地改革跟工业化有什么关系。反而觉得,土地改革后将人捆绑在土地上,土地财产沒有办法兑现资金,如何有资源开拓工业。“ 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既然是土地改革,没收耕畜丶农具等直接工具是须要的。但又跟粮食丶房屋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粮食丶房屋是土地剥削所得,那么人也是剥削产品养大的,要不要沒收让他们做奴隶呢?不过在日后共产党真做到了这一点。“ 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现实恰恰相反。“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七月十四日,为了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务院公布两个通则,《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和《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将农民协会和人民法院作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和司法机构,直接由县丶市人民政府领导。一批“土改”工作队先锋队奔赴农村,“访贫问苦,宣传政策,扎根串连,发动贫农丶雇农找穷根,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 当时就塑造了一个诉苦典型冷月英, 全面煽动农民仇富,挑起农民内部矛盾,搜黑材料;组织孤寡妇愚成立农民协会;调查土地分配状况。以下是广东崇中村调查出的当时土地分配状况:村子总人口180人, 其中地主丶富农17人, 占人口的10%, 贫下中农163人, 占人口90%; 总田450亩, 其中地富47亩, 占地10%, 贫下中农403亩, 占地90%; 地主丶富农人平均2.8亩, 贫下中农人平均2.4亩; 占地最多的是一户中农32亩, 占地最少的是一户屠户占地0.5亩; 大地主是一户在圩镇开杂货铺商户, 占地22亩, 小地主是一户失业的教书先生, 占地13.5亩, 富农是一户拥有全村最华丽的房子富户, 占地11.5亩. 这已经是包含了第二次“土改”划多一名地主的数字,如果不是,地主占有的土地就更少。然而,不知为什么到了官方的文件中,地主的占地就成了80%,贫下中农占地20%。这种行径,无疑是有预谋的自欺欺人。
     八月二十日,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内容包括:“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 占有土地?到底占有多少土地呢?很明显是将含义扩大化。“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是以地租方式剥削农民,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管公堂及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一类”,“有些地主虽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有劳动力仍不劳动,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破产了也要做地主,既然已经破产了,又有何地可改呢?很明显是因为他生活还好,看中他的钱财,这才是所谓土地改革的重要原因,日后有很多地主个案,也证明了这一点。“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与地主一例看待”帮人打工人工高也是地主?何地之有?以“乜”为主?“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的成分或其他成分”。直到今日共产党还未做到这一点。六月公布《土地改革法》还算是温和的,但是到了八月《划分成份》已经充满火药味?我们从当时的背景,就不难找出原因。一九五0年六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大军为阻挡共产阵营的抗张,攻打北韩,并声称可能协防台湾,毛泽东惊恐万分,中国刚得天下又被人抢走的事例太多了,所以决定参加作战,军费从何而来呢?本来国家刚立,正是需要资金发展的时候,现在又要应付意外的大匹军费支出,这使毛泽东又想起老套路,延续“打土豪,分田地”。到这时,全国又笼罩起紧张气氛,大批本来不想走的平民百姓,赶在最后限期,仓皇逃窜。
    十二月一日,由军干丶教师组成的“土改”工作队大军奔赴全国各村。“进一步发动贫农丶雇农,团结中农,划分阶级,分清敌我。通过诉苦丶讲评,结合斗争,彻底打垮地主阶級” 。其间,每个不论大小的村庄都划出了地主丶富农。我们调查发现:所谓的地主:大多占有二丶三十亩农田,比全村的平均数多六成左右,通常会请几个工人,设酿酒酒坊或在圩镇开铺,房屋的漂亮程度一般。富农:房屋都比较漂亮。土地比地主少,一般只在家耕种。然而,更滑稽的是:广东英德大站镇有一条只有三兄弟的村,也要划一个为地主。那些人被划为地主丶富民后。全家扫地出门,成年的遭禁锢。钱财由政府没收,房屋丶粮食等家居生活用品分给农民。据一位教师出身老“土改”工作队员忆述:“分得房屋丶粮食丶衣物的人,很多人一辈子也未住过那么好的房屋,未穿过那么好的衣服,个个兴高釆烈。好像着了魔一样。”承着农民获得了小恩小惠的兴奋,接着就是怂恿农民对地主实行马拉松式的斗争,折磨,杀戮。跪玻璃, 吊狗仔, 剥光珠丶等大众化刑罚乃村村必用。夹生打死,枪毙活埋,浸猪笼,剥皮食肉等酷刑时有发生。地主丶富农有90%被迫害致死,很多还累及全家成年人,灭门的也不少。也就是说这批地主丶富农超过了100%死亡。全国大约有一百多万条村庒,总计死亡超过400万人。在中共自己的档案记载中,也有描写一些死亡情况,如身为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在报告中写道:“开始斗争时,群众控制不住,纷纷釆用吊打办法,群众认为地主狡猾抵吊,东阁村七八个地主全部吊打过,地主罗贵昌,三吊三出,拿岀三两黄金;地主罗口培,掩藏白银,不肯承认,后给少儿队搜出,农民用篱笆竹打,愈打愈气,罗回家以后死掉了,他在学校念书的12岁儿子,也给小儿队私下拖去活埋”“男人打男人,女人打女人”“地主陈得胜,全家16口,四口被吊打。四村吊得很凶,最初吊指头,然后吊单边,另一边则绑石头,吊得手指折断,但是一钱也没有吊出”“东阁村农民过去受了地主的气,这次打得气喘不过来还要打,认为打死地主,当他睡目” 只是受气就痛打一番,这足以证明地主并沒有和农民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所谓“剥削压迫”论是出于战争动员和扬马立威须要。
    古大存继续写道:“有些群众,见地主自杀,见死不救,如洪村地主婆跳水沒人救,死了”“簿田乡地主何均,民兵丶农民来搬家物,他自怕受刑,上吊自杀,民兵看见,置之不理,并说,你吊你的,我搬我的。结果吊死,过二天何均的老婆也投河自杀了” 在当时见死不救是普遍现象.一九五二年六月二日,我家被划为地主之后,那些人将我祖父丶祖母丶伯娘绑在我家大屋的上厅上,那时我堂姐只有八九个月大,也沒有人理她,不知怎的她自己爬出了口门,任凭妈妈丶爷爷丶奶奶怎么叫她都不爬回来,女婴爬得很快,眼看女婴就快爬到离我家门口只有七八米远的鱼塘边了,急得我祖父丶祖母丶伯娘额头冒豆大粒的汗,但是却动弹不得,那时街上正人来人往,就是沒人理会,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正好有一个远房的婶婶从门前经过,她看到情况如此危急,她不敢擅自抱开孩子,马上跑到离我家只有两座屋距离的土改积极分子民兵队长那里说:“佐记乌的孙女爬到鱼塘边了,很危险!你快去抱开她吧!”谁知那个积极分子“呸”了一声说:“那是些什么人?不死也没用!干吗要救她?” 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全民疯狂了!
    古大存继续写道:“吊打肉刑据村干部统计,约共有10余种刑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但现实乱打乱杀却大行其道,不打不杀被指是“右”,搞“和平土改”“地方主义”,这样也成为了日后中共政权定法而不守法开端。
    “土改”进行了一个多月。一九五一年一月廿二日,毛泽东电复叶剑英:“1月18日綜合报告收到阅悉,方针是正确的,成绩也很大,可照你们的各项计划去做”七月一日,叶剑英在建党30周年纪念会上谈到土改,批评了“群众要求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尾巴主义。十日丶十七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两论广东农民运动,对广东的土改有所批评,认为“还有一些人未能充分了解农民问题在广东革命事业中的严重意义”,“把农民运动和许多别的工作平等排列,口头上列为中心,而在实际上又把它放在可早可晚、可轻可重的不重要地位”,“所以从全省来看,运动仍然脱不出零落无力的状态”。社论还批评了“那些看到运动有些偏向而惊慌失措并发生动摇的人们”。社论对“群众要怎样就怎样”这句话事实上给予了肯定:这样说固然不对;但80-90%以上的群众“要怎样”时,这样“怎样”大体是和政策相符合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度太慢:“全国有3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福建和广西这两个已经爬上去了,只有广东还没有爬上去”。于是采取组织措施,增派大批干部南下广东搞土改,并从广西调陶铸担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负责广东土改运动。
    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陶铸在华南分局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关于整顿队伍问题,提出“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违法乱纪的恶霸分子,贪污腐败分子,包庇地主的分子,不纯分子,一定要搞出来,根据程度不同,分别处理,一开除,二逮捕,三枪决”,“牺牲少数,教育大多数”。“村村见血丶户户斗争”。于是广东第二次土改轰轰烈烈的展开,这是一场更为严酷的斗争,有更多“漏网之鱼”,在急风骤雨的群众运动中,被揪了出来,三推六问,吊拷绷扒,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戴上地主、富农帽子。有的村子为了完成数字指标,“塘中无鱼以虾为大”,房屋比人漂亮一点就成了地主.
    我祖父就是在这个时候划为地主的。我祖父是原高鹤县有名的大地主------崇中村佐记乌,是全县的重点斗争对象,提起佐记乌40岁以上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我家原有十三亩半耕地,祖父是个教书先生,每逢农忙都会叫五大舅公过来帮忙犁田耙田,由于祖母是个缠足小脚女人,插秧割禾就靠三个姑妈。五四运动爆发后,教学全面推广用白话文,南方政府取消了我祖父的教值,他开始失业。几年后,三位姑妈结婚,大姑妈嫁鸦岗村生有两男一女;二姑妈被媒人和婆家串通,为躺在床上病得五颜六色的儿子冲喜,出嫁那天竟然要用鸡公拜堂,吓得逃去了香港;三姑妈刚结婚后不久,闻传丈夫染上麻风病,也跟着逃去香港。
    一九四九年,解放不久,拥有丶自耕二十多亩田地和一蒸酒作坊的大姑丈自知是村中首富,可能会逃不过要做地主的厄运,随即也逃去了香港。
    一九五一年一月,工作队干部迫大姑丈的二伯,写信骗大姑丈从香港回来,信中说现在时局平静了,很多商店酒铺都已经重开,我大姑丈信以为真,结果真从香港回来了,当时不止是我大姑丈收到这样的信,很多逃去香港的人都收到这样的信,结果都回来了,这一点很多香港人可以作证。当时由于时局动荡,纸币波动大,我的二姑妈丶三姑妈就将所赚到的钱都兑成黄金,以求保值。在大姑丈从香港回乡之时,便将两条金链叫大姑丈带回我祖父。谁知大姑丈一回来便被五花大绑,即时宣布他为地主。一九五二年五月,政府丶工作队丶群众为了挖“底财”,要他们交出源源不绝的财产, 大姑妈丶大姑丈被日斗夜斗,尊严尽失,遍体鳞伤,一到入夜更加痛楚难忍,夜不成眠,痛不欲生。然而,一切财产都已经在去年全部沒收了,又何来隐藏什么金银财宝呢?!但那些人无日无夜酷刑相迫,这使大姑丈信以为真,:“这些人都是为钱”, 只要他交出金银财宝就会没事了,这时他想起岳丈里有他帮小姨拿回来的两条金链,于是他说自己有两条金链放在岳丈那里,就使人叫我祖父将两条金链送过去,而我祖父也心明大义,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只要救得女儿女婿也在所不惜。于是在六月一日当天把金链送过去,谁知金链送到之后,那些人对大姑妈丶大姑丈斗得更加厉害。说他隐藏黄金,而我祖父被当即宣布为漏网地主,替地主窝藏黃金。全家被扫地出门,而当天晚大姑妈和大姑丈双双悬梁自尽。同时,崇中也有一户地主一家共五人相继自尽。很多农村的老人回忆:当时无论在村口丶水边丶山头,到处都可以见到尸体;到处都可以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然而,却极少听到地主的哭喊之声。关于地主自杀近期有很多文章有记载。如叶曙明《1952年广东省“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然而,收缩政策似乎未见成效。那年春节,一股栖栖遑遑之象,在农村四处弥漫。自杀之风,愈刮愈烈。以粤西地区为例,至1953年3月6日止,自杀人数已达1165人。仅2月3日至3月6日,就有805人自杀”。就连陶铸自由也承认自杀不少。叶曙明在《土改》中还说:“陶铸的一个讲话透露,在东莞县也有290人自杀。有60名不是地主,有130名是中、小地主,只有100名是大地主。海南自杀的也不少”。
    在我祖父划为地主后,一家人受尽折磨,茅屋栖身,饥寒交迫,名誉扫地,众叛亲离,低头做人,我父亲被迫退学,我祖母差点被小儿队用铁链吊死,形成梗颈的后遗症。
    一九五三年三月(有些地区在1952年),“土改”的最后一个步骤,分田地开始。工作队把村的所有农田,包括地主的,富农的,贫下中农的,全部没收。然后按照全村的总人口平均分配。地主也分予同样的一份。这是整个“土改运动”中,中共政权唯一沒有食言,按照政策法律执行的。然而,讽刺的是:我家分得十三点五亩!和土改前一样,一分不少。
    “土地改革”最终解释应该是将占多土地的人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人。然而,我家土地“土改”前是十三亩半,土改分得也是十三亩半,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何改之有?!划分阶级是为了清除剥削, 然而,我家靠什么剥削,剥削了谁?!也足以证明中共政权,以土地改革为名,抢劫杀人为实。
     “土改”结束了,但对地主丶富农的迫害却沒有因“土改”结束而终止,“地富反坏右” 在跟着下来的各场政治运动中,永远首当其冲,受到迫害!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毛泽东要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地主丶富农进入了另一个鬼门关。在毛泽东丶林彪丶康生等亲自参与下,形势发展非常快。五月廿九日,淸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他们首先冲击学校。六月六日,《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十一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开始抄家,所有地丶富无一幸免。同时召开大会进行斗争,这些小伙子不像“土改”时的农民还有几分理智,他们更反叛,更愤激,更不受约束,更无法无天。当时被打死的地主丶富农不计其数,很多地丶富女儿遭轮奸,甚至灭门。当时有尸体流到香港,而引起世界震惊。如果按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文革死了2000万人,再按“地富反坏右” 官员丶教师丶工人丶学生丶平民平分,那么地丶富也死了400万人。
    两年前我曾采访过一位被视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潘伙荣先生,他说:“由于土改对我父母的迫害, 使得我从小就产生愤恨情绪, 一直以来, 我对村中的干部都是横眉冷对, 性情刚烈, 什么事都不怕, 就被认定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不认罪, 不改造。于是被拉出去戴高帽, 游街, 戴着二米多高的高帽, 还要弯起腰, 走八九公里的路, 背后的红卫兵当你是畜生一样, 个个抓着大大小小, 长长短短的棍棒, 一边打, 一边叫走快点, ‘我是xx犯xx犯’ 其实, 我自己犯了什么罪自己也不知道, 乱说而已.”潘伙荣继续说:“当时游街七个人去, 那些棍棒丶拳头, 下下到肉, 回来以后连衣服也脱不下来, 因为衣服跟血肉已经贴连在一起了, 我的腰就在那时给打坏了, 现在还经常有腰痛.”说到这里潘伙荣脱了衣服给我看, 尾龙骨屁股上面果真突起一个骨头, 腰骨真给打坏了. 潘伙荣继续说:“说回那次游街, 七个人当中, 当场就打死了一个。回到大队社员大会, 又拳打脚踢, 不管你生死, 我口鼻都流血了. 当天正是大暑天, 在太阳底下晒了那么久, 口又喝,就更加难受。后来三师二军下乡时就最轰烈了, 我们那个时候每个大队都有打死人, 一般都是比较年老的被打死, 我在扶成公社有个大姨母,她的儿子, 十八岁, 为人纯品, 叫甘厚, 也被活活打死, 到现在我还觉得很可惜, 还常常和他的叔叔聊天. 那个时侯每个大队都有拘留点, 只要你对公社有小小不满, 马上就要遭到拘留, 一到晚上非常恐怖, 村中那些广播喇叭不停高声呼叫: 坦白从宽, 扩拒从严, 顽固到底, 死路一条, 低头认罪, 斗争, 一连数月都是这样. 后来我就被关进了监狱, 直到毛泽东死后我才出狱”。
    中共政权之所以说他邪恶,就是他不单令你被人斗,还要令你窝里斗。在文化大革命其间,我亲舅父是红卫兵骨干,在斗争大会上,对我祖父打得最狠的就是他,他时常迫我母亲跟我父亲离婚,并怂恿其他婶母也向我母亲施压。我出世满月之时,我母亲抱我回娘家,一进村子, 认识我妈的人向我妈打招呼: “生了个子还是女啊?” 我妈说: “是儿子”. 此时刚好我妈的亲二婶经过, 她马上大声喊: “生了个子就有什么了不起, 还不是当女儿养, 将来有老婆娶的吗?!”听多了,令我妈有一种人性的扭曲。在家,她是跟丈夫分房睡的。在人性的扭曲之下,母亲竟把自己所出,也变成了敌人。除非我老爸煮饭,如果是她自己煮饭的时候……有一次她煮了汤圆,吃不完,乡下就用来喂猪,她就把汤圆倒到潲盘,倒了也不给我姐姐吃。我姐姐当时三岁,我也不过是手抱婴儿,害得我姐姐从猪潲中拿汤圆出来吃。
    “土改”不单掠夺杀人,而且,使他们的后代也成为贱民,在社会成了受人欺负的对象,他们读书丶工作丶当兵丶婚姻都受到影响,无论到哪里都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
    “土改”对地富是毁灭性的,它是由于中共战争动员丶经费筹集丶扬马立威须要,怂恿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而它对中国伦理道德的伤害是深远的。中共政权也摆脱不了土匪政治的评价。
    5丶土改后遗症
    对于人文的冲击:一场“土改”使到农村的精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农村中的人才所剩无几,耕田能手沒有了,过去曾经是地方象征的地主性土特产不复再现,有些地方在近年免强再竖起来,但质量也大不如前。学士沒有了,农村的道德文化氛围乱得一团糟。乡村再沒有人打招呼了,碰面仿如陌路,就算有打招呼,不论是尊卑老嫩,同样叫一个“喂”字。还有赌风盛行,连女人也一样着迷。过年喜庆,随处可以看到门口对联,上下不分,错漏百出。过去农村特有的田亩书写法,记帐书写法,失传了,全部变成了阿拉伯数目字。乡村喜庆白事用的文书无人识写。
    对生产力的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里说:土改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地主之所以要做地主,因为他耕种能力强,所以比较富裕。而“土改”将所有地主打倒消灭,首先他破坏了人才方面的生产力;将地分给一些不懂耕作的人耕作,降低了土地的产值,造成土地资源浪费,是破坏地方面的生产力;他将一些有其他才能的人强绑在土地上,令他们沒有办法在其他方面大展拳脚,是破坏社会生产力。
    对于制度的冲击:由于有“土改”先例,可以随意沒收私人财产,现在的官员更加肆无忌惮的大量圈地,严重侵害农民的权益。他们不惜用欺骗,诱惑,与黑社会勾结,动用武力,甚至开枪,务求要获得土地为止。过去也曾发生多次官民冲突,如广东中山益隆村警民大战丶广东顺德大良南霞村丶福建上千村等。给社会稳定增加很大的变数。
    对农业的冲击:近三十年中国城市发展不断,工商业壮大,很多农民进城打工。然而,由于“土改”,约束了今日的土地所有制,农民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却不能将在家里的农田变卖,使到他们不惜把农田丢荒,据本人下乡调查: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农田被丟荒,三分之一的农田只种一造,直接令到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对民生构成严重的压力。然而,有志在家种田的却得不到他们的土地,免强租之,沒有经济价值,也不敢作长远打算。
    对未来的冲击:当今社会已经是一日千里,什么都要讲效率,讲科学,讲专业,讲机械,而中国农民还是延用一千多年前的生产耕作模式,小农小块,效率甚差, 土地流转不见成效,因于先天不足,利润微薄,难于使农业专业化丶机械化丶集约化。如果不重新评价土改,不使农村土地集中,过几年我们吃饭也成问题。
    
    ○1《史记》卷十八《陈涉世家》
    ○2 郑廉《豫变纪略》
    ○3《甲申核真略》
    ○4《甲申纪事》
    ○5《明季北略》卷20
    ○6《甲甲传信录》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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