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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助我行(十二)∕郑恩宠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01日 来稿)
    
    中国大陆现行的财税体制是“九四”财政,是政府行政体制的基石,“九四”财税体制是造就今日社会最大不稳定和官员抱团腐败的重要之源。“十二五”期间,中共不仅难以启动行政体制改革,也难以改变现行的财税体制,其结果往往是民怨沸腾升级,社会矛盾激化。届时很可能中共的应对方案,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许时常抛出一部份贪官来“高调反腐”,以平民心、以稳政局。
     (博讯 boxun.com)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一个名为“郑青原”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连续五篇的署名评论上。特别是2010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郑青原”评论的第三篇《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表明中共坚决拒绝普世价值方向的政治改革。中共所称的政改只不过是行政体制的改革。“郑青原”是继“任仲平”、“仲祖文”之后的一个新笔名,有“正本清源”之意。
    以往,许多《人民日报》社论和重要文章,并非出自该报编辑部,而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或中共高层组织所写。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先后批阅修改过《人民日报》的106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地位高于宪法和法律。中共坚持以经济高速发展的政绩保住执政地位,不惜代价地维稳以掩盖社会矛盾。
    2010年11月2日,《求是》杂志发表署名赵强的《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表明中共今后仍坚决反对新闻自由。该文把苏联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该文认为,前车之鉴,我们不会上当------
    吴邦国为何要提出“八个确立”、“五个不搞”?没有土地财政,就没有执政党的经济资源,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绩,就没有执政党稳固的地位。土地财政的收入已占执政党经济资源的七成以上。若全国实行公开的大选,实行信息公开,执政党首先失去的是经济资源,就再难以取得执政的地位。若仅仅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的层面考虑,为何政治体制改革推不动?可能是个误区。
    
    中共迷信经济增长必然提高国民对执政党的认同,进而保住政权。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执政党仅有光鲜的经济增长数据而忽略增长背后的社会公平、公正、法治、民众的自由与政治参与、成果共享的经济结构调整等,必然会导致公众对执政党认同度的下降或人亡政息。如台湾,1986年—1995年的10年间,人均GDP不断增长,但国民党的选票在不断流失。1967年至1991年,韩国的GDP不断增长,但国内政党却不断在分化。1996年—2000年,是墨西哥20年来经济发展最好、最快时期,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却被选民抛弃。1991年—1996年,印度经济一度达到7.8%的增长率,然而执政的国大党在国会选举中败给人民党。苏共领导的苏联经济平均增速长期处于欧洲的前列,直至1989年并没给苏共带来好运。
    由此看来,经济高速增长并不一定给各国的执政党带来好运,这几乎成了一个执政党认同中的“经济增长的陷进”。印度、墨西哥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早在1960年,美国奥古斯坎贝尔等学者就提出过“政党认同”和执政党“回顾性评价”的理论。
    
    当今大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危机,离不开中共1994年实施的财政分税制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中共各级政府实行的还是从“解放区”演进而来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制,到了1990年代初,中央政府已先后三次向地方借款,日子实在过不下去。1994年,由财政部一位副部长提出建议案,不再按以往行政隶属关系组织收入,并由原先的40多种税减为20多种。93年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78%,94年后降为48%,而地方政府所承担的事权与支出上升为80%。这种财政制,使中央政府提升了对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利的高度集中,江泽民一下控制了党、政、军和社会的各种权力。毛泽东、邓小平的枪杆子、笔杆子理论上升为江泽民的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理论。事后证明,这种江泽民个人极权的改革力度、难度、决策层决心之大属世界罕见。最终导致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地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骂娘;乡镇财政地动山摇------
    “94”财政改革,实现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分税框架,但省以下还有四级政府,却未能进入分税制状态。地方政府要维持但又缺钱,因而导致了至今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全国范围内暴力征地和拆迁运动。各级政府一年不征地、拆迁经济困难;三年不征地、拆迁财政危机;五年不征不拆就面临垮台的局面。
    2011年9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管清友研究员披露了一份名为《土地成交价款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的统计表,1989年至2010年的21年间,中国大陆土地成交价款增长了6732倍,而卖地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涨幅也超过300倍,21年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21倍。1989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镇压了百万学生为主体的天安门爱国民主运动,随后进行了以卖地为主的经济大跃进,取得经济“发展的奇迹”,称为“中国模式”,其实是违背普世价值的模式,是掠夺式的模式。
    1989土地收入相当地方政府收入的比例为0.24%,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当年的比例就超过10%,2003年,就达到55.04%, 这一年也是上海东八块和反强迁案件的爆发年,2010年,这一比例达到74.14%,这一年也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年,相比1989年,卖地收入相当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增长了308倍。统计表的各向数据分别来自于1989-2010年官方的《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国土资源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
    六四后,没有土地财政,就没有中共的经济资源和执政地位,就没有全国性的征地、拆迁运动。六四不平反,迄今长达近20年之久的全国征地、拆迁运动的受害者就不可能见到希望的一天。人们不应将经济、政治、社会和民生问题分开思考,我认为海内外的民主阵营中的政治、媒体、外交、学者、宗教、科技人才多,经济和法律人才少。
    土地财政所导致的土地腐败,是中共腐败的根源和制度的核心之一,坚持土地财政和土地腐败,执政党就难免“人亡政息”,中共为何要坚持土地财政?每年要花费近七千亿的维稳费用来控制局势?2010年的土地收入就达2.9万亿,这是十分划算的“治国”方案。我不可能成为这方面的研究权威,但今后社会评价我是冲破中共专制和垄断,不顾牢狱之灾,最早向海内外公开提出中共土地财政和土地腐败“秘密”的草根研究者之一,那是件很幸运的事。
    “九四”财政导致了“城镇化大跃进”和国民“住楼大革命”等今后哭都来不及的灾难性后果。那种以强迫命令、出动警力来“消灭村庄”的“新村建设”或“城镇化”,有多少民居变废墟,又竖起多少烂泥楼,荒废了多少中华民族祖辈赖以生存的田地?日前,江西宜黄县一位官员为其县领导亲自动手强拆民房,逼死人命、截访、夺尸作出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雷人之语。10月13日广西苍梧县又惊现了拒绝强征农田的村民群起阻止“人工湖项目”的施工,并同到场劝说的官员、维持秩序的公安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
    2010年4月,中共用举国体制来进行房地产的调控,是2004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此背景下,2012年是召开的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年,也将是1998年以来房地产业陷入最困境的一年。房地产业资金链更加紧张,成交量继续大幅下滑,城市化加剧了对住房的刚性需求,房价不会大跌,大批年青人婚房得不到解决,社会处处是爆炸桶。利比亚人均生活水平高于中国大陆几倍,但2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将七成,是80后、90后推翻了卡扎菲政府。
    “九四”财政是中共未经充分论证的过度性措施已实行了16年之久,是进还是退,是保留还是改变?若朝一个科学的财税体制稳妥迈进,至少要 15年。那么大陆的强征暴拆的恐怖行为,至少还要延续15年?
    
    中共媒介一再鼓吹GDO将超日本,但届时中国人均GDP也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不等于是第二大经济强国。他山之石,上世纪80年代日本试图超越美国成为第一经济体,却陷入“日本病”。中国是否已经染上“日本病”?
    历史证明,一些国家一旦形成固定的发展战略,就会产生对路径的依赖,最终生出“X国病”。例如,“日本病”由“日本模式”带出,而“日本模式”与日本的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有关。强力政府推动的模式一时非常见效,在亚洲日本第一个实现工业化。从1950年代未到1980年未的30年间,GDP的增长在8.5%—8.8%间,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很相像。
    “日本模式”是以高污染为代价的高速发展模式。政府大搞大型基础建设、不但出现了大量的“烂尾工程”,官员与公司之间权钱交易十分猖獗,产生大量腐败和豆腐渣工程。随着赖账、臭帐不断暴露,经济泡沫终于破裂,老龄化社会加剧了经济包袱,日本经济出现了停滞。
    学界除了“日本病”之外,还有“英国病”、“荷兰病”、“法国病”、“美国病”、“印尼病”、“泰国病”等。其病共同点在于,都有过一些特色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果。这些国家一旦形成固定的发展战略,就会产生对已走发展之路径的依赖,最终得“病”。有许多经济体,对“病”能拖一天就一天,能瞒一天是一天,能赖一天是一天,总有一天大病爆发,不得以花巨大的力量去修补,有的用20—30年,有的花了半个世纪。
    “日本模式”是整个东亚模式的第一个版本,韩国、台湾等“四小龙”是这个版本的一期学生,泰国等“东亚四小虎”是这个版本的二期学生,中国是三期学生。新加波是学日本的,1980年代中国先学日本,学新加波是后来的事。中共现派大量的干部去学新加波,实际转了个湾在学日本,是十分愚蠢的。可以认为,所有的“病”的模式都有过辉煌,但若不正视问题,不及早采取应对之策,早晚会形成“ⅹ国病”。只有认清这一点,不至于过五年 、十年后、全球都会看到“中国模式”变成了“中国病”。
    
    
    上海两千名干部都被要求自觉申报房产结果‘惊人’,甚至有主动上报家庭房产十几套的官员。其中一个细节是,最初纪检部门打算对低价房优惠超过50万元的官员房子逐一审核,后因工作量太大不得不改成100万元”,最终查处的结果是且大欢喜。2010年11月11日,《扬子晚报》透露: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书记李荫奎;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先后受贿1575次,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
    对于日益失去人心的中共,近期是否会抛出一些贪官来显示高调的反腐决心,以平民心、以平民愤、维护稳定?去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意见》,该意见称:“与农村村委会相比,城市社区居委会承担社会管理任务更加繁重,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更加突出------”。全文强调居委会的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大幅度提高居委会成员的福利待遇。从中看出大陆处处是危机和动荡的火药桶……
    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十分艰难,改革初期意识形态的阻力非常之强,现在已经相对变弱,但当前利益集团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许许多多私利都被包装成国家利益,执政党的利益被包装成民族利益。大陆今后不仅难以实质性地启动政改,连行政体制以及财税体制都很难以改革下去。但人们应见到坚冰也破,有了市场力量之后,民间的,体制内有识之士的力量不断壮大,不断地动摇旧体制。任何一个变革都不会在短期中完成的,这也不断考量着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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